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被遗忘在欧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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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中国华工后代来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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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中国华工后代来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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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老兵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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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花圈，寄托哀思，缅怀一战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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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些相关阅读：

华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贡献：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曾经写道，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贡献不在军事上。“美国的参战并不能立即改变交战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美国的主要贡献在经济方面：美国参战使协约国在作战时不必担心“国内经济会有破产之虞”。149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同样指出，中国输送14万华工到法国及最终宣战，也许对协约国在军事上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意义重大。古老的东方文明主动参与拯救西方文明，不仅为协约国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源源不断的中国人力资源支援，协约国可免于人力破产之忧。显然，充足的人力资源是打赢现代战争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方位的现代战争，战争取胜与否，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一决雌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后盾及人力资源。诚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言，“现代战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工业，它具有一个明确而单一的目标。一方面军队用枪炮弹药在前线与敌人作战，另一方面在战线的后方还有另一支军队，他们的武器则是镐、铁橇、铁锹和滑轮车。”150而一战华工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一战中英法两国对所招华工的体检很严格。例如，要成为英国华工营的一员，他们必须通过21项身体指标的鉴定。凡有皮肤病、沙眼、性病、肺结核、结膜炎、痔疮以及牙齿不好者皆不合格。法国招工团也有类似的健康指标，凡是不符合健康指标的都不得录用。华工十之八九系山东省人，年龄多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个个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151他们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十小时，很少放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国防大臣、首相劳合·乔治在他的《战争回忆录》(WarMemoirs)里写道，华工“个个强壮如牛，你会吃惊地发现有些华工夹起重达三四百磅的一大块木材或一捆卷铁板仍能健步如飞，好像这些重物轻如普通的石块一般”152！华工的到来至少可以使相同数目的英、法青年走上前线，直接参战。诚如一家英国报纸评论的那样：“华工来到法国使我们的劳动力得以从后方各种沉重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而且还给我们节省出大量的人员去走上前线参加作战。没有华工的话，凡此种种，都是不可能的。华工不仅在各种场所出色地完成了各种类型的任务，比如在轮船和火车上从事装运和卸载工作，建筑铁路，维修公路，在石油厂和整个法国北部地区的许多补给站工作，而且他们还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修筑了数百英里的战壕。”153德国强烈抗议中国允许英法招募华工，认为由于华工到来，“敌国因而兵力增厚，盖彼多华工一人，即系增新兵一人”，要求中国停止向英法提供华工154。法国人马略·穆特（MariusMoutet）当时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中国政府怀着真诚的善意积极地参加这场与法国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国所提供的援助弥足珍贵。成千上万的华工在我们的工厂里工作，这使我们可以腾出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到战争前线去服兵役。”155从这些角度分析，14万华工无疑等于14万部队，尽管他们不能享受军人的待遇和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一些西方人眼里，华工是苦力，是“中国佬”。但就是这些他们看不上眼的华工们，最终证明是最好的工人，是帮助协约国取得胜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勇敢，能吃苦耐劳，并用其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世人高度的赞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战后法国重建的一段时间内，加来（Calais）、迪耶普（Dieppe）、勒阿弗尔以及鲁昂（Rouen）等地的起重机几乎都是由华人吊车工操纵的。156法国人对华工的工作相当满意，认为他们为人“朴实、坚强、刚毅却性情温和”157。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FerdinandFoch，1851—1929）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任务”158。许多直接负责华工事务的法国军官对华工的能力更是赞不绝口。冈德雷（Gondre）上校向他的上司报告说，华工个个都是“守纪律的、聪明的优秀工人”159。还有一个法国军官在视察华工营之后报告说，华工个个都很能干。160由于华工享有良好的口碑，所以他们才受到法国人的爱戴。根据《远东评论》的报道，在勒阿弗尔，有一群法国人为华工的到来欢呼雀跃。161一旦法国海军码头需要外国劳工，经过“对不同国家的劳工的筛选”之后，法国最后选择的往往还是华工。法国海军码头的申请报告说明，华工应付海洋气候的能力要比葡萄牙等国家的劳工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军械部和国防部都不断征召华工，因为他们相信华工的劳动效率更高。162法国政府对华工营工作的成效这样评价说，“如果对华工管理得法，那么他们无疑是非常出色的工人。”163
　　
　　在英国管辖下的华工，尽管面临各种管理问题及种族歧视，也同样表现优异。英国人威克福德（H.R.Wakefield）当时所写的华工报告就是华工出色工作的最好见证。他这样写道，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不能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他们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164。英国国防部对华工的出色工作也深为赞赏，称他们是所有工人中“最好的”。因为聪明能干，华工一般比来自印度和埃及等国家的工人更受英军欢迎。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华工一般都是多才多艺而且适应性强。他们可以从事仓库管理以及其他需要一定才能和魄力的工作。如果欧洲上司能慎重地选择华工的监工，并适当地委以重任的话，那么华工就是很出色的工人。”165在对所有外国劳工的工作能力进行正式的评估之后，英国国防部认为“大多数华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地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军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166。
　　
　　华工对这些美誉当之无愧，他们在法国用智慧、鲜血甚至生命书写了众多传奇故事。1919年6月6日，在马克宁(Marcoing)附近，有一位名叫王玉山（音译，WangYu-shan）的华工发现当地一个军火库附近发生火灾，他毫不犹豫地飞奔火灾现场进行灭火。当时烈火已经燃烧到放置枪榴弹的草地周围，他立即拖起一颗正在燃烧的巨大的英国P型炸弹，并把它扔到安全的地方。由于王玉山不顾个人安危，凭着机智和勇敢使这场本来可能酿成一次严重爆炸的事故得以避免，167他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勋章。还有一个流传较广但难以证实的故事讲到，在某一场战斗中，华工营的英国军官身中德军毒气，无法移动。在德兵步步逼近之际，华工把这位受伤英国军官围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并拿他们干活用的工具如长镐和铁铲等同德军进行战斗。等英国支援部队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战死，但这位受伤军官终于得救。他承认其生命系华工所赐，是华工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他。168许多华工还自愿牺牲时间甚至拿出自己的食物来照顾伤兵。华工的大无畏精神甚至感染了自己的同胞。李骏的华工报告写道，有一天在法华工正凝神倾听一中国官员演说，恰逢德机轰炸，英军军官要求华工散开隐蔽。华工多人大呼，要求该员继续演说，声称“吾辈不畏炸弹”169。
　　
　　由于华工通常在战场上或者战场附近工作，许多华工为了援助协约国的战事而牺牲在欧洲的土地上。1917年9月4日深夜和9月5日凌晨，一群德国战斗机袭击了敦刻尔克(Dunkirk)，轰炸了当地的一个华工营，造成华工15人死亡21人受伤。170英国一家报纸这样说道，“自从华工来到法国之后，许多华工在敌人的军事进攻中牺牲或者受伤。”171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华工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因不幸触动埋藏的地雷和未引爆的炸弹仍时有伤亡，不少人为法国的战后重建献出了生命。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尚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华工为协约国的事业献身。曾担任华工翻译员的顾杏卿认为，华工在欧战期间死于战争者达2000余人，受伤及患病死亡者尚不包括在内。172但是根据另一项统计，仅在加来一处就“大约有两三千名华工牺牲”。173中国政府在1917年11月1日的官方报告中写道，大约3000名华工在赴欧途中因遭遇德国潜艇袭击而死亡，不过这个伤亡数字或许有点夸大。174有关华工死亡人数的最高估计是2万左右。175中国前些年出版的一本著作认为华工伤亡将近1万人176。究竟哪个数字比较可靠，颇难定论。本书在这里只能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华工死亡的数字包括三个方面：（1）在赴法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2）战争期间死于战场和疾病；（3）战后在清理战场时，死于地雷、引爆炸弹等。有关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华工，有一则资料认为至少有752名。177一份中国官方文件认为，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华工有713人。178尽管这些资料提供的伤亡数字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确信，至少有700名华工死于赴法途中。至于多少人死于战争期间或战后清理战场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笔者尚未发现任何资料直接回答该问题，但我们可以间接求证。一个办法就是调查在英法两国的华工墓地。在驻英使馆的交涉下，英方同意，英招华工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其坟墓由英国战争墓地委员会(ImperialWarGravesCommission，1960年更名为CommonwealthWarGravesCommission)加以保护，与英军同等看待179。根据法国与惠民公司签订的合同第12条规定，法国政府按照当地习俗将死亡的华工同法国死者分别安葬。英国学者GregoryJames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亲赴法国一一查验华工墓地，发现有大约2100名英招华工长眠法兰西或海上。
　　
　　第二个办法是查阅文字资料。1919年12月10日英国国会的记录显示，约2000名英国管理的华工在一战期间死亡180，这一数字同统计墓地的数字相近。但确认该数字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其属实的话，我们可以确信实际死亡的数字更大一些，因为这2000人仅包括英招华工，法招华工并不包括在内。我们有理由相信，肯定有一些法招华工死于战场的。据英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法国战区英国远征军管辖的华工死于德国飞机轰炸的确切人数是147人，被敌军炮弹炸死的是20人。这份报告还说英国华工营因敌人攻击所造成的死亡率“低得令人吃惊”181。然而，即使上述统计是正确的，也不能反映华工伤亡的全貌，因为这些数字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各地文件中记载的华工伤亡情况。华侨研究专家陈达认为，在1918年5月到9月期间，在伊斯伯格（Isbergues）和诺昂（Noyon）工作的英国华工营有65名华工死于敌军轰炸。从1918年8月4日到1919年4月30日，在加来和敦刻尔克两地为英军服务的华工也有95名死于敌人轰炸。陈达还指出，大约有3000名华工在加来附近工作期间被德国炮弹炸死，按照英国政府的命令，他们和阵亡的英国士兵一起被埋葬在一个专门的墓地。182英招华工营的翻译夏奇峰等人在给中国驻英使馆的信件中提到一些很有价值的内容。如他们在1919年3月31日给驻英使馆的信函中写道，据他们自己的调查，英招华工到法后，身死者1275人，其中为炸弹炸死者为153人183。据潘连茹统计，英招华工仅病故于华工总医院者即达750余人，葬于法国努瓦耶勒（Noyelles）附近。在华工第二医院病故并埋葬于Boulayne附近的华工有120余人。184
　　
　　行笔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战华工死于协约国事业的最保守的数字如下：死于海上运送途中的700余人；因战争或疾病死于法国的约2300余人。换句话说，至少3000名华工为协约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华工死亡率达2%左右。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并不是华工死亡的总数。在一战期间有几千名华工作为水手为英国服务，而根据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的说法，其中有448人死于战争。1851918年12月，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向北京外交部报告说，有863名在英国兵舰上服役的中国水手战死。186大批华工回国前，在1919年8月为死难华工举行过一个追悼大会。会场扎有彩色牌坊，横额为“留芳千古”，对联是“血洒欧西壮世运，魂返祖国挽神州”。187
　　
　　尽管华工为英法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华工的贡献和牺牲未得到应有的认可。英国国会档案记载中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得到。188更有甚者，英法两国甚至在为死难华工支付的区区千元之数的抚恤金上讨价还价189。战后西方有一篇报告还危言耸听地宣称，一战中中国实际上伤害了协约国，因为在1918年那次横扫欧洲和世界的致命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flu)就是华工传染的。190在发现华工不再有利用价值后，英法在战后把华工视为“妨碍地方安定”的替罪羊，迅速把他们遣送回国。英国在1919年秋开始遣返华工，翌年4月6日完成。法国的遣送工作也在1922年3月结束191。当然并不是所有华工都回国。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与法女结婚和收到新的雇佣合同而留在法国并最终定居在那里，其中包括1850名与冶金企业重新签约的技术工人。其余华工则在机械部门和航空部门谋到职位。192更令人寒心的是，华工在回国途中并未受到应得的尊重，相反，有时还受到污辱。引起中国政府广泛注意的个例是一曹姓华工在乘坐法轮回国途中，竟无故被法兵刺伤193。所幸该华工被法方送医治愈康复。中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交涉、抗议，要求法方道歉赔偿194。法方虽辩称该华工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不服命令，并先同法兵发生言语肢体冲突，导致法兵自卫，但保证以后加以改进195。许多英招华工在乘船经加拿大回国途中，须乘火车到另一港口，遇火车停站时，竟被禁止下车散步，以防其逃脱。中国外交部当即同英方交涉，要求予华工人道待遇196。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巴黎和会上，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竟然宣称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贡献，完全否认了华工为协约国所作出的牺牲。197列强最后竟将多数华工的故乡山东转让给日本。
　　
　　由于华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没有得到协约国应有的承认，因此中国学者陈三井认为华工赴欧援战是“一个巨大的悲剧”198。西方有些研究者也认为留欧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完成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预期目标”199。美国学者布力克（JudithBlick）声称中国派遣华工赴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创意”，中国与欧洲的“大战争”毫不相干也相隔甚远，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200。然而，如果我们把华工援战计划视为中国参战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华工的经历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的重要一环的话，上述的说法可能都有所偏颇，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如果仅从商业意义理解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的话，这场行动可能不算成功。一项资料显示，惠民公司在1921年解散时，公司法人梁汝成因诸多索求，几乎破产。梁士诒也亏损十五六万元。201
　　
　　我们认为，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中国通过此举向世界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和能力。1918年《远东评论》（theFarEasternReview）的一篇文章就华工从山东老家驰援欧洲一事发表预言说：“毫无疑问，华工赴欧援战将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也许将成为这次欧洲大战史上最重要的一方面。在历史上，东方从未向西方提供过如此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源。东方曾经无数次地对抗西方，并迫使西方多次联合起来反击，这当然影响了西方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在历史上，东方从未像现在这样在这次欧洲大战中同西方并肩作战。”202一位比较公正的华工营英国指挥官也承认，“毫无疑问，这些来自中国山东的华工移民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203基督教青年会在其一战后的报告中写道，一战的爆发导致东西方文明的直接交融，是此次大战争的“一个最令人称奇的经历”。204报告指出，对协约国而言，甚至华工赴法的军事作用也不容低估，因为中国的善意使得协约国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人力。205《东方杂志》（TheEasternMiscellany）转译一外国报纸的评论时也写道，一战华工赴欧，“诚大战争中稀有之奇迹也。溯自东西交通以来，华工移殖海外者颇众，惟其目的，皆在于生计问题。从未有协助西人以从事于战争事业者也。有之，则从今日始”206。
　　
　　华工最重要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参与对西方文明的拯救，而且体现在他们在中国以全新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及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191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学生月刊》(TheChinesestudents’Monthly)说得好，一战赴法华工实乃中国派往“世界的信使”，他们回国后将成为传播欧洲文明的最有力和有效的桥梁。207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得出如下简短的结论：中国的“以工代兵”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是东方大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的亲密合作的大事。更为重要的是，14万华工不仅是14万士兵，无疑也是14万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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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团的兴衰

　　《租威海卫专条》签字后，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清楚地认识到，光靠一纸空文难以实现殖民统治的目的。要想在威海卫站住脚，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作保证。何况，租占威海卫的目的，是想将威海卫建成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而军事基地的防御更需要大量的地面部队。而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兵力溃泛时期。一是当时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南非地区争夺领土，迫使英国不断向南非增派兵力，二是过多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旨在维护威海卫租借地统治秩序的部队，便不可能从本土上增派。英国政府遂决定在华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1898年12月，英国陆军部派员到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和军士，然后去威海卫征募士兵，成立中国雇佣军团。
　　
　　英国无视中国主权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租威海卫专条》的有关规定，立即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此时英国又施展了骗人的伎俩，辩称在威海卫招兵组建军队，是为了维护租借地的安全，不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使用该部队。
　　
　　一阵紧锣密鼓的筹划之后，一支由600多人组成的雇佣军于1899年正式成立了。由于这支部队是在中国组建的，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命名组建部队的惯例，便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国军团”；又因为这支部队的士兵全是华人，又称“华勇营”。该军团的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的正规部队调任，士兵则在中国招募。招募范围，完全违背了“只在威海卫招兵”的承诺，扩大到了山东、直隶等地。在军团内部，除了乐队、译员、卫生队之外，还设置了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这支部队经过正规的英式训练之后，分别驻扎在威海卫的北大营、寨子和南、北竹岛等地。
　　
　　中国军团组建后不久，很快成为英国人镇压威海人民的得力工具。特别是1900年威海人民掀起武装抗英斗争的时候，殖民当局就是利用这支武装力量对从事抗英斗争的中国民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1900年3月26日，姜南庄村崔寿山组织西南乡村民1500多人在张村慈圣寺举行抗英集会时，殖民当局派出400多名中国军团士兵前去驱赶人群，围攻会场，缴夺抗英群众的武器，并逮捕了崔寿山等三名抗英首领。5月5日与5月6日，由爱国志士组织的四、五千名武装群众分别袭击了勘埋界碑的两处英军营地，又是这支部队用先进的长枪射向手持木棒、镢头的人群，致使29名抗英群众牺牲，制造了震惊朝野的“垛顶山惨案”和“太薄山惨案”。
　　
　　对中国军团在镇压威海卫抗英斗争中的表现，驻威陆军少校F.C特纳写给战争部的机密军事情报中是这样评价的：“1900年与划分界线有关的麻烦中，军团去镇压当地的骚乱，表现得完全可以值得信赖。”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中国军团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欣佩。”
　　
　　中国军团不仅在威海卫镇压抗英斗争为英国人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在天津围攻义和团又为英国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00年6月中旬，英国侵华海军中将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带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在天津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奋力抗击。西摩尔为了补充军源，及早消灭义和团，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6月21日，刚刚结束镇压抗英活动的400多名军团士兵乘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到达天津后以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到英军作战部队序列，并立即参加了攻城战斗。6月27日攻占了北洋军火库，7月9日攻占了海关署军火库，7月13日和14日占领了天津城。在战斗中，士兵们的表现瀛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是这样描述的：
　　
　　“第四连士兵跟随沃森上尉情愿舍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而亡时，他却仍在坚持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其实，中国军团是八国联军前期对华作战中唯一一支代表英军的参战部队。天津战役后又直接向北京进军，参加了解救八国公使的一系列战斗。时年随军团参加战斗的下级指挥官巴恩斯在其所著的《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中自豪地称：“中国军团远征做战的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就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夭折的北仓，这些小的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它军团参加。”
　　
　　在八国联军中，这的确是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组建和指挥这支部队的鲍尔上校因为指挥有方、战绩突出，天津战役刚刚结束就被任命为八国联合殖民政府“都统衙门”成员。为了表彰这支部队攻克天津城的战绩，战役结束之后，英国陆军部便特意设计了一种含天津城门的徽章做为中国军团的团徵，镶嵌在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为了纪念阵亡的官兵，殖民政府在威海卫特意竖了一个刻有23名死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做为对这支部队的奖赏，1902年挑选了12名官兵代表中国军团到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
　　
　　这的确是一支值得英国人骄傲的部队。威海卫殖民官员在谈及威海卫时称：“如果不提及中国军团，便不可能全面描述威海卫，它的建立与成功，证明了英国官员在对付亚州佬方面的天才。”《北华捷报》则载文称：“很多人都深信中国人不能成为好军人，由此对威海卫军团产生了许多偏见。威海卫军团士兵们在天津城的城墙下勇敢地战斗，使人们改变了这一观点。......能培养这种士兵的兵团，不会是一支无所作为的部队。”
　　
　　正是因为英国人看好了这支部队存在的重要，正是因为英国人看重了这支部队的特殊作用，天津战斗结束之后，殖民政府又立即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到1902年这支部队已发展到1300多人。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英国人想象的那么简单。随着英国侵略者罪恶行径的暴露，越来越多的士兵从睡梦中醒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充当侵略者炮灰的耻辱。到了1903年，1300多人的队伍一下陡减至500人，约800人开了小差。开小差现象令英国人头痛，而留在军团里的士兵，打仗斗殴和涣散的军纪更令英国人头痛。据威海卫殖民政府1903年年度报告记载，租界内全年有270人被判一天到一年的监禁，其中就有100人是中国军团的士兵或退役士兵。他们中有40名是因违犯军纪而被处罚的，如站岗睡觉，不守纪律，赌博等；其余60名大部分是因打架、敲诈等行为被罚。到了1904年，兵源就更成问题了。当地的青年人宁肯到刚开业的威海卫金矿做工，去海参崴、南非等地卖苦力，也不愿给英国鬼子卖命。殖民政府为了招募新兵，又是张贴告示，又是召集村董作动员工作。尽管把中国军团的作用说成是保卫自己的村庄，保卫租界的安全，但最终还是未能奏效。而此时局势也发生变化。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旅大取代了俄国的位置，来自俄国的威胁随之消除；1905年8月英日又第二次签订了联盟条约，英国对日本的戒心也随之解除。至此，威海卫的外来威胁消失，威海卫的防御压力大为减轻；同时界内秩序也逐步稳定，治安压力得到缓解。内外防范压力的减弱，使中国军团也失去了存留价值。1906年6月，这支横极一时的雇佣部队最终解散。军团解散之后，部分士兵转往南非当做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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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15万中国“一战”华工（一）：“以工代兵”方略

　　在威海湾北岸与刘公岛相对的一座小山上，在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54000名赴欧洲参战的中国劳工在此被招募与训练，并由此地的高丽码头乘船抵达法国战场……一战中，中国一共有１５万华工赴欧参战。正因为此，中国北洋政府成为了协约国的一员，在战后也终于也享受到了一次久违的战胜国的滋味。
　　
　　战胜国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荣誉。然而，对于赴欧参战的15万中国劳工来说，付出的惨重代价和牺牲，却令人心颤。
　　
　　许多年过去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包括我）竟然没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些曾为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的15万名一战华工们已被人们所遗忘……怀着一种愧疚心情，我开始研究这段历史，以挖掘90年前发生在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以工代兵”方略
　　
　　梁士诒的“以工代兵”计划孕育成熟，并在1915年付诸实施，向英兜售华工计划……
　　
　　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带着想吞并塞尔维亚的用心，偕同妻子到波斯尼亚检阅军事演习，在萨拉热窝遭遇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这次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一个月后的7月28日，奥国对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3日，德国分别向俄、法宣战，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长达4年之久，前后被卷入战争的有6大洲的33个国家、15亿人，大约有7000万人被动员参军。
　　
　　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奥为代表的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经过两年的较量，主力战场再次转入西线。德军对法军实施了“凡尔登战役”，英法联军则对德实施了“索姆河战役”。战事吃紧，双方兵源不足，特别是英法联军在兵源和保障上出现严重危机：一方面，战争残酷造成伤亡巨大和兵源锐减；另一方面，人民厌战情绪严重，消极避战甚至出走，恶化了劳动力资源奇缺的局面。
　　
　　前方告急，后方束手无策，英法军政的长官们急得团团转。他们迅速把目光转向墙上巨大世界地图的东方。尤其时任英国军需大臣当年出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那鹰一样的眼睛像雷达一样，不停地扫描着东方中国的位置，并迅速聚焦于北方沿海的英租地――威海卫。
　　
　　一战的爆发标志着旧世界体系的全面崩溃，为中国一大批政治新锐走上国际舞台创造了机遇。此时，正值中国社会的新旧交替之际，国家处于一片混乱局面。刚就任大总统不久的袁世凯，一面挖空心思地参与欧战，一面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复辟帝制的勾当。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复辟帝制活动做足了准备。
　　
　　北京，大总统府一派森严。荷枪实弹的卫兵，里三层外三层，把袁世凯的官邸围得水泄不通。宽大的议事大厅里光线暗淡。袁世凯正在同两位心腹密谋复辟帝制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突然，大门轻轻被推开，刚刚离开这里出去接待法公使馆人员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袁世凯。
　　
　　“大总统，法兰西驻华公使康悌先生派人约我商谈赴欧华工问题，听口气挺急！”梁士诒把声音压得很低。
　　
　　“法国又催华工之事！？”袁世凯一怔，“也难怪，此是预料之中的事。”
　　
　　“大总统英明！”梁士诒很虔诚。
　　
　　“依你之见，我等该如何回应？”袁世凯反问道。
　　
　　这是袁世凯的惯用伎俩，每到重大问题时，他首先听听身边高参意见，而不是急于表明态度，尽管自己主意已经拿定。
　　
　　梁士诒是袁世凯赏识的为数不多的重臣。他祖籍广东，出身书香家庭，光绪进士，授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1903年因获经济特科试一等第一，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编出局总办，次年随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之后，历任邮传部五路提调，交通银行邦理和铁路总局局长等职，始掌交通大权。武昌起义后为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副大臣，曾策动电逼清帝退位，为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奔走效力。南北议和达成之后，被袁世凯任用大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成为旧交通系统首领。其时45岁的梁士诒大权在握，尤其对于一战问题，他作为大总统的心腹，参与各种机密的决策，因其精于商道，通晓国际关系走势，很受袁世凯器重，有“二总统”之称。同时，他手握财权，有“财神”之号。梁士诒虽善弄权术，但目光远大，视察开阔、独到，一些外国观察家称其为“中国的马基雅维里”。然而，作为政治家和近臣的梁士诒，头脑很清楚，尽管自己对战局走势看得明白，但是，在大总统没有最后定夺之前，必须把应当说的话讲出来。他目视大总统，清了清嗓门之后侃侃而谈：“眼下欧洲时局出现三条战线：西线，从北海延伸到瑞士边境，由英、法、比利时三国军队对德作战；东线，北起波罗的海，南至罗马尼亚，由俄军对德、奥作战；另外，有巴尔干战线，由塞尔维亚军对奥军作战。就战争态势而言，表面看，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孰劣孰优？很难分晓，但依我之见德国必败。”说到此，他打住话语，看了大总统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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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15万中国“一战”华工（二）：袁世凯策划登基　中国处在混乱之中

　　“战争复杂，变化莫测。未来战局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还是慎重为好啊。”
　　
　　“开战之初，大总统即有出兵之意，因日本人从中作梗而放弃。日本人就是怕战后我们收回其在山东的特权。英国人反对我们的‘以工代兵’的设想，亦是怕战后其在华特权保不住。战争打到现在，双方兵源不足，眼下最难受的是法兰西，因此，我们应利用这一机遇，顺势将我们的人派出去，以推进‘以工代兵’计划，为日后择机对德宣战……”梁士诒见大总统半闭眼睛，似睡非睡，便打住了话题。心想，大总统眼下没有心思想“以工代兵”之事，最关心是何时登上皇帝宝座。
　　
　　即使如此，梁士诒始终头脑清醒，态度坚定，没有放弃他的“以工代兵”计划。
　　
　　一战的爆发，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可促使列强长期以来在中国营建的均势机制濒临瓦解，从而为中国寻求国际化平等待遇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旧的世界秩序虽已崩溃，新的国际体系尚未建立，此正可为中国进而参与创建新秩序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从消极意义讲，由于交战列强在中国各有势力范围的存在，随战争的发展，迟早会因此把中国卷入欧战漩涡。这时，新近兴起的日本视欧战的爆发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日本正可利用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无暇他顾之际，将中国沦为其后院。当时之中国固然积贫积弱，但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潜流。这种一发不可挡的洪流冲垮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王朝体系，并在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以陈独秀、顾维钧、王宠惠、陈锦涛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势，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战爆发，导致近代中国首次有计划、有策略、有准备的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之举，并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两度主动寻求加入世界大战，意欲乘机收回山东，进而收复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丧失的国家主权。遗憾的是，力图乘机成为东亚霸主的日本，竭力阻挠中国的参战计划及复兴图谋。日本的反对导致中国的参战谋略胎死腹中，未能付诸实施。
　　
　　参战受阻，虽然使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大战略一时受挫，但中国的雄心并未因此消沉。特别是在日本于1915年初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21条”，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参与一战的决心更为坚定、迫切。因为中国知道，倘不如此，中国只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主导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思考新的谋略来阻止日本阴谋得逞，并帮助中国同协约国加强联系，以实现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及成为平等一员的外交大战略。向协约国派出华工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催生出来的锦囊妙计。首先提出这一谋略的人就是梁士诒。
　　
　　梁士诒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颇为关注，并认真研究一战对世界格局及中国命运的影响。早在1914年8月，战争烽火在欧洲刚刚燃起之际，梁以其独到分析，预测一战对国际格局、中国前途影响深远，呼吁中国应当机立断，主动参战，并预言德国寡不敌众，决不能久胜，中国因此可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此举一可收复山东，二可帮助中国加入战后和会，分享国际论坛，参与国际新格局的建设。概言之，参战有利中国长远发展及大战略。当一战进入到1915年时，梁氏更是认为协约国必胜，主张中国一定要把握时机，适时参入。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梁士诒的“以工代兵”计划孕育成熟，并在1915年开始推行。这年夏天，梁和他的得力助手叶公绰首先向英兜售华工计划。根据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鲁伯逊的报告，梁在1915年6月同英国接触，提议中国向英国派30万华工并装备10万枝步枪。这些华工由英国军官指挥，驰援欧洲战场。令梁士诒失望的是，英国对其计划并不热心。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称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纯属天方夜谭。英国国防部也认为“利用中国人作战或做工的提议不可行”，因为无论选择作战或做工都会导致中国成为协约国一员，从政治上考虑是“不可取的”。英国因此拒绝了梁氏提议。
　　
　　然而，英国的冷遇并未使梁士诒放弃他的计划，他将华工计划略作修改，转而同法国接洽，修改后的计划不再有“武装华工”的字样。此时法国也在考虑利用华工的问题。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立即接受梁氏提议，马上成立陶履德招工团专司华工招募之举。
　　
　　没想到，这个计划一开始实施，就碰到了许多麻烦，有人甚至找到总统府来了。
　　
　　所以，尽管梁士诒给大总统说了半天，说此举事关中国之前途和命运，但还是被袁世凯不软不硬地否了：
　　
　　“士诒，您分析得很透彻。但我们目前尚属中立国，不能明目张胆地向法国输送劳工。”
　　
　　“大总统，我国地广人众，眼下法国催得又急，我们可以不用政府出面，通过民间形式同其办理劳务输出。这样，我们既可争取主动，又不受制于人。不管战局如何，对中国而言，都是利甚弊微，日后则可进退自如。”梁士诒把自己的想法全盘端出。
　　
　　“这个点子不错。”袁世凯点头称是，心想，这个梁士诒谋事甚远，日后必可重用。
　　
　　梁士诒一听，赶紧抓住时机问：“眼下如何回复法国公使馆？”
　　
　　“那就依你之见，以民间形式同其交往。具体事宜，由你去找人商量吧。”
　　
　　“是，我马上办理。”梁士诒退出。
　　
　　袁世凯依然在策划他登基的事情。在此过程中，梁士诒在积极为袁世凯登基效力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他的“以工代兵”方略的实施。特别是欧战进入1916年，战场重新转移西线之后，双方战争初见端倪。同时，战场兵源和保障出现危机，梁士诒抓住时机，同朝野中一批主张出兵参战的舆论精英，如梁启超、张君劢等，联手在北洋政府决策层寻求支持参战的高官促进对一战出兵，与章国淦等人携手合作推进“以工代兵”方略。
　　
　　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的败露，作为近臣的梁士诒虽然在帝制及财政问题上授人以柄，但在中国参战问题上一直立场坚定，高瞻远瞩。梁氏的“以工代兵”计划虽然迟迟不得推行，但此举实乃先进中国人寻求加入国际社会化的一个创举。其意义远非一战期间15万华工赴欧参战这一史实所能概括的。15万华工无疑是15万使者，他们充当了架接东西方文明桥梁，并在回国后在中国建设、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梁士诒等人在中国历史的重要关头是有所建树的。
　　
　　然而，梁士诒为复辟帝制效犬马之劳理应受到惩罚。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位大总统，即对梁士诒进行通缉。梁士诒闻讯潜逃香港躲避一时。
　　
　　此时，中国依然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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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15万中国“一战”华工（三）：欧战告急在北方招募华工
　　
　　在北方招募
　　
　　欧战告急。连日来，英国驻华公使馆里电话、电报不断，天天来催招募华工的事……
　　
　　北京。
　　
　　肃穆的英国驻华公使馆里改变了以往那平静的氛围。为战争招募华工的事，几天来搞得大家不得安宁。公使朱尔典拖着肥胖的身躯，依偎在古香古色的欧式大沙发中，半闭着眼睛，手不停地敲打着意大利大花白的茶几，耐心听着罗伯逊中校的陈述。
　　
　　“公使先生，那份来自伦敦招募华工的计划太荒唐。”这位年轻的军官首先把陈述问题的定语抛出。这或许是欧洲人的风格，看准的事情那么不给别人情面，包括自己的上司。
　　
　　“那你说说看。就那么自信？”公使不表明自己对问题的态度。
　　
　　“出这主意的人首先他不熟悉中国的地理环境。”罗伯逊又下了一个定语。
　　
　　“怎么说？”公使停住了敲打，向鲁伯逊翻了一个白眼。
　　
　　此时，中校迅速起身，来到墙壁上巨大军事地图前，摆开军人的姿态，拿起金属军用教鞭，指向地图最下方，目视公使先生：“先生，你看，香港在什么位置，完全处于热带空间，这里的人只适应高温地带生存，而法国完全处在高地地区，气候寒冷，招这里的人去作战，我认为是一个严重错误！”
　　
　　“他们主要是考虑中国是中立国，怕地方政府干涉我们的行动。所以才选定香港。在那里，谁都方便，可以省去诸多麻烦。”表面看在公使心目中，伦敦方面的计划是可行的，作为执行机构不必去自找麻烦。
　　
　　“不可以！撇开地方政府干涉不干涉的问题，同是租借地，关键是威海卫及周边地区的人比南方人强壮，选这里的人赴欧洲作战最合理。”
　　
　　“威海卫是个好地方，只是腹地太小。”
　　
　　“反正，我认为伦敦的计划是一个官僚主义的计划。”罗伯逊不服气地说。
　　
　　此时，公使的电话响了。来自伦敦的电话，又是十万火急地催促这件事。近几天为招募华工的事搞得公使狼狈不堪，连续几天睡不好觉，心里很烦。他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挥挥手，示意今天就谈到这儿。伦敦方面命令如此紧急，是被法国的快速行动所逼的。早在1915年3月，鉴于战争进展不利，法国国内人工资源严重匮乏，军方开始考虑寻求外援，使用华工便是方案之一。后因内部分歧，使用华工的动议被搁置。然而，几个月过去之后，严峻的现实逼迫法国军方再次想到求援中国。此时，梁士诒的华工提案可谓雪中送炭。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同梁士诒几经磋商之后，于1915年6月9日向法国政府报告中法可以就使用华工问题达成协议。中方前提是华工在理论上应受雇法国私营公司，以免德国指责中国违背中立条规。同年11月11日，法国国防部正式决定立即将招募华工计划付诸实施。1915年12月1日，法国军方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为法国国防部代表，组织陶履德招工团立即赴中国招募工人。团员纯是法国军官及政府雇员，无一来自民间机构。
　　
　　为了配合法国在华招工的需求及避免德国任何口实，梁士诒与中国实业银行行长王克敏设立惠民公司承揽招工具体事宜。惠民天津公司于陶履德招工团几经谈判后于1916年5月14日双方签订合同。接下来，中法双方努力克服招募初期的重重困难，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第一批华工由天津出发，同年8月24日抵达法国。法方开始对招募华工充满信心，设想到1917年底招募10万人。法国国家档案馆一份文件显示这10万华工分配方案：军械部2万人，陆军部5万人，交通部3万人。实际法国没有达到招收计划，主要原因是外交部与国防部相互扯皮，互不配合，特别是后来的法华教育会和格利叶招工团等多家机构插手，加之陶履德招工团与驻华公使康悌之间的严重摩擦，导致工作上的错误百出。
　　
　　与此相反，英国在一开始对寻求华工援助深具戒心。英国的心态在朱尔典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评价梁士诒的华工计划是这样写道：
　　
　　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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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15万中国“一战”华工（四）：罗伯逊找出了说服公使的第一手材料

　　英国作为在中国拥有巨大不平等权利的国家，是不愿看到因中国国际地位上升而丧失这些特权的。由此可窥英国为什么起初对梁氏的“以工代兵”计划进行排斥。然而，当战争打到1916年夏季时，英国处境相当危险，尤其索姆河一战使英国元气大伤。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保证生存、缓解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为英国的当务之急。至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英帝国求助中国人的尊严受损等考虑，全然不顾，一改初衷。国防大臣劳合?乔治因此原则上同意“在法国及其他战区”使用华工，并决定如果华工计划顺利进行，英国可考虑招募“4万至5万”华工。1916年8月14日，英国正式通知法国关于英国远征军在法国使用华工的法案。
　　
　　民族危机压倒一切。同法国相比，英国招募华工显得比较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外交部与国防部相互配合很好，不像法国互扯后腿。
　　
　　作为盟国，英国除调遣军队赴法国战场参战外，还要抽调人员到法国从事战勤事务，给英国带来巨大伤亡。面对国内日趋高涨的反战情绪，英国政府最大苦恼是拿不出人来打仗。因而到中国招募劳工，是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中国工作的各驻华机构。此时，中国依然是中立国。英陆军部从稳妥的角色出发，提议以香港为招募基地，并主动与港府联络，撇开地方政府暗自行动。当外交部将这一指令正式传到英国驻华公使馆之后，公使朱尔典在布署这项行动命令时，此方案竟遭到军事参赞罗伯逊中校的坚决反对。然而，这种不同意见同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之间的掣肘有本质区别。驻华公使馆是完全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对等华工招募问题。朱尔典公使担心如此重大任务在公使馆搁浅，便主动同罗伯逊多次讨论这一事关民族命运的大事。
　　
　　时间紧迫，欧战告急。连日来，英国驻华公使馆里电话、电报不断。英殖民部、外交部、陆军部，等等，天天来催招募华工的事。公使急得团团转，罗伯逊却在翻箱倒柜查找文档。
　　
　　“查到了！查到了！”罗伯逊急急忙忙闯进公使宽大的办公室。
　　
　　“查到什么了？”公使脸上露出愠色，“什么时候了，还有那些穷心思！”
　　
　　“公使先生，您看，这里有当年威海卫招募华工的档案！”罗伯逊有些得意的样子。
　　
　　“什么档案，快拿过来！”公使脸上露出喜悦。
　　
　　罗伯逊是位干练的年轻指挥官，处事严格，一丝不苟。这是他多年形成的风格。上次谈话之后，他转换了思维方式，便在香港和威海卫的档案上下功夫，找出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反复比较，从中找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以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查对大量案卷之后，终于找出了说服公使的第一手材料。20世纪20年代初，英殖民地南非矿业开发面临大发展的机遇，英国商人纷至沓来，一时间南非开发热越烧越旺。随之，劳动力资源不足而制约着矿业的开发。于是，精明的企业家便把劳动力市场转向远东中国市场。相比较之后，最有利可图的是威海卫市场，比当时的香港更具有开发价值。利润一旦达到一定比例之时，它可以驱使许多人去冒险。何况威海卫是一个没有风险的地方。1904年，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维瓦特斯兰矿业协会组织精干队伍，来威海卫进行为期十几天的考察之后，与威海卫英国洋行签署联合招募华工和在威修建苦力营的合同，并迅速付诸行动。半年之后，在威海湾北岸建成可容纳数百人的苦力营。此事获得英驻威海卫行政长官骆克哈特的大力支持，他亲自到济南去拜会山东巡抚杨士骧，以求得在山东境内招工得到官方支持，很快打开了通过威海卫招收华工的局面，当年就有2000多人被运到南非德兰士瓦金矿做工，并有几百名华工被运往日本统治下的韩国去打工。
　　
　　1907年，威海卫殖民政府又把这种劳务输出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海参崴、苏门答腊等地。之后，一直时断时续地延续到一战爆发之前。
　　
　　“好！这次你终于讲到了点子。”朱尔典公使一边翻看着厚重的档案卷宗，一边听着罗伯逊的讲述。最终他听得入迷，竟然放下了手中的案卷，不礼貌地打断了罗伯逊的讲话。
　　
　　“太好了！在此地建立华工招工基地，既能解决您担心的问题，又可避免伦敦方面顾虑，因为威海卫的骆克哈特和庄士敦是两位中国通，他们虽然同伦敦方面关系一般，却同山东的官员交往密切，在山东各地招募华工不会出现问题。最重要的是可以选到好的劳工。”朱尔典公使很兴奋。
　　
　　然而，公使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滔滔不绝地对罗伯逊讲述。“罗伯逊中校，你发现没有，在威海卫设立华工招工局，可以为伦敦节省一大笔费用。您算一算，档案记载有近30栋营房，每栋按住30人计算，可容纳近千人，这笔钱不是小数！伦敦那些小气鬼，仅凭这一条，请求在威海卫设立招募基地肯定没有问题。”公使露出一副得意的嘴脸。
　　
　　此时，罗伯逊中校发现公使挺可爱，便把压在肚子很久的话脱口而出：“公使先生，您说得很准，但还有一条好处请您注意。”
　　
　　“什么好处？”公使瞪大眼睛。
　　
　　“威海卫经济比香港落后，劳动力价格自然比香港便宜，又可以为伦敦省一大笔钱。当年英国在威海卫招募中国军团，是伦敦直接招收，如果像法国那样通过中介公司，需要一大笔中介费。”
　　
　　“罗伯逊中校，今天我请您喝茅台。明天向伦敦打报告。”当天晚上，朱尔典与鲁伯逊大醉。
　　
　　次日，驻华公使签署的电报发往伦敦。再次日，驻华公使馆接到伦敦的批复：同意朱尔典公使在中国招募劳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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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15万中国“一战”华工（五）：英国仿效法军　督办招工

　　督办招工
　　
　　正是这种严格的机制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保证华工招募的正常进行……
　　
　　1916年9月。
　　
　　欧战西线战场英法联军对德发起的“索姆河战役”整整打了三个月。这是一战时期改变战争走向的关键一仗，在世界战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战争由势均力敌转向德军丧失主动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双方都在拼老底。仗打到如此程度，关键在于后续部队能不能跟上。法国部队有首批中国华北劳工的输入，战场形势明显好于英国军队。此时，一向对中国劳工参与欧战存有戒心的英国政界和军界不得不迅速调转方向，仿效法军的做法，加紧到中国招募劳工，以解燃眉之急。
　　
　　中国山东威海卫。
　　
　　尽管北京几易其主，英租地威海卫依然平静度过乱世中1916年之大半时光。突然打破行政长官骆克哈特有规则的生活，是来自伦敦及北京公使馆催办招收华工的命令――为效忠大英国王陛下，威海卫政府应全力协助军方招募赴欧战劳工。连日来，行政长官多次来到威海湾北岸的高丽码头和当年的苦力营进行实地考察，为马上到来的伦敦要员做好准备。
　　
　　10月8日，威海卫爱德华港的德胜码头一阵乐起，骆克哈特迎来刚下船的英陆军部代表布恩尼和北京公使馆鲁伯逊中校。二人此行使命，专司督办威海卫政府加快招募中国劳工。
　　
　　时值傍晚，上车后，行政长官欲陪同客人前往码头一侧的国王饭店下榻并举行招待会，然而，罗伯逊中校却一挥手，车直奔苦力营而去。这条路线，罗伯逊在公使馆档案里早已反复熟悉。苦力营位于刘公岛对岸的合庆南山前坡。此山因山后合庆村得名。山后坡临合庆湾，前坡面威海湾，山自西由东伸进大海，形成海岬之势，具有重要军事价值。当年北洋海军北邦炮台就设在此山东端，与刘公岛北端黄岛炮台共扼威海湾北出口。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任北洋水兵教头时曾在此驻扎过。英租威海卫之后，1904年英国洋行向南非大批出口劳务，将此海岸建成高丽码头，并大规模开发，建成苦力营。骆克哈特陪同两位钦差大臣详细察看之后，大家交口称赞：此地为大英华工招募之集中地和输送口岸是目前最佳选择。
　　
　　几天之后，经过紧张筹备，利用原中国军团营房和苦力营，“大英威海卫政府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宣布成立。为保证招募工作顺利实施，相关方面和人员作明确分工，并按行政区划派出分支机构。（一）华工待发处内设出发处、警察署、军需处、医院等机构，由当地政府负责，行政长官主管。（二）招工局总部设在原中国军团营房，由罗伯逊负全责，行政长官协助。（三）分支机构设两处：一是在归文登县衙管理的威海卫城里（中英租约规定城里仍由中国管理）设招工所，负责威海卫及周边地区招工事宜；一是在济南设招工处，负责山东内地的招募，由英国驻济南领事约翰?普瑞特主管，通过委托各地传教士为代理人进行招募。（四）华工的薪水、装备和运输等事宜属后道工序，事关大局，由陆军部代表约翰逊等人掌管。（五）运输船只由英驻华海军提供。（六）华工服装由英国福布斯公司提供，该公司同时负威海卫区域内招募活动。
　　
　　部署紧急招募华工的会议在豪华的国王饭店举行，涉及上述任务的人员全部按时出席会议。
　　
　　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在民族危机面前，每一个大英公民皆表现出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会议由陆军部代表布恩尼主持。这位大英皇家陆军代表几天前带着解救民族危机的特殊使命，由前线撤下来，飞到中国后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连续劳累几天，两眼布满血丝。他以军人的敏锐，对入会人员迅速扫视一圈，呷一口咖啡之后说：
　　
　　“各位先生，我受陆军部之命，专程来这里招募劳工。时下战事吃紧，如果人员跟不上去，我军将丧失战机。这种局面的后果如何，各位自然明白。我刚由战场下来，作为一个军人我向各位提示，在大英国王陛下危难之际，各位应该明白自己应该干好那份工作的重要。据皇家情报机构分析，德军为阻挠我方由海道运送劳工，必然从海上封锁。大家应该明白，时间对于大英来说多么重要。第一批华工务必在年底争取出发，不然，后果不堪想象。”约翰逊做了一个习惯动作，结束了简单而富有煽动力的讲话。
　　
　　会场静得要死。只有墙角那架欧式大座钟走时的声音有节奏地敲打着。每人都停止了以往喝咖啡、抽烟、交头接耳的惯性动作。
　　
　　罗伯逊是北京方面的责任人，不能不表态，何况到威海卫招募劳工是他的主张，此举成败责任重大。当伦敦方面话音刚落，他便接上：“布恩尼代表的讲话很精彩，我喜欢。这么说吧，这件事办不好，布恩尼他走了，我也不能走。用中国一句老话说，从今天起，我们这些人就是一条线串起来的蚂蚱，搞不好，谁也跑不了！”
　　
　　“哈……哈……”大家大笑。会场严肃的气氛开始缓解。
　　
　　“什么意思？”约翰逊问。
　　
　　此时，坐在约翰逊对面的行政长官骆克哈特接上了话茬：“布恩尼先生，罗伯逊先生说得很对，一旦在威海卫招募劳工的事情失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我是这里的政府首脑，尽管各位也有责任，但最大的责任者是我骆克哈特爵士！”此时，在座的人露出对行政长官敬慕的眼神，不光是对爵士的仰慕，也是几天来大家目睹这位行政长官的一举一动之后的真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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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15万中国“一战”华工（六）：华工招募：严格的机制和认真的态度

　　行政长官接着说：“各位，我来威海卫已经是第15个年头了，我对这里的每一个人，一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最了解这里的人，只要我们真诚对待他们，工作很好做。我向各位保证，在这里的一切事情，政府都有责任，我都有责任。何况，这里有几年前劳务出口的经验，有苦力营和中国军团营房做基础，我一定尽全力尽全责，保证干好这件事情。”行政长官的话音刚落，一阵掌声响起。其他人员纷纷发言。这种来自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的民族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会后，伦敦方面加强调度。进展情况，有关责任者按时上报。于是，在规定时间里，布恩尼代表向陆军总部报告，罗伯逊中校向朱尔典公使报告，骆克哈特行政长官向殖民部报告。同时，每天又有人向他们报告。这是一种严格有序的制度。曾几何时，这种管理机制控制了地球三分之二的空间。
　　
　　正是这种严格的机制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保证华工招募的正常进行。约翰逊于1916年10月8日抵达威海卫，第一批华工1000多人于1917年1月18日，分乘2艘船由威海卫高丽码头启程。当时之实情，威海市政协1987年编印的《威海文史资料》，记载了当年目睹这一历史的姜秀山、陶倬云两位老人口述笔录，摘录如下：他们在高丽口子建起一片用黑铁盖顶，可容纳800多人的房子，四周用铁丝网围着，大门旁边挂着一块写有“招工局”字样的白地黑字的大牌子。待发所系办理具体业务事宜的，设有出发处（负责办理赴欧华工的预备事务）、检察署、医院和厨房、浴室等。在招工局管事的总头目，是英国人魏德凯，群众都叫他“小魏”；副手有中国人巡捕三道杠（军衔阶级）的孙百荷、张桂馥、苗宝英等人，还有一名翻译叫邵喜清（二道杠），是威海卫海埠村人……
　　
　　据北竹岛村当年被招为华工的王炳文回忆：
　　
　　凡是应招的华工，需先到招工所办理应招手续，如报名登记、体格初检等，正式定招之后，再集结到招工局内之待发所。这些人一进待发所的大院，不论其合格与否，均供给膳食。第二天即甄别检验，主要是体格检查。凡检验合格者，即编一号码，并发给之新制服一套。然后再详细登记在册，订立合同。每个人的号码，是用机器打在铜片上，卷成近乎手镯形状的圆圈，套在华工的右手腕上，待3年合同期满返国时，才能取下。大家都管它叫“铜镯”。同时把各人的编号写成纸牌，放在胸前照相，贴在证件上。华工出洋有日，则每人发服装全套计：雨衣1件，夏衣2件，冬衣2套，鞋1双，皮鞋1双，毡单1条，被1床及洗涮用具等。其服装全是蓝色的。华工编队是按军事编制，有班、排、连、营。班是最基层，每班15人；3个班为一排，3个排为一连，3个连为一营。这些人都住在高丽口子的黑铁房里，由警察看管，不准出大门。他们临时的吃、穿、用，大多包给了福泰行供应。此外，源发胜、德生源、永庆隆、源和德4家商号，也跟他们做买卖，主要是承做华工食品。由于待发所对华工的管理非常严格、苛刻，又限制华工的自由，经常看到华工摔盘子打碗、乱扔饭茶现象。
　　
　　在招募华工的同时，招工局还在威海卫及邻县购买了大量的好骡马，分批随华工一起运往法国。购买骡马的事宜，也是由福泰行负责雇用当地骡马经纪人办理的。当时陶家夼村的牲口经纪陶老曼，为他们赶集串乡服务了二三年。陶买来的骡马，都集中在金线顶营盘（现威海二中驻地）用石头砌的大圈里，由雇用的几名中国人和印度人喂养。草料是向城里和郊区居民收购的，每天都有许多人向营盘里送售草料。近3年共买骡马800多头，其中大部分是骡子。
　　
　　南竹岛村的姜仁儒，当年随华工去法国做通译。他回忆说：
　　
　　被招募来的华工经过编练以后，就搭乘轮船，漂洋过海，前往欧洲。每船载运500到600人。出发前每人领20元的津贴费，接着由医生检查消毒，关吏搜检有无违禁物品，然后从高丽口子码头用驳船把华工送到大轮船……到法国后，大多数华工是担任战时后勤服务工作，有的还从事农业劳动。在法国，为了标明华工是中国人，每人的胳膊上还佩带五色的符号（当时北洋政府的国旗为“红黄蓝白黑”5色）。最后一批华工还在半路上，德国就投降了……
　　
　　《米字旗下的威海卫》一书老照片中有一张《大英威海卫政府招工局薪金表》。细读此表，可窥当时华工等级、标准、结构及管理机制等实情。
　　
　　表中分设“等级、职务、在欧每日工价佛郎（法郎）数、在华每月工价银元数、资格”等5个栏目。等级，分为工人、小工头、副工头、正工头、副翻译兼充正工头、翻译等6个级别。工人，职务做工，在欧每日工价1佛郎，在华每月10银元，资格20―40岁强壮乡丁。小工头，职务管理工人14名，在欧每日工价1佛郎零25生丁，在华每月工价10银元，资格由15工人内自选为班内头目随时按其能力品行命定。副工头，职务管理工人56名，在欧每日工价1佛郎半，在华每月工价15银元，资格已有管理工人资格或有工程管理上之经验或昔在威海及他处充当巡警而品行端正者。正工头，职务管理工头4名，在欧每日工价2佛郎到2佛郎半，在华每月工价20银元到场30银元，资格同副工头惟须较上述之经验优美或有学问上之长处。副翻译兼充正工头，职务薪金标准同正工头，资格同上兼通寻常英语在工厂可通用且能管理工者。翻译，职务管理工人240名协助工程司，在欧每日工价5佛郎，在华每月工价60银元，资格英华语言文字优美兼通及翻译文件者。另，表中单设“有经验之工人薪金表”一栏，分设3类：（一）船上木匠机器工人，职务分铁匠、石匠、瓦匠、锤手，在欧每日工价1佛郎半，在华每月工价13元，资格当验明此种工人果有技能及于工程上曾有经验者。（二）有技能之铁匠、汽船司机夫。职务锚固夫、轮船司机夫，在欧每日工价2佛郎，在华每月工价20元，资格此等工人须会在著名工厂或铁路及国家制造局做工5年或10年且须有诚信者。（三）有技能者，职务装卸机器匠，在欧每日工价2佛郎，在华每月工价30元，资格同上。
　　
　　除上述栏目之外，薪金表中还标明一些带有法律意义的条款：
　　
　　工程：专在铁路道路船坞矿厂等处工作。雇主：招工局。年限：3年为限满1年可任雇主取消合同惟至少须于6月前声明。做工时间：每日10小时。免费：衣服、饭食、房屋、油灯、皆由本局发给。抚恤：因伤致命者抚恤金150元因伤致残废者75元。发给工资日期：由至工作地起。
　　
　　上面的文字，是原始表格文字的如实转换，从中可见当时之实情。这种严密的等级和法律条款设计，是维持华工赴欧全过程的链条和保证。其本质是一种用经济和法律方式包装起来的人力资源开发，尽管有掠夺和种族歧视之嫌。撇开政治和军事因素，华工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赴欧的，他们在操作过程中的细节做法，至今有诸多方面可供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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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15万中国“一战”华工（七）：经过8天8夜到达　悲怆的出洋之歌


　　悲怆的出洋之歌
　　
　　瞪大双目。可怜巴巴。众苦力昼夜不息，穿越加拿大荒无人烟干枯的大草原……
　　
　　史料中的《华工出洋歌》令人生奇：
　　
　　众兄弟，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作工，内中情与境，曲折纵横，且听我，从头说分明。德国王，国富兵强，人人多雄壮，器械精良，吞欧洲，早在他心上，起祸端奥国储皇，塞国少年党，暗把他伤，滔天祸，从此开了场。德国王，藉口联邦，忽然调兵将，昼夜奔忙，英法俄，三国着了慌，德国兵，四面齐集，安心灭法国，假道于比，最可怜，比人死得屈，英法人，拼命拒敌，水陆共进兵，马不停蹄。因战争，无人种田地，请我国，助一膀臂，我国大总统，有心无力，多内乱，兄弟如仇敌，众同胞，大家尽知，欧美文明国，是我友谊，最应当，发兵来救济，无奈何，文武官吏，爱国心不足，眼多近视贪私利，无人顾公义，我工人，冒险而至，一为众友邦，二为自己，中华人，最爱好名誉。
　　
　　作者以磅礴的气势、用华工的大白话表述了对苦难同胞出洋过程那种悲怆苦涩的心境，读后令人顿生悲壮之情。一群穷困的中国人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寄生异邦。在那个时代，漂泊万里的概念近乎于永别，这些淳朴的穷人平淡的外表下隐藏一份深深的恐惧与不安。
　　
　　1917年早春。威海湾北岸的高丽码头人声鼎沸。
　　
　　威海卫政府招工局招募的第三批2000多名华工经过训练之后，终于到了出发这一天。下午3点出航，掌管发饷的军需官通知2英里之外的补给站2点给出洋华工发饷，每人发给20元现金。2点前，由威海卫警察护送的运载银元的平板车，嘎吱嘎吱地来到高丽码头前。此刻，劳工们正分组分队地自住宿棚进入“离开棚”。首先，医生依次为每个人进行体检，挨个进行消毒；接着，每人就地换上新制服，背上笨重的棕色帆布背包，里面装有十几种路上及赴欧之后所用的生活日用品。这时，当军需官和运钱的平板车到达时，已有1000人准备就绪在等候领钱了。负责发钱的英国人马上解开钱袋子，取出银元整齐地排放在小木托盘上，开始发放。按15人一份制成的付款表叠放在军需官左边的桌子上，一位中国人和一位英国人坐在劳工面前作为证人，对领取人和领取款额进行核对。为防意外，门口有士兵把守。军需官从劳工的手镯上依次读取每人的号码。在这之前，不少劳工把出发时收到的20元钱都挥霍掉了，所以今天他们只能得到5元现金，另外15元则被寄给他的家人或受领人。
　　
　　快到2点时，刘公岛上的海军哨兵向补给站发出信号，通知轮船已经驶过来了。领到银元之后，数以百计的劳工穿戴整齐，蜂拥地环绕着宽大的场地，互相打趣，检查彼此的装备，一遍遍地数着手中的银元，等候着离开补给站向码头进发。人群中有几个带着乐器，每批劳工拥有一支自己的乐队，配有铜锣、铜鼓等。此时，大家似乎全都沉浸于欢乐之中，籍以缓解离家的忧伤。
　　
　　大门外拥挤着劳工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有送别的，有要债的。此时的劳工显得慷慨大方，愉快地把钱付给人家，赢得大家一次次称赞――离家之前也不忘把小小债务还掉。
　　
　　很快，第一批劳工开始穿过补给站的大门，一阵鞭炮也随之霹雳啪啦地响起。每过一队时，便响起一阵鞭炮。队伍前行时，因与送行的人群距离相近，队伍秩序开始混乱。送行的人们成群地涌来，每一个劳工都被人围着。有的劳工买一盒香烟送给朋友，有的则把银元递给路边颤巍巍的的老父亲手中……各自的事情完成之后，他们则一阵小跑赶上队伍，顺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向码头走去。
　　
　　登船前进行最后一次检查，队伍重新按号码顺序排列。一座哨亭坐落在码头入口，站岗的是2位英国海军士兵。当补给站的2名英国职员最后一次宣读、查验登船人员号码时，2名士兵则迅速搜查登船人员的衣服，以确保没有任何走私品或可能影响这次安全航行的物品被携带上船。接下来，位于刘公岛与码头之间的轮船已抛下锚，等候劳工登船。岸边的驳船装载好货物，劳工登上驳船，由海军的拖船拖至轮船近前，劳工单行依次登上大船。招工局的官员们在这之前已乘汽艇登上大船，准备及时引导劳工入舱。舱内铺位已按组次排好号码，劳工按顺序很快安顿下来，放好背包，将牙刷、梳子等用品整齐地排列在各自的床铺边。在整个登船过程中，2000多人没有发生任何勉强、散漫和不安定的情绪，都表现出一种无畏的精神状态。大批来自天津的劳工，有不少人是第一次见到大海，他们将同众同胞一起漂泊万里海疆……
　　
　　1917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艘轮船穿过海峡直达法国北部的马塞港。此船即一月之前由威海卫高丽码头发出运送华工的英国轮船。
　　
　　船一入港便引起众人关注：满船黑压压的人群，穿一个模样服装，戴统一的帽子。船渐渐驶进并最终停靠在码头时，人们这才看清甲板上站立着的成百上千的中国劳工：清一色的古铜色脸庞，有的像木雕一样毫无表情，有的脸上则泛着笑意，棕色葫芦帽上吊着灰色毛帽耳，鼓胀的帆布背囊染成砖红色，蓝色棉衣变得灰蒙蒙的……
　　
　　接华工的英法官员身后跟随着一群英国兵和法国兵，华工们对他们指指点点。或许穿越万里海疆全程的恐惧在此消失，人群中暴发出一阵阵笑声，笑声中混杂着呼唤声。可以听出，此时笑声的背后隐藏着比哭还痛苦的哭泣……
　　
　　上述实况，系当时威海卫招工局的英国军人莫尼哥?戈尔，于1918年4月在《远东评论》发表文章所记述。但是，关于海上航行的情况却只字全无，由此断定此人未与劳工乘船同行。庆幸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精选》第3期，发表了当年由威海卫出发的华工翻译张邦先先生撰写的《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一文，详尽记述了华工出洋行程中的细节。据此，简要追述当时之实情。1917年8月，北京西山卧佛寺。在此度暑假的张邦先同学刚从清华学校中等科毕业，9月份将升级高等科，4年毕业之后可以享受公费留美的权利。就在他编织未来求学美梦之际，突然收到一封在北京消夏的同班同学刘沛章的来信，说他已在北京英国公使馆考取头等华工翻译，即将去威海卫编队，从威海卫坐轮船到法国战场，薪水每月120元，吃的穿的和往返旅费都不需自己付钱。信中还说，除在战场上能见识到世界最高科学成就外，战后还可以到欧洲各大城市去游历。刘沛章最后问他愿不愿意去应考。于是，张邦先和他的同学共5人经天津乘船来到威海卫的华工营，考取了翻译之职位，一周之内便做好了各种准备，第7天便和2000多人同搭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经日本到加拿大西岸的梵科瓦。
　　
　　按合同条文规定，中国翻译其等级与英国尉官相同，不发委任状也不作战。然而登船后，中国翻译的吃住条件却远不如船上的英国士兵，这明显违背了合同。10名翻译去向英国领队交涉。英国领队名发美尔是天津某洋行职员，说一口很好的北方话。他说轮船是从香港过来的，已经没有空位，房间无法改了，伙食可以改善，但须到厨房吃，不能进餐厅，这是轮船上的规矩。此时，上海来的翻译也说外国轮船确有这种规定，中国人无论怎么阔，只能住下层的中国舱，不能住楼上的外国舱。大家只有委曲求全。
　　
　　轮船在日本大阪上煤停了3天，不让中国人上岸；到横滨又是停3天，仍然禁止中国人上岸。翻译们根据合同向领队交涉后获准他们上去玩一天，但须保证工人们不准提此要求。无奈，5个营的2000多人，整天整夜地全都挤在一条船上，长达18天，没有一点点活动机会，许多人吃不下饭甚至病倒，直到荒芜的梵科瓦码头之后，大家才得以到山间和海边舒散了3天。之后，他们又分乘5列火车，横穿加拿大。沿途停车时，不准中国人踏上月台半步。
　　
　　车外白雪皑皑，山峰、丛林、小溪、驰骋而过。车内空气混浊。瞪大双目，可怜巴巴，众苦力随着昼夜不息的列车，穿越加拿大荒无人烟干枯的大草原……
　　
　　经过8天8夜后，列车终于到达终点站哈利法克斯，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列车一直开到一艘巨大轮船边，华工们下了列车后，穿过月台就进轮船，对这座美丽的城市一无所知。到法国后他们才在报纸发现，这座城市因运送军火的轮船爆炸将整个城市毁灭。
　　
　　由此搭乘的“鸠丽亚斯”号轮船载重2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客轮，由俘获德国的运输船改造而成。船长108码，自船舷以上有13层，上下乘电梯，中间设有操场和戏院。威海卫和青岛两处来的华工约5000人，只住了一两层。由此出发同行的有8艘万吨轮船，排列于“鸠丽亚斯”四周，保持等距离前行。为防德国潜艇攻击，外围有许多军舰和鱼雷艇护航，越接近英国时护航军舰越多，在海面上散布20多英里之远。为控制海面敌情，第７天早晨，统一挑选20多名眼力特别好的华工轮班到船顶瞭望，每班4人，值班2小时。瞭望人员冒着刺骨风雪，一丝不苟，他们深知自己担当着船上1万多人的性命安危。第8天早晨，船头两个华工发现前方有可疑的“小点子”。船方用望远镜复查后，一面鸣炮告警，一面传令全船人都捆上救生带，大船改走“之”字路线。同时，几条小军舰向“小点子”洋面驶去，放一阵深水炸弹。2小时之后方解除警报。防卫虽然如此严密，3个月后，这条大船还是被德国潜艇炸沉。
　　
　　大船又跑了8天。晚间，“鸠丽亚斯”巨轮驶进利物浦港。停靠与火车平行，华工下船即穿过月台上火车，连夜赶路，次晨到达英格兰的“福克斯”镇。镇上，成群的帐篷，散乱地安设在山边的平地上，帐篷间杂于树木之中，帐篷顶涂着黄色和绿色，圆的方的，杂乱地排放着，足有3平方英里的面积。这里已住着大批华工。又一批同胞到来，大家出来迎接，带路，安排床铺，引领打开水，带领大小便……然后，三三两两坐于地铺上交谈起来。吃饭是有限量的面包、饼干和各种罐头。许多早来的华工和翻译节省出吃的招待新到的老乡。
　　
　　第2天，华工们乘上小轮，2个小时后抵达华工总部所在地――法国东海岸小村骆耶耳。总部只是村外一片圆顶帐篷，没有树木遮掩。几十个帐篷为一组，四周围着铁丝网，门口设荷枪实弹英兵把守。张邦先那营正好住满一组帐篷，一进入即不准出来，他人也不得入内。
　　
　　次日，全营在大操场编队，许多荷枪英兵在一边看护，不少英军官跟随。如同在威海卫编制，营管3连，连辖3排，排设3班，班管15人。列队后，班设1个左臂佩带1条黄色短布条的英兵，排设佩带2条黄色短布条的，连设带3条黄色短布条的。后称之为英国“一道、二道、三道”。英国“一道”不仅管中国“一道”，有时管中国“三道”，也直接管华工。此外，加设中国大队长（“四道”）和英国大队长各1人。除此之外，单设炊事员4人，勤务员6人，裁缝、皮匠、理发师各1人，翻译2人，全营合计500人。张邦先所在的那个营，编号为13营。
　　
　　13营人员相对稳定，只是不长时间中国大队长换了两次。最后换来的冉振海是保定人，40来岁，身强力大，能说一点英语。他是第一批由威海卫来到骆耶耳的。据其称，他那批100多人，已在骆耶耳受训1个多月，华工总办普登上校和会办鲁斯顿上校每天轮流给他们训练。这批人出来后最低“三道”，一般是大队长。据此断定，英军管理华工是双轨制，即管理者实行中国人、英国人两班人马。中国人在华工中挑选训练，英国人大部分选招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人培养，其目的是追求管理的实效性。
　　
　　1917年11月间，新换来了英国营长李笛亚迪，30多岁，贵族出身，会摆架子，却胆小。还有两位副官。3位军官是英国政府委任的，其待遇比没有受到任命的40名英国兵头高得多，每人住1个帐篷，每人1个勤务兵。一天，营长发现华工队伍里有个留“辫子”的华工，便说要为其剪“辫子”。此人叫张彦彬，教过书，会拳脚，有计谋，在威海卫集训时，英国营长就要强行剪他的“辫子”，他先是以理相对，当英国人真要动手时，他又露出两手，让动手的人难堪。“辫子”先生乐于助人，帮大家写书信，在华工中有很高威信，包括翻译张邦先亦同其交情甚好。到法国后，管理人员听说过此人，对“辫子”的事默认下来。当新营长想来硬的剪“辫子”时，同样遭遇到了在威海卫时的难堪。事后，张邦先劝其把“辫子”剪掉，此后华工更敬重他。
　　
　　13营在骆耶耳经过8天训练之后，乘火车到法国东北边的阿拉斯去挖战壕。原来30多万人的阿拉斯城，经过3年的战火，已全是败瓦残垣。间或见到的几位妇孺也是蓬头垢面，住在颓垣下面的地窖中，以求乞或卖淫为主。华工在如此环境，冒着空袭和敌人的炮火挖战壕，距离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有的相距不过50码。初冬时节，雪花纷飞，遇到天晴雪化，壕内泥浆没胫，轮班睡觉只能站着睡。相比，英国军官却在后面盖有顶棚的战壕里可坐可卧，甚至玩牌。战壕连续挖了40多天，圣诞节来临，原以为可休息几天，没想到敌人趁机进攻。月光下，一长串的敌人坦克车向掩蔽华工的战壕压过来。华工到后面去找英国军官，发现他们全不见了，回转来时，监工的英兵也不见了。眼见敌军过来，华工有人大喊“撤退”，大家这才仓皇后退。歪歪曲曲的战壕，坎坷不平的地面，华工们在紧张之中步履艰难，多人被摔倒。一口气30多里跑回来，发现英国军官在休息。华工们气愤之极找到司令部。司令部答复写报告转营长。报告写完，大队长冉振海不签名，其他35名工头联合署名转给营长，最后不了了之。
　　
　　卡勒是一个庞大的转运站。华工们得把轮船运来的给养和各种军需品卸入仓库，堆起很高的垛子，再把各战区需要的物品照上面发下的清单，从仓库的高垛上搬下，装进火车运到前方。这里原有华工4个营2000多人，仍然不够，华工总部便将13营紧急调过来。各营之间，像在骆耶耳一样，用8英尺高的铁丝网隔开，门口有英兵把守，不准华工随便出入。除3个军官住在特区之外，全营500人都在一个隔离圈里，厨房和厕所也都在内。有一天早上，一个英国工头从厕所里拉出一个华工，要罚他立正5分钟，说那是英国人的厕所，中国人不该去。这引起了华工们的愤怒。英国工头都围过来替他们的人助威，大队长冉振海也帮助英国人说话。英国人见冉振海帮腔，更加威风，声称：今后违反者，轻者罚站，重者罚禁闭，罚劳役，受罚两次不改者就送到英难的部队去。华工中谁也没见过英难的部队，合同中也无此规定。此时，大队长冉振海却神气活现地说，他在骆耶耳见过：队里的英难，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每天工作16小时，吃冷饭，一不听话就用皮鞭打，用开水淋身，用铁丝刷子刷皮等等。听冉振海这么说，大伙对他都积着一股气。午后，华工们到粮站去装车，因语言不通，少装了4车。工人当即表示晚上加班补上，该干的决不推辞。当晚，加完班后，工人们欲回去休息，英国人不让，逼迫加工。工人们只好加工，但消极怠工，干起来慢腾腾的。第二天，营长带着冉振海到工地来，到处骂人，说工作慢、工作方法笨等，冉振海也帮着骂，还帮着清查“怠工”的人。后来，他们又骂抬钢轨的人走得慢，还在中间做示范，用双手推，不料两头抬钢轨的人一撒手，压得他们脸红筋胀。于是他们垂头丧气而去。
　　
　　当天晚上，从阿拉斯退却时受伤的12人回来了。他们说，还有2个受重伤的人不知何日才能回来，说医生给他们取弹片时不用麻药，把他们捆在手术床上开刀，弄得他们叫娘叫爷的，痛苦万分。全营工人听说后气愤至极。“辫子”先生劝大家：“闹尽管闹，没有计划好，万勿动手，英国人显然想打我们个下马威。”次晨排队分工时，有几个工人高声喊：“吃不饱，做不动，要减少工作。”接着大家跟着喊。张邦先翻译后，营长与工人交涉。中午，工人回营时，铁丝网外面排列了一队荷枪实弹的英国兵。进营房后，又见昨天从医院回来的一个工人，被冉振海打得周身青紫，说他造谣生事。此时，一声喊“大家打”，冉振海立即被拖到操场中，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工人们则用他平时打人的那条棍子向他周身乱抽。大家轮流打，边打边数落他的罪状，直打得他磕头求饶，表示永不再犯。这时英国人全躲开了，不敢露面。工人吃饭时，才有几个英国工头出来，不声不响地把冉振海和被他打的那个工人送进医院。下午，工人罢工。后来经营长几翻调停，最后“辫子”先生发话：“该收帆了，我们也只是显一手给他们看看。”最终，他们同营长达成5条协议：一、口粮要吃饱，加夜工要加餐；二、工作方法自己定，活干完就收工；三、门卫由工人自己管；四、华工交朋友不得干涉；五、非经宣布罪状不得带走本营中国人。
　　
　　这场风波之后，英国人改变了许多。英国人嫌１３数字不吉利，将１３营改为６４营。此后，英国人虽在背后查幕后策划者，始终没有得逞。这件事对其他几个营的影响极大，他们的类似问题也得到相应解决。法国与英国比，在对华工态度和管理上明显不同。法国管理下的华工待遇较好，工资较高，行动比较自由。英国当局对此供认不讳。英国将军福德在其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英法两国在管理华工上存在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在于英国不准中国苦力进入各种咖啡馆，但法国则没有此限制。”英国军方甚至抱怨法国人对华工态度太友好和善，并因此给英国带来“严格管理华工的巨大困难”。一些不满英国粗暴管理的华工有时私自跑到法国华工营。英国当时有一份文件这样写道：
　　
　　（华工）54857号自1919年3月到同年5月（未经允许）跑到法方9号华营。苦力68211号在失踪6个多月期间，曾在好几个法国华工营待过。149号华工营的两个苦力不久前因逃跑而被捕。他们供认曾在里特附近的法国华工营生活一阵。
　　
　　据张邦先回忆，华工在卡勒城中一家杂货店发现一个中国女子。
　　
　　她是北京海淀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她才１８岁，被一个法国军官掳走带回法国。１９１９年华工看见她时，她不到４０岁，有２个儿子当兵，３个女儿在身边，都会说北京话。丈夫死去５年。死前夫妇感情很好，丈夫教她法文、算学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报纸，也喜欢谈世界大事。
　　
　　她们母女４人见了华工很亲热，总是用酒和咖啡招待（口粮有限），不断打听中国的情况。听说有位清华学生，便几次带口信请张邦先去家里。张邦先去她家后，她对海淀的情况问得非常详细，连树木、坟堡等都问及。之后还破例留客人吃了晚餐，并恳切提出经常过来谈谈。后来她告诉张邦先说，法国人对她很尊重，但一提到中国人，就显得不够尊重。每谈此话题时，她总说：“这是祖国太乱太弱之故。”一次，她告诉张邦先说，她在报纸上看见法国总理克莱孟梭在巴黎和会上说“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她很伤心。
　　
　　１９２０年春，华工们回国前，许多人到她那里辞行。有人问她想不想回中国？她回答说：“做梦也在想！不过国内现在的情形，倒使我迟疑起来。祖国太乱了，人民太苦了，简直是一个公共的殖民地。以后再看吧！”临别时，她满眶含泪地拉着华工的手说：“我多么盼望祖国统一、独立和富强啊！”１９２０年３月，６４营离开卡勒到勒哈屋乘船，经苏伊士运河和新加坡回到青岛。在青岛分手后，张邦先同“辫子”先生通信多次。直奉战争之后，张邦先2次去信都无回音，想来“辫子”先生可能已死于内战。
　　
　　一战期间，英法在其控制区内，包括河南、湖北、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招募劳工１５万人。同时，同属协约国的俄国也在华北招募约５万人。其中，由威海卫出发英国招募的华工54000多人。前期路线走香港、新加坡、印度、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直达法国马赛港，再乘火车到里昂。1921年2月1日，德国开始的无限制潜艇战，对海面来往船只一律打击，当年2月，法国“阿多斯”轮船，在地中海被德击沉，500多名华工丧生。此后，华工赴欧洲不得不绕道而行，经日本海走太平洋，转道美国、英国至法国巴黎。此道几乎绕地球一圈。旅途之艰辛，条件之恶劣，常有华工不忍痛苦跳海自尽。
　　
　　德国对中国实行潜艇封锁政策，引起当时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发布《大总统令》，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国及其同盟奥地利宣战。但是，中国参战只限于取消奥匈和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没收敌产，废除条约等，不派军队而是提供民役。但在暗地，段祺瑞任命当时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为对欧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利用宣战换来的日本借款和武器组建一支参战部队，按兵西北不动，坐观成败，直到大战结束才出兵。目标不是欧洲战场，而是兵发乌兰巴托，夺回了失去多年的外蒙古主权。假如不是徐下野后，外蒙在俄国的压力下离开了中国，徐树铮将军这一战将将名垂青史。有资料显示，一战期间死亡华工3000―4000人。包括3个方面：（1）在赴法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有案可查752人；（2）战争期间死于战场；（3）战后打扫清理战场死于地雷、炸弹爆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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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15万中国“一战”华工（八）：15万中国劳工　惨重的代价

　　惨重的代价
　　
　　无法忍受虐待的华工甚至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中国文化名人蔡元培振臂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蔡元培先生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声，是因为中国北洋政府作为协约国的一员，终于也享受到了一次久违的战胜国的滋味。在这之前，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次对外战争无一不败的历史在这里结束。
　　
　　战胜国对于国体而言是一种荣誉，然而，对于赴欧参战的15万中国劳工而言，付出的代价惨重至极，令人心颤。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著名的巴黎和会，共有27国参加。会议标榜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法、美、日、意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
　　
　　而此时的中国，作为战胜国一员正在举国欢庆。国人从上到下，满以为这次可以收回战前被德国占领后又被日本占有的青岛和山东半岛主权。为此，中国政府派出陆征祥、顾维钧等5人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收回战前德国侵占中国的胶州湾、胶济铁路和山东的一切权利。日本却要求和会同意把德国的侵华权益转移给日本，这竟然并得到英法的支持。由于美、日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矛盾，美国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起初持暧昧态度，日本则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和退出会场相要挟，美国只好转向支持日本。会上，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然而，英国外相巴尔福竟公然声称一战期间中国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对此，中国代表顾维钧以西线14万华工“捐躯欧洲，血染沙场”的事实对其进行有力驳斥。然而，几大国丧心病狂，以强凌弱，强奸中国民意，致使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一无所获，备受屈辱。这一消息传到中国，朝野上下震动巨大。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先生得知北洋政府准备妥协，愤怒之极，连夜把中国政府准备签字割让青岛和山东半岛主权的消息告诉了北大学生和学生领袖。于是，第2天便爆发了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觉醒的“五四”运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也正是在“五四”之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因此，“中国”这一标志着中华主权的呐喊的名称诞生了！
　　
　　在中国人民争主权、争独立伟大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电令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
　　
　　正是这一次的坚决不退让，使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１９２１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解决。经过３６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３３岁的顾维钧。
　　
　　没有神圣的中国劳工，就没有改变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人第一次说“不”，也就没有１９２１年收回山东主权这件令国人扬眉吐气的壮举。
　　
　　因而，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绝不应忘记赴欧参战的１５万一战华工，尤其是骨埋他乡近百载之苦命先民。
　　
　　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这些为今天中国带来福祉的一战华工。
　　
　　德国之声披露：到达西线战场的华工，有9万6千人被分到英国军队，3万7千人分在法国军队，1万人为刚刚参战的美军服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战地后勤，比如维修道路、营房，挖掘战壕，装卸弹药，救护伤员，掩埋尸体，也包括进入工厂服务。中国正式对德宣战后，又有部分华工加入法军，直接参加战斗。两年战争中，1５万中国劳工，有9千人阵亡或失踪，伤亡不可谓不大，对一战协约国的贡献可圈可点。
　　
　　索姆河蜿蜒流淌在法国西北部的丘陵和平原上，最终静静入海。在离当年索姆河战役战场不远的小镇努瓦耶尔，有一座华工墓地，这里埋葬的全是当时英军第四集团军管辖的中国劳工。墓碑中文铭文记载着死者籍贯，几乎全是山东籍的，有历城县、牟平县、寿光县、文登县、荣成县……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秦梦之、王兆元、徐振河、张胜月、腾书德、王卫福……这里的842名华工是在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之后最终骨埋于此？今天墓园的管理者竟为后人搜集到当年目击者口述而编成简介。资料中记载，一位法国老太太Salle夫人对华工当时遭受虐待和体罚的触目惊心的情景有这样的描述：“相信我，25年后的盖世太保比起这些英国人来一点没有创造。”无法忍受虐待的华工甚至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直到战后几年后，营地被拆除时，其尸骨才被发现。对飞机尤其对轰炸机，从没有见识过的中国农民被这些神话里的妖怪般的东西吓疯了，不顾一切地冲出营房，在田野中疯跑，边跑边喊。这就是华工营里之所以有一个专门的疯人院的原因。至于他们的死，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疾病，寒冷，体罚，饥饿或营养不良，非人的劳动，气候的不适应，或者干脆因为各种原因的枪毙。Salle夫人说：“他们刚开始像牲畜一样的被掩埋，有的甚至头部都露在地面上，因为他们是被竖直了埋下去的！直到需要抹去不愉快的记忆时，英国人才来修建了这座公墓……”资料中记载，Salle夫人在谈话中，竟然5次用了这样的话：“太恐怖了！”然而，活着人又是怎样呢？1921年，最后一批华工酌酒同胞的坟头，登船回国，此后，他们在中国持续的30年战乱中销声匿迹。
　　
　　11月11日，对法国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87年前的同一天，一战停战协议正式签署。此次战争中，被动员参战的法国士兵约有850万，阵亡140万。停战协议签署后，法国每年都要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缅怀烈士和死难亲人，11月11日因此成为公假。依照惯例，总统或总理会在这一天向有功官兵及幸存老兵颁发奖章。至2005年参加过一战的法国老兵仅存17人。随着历史尘烟的逐渐消散，法国人看战争的视角也发生了变化。去年纪念日前，法国有5家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视点独特的纪录片《为了大战中的中国人》。片中记录了一战期间，法国和英国需要大量劳动力替补工厂或农场里的岗位，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中国劳力签订合同。从片中显示的合同原件可以看到：中国劳工每天工作要10个小时，报酬仅为5法郎（英国早期由威海卫招工每天仅1法郎）。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有近15万中国劳工背井离乡。他们被运到欧洲大陆的方式、他们的住宿条件、他们的工资收入都令人瞠目结舌。法国配音员以难以置信的口吻说，中国人的坚忍是难以形容的。到达异国后，他们纷纷学会法语努力适应生活，可是，对食物的不习惯和对新环境的难以接受却始终困扰着他们。
　　
　　那些留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大多让自己的后代接受法式正统教育，而黄皮肤和黑头发却时刻提醒着那些流淌着中国血液的人：故乡在东方。如今，中国劳工的后代都已年过60。他们有的通过翻译旧信找到祖籍和亲人；有的求助使馆渴盼落叶归根。片中，一位垂暮老者泪流满面地对着镜头说：“我一定要去一次中国。这是我最后的心愿。”目前，一战期间的15万中国劳工仅有两位健在，其中，一位于1997年回到中国安享晚年，另一位时年百岁仍住在法国。其余人多因疲惫劳作魂断他乡。
　　
　　70年之后的1988年，法国政府向吕虎臣、曾广培两位老华工颁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98年，法国政府在巴黎13区中国城内竖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中国劳工的贡献终于获得尊重。这一承认，是战后留在法国的3千多华工和他们的后代80年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是最早在欧洲大批定居的中国人，其中多数又是从温州来的，从此开始了连绵的温州移民史。
　　
　　相比之下，在东线战场服役的华工不为人知，但却更富传奇色彩。有资料显示，一战结束后就有4到5万中国人加入了苏联红军。其中最有名的是张福荣和任辅臣，他们曾经分别担任独立的中国军团团长，领导中国劳工组成的中国军团，在与俄罗斯白军的战斗中表现英勇，在苏联史上留下光辉一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加入了苏联国籍。其中很多后来被派往远东地区组建营地，收容和训练从中国东北撤出的中国和朝鲜的抗联战士，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二战末期苏联军消灭关东军发挥了重大作用。朝鲜后来的领袖金日成就是从这些营地中被红军选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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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15万中国“一战”华工（九）：换回中国的地位

　　换回的中国地位
　　
　　中国今日之发展、富强、变化和进步，首先和几乎全部归功于神圣的中国劳工……
　　
　　正是一战期间中国劳工的大量输出，才使得中国作为参战国加入了协约国一方。
　　
　　英国和法国逼段祺瑞政府加入协约国，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合法”地在前线使用大量的中国劳工，由此，作为协约国一方的中国劳工被推到了一战中敌对双方的最前线！这是英国和法国逼中国加入协约国的真正目的。而在段祺瑞政府宣布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之前，中国劳工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后方的工厂干活。
　　
　　尽管中国劳工在欧洲出现，是一种历史的悲剧，然而，毕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也是欧洲人零距离接触中国人的开端。尽管第一次踏上欧洲大地而且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劳工是那样目光滞呆，那样不适应陌生的环境，那样与欧洲人格格不入，然而，他们对突然陷入的恶劣环境的忍耐力和承受力，却迅速引起了欧洲人的刮目相看。也许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就赢得了异邦人的恻隐之心，继而，由相识到认同，这是中国人融入国际社会的起始。此为从微观上即民间演变的视角来认识发生于一战期间的中国劳工现象。
　　
　　站在国家角度而言，尽管当时之北洋政府是一个不令国民满意的政府，然而，不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在一战中能玩出“以工代兵”的花招，以及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与日本、美国等列强周旋，并在多次出兵参战受阻之后，依然抓住时机，适时宣布参战，最终为战后的和会赢得一席发言之地，亦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参加一战，不仅展示了中国利用外交进入国际社会成为平等一员及国际化的成功之举，并首开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系统收复国家主权的先河。中国对德宣战，不仅立即宣布中国同德奥两国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随之废除，并收复德奥在中国的租界，终止支付德奥庚款，更重要的是，德奥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也被中国一概取消。北洋政府坚持不懈的利用欧战的爆发并力争正式加入战团，这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参与国际社会的追求。从小处着眼，中国参战是为了应付日本，为战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从长远看，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为了国际化，为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拥有发言权。事实证明，这个目标实现了。中国以其独特的方式涉入近代外交，在极为复杂的较量中身手不凡，进退有序，忍让有度，令西方社会刮目相看。中国能跻身战后的巴黎和会这一事实，即是中国一战外交的一个成功例证，真正地实现了建立世界新秩序之初就有中国的位置这一目标。在巴黎和会上，正因为中国代表的出色表现，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格局，最终把“中国问题”带到了世界最高论坛，且赢得了道义的胜利。
　　
　　在法国巴黎，矗立着一座“中国劳工纪念碑”。此碑系法国政府于1988年所建。碑文用中、法两国文字镌刻着：“公元1916年到1918年，14万华工在法国参加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其中3千人从此定居法国，在巴黎、里昂车站附近形成第一个华人社团。山东潍县欧战劳工徐明亭居法后在华人社团中开设茶馆，曾多次为共产主义小组及周恩来等同志提供聚会和活动场所。一战华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英、法的高度赞扬。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任务。”伦敦《泰晤士报》评价：“现代战争是一种现代工业，华工是这种新战争的一支新部队，他们的武器是铁镐、撬棒、铲锹及推车。”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中国在劳工大生产的基础上，在劳工精神的指引下，才能逐渐成为一个消费大国。中国今日之发展、富强、变化和进步，首先和几乎全部归功于神圣的中国劳工，归功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宝贵的、无可匹敌的、他国无法竞争的、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劳工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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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战老华工的辛酸故事 岁月难诉十万华工魂（一）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一战期间，中国曾有14万华工应法国政府请求来法从事战地后勤服务，与法国人民共度时艰。战争中，大约有两万华工失踪或牺牲，大部分华工战后返回中国，也有几千名华工因各种原因留在法国，成为法国最早的中国移民。时光飞逝近百年，法国一战老华工的这段悲壮史，很多人可能已经淡忘了，或者不甚了解。然而，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当人们今天来回顾一战这段历史，回顾中法友好关系史时，不应忘记当年14万华工书写的这浓墨的一笔。
　　
　　旅法艺术家、法国欧华历史学会会长、欧洲龙吟诗社主编叶星球先生是一位有心人。他来法二十多年，在勤奋创业的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和艺术实践，还十分关心法国与欧洲的华人历史，已出版《法国华人三百年》一书。多年来，他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查找相关资料、收集老照片，采访当事人，掌握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整理出有关一战老华工的历史。最近，由他和法国齐鲁协会会长江敬世撰著、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从多角度、多领域记述法国一战华工历史的中文著作《法国一战老华工纪实》在巴黎面世。中国驻法大使孔泉在为此书的题词中写道：“岁月难诉十万华工魂，青史畅书百年不了情”。记者就此采访了叶星球先生和部分一战老华工后代，听他们讲述了一战老华工那些说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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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战老华工的辛酸故事 岁月难诉十万华工魂（二）：结识最后一位老华工

　　2002年秋天，叶星球来到妹妹叶碧华在巴黎近郊蒙特尔开的一间中餐外卖店，与在这里用餐的一位名叫吉利埃的法国女士交谈起来。吉利埃住在蒙特尔，经常到这家外卖店用餐，久而久之，就常和店主叶碧华谈起身世，原来她的父亲是一位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华工朱桂生。
　　
　　朱桂生于1896年生于江苏丹阳，儿时家境困难。一战开始后，英法联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造成了兵员和劳力的严重不足。1915年12月，法国派出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中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判，在中国招募劳工，到英法战地服务。达成协议之后，从1916年开始，中国一共派出了14万多名劳工，分批从上海、威海卫、浦口等码头乘船到马赛。到马赛后，便分赴各个战区。时年20岁、年轻力壮的朱桂生得到消息后前去报名并被录取。在前往法国的路上遇到了大风，他们在海上漂泊了5个多月，历经磨难。对于这段经历，朱桂生印象深刻，他没想到去法兰西的路程竟是如此的艰难险阻。到了马赛港，他被分配到拉罗舍尔战地服务，干过面粉厂工人、运送粮食弹药等工作。1917年中国政府对德国宣战，部分华工被英法盟军直接拨入步兵和炮兵部队，与英法盟军并肩作战。战后，朱桂生和十几个同胞就在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拉罗舍尔定居下来。后来，他在码头上找了份司机的工作，并于1921年与当地姑娘巴蒂斯特相爱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二女。
　　
　　1939年5月，二战硝烟再起，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拉罗舍尔。同年9月朱桂生正式参军。在部队，朱桂生从事后勤工作，负责马匹调度。战争中，朱桂生19岁的儿子不幸在舰船上发病身亡。二战结束后，朱桂生一家就一直住在拉罗舍尔，他先后当过司机、电工、冷冻库房工人，直到退休。
　　
　　吉利埃与叶星球谈得很高兴，她还邀请叶先生去她家做客，看望恰巧正在她家的朱桂生老先生。这年老人家已经105岁高寿，他性格开朗，为人豪爽，身体看上去还不错，思路也还淸晰，看见同胞非常高兴。可惜当时叶先生因故未能深谈就匆匆道别了。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的3月，这位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位老华工与世长辞了，享年106岁。
　　
　　叶先生告诉记者，朱桂生的两个女儿非常孝顺，大女儿住在蒙特尔，常接父亲到家里住；小女儿住在拉罗舍尔，也经常去看望照顾老人。这样一位来自中国、为保卫法国而先后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华工及其孝顺女儿的故事，在拉罗舍尔传为佳话。每逢老人生日，拉罗舍尔的报纸还会做专题报道，当地市长更是专程到他家祝贺，并赞道：“老人家不仅是一位老寿星，也是融入法国社会的一个典范，是拉罗舍尔市市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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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战老华工的辛酸故事 岁月难诉十万华工魂（三）：说不完的老华工故事

　　在结识老华工朱桂生之后，叶星球便开始了集中收集一战老华工资料的工作。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收集到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那一位位老华工后代所讲述的故事，经常将他的思绪带到一战那硝烟弥漫的岁月中……
　　
　　为人厚道的路西在巴黎郊外95省开着一个小百货店，经常到3区、4区进货。有一天，他向叶星球讲述了父亲李秀云的故事。李秀云于1894年出生于江苏，22岁那年告别父老乡亲，和几十个老乡从上海码头出发，到欧洲做战地后勤工作。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华工经常随战争的需要转移，在无边的孤独和恐惧中等待和平的来临。出国前，华工合同中规定一星期做工7天，中国节日也不放假，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准许星期日和中国节日放假。在这些节假日里，经常由华工自己组织文艺活动，演出中国的京剧、梆子戏、杂耍、舞狮、龙灯等节目，当地居民也赶来观看。法国人对待华工不错，没有华工与当地居民发生过冲突。每逢周日，华工还经常三五结队地到农村去玩，到法国人家里去作客，但一般限于方圆15公里之内，这样当天可以返回工地。有一次李秀云与几个华工到农村去，小孩子看见生人害怕，法国妇女就安慰小孩说：“不要怕，这些人是帮助我们打德国的中国叔叔。”当时法国食品很紧张，是配给制度，主人在招待他们时告知只有清咖啡，没有糖。于是华工们下次去时会带上面包、烟、酒和糖果，法国人则拿出煎鸡蛋和当地菜肴，大家一起分享，从而建立起深厚的感情。1918年，一战终于结束，大多数的华工返回中国。李秀云留了下来，在哥梅驿水泥厂工作，后来与法国姑娘欧仁妮结婚。
　　
　　如今，无论是战后返回祖国、还是留在法国生活的老华工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华人后代和法国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在法国北部的几个地方，老华工的几处墓地保存完好。牺牲在法兰西土地上的每个老华工的坟墓上，都立有一个墓碑，上面用中文刻着死难者的姓名和籍贯，书有“永垂不朽”等墓志铭。在距离一战结束70年后，为表彰一战期间14万华工参与盟军作战，与法国人民共赴国难流血流汗立下的功绩，法国政府特别授予当年参战的二位老华工吕虎臣、曾广培骑士军团荣誉勋章。在一战结束80年后，巴黎13区Baudricourt公园里竖立起一战华工纪念碑。
　　
　　就在《法国一战老华工纪实》截稿后不久，叶星球又了解到另一位来自安徽的老华工韩庭华的故事。韩庭华的儿子查理今年80多岁，小时候一直在巴黎3区庙街周围长大。查理的女婿还是法国著名歌星克里斯多夫。说来也巧，记者在采访叶星球时遇见了查理，老先生看起来精神很好，他告诉记者，他会打麻将，而且是麻将高手。因为从小经常和庙街的华人接触，查理会说一些温州话，他对父亲和父亲的那些朋友非常敬重。他向记者出示了父亲当年的照片，并帮助叶先生辨认一些当年的华工照片，对这段历史怀有特殊的感情。韩庭华英年早逝，长眠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但关于韩庭华，还有许许多多老华工的故事，却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4月17日，法国一战博物馆举行了奠基仪式，明年11月11日将举行落成典礼和开幕仪式。目前该馆筹建机构还在进行展品的征集和采购。叶星球参加了这次奠基仪式。他告诉记者，《法国一战老华工纪实》一书将赠送给一战博物馆。现在馆里收藏的与华工有关的资料还很少，希望华人能够多提供相关资料给博物馆，让更多的法国民众和华人了解和记住这段历史。正如《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先生在这本书序言中所写的：现在，我们在讲述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时候，在回忆源远流长的中法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一战时期14万老华工们在法兰西土地上最先播下的友谊种子吧。他们当年在法国的艰辛生活，他们所留下的业绩，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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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话一战华工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同德奥为核心的同盟国在比利时与法国西北部摆开了主战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巨大的伤亡使交战各方兵员锐减，后方与补给线上的劳力极度匮乏。特别是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使得英法等协约国人力资源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为挽回颓势，法国首先将目光转向中国，希图通过招募华工来解决其战争需求。1916年初，应法国驻华公使康悌的要求，梁士诒、叶慕绰指派梁汝成、李兼善等人与法国军方代表左治·陶履德上校订立在华招工合工，并筹建惠民公司专司招工事宜，5月14日，天津惠民公司与法军代表签订了招募华工20万人赴欧参战合同。但由于德国的阻挠\战地作业的危险以及中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等原因，法国在华招工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同年10月25日，天津市民8000余人集会，要求解散惠民公司，禁招华工，并发起抵制法货运动，使法国的招工计划再次受阻。
　　
　　英国作为法国的盟国，在战争中除直接派军赴法国战场作战外，还要抽调大量人员到法国从事战勤服务。战争同样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仅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开战的当天，英军的伤亡即达57470人之多。到了1916年秋天，英国政府在经历了四十万英军的伤亡之后，更加感受到了人力缺乏的巨大压力。为尽快扭转这一局面，英国政府随即着手打算招募海外劳工。英国与法国一样，目光首先锁定在那些“干活不知疲倦”的中国人身上。1916年8月，英国陆军大臣奉命同法国方面商讨招募华工事宜。同时，应陆军部的要求，英国外交部也指令其驻华公使馆尽快拟定详细的招募方案。
　　
　　接到指令后的英国驻华公使馆自然是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但事实上在英国政府决定实施招募计划之前，其驻华使馆军事参赞罗伯逊中校就早已选定将威海卫做为英国招募华工的大本营，并得到驻华公使朱尔典的首肯。威海卫于1898年被英国租占，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成为其驻华舰队的避暑疗养和暑期军训基地。罗伯逊等人之所以相中威海卫，主要想绕开中国的中立国立场这一难题。欧战爆发后，侵华的西方列强分为两个阵营，袁世凯政府遂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在大战前期，中国始终处于中立国的地位。在他们的眼中，在英属租借地威海卫招工自然可以避免政治上的纠葛。此前，为解决这一矛盾，英国政府曾计划以香港作为招募基地，并要求港英当局暗中着手安排。但罗伯逊等人认为广东人不适应欧洲寒冷的气候，在吃苦耐劳和易管理上也远不及北方人，该方案因之搁浅。威海卫地处山东，正适合于在北方就近招募苦力。另外，英国在威海卫已经有过多年的招工经验。早在1904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市的维瓦斯特兰矿业协会与威海卫英资洋行就联手在威修建苦力营，在山东内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招募活动，当年即有2000多名华工被运往南非德兰士瓦金矿做苦力，并有几百名华工被运往日本统治下的韩国做工。1907年殖民当局又将华工输出范围扩大到海参崴、苏门答腊等地。此外，英国于1899年在威招募中国军团的成功实践也使得朱尔典和罗伯逊对威海卫大感兴趣，在他们看来，山东的劳工不仅能耐冷，而且强壮能干，山东是“最好的招募区域”（注：关于中国军团的历史《老照片》已有专文介绍）。朱尔典甚至希望所招劳工的主体“最好是由参加过威海卫中国军团和在南非金矿做过苦力的人组成”。在招募方式上，朱尔典建议摒弃法国通过中介公司招募的方法，代之以采用英国当年在威海卫招募组建中国军团的方式由英国政府直接招募，以降低中介费用，并表示采取此种方式将不必向中国政府做出任何解释。
　　
　　罗伯逊的招募方案递交到英国陆军部后，很快便得到批准。1917年2月21日，英国陆军部专门成立了中国劳工公司，由费尔法克斯中校主管。1916年10月8日又委派约翰逊·波恩做为全权代表前往威海卫会同罗伯逊主管招工事宜。同年，英国陆军部在威海卫利用维瓦斯特兰矿业协会修建的苦力营和原中国军团营房，设立了“大英威海政府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华工待发所内部附设出发处、警察署、军需处、行政办公室、普通医院、隔离医院、军官膳食厅和住宅等机构设施。其中，宿舍或住宿棚每边为两层铺位，中间为三层铺位，每个棚容纳1000名劳工。威海卫城里也设有招工所，负责当地招工事宜。华工的薪水、装备和运输事宜由陆军部代表约翰逊·波恩掌管，运输船只由驻华海军提供，华工服装则由英国福布斯供给，该公司同时负责威海卫当地的招募活动。山东内地的招募事宜则由英国驻济南领事约翰·普瑞特主管，通过委托各地传教士和教徒为代理人进行招募。招募范围遍及华北及沿海各地，但以山东、江苏、直隶为主。为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英方还在国内外中国学生中广为招募翻译人员，其中，在威海卫所招的翻译绝大多数是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及汉口的青年学生。
　　
　　各地征招的华工到达威海卫后，即送入华工待发所。经过报名登记后便进行体格初检，在英方所列的21条病例中，只要有一条不合格，便会被辞退。体检合格正式定招后，即到签名处订立合同，每人用中外文编一号码，用机器打印到铜片上，并将其卷成一个镯子套在劳工的右手上，合同期满回国后，才用机器把铜镯卸开取下。在合同存续期内，该号码即代表劳工本人，不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号码就是劳工的身份证，根据号码付工钱，分配衣食和任务。编号结束后，每人再手捧用粉笔写好号码的小石板放在胸前拍照，然后将相片贴在各自的工资本上，用于发放工资时辩认本人。华工工资分两地支付，一半在欧洲交付本人，另一半在国内按月交付家属。工资数额因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此外在衣食住行上，技能劳工的待遇也要高于普通劳工。所订合同以3年为期，在陆军部提前6个月通知的情况下，也可提前终止合同，但最低期限不得少于1年。在威期间，每15人编成一班，选出一人任工头，并随时赴沙地进行体能操炼或队列、行军训练，经过短期集训之后，便登上征募而来的英法商船，运往欧洲战场。
　　
　　由于英国在威海卫的招工行为属于自行其是，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因而在早期招募过程中，曾受到中国地方政府的干预。为取得中方的支持，英方不得不以“允许中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和“在胶州湾问题上享有发言权”等为诱饵迷惑北洋政府。随后，北洋政府侨工事务局便在威海卫设立办事处协助英方的行动。由于威海卫没有可以停靠大型船舶的码头，里进外出只有靠驳船转送，同时也缺乏同内地相连的铁路系统，因此招募速度过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第一批华工出发之后，普瑞特随即向驻华公使建议通过胶济铁路将劳工运往青岛。经过与青岛日本当局的协商，英方又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华工汇集到青岛后，再乘船运往威海卫放洋。1917年3月，在日本的怂恿下，中国对德绝交，同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根据此前与协约国签订的密约，中国的参战义务仅限于原料和劳工的资助，从而为协约国在华招工大开方便之门。当年3月，英商即在青岛沧口建立了独立的劳工输出基地，由普瑞特主管相关事务，至1918年中期，威海卫劳工基地转移到青岛，并结束在威的招工活动。据资料介绍，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直隶、山东、江苏等8个省招募的华工近14万人，而自威海卫转运的华工即达54000多人，成为一战期间最大的华工输出地。
　　
　　“众弟兄，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工。内中情与境、曲折纵横，且听我从头说分明。德国王，国富兵强，人人多雄壮。器械精良吞欧州，早在他心上。起祸端奥国储王，塞国少年党暗把他伤。滔天祸从此间开了场。德国王，藉口联邦忽然调兵将，昼夜奔忙。英法俄，三国着了慌。德国兵四面齐集，安心灭法国。假道于比，最可怜，比人死得屈。英法人，拼命拒敌，水陆共进兵，马不停蹄。因战争，无人种田地，请我国助一膀臂。我国大总统，有心无力，多内乱，兄弟如仇敌。众同胞，大家尽知，欧美文明国是我友谊，最应当发兵来救济。无奈何，文武官吏，爱国心不足，眼多近视贪私利，无人顾公义。我工人，冒险而至，一为众友邦，二为自已，中华人最爱好名誉。”这是一段八十多年前流传于威海卫的一首华工出洋歌。当年，这些华工就是唱着这首歌，怀着支援友邦的胸怀，敲着锣鼓、放着鞭炮登上开往欧州的货船。然而，谁也未曾想到他们走向的是一条通往地狱之路。
　　
　　华工到达法国即被编为华工军团（也称华工队），经过短期军训后配属到英法联军作战部队从事战地作业和后方战勤服务。据有关资料介绍，到达欧州的14万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华工们送上前线后，除承担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架桥等危险工作外，很多人被迫投入战斗。无论是在环境恶劣的后方，还是在极其危险的前线，华工们都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有的被虐待致死，有的染病而亡，有的则因饥饿与劳累抛尸他乡。而在敌机轰炸中遇难和在作战中阵亡的人更不计其数。1917年2月24日，法国输送华工的“亚瑟”号轮，行驶在地中海时被渔雷击中，当即有543名华工遇难。出发前，华工们与英国当局签的合同讲明不参与战斗，而事实上华工们所从事的工作则是战斗的最前线。时任第13营翻译的张邦永在《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讲述到：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的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我们是站在敌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之后，英兵才进来，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遇到下雪时，满脸飘着雪花。到了天晴雪化，壕内泥浆没胫。轮班睡觉时也只得站着睡，其苦更甚。3营10连的华工严振盛则叙述道：我们的生活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在战事吃紧和阴雨连绵时，连烂料霉面也吃不饱。有一个阶段，我们竞7天7夜粒米未进，全靠挖野菜、吃萝卜度日。租借地宅库村的丛树举曾回忆道：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开始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人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被炸得血肉横飞。
　　
　　环境的恶劣与战争的残酷让华工们饱受肉体折磨之苦，而对华工们的那种岐视与虐待更让人难以忍受。当年那些运送华工出洋的船，都是些战时从商人那里征募来的商船，路上还要载货，根本不具备载人的条件。据资料介绍，在一条运送华工的船上，年轻的大副向船长表示非常担心乘客的安全，而船长回答道；“什么乘客？从来没听说把苦力看作乘客的，……你让我用全部马力来使这些中国人更舒服一些！如果我不了解你，我一定认为你是喝醉了。”张邦永回忆到：“圣诞节前夕，大家正在议论圣诞节的礼物怎么还没来时，敌人的大炮声和坦克的轰隆声震天地响了。有人伸头望去，在月光下一长串的敌人在坦克后面正爬向我们。我们到后面去找英国军官，结果，通通不见了。”“一天早上，一个英国工头从厕所里拉出一个华工，要罚他立正5分钟，说那是英国人的厕所，中国人不该去。”严振盛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说：“我们居住在行军帐篷里，每遇寒风凛冽雪花纷飞的天气，我们被冻得挤成一团，合衣而卧；有时大雨淋透帐篷，搞得大伙夜不能寐，白天还得照样拼命干，否则就要遭英国军官的鞭打。许多华工被打得皮开肉绽，衣服和血肉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有些人伤口感染成疮，长期不愈。”一位名叫德瓦古里的法国人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腿上缠着交叉布带，头戴小圆帽，衣服褴褛，无精打彩的中国苦力，被结实而趾高气扬的英国军官和士雎手持短粗木棍，在两旁押着，就像狗赶羊群一样地劳动。”
　　
　　然而最令华工们感到悲酸的则是来自于祖国的贫穷落后。当年的段祺瑞政府根本无意出兵欧洲，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进行大宗借款，组成所谓的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使中国陷入了十几年的内乱。不仅如此，段祺瑞通过各项借款，向日本出卖大量国家权益。如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在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竟表示欣然同意，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为日本后来据为凭证，拒绝在战后将山东交还中国。此等视民命如草芥的政府，对外出劳工的态度可想而知。据资料记载，赴法劳工因工资汇率问题蒙受损失而求助于中国驻英使馆时，使馆方面竟然函电不复、上访不见。北洋政府及驻英、法使馆也曾派员赴华工集中地视察或慰问，但基本上走走过场，从未直接与华工们见过面。对此，华工们“只有咒骂，只有叹息。”飘泊异域、孤苦无依的华工们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维护自身的权益，顽强地生存下去。据统计，仅为抗议虐待，华工们组织的各种罢工抗议活动就近30次。为适应在当地生活和务工的需要，华工们还组织了各种识字班、补习班，由随营的中国翻译免费教授中文、英文和法文知识。值得一提的是，1918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后成为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晏阳初先生，正是在法国战场担任华工翻译期间，为华工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互帮互助的精神所感动，才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放弃做官和当教授的机会，终生投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中。
　　
　　非人的虐待，艰苦的条件，危险的环境和残酷的战争，使许多怀着出国挣钱发财梦的华工惨死在异国他乡。据中国公使馆统计，当时在英军服务的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亡者就达9900人。实际上，根据战后的清点和统计，在法军和英军中的华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两万人。目前，在法国和比利时葬有华工的公墓共有69处，只安葬了1874名华工。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四年的战争终于结束、战胜的协约国沉浸在一片欢欣喜庆的气氛之中。同年11月16日，英国殖民大臣专电英属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克哈特：“值此停战大喜之日，我向威海卫人民祝贺战争胜利，并感谢你们的帮助，从威海卫招募的华工军团对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非常感谢华人社团对政府的衷心支持。”彼时的中国同样是一片欢腾，政界要员、社会名流、莘莘学子，几乎无人不欢呼雀跃无人不慷慨激昂无人不踌躇满志，希图籍战胜之机挣脱自近代以来列强套在中国人头上的重重枷锁，一改自身卑微的国际地位。然而，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将国人的种种梦想击的粉碎。在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借美、法、俄等国的支持，以强盗逻辑强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利益，战胜之日终成国耻之日。当时，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列强代表面前厉声反驳所谓中国没有派一兵一卒参战的谬论：“14万华工在欧洲战场欲血奋战，有谁改否认他们的贡献和作用？”然而，在那个“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的年代里，中国人的声音毕竟太微弱了。
　　
　　弱国无外交！国弱受人欺！巴黎和会期间，那些为战胜国做出贡献的中国华工并没有享受到战胜国国民待遇，他们的命运很长时间没人过问。在华工们的强烈要求和团结斗争下，1919年秋被陆续遣返。但实际上回到祖国的只有11万人，另有3000多华工选择在法国定居，并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国的华人。
　　
　　八十多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不但英国人、法国人已经遗忘，对中国人面言也是一段陌生的往事。但是，旅法华侨华人为争取参战华工权益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1988年11月28日，在法国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的倡议和敦促下，法国政府终于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档案，并在巴黎市中心里昂车站附近的毛里斯德尼街口广场的建筑特上镶建了华工纪念牌，在上面用中法文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后，其中3000人定居法国，并在巴黎里昂车站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团。”1998年11月2日，法国政府又在巴黎13区华人社区的博德里古公园内竖起了一块2吨重的花岗岩石碑，碑上镶刻着镏金字：“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2002年清明节，法国诺莱特华工墓园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祭活动。法国荣誉军人和退伍军人30个协会代表、旅法华侨华人50多个社团代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和其它常驻机构的代表、法国各界人士近800人参加了公祭仪式。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参加并讲话，法国总统希拉克派代表参加并为公祭活动，在其致信中旅法华工被视作为中法关系的先驱，华工们的地位和尊严终于得到恢复和承认。
　　
　　2002年2月，笔者利用到英国查取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的机会，取道法国专程考察举行公祭活动的诺莱特华工墓园。这是一个在英军华工营地原址上修建的占地2650平方米的墓地，也是在法国与比利时华工墓地中的最大华工墓园。外有半人高的围墙，入口处是中式石雕牌坊楼门。楼门的两则的牌柱上刻有时任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撰写的对联：“我欲多植松杰生长远为东土荫，是亦同瘐袍泽勋劳宜媲国扬名。”联后注明，一战期间有9900名华工遗骸葬于法境。园内绿茸茸的草地上，竖立着842块墓碑，每块墓碑上部横刻着“流芳百世”。
　　
　　“虽死犹存”“勇往直前”等中英文大字，下面用中文刻着死难华工的姓名、籍贯、出卒年月及编号。这些死难华工有多少是从威海卫出发的尚不清楚，但他们大多是山东人，特别是以寿光一带的居多。我不知这些华工的亲属是否还记得他们的一去不归，是否知道在遥远的异国还有他们的墓碑。但我敢说，他们的亲属未曾有几个能在他们的墓前烧过纸、上过香。此时，我站在墓前望着那一排排洁白的墓碑，那种在威海卫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欢送场面、那种在枪林弹雨中挖战壕送弹药的场面、那种在饥饿和寒冷中苦苦挣扎的场面、一一闪现在脑海，耳边又回响起那首“众弟兄，大家来听……”的华工出洋歌。在未解放自已之前，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枷锁远离祖国为他人自由而战，为中国人的名誉而战，为中国的地位而战，表现了中华民族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可辱没的民族气节，他们的遭遇应公正的载入史册，他们的事迹应该让所有的华夏子孙牢记。在墓地中央，我用中国最古老、最传统的方式，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们郑重而虔诚地报以三个响头！
　　
　　回国后的不长时间，我看了一篇报道：2002年3月30日，法国最后一位“一战华工”辞世，享年103岁。吴建民大使曾于一个月前看望过这位江苏老乡。2002年3月，一战华工史应该记上这个特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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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万人奔赴欧洲战场 不该被遗忘的一战华工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90周年，威海市于9月中旬联合法国一战研究中心、比利时鲁汶大学和山东大学，举行了一次有关一战华工的国际性研讨会。同时，威海市还会同法国战争博物馆、比利时佛兰德尔战地博物馆和英国帝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一战华工图片展，并在华工出发地的港口竖立纪念碑，辟建主题公园。
　　
　　与此同时，比利时正营建华工营地公园，法国诺莱特一战华工墓园也将扩建整修，与中国威海的活动遥相呼应。
　　
　　伴随着海内外华人以及一战华工后代的努力，以及中外史学家对那段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关注，时隔近一个世纪后，逐渐被人们遗忘的一战华工又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14万多华工奔赴欧洲战场
　　
　　“众弟兄，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工。……”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传于威海卫的一首华工出洋歌。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招募了14万多华工到欧洲战场，仅从威海卫出发的就有5万多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同德奥为核心的同盟国在比利时与法国西北部摆开了主战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巨大的伤亡使交战各方兵员锐减，后方与补给线上的劳力极度匮乏。特别是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使得英法等协约国人力资源紧张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为挽回颓势，法国和英国相继将目光转向中国，投向那些“干活不知疲倦”的中国人身上，力图通过招募华工来解决其战争需求。
　　
　　1916年5月14日，天津惠民公司与法军代表签订了招募华工20万人赴欧参战合同。但由于德国的阻挠、战地作业的危险以及中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等原因，法国在华招工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同年10月25日，天津市民8000余人集会，要求解散惠民公司，禁招华工，并发起抵制法货运动，使法国的招工计划再次受阻。吸收了法国的教训，英国在威海卫设立了“大英威海政府招工局”和“华工待发所”。因为威海卫于1898年被英国租占后，发展成为其驻华舰队的避暑疗养和暑期军训基地，绕开了中国的中立国立场这一难题。山东人比较适应欧洲寒冷的气候且吃苦耐劳易管理，在威海卫也便于就近招募苦力。
　　
　　英法两国的招募范围遍及华北及沿海各地，但以山东、江苏、直隶为主。为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英方还在国内外中国学生中广为招募翻译人员。各地征招的华工到达威海卫后，便被送进华工待发所，进行报名登记和体格初检。英方规定了21条病例，只要有一条不合格，华工便会被辞退。体检合格正式定招后，华工便被要求与英方订立合同，每人用中外文编定一个号码，用机器打印到铜片上，然后卷成一个镯子套在劳工的右手上，合同期满回国后，才用机器把铜镯卸开取下。华工工资分两地支付，一半在欧洲交付本人，另一半在国内按月交付家属。在威海卫期间，华工每15人编成一班，选出一人任工头，英方还组织华工到海滩等地进行体能操练或队列、行军训练。经过短期集训之后，华工便登上英法商船，驶向欧洲战场。
　　
　　据资料介绍，一战期间，英法两国在中国直隶、山东、江苏等8个省招募华工14万多人，而自威海卫转运的华工即达54000多人，成为一战期间最大的华工输出地。华工抵达后即被编为华工军团(也称华工队)，经过短期军训后配属到英法联军作战部队从事战地作业和后方战勤服务。

　　受尽屈辱伤亡惨重
　　
　　从离开祖国那一刻，死亡的威胁便与每一个华工如影随形。1917年2月24日，运送华工的法国“Athos”号邮轮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543名华工丧生。出发前，华工们与英国当局签的合同讲明不参与战斗，而事实上华工们所从事的工作则是战斗的最前线。据有关资料介绍，到达欧洲的14万多华工，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抵达欧洲后，华工们立即在前线或后方承担起挖掘战壕，装卸弹药给养，修筑铁路、公路、桥梁，制造枪弹，救护伤员，掩埋尸体甚至扫雷等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在欧洲肆虐的严寒和灼人的烈日下，无休止的劳作、恶劣的战时生活供应以及疫病和工伤，时刻威胁和剥夺着这些中国劳工的生命，“不在前线做工”的约定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华工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方战壕相距不过50码。遇到雪天，满脸落满了雪花，天晴雪化之后，战壕里泥浆没过小腿，轮班睡觉时也只能站着睡。而英军士兵只会在挖好的战壕内守护阵地，至于军官和机枪手，更在后面盖好顶棚的战壕内守着，随时可坐可卧，甚至还能打打扑克。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华工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很多华工认为能在空中狂啸飞舞把人炸碎的怪物，就是神话里的妖怪，一些华工甚至被吓疯。
　　
　　非人的虐待，艰苦的条件，危险的环境和残酷的战争，使许多怀着出国挣钱发财梦的华工惨死在异国他乡。据中国公使馆统计，当时在英军服务的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亡者就达9900人。实际上，根据战后的清点和统计，在法军和英军中的华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两万人。目前，在法国和比利时葬有华工的公墓共有69处，只安葬了1874名华工。
　　
　　华工功绩被西方列强抹杀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4年的战争终于结束，战胜的协约国沉浸在一片欢欣喜庆的气氛之中。同年11月16日，英国殖民大臣专电英属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克哈特：“值此停战大喜之日，我向威海卫人民祝贺战争胜利，并感谢你们的帮助，从威海卫招募的华工军团对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非常感谢华人社团对政府的衷心支持。”而中国国内同样是一片欢腾，政界要员、社会名流以及市民学生，人人欢呼雀跃、踌躇满志。许多人认为，大量华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由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战胜国的地位，以此为契机，打破套在中国人头上的重重枷锁，一改中国卑微的国际地位的日子不远了。然而，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将国人的种种梦想击得粉碎。
　　
　　在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借美、法、俄等国的支持，以强盗逻辑强占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利益，战胜之日竟成国耻之日。当时，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列强代表面前厉声反驳所谓“中国没有派一兵一卒参战”的谬论：“14万多华工在欧洲战场浴血奋战，有谁敢否认他们的贡献和作用?”然而，在那个“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的年代里，中国人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中国代表团的努力最终没有唤起英、法、美等大国的同情，消息传回国内，中国人对西方彻底失望，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骤然爆发。中国最终拒签和约，第一次对西方坚决地说“不”。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命运最终被改写。
　　
　　那些为战胜国作出贡献的中国华工并没有享受到战胜国国民待遇，他们的命运很长时间没人过问，反而被视为危害地方治安的替罪羊，于1919年秋被陆续遣返。资料统计，实际上回到祖国的华工只有11万人，另有3000多华工选择在法国定居，并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国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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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华工重回视野
　　
　　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一战华工不但被英国人、法国人渐渐遗忘，对中国人而言也是一段陌生的往事。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外史学界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段已日渐模糊的历史。
　　
　　在法国，旅法华侨华人为争取一战参战华工权益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1988年11月28日，在法国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的倡议和敦促下，法国政府终于公布了有关华工的档案，并在巴黎市中心里昂车站附近的毛里斯德尼街口广场的建筑物上镶建了华工纪念牌，在上面用中法文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多华工曾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后，其中3000多人定居法国，并在巴黎里昂车站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团。”1998年11月2日，法国政府又在巴黎13区华人社区的博德里古公园内竖起了一块2吨重的花岗岩石碑，碑上镶刻着镏金字：“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
　　
　　2002年清明节，法国诺莱特一战华工墓园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祭活动。法国荣誉军人和退伍军人30个协会代表、旅法华侨华人50多个社团代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和其它常驻机构的代表、法国各界人士近800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吴建民参加并讲话，法国总统希拉克派代表参加并为公祭活动致信，信中写道：“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的、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国的领土、理念和自由。”华工们的地位和尊严终于得到恢复和承认。自此，清明公祭一战华工成为法国华人社团每年必办的大型活动之一。由于14万多华工中有10万人是山东人，旅法山东籍的两个社团——旅法山东同乡会和法国齐鲁文化协会，每年均派代表参加这一仪式。
　　
　　超过1/3的华工从威海卫出海奔赴欧洲战场，让威海与这段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威海，档案馆以及历史研究人员也正在为重现这段历史而努力。为深入挖掘这一历史，进一步廓清中国与一战的历史渊源，威海市举办的“一战华工国际学术会议”，是迄今为止关于“一战华工”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学术研讨会议。此外，威海市档案局有关人员还专程赴欧洲搜集一战华工史料和图片，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将通过图片展的方式与中国人民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