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累进制：从崛起到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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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累进制：从崛起到复兴

西方因为民族国家的碎片化，习惯于颠覆、崛起一类“自我中心”的话语，若如此，那猴子与狗、人与猩猩的差别要明显得多。人类的发展从来是文明的累进的过程，所谓“空绝”、“破立”云云往往只是观念、立场的不同，新文化、新工具之类仅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到越来越立体的风景。

从生物化石能源到历代文明遗存，难道不仍是构成我们当代生活的基本要素？世家、名门之类不过是世袭制的残留，人类整体的连接和跃升才是全球化整体观的根本所在。正是文明的层累及互动，才不断推动“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时代巨变，所以复兴是比崛起更客观而自觉的文明观。

环境是周期性的，人的全方位发展则有赖于各个侧面与环境变迁的呼应，个体之间的相互激荡与进化。拿整个生命来追求瞬间的极乐，实际上是死亡的象征（如攀岩、飙车、吸毒、赌博）。食腐、性病、股灾、滥权是瞬间生死的游戏、是流毒（癌变），不应成为文明发展的常态。

以破灭整体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短期、局部的效益，正是崛起的泡沫和发展的绝症。以生态为依归，人-文-物和谐的共生才是复兴的文明真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拿来主义的文化自主权，岂非民主、自由之真谛？若千人一面，万物雷同，岂非宇宙的热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尔

何群在《从配方程式到程式配方》中谈到：

     如果我们把卡维尔所谓的“人性的整个领域”视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话，那么，每一个类型的意义指向所叩击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侧面；当一个侧面被反复刺激、趋向麻木的时候，另一类型就会因为找到了一个新的兴奋点而备受人们青睐……而当某种类型或者添加了新质的原有类型再次轮回的时候，经过一段时期的休整和沉寂之后的这个部位，会再次被唤醒，……类型的轮换，绝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或市场化的文本调换，也不仅仅是更新一下人们的感官感觉，它是人类心底的需求的反映，是对人们各种基本的、永恒的愿望的轮番重温。这种重温也许不会给人以一种“天外来音”般的全新的感受，但却回荡着所有人都熟悉的像故乡一般亲切的认同感、温馨感、平易感、轻松感……

“多少不同的考虑一下这一问题，16到18世纪欧洲政府的发展，部分是由于剪掉了巨大的扩大家庭的翅膀（如通过宣布家族仇杀为非法，并使法律的统一作用延伸）。它们几乎无疑缩小了在确定人的身份时扩大的亲戚网络的向心性，从而也用证据证明了通过与外购商品之间的新关系（与亲族和不可剥夺的遗产对立）确认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趋势的扩大。（走向反面即“他人为地狱”）相反，德川幕府和清王朝恢复都是通过与地方习俗的一种合作，它们把大量日常行政管理事务交到了后者手中；扩大的亲族在这些习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对它们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向心性的推动远远比抑制它们的企图更频繁。”（其反动为“天下我家”之花息）

                               ——彭慕兰《大分流》

全球化：从（西欧）物理到（东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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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奈《中华帝国专制制度@自然权利》
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法则。这些法则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道德上的。
这些基本法则绝对不是人类创造的，但又是任何人类政权都必须服从的。
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是建立在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基础上，而这种制度也就是认识自然法则的结果。
中华帝国不正是遵守自然法则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由此可见，它的政治所以能够长久维持，绝不（仅）应当归因于特殊的环境条件，而（也）应当归因于其内在的稳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