读书频道----尽享财经智慧 (2) (重磅推荐) “蚁族”创业者疯狂造富历程：圈钱 ☆ 早知道就这样管钱 94页140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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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以上，而且中国的化肥是以煤炭为主要原料。为了保证农业用肥和抑制产能过剩，我国对化肥出口始终征收高额出口关税，2008的关税税率最高时曾经一度达到了175％，尽管2009年取消了部分关税，但税率仍然在20-35％之间。结果到了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国际市场化肥价格随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中国的化肥价格又变得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了。与此同时，国内所需的钾肥却有70％需要进口，钾肥的价格当然就被高估了。

　　最终的结果是，每年10月份连云港和日照港等待淡季关税下调之后准备蜂拥而出的化肥依旧堆积如山，化肥价格每年春耕的时候仍旧雷打不动的上涨。2010年，化肥行业国内产能过剩已经接近1000万吨，同时还有数百万吨的在建和拟建项目。

　　价格扭曲表现在具体产品上远远不止汽车、天然橡胶和化肥，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都是如此。国内价格体系的扭曲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就是行业或产品的平均利润率所反映的并非真实的投资产出率，实际不具备优势的行业现在是赚钱的，资金就会投向这个行业；实际具备优势的行业现在却可能是亏钱的，资金就会流出这个行业。由此所引导的资源配置方向和结构就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打个比方说，如果不是汽车高额关税的存在，中国的汽车及配套产业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本进入，也就不会有那么高的资源消耗。当我们指责美国人民在以“浪费”的方式消费中国的廉价商品和资源时，有没有人想过中国商品为什么会这么“廉价”？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升值一倍，中国人民不也可以消费外国人的“廉价商品”了吗？当然这只是假设。价格是引导市场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既然汇率是一种价格，那么中国商品的“廉价销售”就是市场的选择，这根本就没有指责的必要。

　　价格体系的扭曲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源配置结构被严重扭曲；资本产出效率也被严重扭曲。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叫做价格引导作用失效造成投资产出效率低下。通俗地讲，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的主要产业，很可能并不是我们所擅长或者具备优势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长处和短处，也就无法“扬长避短”。下图则形象地表明，随着中国物质资本的不断增长，资本产出效率却在不断下降。

　　1978－2005年中国物质资本产出率与物质资本增长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判别标准与动力源泉》，泉云鹤 吴江平 王平，《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价格体系扭曲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结构的扭曲，还可能会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以橡胶为例，海南和云南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其实并不适合种植橡胶。但由于进口关税的存在，随着2000年之后的全球商品价格的一路走高，橡胶价格也一路攀升，导致两地大举砍伐天然林改种橡胶林。据中科院勐仑植物园的研究，每亩天然林每年可蓄水25立方米，保土4吨，而橡胶林每年每亩造成土壤流失1.5吨，吸取地下水9.1立方米。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西双版纳的许多村寨已经出现了自来水断流、井水干枯的现象，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出口价格低估

　　币值低估造成出口价格的低估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出口商品是用外汇定价结算的，本币汇率的低估就意味着出口商品的价格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才会不断扩大，外汇储备也在不断增加。

　　出口价格低估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量的资源产品被“贱卖”，因为出口一美元就可以换回来至少6.8元人民币，比在国内销售赚钱多啊。结果其在国内的价格却由于供应短缺而不断上涨。所以，汇率才是资源危机背后真正的“推手”。

　　一方面是非出口领域的投资效率低下，资金不愿意投向非出口领域；另一方面价格有竞争力就意味着做出口赚钱容易，投资也就自然而然地会不断地投向出口领域。结果是出口的竞争越来越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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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价格越来越低，出现8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结果就造成过剩的资本则只好流向以地产为代表的非实业领域。以“呜呜祖啦”为代表的“中国制造”在南非世界杯上像蝗虫一样的喧嚣，折射的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尴尬。

　　同时，出口加工要求尽可能地靠近港口，所以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向沿海地区配置。这样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沿海地区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二是在投资的带动下，劳动力“孔雀东南飞”所形成的消费能量会进一步带动沿海地区的消费，地区差距会越来越大，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

　　最终产品价格严重虚高-左晓蕾的困惑

　　汇率问题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呈现出“城乡二元结构”之外的又一个层次的“二元结构”-“出口和非出口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

　　首先，出口部门消耗了大量的国内资源，在需求的拉动下使得本已经被高估的价格体系再次高估。

　　其次，出口部门所赚取的外汇被兑换成人民币，这部分人民币并没有对应的商品，属于纯粹的“流动性”，导致非出口部门的“流动性泛滥”，非出口部门的商品价格再次被拉高。

　　所以，国内最终产品的价格已经扭曲到了极致。具体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的外国友人到中国消费时觉得中国的物价高。早在2005年，我的新加坡朋友们就纷纷指出，他们觉得京沪广深这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太贵了。当时我还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事情。等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认识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居然也开始表示他们觉得中国的物价有些贵了。当时我仍然没有过多思考这个问题，只是隐隐觉得其中有些奇怪。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今年年初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好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和泰国物价的比较，于是就查找了一下这篇文章。

　　2010年2月24日，左晓蕾女士在上海证券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泰物价之比让人困惑》。左女士讲她春节去泰国时发现泰国的服务业价格如餐饮和的士价格比中国低20％到50％，皮尔卡丹衬衣价格是中国的60％。而左女士认为泰国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应当价格高才对。同时她发现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欧美，比如她去美国的时候发现加州机场的比赛特风衣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后连国内售价的40％都不到，法国的某品牌服装在法国的售价折合成人民币也只是国内售价的50％左右。但是，左女士发现皮尔卡丹衬衣却是在中国生产在泰国销售的。她觉得如果按照价格之比的话，这些衬衣应该在泰国生产在中国销售才对。于是左女士就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产生了不解，认为要使价格水平相当的话人民币应当贬值才对。由此她甚至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出现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设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的经济格局，完全不同的全球分工，完全不同的全球消费和贸易规模，肯定有许多并不合适直接套用传统贸易理论的新问题。

　　我不太理解左女士为什么会把一件小本生意人都能够算清楚的事情搞得如此复杂，居然上升到了贸易理论的高度。所以我就想在此帮她解释一下这种“奇怪”的现象。经常去欧美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左女士文章中所讲的现象，乍一看这种现象确实不合理。但是，这种比较本身就错了。错在哪里呢？错在上述比较的对像是零售价格，而不是生产成本和利润率。零售价格在不同国家的内容大相径庭，因为从生产到零售所经历的环节太多了。税收、仓储、运输、店铺租金、人工、水电 每项开支都会对终端价格产生影响，综合影响的差异可是非同小可。比如左女士已经发现了泰国的的士比中国便宜很多，那么首先就可以推理出泰国皮尔卡丹衬衣的物流费用要比中国低很多。所以，如果要得出左女士的结论的话，只能从两个方面去比较：生产成本和利润率。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皮尔卡丹在泰国的生产成本一定会高于中国，而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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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两国销售皮尔卡丹的利润率也一定是差不多的。否则左女士的困惑要成立的话皮尔卡丹公司和比赛特公司早就倒闭了。

　　当然，国内外的这种价差确实催生了一些“名牌代购”的生意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只能以一种小规模的虚拟形式存在，不信你在中国开实体店试试看还能不能赚到钱。

　　我可以非常不客气地实话实说，左女士困惑的原因在于她距离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过于遥远，把经济这棵本应在自然界生长的大树移植成了温室里的盆栽。这绝对不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个案。但是左女士的困惑恰恰证明了中国的最终产品价格已经被扭曲到了何等地步。

　　价格扭曲的最终结果也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内来讲，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难以实现并形成产能过剩。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像风电、太阳能、LED这样的新能源产业在中国都能够迅速地出现产能过剩。因为资本实在是找不到适合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就成为资本必然的选择。房地产行业则生逢其时，成为资本尽情渲泄的舞台。

　　对外而言，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正在不断下降。“汇率扭曲－国内价格体系扭曲－资产配置结构扭曲－资本产出率下降－资本溢出”的链条在中国已经形成。

　　2010年4月16日，日本松下电器宣布在印度投资1.6亿美元建设一家空调生产厂，并计划在未来的三个财年内在印度投资总共300亿日元。由此引发了国内媒体对日本在中国和印度投资的关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年中，日本对印度投资就增长了4.3倍，并一举超过对中国的投资。在2006年、2007年，日本对印度投资分别增长了15.9％和27.1％。在此期间，日本减少了对中国的投资，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下降29.6％和22％。2008年中国统计日本对华投资微增1.7％（日本财务省统计2008年对华投资下降3.7％），2009年上半年下降6.1％，下半年恢复性增长。

　　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方式近年来也发生了明显改变。2005年以后，日本的投资方式由原来的直接投资，建厂房、转移技术，转变为购买股权、并购；原来生产产品直接出口，现在则是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不再追求技术上的国际标准。当我们的目光一直聚焦在以高盛、美林为代表的国外资本在中国以收购股权的方式大肆“攻城掠地”的时候，我们的邻国日本，居然也在大搞收购进行投资。这厮直到今天，依然不改“悄悄进村打枪不要”的本色。

　　联想到第一部分中发现的外商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不断降低，日本的对华投资的转变绝对不是偶然。我到现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外商投资在固定资产中的比重在1997之后就逐年下降到目前比80年代还要低的水平。1997年正好是中国净出口率开始大幅提升的时点，从1996年的2％提高到4.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的数据绘制

　　也许有人会说日本的海外投资目的地转移有其他因素的考虑，但是任何人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定都是理性的，除非出现了价值观上的重大分歧。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下图是资本产出率的国别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统计数据计算编制。

　　中国近年来的增量资本产出率都维持在5以上，也就是说投资额每增加5％才能获得1％的新增产出。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国内企业也不得不去海外进行投资才能获得正常的投资回报。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冰火两重天-美国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的压力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2004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就曾经说过：美国不必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压力，中国早晚会因为无法忍受的通货膨胀而主动升值。

　　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2010年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所施加的压力几乎是空前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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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为什么要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战略目的而“遏制中国”？为什么国际社会也会有赞同美国的声音？这需要对美国的经济进行一下分析，如果美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的经济没有联系，那么美国一定是别有用心。但是如果美国经济问题确实和中国经济有着内在的联系，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正视问题的存在。

　　美国的经济相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比较特殊，之所以特殊是因为美元不仅仅是美国的货币，更是世界通行的国际结算的“硬通货”。所以，鉴于汇率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分析美国经济的重点就应当放在美元汇率、出口和货币政策三个方面。首先我们看汇率和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绘制。

　　当我找到美国的GDP三大需求构成时，不禁又是一声感叹：稳定！这和德国的图形几乎如出一辙。由此我相信，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通常都保持高度的稳定。

　　那么按道理美国的经济应当在各方面都保持长期协调发展才对，但是美国的经济指标和德国相比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从1976年开始，美国的净出口率一直是负值，也就是说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这一点世人皆知。但是有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美元指数在1976年至今的波动幅度超过60％，在上上下下的波动中，美国的贸易逆差从未消除。至于其他因素，我想我们只有学习的份。否则多年来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要让我这样一个区区小人物挑出毛病来，美国经济早就垮掉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美国实行的是自由经济主义，资本来去自由，汇率也是由市场所决定。但是美元的汇率和美国贸易顺差之间的联系和其他国家相比实在是太弱了。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就理所当然成为分析美国经济的唯一焦点和问题所在。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 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内在矛盾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特氏顿时名满天下。按照我个人的理解，“特里芬难题”难题的本质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无论美国如何努力，总会有一部分美元沉淀在外国，实际在美国流通的货币总量无法控制。换句话说，美国发行的美元总是不够用，因为无论你发行多少总会有一部分流到国外，而这些美元什么时候流回来和流回来多少，没有人知道。所以美国经济面临的本质问题是控制美元总量和满足商品流通对美元需求之间的矛盾。我现在开始明白了为什么上一章会发现德国在1985年之前居然会一直是贸易逆差，原因是德国马克在七十年代也成了国际货币，德国当时也存在“特里芬难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在2002年之后的出口突飞猛进，因为德国马克在2002年被欧元所替代，德国的“特里芬难题”消失了。

　　尽管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了，但是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仍然是国际贸易结算的首选工具。所以对于美国而言“特里芬难题”却仍然存在。

　　美国的贸易逆差最严重的时候出现在两个时段：一是八十年代；二是1998年至今。八十年代的贸易逆差是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的，准确地说并没有解决，只是把贸易逆差降到了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大家耳熟却未必能详的“广场协议”的结果是美元贬值（这一协议通常被误解为日元升值），那么当时的美元贬值是如何实现的呢？

　　1985年9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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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五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一致同意，“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汇价应该进一步走强”，他们“在有必要时将进一步合作，进行干预”。之后五国就在外汇市场上大举抛售美元，并带动市场跟风抛售，从而引起了美元的贬值。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讲清楚，就是钞票不是股票：股票交易仍然是商品交易，股票本身的价格是独立的，可以通过一种货币的买卖来形成；但是外汇本身没有独立价格，外汇价格的形成必须也只能依附与另外一种与它进行交换的货币。所以，西方五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只能是用手中的美元买本币，如此才能造成美元的贬值。也就是说当时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四国手中一定有大量的美元储备，否则他们卖什么呢？我试图去寻找当时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用以衡量当时的美国货币失衡情况，但是我发现这个工作量实在太大，只好作罢。我们所知道的结果是随着美元的贬值美国的贸易逆差迅速缩小，并在九十年代初几乎达到均衡状态。

　　在整个九十年代，随着拉丁美洲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固定汇率制度终于在世界范围内宣告寿终正寝。但是，也许是这些国家实在是被长期的外汇短缺带来的经济动荡折腾怕了，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收藏美元”。比如在上一章我们看到，泰国2008年的外汇储备达到1087亿美元，墨西哥2010年6月18日起外汇储备也宣告超过1000亿美元大关，智利2008年末的外汇储备也接近800亿美元。但是，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和日本、中国相比，也就是个零头：2010年日本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美元；中国2010年6月份的外汇储备居然达到2.47亿美元！但是，美联储网站上显示，美国的M2总量到2010年6月底只有8.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8.6万亿美元其中有40％为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所拥有。哇噻，美国危矣！

　　这样我就产生一个问题：尽管其他国家“收藏”的美元一方面有一部分通过购买美国的国债回流到了美国，另一方面通过海外投资回到了货币循环当中，但是毕竟流通在美国之外的美元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这些美元流回美国的速度将越来越慢，那么，美国的货币够用吗？下图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情况。

　　资料来源：GDP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M1、M2总量数据来自于美联储。其中M1、M2和GDP比值数据在右轴。

　　从上面这个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愧为世界央行的“典范”：从1970年至今，美国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重长期稳定，而且在九十年代至今长期低于0.6，这说明美国的货币周转速度非常之快。这一速度是日本的两倍多。看来美国作为多年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绝非浪得虚名。即使是在2009年媒体纷纷指责“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的时候，美国的M2/GDP的比值不过刚刚达到0.6，只比2008年增加了3个百分点。

　　2．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运用对货币总量的影响非常小，这说明“特里芬难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非同小可。但是，美国利率政策的运用在应对通货膨胀的方面简直是立竿见影药到病除，我们不得不对美联储再赞一个。

　　3．在美国M2和GDP的比值保持长期稳定的同时，美国的M1（美国的M1包括现金、旅行支票和活期储蓄，英文叫做Currency、 traveler's checks和 demand deposits）相对于M2却在长期下降。由于M1是经济日常循环中的货币，所以，美国的货币越来越不够用了。随着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美元贬值，美国的M1总量也开始逐步恢复，终于在1994年前后恢复到七十年代初的水平。但是，随着美元汇率从1995开始再次走强，美国的M1不但开始一路下滑。而且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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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M1的下降还伴随着M2在一定程度上的上升。更重要的是，2001年之后美元汇率的贬值也并未阻止这一趋势的形成。

　　4．如果用M1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美国经济的话，美国的这一比值从1995年开始随着美元汇率的走强不断下降，在2000年之后，平均保持在11％的水平上，2006年和2007年的这一比值只有10％。这一比值，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以2008年和2009年这两年为例，美国只依靠1.3万亿美元的现金（旅行支票在美国相当于现金使用）和活期存款就维持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机器的运转。美国实在是太牛叉了，这简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5．美国要在不滥发美元的前提下解决货币短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发行国债。因为其他国家过多的美元储备留在手里事实上没有意义，也需要有个去处，所以美国国债的发行也为各国的美元储备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去处。但是毕竟以发行国债的方式回收美元不是正常的货币流动，那么，美元经济能够不出问题么？很多声音指责美国国债是“最大的泡沫”，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买呢？所以，只要各国不停止“收藏美元”，美国国债这个“最大的泡沫”就会一直存在。美国国债的本质是：“美元收藏家”们用出口的商品加上本国的资产泡沫来换取美国政府的“白条”。同时美国国债成了公开的“庞氏骗局”-美国发新债还旧债就可以，而且也只能这样。

　　6．由于美国商品流通体系中流动性严重不足，所以美联储近年来已经不敢加息了。因为加息不仅会使美国的流动性问题雪上加霜，而且会导致需要支付的国债利息越来越高。美国的货币政策被“美元收藏家”们“绑架”了。

　　所以美国的货币流通量在2000年之后出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商品流通领域的美元越来越少，造成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在商品流通领域沉淀在国外的美元以国债、银行存款和股权投资的形式回流到美国，造成非商品流通领域的美元越来越多引起流动性泛滥。这反映在货币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一方面M2总量在增加，另一方面M1的总量在下降。美国经济出现“冰火两重天”现象。

　　因此，如果把美国经济比做锅，把美元比做锅盖，美国经济的问题是要用五个锅盖盖十口锅。就算美国是千手观音，总会有盖不过来的时候，千手观音也要休息也要吃饭啊。美国容易么？所以，美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世界各国“收藏美元”所导致的美国货币流通“冰火两重天”的问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80年之后利率和CPI之间的相关性开始下降，也可以解释美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要借钱消费。但是美国的老百姓要从银行借钱得总得有个担当啊，不然银行凭什么借给你钱呢？于是一方面是商品流通领域对美元的极度饥渴，另一方面是非商品流通领域的美元流动性泛滥，“次级贷款”生逢其时，成为“冰”与“火”之间的桥梁。玄冥神掌和九阳神功相斗自然会惊天动地，“次贷危机”想不产生都难。当然，我们可以将金融危机归咎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不力，但是所有的监管往往都是滞后于问题的发生。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早晚要来。这是由国际“收藏美元”的大气候和美国国内金融领域流动性泛滥的小气候所决定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国际社会指责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持续增长的高顺差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并不是没有道理。其实高顺差是表面现象，干预汇率而“收藏”的美元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所以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也是情非得已，因为中国“收藏”的美元最多。2009年2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会议上公开宣称：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是负有责任的。他认为如果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会有这么多的货币发行，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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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所以这次经济危机中国是有责任的。

　　张院长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并随后招致学者和意见领袖们多方“怒斥”。不知道在我得出和张维迎教授乃至西方的学者“政客”相同的结论之后，会不会也招致“怒斥”？

　　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来的。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人民币汇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被掩盖，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出口，比如东南亚国家。

　　中国目前出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的商品为主，而低附加值的商品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但是，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不合理导致我们的出口产品在价格上仍然存在着优势。这样其他国家要想获得这种被掩盖的优势只有把本币币值压得比人民币还要低，但是这样显然会对经济造成影响。

　　大名鼎鼎的张五常教授一再地说中国的竞争对手不是发达国家而是东南亚国家，这种观点在内地也很有市场。但是这样的逻辑相当于：我不赚这块钱，就让别人赚去了。如果一个命题成立，那么它的逆否命题也成立。这个逻辑的逆否命题就是：为了不让别人赚这块钱，我来赚这块钱？！这不是自己没事找事么？这个命题的错误在于：“我赚不赚这块钱”和“别人赚不赚这块钱”之间根本就没有必然联系。自己一个人总不成把天下的钱都赚了吧？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难道要和东南亚小国去拼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张五常教授的思维逻辑，已经无法从经济上去解释了，只能从文化上去找原因了。

　　其次，比较优势不是绝对成本的优势，而是机会成本的优势。也就是说，即使是我们在某此产品上确实具备比较优势，也并不意味着别人的成本一定就比我们低，而在于别人有更赚钱的事情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所以，当中国的纺织服装业的企业家们还在拿着计算器计算汇率和利润的关系的时候，西班牙的ZARA和瑞典的H&M已经空运到中国大行其道，来自于欧洲本土的服装在中国的家门口大肆兜售“穷人的时尚”。请大家注意，这还是在人民币币值低估的背景下，也就是说ZARA和H&M目前在国内的销售价格是被高估的。这就是对比较优势最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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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扭曲了美元的汇率，扭曲了全球价格体系。

　　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经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2009年一举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超过日本估计也是分分钟钟的事情，所以人民币的汇率已经不是单纯的区域性的内部事务了。打个比方说，你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你和别人做生意的话，成交价格怎么定，就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

　　既然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经如此之大，并且又“收藏”了高达2.47万亿的美元，这样就导致美元的实际流通量在减少，也就是说美元的汇率被高估了。更准确一点说，美元的流动和商品的流动脱节了。大家都知道大宗商品基本上都是用美元来计价的，美元被高估也就等于大宗商品的价格体系被高估，就等于全球商品的价格体系被扭曲了。全球价格体系扭曲的典型表现就是这些年大家感觉“中国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涨价”，也就是郎咸平教授一再提及的“阴谋论”和“定价权”的说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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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谋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成立：你必须证明这些商品别人买是一个价中国买是另外一个价。不过没有人发现大宗商品的供应商有对中国买家搞价格歧视的现象。因此所谓的“阴谋论”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经济无关。

　　所以，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就来自于人民币的汇率机制所导致的美元流动失衡。现在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日本现在拥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什么日元现在没有升值压力？众所周知，日本在1998年就放开了资本市场，日元的汇率也是自由浮动的汇率。也就是说日本的外汇储备是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回来的，既然能够买到，就说明有卖的，买卖自由，谁也没话说。而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买的，这个区别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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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谁的美元？谁的问题？(1)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教会你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木棉小树

　　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假如泰国当时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那么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先不去评论这种说法是对还是错，总之这种观点对决策层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央行就在不停地用人民币买美元，到2010年6月份累计买到了2.47亿美元，占到美国2010年6月份M2总量的29％。既然我们现在“发财”了，有了这么多美元，数钱玩估计得数到手抽筋，我们得寻思着这钱怎么得花出去。毕竟美元这玩意不是我们的货币，在国内不能流通啊。

　　1．美元的存放问题

　　这么多钱首先得解决存放问题。地下室肯定不行，放那儿发霉怎么办？何况这么多美元并不都是现金，必须得找个银行放着。中国的银行肯定不会要那么多，因为得付利息啊，银行也不能印制美元付利息。而且关键是中国的银行不缺美元，对这玩意不感兴趣。想来想去只有存放在美国的银行了，毕竟美元是美国的货币。

　　2．怎么花钱是个问题

　　手里有了钱，当然要考虑怎么花出去。美元是国际货币，是有购买力的，放在手里实在是一种浪费，万一哪天贬值了怎么办？但是政府不是企业，在购买物品的选择是很是纠结，很难确定需求。何况政府和政府背景的企业花钱又比较敏感，采购飞机、高铁设备什么的没有问题，要买点别的什么东西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联想。于是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被拒绝，中国铝业入股力拓时力拓居然不惜付出2亿美元的违约金毁约，购买美国的高科技人家说什么也不卖。想想也正常，换了哪天美国政府要来买我们的油田、煤矿甚至是核潜艇资料，我们肯定也不卖。这压根就不是钱的问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这个钱很难花出去。尽管这几年我们也逐步放开个人用汇和企业贸易项下用汇，并鼓励企业上国外去投资，但是杯水车薪，汇率问题不解决，外汇储备只会越来越多。这和日本当年的用汇政策十分类似。

　　日本在1971年宣布，国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汇，并可以把这些外汇带出境，如果入境公民带来很多美元，这些公民不应该将这些美元兑换成日元，而是应该自己持有。随后，日本对企业用汇给予了“自由化许可”，日本的对外贸易企业可以自己保存赚得的外汇，只要向央行汇报一下金额即可。但是，日本政府开始对本国企业海外上市带回大量外汇感到担忧。1970-1980年末，日本外汇储备由44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52亿美元，增加4.74倍，和美国相当。1985年小幅增加到265亿美元。《外汇和外贸管制法》1980年开始修订，开始逐步放开，但尽管如此，很多交易仍然需要事先登记；1998年真正放开管制，该法律更名为《外汇外贸法》。

　　3．收益问题

　　如果从收益角度来考虑，外汇储备全部存在美国的银行里利率低了些，国债的利息高一点，得拿出一部分买美国的国债。所以我们已经成了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大约是9000亿美元。尽管我们也知道美国不可能把这些债务还清，因为美国的国债余额已经超过13万亿美元，和2009年的GDP总量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只需要发行新国债就可以还掉旧国债，所以不必担心美国还不了。当然，为了分散风险，我们也买了一些日本国债和欧洲国家的国债，不过在数量上和持有的美国国债相比顶多也就是撒了一些胡椒面。

　　但是光是存在银行和买国债收益仍然不太过瘾，可以组合一下，自己进行一些高风险的投资。但是投资是有风险的，中投公司第一笔海外股权投资所购入的美国黑石公司的股票，至今仍然在套牢中。所以，“汇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4．货币政策问题

　　收购外汇只能是用人民币买美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6月份央行共计发行了18万亿人民币来买外汇。尽管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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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央行票据进行了对冲，但是到2009年底仍然有7.3万亿元的“漏网之鱼”（央行网站上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2009年底的金融机构存款额为10.2万亿元，外汇占款额为17.5万元亿元）。等于2010年6月份时国内的商品价格总额被“拔高”了7.3万亿元左右。如果考虑到货币乘数，国内商品价格总额被影响的金额更大。

　　这样，低利率和上述外汇占款导致的人民币投放迭加在一起，就实现了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通货膨胀）”这一矛盾的“统一”。

　　5．抛售问题

　　既然巨额外汇储备产生这么多问题，干脆卖了算了。何况这些年似乎我们总在受美国的气，美国的政客学者们整天对人民币汇率指手画脚，实在是受够了。我们抛售美元还可以让美元汇率下跌，搞一下美国。这么多的美元，相当于“货币核弹”啊。但是，当我们打算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可操作性实在是太差了。因为外汇这玩意不是股票，外汇本身就是钱，我们要卖美元的话必须买进另外一种货币。可是买谁呢？泰铢和智利比索现在看起来都有升值的趋势，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全部货币加起来也不够我们买啊，再说了我们去坐庄上泰国和智利搞事从道义上说不过去啊，关键是最后仍然还得换回美元。寻思来寻思去买谁的钱都不能买，或者说找不到下家接盘，要真想消化掉只能买人民币了。可是当初我们就是用人民币买的这么多美元，岂有再用美元把人民币买回来的道理？想来想去这么多美元居然既花不了也卖不了，只能存在美国的银行和买美国国债了。你说是不是有些胸闷？

　　我们的外汇储备，高达2.47万亿美元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居然成了烫手山芋。而化解外汇储备的唯一办法，居然是用美元买人民币。尽管这样做似乎有些可笑，但仔细一想却是唯一的化解之道，因为这样一来可以消除流动性和通货膨胀压力，二来可以让这两万多亿美元回到商品流动循环当中消除国际社会的压力，三来我们的利率政策也能够起到作用了。但是，这样做就意味着要放开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所以，巨额外汇储备的本质结果就是：中国用廉价商品换回来美国政府的“一堆白条”和美国银行的存款凭证，同时转变为商业银行存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美国人民在用赊账方式消费中国的商品。外汇储备，居然成了问题。打个比方，一个人只有保持正常的新陈代谢才能为身体的健康提供保障，如果把美元比做食物，中国经济是只进不出，美国经济是只出不进；反过来把出口商品比作食物的话，则中国经济是只出不进，美国经济是只进不出；双方的新陈代谢都极不正常，出现问题就在所难免了。

　　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全球货币体系和经济失衡的话题也成为一个热点，二十国集团在2009年的伦敦峰会上提出了“超主权货币”的概念，倡议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即美元。理由是美元的“霸权”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

　　但是我们通过对美国经济的分析已经发现，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是美元流动的失衡，更准确地说是美元与“美元收藏国”货币的流动和商品流动的脱节。因此只要各国停止“收藏美元”的工作，放开资本管制，让汇率自由浮动，所有的货币流动和商品流动自然就会恢复到同步流动状态，全球经济就自然会恢复平衡。所以，全球经济经济失衡和“超主权货币”并没有关系。何况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也是历史形成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其次货币是流通手段，是商品流通的中介，也是价值的尺度。简单一点说货币一定要和商品对应起来。那么，“超主权货币”有和它对应的商品吗？发多少？发给谁？价值如何确定？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超主权货币”根本就不是货币了，又怎么谈得上充当储备货币呢？

　　让我们重温一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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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谁的美元？谁的问题？(3)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教会你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木棉小树

　　71年尼克松政府财长康纳利的名言：“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这句话放在今天可以这样修改一下：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是由于“美元收藏热”的兴起，美元成了大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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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该放手时须放手(1)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教会你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木棉小树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我们要实现“调结构”的目标；另一方面不合理的汇率严重扭曲了国内价格体系，价格对投资的引导作用和“调结构”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出口部门的资源配置几乎达到了饱和的地步：我们用8亿件衬衣才能换到一架波音飞机，在南非世界杯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呜呜祖拉”之父居然只赚了10万元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部门已经无法吸纳多余的投资了。另一方面，非出口部门由于价格体系扭曲引起资源配置结构的错误，从而导致资本产出效率低下。这样非出口部门也无法吸纳更多的投资了，目前众多产业或产品的产能过剩就是最好的证明。千头万绪，唯“汇率”马首是瞻。

　　但是，当市场受到干预的时候，市场一定会做出反应直到实现货币和商品的同步流动，那就是大宗商品涨价。这个结论的逻辑在于，各国的超额美元储备一定是通过低估汇率来获得的。而在低估汇率的情况下，其国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是被高估的。那么，市场调节如果要最终实现货币和商品的同步流动，就只能通过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来促使美元储备国的价格体系不断地高估。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调对美元储备国国内价格体系的高估会产生放大作用，直到其汇率不再被高估从而消除贸易顺差甚至使其出现贸易逆差。如此，美元储备国的美元储备就会停止增加乃至慢慢减少，从而实现货币和商品的同步流动。

　　也许我的这个结论有些过于耸人听闻，但是在我过去研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时候，我发现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很难用供求关系和美元指数来解释。我也就此请教过一些业内人士，但都无法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以石油为例，20世纪两次石油危机发生的时候，石油都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1986年到1988年和1997到1999年两个时段石油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却是供小于求。而价格比较稳定的时期大多数年份也是供小于求。

　　资料来源：《全球大宗商品供求价格弹性分析》，滕泰 羿伟强 赵虹 杨东华，《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上面这张图的作者注明了数据是来自于BP公司的网站，但是我在BP公司网站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只好借用这张图来说明问题。

　　如果从美元指数和石油价格的关系看，二者也不具备相关性。1973年到1979年和2001年到2007年，美元指数一路走低，石油价格暴涨；但是1985年到1988年美元指数快速下跌，石油价格却在下跌。1980年到1984年美元指数暴涨，但是石油价格却在下跌；1995年到2001年美元指数一路上涨，但是石油价格却是先涨后跌再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和2009年，美元指数和石油价格更是没有相关性。

　　资料来源：石油价格来自于上面那张图，其他数据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M1/M2的数据在右轴。

　　但是当我把美元的流动性和石油价格走势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二者之间居然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只要美国的M1下降，石油价格就会上涨；反之，石油价格就会下跌。整个七十年代是世界各国“收藏美元”的时代，于是石油价格就暴涨；1985年“广场协议”的结果是西方五国抛售美元减少储备，于是石油价格就下跌。九十年代是美国流动性最好的时候，石油价格就稳中有降。但是，当饱受债务危机折磨的东南亚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1998年之后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收藏美元”的时候，石油价格也随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不仅仅是石油，2000年之后有色金属的大牛市当中很多年也都是供大于求。以铜为例，2007的全球铜产量过剩最厉害，达到11万吨，2008年全球铜产量也过剩3万吨。供求关系决定均衡价格的理论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失效了。

　　在2000年之后的全球商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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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市当中，2006年到2008年是美国的流动性最差的时候，M1/M2的比值居然跌破了0.2，并在2007年创出0.18的历史低点，而这三年，也恰恰是全球商品市场最疯狂的三年。当商品遇到了货币短缺，就只有通过涨价，把短缺的货币给“吸”回来。货币越短缺，就涨得越厉害。市场的力量居然如此强悍！

　　岂止是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天然橡胶、棉花 大宗商品有哪一个不是“吸金石”？2010年7月份，棉花价格居然创出10年来的历史新高。也许有人会说大宗商品是用美元标价的，世界各国都会受到大宗商品涨价的伤害。但是，美元是美国的货币，除了美国，其他国家购买大宗商品最终都只能是用本币来计价。所以，人民币的价格扭曲，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的价格也会扭曲。

　　所以，如果我们继续把汇率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总有一天，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会导致我们的出口优势完全丧失。2010年3月份，中国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这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信号-通过低估汇率促进出口来发展的经济的模式就要走到头了。

　　是时候放手汇率了，既然汇率的本质是价格，就交给市场去决定吧。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再让目前的恶性循环继续下去，必须让汇率回归价格引导的本位，将投资从已经出轨的道路上拉回来。纵有弱水三千，一瓢足矣。我们明白，也必须明白，当我们年老体衰的时候，情人终将离我们而去，而在蹉跎岁月中默默陪伴我们的只能是我们家中那位“黄脸婆”

　　至于人民币汇率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变化，这并不重要，市场自然会有它自己的选择。重要的是，市场均衡价格早一天形成，“调结构”的目标就能早一天实现。也只有放开汇率，我们的货币政策才能变得有效，才能实现币值稳定的目标。当然，放开汇率也就得放开资本管制了，这二者是孪生兄弟，放开其中任何一个去控制另外一个都没有意义，否则就是要给索罗斯们送钱花了。也只有放开资本管制，人民币才会向国际货币的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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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两利两害轻重权衡(1)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教会你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木棉小树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中国的货币发行量自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就没有控制好。1988年到1989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到1995年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后者直接导致了地产界资深人士至今记忆犹新的“海南热”。作为最最重要的宏观经济要素，货币的发行和流动是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循环。那么我现在想知道的，在外汇储备逐步所注入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总量是怎样运行的。

　　首先央行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外汇储备引起的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只不过央行所采取的应对办法是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把外汇占款给收回来。所谓存款准备金就是强制商业银行按照所吸收的存款总额拿出一部分存到央行；央行票据和一般的银行票据形式上一样，只不过相当于央行印了一些特殊的纸片把商业银行的资金给换回央行（当然央行要给商业银行还本付息）；这两项资金合计的结果就是央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的金融性公司存款。但是这两项工具回笼资金的力度显然不够，随着2003年开始的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和外汇占款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见下图），这是导致广义货币M2占GDP的比值远远超过了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的重要原因。

　　资料来源：央行网站。

　　另外一个原因是，无论央行如何想办法对外汇占款进行对冲，利率政策的使用都衩“绑架”了。因为外汇储备所对应的外汇占款已经全部由出口部门获得，存款准备金和央行票据所收回的资金是在非出口部门的货币循环中收回的，在利率比较高的情况，非出口部门的资金成本显然要高于出口部门的资金成本。为了体现“费厄泼赖”精神，只有将利率压制在比较低的水平。回收得越多，利率水平就要压得越低。这样，一方面存款准备金和央行票据在“抽水”，另一方面低利率在“注水”，二者相抵，对货币总量的影响效果在理论上为零。但是，货币政策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是存款准备金，更不是央行票据，而是利率。君不见美联储主席每次宣布调整利率的时候全球瞩目。所以低利率的结果就是流动性泛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的数据绘制。

　　上图是GDP和两个货币指标从1987年到2009年的增长速度对比。这个图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比较直观。在20世纪末的两次通货膨胀期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开始趋于一致，CPI也就是居民物价指数也随之下降并变得平稳。通俗地讲，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的背离就意味着货币在增加但商品并没有相应增加。但是在2009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又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这和1994年增长速度极为相似。尽管2009年的CPI平均指标在下降，但是2009年底的月度CPI指数却在上涨。也就是说，从2010年开始的两三年内，中国经济再次面临着通货膨胀的严重压力，2009年和2010年初的楼市暴涨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所以，加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又一个必要选择。

　　现在的主流声音是：加息会进一步导致升值压力。但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外汇储备，所以升值和加息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比如日本多年来一直实行零利率，并且日本政府也在一直用日元买了1万亿美元，但是日元不但没有贬值反而在升值。澳大利亚央行自2009年10月份以来连续加息6次，但是澳元不但没有升值，而且还在贬值。别忘了日元和澳元都是自由浮动汇率，资本来去自由的。巴西目前的利率是全球之最，已经上调到了10.25％，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巴西雷亚尔的升值。

　　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

　　澳元兑美元汇率走势

　　如果我们再不加息，今天绿豆暴涨，明天大蒜暴涨，后天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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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两利两害轻重权衡(2)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教会你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木棉小树

　　粮收购价暴涨。发改委今天可以处罚经营绿豆的公司，明天也可以处罚经营大蒜的公司，那么后天呢？总不成发改委变成了消防队员哪里起火哪里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再说了，绿豆是商品，商品房和股票也是商品。那么，“炒绿豆”要处罚，“炒楼”“炒股”要不要处罚？当夏粮收购价都开始出现异常的时候，仍然坚持低息政策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事实上，2000年之后以江浙为代表的民间借贷资金越来越活跃，其利率最高时月息已经超过3％，这才是真正的市场利率。

　　所以，人民币升值根本就不应当做为加息决策的参考因素。既然货币流动在本质上是商品的流动，那么，货币政策的唯一决策依据就只能是商品价格。也就是张五常所说的，货币不可无“锚”，问题在于到底用什么东西来作为货币的“锚”。作为世界上长期以来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货币政策事实上已经给各国经济树立了一个榜样，其货币发行量占GDP的比重四十年如一日，堪称完美。而日本经济从成功走向溃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货币政策的严重失误-钱管不好，经济是要出大问题的。

　　不仅如此，作为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要素，低利率就意味着银行信贷资金成本过低，而资金的年平均投资回报率则是8％以上（GDP增长速度），这样企业就没有技术进步的动力，因为企业单纯通过简单的扩大生产规模就可以获得利润。“调结构”的目标自然就无法完成。所以，GDP的增长速度就是利率水平的参照物，中国的利率水平，早就应该在8％以上。发达国家实行低利率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慢甚至是负增长，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人家的好几倍，结果也在实行低利率政策。

　　当然，加息也是要付出成本的。一旦加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立刻出现，房地产市场将再也不需要政府出台任何行政调控手段，那些依赖于银行信贷资金生存的企业立刻完蛋，中国的银行随之又要产生大量的坏账。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经济的泡沫已经完全形成，只是什么时候破灭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利率”已经被“绑架”，我们无法也不敢停止流动性的不断注入。但是，是泡沫总要破灭，难道有一天中国人民要抗一麻袋人民币去买一个面包？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中国有句古话说的是决策的方法论，叫做：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经济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关口，如果再不加息，。当然，加息的具体方式肯定要选择“小步快跑”的方式，从而逐步优化经济结构。否则就成了“休克疗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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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前尘往事(1)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教会你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木棉小树

　　既然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有诸多相似之处，我想把中国经济的相关指标和日本做一个对比，看看能否找出一些有借鉴意义的地方。2007 年3 月14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审议委员田谷祯三先生在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和深圳市外事办公室主办、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承办的“中日经济热点问题演讲会”上做了专题演讲。田谷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发生和崩溃与中国经济》，且听田谷先生如是说（以下内容摘录自田谷先生的演讲稿，资源来源《脑库快参》2007年第4期，由张建森根据录音整理）：

　　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有三个条件。

　　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间持续过长。由于日元升值，日本经济出现了不景气，为了控制日元升值，日本中央银行开始降低利息，1986 年连续五次降息，利息水平从5％降低到2.5％左右。

　　二是金融机构贷款太多。日本的银行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银行贷款量非常之大，每年大概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最高达到16％以上。

　　三是人们的自信心过度。

　　低利息政策的后果就是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而且还带来固定资产投资过多的问题。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日本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比例大概达到了20％，与其他年份相比这是非常高的（注：20％是田谷先生演讲稿中的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是30％左右）。最终的结果是：从1993 年到2005 年，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减少和处理银行坏账，在13 年间大概处理掉了96 兆日元的不良贷款，这个数字大概占日本GDP 总量的16％。

　　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我想强调的是，形成日本泡沫经济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的货币政策从属于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跟着汇率政策走。以利息为例，日本中央银行应该使利息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在泡沫经济期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是非常高的，但为了控制日元升值，就一直把利息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其后果是产生了泡沫经济。现在日本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但是利息是0 左右，因此有些人担心日本又会发生泡沫经济。日本中央银行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慢慢把利息提高。日本中央银行希望使利息上涨的幅度与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大致在2％左右。

　　对一个国家来说，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例如，香港的汇率是固定的，资金也可以自由流动，但却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香港的货币政策必须跟美国完全一致。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也是固定的，因此中国的资金就不能自由流动。但将来会怎么样呢？中国必须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一个大国所必须去做的，随着中国国际资本交易越来越大，资金流动越来越自由，那么将来汇率就不会再是固定的了。如果中国坚持固定的汇率政策，同时也让资金自由流动，那么中国的独立货币政策就会失去它的意义。中国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如果让利息上涨的幅度与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那么中国目前的利息即使提高到10％左右也不过分，但是现在中国的利息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利息差额大概是3％左右，如果将中国的利息提高到和美元差不多的水平，而同时人民币以年3％左右的幅度升值的话，那么资本就会飞快地流进中国。所以中国在控制汇率的情况下，还面临着提高利息的压力。

　　我不能判断中国现在是否存在泡沫经济，但有几个现像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股票价格上涨非常之快；二是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加也非常之快；三是货币供应量很高，大概是16％左右。目前银行还在控制着利率，利率越低，固定资产投资就会越多，银行的贷款也会越多。我个人认为如果对利率越控制，则信贷市场就越难控制；而如果提高利息，则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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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前尘往事(2)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教会你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木棉小树

　　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是相互影响的，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田谷先生的讲话中有两处我不认同：一是他认为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是独立的，但是我分析的结果是不独立，被“汇率”绑架了，并且他前面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香港一样都不独立，有些前后矛盾；二是他认为加息会引起升值压力，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加息和升值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看看中国经济的情况和田谷先生的观点有没有相似之处。下面的几个图是中国银行贷款和货币指标和日本的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计算绘制。

　　资料来源：根据央行网站货币发行量统计数据绘制。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局历史数据绘制。

　　不难看出，中国和日本在货币指标上的结果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岂止是货币，日本在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前所面临的经济基本面（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何尝不是完全类似？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比日本当时要高得多，产能过剩问题也严重得多。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实在无法忍受资产泡沫或者通货膨胀的“折磨”而停止流动性的注入时，结果会如何呢？

　　日本1974年-2008年地产价格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日本房地产研究所（JREI：Japan Real Estate I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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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是问题还是金矿？-我看“三农”(1)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教会你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木棉小树

　　2009年，中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推出了多项刺激消费的措施，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家电下乡”。从表面上看，这一举措的确是点中了我们消费不振的“命门”所在。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镇居民始终是消费的主力军。但是，随着城市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就会下降。通俗地说，随着城市居民该购置的“大件”都购置完毕之后，他们的消费欲望将会不断下降，除非发生消费升级的现象。但是，与之相反的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在不断增加。

　　但是这个举措众所周知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农民兄弟没有钱，他们比城里人更穷。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只是单纯地去刺激他们消费，无论怎么看都多少有一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感觉。因为中国消费不振的最大原因在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更缺钱更不敢花钱。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的数据绘制。

　　所以，尽管自2006年起农业税收被全面取消，2007年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制度也开始推行，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只能是农业，而农业的本质是规模化，7亿多人去耕耘18亿亩的耕地是违背农业生产的发展规律的。即便是在规模化生产的情况下，农业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所以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个农民通过种地而成为“著名农民”。也正因为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天吃饭，因此它必须由工业来进行补贴。中国的所谓的“大豆危机”不是大豆的危机，而是农业危机，是小农经济和现代化农业抗衡的结果。更准确一点说，是由“妇老弱病残”为主体的“留守农民”所从事的中国农业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相抗衡的结果。所以，如果就事论事去分析“三农”问题，“三农”就会真的永远成为“问题”。因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把人集中在一起，才可能实现集约化经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不就是农民洗脚上田的历程吗？我们的城市化率在2009年还没有达到美国在1920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日本在1955年的水平。

　　1970-2007年美国城市化进程

　　资料来源：佐思研究报告。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局历史人口数据绘制。

　　根据2009年统计公报的数据，2009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6.6％，中国的人口中还有7.13亿是农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思维，跳出“三农”看“三农”：把农民变成市民，“问题”不就变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吗？

　　我们再通过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来看一下“农民”变“市民”的可行性。中国的农民在生活状态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留守农民；民工和“半民工”。其中民工是有比较固定的工作，“半民工”则是农忙时回家农闲时打零工。民工中的富裕群体大部分人事实上已经定居在了城镇，只是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没有全部变成真正的“市民”。显然，经济因素成为“农民变市民”的最大障碍，因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尽管有户籍制度的制约仍然可以定居在城镇。其次是户籍制度，因为定居在城镇的富裕农民并没有都获得市民身份。那么，只要克服了这两个障碍，“农民变市民”计划就会变得具备操作性。

　　可是农民在经济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钱，怎么办？是，农民是没有钱，但是农民有地！否则怎么会是农民呢？这个地，能不能变成钱？2009年1月23日，深圳岗厦与大冲两个“城中村”旧城改造项目造就了数十个亿万富翁，刷新了深圳“城中村”改造的“造富”记录。那么，同样是农民，为什么深圳农民的地就可以得到“一级地租”甚至是“顶级地租”，而在内地种玉米小麦的农民却连“地板级地租”也享受不到？卡尔?马克思如果今天来到中国一定会怀疑他的地租理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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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是问题还是金矿？-我看“三农”(2)
《谁在绑架中国经济（教会你如何解读中国经济）》中国发展出版社 作者：木棉小树

　　有误。

　　在大城市的农民卖地取得巨额收入的同时，富裕的农民也在自己的乡村大兴土木挤占耕地形成大量的“空心村”。以我的家乡为例，我小时候的玩伴在家乡建造的豪宅让我这个市民春节回家探亲时足以自惭形秽。2006年，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专家徐雪林就指出，我国村镇建设用地总量是城市建设用地总量的4.6倍，且用地布局散乱、分散无序，粗放利用现象严重。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建设用地高达16.4万平方公里，接近于河南省的总面积，人均用地185平方米，远远超过国家标准。

　　伴随着这种“两头挤占耕地”现象的同时，是大量农民工往返于城市和家乡。这种“候鸟现象”带来了农民工的子女就学、夫妻分居、老人赡养等诸多问题。

　　那么，政府能不能制定出地租价格体系，允许农民把耕地和宅基地卖给政府，并以此置换市民的身份呢？至于农民选择哪个城市落户，应当给予农民选择的权利。我们也要相信，农民兄弟们一定会做出量力而为的理性选择。在城市没有生存能力的农民，一定不会选择离开土地；如果其土地转让收入没有个两三百万，估计也不会有人选择去京沪广深。事实上过去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大多数属于农民就近进城的情况。至于城市的布局，则是另外的技术问题了。

　　这样做对发展经济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1．农民变为市民之后，消费能力会极大提高。要知道农民进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安家，这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产生多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农民人数减少，农民的收入也会大大提升。

　　2．农业将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业科技将会大规模应用，农业经济将会从目前的分散状态逐步过渡到现代化农业。

　　3．城市化意味着土地使用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18亿亩的耕地红线将很容易得到控制。同时城市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也向集约型转变，资源利用效率将大为提高，物流成本的下降可能会超出想象。

　　4．最为重要的是，国民教育的普及率将大大提高，中国的下一代的国民素养提升就有了保障。

　　最终的结果是：内地农民和深圳农民都获得了地租收益，实现了公平；农村、农民、农业三大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自然解决，实现了效率。三十年了，民工群体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的保障，民工群体才是中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的真正所在。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民工”这个词语前面的“民”字给去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障“民工”的下一代不再是“民工”，也才能保障中国人民的下一代不再是“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