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回复 51# stern
明代工商业的发展
作者：杜车别
节选《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http://www16.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1&idArticle=297900&flag=1
1、工业
在1979年第2期的《学术论坛》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165]，里面有一个表格是比较唐宋元明的铁产量
唐元和初年，每年的铁产量是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铁产量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北方的金国）
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明朝永乐初年，铁产量是1957万5026斤
实际上这张表格中所列的并不是实际的铁产量，而仅仅是政府征收的铁课量
这一点只需从如下论述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数据，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达到最高点，为８２４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８０６）２０７万斤的四倍。其实北宋铁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但元丰元年（１０７８）的铁课只有５５０万斤，原因在于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如按５５０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２７５０万宋斤，合今３３００万斤，即１．６５万吨”[166]
显然同样一个824万斤，207万斤都仅仅是指铁课，而并非是实际产量。明朝永乐初年的1957万5026斤同样应该是铁课，而不是实际产量，否则就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了。如果说宋朝是北宋中叶才兴起私人承买，官营铁冶退居次要，那么明朝则是洪武年间就已经是民营占据主要地位。事实上“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167]p178，宋朝实行的是“二八抽分制”“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而明朝实行的是“官府对民冶征收十五分之一的铁课”[167]p178。按照同样方法的结算，永乐初年实际产量应该是1957万5026斤的15倍左右也就2亿7362万斤左右，一公斤为1.673明斤（宋斤明斤唐斤是一样的），则约为16万2550吨，这个产量比一些人估计宋代最高产量还高一万吨，“与１８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１４．５万吨至１８万吨相比拟。”，明代永乐初年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
以后铁产量应当有更大的增长，这从一些地方的铁产量的迅速增长就可以得到验证，比如“嘉靖元年（1522），广东潮州、惠州等处的铁课是银5576两，税率是产铁万斤交银三两，这样折合铁产量达1858万斤，超过宣德时全国民矿产量一倍半[引者注：这一点肯定是不对，严重低估了宣德时期的产量]；嘉靖十年（1531），同样计算，更增至2763万斤，10年间又增长了48%。”[167]p178
“明代的冶炼技术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煤炭冶铁有了更大程度的推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鼓风器也有了改进，已由简单的活门木风箱改为活塞推拉的木风箱，这种风箱能连续供给较大的风压和风量，从而提高冶炼的强度。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155]
“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168]
“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169]
明代的纺织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里只能引用摘录相关内容简略的介绍一下。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到弘治年间，福建织工林洪又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 ，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
[170]
能够显示明代丝织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证据是明代绢价的下降,“就现有材料，……两相比较，明代绢价比宋代下降几近60%，这里面包含有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167]p128。实际上考虑明代白银存量急剧增加并导致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也就是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那明代绢价实际下降应该还要多。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明代丝绢产量远远高于宋朝，这才导致价格如此大幅度下降（当然这应该也和其他竞争性纺织产品的增多有关，但这个因素影响应该不大，因为丝织品一直属于中上阶层的消费品，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甚至随着明代奢侈扩散化，平民对丝织品的需求只会增大）。
此外“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155]
制瓷业，“明代制瓷业十分发达，特别是景德镇，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绕郡产’”“到万历时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155]
制糖业方面，“明代发明先进的糖车取代宋元时榨糖技术，大大提高了榨蔗效力。造糖技术上也有大发展，明中叶已能制作白砂糖，……由于生产技术改进，糖产量大幅上升，质量也明显提高，闽广两省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全国制糖中心，各种糖制品远销海外，是对外贸易大宗出口商品”[155]
造纸印刷方面， “明代后期，私人刻书越加繁荣兴盛。以万历时期刻书最为丰富。”[171]
“明代造纸印刷术空前发达，出现不少大规模民间印书工场，如常熟毛晋，‘广招刻工’翻印各种书籍，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流任经部可，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印书工场很大，可分三个部门，‘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长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压，以延淄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字匠所居’”
钱泳，《履园丛话》卷22《梦幻汲古阁》
“毛晋汲古阁，不仅抄书、刻书，也售卖书籍，这一点与一般私人刻书有所不同，它介 乎于私刻与书坊刻书兼备的性质。自己有着一套规模十分广大而完备的机构。从亲自投资、 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镌刻、印刷、装帧，分工细致，工序环节紧密。书籍 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已经 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171]
“明代胡应麟对明刻书业的分布有过专门研究和评论。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余所见 当今刻书，苏(州)、常(熟)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州)刻、歙(州)刻 聚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又说：;凡刻之地有三：吴、越、闽 。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谢肇??说：;今杭刻不足称，金陵、吴兴、 新安三地剞厥之精，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安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 最滥恶，盖待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近来吴兴、金陵渐渐陷此疾矣。;以上两说，说明到 了明代刻书中心发生了变化：四川、平水印刷事业已经衰落，而建阳、苏州、杭州仍然称盛 。明代中叶后，杭州转微而吴兴代之而起。无锡、南京相继成为刻书中心。歙县后来居上， 北京仍是北方刻书的重地。但是，这时全国刻书业已逐渐集中到江苏、浙江、福建三地，而 以江苏为首了。”[171]
“编、刻、售合一，发展较快。书坊刻书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已不单是刻书匠户，而是 把编辑、出版、发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书业专行。这种结合有利于书坊主人了 解社会需要，从而有的放矢地编刻图书。这不仅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竞争力，而且也促进了刻 书事业的发展。除上面所讲的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和金陵唐氏富春堂外，如建阳书坊的熊宗立、熊冲宇的种德堂，都自撰、自编、自校、自刊了许多医书。熊宗立编印的《名方类证医书大全》被日本人称为医家至宝，在日本翻刻，成为日本刊行最早的医书。其后人熊龙峰 、熊大木的忠正堂又编印了许多话本、小说，其中《北宋志传》和《大宋中兴英烈传》就是 后世《杨家将演义》和《说岳全传》两部长篇的雏形。”
“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首先是铜活字的应用。弘治年间(1488─150 5年)无锡华氏会通馆、兰雪堂和嘉靖年间无锡安氏桂坡馆为最著名。他们应用铜活字排印各 类古书，为后世藏书家所重视，有不少得以保存到现在。就今传世的有华氏会通馆弘治五年 印《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印的《容斋随笔》和《文苑英华辨证纂要》，以及华氏兰雪堂 排印的《艺文类聚》、《春秋繁露》等等。安氏桂坡馆排印的《颜鲁公文集》、《古今合壁 事类备要》等书，也有流传。此外，还有嘉靖年间芝城姚氏兰印《墨子》、建业张氏的《开 元天 宝遗事》和王云溪馆排印的《玉台新咏》以及许多其他人用铜活字刊印的唐人诗文集等等。 万历年间又流行起来木活字印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部头书籍也都有了木活 字印本。崇祯年间又用木活字印行《邸报》，这可以认为是中国用活字版印报纸的起源。”
明代印刷术另一大发展是套印术的应用。套版印刷品出现后，到了十七世纪得 到广泛的发展。这是和吴兴的凌氏、闵氏两家的努力分不开的。吴兴在嘉靖以后渐成刻书中 心，技术超过福建和杭州。闵氏(闵齐急)在1616年用套版印成《春秋左传》。以后闵、 凌(凌蒙初)二家继续发展套版印刷，刻印了许多带有批注评点的经史子集四部古书，以及戏 曲 小说。他们采用套版印刷的古书，被称为;闵刻;和;凌刻;。最初用朱墨两色，后来发展 为五色。他们的用意是为便于学习，所以在书的内容上并没有特殊价值，但是印刷技术却因 此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171]
2、明代私营工业占据压倒性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决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当时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
就以瓷器而言，《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根据宋应星的记载介绍“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155]
此外曹大为提供的数据“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172]
在许涤新, 吴承明编写的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明代民窑比元代大3倍，平均每窑产量约5担。以每年烧40窑计，300座窑年产6万担。明代御瓷的烧造任务，除了隆庆五年（1571）一个引起大臣争议的特例外，最多不超过10万件，合500担左右。其中只是钦限瓷器官搭民烧，我们不知钦限部分占据多少，即以全部官搭民烧计，也只占民窑生产能力的0.8%，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明代民窑的99%的生产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167]p578页
丝织业的情况也是相同
吴承明说“关于明代丝织官手工业，每年5.6万匹的造解任务，并不是很大的，北宋宋徽宗时每年从江西一路和买的绸帛就有50万匹，并且这个造解任务(指明代每年5.6万匹)并未完成，有时完成不到一半。……万历十五年（1587）有个报告说：“累朝定制，岁造缎匹，不过三万余匹，上用赏赐，俱在其中”，……有些人把明代丝织官手工业过于夸大，恐怕也是不适宜的。”[167]p149-150
“
事实上，官织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
苏杭官局，嘉靖以后就大量实行由民间机户领织的办法。……朝廷所用丝织品就逐渐改为市买和领织，并逐渐集中由苏、杭起解
”[167]p150-151
“
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皇朝所需丝织品，也早就在向民间市买了。如成化时，福建、江西、湖广等处岁造缎匹不足，即“委官赍银”，到南京、苏州市买，以至“价值太高”。大约市买相当普遍，所以成化二十年（1484）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不许另科银价，转往别处织买缎匹”。
”[167]p152
“官织染局除本身征役的工匠外，还常雇工织造。……南京是丝织重镇，但官局的工匠仍是不如民间好，所以要“出备工匠，雇觅在京高手”。……官局的雇工，不仅说明民间机户的大量存在和手艺精巧，也反映原来的户籍制度已在瓦解。”[167]p153
“民间几乎有多少？也不妨做个猜测，……总的看来，在明末，民间机户至少也有官局工匠的3倍，即约3万人了”[167]p154
关于丝织工业，尽管事实很清楚，民间远远高于官营，但有些论者似乎死活不肯面对事实，比如他们硬要挖空心思把明代的领织说成是什么封建统治者对丝织业的控制。
不过吴承明的一段话应该是对这种论调最好的反驳
“
领织是由官局自织演化而来的，它也是官局制度的一个否定。由于有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有大量民间机户和富裕大户的出现，才有这种演化和否定。[领织制度本身还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的基础之上]如说“重名包揽，规图分例”，就正是说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才有人包揽，企图一人承领两份任务。……天启三年（1623）有个记载说，官府对于领织，若“银两尽行给发，机户有利，接迹而来；内监挟朝廷之威权，银两不免减削，机户无利，掉臂而去。”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这正说明，领织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每遇争执，机户就“动以料价不敷为词”，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167]p157
采矿业的情况，吴承明说“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167]p175
“宣德十年（1435）诏：‘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这种笼统的诏令，未必贯彻，但民营矿业的声势已大，可以想见”[167]p178
另一则资料也能说明这一点，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155]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那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纸空文。“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167]p175
至于铜和铅，“也属官矿，但很早就有民营。民间开采须经官批准，缴纳一定实物，亦称矿课”。有些人把开矿需要经官批准，并且征收旷课，当成是所谓封建政府对民营矿业的残酷压制剥削，唾沫横飞的大加批判，只是这些东西也不想想看，难道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私人开矿是可以不经过国家批准的？是不需要征收税收的？这些人研究历史除了给古人扣帽子打棍子之外，还会干什么？
实际上明朝的时候，即便是这样一种管理，很大程度上也名存实亡，徒有虚名。不经官府批准，私自开矿就不必说了，即便是那些经过官府批准的，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基本长朝廷中央政府能够从开矿中获得的利益少之有少，大量的巨额到流到那些私营矿主的腰包里去。看看如下记载就明白了，“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奸商专擅’。”[167]p176
还有煤矿开采，“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万历三十一年，这里曾经发生一次采煤矿工，运煤脚夫拥进北京城，抗议行走示威的局面”[167]p178-179
再有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89]
“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173]
3、明代商业发展的水平
对明代这种私营产业过度的发展以及造成的后果，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分析，这里仅仅列举一下事实。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正是在农业和私营工业都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明代商业的发展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明初朱元璋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和日后明朝工商业的繁荣旺盛之间有紧密关系。一方面，他本身就对商业征收低税，尽可能减轻商业负担，为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他致力的农业经济的恢复也为日后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一点西方的明史专家也是看到的.《纵乐的困惑 :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说
“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不仅蔑视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所竭力恢复的农业秩序，而且还借助了这种秩序的恢复。洪武皇帝限制流动的经济目的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量。在这方面，他获得了成功。生产量的提高造就了进入贸易流通领域的剩余农产品，剩余农产品的经常性流通促成了从剩余产品向商品生产的过度。与此同时，洪武以军事供应和人员调动（张涛的官职调迁肯定走了至少两万公里的路）为目的的交通手段和投资使得各交通子系统得以改进，这使得商品流通更为容易。商人们的货物与政府的税收物资在同一条运河上运输，商业经济人与国家的驿递人员走的是同样的道路，甚至他们手中拿着同样的路程指南。明朝政府从背后给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同样也包括思想和社会地位的变动——一个推动力，而市场则从前方加速了这种运动。商业化并非简单地是从洪武设想的国家垄断的交通系统和政府倡导的自给自足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反而恰恰是后者发展的结果”[174]p12
“洪武统治时期和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商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本人恢复经济的措施，一旦农村的稳定社会秩序重新确立之后，那些为自身的生存需要而生产的生产者发现如果年景好的话，生产还有剩余，他们很愿意出售这些剩余品……只要他不禁止买卖，上述的丰歉之别和贫富不衡就会带来物品的买与卖，并最终导致劳动的买与卖”[174]p67
明代商业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
粮食生产的专业化趋势，在明代一些地方一跃变为商品粮食出口区，如“江西赣州每年都有大批商品粮输出运往各地，‘自豫章、吴会咸取给焉，两关转毂之舟，日络绎不绝’” ，而许多本来粮食可以自给的地区甚至本来是重要产粮区的地区都因为农业人口的流失，以及种植其他可以获取更高商业利润的经济作物而变成粮食进口区。如“前面提到的嘉定地区因植棉业发展，‘邑中种稻不能什一’，加上商业人口剧增，本地产粮不足以自饱，必须仰食四方”[155]
“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常思患粮食不足，……区域内调剂甚繁。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167]p91
“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176]
关于明代商业其他方面的发展，不能一一详细列举，因为材料实在太多，这里仅随便列举摘录一些相关记载，算是窥一斑可见全豹。事实上，关于明代尤其是晚明的商业研究论文已经相当多，我们也没有必要做无意义的重复。具体的可见《晚明社会变迁与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第二章，许敏撰写的《商业与社会变迁》，另外樊树志编写的《晚明史》一书导论中的第二部分《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也可做参考
江南出产的“绫、布而物衣被天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商人前来收购棉花，棉纱和棉纺织品，
下面列举的史料多摘录自谢国桢收集整理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175]一书下册
“夫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珠玑金碧材木之材，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然茶盐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第市法有禁，西北在茶，东南在盐。茶禁通于西北之虏，而多产于东南，故其法久而可守。盐禁限于行盐之地，而在在有之，故其法拘而难行。且茶利食于人榷于国者什之一二，盐利食于人榷于国者什居七八。故原大则饶，原小则乏，上则富国，下则富民，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此其大经也。吾渐富厚者多以盐起家，而武林贾氏，用鬻茶成富，至累世不乏。”[177]
吴伟业（也即那个写《圆圆曲》说“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明末遗民吴梅村）诗：“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178]
“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179]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80]
”张家口本荒徼，初立市场，每年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自湖广。因广召商贩贸易，号民市。兼收其税，充诸将吏廪犒需。时真有胡越一家气象。后几议设税珰，梅国桢特再疏止”[181]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モ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182]
“吴中素号繁华，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阎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 ”[183]
“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闾阎既得过，则武断奇赢、收子母息者益易为力，故势家大者产百万，次者半之，亦孚封君。其俗皆乡居，大抵嘉禾俗近姑苏，湖俗近松江，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其俗盖难言之。”[184]
p3
张瀚说：“余尝总揽市利，大都江南之利，莫大于罗崎绢纤，而三吴力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杆起家，而今三吴之以机抒致富者尤众。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有张姓者，世以畜牧为业，以万羊称，其畜牧为西北饶富甲于秦。其他藉以富厚者，燕周齐晋之郊亦夥矣。”[177]
僻远的江西铅山镇上，
“
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中小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建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籽花、棉带、褐子衣、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捆、彭刘缎、衢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185]
方圆几千里的各种名、优、特产，辐辏汇萃于山陬一隅，这确实很能反映明后期商品的繁茂景象。其它如铁器、瓷品、纸张、食糖……也在由生产它们的原产地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全国各地，进入大小城市中的千店万铺，供当地市民消费。
“客店至泰安州，不复敢以客店目之。余进香泰山，未至店里许，见驴马槽房二三十间；再近，有戏子寓二十余处；再近，则密户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厅事，上簿挂号，人纳店例银三钱八分，又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劳之，谓之“接顶”。夜至店，设席贺，谓烧香后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贺也。贺亦三等：上者专席，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演戏；
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饼，亦肴核，亦演戏；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饼、骨核，不演戏，用弹唱。计其店中，演戏者二十余处，弹唱者不胜计。庖厨炊灶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后，荤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旧客房不相袭，荤素庖厨不相混，迎送厮役不相兼，是则不可测识之矣。泰安一州与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186]
4、明代海外贸易
对明代一般商业情况的介绍就到这里，下面着重介绍明代时期的海外贸易
明代的海外贸易可以说从明代的早期就已经开始，并且规模相当巨大。有些人一直喜欢津津乐道的是明朝的海禁，但实际上所谓的海禁大部分时候不过是一纸空文，真正严格执行的时间少之又少。嘉靖时期，唐枢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中提到实际的情形“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188]
也就是一百多年来，海禁几乎根本没有被实际执行过，官方一直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相沿数十百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
“天顺以后，市舶权重，市者私行，虽公法荡然，而海上偃然百年，此乃通商明验”[188]
再看别的明代人的话，进一步可以得到验证
王抒“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189]
从上面引用的记载可见从明代宣德年间，海禁的律令就已经根本得不到严格的执行，私人出海通商的记载的也不少。原因并不是什么吏治腐败，而是
“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
“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
成化弘治之际，就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190] 之举。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
可以说明代在太祖以后的海禁法令，唯一的结果就是把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全部拱手让于私人，并因此更大程度地刺激了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的强烈欲望。
到了晚明,海外贸易发展经过了两百多年积累，已经成磅礴浩荡之势,繁盛已极。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摘录一些樊树志《晚明史》的片段
“据严中平研究，一五七四年和一五七六年的两个文件记载，中国商人运到马尼拉的货物包括面粉、大麦面、食糖、干鲜果品、钢、铁、锡、铅、铜、瓷器、丝织品和小物件。到了1580年代，中国商人来货就更加繁多了，其中生丝、绸缎、棉布、夏布、陶器、瓷器、玻璃器、面粉、饼干、咸肉、火腿、黄油、干鲜果品、家畜、家禽、家具等。1590年代，中国来货包括天蛾绒、织锦缎（本色的和绣花的）、花绫、厚绸、棉布、夏布、面纱、窗帘、被单、铜铁器具、火药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而其中生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费”
“1591年菲律宾总督发现，菲律宾群岛上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国的丝绸和其他中国衣着原料。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种植的棉花自行纺织，可以向墨西哥输出肆十万比索的布匹。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以后土著居民还是大量服用中国衣料。”
“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有的文献说，因为中国棉布价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中国丝绸就更为畅销了。严中平说，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2]p52-53
“地方志记载：‘（月港地方）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秣稆。该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成（化）弘（治）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福建地方官员根据当地百姓的请求，上疏朝廷将月港由镇升格为一个新县——海澄县的县治”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海外贸易，——正式向海澄县的海防同知纳税，使之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贸易”
“中国商人运去的货物大多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水瓶、瓷器、铜铁器之类，尤其受欢迎的大宗货物是丝织品。中国精美的生丝、丝绸极受西班牙人喜爱，往往以高价向中国商人收购，中国商人因此获利甚厚。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菲律宾，专门从事商业中介职业，与西班牙人约定价格，回国代为采办。不少商品来回运输不便，就由福建人移居菲律宾在当地生产、供应，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华人经营的织布、服装、铸造、彩绘的作坊商店。此后从明代的中国大陆移民不断增多
“Theveuot在《奇异的旅行》第二卷记载，当时马尼拉城有西班牙2000名（包括军队在内），……中国人则有2万名……”[2]p54-p57
一本论述“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参看全汉升《明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说‘中国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的谈及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就马尼拉来说，每年航经中国海的商船，着实是它的繁荣基础。[2]p59
“从马尼拉海关每年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来看，平均每年占该港进口税总额的50%以上，17世纪初上升至80%，最高年份达到92.06%，贸易额超过100万比索”[2]p60
“全汉升分析，在晚明数十年中，每年开抵马尼拉港的船舶，……中国商船要占绝大多数，有时甚至等于进港船数的全部在明代，中国商船在马尼拉港的进口税中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1586-1590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在全部进口税中占36%，到了1611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占全部进口税的91.5%”[2]p62
“在当时东南亚诸国看来，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船队在路上基地的支持下，成为中国贸易网中最大的商人。……无可争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商船牢牢控制了马尼拉贸易，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马尼拉生丝市场的繁荣，吸引了中国移民前往马尼拉经商发展，无怪乎有人说，17世纪时的马尼拉城，与其说是欧洲式的，不如说是中国式的”
其他的论文著作中对明代海外贸易的繁盛情况也多有论述
“据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和《华夷通商考》所载，(30)福建省输出日本的商品，除上面所说的丝织品、瓷器、糖、果品外，还有铁、纸、布、竹器、药材、茶、酒、漆器、金线等。又根据荷兰人侯德孟万历年间在印尼万丹(下港)看到中国商人出售的商品有：各种丝布、各色生丝、缎子、天鹅绒、繻子、金丝、金襕、磁器、皿、美丽的漆笼、水盘、嵌铜、大罐小罐、水银、首饰盒、色纸、历、金表纸的书、镜、梳、眼镜、硫黄、中国刀、漆鞘、人参、扇、遮太阳的唐伞等。还有，“沿海人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国外(31)。可见，月港出口货物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品。”[191]
明朝人洪选善的《瓶台谭侯平寇碑》写道：“异时贩西洋，类恶少无赖，不事先业；今虽富家子及良民，靡不奔走。异时维漳沿海居民习奸阑出物，虽往，仅什二三得返，犹几幸少利；今虽山居谷汲，闻风争至，田亩之夫，缀耒不耕，赍贷子母钱往市者，握筹而算，可坐富也”。《海澄县志》亦说：“以海市为业，得则潮涌，失则沤散；不利则轻弃其父母妻子，安为夷鬼，利则倚钱作势”。他们“十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已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居，产自无恒”(32)。他们为了利润，“时有飓风之俭(险)，亦冒为之”(33)。至于船上人员，“其舵水悉雇佣贫民”(34)。由此可见，明代在月港从事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主要是市民阶层。至于一部分是所谓“富家”、“富者”、“豪富”、“居者”、“舶主”等，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因为海外贸易要漂洋过海冒风险，而且起落无常，顺利则“容致巨万”，成为暴发户；“不利则轻弃父母妻子，安为夷鬼”，家破人亡。因此，他们只能是唯利是图，敢于冒风险的大海商，决不是一向养尊处优的封建官僚地主。[191]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155]p10-p11
“（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155]p11
在《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有这样的记载“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155]
海外贸易发达的结果是大量白银从美洲，从日本，以及欧洲流入中国。李隆生在一个表格里列举了庄国士、von 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 Reid、Kobata等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和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的不同估计，然后取了一个平均值。最后得到估计如下：“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亿2500万两，合计2亿9500万两。所以，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103]p165
事实上这个估算可能还是偏低的
《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151]p241，把吨换算成两，这就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流入中国，如果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仍旧按照1亿7000万两计算，则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以上。
“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做出的估算，证明了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151]p241
5、对明代海外贸易的评价问题
对明代的海外贸易究竟应该怎么评价,有这样几种观点是有典型意义的,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一种观点是不顾明代中晚期海外贸易高度发达的客观事实，刻意贬低明代海外贸易的意义，对明朝政府的作用更是不遗余力的攻击，竭尽全力的诋毁。这种观点中，戴裔煊的言论可以说比较有代表性，和他类似的论点，长期以来在评价明朝的时候不绝于耳
我们下面引用戴裔煊的一些话
“百般扼杀摧毁，终未奏效，隆庆万历间明封建统治者被迫开放东西洋海禁。发给商舶文引，准贩东西两洋，征收税饷，又实行对商舶搜刮榨取。请领文引要引税，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鸡笼淡水税银一两，后来增加东西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税银二两。……加增饷则因为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完全用银钱买货，回船除银钱外，没有别的货物，即有也没有多少，所以从吕宋回来的船，每船更追加银一百五十两，叫做加征”[192]p344
“禁海固然妨碍超出国家界限商品的流通，驰禁实际上是寓禁于征，对积累资本，扩大商品再生产不但没有帮助，甚至还有更坏的影响；更不用说以舶税充兵饷，用来镇压人民了”
“明封建朝廷弛海禁，发给商舶文引，与西方国家对贸易公司的特许证书相比，截然是不同的。……明封建朝廷虽给文引特许中国商人与东西洋各国贸易，但是封建政府关注的只是尽可能征抽名目繁多的税饷。不顾舶商的死活。充其量只任令自负盈亏，自生自灭，根本谈不上什么补助与保护”[192]p345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所谓的海禁固然被这些人非议,取消海禁同样要被这些人非议!总而言之,对于明朝政府，他们似乎有刻骨铭心的仇恨，不加以毁谤污蔑，则于心不甘.那么他们非议的理由是什么?第一是征税太重,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搜刮榨取!那么事实又如何?这样的税果真重么?看他列举的兴致勃勃的样子，“请领文引要引税，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鸡笼淡水税银一两，后来增加东西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税银二两。……从吕宋回来的船，每船更追加银一百五十两，叫做加征”，似乎明朝政府真是罪大恶极，对商舶敲骨吸髓，盘剥无度。然而，可惜的是我们只要略做对比，就可以把他的这种无耻谰言揭露的体无完肤。根据记载明末时期郑芝龙成为远东海洋上实力最雄厚的军事贸易集团，郑芝龙是海商兼海盗出身，深知海上贸易利润内情，他是怎么收取商舶费用的？““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看到没有，“每舶例入二千金”，也就是每只船收取二千两银子！！就是收取这么多的银子，不但没有影响海上贸易，而且照样是一片旺盛繁荣的景象！！大家可以凭自己的良知判断一下，所谓“东西洋每引税银三两，鸡笼淡水税银一两，后来增加东西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税银二两。……从吕宋回来的船，每船更追加银一百五十两，叫做加征”，这究竟是收的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事实不仅是太少了，而且少到了可怜的地步。
还有什么非议呢？用他们的话说“驰禁实际上是寓禁于征，对积累资本，扩大商品再生产不但没有帮助，甚至还有更坏的影响；更不用说以舶税充兵饷，用来镇压人民了”，这样的言论已经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是满肚子戾气的人，难以想象会居然不顾事实到如此离奇的地步！这样昧着良心来强奸历史的人居然还是所谓的正经的历史学家？若按照他们的逻辑，明朝政府只能自动解散，才算满意，才没有罪过，否则无论干什么都会扣上镇压人民的罪恶。
继续来看他们的离奇言论“封建政府关注的只是尽可能征抽名目繁多的税饷。不顾舶商的死活。充其量只任令自负盈亏，自生自灭，根本谈不上什么补助与保护”，只征收一百多两的银子（一般情况甚至只有十几两的银子），这叫名目繁多的税饷。对舶商不过多的干预控制，这叫“不顾舶商的死活。充其量只任令自负盈亏，自生自灭”，按他的意思是不是政府干预了控制了补助了保护了，他们就满意了？放心，到那个时候他们又会给明朝政府按上的罪名是官商勾结，或者是让海商沦为封建政府的附庸，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事实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看见了不少如此的论调。
类似戴裔煊这样的非议攻击虽然声色俱厉，但由于其背后的观念实在陈腐不堪，背离事实也实在太远，所以是色厉内荏，即便现在，这种言论在专业学者中的市场也不会很大（但并不等于没有人宣扬了）。
相比之下，李宪堂在《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中宣扬的观点显得更精巧细致，也更有创意一些。李宪堂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
“西方向东方输入白银，从客观效果来看，如同把水流注入油井，采出来的是更宝贵的原油——物质财富。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人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如此绝对出超的外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病态的标志。在这种看似无比合算的交易开始之时，东西方之间的对决便输赢已定了。因为西方通过交易得到的是培育社会机能的营养——中国民众的超额劳动甚至生命价值，而东方(中国)得到的只是维持生命活力的血液。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扩大了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193]
这种观点看似新颖，其实却不过是某些陈腔滥调的变种，总而言之，无论当时中国发生了什么，都会被挖空心思的罗织成病态的表现，落后的根源，他们形成的心理定势就是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朝开始的，以如此心态研究历史，夫复何言。
我们还是来具体分析一下他的理由！首先，所谓的绝对出超的外贸是否是社会病态的标志？这只能说是典型的毫无常识的一派胡言！在前现代社会，在没有国家刻意控制干预的情况下，绝对出超的外贸只能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高出于任何同时代其他已经建立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标志，如果硬要把这说成是病态，只能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有些病态。事实上，西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其中核心一条就是要求在对外贸易中保持出超的地位，出口一定要超过进口，为此不惜动用国家控制干预的手段。尽管后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评价不高，非议诟病甚多，但这主要是针对重商主义用国家控制干预市场经济商业活动的主张，对于对外贸易中保持“出超”对国家经济发展更有利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所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再其发展都必然经历了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殖民地大量倾销本国工业产品的过程。清朝和英国并没有绝对出超，仅仅是相对略微出超，英国就要依靠贩卖鸦片，来扭转这种情形，来竭力取得自己对清贸易出超的位置，导致清朝时期中国大量白银外流。如果按照李宪堂的逻辑，那英国人真是有病该送医院去了。即便是现代社会，一个国家要发达起来，也必然要经历对外贸易出超的过程。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贸易逆差，那是因为美圆已经取得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的印钞机印出来纸币就几乎相当于明朝时期的白银，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才不必保持贸易顺差。
至于说“因为西方通过交易得到的是培育社会机能的营养——中国民众的超额劳动甚至生命价值，而东方(中国)得到的只是维持生命活力的血液。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扩大了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
这种鼓惑人心，煽动性的言辞反映的不过是作者的无知臆断。说的倒好象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一样，资本家残酷压榨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工人的剩余价值。这种富于感情色彩的言辞，除了满足作者想当然的臆断心理，可以上毫无价值与意义可言。明朝的生产力确实相当发达，但这种发达也只是限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所处的水平而言，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谈什么对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如果那样就叫超限榨取，那西方近代工业化时期又算什么？现代社会又算什么？按照作者的逻辑，是不是回到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才算做不是超限榨取？？
李宪堂还自做聪明的把白银流入中国同黄宗智说的内卷化联系在起来，把白银从海外流入，以及白银的货币化当成是造成内卷化的原因。关于内卷化的问题，我们在后面会有专门的分析，只指出一点，李宪堂拼命地罗列一些事实，却丝毫也不能说明这些事实和他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他看来，似乎只要罗列出一些事实，然后再加上一些空洞的论断，就完成了他的证明
象李宪堂此类作者，除了主观臆断加上乱扣帽子之外，对分析明朝时期的经济现象，以及中国最终落后的历史现象，可以说毫无作为。把一些毫不相干的名词拼凑起来，组合成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似乎就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满足了他们的心理欲望，但这些千创百孔，自相矛盾的论断对于解释问题，说明现象，何尝有半点帮助。
李宪堂“白银的输入滋润了明清社会原始手工业的繁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最后的振作，它通过在旧有生产关系框架内释放更大的空间延缓了自己的崩溃，但却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使整个社会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白银只是加快了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没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模式。”
“白银的输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从战国以后，什么时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既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怎么需要白银的输入？这样一种不着边际的臆语，居然可以作为严肃的正式的论文发表，也可算的上是奇观。他们干脆就说西方天生命定就是能产生新制度，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天生命定就是不能，这不就结了，还绕来绕去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我们对明代生产力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的介绍和分析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注释
[1]《明史》卷20《本纪第二十一 神宗二》
[2]樊树志 《晚明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
[3]《明史》卷234《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4]《明神宗实录》卷179转引自[2]p482
[5]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8《申时行传》转引自[2]p486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一版
[7]方舟子《张居正二三事》见新语丝网站方舟子作品文史小品专栏http://xys.dxiong.com/fang/doc/history/zhangjuzheng.txt
[8]阎崇年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见新浪读书频道 http://book.sina.com.cn/nzt/his/mingwangqingxing/
本文所引阎崇年言论都出于此处，以下不重复注释
[9]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11]溥仪 《我的前半生》见第2章《我的童年》第2节《帝王生活》 这本书网上随处可见，无须翻阅纸版书也
[13]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出版 1999年1月第一版
[14]具体可见[13]中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一文，其中一个案子是尹会一为其父尹嘉铨请谥，并请从祀文庙，本意是效忠献媚顺便显示孝心之举，结果乾隆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这当然还只是表面的理由，他的罪状中还有一条就是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而乾隆也自称过古稀，“与御制古稀相契”[13]p64-p65。最后结果是尹嘉铨被绞死，这在清代文字狱中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
[15]蔡明伦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2006.4
[16]于慎行 《谷山笔麈》卷三八 转引自[15]
[17]《明史》卷231《列传第一百十九》
[18]孟森 《明史讲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一版
[19]王家屏《王文端公奏疏》卷4《封还御制申救言官揭》转引自[2]p500
[20]《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三月，大学士王家屏封还内降寻罢条，转引自[2]p502
[21]申时行《诏对录》转引自[2]p632
[22]杨仕、岳南《风雪定陵》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http://www.bearland.org/lib/hist/dingling/14.htm
[23]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
[2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5月第一版
[25]《明史》卷225《列传第一百十三》
[26]《明神宗实录》卷577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午 转引自[2]p635
[27]《明神宗实录》卷580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末 转引自[2]p636
[28]禹兮禹兮《明代吏部及铨政研究》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52845&strItem=no05
[29]《明史》卷219 《列传第一百七》
[30]《明史》卷305《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3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32]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第一版
[33]《明史》卷120《列传第八.诸王五》
[34]《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第一版
[35]万红《明代与清初的全国耕地数的历史比较》[34]p295-p309
[36]《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六月 转引自[2]p441
[37]《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 八月 逮系总督魏学曾条 转引自[2]p442
[38]《明神宗实录》卷251 ，万历二十年八月戊子 转引自[2]p442
[39]中田易直《近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p121-p122，转引自[2]p446
[40]《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八月，以宋应昌经略蓟保辽东等处备倭条，谪御史郭实极边杂职条 转引自[2]p450
[41]《明神宗实录》卷264，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丙子 转引自[2]455
[42]《万历邸抄》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十二月，宋应昌撤兵自朝鲜回京条 转引自[2]p455
[43]《万历邸抄》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 转引自[2]p462
[44]赵庆男《乱中杂录》卷3 转引自[2]p464
[45]李光涛《明人援韩与杨镐蔚山之役》转引自[2]p465
[46]三田村泰助《明帝国和倭寇》，第350页，转引自[2]p466
[47][48]《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 转引自[2]p764
[49]《明神宗实录》卷588，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已卯 转引自[2]p768
[50]《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51]《明神宗实录》卷591，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壬申 转引自[2]p769
[52]《明神宗实录》卷595，万历四十八年六月丁末 转引自[2]p769
[53] 汪汝淳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清史研究通讯》[J] 1990.2 李尚英点校
[54]贾乃谦 《论袁毛关系与启祯决策集团》 《袁崇焕学术论文集》[M] 阎崇年,吕孟禧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12月第一版
http://public4.gll-gx.org.cn/cgi-bin/link.exe?3$|D7F7C6B7|D7F7C6B7|4E554C4C|B9F0CDBC*|bid|3921*|0|20|1|N|xiang|
[55]《毛将军文龙传》 朱溶《表忠录》[M]（清抄本） 转引自[54]
[56]《明清史料》甲编《平辽总兵毛文龙奏本》转引自[2]p787
[57]Capo 《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2&Page=1&UserName=capo1234&TopicID=1386359
[58]谈迁《国榷》卷90 崇祯二年六月戊午 转引自[2]p794
[59]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 《袁崇焕列传》转引自[2]p778
[60]《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p232 转引自[2]p797
[61]Capo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2&Page=1&UserName=capo1234&TopicID=1739450
[62]《毛将军文龙传》、《书后》 朱溶《表忠录》[M] 转引自[54]
[63]禹兮禹兮 《对崇祯二年袁崇焕案中反间计的一点小考证》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45881&strItem=no05]
[64]文震孟 《文文肃公日记》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 转引自[2]p805
[65]李清 《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转引自[2]p889
[66]《明史》卷308 《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奸臣》
[67]《明史》卷251《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68]《明史》卷257《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69]文秉《烈皇小识》卷1 转引自[2]p816
[70]《明史》卷252《列传第一百四十 杨嗣昌 吴甡》
[71]《明史》卷262《列传第一百五十》
[72]许誉卿《三垣疏稿》卷2《兵垣（五疏）》转引自[2]p779
[73]《明史》卷23《本纪第二十三 庄烈帝一》，卷24《本纪第二十四 庄烈帝二》
[74]《流寇长编》卷4，崇祯十四年正月，转引自[2]p1025
[75]《流寇长编》卷13，崇祯十三年三月丙戊，转引自[2]p1016
[76]《绥寇纪略》卷七《开县败》转引自[2]p1027
[77][2]p1027注释3
[78]李清 《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转引自[2]p1028
[79]《明史》卷276《列传第一百六十四》
[80]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湾学生书局 民国83年（1994年）第一版
[81]《明史》卷254《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82]张岱《石匮书后集》卷52《徐石麒传》，谈迁《国榷》卷98，转引自[2]p1043-p1044
[83]《明史》卷78 《志第五十四 食货二》
[84]吴思《崇祯死弯》一文，网上转载甚多，此处所引文字是一处历史论坛转载而来。不过为尊重原作者起见，不妨到作者博客上看其原文http://blog.sina.com.cn/u/53d4d4c0010000m8
[85]《明季北略》卷20《李明睿议南迁》转引自[2]p1112
[86]《明史》卷255《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87]彭孙贻《流寇志》卷3 转引自[2]p974
[88]邹漪《明季遗闻》卷1，转引自[2]p974
[89]林枫 《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J] 2002.1
[90]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J] 1998.1
[91]王青建 《科学译者先师徐光启》科学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92]顾炎武 昆山顾炎武研究会编 《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年第一版
[93]郭成康 郑宝凤 《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网上可在国学网找到原文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4563
[94]《清世祖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6，9—10页，卷9，12—13页。转引自[93]
[95]顾诚 《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年12月北京第一版
[96]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南京农学院 编著《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 1984
[97]路遇 滕泽之 《中国人口通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98]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论述》《北京社会科学》2002.1
[99]史志宏 《清前期财政概述》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3879
[100]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101]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10月第一版
[102]许靖华 《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 《中国科学（D辑）》[J] 1998年第4期
[103]李隆生《晚明海外贸易数量研究 : 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台北第一版
[104]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9月第一版
[105]《崇祯长编》卷一，转引自[101]p15
[106]郑天挺、孙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五页，转引自[101]p15
[107]《卢忠肃公集》卷八，转引自[101]p15-p16
[108]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转引自[101]p27
[109]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转引自[101]p27
[110]《崇祯长编》卷11 崇祯元年七月甲寅 转引自[2]p779
[111]席泽宗, 吴德铎 主编《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 1986年第一版
[112]《徐光启集》卷六《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转引自[111]p162
[113]尚智丛《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3年11月第一版
[114]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民国72年（1983）
[115]《鹿樵纪闻》卷下 转引自[101]p29
[116]文秉 《烈皇小识》卷二 转引自[101]p29
[117]孙承泽《山书》卷一 转引自[101]p31
[11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 《马懋才备陈大饥》转引自[2]p901
[119]谈迁 《国榷》卷九一 崇祯四年正月庚子 转引自[101]p45-p46
[120]《绥寇纪略》卷一 转引自[101]p47
[121]《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九页。 转引自[101]p47
[122]傅永淳 《劾总督陈奇瑜疏》 康熙《灵寿县志》卷10艺文下 转引自[101]p68
[123]文秉《烈皇小识》卷四 转引自[101]p68
[124]彭孙贻《流寇志》卷1 转引自[2]p913
[125]杨山松 《孤儿吁天录》卷三 转引自[101]p100
[126]杨嗣昌：《戍寅四月十二日召对》。见《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三。 转引自[101]p101
[127]康熙二十九年《辉县志》卷十八 转引自[101]p129
[128]吕维祺 《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二，《复劝倡义赈荒疏》转引自[101]p130
[129]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转引自[101]p130
[130]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一版
[131]王世德《崇祯遗录》这里所据是下载的电子书 具体书籍当是《明史资料从刊》中的一辑 ，因无版权页，所以具体哪一辑不清楚。我在图书馆查到的只有《明史资料从刊》的第一、二、三辑，其中都无王世德《崇祯遗录》，所以估计是第四辑，出版时间在1983年六月以后，应该是1984年左右。《明史资料从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江苏人民出版社。
[132]郭沫若纪念馆,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 《<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
[133] 姚雪垠《评<甲申三百年祭>》 收录于[132]一书中，原载《文汇月刊》1981年1、2、3期
[134]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外二种）》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2月第一版 本书另外包含《定思小纪》和《李闯小史》
[135]刘尚友《定思小纪》 含于[134]一书中
[136]《甲申纪事》原书我未见，凡是本文中所引《甲申纪事》中文字皆属转引，可见如下网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8122.shtml下羽陵的一个回帖，作者：羽陵 回复日期：2005-9-20 22:52:20。羽陵这个回帖水平甚高也，其批驳王家范，也有力。谈论崇祯内帑问题者都应一看。但他可能当时未见顾诚对崇祯内帑的论述，否则重点批判对象当是顾诚，王家范无甚创见，其观点摇移不定，大抵都是拾人唾余。
[137]彭孙贻 《平寇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1月第一版
[138]谈迁 《国榷》中华书局 1958年12月第一版
[139]谈迁的记载本身也多是辗转抄袭而来，这造成了他的记载许多地方也是自相矛盾。比如[138]p6070的记载很有可能是来自彭孙贻《平寇志》，事实上在《国榷》中有提到过彭孙贻的名字，而彭孙贻 《平寇志》中也对他作过评论，可见这两人是有交流的。谈迁在[138]p6074中又引用杨士聪关于李自成转运银子的记载和相关评论，并且未加批驳。可见他在辗转抄引的过程，对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事实和观点的统一整合也并没有去做，所以造成前后矛盾。后来许多人又把谈迁转引的杨士聪那段关于崇祯内帑的评论当成谈迁自己的评论来引用作为支持或者作为批驳对象。结果当然是一团混乱了！
[140]毛奇龄《后鉴录》转引自[133]，见[132]p230
[141]顾诚 《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 收录于[132]一书中 原载《中国史研究》 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142]张正声：《二素纪事》 转引自[140]，见[132]p285
[143]《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五 转引自[140]，见[132]p285
[144]计六奇 《明季北略》中华书局 1984年6月第一版
[145]陈椿年《也谈〈甲申三百年祭〉》《书屋》[J] 二〇〇四年第十二期
[146]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出版 1982年5月第一版
[147]《顾宪成、高攀龙评传》步近智 张安奇著 p29
[148]《明史》卷82 《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149]“《熹宗实录》页0052、0211、0231、0242、0418、0767、0773、2415” 见[32]p407 注释199
[150]《烬宫遗录》卷下；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转引自[101]p136
[151]万明 等人《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年第一版
[152]张海英 《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 《经济史》2006.2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4
[153]罗吉义《试论明代商业与资本主义萌芽》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J] 1995.3
[154]王春瑜 《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王春瑜卷——古今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一版
[155]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4月第一版 该书部分内容是图书馆阅读时候摘录在本子上，忘记摘录同时写下页码，因此暂缺页码，容后补
[156]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何高济, 李申翻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57]马克垚 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7年第一版
[158]顾銮斋 [157]第14章《中西封建财政》
[159]吴小凤 《唐代商品经济与征榷》 《广西大学学报》[J] 2000年第4期
[160]《新唐书·食货志》转引自[159]
[161]《旧唐书·卢杞传》转引自[159]
[162]顾銮斋 《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世界历史》[J] 2003年第4期
[163]李晓 《关于宋代禁榷专卖制度的再认识》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90
[164]《明史》卷77 《志第五十四 食货一》
[165]黄启臣 《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学术论坛》 1979年第2期
[166]葛金芳 顾蓉 《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学研究》[J] 1994年第6期
[167]许涤新,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 第一卷 ,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 2003 第二版
[168]周志宏《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的创造性成就》 转引自[155]
[169]杨宽《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结语》）转引自[155]
[170]万历《福州府志》卷37 《食货志.物产》转引自[155]
[171]《中华印刷通史》http://www.cgan.net/book/books/print/g-history/gb_12/content.htm
[172]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史学理论研究》 2002.4
[173]徐晓望《“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合理内核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学术研究》 2003.1
[174]卜正民（Timothy Brook）《纵乐的困惑 :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 王秀丽, 罗天佑翻译 三联书店 2004年第一版
[175]谢国桢 牛建强 王学春 汪维真《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 : 校勘本》下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17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苏松》转引自 [175]p1
[177]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转引自[175]p3
[178]《梅村家藏稿》卷十，木棉吟。转引自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5集
[179]王世懋．闽部疏[M] 转引自[175]p8
[180]李鼎：《李长卿集》卷一九《借箸篇》。转引自[175]p23
[181]《国史唯疑》卷八 明:黄景昉 转引自[175]p37
[182][明]王士性<广志绎> 卷三《北方四省》转引自[175]p39
[183]明 王锜《寓圃杂记》卷5《吴中近年之盛》 转引自[175]p41
[184]明·王士性 《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185]]《铅书》卷一 转引自 许敏《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见[151]
[186]陶庵梦忆[作者：张岱 泰安州客店 转引自[175]p22-p23
[187]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 : 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188]唐枢：《御倭杂著》卷一，载《明经世文编》卷二七○ 转引自[187]p239
[189]王忬：《王司马奏疏》卷一《条处海防》，载《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 转引自[187]p238
[190]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转引自[187]p131
[191]唐晓《关于明代月港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福建史学》1994年第4期
[192]戴裔煊 《戴裔煊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一版
[193]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经济史》2005年第三期，原载《河北学刊》2005.2
[194]《明代中期的官绅地主》，见《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34]
[195]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
[196]许敏 《论晚明商人侨寓、定居化趋向与社会变迁》 《江海学刊》2002.1
[197]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198]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 转引自[175]
[199]李琳琦《传统文化与徽商心理变迁》 《学术月刊》1999 10
[200]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15《程少君行状》转引自[199]
[201]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白庵程翁八十寿序》 转引自[199]
[202]张瀚 《松窗梦语》 ·卷四·《 商贾纪》转引自[175] p15-20
[203]杨永汉《论晚明辽饷收支》 民国87（1998）年台北出版
[204]张羽《静居集》卷二《贾客乐》转引自[175]p24
[205]徐贲：《北郭集》卷一《贾客行》 转引自[151]
[206]李豫亨 《推篷寤语》 转引自[175]p41
[207]《嘉靖徽州府志》卷８ 《食货志后论》转引自[192]p338
[20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0《江南八》转引自[89]
[209]李贤《古穰集》卷九《吾乡说》 转引自[175]p31-32
[210]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5《制国用.市籴之令》转引自[175]p1
[21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史》9 转引自[151]
[212]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13]林大钦 《嘉靖11年3月制策》转引自[212]p316
[214]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2，《王政附言疏》转引同上
[215]田居俭 宋元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 1987
[216]朱国桢《涌幢小品》转引自[215]p270
[217]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第927—928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转引自[151]p204
[218]李伯重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一版
[219]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编《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 1990年1月第一版
[220]顾梦游《顾与治诗集》第二卷中的《秦淮感旧》，顾梦游的这本诗集在满清乾隆时期是禁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诗中记录了不少明代经济繁华景象，对比满清时期的经济萧条冷落
[221]《殊域周咨录》卷九 转引自[187]p154
[222]《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七 p6155 转引自[187]p154
[223]《明史》卷54 《列传第四十二》
[224]王裕巽《明代钱法变迁考》 《文史哲》1996年第1期
[225]《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
[226]王玉祥 《明代“私钱”述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4
[227]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一版 |
|
楼主: 天津老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3-4 20:01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