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4）/林彪事件（201）
　　
　　【接前】9月13日白天没人找，下班时我把报纸送到小楼门口，用一块石头压住。9月14日晚上，我提前去送报纸，看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9月15日晚，我又提前去小楼送报纸，到了那里一看，一切都与昨天一样。我产生了很大疑惑，就把门打开，进去一看，屋内乱七八糟，臭气熏天。
　　餐桌上杂乱放著本子、书报和汽水瓶，有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红色拉链本。只有红色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在另一个屋子的锅台上，还烧了一堆纸灰。我匆忙地看了一遍，总的印象就是弄得很乱，走得很急。
　　我赶快回到办公室，向王治松报告了上述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9月16日凌晨4点，王治松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去小楼恢复原状，把那两个本子拿出来。10月4日，我怕本子丢失，就拿回家里锁进皮箱。10月6日晚，我听了总政李主任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揭开了林彪的本来面目，我豁然醒悟，那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的，就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黑纲领，我要向党交出这个本子。午夜两点，我把本子亲手交给了殷政委。】
　　
　　王兰义上交的红色拉链笔记本，就是写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件。从王兰义回忆的情况来看，中央当初以为林立果只是作为家属跟随林彪外逃，并没有想到林立果在暗地里搞“五七一工程”，所以也没有对林立果的“据点”进行搜查。王兰义在听到林彪事件的传达之后，主动把笔记本交上去，这才发现了林立果以及《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过程是自然的，并无造假的迹象。
　　还有人怀疑《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迹不是于新野的，等等。其实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真伪，关键不在于笔迹等枝节问题，而是在它的内容这个根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大篇幅的攻击和谩骂毛泽东的内容，如果是造假，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造假人肯定不敢这么放肆地骂毛泽东，除非是毛泽东下令自己骂自己。毛泽东为什么要自己骂自己？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因此《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伪造说是不合理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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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5）/林彪事件（202）
　　
　　【接前】尽管《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整理成文，只是一些条文的罗列，显得零乱，但在整体上，《五七一工程纪要》条理非常清楚，这是林彪的特征，周恩来就说：“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
　　要搞一场政变，首先要对一些最基本问题，有一个清楚和清醒的认识。这几个最基本问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都提到了，这就是：（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上述几个基本问题，都做出了比较清楚和清醒的分析。下面就看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对这几个问题的分析。
　　（一）关于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可能？
　　《纪要》提出武装起义是有可能的，其可能性就在于群众的不满。《纪要》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纪要》还提出各类人的具体不满：
　　（1）高级干部的不满：文革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不满，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不满。
　　（2）农民的不满：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3）知青的不满：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4）原红卫兵的不满：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
　　（5）一般干部的不满：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6）工人的不满：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纪要》分析说，几乎所有的人对文革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都有不满。把民众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作为武装起义和否定毛泽东的群众基础，这点是看得准的。
　　
　　（二）关于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即“武装起义”有没有必要？
　　《纪要》说：“B-52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纪要》提出他们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林彪不放心，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这里的“后事”，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因此《纪要》说：“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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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6）/林彪事件（203）
　　
　　【接前】《纪要》这里说话的口气，显然是林彪的口气，所以说“对我们不放心”。毛泽东对林立果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对林彪才会“不放心”。
　　对林彪的前途，《纪要》也分析得很清楚：要不然选择束手被擒，要不然选择破釜沉舟。《纪要》说“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也就是他们选择了破釜沉舟的道路，这也符合林彪的性格。
　　
　　（三）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即搞“武装起义”有没有条件？
　　《纪要》说：“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纪要》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搞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并认为可以与列宁当年搞城市暴动相比。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纪要》中说“经过几年准备”。可见这个“五七一工程”不是临时想起来的，而是在几年前就开始设想和准备了，所以才有“经过几年准备”之说。
　　
　　（四）关于武装起义的“时机”，即在什么时候发起“武装起义”？
　　《纪要》说：“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纪要》分析认为：发起武装起义的“时机”，第一种是我方准备好了，这是主动发起；第二种是我方还没有准备好，但对方却要动手了。这时不管是否准备好，都要“破釜沉舟”地发起武装起义，这是被动发起。
　　后来的“九一三”事件，显然是属于“破釜沉舟”的第二种被动发起情况，因此有人说“九一三”事件是“被逼”的。然而根据《纪要》，他们并不是单纯被动地等着挨打，而是他们也在准备主动发起武装起义。只是由于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之前，毛泽东那边先动手了，所以才被动应战。
　　
　　（五）关于武装起义的“力量”，即“武装起义”依靠什么力量？
　　《纪要》中分析了武装起义可以利用的各种力量。第一种是“基本力量”，如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等人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等；第二种是“借用力量”，如黄永胜的军委办事处，二十军、三十八军等。
　　这里应该注意，《纪要》中把黄永胜等“四大金刚”的军委办事处，只是作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见搞“五七一工程”之初，原本就不准备依靠黄永胜等“四大金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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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7）/林彪事件（204）
　　
　　【接前】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他们提到国外的借用力量是苏联，《纪要》说：“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的支持。”《纪要》中的这句话，与后来林彪外逃苏联，是相吻合的。
　　
　　（六）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七）关于武装起义的“实施要点”，即“武装起义”怎样实施？
　　《纪要》把“武装起义”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巩固扩大阶段。至于具体的实施方案，《纪要》分析了一些可能的方案，如“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逼宫形式”、“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在后来的《纪要》实施过程中，他们最后用的是“特种手段”中的暗杀手段。
　　《纪要》还提出把张春桥作为最主要的攻击对象之一，说：“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由此可见，林彪集团把张春桥视为他们的重大威胁。
　　
　　（八）关于武装起义的“口号和纲领”，这个放在后面重点说明。
　　
　　（九）关于武装起义的“保密和纪律”，即“武装起义”怎样保密和严守纪律？
　　《纪要》说：“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由此可见，《纪要》中也提出，他们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即“不成功便成仁”。后来周宇驰等人还真的发扬了“江田岛”精神，成仁了。
　　
　　综上所述，《纪要》对武装起义搞政变，进行了条理很清楚的分析，所以制定《纪要》的人，头脑是相当清醒的。特别是他们提出了“五七一工程”的困难，《纪要》举出三点主要困难：（一）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二）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三）B-52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
　　《纪要》分析的三个主要困难，是比较准确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因此，要实施“五七一工程”，就要打破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要打掉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对毛泽东“抹黑”。
　　所以，《纪要》的另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对毛泽东的攻击和抹黑。《纪要》的“抹黑”水平是很高的，后来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各种“抹黑”，大致上都是来自《纪要》的思路。这些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分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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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8）/林彪事件（205）
　　
　　【接前】要理解《五七一工程纪要》，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起草这个《纪要》？现在的普遍说法认为《纪要》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如果林彪或者是林立果仅仅是为了暗杀毛泽东，那么他们不应该写下和留下这种文字的证据。
　　因为暗杀总不是光彩的事情，古今中外搞暗杀，暗杀的“首谋”为了“避嫌”，都极力避免留下文字性的证据，在暗杀过程中，策划和命令都是口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暗杀事件，比如宋教仁暗杀，廖仲恺暗杀等，都看不到任何文字性的证据。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林彪搞暗杀而留下《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种文字证据，不管他的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暗杀失败了，林彪将背上一个搞暗杀的不光彩罪名；如果暗杀成功了，林彪登基接班，那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成为威胁林彪的一个黑材料，因为林彪无法保证《纪要》一定不会泄露出去。
　　从搞暗杀的角度来看，留下《纪要》这样的文字材料，不管暗杀成功或者失败，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以林彪如果单纯是搞暗杀的话，最好不搞《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
　　有人说《纪要》是林立果搞的，林彪不知道，那么林立果就更没有必要搞《纪要》了。因为对于策划暗杀毛泽东来说，《纪要》这种文字性的东西，不但没有作用，反而是一个累赘。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纪要》不是为了暗杀毛泽东而搞的，它是为了政变而搞的，《纪要》是为了搞政变而做的舆论准备。《纪要》提出搞政变的概念是很明确的，暗杀只是政变的一个手段。
　　《纪要》中提出的政变方式有：（一）“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二）“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三）“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由《纪要》可见，他们提出的政变方式，第一种是利用高层开会时，隐蔽在周围的“联合舰队”成员突然冲入会场，将毛泽东等人控制住，一网打尽；第二种是先抓住江青、张春桥等人当人质，然后与毛泽东讲条件谈判，逼毛泽东就范；第三种才是搞暗杀等“特种手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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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09）/林彪事件（206）
　　
　　【接前】搞政变就必须要做舆论，而做舆论就要有文字性的东西，因此《纪要》就是为了政变而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如果是搞单纯的暗杀，还可以勉强说林立果背着林彪，私下搞暗杀活动；如果是搞政变，那么林立果是不可能背着林彪搞政变的。因此，说《纪要》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像不少书讲文革的事情，说一切都是江青背着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完全不知情。这样的书看起来，总让人感到牵强附会。同样说林彪事件的一切都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情，也是非常牵强附会的。
　　
　　《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政变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反映在“（六）口号和纲领”以及“（八）政策和策略”两个部分中，《纪要》在这里提出他们搞政变的“合理性”。《纪要》说：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搞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搞社会主义才是正义的。因此《纪要》也煞有介事地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这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致的。毛泽东说反对刘少奇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理由是刘少奇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而这里林彪也说反对毛泽东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威胁”，林彪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
　　毛泽东说刘少奇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林彪也说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并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就是声称毛泽东是“托派”，并把毛泽东麾下的江青集团，称为“笔杆子托派集团”。《纪要》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纪要》提出他们要推翻毛泽东的理由，是因为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一套，甚至说毛泽东就是当代的秦始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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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0）/林彪事件（207）
　　
　　【接前】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纪要》说毛泽东“行孔孟之道”，也就是指责毛泽东搞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那一套。而后来毛泽东批判林彪的时候，也把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批林批孔”，又反过来指责林彪搞孔孟之道。
　　《纪要》还提出他们的口号：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纪要》给毛泽东扣了一个大帽子“社会封建主义”，这也是模仿毛泽东给刘少奇扣一个“修正主义”，给苏联扣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
　　然而，林彪在过去曾经大肆吹捧过毛泽东，为此《纪要》解释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这里《纪要》承认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从而把过去林彪吹捧毛泽东，解释为“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支持”。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纪要》提出的这些口号，可以说有一些号召力，但要凭这些推翻毛泽东，显然是不够的。不过《纪要》把毛泽东说成是“封建暴君”，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发明”。直到今天，大部分“抹黑”毛泽东的文章，都是按照“封建暴君”这个思路和理论体系，以至于有人把《纪要》说成是反毛的思想纲领。毛泽东真的是“封建暴君”吗？这个问题我们放到文章的最后再谈。
　　
　　仅仅说毛泽东是“当代秦始皇”是不够的，还需要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于是《纪要》也列举了一些“证据”，说：【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1）/林彪事件（208）
　　
　　【接前】【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
　　
　　单纯从表面现象来看，《纪要》列出的有些“证据”是存在的，但问题是《纪要》在这里有意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的动机。毛泽东为什么要“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为什么要“今天拉这个，明天打那个”？毛泽东做这些事的动机何在？
　　评价一件事，只看表面现象，不提背后的动机，肯定是不客观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何在？难道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显然，《纪要》只提现象不提动机的做法，是抹黑毛泽东的高级手段，直到现在，这也是“黑毛”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纪要》还说：【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纪要》这里进一步上升到贬损毛泽东的人品，说他是“怀疑狂、虐待狂”，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成为失去理智，以整人“取乐”的狂人。直到现在，还有人袭用这种贬损毛泽东的人品“黑毛”手段。
　　
　　综上所述，《纪要》并不是一份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书，而是一份声讨毛泽东的政治檄文，是一个搞政变的政治宣传品。不少人说当时看到《纪要》，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感到震惊的地方，并不是暗杀，而是《纪要》对毛泽东的评价。
　　据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以后才发现的，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检起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他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他相信人民群众不会被林彪制造的反毛舆论所蒙蔽，所以坚持把《五七一工程纪要》公开出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2）/林彪事件（209）
　　
　　【接前】林立果等人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活动，当然这些秘密活动巧妙地打着“选妃子”的旗号，起到很好的烟幕弹作用。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了林立果在上海的“选妃”活动，他说：【林立果在上海“空四军”内物色人员，建立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开始时选了最贴心的八名核心人员，所以叫“八人小组”，后来又扩大成员，由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
　　林立果当时的身份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他为“上海小组”题了字，制作了精致的组标，还亲自来上海主持授枪仪式，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凡是参加“上海小组”的人，都要举行宣誓，宣誓的内容除了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以外，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忠于林副部长”。
　　上海小组的成员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都会打枪，会摄影，会驾驶汽车。每个人配备了一辆苏联造的伏尔加小轿车。上海小组为林立果“选美”的行动，对外当然是绝对保密、秘而不宣的，所以连“空四军”的有些领导也不了解这个小组的内情。
　　林立果每次到上海活动，都住在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里。这里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文革开始后被占用了。花园洋房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汽车从巨鹿路穿过一条长弄堂，可以驶进大铁门一直开到客厅前面的草坪旁边另一扇小铁门，又可以直通空四军招待所大院。这个地点既隐蔽又方便，林立果就在这里直接指挥上海小组“选美”。】
　　
　　据徐景贤回忆，林立果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号称是为了找对象的“找人小组”，林立果亲自命名为“上海小组”。林立果还给上海小组的成员发枪，而且小组成员都会打枪，会驾驶汽车等，参加上海小组的人还要宣誓效忠林立果。显然，如果真的是为了“选妃子”，小组成员根本没必要会打枪，会驾驶汽车，更没有必要进行效忠宣誓。因此林立果组建的上海小组，完全是一支进行特务活动的特种部队。这个特种部队的用途，当然应该是为了配合林立果搞政变活动。
　　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林立果地下部队活动的资料很少，据《文革十年史》说：【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3）/林彪事件（210）
　　
　　　　【接前】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援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林立果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1971年4月3日，林立果给上海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同月，王维国在林立果指使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新华一村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驾驶车辆等的特种训练。教导队由王维国、江腾蛟直接领导。用林立果的话讲，教导队“是我们的警卫处”，装备都是按警卫处的规格配备：每人一支长枪（冲锋枪或步枪），一支手枪，每班—支班用机枪。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1971年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关于这个问题，吴法宪回忆说：【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4）/林彪事件（211）
　　
　　【接前】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1970年11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说：“我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
　　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
　　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关于林立果等人的活动，《文革十年史》还说：【林立果等人还四处活动，为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对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什么可怕的。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吓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
　　6月中旬，刘世英又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是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散布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中央在9月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摘根据地。”
　　为了给林彪寻找后路，7月下旬，林立果还与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一起到广东省深圳、沙头角一带活动，用飞机察看当地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不久，林立果又来到北戴河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以备急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5）/林彪事件（212）
　　
　　【接前】从1970年8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相差一年时间。本来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就着手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是因为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召开四届人大的事情被推后了。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召开四届人大之事，决定在1971年国庆节之后召开四届人大，在国庆节前后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对黄、吴、李、邱、叶五人做了结论，庐山会议这件事似乎已经解决了。从1971年4月到8月这五个月期间，一切风平浪静，毛泽东没有再提起庐山会议之事。当1971年10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消息传来之后，林彪集团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会上对林彪动手了，因此也就放松了警惕。
　　邱会作回忆说：【从1971年4月底到8月下旬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中央太平无事，大家都在自己份内认真工作。至于周总理，他对军队的关系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密切。
　　这时，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也在正常进行。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吴、李、邱都有所安排，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且，在总理给主席的报告中，还专门讲了“请林副主席在国庆节和四届人大上讲话”，看来一切都很正常。】
　　
　　据邱会作的回忆，在毛泽东南巡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当时在四届人大的方案中，黄永胜为第一副总理，李作鹏和邱会作为副总理，吴法宪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麻痹，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就在这个时候，8月15日，毛泽东突然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史称“南巡”。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突然对林彪提出点名批评，同时也严厉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等人，可以说是给了林彪集团一个突然袭击。
　　对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吴法宪也回忆说：【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了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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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6）/林彪事件（213）
　　
　　【接前】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毛泽东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9月上旬，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朝鲜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朝鲜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他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1981年我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谈话内容。看过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被打倒的。直到看到这个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毛泽东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
　　
　　邱会作也回忆说：【毛主席外出巡视，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是常事。那时主席的外出，中央常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主要负责首长都是知道的，因为军队对毛主席负有相应的保证安全的责任。
　　这次则很特别，毛主席外出后，周总理只说过一句话：“毛主席外出了，现在武昌，要华国锋到武昌去。”
　　毛主席离开北京时，林彪在北戴河也不知道。过去，毛主席在外地的谈话，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都是及时传达的，这次则没有做一个字的传达。
　　九届三中全会临近，主席也走得匆忙，毛主席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毛主席为什么南巡？目的是什么？南巡的导火线是什么？我当时和现在都不清楚，但从他在各地的讲话来看，也就很清楚了。南巡就是发动“群众”，要大家站在他一边，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开始重新处理林彪的问题。
　　林彪是与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很大，没有什么“污点”。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把林彪拉上了自己的“神台”，毛主席对这样一个人，是不能不慎之又慎的。想把林总拉下来，在党内是要有基础的，尤其是军队。因此主席出去游说是必要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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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7）/林彪事件（214）
　　
　　【接前】毛泽东为什么在1971年4月到8月的五个月风平浪静之后，突然发起旨在拿掉林彪的南巡呢？对此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毛泽东本来就要搞一次突然袭击，这是对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的“以牙还牙”。因此，毛泽东一直等到九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一个月前，才突然提出林彪问题，让林彪集团来不及防范，慌了手脚，一败涂地。林彪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时，剩下的时间只有半个月了，因为林彪集团的行动非常匆忙慌乱。如果林彪提前几个月知道毛泽东要在1971年9月底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他拿掉，林彪事件的发展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关于毛泽东南巡理由的第二种看法，是认为毛泽东发现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因此才发起南巡，拿掉林彪。关于第二种看法，原国务院总理助理熊向晖有比较详细的回忆。熊向晖回忆说：
　　【1971年7月9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周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第一轮会谈，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
　　周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第一天的会谈以后，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给毛主席。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过去，还让熊向晖也去。”
　　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
　　毛主席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毛主席伸出的手，说：“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周总理准备汇报基辛格的问题，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毛主席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主席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
　　熊向晖回答：“是。”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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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8）/林彪事件（215）
　　
　　【接前】熊向晖回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同他“漫谈”。主席问：“在总参谋部‘批陈整风’小结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说：“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我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我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六十多份。”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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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9）/林彪事件（216）
　　
　　【接前】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他与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关于这件事，《周恩来年谱》也记载道：【7月10日，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前两轮会谈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毛泽东南巡的第二种看法，就是一些人根据熊向晖的回忆，认为毛泽东在1971年7月10日以前，还没有准备拿掉林彪，只是在与熊向晖的谈话中，“偶然”发现了黄永胜没有在总参谋部传达他们犯了错误。毛泽东是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才突然决定拿掉林彪和林彪集团的。因此毛泽东在一个月之后的1971年8月15日离开北京南巡，开始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工作。
　　上述的第一种看法和第二种看法，哪一种看法合理呢？我们认为第一种看法比较合理。根据熊向晖的回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看似“偶然的寒暄和漫谈”，实际上是毛泽东引导的。毛泽东这场谈话就是要这么一个结论，即“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首先据熊向晖回忆说，是毛泽东主动点名让他和周恩来一起去汇报工作的。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先问熊向晖说：“你在总参谋部二部当副部长？”可见毛泽东召熊向晖过来之前，就知道他是总参谋部二部的副部长。
　　毛泽东又追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毛泽东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就知道熊向晖的回答了。因为黄永胜肯定是不会讲自己和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上“搞鬼”。如果黄永胜自己承认他们在庐山上“搞鬼”了，那么黄永胜就必须下台。哪有自己承认自己“搞鬼”的人，还可以不下台的先例呢？
　　因此熊向晖听到毛泽东的问话，理所当然地回答说：“没有听黄总长讲过。”这是毛泽东早就料到的回答。
　　毛泽东又问熊向晖，看到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没有？熊向晖的回答毛泽东也早就料到了。因为检讨报告是写给上级看的，而不是写给下级看的。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报告是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看的，也可以给平级的政治局委员看，但不能给熊向晖这样的下级看。如果黄永胜给下级看自己的检讨报告，向下级宣读自己的检讨报告，那就意味着黄永胜准备辞职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0）/林彪事件（217）
　　
　　【接前】因为黄永胜想要在总参谋部继续当总长，所以就要维护自己的威信，不把自己的检讨报告下发给熊向晖等下级看。对下级隐瞒自己犯了错误，这是人之常情，应该算不上什么“搞鬼”。然而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做出一个很严重的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这里说的“后台”，明显就是指林彪了。
　　前面提过，林彪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再对黄永胜等人做指示了。黄永胜在总参谋部没有传达他们的检讨报告，这件事与林彪应该是无关的。而毛泽东这里提出要查“后台”，当然就是要查林彪，把这件事作为查林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因此，毛泽东事先已经物色好把熊向晖作为查处林彪问题的突破口了。
　　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毛泽东已经在黄、李、邱三人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很好”，在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报告上批示“可以了”，并且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说黄永胜等人的问题是“人们内部矛盾”，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已经完了，对庐山会议的处理也应告一段落了。
　　现在毛泽东要推翻自己的批示，要重新处理庐山会议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理由作为突破口。于是熊向晖的回答就给了毛泽东这个理由，毛泽东因此得出结论说：“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时，马上替黄永胜等人说好话。周恩来说：“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周恩来说的好话，要把这件事继续揪下去。此时，周恩来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很可能是下决心要拿掉林彪了。因此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毛泽东7月10日这次对熊向晖的谈话，其实也是向周恩来暗示自己准备要拿掉林彪，周恩来当然也就要暗暗留意这件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1）》*****　　

crazyman

571说了实情。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1）/林彪事件（218）
　　
　　【接前】8月9日到8月12日，周恩来在广州开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8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周恩来这里所谓的“急事”，当然就是与林彪相关的事情。在周恩来8月12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则于8月15日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各省“南巡”。然而周恩来在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巡的第二天，亲自带着张春桥、黄永胜等人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一般相关的书籍文章都很少提到周恩来这次北戴河之行。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971年8月12日，到毛泽东处汇报广州之行，请示四届人大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并拟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还同意于近期内，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五人去北戴河林彪处作一次工作汇报。8月16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主要谈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谈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说周恩来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并不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是周恩来在自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参会的人也都同意了。试想，早在7月10日，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提出“黄永胜他们有后台”，其实很明确地暗示了要“揪”林彪这个后台。周恩来在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之后，不但没有与林彪疏远，还找理由去北戴河面见林彪，可见周恩来试图“保”林彪的态度是明显的。
　　《周恩来年谱》没有披露周恩来与林彪的这次谈话内容。是不是周恩来借着这次机会向林彪暗示，毛泽东已经准备拿掉他了？这些我们就无法知道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2）/林彪事件（219）
　　
　　【接前】毛泽东的南巡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这期间毛泽东找来一些大军区负责人、省市负责人谈话，跟他们“交底”，为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拿下林彪，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关于毛泽东这次南巡和讲话，《汪东兴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述，只分析一些提纲性的问题。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想告诉高官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对林彪问题的定性。毛泽东知道，众高官都认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如果毛泽东给林彪问题定性的调子比较低，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只是批评林彪一下而已，不会触动林彪的地位，所以就不敢得罪林彪。不敢得罪林彪的直接结果，就是高官们在会上不敢揭发批判林彪，这样毛泽东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拿掉林彪，就得不到足够的响应。
　　毛泽东为了鼓励高官们敢于站出来揭批林彪，就必须给林彪问题做一个很严重的定性，让众人知道这次毛泽东真的要与林彪彻底决裂了，这样人们才敢出来拥护毛泽东，才敢与林彪划清界线。因此，毛泽东把林彪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即“路线斗争”。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特别列举了党的“十次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一次）。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二次）。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第三次）。他搞了个“立三路线”，主张打大城市。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第四次）。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第五次）。王明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