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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文┃杨程屹
从上个世纪初到这个世纪的一百多年里,这些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也许是当权者手中微不足道的棋子,又或是洋人眼里倔强沉默的“工蚁”,抑或是家人心中那一丝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盼,但其实这些来自他人的印象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双手紧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走进遥远陌生的西方世界。而我们,既不能去剪齐那遥在异国墓地上的荒草,大约也只好将那些越去越远的荒草记在心底。
1917年春天的威海卫,山东莱芜牛泉镇上裕村农民毕粹德背着行李默默地站在队伍里,等待登船。此时的他对于将要去的地方、将要做的事是茫然无措的,他也完全没有预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历史的某处留下重重的痕迹。他心中唯一笃定的是当他再次回到山东老家时,家中一岁的儿子一定长很高了。
然而,当他再次见到来自家乡的人,已经是九十多年后了。此刻,他长眠在法国索姆省博朗古的小村庄里,墓碑上刻着“编号97237,卒于1919年9月27日”。与他同眠在此地的还有十四个中国人:黄子春,昌乐人;王兆祥,曹县人;李福臣,昌乐人;闫宝同,沾化人;安西瑞,沾化人;陈家浩,安丘人;李国佟,青州人;龚春山,湖北人……
比起他们来,来自江苏丹阳的朱桂生显然是幸运的。2002年的春天,他以106岁的高龄在法国拉罗谢尔市仙逝,拉罗谢尔市政府盛赞他是“融入法国社会的典范,拉罗谢尔市民的骄傲。”法国报纸说:“他的辞世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
只是在1917那一年,年仅二十岁的朱桂生和毕粹德一样,或许内心充满了对前程的迷茫与焦灼,或许还有对故土的牵挂与留恋,但一定没有预见到自己会亲身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并和一个异国女子结成婚姻、生养子嗣,将终生奉献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从索姆省到拉罗谢尔,从诺莱特到佛兰德,在欧洲的土地上,异国的野草就这样渐渐地掩埋了这些中国男人的前世今生。(《看历史》2010年7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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