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人民网的文章——《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

诺基亚

四、刘文彩靠拢共产党？

据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说，刘文辉一九四二年回家接收公馆时候，向刘文彩通报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情况。他不但向刘文彩介绍了共产党许多好处，还把周恩来宣传的共产党的政策都向刘文彩说了，而公益协进社正是在这次谈话后搞起来的。这意思是说，刘文彩听了这些话后态度积极，那公益协进社是进步之后组织起来的进步力量。

果真如此吗？那么我们看看自那以后，刘文彩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劣迹算他是没觉悟之前发生的，既往不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杀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分子李荣远于安仁；同年四月，令郭保之伏击地下武工队，杀武工队员十二人；一九四八年七月，刘文彩调集县警卫队包围共产党员肖汝霖的家，因为他获得情报那里要开会，想全歼共产党武工队。武工队突围，几名队员牺牲；此后不几天，杀了据说帮助过武工队的一个人；同年九月，杀共产党员肖汝霖和武工队员徐达仁，并命令将尸体拖进县城示众……肖汝霖等共产党人被刘文彩杀害，地下武工队被围剿，都在临近解放的前夜，而执行者都是刘文彩的公益协进社的兄弟伙。解放后，刘元龙、郭保之、刘绍武、李鹏举等人公然武装叛乱。有这样靠拢共产党的吗？肖汝霖如九泉有知，也不会答应这种荒唐推测。

慢说刘文彩没到也到不了那个份上，就连刘文辉，也未必接触了共产党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观念。这是有材料证明的。刘文彩死在新中国诞生之后；而刘文辉竟然还欲让二十四军代军长、侄子刘元宣去挂个名把“公益协进社”领导起来，因为刘元宣的父亲刘文渊的反对才没有成为事实。而刘文渊反对也不是因为懂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是认为堂堂军长去当袍哥老大有失体面。刘文辉真的懂得了共产党革命的宗旨的话，他就绝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还是刘文辉自己坦荡，他在那篇《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若不是新旧社会让他感受深刻，一个大军阀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刘文辉的可敬之处，也正在于襟怀坦白。但那篇未出笼的文章一把粉抹的却不是地方。

诺基亚

五、如何看待那所学校？

平心而论，那座学校至今仍不减昔日的气派，学校里培养出许多人才，并将继续培养安仁地方的青少年。但如果据此就认定刘文彩真心办教育，那就有些荒谬了。

说到学校不能不首先说到钱。在数说刘文彩花了多少钱之前，得先问一问那钱是怎么来的，是谁的钱才是。一座学校花了三亿多法币，翻一翻有关四川的文史资料就可发现，与他修学校前后，  日本的飞机正在头上盘旋，五元左右可以买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在这样的生活水准之下，大量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读书的命的。其次，办学校是为了教育兴国？还是有感于中国人文明程度不高而培养下一代？这种高境界叫刘文彩自己讲，恐怕他也羞于出口。政治运动不断的那时期，称这所中学“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固然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但学校禁止传播民主思想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还不说它在涉及政治方面到底要求学生读了哪些书。

怎样看才是历史的真实？只要回眸一下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民间风气就明白了。早在刘氏老大刘文渊被选举为咨议局议员的清末，考察一个人优劣的首要条件就是有无公益事业纪录。后来的参议员们或是民间其他出头露脸的人物们，无论真假，也都必须有办过实在的公益事业的纪录，才能取得“德高望重”的资格。而在所有善事中，总把办学校摆在第一位。在这所学校出现之前，大邑县有个穷秀才李吉人，办了一所学校，在民间的威信很高，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表彰。其后他继续为办学劳累，获得了很高声誉。也就是说，办学是士绅们的政治资本，也是在一方能否立威立信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扳着指头算，全国除了“国立”学校之外的私立学校，大多是当地霸主出头修的，如李吉人这样的穷秀才建学是少而又少。把学校办成“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刘文彩耐不住那么长的时间，他的特点是短效应。但反过来说，修学校的意图是“让孩子们有些指望”？同样不是他的思维方式和水平。“让孩子们有些指望”，这句话足以惊世骇俗，非得大道者不能言。如果这句话能够与刘文彩的思维和为人协调起来，只能有一个范围，即站在刘氏统治集团的利益立场上说的，至少所指的“孩子们”是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孩子们。那庆祝刘文彩生日的行走，那专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所谓校歌，不说没有世界大同的影子，即使连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的东西都没有半点！

修学校与办教育，同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拿得出钱修一座学校就等于是办教育，那么教育家岂不是尽让有钱的老板当着？好在世界上的事情并非如此。但看今天，某些人一边偷漏国家税收，一边捐资办“善事”；一边坑蒙拐骗捞黑钱，一边捐资办学校。但，修学校也难以抵消罪恶，一些学校尚存，捐资者却锒铛入狱了，并不因为你修了一所学校就将恶行一笔抹杀。如FLG组织的一些人物，他们不也曾为抗灾捐过钱吗？总之，刘文彩的修学校与李吉人办学不是一码事，与陶行知办教育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何看待这所中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那些人才如何看待自己与学校的关系？这些，也被有些人跟刘文彩联系起来了。凡学校总会培养出人才的，区别无非是影响面的大小。人在回首自己的足印时，尤其难以忘怀青少年时代，走进校园，一草一木都反射着自己往昔的影子，恋恋不忘，人同此心。但如果把对学校的恋情与刘文彩挂起钩来，或者把培养出了多少人才与刘文彩的功罪扯到一起，就有些牵强附会了。大清朝为了振兴国运，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但这些留学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清廷派去的就不革命了，反而因为出国接受了民主思想，看清了清朝的腐朽无可挽救，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各路先锋。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过校长，那么多黄埔毕业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蒋介石当过校长就不反对他了，也不认为自己在黄埔成了人物就认为蒋介石不反动。更有许多革命者出身豪门，革的竟是自己祖宗的命，按照没有他哪有我的逻辑，岂不连祖宗祠堂都得恢复？若要拉扯例证，将会扯出很多来，那很费事也无必要。对于这些，掌握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那些校友们，理应是分得清楚是非的。wengewang.org

私立文彩中学于解放后更名，叫安仁中学。文彩是私人之名，配上“私立”两个字才贴切；而安仁是地名。安仁中学是安仁地方的中学，并无不妥之处。两相比较，安仁更实在一些。但在校庆五十周年之际，不但把那座书写着刘文彩“其生平善绩，更仆难数”的纪念碑翻出来印成册发给大家，还于有意无意之间或口称或书写成“文彩中学”。其实校名叫什么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有人拿校名做文章，情况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事实上，公开呼吁恢复原名的人还不少。如果恢复，那“私立”二字将如何处置？对于恢复原校名，有人高兴，也有人担忧。

诺基亚

六、刘氏后人受连累问题。

把父辈的罪孽记到后人头上，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作法。问题在于，后人受株连只能说当时的政策对后人的不公：而不能借此抹杀刘文彩本人的罪孽；对后人遭遇的同情，同样与刘文彩本人的问题无涉。如果把刘氏后人的遭遇用来说明是对刘文彩的不公，那就犯了反株连之忌。每当有人要为刘文彩翻案时，就把刘氏后人的遭遇控出来议论一番，其实这反而是从反面把无辜的后人往刘文彩立场上推。

话又说回来，假如刘氏后人受株连能够证明刘文彩冤枉的话，那么另一部分并非受株连而与人民为敌的刘氏后人，是否也应该算在刘文彩头上呢？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假如没有新中国，刘氏家族将会如何？只要看看刘氏那一部分人就明白了。刘文彩的大儿子刘元富在解放后还企图反扑，成了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支持者，事实上，这样的账也并未记到刘文彩的头上。刘文运的二儿子刘元瑭手上有红军的血，也并不影响老大刘文渊在解放后当四川省文史馆员。可见，从总体上来说，各是各的账，生拉硬扯是不行的。株连是封建时代的残存物，以挂钩批株连，等于是另一种方式的株连。

七、刘文辉等人起义的效应。

刘文辉于关键时刻起义，为解放全中国，为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说别的，仅就解放四川少牺牲多少生命，就善莫大焉。作为旧时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军阀，作为曾经残酷镇压过革命的人，做到这一点更是难得。无论从革命的立场还是从做人的立场，我对刘文辉真心敬慕。尤其他那篇毫不文过饰非敢于说真话的文章，使我由衷地敬佩。但是，如果一人起义就可以让他作恶的家族成员或是亲朋减轻罪过，那就不是起义也不是投诚，而只能以“良禽择主而栖”来解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就说不上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是改朝换代了。古时有一句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假如封建时代的故事在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得到应验，岂不是天大玩笑？而有些为刘文彩不平的人，所执的依据中有一条重要砝码，就是“刘文彩的弟弟是起义的将领”。而刘文辉在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的同时，也于有意无意中替他的五哥开脱。他绝不愿正视刘文彩有什么问题，而是自己一肩挑着了。其实他是没办法一肩挑尽的。

按照刘文辉有罪在前大功在后的事实，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宗旨，解放后他照样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但这不能成为包揽他人罪恶的资本。我们批判政治运动株连无辜的刘氏后人，也正在于本人的罪孽不能殃及别人。但如果我们一边在批株连的荒唐时，又主张将一人之功恩及家族，或者有功就不能涉及罪过，或者拉扯出某个进步人士跟刘文彩私交不错而企图说明什么，只怕所执的观念还是没有搞准。wengewang.org

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起义的将领刘元琮自杀，酿成了悲剧。对此，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军区于一九八六年为他恢复了名誉。这种事情并非只有刘元琮一人身上发生。但，这事与刘文彩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拉扯出这个人来，也成了为刘文彩不平的材料，就显得有些可笑了。刘元琮的个人悲剧是不幸的，但那减租退押的运动却不能诋毁。共产党多少高级将领都在那时期经过了这种考验。功是功，过是过，这也正是土地革命不同于改朝换代的特征。一功掩百罪，这是封建时代的做法，当今一些贪官污吏敢于为非作歹，所持的就是曾经有功，所抱的也正是这块牌子。刘元琮的起义之功不能抹杀，但，剥削之罪却也事实存在同样不能因功忽略。在家乡退赔挨批判，离了家乡照样是师长，有何不可？他在农民面前不愿低头，公然高喊不向农民低头，并将退赔的财宝扔在地下然后吞毒药自杀，虽值得伤痛，这个方式却未必是正确的。

其实，激起为刘文彩不平的心理动因并不难追寻：除了岁月的尘垢淡化了先辈的生死恩怨，除了对过去政治斗争的逆反心理等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留存至今的实物为今天安仁镇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效益。几座公馆的宏伟令人赞叹，一所学校培养出了人才，这些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作用的效益都看得见摸得着，参观者欣赏的比重远远大于受教育。而刘文彩的恶行呢？已剩不多的知情者讲述的是刘文彩的盘剥和残忍，而被剥削者和被残害者的痛苦感受却难以传给世人。那个收租院展览给人更多的是艺术感染，对于并没有切身体验的现代人来说，心理上实在难以产生血与泪的共鸣。因而，多少人的血泪风吹灭，只留下遗迹供谈笑。这真是历史和时间的残酷。刘泽高的一句话颇具代表性：“人家刘文彩还给安仁做了些好事，刘湘当着那么大的官，他干了些什么？”他的观点恐怕并不是一个人的心思，地方上的父老乡亲和大小官员们，未必就没有这种想法。

更有些不安分于平和日子或对现实生活抵触的年轻人，无端地猜想着：假如我生在那个时候？他们绝不考虑可能沦为被奴役的境地，绝不考虑被奴役的悲惨，幻想着刘文彩呼风唤雨的威风，慨叹自己没有发迹全是因为没碰上好时候，因而在心理的阴暗一角，那个刘文彩便成了崇拜的偶像。那些穿着狗腿子衣服拍照的人们，更不知这是自甘下流、让爹妈难堪的行为，他们心目中的刘文彩， 自然跟别人心目中的刘文彩不同。

总之，对刘文彩的人生，无论是以过去的眼光看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无值得效仿之处；对刘文彩的所作所为，无论站在东方的立场还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据为他辩护。美国总统被人骂，也没有追杀骂人者的权力，可刘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强的人，崇尚封建统治和个人独裁，谁对他不敬他就将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独裁者玩的把戏，有什么值得恭维！

能给刘文彩唯一的一点安慰是，他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家庭。假如他出生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凭着他的聪明和蛮劲儿，或许会成为另一种有用的人才。但，假如让他自由选择，他会选择民主和平等吗？

盖碗茶

月下渔樵

支持，是原创么？应该转到文学论坛去的。

我对刘家的善恶没太多兴趣，如果看，也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为啥？这个问题本来就不是个问题，说共产党找不出一个典型的地主来批，那也太荒唐了，所以冤案的可能性有多大？

更有，我觉得，即使这几个都是冤案，包括周扒皮之类，也不能说打倒地主，分田地是错的。这个地主佃农的体系，就是恶的体系，无论冤枉多少人，也要打掉；有多少好地主，个个都跟佛一样（佛会支持地主佃农体系么？），也得打掉。土改的意义，就在于解放了佃农，也解放了地主。

大漠金戈

真心佩服那些认真做事，认真钻研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