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2）/林彪事件（239）
　　
　　【接前】我们从江腾蛟、王维国等人的材料，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林彪的地下部队，是由内到外，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这种分层构造，是地下组织、地下党的典型结构。
　　最内层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也就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豆）。但林豆豆是比较特殊的，她没有与林家其他三人步调一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揭发”，把林彪送上了绝路。如果没有林豆豆的揭发，林彪很可能不会死。因此，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明文写道：“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多次提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并带头与众人唱这首歌。当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林彪的失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出在核心层的“步调不一致”，这就注定他走上不归之路。
　　
　　林彪的地下部队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四个人。1967年3月，林立果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指定“党办”的两个秘书周宇驰和刘沛丰，专门负责“帮助”林立果，这样林立果与周宇驰和刘沛丰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亲密朋友”的关系。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升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不久周宇驰和刘沛丰也升任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们两人就成为林立果最为信任的左膀右臂。林立果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是师级官职，可以有自己的秘书了，这时林立果就有了政治秘书于新野和生活秘书李伟信。
　　这样一来，围绕在林立果身边的两个“亲密朋友”周宇驰和刘沛丰，两个秘书于新野和李伟信，就形成了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人员。这一层人员知道一切秘密，作为最高机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只限于第一层人员知道，具体写下《纪要》就是林立果的秘书于新野。
　　“九一三”事件中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都死了，只有李伟信活了下来。其中刘沛丰与林彪等人一起上了三叉戟，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劫持直升机企图飞往蒙古，失败后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李伟信假装自杀活了下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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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3）/林彪事件（240）
　　
　　【接前】不过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的李伟信。在第一层人中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因为“生活秘书”的角色只是负责生活方面的事，对政治应该是不过问的。比如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尽管李伟信也参加了，但他的角色是给林立果等人“端茶倒水”而已，所以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并不很清楚。
　　李伟信基本上属于林立果的传令兵，政变计划等重大事情，林立果当然不会和他商量，当然也不会告诉李伟信整个政变的具体细节。因此，李伟信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很有限。
　　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知道的肯定比李伟信多得多，中央对她寄予很大的希望，详细盘问她“五七一工程”的细节。
　　可是林豆豆在揭发林彪之后，却非常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因为林豆豆没想到因为她的揭发，林彪等她家的其他人葬身于外国荒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林彪是被林豆豆“害死”的。因此林豆豆追悔莫及，背上极大的思想包袱。
　　之后，林豆豆拒绝向中央讲“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为林彪辩护起来，声称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的。林豆豆不配合中央，拒不说“五七一工程”的真相，反而替林彪辩护，这样一来，林豆豆就一下子从“反林英雄”坠落为“林彪死党”，开始接受各种严厉的政治审查。
　　在审查期间，林豆豆曾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来林豆豆写信给毛泽东求助，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批示解除对林豆豆的审查。之后林豆豆结婚，但日子仍然过得十分凄惨。
　　
　　“五七一工程”和政变的核心细节，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这六个人完全知情，林豆豆知道一定的细节，而李伟信就知道的就更少了。因为完全知情的六个人全部死亡，所以整个政变的详情我们已无法知道，只是从李伟信的交代得到了一些信息。
　　现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林豆豆对“五七一工程”有一定的了解。可惜林豆豆却不肯说半个字，反过来却不停地到处为林彪“伸冤”。林豆豆所说的林彪事件，其实是她自己编造的各种“善意的谎言”，她试图以此来为林彪翻案。
　　林豆豆这么做大概是出于良心的自责，希望自己编织的“谎言”可以洗清林彪的“罪名”。
　　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林彪事件真相的唯一希望，就是林豆豆哪天突然“想通了”，不再沉溺于良心的自责了，讲出真实的林彪事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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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4）/林彪事件（241）
　　
　　【接前】前面提到林彪地下部队的核心层是林彪一家四人，核心层之外的第一层是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知道一切机密；核心层之外的第二层，是林彪实施计划所必需用到的人物，这是林彪的贴身卫士李文普、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李平、张延奎、邰起良。第二层的几个人，并不需要知道政变的具体计划，但需要在关键时刻对林彪的效忠，在关键时刻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林彪要在关键时刻用到这几个人，事先必须要做好“工作”，才能保证这些人在关键时刻“用得上”。除了贴身卫士李文普临阵脱逃之外，专车司机杨振刚、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三名机械师，都在关键时刻“经住了考验”，他们是协助林彪外逃的最关键人物。
　　林彪周围的警卫战士很多，但这些人已经变成监视他的人，林彪要想“逃出”他周围的警卫战士包围圈，必须依靠专车司机、专机驾驶员这些人的帮助。至于三名机械师，那是因为三叉戟飞机需要三个人驾驶：一名驾驶员，一名副驾驶，一名机械师。副驾驶员可以不要，机械师是不能没有的，像启动飞机等很多事情，没有机械师的协助是不行的。因此1971年9月13日林彪专机强行起飞时，机组人员只有一名驾驶员加三名机械师的最低限人数。至于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等不是一定必要的人，就一个也不要了，以免不可靠的人带上天以后出意外。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二层人员，隐蔽得非常“深”，平时不活动，直到“九一三”那一天才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江腾蛟供词》中根本没有提到第二层人员的这几个人。我们将在介绍“九一三”事件时再详细讲这几个人。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是：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这四个人。其中江腾蛟和王国维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说一下王飞和陈励耘。
　　王飞，1922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48年参加解放军空军的筹建工作。1967年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时，王飞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也就是林立果的“顶头上司”。后来王飞因为与林立果的关系密切，1969年林立果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王飞也升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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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林彪政变成功，中国会是什么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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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没有 如果    可以肯定 的是    板凳  起不来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5）/林彪事件（242）
　　
　　【接前】“九一三”事件后，王飞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74年患精神分裂症。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原准备把王飞当作主犯，但因为王飞患精神病，不能起诉，所以把江滕蛟“升格”为主犯。
　　陈励耘，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1964年任空军第五军政委，1968年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与王国维类似，陈励耘是毛泽东在浙江省巡游的警卫工作负责人。因为毛泽东在这次南巡中，曾下榻于杭州汪庄，所以陈励耘多次见过毛泽东，也听过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九一三”事件后，陈励耘作为“林彪死党”被隔离审查，1980年公审林彪集团时，陈励耘被免于起诉。
　　陈励耘的判决书说：【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刑法第18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在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32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
　　林彪地下部队的第三层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历史上与林彪毫无关系，这与黄、吴、李、邱四人在战争年代就与林彪建立起历史渊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的政治地位都不高，江腾蛟原是空四军政委，后被毛泽东免职，空四军政委由王国维接任，陈励耘是空五军政委，王飞是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江腾蛟、王飞不是中央委员，而王国维和陈励耘在“九大”上，通过林彪集团的途径跻身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般人都知道，林彪是极少见人的，而江腾蛟、王飞、王国维、陈励耘四人林彪都亲自接见过。以林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亲自接见江腾蛟等小官，当然是不寻常的。如果说林彪接见王飞，还可以说是因为林立果的关系，而接见江腾蛟、王国维、陈励耘等人，就不能用一般关系来解释了。有人说林彪对林立果的“小舰队”毫不知情，那么林彪为什么要亲自接见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呢？因此林彪亲自接见的这件事，也反映出林彪是知情的。
　　江腾蛟、王国维等人都给林彪写过“效忠信”，声称绝对听从林彪的命令，所以林彪和林立果对这几个人是很重视的。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把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列为“骨干力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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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6）/林彪事件（243）
　　
　　【接前】尽管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被列入《五七一工程纪要》，但《五七一工程纪要》本身，却一直瞒着江腾蛟等人的。这是因为林彪和林立果对这些写“效忠信”的人，依然不敢完全信任。很多人是“只能共安乐、不能共患难”的人，在林彪得势的时候，这些人争先恐后地攀林彪，指望跟着林彪可以飞黄腾达；可是当林彪失势的时候，能够真的为林彪赴汤蹈火的人，那就凤毛麟角了。因此，林彪和林立果无法确定江腾蛟等人在关键时刻是不是真的能为林彪赴汤蹈火，所以《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核心秘密要瞒着他们。
　　到1971年9月要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关键时刻，林彪和林立果考虑动用这第三层人员了。但真正要向这些人透露“五七一工程”的时候，林彪和林立果却犹豫起来。万一说出来，这些人不愿干，或者不敢干，甚至去告密，那么“五七一工程”就要流产失败了。最后他们把这四人分为两组：告诉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拉他们进来干；王维国和陈励耘就不告诉了，这也就是说“五七一工程”就不指望他们了。
　　为什么分两组呢？因为江腾蛟是毛泽东点名不要的人，所以他只有跟林彪一条路；王飞是不被毛泽东重用的人，毛泽东从来没接见过王飞，所以他也只有跟林彪一条路。而王国维和陈励耘除了是林彪线上的人，他们也被毛泽东重用，毛泽东外巡时多次召见这两个人，他们对毛泽东不但没有仇恨，反而是有感情的。而且，王维国和陈励耘在官场上也很顺利，一路成为候补中央委员，让他们去干刺杀毛泽东的事情，缺乏内在的心理动机。
　　因此，林立果在9月8日，告诉了江腾蛟和王飞《五七一工程纪要》。江腾蛟说他在得知“五七一工程”时，表示“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据《江腾蛟供词》，林立果在9月8日曾设想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但终究没敢用这个计策，因为他们怕王维国不愿干或不敢干，这样计划就败露了。
　　据王国维回忆，林立果秘书于新野只是对他说：“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个要求是相当低的，所以王维国听到毛泽东在上海的讲话后，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章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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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7）/林彪事件（244）
　　
　　【接前】林立果对王大章说：“你爸爸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好。”这就是说王维国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林彪线上的人，所以毛泽东没有怀疑他，亲自找他谈话。
　　林立果还说：“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因为王洪文是毛泽东在上海的“代表”，林立果让王维国与王洪文搞好关系，少提林彪，也就是劝王维国转而投靠毛泽东那边去吧。林立果问到徐景贤，是想知道徐景贤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如果徐景贤本人在上海，而毛泽东又没有召见他，只见了王洪文，这就说明毛泽东不重视徐景贤。
　　而对于陈励耘，林立果也没有通知他，所以他也就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这样一来，陈励耘就因为“罪行轻微”，免于起诉。
　　王维国的情况其实与陈励耘一样，他也没有参与“五七一工程”，而王维国却被判刑14年。这样一来，王维国就感到冤枉了，不停地上诉。其实王维国与陈励耘的差别，关键在于王维国派他的儿子到北京去向林立果汇报情况。如果没有这件事，估计王维国也会免于起诉的。
　　
　　据《江腾蛟供词》，他和王飞都是在9月8日以后参与“五七一工程”的人。“五七一工程”有两个计划：上策是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下策是北上苏联，出国反毛。林立果对江腾蛟和王飞的信任仍然是有限的，只告诉他们南下的计划，没有告诉他们北上的计划，所以江腾蛟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北上的计划。
　　江腾蛟说：9月12日晚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但于新野没有告诉江腾蛟，他们将要“北上”了。因此江腾蛟后来又给周宇驰、等人打电话，却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王飞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只知道南下的计划，不知道北上的计划，所以在林彪一伙人“北上”之后，就不知所措了。不过王飞与江腾蛟不同的是，他患“精神病”了，这样一来，他就被免于起诉，而江腾蛟则被判刑18年。
　　
　　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需要一提，这就是林彪的原秘书关光烈。1958年关光烈任林彪的秘书，1965年关光烈离开林彪，到武汉军区127师任政委，此后关光烈与林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可是在1971年9月8日，关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首长（林彪）”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
　　关光烈一到北京，林立果就找他谈话，提出问他主管的127师“借用”喷火器和40火箭筒等武器，关光烈都托辞拒绝了。应该说关光烈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只是林立果想通过他搞到喷火器和40火箭筒等武器。然而《江腾蛟供词》中，却声称关光烈和他们一起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这样一来，关光烈就是有嘴也说不清了。后来，关光烈被判10年有期徒刑。【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8）/林彪事件（245）
　　
　　【接前】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是林立果等人笼络的一些不知详情的普通军人。他们被告知有“阶级敌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他们去保卫林副主席。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对“暗害”这种耸人听闻的语言并不感到奇怪，真的认为有“阶级敌人”，那么保卫林副主席也就是义不容辞之事。
　　这第四层人中的典型代表，是林立果领导下“调研小组”的翻译陈伦和。“九一三”事件后，陈伦和被隔离审查，1981年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处有期徒刑5年。陈伦和的判决书说：
　　【陈伦和是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成员，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7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武装政变前夕，陈伦和按照林立果的指使，向程洪珍传达了“舰队进入一等战备”的命令。9月8日，陈伦和随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后，即按照林立果的布置，一直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值班。9月11日，林立果又把他们在政变期间使用的代号告诉了陈伦和，当天，刘沛丰给陈伦和发了手枪。
　　陈伦和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分裂国家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向陈伦和等人布置南逃计划，指使陈伦和等人13日随林彪坐飞机到广州沙堤，在飞机上保卫林彪，并告诉他们说：林彪将来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9月12日深夜，陈伦和得知“南逃”计划暴露，即同王永奎等人转移到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秘密据点，于9月13日晚，伙同王永奎、许秀绪、王琢等六人从北京乘火车逃往广州。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
　　
　　然而陈伦和出狱后，对上述指控矢口否认。陈伦和说：【1970年4月，我从空军二炮学院调到空军司令部科研部任翻译。科研部部长魏坚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表扬林立果在空军搞科研，夸奖他敢想敢闯，专门写了批示，还与他一起合影。这是我第一次得知林彪的儿子叫林立果，在空军任作战部副部长。
　　9月，我被调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属的外事处，16日上午，周宇驰给我和许秀绪等人说：“这里是空军党委办公室调查研究小组’，简称‘调研小组’，我们都是围绕林立果工作。林立果是帮助林副主席处理全党全军的大事，到各处做调查研究，也要调研外国的情况，所以叫你来做翻译工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9）/林彪事件（246）
　　
　　【接前】后来周宇驰给我看了林立果与毛主席合影的大照片，林立果上报毛主席的技术材料，封面上有毛主席的批示和签字。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所以就形成了林立果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他到哪里工作的状况。我见到的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像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
　　不知是否因为我的正统、生性坦诚和常常直言不讳，虽然我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有谋害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当时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已分道扬镳，也不知道什么“选妃小组”、“教导队”的事。
　　1971年9月7日，林立果下达了“一等战备”的命令，并对我说：“现在起不要再搞资料翻译了，去值班守好电话，以及做好其他勤杂事务，如烧水做饭，整理房间等。”
　　9月8日及12日，周宇驰两次对我和其他人谎称：“毛主席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
　　谁都知道那时候“路线斗争很复杂”，虽然他们没有明说“有人”指的就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但是江、张在群众中的印象一直不佳，非议不少，暗地里对中央的文武两派的不和一直都有传闻。直到9月12日，周宇驰还对我等人说：“林彪被他们（江、张）欺负够了。”所以周宇驰的解释是合乎情理和令人信服的。
　　类似值班、代号、发枪等战勤事务，我在1967年赴越参战、1969年战备时都曾经历过，专案组和法庭非要把这些说成我参加政变、有颠覆政府的目的，何以服人？
　　当时我不知道林彪已背叛毛主席，在“调研小组”里林立果等人一直在散布他们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所以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在与江青等搞斗争。1971年7月林立果还在汕头对空十二军部分领导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现在有人要把他们分割开来，要提高警惕。”这个谈话纪要曾给我看过。
　　我随王永奎等三个副处长去广州，是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我等四人明确下令的，他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要我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尽管我从未见过林彪，叶群，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和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去广州保卫党章已经确定的“接班人”。另一方面文革理论和实践搅乱了人的思想，只觉得阶级斗争越搞越大，阶级敌人越搞越多，遍地都是，连党的副主席也有危险。【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0）/林彪事件（247）
　　
　　【接前】在王永奎安排下坐火车去广州，并不是得知林彪“南逃”阴谋暴露之后的逃跑。包括王永奎在内，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然就不存在什么“得知阴谋败露”和“南逃”。所以9月13日我们依然执行原来林立果定的分头去广州的计划，去了广州之后我们就找林立果。
　　判决书对我们当时“在广州因未打听到林立果的下落，陈伦和又冒充空军某团陈技师，妄图潜逃上海。9月16日在广东省源潭火车站被捉获归案”的描述与事实不仅有出入，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没有找到林立果（那时又没有手机等现代通讯方式），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在上海？于是就从广州去上海。因为军人出差是要《军人通行证》的，我们的单位都在北京，不可能回北京去开证，所以就借用了广空某单位的通行证。我们既没有“逃”，也没有“潜”，人家要抓我们是人家的事，并不是因为我们干了什么坏事，我们不过是奉命行事，只是为了找到我们的领导。】
　　
　　由陈伦和的回忆可知：（一）毛泽东曾经表扬过林立果“搞科研”，还写了专门的批示，并与林立果有合影。陈伦和看过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还看过林立果上报毛泽东材料上，毛泽东给他的批示和签字。从陈伦和回忆的时间来看，毛泽东与林立果的合影和批示，应该是1969年的“九大”前后的事情。
　　（二）陈伦和看到林立果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这与林彪是相像的。
　　（三）陈伦和并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也不知道庐山会议上毛与林之事。1971年9月7日，林立果向他们下达“一等战备”的命令，理由是：“毛主席病重，有人要捣鬼，所以我们要搞战备。”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听上去很合理，陈伦和等人也很相信，毫不怀疑。
　　（四）值班、代号、发枪等是随着“一等战备”而来的，这在“路线斗争”的年代，也不算异常之事。
　　（五）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陈伦和等四人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命令他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
　　（六）9月13日，陈伦和等人没有见到林立果，他们就坐火车去广州找林立果；在广州找不到林立果，他们又去上海找。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命令，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林彪和林立果外逃之事。
　　
　　由此看来，林彪地下部队的第四层人员，只是林立果等人借用林彪的声望利用一下他们而已，这些人都算不上是林彪或林立果的死党，他们只是简单地“被利用”了。因为那时新闻报刊一直宣传“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如果有人说“毛主席派人来抓林彪”，一般人反而不相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1）/林彪事件（248）
　　
　　【接前】那时一般民众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密不可分的，无法想象毛泽东会下令抓自己的亲密战友。如果有人对林彪动手，人们自然地认为那一定是毛泽东病重，有人趁机篡夺林彪的接班人大权。因此这些第四层的人，被告知毛泽东病重，有人（江青等）要趁机夺林彪的权，要他们武力保卫林彪，这些人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
　　
　　看上去轰轰烈烈的“五七一工程”，其实知道整个“五七一工程”的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六个人，知道部分“五七一工程”的有林豆豆、李伟信、江腾蛟、王飞四人，总共不过十人，其他人都是属于各种各样“被利用”的。一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五七一工程”之所以没有事前泄露出去，也是因为知道的人非常少。
　　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五七一工程”，其实分为三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暗杀毛泽东的计划；第二个计划是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第三个计划是外逃苏联的计划。这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比如据后来的揭发材料说：【1971年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到广东深圳、尖沙嘴，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1971年7月底，林立果、周宇驰曾秘密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8月8日，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9月7日，周宇驰向空军司令部航行局要苏联民航班机图；9月11周宇驰拿到可供导航用的中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
　　据揭发材料显示，早在1971年7月，林立果就开始策划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并看好了退路，万一情况紧急的时候，林彪可以逃到香港。因为深圳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所以开水陆两用汽车，可以从深圳直接开到香港，这也是林立果、周宇驰学习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从深圳逃到香港去。
　　周宇驰要苏联民航班机图等，则是为了外逃苏联之用，可见上述三个计划是同时进行的。三个计划的同时进行，也说明“五七一工程”不是林立果单独搞的，因为在广州另立中央，绝不是林立果可以背着林彪单独干的事情。
　　现在一些人为了说明“五七一工程”是林立果背着林彪单独搞的，于是就略去“五七一工程”三个计划中的另外两个，让人们误以为“五七一工程”只是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其实《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明文写道：【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可见《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策划的“军区搞地方割据”，就是后来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在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与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同时进行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2）》*****　　

雪峰顶上

看完了。继续。谢谢

jeep0070

楼主 偷懒了{:soso_e108:}

李寒秋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惊心动魄，好戏连台。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3）/林彪事件（250）
　　
　　【接前】前面提到“五七一工程”是三个计划同时策划的，第一个计划“暗杀毛泽东”是进攻性的，第二个计划“广州另立中央”也是进攻性的，而第三个计划“出走苏联”则是防御性的。在实施时的顺序是：先实施第一个计划，如果第一个计划不成功，就启动第二个计划；如果第二个计划不成功，再启动第三个计划。事实上，这三个计划也是这样实施的。
　　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否认“五七一工程”有三个计划。这些人认为，“五七一工程”只有一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瞒着林彪，是林立果擅自搞的。这些人的说法是：林立果在1971年9月5日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于9月8日从北戴河飞往北京，开始策划暗杀毛泽东的行动。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林立果以为暗杀计划暴露了，于当日下午6时紧急从北京飞往北戴河。到了北戴河后，林立果才告诉林彪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林彪本来没有任何反抗毛泽东的想法，只是在得知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后，认为自己已经洗不清了，才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逃往苏联。
　　这种说法有两个致命的硬伤：第一个硬伤是必须否认存在第二个“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以林彪为中心在广州另立中央，与毛泽东公开对着干，这个计划是具有强烈反抗性质的，完全否定林彪不准备反抗毛泽东的说法。而且，这个计划离开了林彪是不成立的，林立果不可能背着林彪擅自“另立中央”。
　　现在各种证据都显示，“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是存在的，我们前面举出不少证据，后面也还将举出一些证据。只要“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存在，“林彪不知情”的说法就无法自圆其说。
　　这种说法的第二个硬伤，是说外逃苏联的计划是在9月12日当天临时决定的。该说法声称林立果年轻莽撞，只知道暗杀，9月12日暗杀失败后，才临时决定外逃。可是事实证明，外逃的计划不是9月12日临时作出的，而是最迟在9月7日就已经有了。林彪女儿林豆豆的回忆，以及林彪的警卫人员都证实，林立果早在9月7日就有南下广州的计划了。
　　这里先看一下林彪一家的动向时间表：
　　1971年7月，林彪和叶群赴北戴河休养。
　　1971年7月9日，林立果到广州，在空十二军等处讲话，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是不可分的，现在有人试图把他们分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4）/林彪事件（251）
　　
　　【接前】7月下旬，林立果等人在飞机上航测香港及周围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
　　7月30日，林立果从广州回到北京。
　　8月8日，林立果从北京到北戴河，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8月27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
　　9月4日，林立果再从北京到北戴河。
　　9月7日上午，林豆豆坐飞机到北戴河，林立果与林豆豆密谈。之后林豆豆对警卫员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
　　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飞回北京，指挥暗杀毛泽东的计划。
　　9月12日下午4时，毛泽东突然返回北京；下午6时，林立果从北京飞往北戴河。
　　9月12日晚，林豆豆打电话给北京，说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出逃，并准备好了飞机。之后周恩来下“禁空令”，禁止一切飞机起飞。
　　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登上林彪专机，飞机在机场未批准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后来坠毁在蒙古荒漠。
　　据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回忆说：【北戴河96号楼是根据林彪、叶群的要求专门修建的。整座楼呈“工”字型，东西“两横”分别是林彪、叶群的卧室、会客厅、办公室和室内车库，中间“一竖”，是走廊和工作人员的住处，这里既安全又安静。
　　1971年9月，当他们得到毛主席南巡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后，更加反常了。一是叶群的电话特别多，她往林彪屋里跑的特别勤；林彪脾气特殊，他最喜欢一个人呆在屋里，任何人进屋，都必须报告完后迅速离去。叶群在他那里呆的时间长，这说明，他俩商量的事情很重要。
　　二是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刚一天几次试车。该车是保险红旗轿车，安有防弹玻璃，是当时国内一流车，性能特别好，并不需要天天试车。杨振刚的举动说明，首长可能随时会急用车。
　　三是林彪、叶群突然把林立衡及林立衡的未婚夫张清林等一齐招到了北戴河。
　　最最引起我们工作人员怀疑的，是叶群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她在工作人员中说，“首长想动一动”、“准备去大连”、“女儿在国庆节要结婚”等等，让人们觉得，林彪这里一切正常无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让人从北京取来大批文件和生活用品，并出现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的表情，有人听到她在林彪房间里哭泣，看到她的眼睛红肿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5）/林彪事件（252）
　　
　　【接前】当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嘴上不敢问、不敢讲，但心里都感到，近几天可能要出什么大事了。
　　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要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
　　
　　据负责林彪警卫的原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回忆说：【9月7日上午，林立衡从北京飞往北戴河，是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接的。午饭后，我刚休息，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长姜作寿来到房间，对我说：“张清林（林立衡的未婚夫）和杨森（林立衡的随从人员）有事找你。”
　　我随他到大队值班室，张、杨两人已在那里等我。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不知豆豆被老虎（林立果）弄到哪里去了？你快去把主任、老虎抓起来。”
　　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我大吃一惊：什么事这么严重？况且我怎么敢抓他们。我说：“先别着急，去看看再说。”
　　我立即赶到林立果住处外面，看到他的车停在那里。我到96楼找李文普，他是“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我向李文普报告了张、杨讲的情况。他说：“你不要听他们的，没有那么回事。”
　　由于事关重大，我也不敢同别人讲。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林立衡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
　　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林立衡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到外地去。”
　　我说：“怎么办？是否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
　　林立衡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
　　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
　　
　　林彪办公室秘书宋德金也回忆说：【大约9月10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吉纯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说，主任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
　　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平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
　　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系不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6）/林彪事件（253）
　　
　　【接前】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吉纯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吉纯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林彪贴身卫士李文普回忆说：【（9月12日）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
　　我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林立衡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
　　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
　　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
　　
　　由此可见，早在9月7日，林豆豆已经从林立果那里知道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她反对这个计划，并试图阻止这个计划。这件事林豆豆之所以不敢直接向林彪说，是因为她也知道，林彪对这一切都是知情的，林立果并没有瞒着林彪，所以她才向周围的警卫员求援。如果真是林立果瞒着林彪，那么林豆豆应该主动向林彪揭发林立果干的“坏事”，林豆豆为什么不告诉林彪呢？
　　据《风云九一三》的作者张聂尔说，他在1996年初曾经当面问林豆豆：“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你父亲报告呢？如果那样，一切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张聂尔发现林豆豆的脸在一霎间涨红了，她只是回答说：“他都糊涂了。”
　　张聂尔说的林豆豆反应，也证实林豆豆应该知道林彪是知情的。林豆豆说“林彪都糊涂了”，这个完全没有道理，林彪那时是很清醒的。林彪与毛泽东“斗争”的计划，的确是高明的，因为他的这一招，彻底毁坏了毛泽东的威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7）/林彪事件（254）
　　
　　【接前】不少人认为林彪搞暗杀、另立中央、出走外国等是不明智的。那么不妨设想一下，林彪“不走”会是什么结局呢？
　　（一）理想结局：林彪保住副主席地位，继续当接班人。如果身体好，活过毛泽东，最后还能接班继位。
　　（二）较好结局：林彪丢掉副主席和接班人的位子，但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而在生活上继续享受政治局委员的一级高官待遇。朱德和陈云就是这样的例子。再差一些，失去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1966年以前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
　　（三）最坏结局：刘少奇和1966年以后的彭德怀就是这样的例子。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排名第二降到排名第八，保留政治局委员，成为坐冷板凳的人。当时人们以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处分到此为止，刘少奇在生活上也继续享受一级高官的待遇。但刘少奇失权后，很快就失去了生活待遇，妻子被捕，子女被下放，刘少奇本身也失去人身自由，不久就病死了。彭德怀也在1966年以后被关进监狱，失去了以前的一切待遇。
　　林彪不走的话，将会是那种结局呢？第一，理想结局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已经点了林彪的名，并且说庐山会议上与林彪的冲突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这个人向来是说话算话的，他既然这么说出口了，就是已经下决心一定要拿掉林彪，所以林彪副主席和接班人的地位肯定是保不住的。
　　第二，较好结局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说：“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毛泽东已经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起来，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既然把林彪与彭德怀和刘少奇并列，那么林彪的下场，就是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下场，不太可能比彭德怀和刘少奇更好。
　　第三，林彪不走的话，他最可能面临的就是最坏结局，像刘少奇那样，妻子入狱，儿子和女儿被下放，林彪自己被软禁。软禁的生活条件是较差的，如果林彪的身体较好，或许还能挺过来，而林彪的身体较差，未必能在软禁中挺过来。林彪被软禁的话，好则一年，差则半年，恐怕就要一命呜呼了。
　　
　　这样比较一下，林彪自然会选择“走”，因为他预料自己留下来不会有好的结局。当然，林彪选择“走”，不仅仅是为了逃命，他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动机，那就是要战胜毛泽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