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3）/林彪事件（220）
　　
　　【接前】在长征的路上，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第六次）。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七次）。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第八次）。他们搞军事俱乐部，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第九次）。
　　再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第十次）。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不少人以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是在林彪外逃之后，毛泽东才给他扣上的帽子。其实不然，在林彪外逃之前，毛泽东就把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第十次路线斗争”。虽说毛泽东这里没有点林彪的名，毛泽东说的“他们”,谁都猜得出来是指林彪。
　　毛泽东又说“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纲领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试图“篡党夺权”。林彪的“篡党夺权”罪名，其实在他外逃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而且，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上升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就意味要按照处理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方式，来处理林彪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4）/林彪事件（221）
　　
　　【接前】毛泽东又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人会议（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总理作的总结。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你们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风”的这些。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的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风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
　　
　　毛泽东这里说明，他说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还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还没有做结论。同时毛泽东在这次南巡讲话中，直接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
　　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张国焘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林彪的“天才论”、“大树特树”、“缔造和指挥”等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毛泽东又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5）/林彪事件（222）
　　
　　【接前】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林立果），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另外，毛泽东还向高官们解释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参会人员对张春桥群起攻击，说明众人对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意见很大，毛泽东有必要做一些说明工作。对此李作鹏回忆说：
　　【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实际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我看林彪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的态度是对的，反正检讨不检讨结果是一样，黄、吴、叶、李、邱检讨了多次，最后怎么样？结果不还是统统被打倒了吗？
　　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秘密讲话中，除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外，据知情者说还有这样一些内容。在讲路线斗争时表扬了江青，批评了许世友。毛主席说：“江青直接参与了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林彪）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江青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毛主席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一点我应向她学习，你们也应向她学呢。”
　　这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对江青的高度评价。很明显，毛泽东把江青进一步推向政治前台的目的，一方面把江青树立成为文革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文革成果，推动文革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表示出毛泽东是江青的后台，谁再胆敢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下场如同林彪以及黄、吴、叶、李、邱。
　　同时，毛主席批评许世友时说：“张国焘搞伪中央，你许世友是清楚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是缔造者、指挥者。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搞分裂，那样不好嘛。长征时你许世友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张国焘打电报命令你们返回去，后来你们还是回去了。你许世友同张国焘一样是不对的，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你对我们的感情不如过去，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批评许世友呢？因为许世友在庐山会议华东小组会议上，坚决拥护林彪讲话，对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表示出极大的反感，以后又给林彪写了一封表态信。毛主席借许世友的脑袋，又敲打了一大批心中有想法的老干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6）/林彪事件（223）
　　
　　【接前】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最著名的话，就是“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后来这个“三要三不要”被定为党内的三项基本原则。毛泽东的原话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的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叫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泽东说“三要三不要”，旨在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因为林彪是搞暗的，毛泽东是搞明的，在道德上来讲，当然是毛泽东占上风，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点。
　　不过“三要三不要”旨在争取人心的宣传，对实际上的政治家来说，他们的定律只有一条，就是“不惜任何手段去争取胜利”。这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就是胜利，为了胜利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才有“兵不厌诈”的说法。
　　毛泽东是强者，林彪是弱者，强者都希望光明正大地正面战斗，而弱者就害怕正面战斗。比如毛泽东等人在红军时期是弱者，对付国民党的办法就是“游击战”和“地下党”，不能跟国民党正面较量；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经足够强大了，这时候毛泽东也就不用游击战了，而是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阵地战，光明正大地较量。林彪作为弱者，他要想打败毛泽东，正面较量肯定是不行，所以他就要想“诡计”了。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还特别告诉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他本人要出来主持军队事务了。毛泽东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队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以后就是林彪管了。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7）/林彪事件（224）
　　
　　【接前】毛泽东说他要出来主管军队，也是有用意的。因为当时林彪主管军队，林彪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顶头上司，常言道“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各大军区负责人揭发自己的顶头上司，肯定是很为难的。所以毛泽东告诉他们，以后不用担心林彪了，因为他要亲自管军队了，毛泽东将是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新顶头上司了。
　　毛泽东又特别提出军队“造反”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因为空军才能炸平。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由毛泽东的话可见，他早就想到林彪有可能动用军队“造反”，所以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军队造反”，其实毛泽东不是不相信，而是做好了防范，所以才说出这样自信的话。
　　毛泽东最后更加明确了林彪的问题，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
　　【对林还是要保。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泽东这里挑明说“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虽然他也说“对林还是要保”，但又说“犯了大的原则错误，为首的，改也难。陈独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的言外之意，就是林彪也不会改。这样一来，打倒林彪就变成必须的了。
　　毛泽东这次南巡没有到广州，而是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召到长沙谈话。因为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之后四野司令部就在广州组建了广州军区。由于广州军区是原四野司令部的班底，所以作为四野司令员的林彪，在广州军区的威信又与其他军区不同，广州军区可以说是林彪的“老巢”。关于毛泽东召见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人，邱会作回忆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8）/林彪事件（225）
　　
　　【接前】【毛主席是8月27日到长沙的。在长沙和当地的军政主要领导人谈了话，参加谈话的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还有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从主席的谈话来看，矛头已明显指向林彪，指向黄永胜，指向军委办事组。
　　这些情况我当时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后来出狱到西安以后，卜占亚同志给我讲过毛主席在长沙谈话的情况。毛主席点名说了黄永胜，说：“黄永胜调动军队造反，各军区都听你的？我就不相信。”主席还对着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毛主席还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间吹吹风。”
　　卜占亚说：“主席谈完话，大家回到宾馆，我问丁盛：‘主席问你：黄永胜打倒了怎么办？你就说：跟着主席干革命嘛。怎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丁盛说：‘太紧张了，太紧张了！主席对我们是进行路线教育，怎么突然说打倒黄永胜？’
　　我对丁盛说：‘黄永胜只是个代名词，你自己去琢磨吧。’”
　　卜占亚还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主席的谈话。主席说：‘我的谈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党委之间吹吹风。’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
　　大家一致认为主席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的滴水洞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主席跟我们谈话的内容。”】
　　
　　丁盛他们对毛泽东的心理猜测是对的，他们认定毛泽东希望传达，所以就召开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林彪外逃后，丁盛没有受到牵连。因为丁盛传达了不利于林彪的毛泽东南巡讲话，就意味着他站到毛泽东的一边了。
　　丁盛在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上的传达，规定了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外传，不准向北京报告。这时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9月5日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给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大致内容，后来顾同舟又整理出一份文字材料，让自己妻子坐飞机送到北京。【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9）/林彪事件（226）
　　
　　【接前】因此，林彪的“小舰队”是在9月5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而林彪的“四大金刚”则是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了南巡讲话。据李作鹏回忆：【1971年8月，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我陪同朝鲜代表团到外地参观访问。9月5日由长沙到达武昌，武汉军区组织隆重的夹道欢迎。在将客人安排休息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驻地看望我，见面闲谈中，刘丰谈到毛主席在武汉的重要讲话。刘丰谈话中我没有任何插话，谈完之后我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刘丰坐了不久，他就走了。
　　刘丰走后，我独坐思考了一会儿，心情愈来愈紧张，愈来愈不安。9月6日上午，陪同朝鲜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下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我，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同朝鲜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我把黄永胜拉在会谈桌的西北角，悄悄地把刘丰同我谈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我还特别提醒黄永胜不要把刘丰谈的内容告诉叶群和吴法宪。接着我们一起去参加朝鲜使馆宴会，邱会作想了解我在外地知道的消息，向我说：“我们共坐一个车行不行？”
　　我说：“可以。”我们俩上车后，邱会作说：“有什么消息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
　　我就把车内保密玻璃摇上，然后将刘丰谈的主要情况告诉了他，并警告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吴法宪”。】
　　
　　据邱会作回忆说：【毛主席8月下旬南巡期间，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去武汉、湖南参观，9月5日下午回到北京，9月6日下午军委办事组有关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朝鲜代表团。我走进北京厅就看到黄永胜、李作鹏两人在西南角上谈话，外宾将要来之前，黄、李各自归位了，李作鹏同我挨着坐在一起。我问李作鹏：“你们刚才在谈什么？”
　　李作鹏说：“你要知道了，准会把你吓死！”
　　我说：“你知道了都没有吓死，为什么我知道了就要吓死？”
　　李作鹏说：“我可以跟你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给北戴河（指叶群）打电话；二是，不准跟胖子（吴法宪）说。要不遵守这两条，我一句也不讲。”
　　我说：“可以。”
　　在去朝鲜使馆的路上，我上了李作鹏的车，在车上他跟我谈了在武汉刘丰同他谈的毛主席谈话内容。我完全遵守李作鹏提出的“条件”，他跟我说的话，我不仅没有给北戴河打电话，也没有跟吴法宪说，更没有跟别的任何人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0）/林彪事件（227）
　　
　　【接前】据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回忆，“四大金刚”得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后，首先想到的是不告诉叶群，也就是不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南巡讲话是关系到林彪前途命运的重要情报，如此重要情报“四大金刚”居然不向林彪汇报，可见此时“四大金刚”已经不是林彪的亲信了，他们想的是如何自保，已经不想去救林彪了。从“四大金刚”对林彪瞒着毛泽东南巡讲话这件事来看，林彪不指望“四大金刚”帮他搞“政变”，也是很有远见的。
　　关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前面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是提到，他本是武汉空军政委，因为在“七二零”事件中立了功，升为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是林彪线上的人。据邱会作回忆说：【1990年我和老伴到武汉去看女儿，见到刘丰。刘丰的境况非常糟糕，他的老伴又得了不治之症，生活上很困难。刘丰提起往事说：8月16日、17日，毛主席两次找他们谈话。
　　刘丰对主席说：“我们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我认为，如果因林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
　　听了刘丰的讲话，毛主席立即兴奋起来，拍着自己的大腿说：“你说得好!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切共产党员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
　　刘丰说到这里非常激动，他说：“我是在劫难逃啊。如果没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难保。想想看，主席让我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彪的问题提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我提吧，林不会放过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会放过我。”】
　　
　　作为另一个重要人物周恩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9月3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专送周恩来处。次日，周恩来收到此件。】
　　可见周恩来是在9月4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当然周恩来也不便把这件事透露给林彪。不过有一点周恩来是清楚的，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交底”，然后才跟下面“吹风”；而这次对于林彪问题，毛泽东事先并没有跟周恩来“交底”，而是把这件事直接先向下面“吹风”之后，再反过来告诉他。可见，在处理林彪问题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是有限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1）/林彪事件（228）
　　
　　【接前】林彪、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之后，马上启动实施“五七一工程”。关于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细节，现在依然不清楚。这倒不是因为情报太少，而是因为情报太“多”，而且相互矛盾，让人越看越糊涂。
　　自从1981年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社会上出现大量描写林彪、江青集团的所谓“纪实文学”，特别是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一节，各种说法都有，真假难辨。为此在1985年10月，文化部发出《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读物应切实注意社会效果》的通知。
　　该《通知》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区的报刊，尤其是新创办的一些小报，刊载了不少所谓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荒诞离奇，格调低下，多系望风捕影，甚至任意虚构，然而其人物都以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真实姓名出现。这些东西迷惑了不少好奇的读者，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必然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出书质量，请出版社不要把报刊上刊载的这类作品编辑成书。出版社如组织此类稿件亦望慎重对待，十分注意政治上的严肃性。】
　　由于“联合舰队”暗杀毛泽东相关资料过多，我们处理这一部分，采用对官方正式资料和来源可靠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对比分析的办法。
　　官方正式资料最详细的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供词。在《江腾蛟供词》之前，先简单说一下背景。根据法庭调查，1971年9月5日到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决定发动武装政变，准备将毛泽东杀害于南方巡视途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1972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林彪反党集团揭发材料中，有林彪这份手令的影印件。
　　《江腾蛟供词》摘录如下：【1980年11月25日，法庭第一次审问江腾蛟。
　　江腾蛟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到1971年9月8日晚上，李伟信才给我解释《五七一工程纪要》。”【待续】
　　……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2）/林彪事件（229）
　　
　　【接前】1980年11月26日，法庭第二次审问江腾蛟。
　　审判员问：“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过你家吗？”
　　江腾蛟答：“到过。”
　　审判员问：“他到你家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我家是送毛泽东主席南巡谈话记录给我看，看了以后，他就讲了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计划。”
　　审判员问：“周宇驰怎么说的？”
　　江腾蛟答：“周宇驰说，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周宇驰说，现在他（毛泽东）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可以在上海动手。”
　　审判员问：“他叫谁干？”
　　江腾蛟答：“他当时没有讲叫谁干，意思就是叫我去。我说：‘那好，那只有我去吧。’”
　　审判员问：“要你去干什么？”
　　江腾蛟答：“就是去指挥那个谋杀活动，谋杀毛泽东主席那个活动。”
　　审判员问：“1971年9月8日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林立果？”
　　江腾蛟答：“在西郊机场，当时还有周宇驰、李伟信。”
　　审判员问：“林立果给你看林彪手令没有？”
　　江腾蛟答：“看了，用红色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
　　审判员问：“你看了手令后怎么表态的？”
　　江腾蛟答：“我讲了三句话：‘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
　　法庭宣读了李伟信1980年8月31日供词（节录）：
　　“1971年9月8日夜11时多，周宇驰来电话要我立即去空军学院，顺道先接江腾蛟到西郊机场。林立果和江腾蛟密谈，我听到林立果说：‘现在形势很紧张，直接对着首长（林彪），所以要搞‘五七一’，现在首长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接着，林立果又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江腾蛟看。事后，到了空军学院，林立果又将此纸条给刘世英、刘沛丰、程洪珍和我看，我才知道就是林彪写的反革命手令。林立果还对江腾蛟说：‘现在请你作东南总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宣读完李伟信的供词后，审判员问江腾蛟：“你9月9日在什么地方？又进行过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9日上午在西郊机场，有王飞、林立果、周宇驰和我4个人参加，因为8日晚上策划到上海去谋杀毛主席，意见没有达到一致，所以9号上午叫王飞参加，继续策划。”【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3）/林彪事件（230）
　　
　　【接前】审判员问：“你们继续策划了哪些办法？”
　　江腾蛟答：“9月8日晚上林立果提出三条办法：一条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主席的专用列车；第二条办法是用一只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的火车；第三条办法是要王维国趁毛主席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审判员问：“9日你们还继续策划了什么办法？”
　　江腾蛟答：“因为8日晚上没有达成协议，9日就继续研究。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来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
　　审判员问：“9月11日下午，你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又进行哪些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11日下午继续在老地方，西郊机场平房里，有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和我，增加了关光烈，主要想从关光烈部队里调火焰喷射器运到上海去，和调动部队到北京来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
　　审判员问:“什么时间研究过炸硕放铁路桥？”
　　江腾蛟答:“是9日上午研究的。”
　　审判员问：“以后研究过没有？”
　　江腾蛟答：“以后那是11日晚上，派鲁珉去执行那个任务。”
　　法庭宣读王飞1972年1月4日的供词（节录）：“1971年9月11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和我以及关光烈，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攻打钓鱼台。林立果说明林彪的决心已定，林立果提出就在上海搞，如果毛主席住在机场，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江腾蛟同意在机场和市里两个方案，并说：‘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
　　第三次审问江腾蛟，1980年11月27日下午。
　　审判员问：“你是怎么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的？”
　　江腾蛟答：“是9月11日晚上，上海打来个电话，才知道的。”
　　审判员问：“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打的？”
　　江腾蛟答：“那我不清楚。”
　　法庭宣读了王维国1972年3月11日的供词：“毛主席去年9月10日下午在上海找我谈了话，我是9月11日下午5时回家的，因为太疲劳就睡了，到晚上10点多钟，我给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毛主席已从上海北上。林立果、周宇驰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绝望。”【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4）/林彪事件（231）
　　
　　【接前】审判员问：“你们知道毛主席离开上海以后，又开会策划什么阴谋活动？”
　　江腾蛟答：“9月12日策划南逃广州。可能是周宇驰召集，参加人有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我。”
　　审判员问：“周宇驰在会上讲林彪在什么时间，怎么去广州？”
　　江腾蛟答：“周宇驰宣布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8点钟，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周宇驰还讲了些什么？”
　　江腾蛟答：“周宇驰讲明天早上7点钟，他本人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一部分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6点钟由王飞、于新野和我3个人，先到西郊机场那个平房里，要王飞打电话给黄永胜，说林彪请他来有点事情。黄永胜到了以后，叫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找来，说林彪在某地要开一个会议，要他们到机场来；等他们到机场后，用两个人招呼一个，要他们上飞机，你们一块从西郊机场起飞，到广州沙堤机场。”
　　审判员问：“林彪到广州以后，准备干什么？”
　　江腾蛟答：“到那里以后，首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朝的形势，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实行南北夹击。”
　　审判员问：“你们安排了南逃的飞机吗？”
　　江腾蛟答：“我没有安排，是周宇驰已经安排了3架，我在场的时候只安排了4架飞机。”
　　审判员问：“9月12日晚，周宇驰给你们宣布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你听了以后是什么态度？”
　　江腾蛟答：“我别的话没有讲，他安排飞机的时候，让我担任第三架飞机黄、吴、李、邱的警卫。我说好。”
　　沈家良又问：“对南逃另立中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江腾蛟答：“我没有表态。”
　　副庭长问：“你愿意不愿意去啊？”
　　江腾蛟答：“我答应了，当然就是愿意去了嘛。”
　　审判员问：“回到你家又进行了什么准备？”
　　江腾蛟答：“于新野又给我来电话，说现在一切活动都停止，消灭一切痕迹。所以南逃这个事情，我始终也没有正面给我老婆讲。”【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5）/林彪事件（232）
　　
　　【接前】审判员问：“你接到于新野电话以后，给什么人打过电话？”
　　江腾蛟答：“我想问问于新野到哪里去了，问周宇驰他们的下落，电话都打不通。找王飞，王飞说他在指挥所，就不准我讲话了。我就问鲁珉，是不是王飞值班？他说不是。这时我产生怀疑，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根据《江腾蛟供词》，可以概括林立果实施“五七一工程”的大致情况如下：
　　1971年9月7日，周宇驰到江腾蛟家谈话，告诉他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周宇驰提出暗杀毛泽东，并具体指出在上海“干”，江腾蛟表示他愿意“干”。
　　9月8日，林立果召江腾蛟到北京西郊机场谈话，给江腾蛟看了林彪的手令，江腾蛟表示“坚决干”。
　　9月8日晚，林立果召江腾蛟、王飞、周宇驰在西郊机场开会，林立果提出暗杀毛泽东的三个条办法，但参会的人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9日，林立果继续召江腾蛟等人在西郊机场开会，周宇驰提出炸铁轨和炸铁路桥的办法，王飞提出采取开会的办法，众人仍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11日，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江腾蛟、关光烈在西郊机场再次开会，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9月11日晚上，他们得到上海王维国打来电话，才知道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
　　9月12日，周宇驰召集、王飞、于新野、李伟信和江腾蛟，策划南逃计划。周宇驰说的南逃计划是：
　　第一步：9月13日早6时，王飞、于新野和江腾蛟先到西郊机场，打电话先把黄永胜“骗到”机场；黄永胜骗到机场后，再由黄永胜打电话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叫到机场；等“四大金刚”到机场后，江腾蛟等人“强行”要他们上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二步：9月13日早7时，周宇驰带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三步：9月13日早8时，林彪的飞机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
　　第四步：林彪到广州后，先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江腾蛟说：“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立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9月12日晚，江腾蛟回到家中后，于新野给他打电话，通知他停止一切活动，消灭一切痕迹。
　　
　　后面我们将以《江腾蛟供词》为主轴，对一些来源清楚的当事人回忆录进行对比。【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6）/林彪事件（233）
　　
　　【接前】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普遍对当时法庭供词的真实性有很大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江腾蛟供词》有多少可信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人物，以及这些人后来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情况。如果江腾蛟在供词中所说的情况，与他提到的当事人后来自己回忆所讲的情况一致，那么就可以说明《江腾蛟供词》这个部分是有可信度的，反之就是有疑问或不可信。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了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后三个人都写了回忆录。他们在回忆录都说，他们四人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更不知道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以及“北上苏联”出国反毛的计划。
　　《江腾蛟供词》中说，他们准备借林彪的名义打电话给黄永胜等人，把这四人骗到机场，然后逼他们一起乘飞机南下广州，把他们绑上林彪的战车。这就明显地证明，黄、吴、李、邱四人是不知情的，所以才需要把他们骗来。
　　在这方面，《江腾蛟供词》与吴、李、邱三人的回忆录是一致的。这也反过来说，《供词》提到的“南下广州”另立中央计划，是有可信度的。
　　
　　《江腾蛟供词》中提到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王维国，《供词》中两次提到王维国。第一次提到王维国，是说他们计划让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对毛泽东动手；第二次提到王维国，是王维国打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离开上海的消息。
　　王维国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并入党，1966年任7341部队（空四军、驻上海）第一政委，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会。王维国还有一个不显露的职务，这就是他是毛泽东到上海时，上海方面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负责人。在毛泽东到上海时，王维国多次上毛泽东的专列和毛泽东见面，所以他才有机会在专列上对毛泽东直接开枪。而且，毛泽东离开上海，王维国是最早知道的人之一，所以他可以打电话及时告知林立果等人。
　　另外，王维国还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被提到名字的人。“九一三事件”后，王维国被定为“林彪死党”隔离审查，198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受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王维国不服判决，上诉后二审，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1985年刑满释放，1993年病逝。【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7）》*****　　

crazyman

林立果的计划不够成熟。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7）/林彪事件（234）
　　
　　【接前】王维国不服判刑，在服刑期间曾先后多次写《申诉书》，寄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书记处等处，不断为自己申诉屈冤。据说监狱方面曾对前来探监的王维国子女们说：“你们劝劝他，叫他不要再写了。这个案子法院能定的了吗？是上面定的。而且你爸爸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应该懂得的，写了没用的。”
　　在特别法庭审判江腾蛟时，王维国曾被要求为江腾蛟的事情作证。法官见王维国不肯，就劝说他：“没关系，你是另案处理，即使作了证这件事情，也跟你没关系。只要你肯作证，对你处理上也会有好处的。”王维国依然不肯，所以特别法庭上用了王维国1972年3月的供词作证。
　　
　　王维国没有写回忆录，不过留下一份《申诉书》，这也可以当作他的回忆材料。王维国在《申诉书》中说：【在文革中，由于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我把林彪一伙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来看待，我根本不知其为反革命集团，连想都没敢想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又怎能谈得上“自愿参加”呢？
　　我一不知道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二不知道他们有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三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我更不知道法庭叫我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第十三、十七两页的内容。至于说《纪要》上有我的名字，我认为，充其量是他们为了实施《纪要》而想利用我，但这不等同于客观上我和他们一起干了反革命勾当，不等同于我知道《纪要》。再者，该两页上还有陈励耘、周建平的名字，陈、周也不是反革命，也没被判刑嘛。
　　所谓我向周宇驰“密报”毛主席谈话内容一事，1971年9月10日下午6时，毛主席专列到了上海，停在了我们给他修好的专线车站。6时05分至8时，毛主席与王洪文、汪东兴和我一起谈了话，其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缺点，和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并说回北京后和他们“吹一吹”，即谈一谈的意思。于是，我把毛主席提出的“他们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告诉了周宇驰，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向中央、向毛主席好好作个检讨，我在上海的问题也好解决了，别无他意。】
　　
　　关于王维国派他儿子王大章（当时23岁）到北京“密报”之事，王大章回忆说：【因为于新野从杭州来上海后，跟我父亲说：“毛主席这次出来巡视，跟一些人都谈了话，肯定有一系列的最新指示，‘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样也可以跟的紧一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8）/林彪事件（235）
　　
　　【接前】于新野的话讲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尤其是“‘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一句，感觉不仅是林立果的意思，好像还是林彪的意思。我父亲既不好询问，又不好拒绝，主要他也希望自己能和林副主席跟的紧一点，这样后面有人撑着的话，他在上海的日子也好过一点嘛。我父亲觉得这个请求也在情在理，就默认了。
　　于新野讲话时神态如常，所以我父亲对此事也完全没有觉察有何异样。毛泽东是中午过后离开上海的，下午我父亲回家先睡了一觉，晚上才给周宇驰打的电话。如果他们真是一个有阴谋的集团，应该马上通报才对，所以单从这一点说他参与了“两谋”实在是苍白无力。
　　我父亲从毛的谈话中隐约意识到，事关重大，所以他决定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转告林立果，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们毛的谈话，让你们有所准备就可以了”。这个“准备”当然不是准备政变，指的是三中全会上重提庐山会议的一事。
　　9月12日早上，我父亲把我叫起来，他说：“你到北京去一趟。”
　　我对父亲是绝对尊敬和信任的，尽管一睁眼就听到这话觉得很突然，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父亲解释说：“主席这次到上海来，讲了一些话，谈了一些事情”。
　　父亲叮嘱我：“到北京你只能告诉副部长（林立果）和周主任（周宇驰）他们两个人，其他的人，包括李伟信、于新野，都不能讲。”
　　我拿出个小本问他：“记一下可以吧？”
　　开始他说：“不行，这个记，恐怕有问题呢。”
　　我说：“到了那里我忘了呢？”
　　他想了想说，“好吧，那你记吧。”
　　他为了方便我记录，一字一句地讲道：“第一个，看样子三中全会快要开了，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国庆节以后开四届人大。主席讲，总理给我写了个信，说到庐山批评问题，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二中全会上的问题。三中全会要开成扩大的三中全会，扩大到军一级，每个军都要有一个代表参加，在会上要重提庐山批评问题。”
　　说到这里我打断他，问他：“什么叫‘庐山批评问题’啊？”
　　他并不想让我了解更多，只是说：“你不要问了，你只要一讲，他们心里就有数了。”
　　他继续讲到：“另一个就是说庐山会议议事日程的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里有三个不知道，主席说他不知道，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再一个就是说，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回去之后再给他们吹一吹。”
　　我哪里明白，忍不住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你就不要问那么多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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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9）/林彪事件（236）
　　
　　【接前】毛泽东当时还谈到：“黄、吴、叶、李、邱要很好地检讨一下，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毛还讲：“黄永胜呢，这个人我不是很了解，在他当总长以前呢，没有谈过话。”这就对黄永胜当总长的任命，有点推卸责任了。
　　我父亲叮嘱我，你就讲：“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不好，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就把这话告诉副部长和周主任，转告他们，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就行啦！”
　　以上就是所谓我去北京“密报”的内容。
　　于是9月12日上午，我背了个军用挎包就上路了，我母亲和大妹妹送我到虹桥机场乘坐民航飞机。因为当兵出行应该持有“军人通行证”，我没来得及开，所以上飞机时被查票的人拦住了，问我：“你通行证呢？”
　　我一惊：唉呀，这才想起来，不仅通行证没带，连钱也没带，根本就没想这些事。
　　结果当然不让我登机。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四周张望，恰好民航的廖局长在不远处，他认出我来，就冲着查票的人摆了摆手，放行了。
　　这是是一架伊尔—１４小飞机，大概有二十名左右的乘客。飞机先飞济南，吃完中饭休息一会儿，下午再飞到北京。我到北京已经下午3点了，李伟信开一辆“嘎斯—６９”吉普车到首都机场接的我。
　　李伟信在路上问我：“客人（指毛泽东）什么时候到的？”
　　我吓了一跳！我父亲嘱咐过我，不要告诉李伟信和于新野，他怎么知道了呢？一提“客人”，我心里有些慌了，难道他知道我是来的原因了？这个保密性就没有了嘛。
　　李伟信没有觉察我的胡思乱想，接着又问：“客人什么时候走的？”
　　因为有父亲的叮嘱，所以我只好一律回答：“不知道。”毛什么时候走的，我是真不知道。
　　李伟信说：“我们很忙啊，你看到现在中饭还没吃过。”
　　我说：“怎么这么忙啊？”一路上俩人东拉西扯。
　　车子开了将近一个钟头，到了西郊机场。我记得是到了一处平房，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于新野正在下面条吃，他说：“你看我们忙不忙啊？你怎么样？吃过饭没有？”我赶紧说在济南机场吃过了。
　　大概等了将近半个钟头左右，门外有汽车来了，于新野说：“可能是副部长回来了。”
　　随即林立果和周宇驰就推门进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迎接，他们对我说：“你辛苦啦！”
　　我敬了个礼，他们分别跟我握了握手，我受宠若惊，和林立果这也不过是第二次握手呢。
　　当时他们两个人神情既看不出不慌张，也不显得紧张，跟平常差不多，稍有些凝重。我被带到了会客厅，就我们三个在场，我把带的话讲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0）/林彪事件（237）
　　
　　【接前】等我讲完了以后，林立果讲话了。林立果讲话一向很慢，好像是想一句讲一句，很慎重。他讲：“很好，很重要。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为我们送来了这么重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林副主席的感情很深。”
　　他接着说：“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爸爸，谢谢他，说明他以前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好。今后还要这样。开会的时候叫他不要表态，不要暴露了。今后少提林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我嘛，还年轻，不要提我。”
　　我当时由衷地讲了一句：“副部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向副部长学习！”
　　他讲：“不要提，今后不要提。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
　　后来林立果问了我一个问题：“主席和你爸爸谈话的时候，徐景贤当时在不在场（指专列上）？”
　　我说：“徐景贤应该不在场。”
　　他又问：“徐景贤在不在上海呢？”
　　我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要打听徐景贤的事，就照实说。
　　谈话前后大概不超过半个钟头。谈完以后，于新野就把我送到反帝路的空军招待所去了。这就是我在北京见到林立果和周宇驰的整个过程。】
　　
　　为了比较，这里再摘录一段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王维国的事情。徐景贤说：【早在文革之前，王维国就和林彪一伙挂上了钩。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叶群化名到江苏省太仓县农村蹲点，由王维国所在的空军部队派人保卫和照料生活，每天给叶群打饭去的时候，在白饭底下放两个荷包蛋或一条鸡腿，使叶群既得到艰苦奋斗的美誉，又吃得实惠，叶群当然是心中有数的。
　　1967年3月，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参军，就是在王维国属下的硕放机场正式穿上空军服装的。林彪一家对王维国另眼相看，而王维国也亦步亦趋，紧紧相随。林彪等人大权在握以后，王维国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并兼任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委主任；1969年九大期间，根本不是九大代表的王维国，却被提名为军队系统的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林立果向王维国交底说：“要一边倒，不要两边靠；与其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这些话说得够露骨了，也就是要王维国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来个“一边倒”和“集中投资”。王维国打了一下算盘，终于决定把赌资统统押在林彪一边，开始作巨额的“集中投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1）/林彪事件（238）
　　
　　【接前】王维国用全家的名义向林彪写了效忠信，他在信里写道：“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家，就没着我的一切。”声称自己对林彪“海枯石烂不变心”。接着，王维国亲自带了老婆和儿女，到北京去当面拜望林彪。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毛家湾林家大院接见了他们，还和他们全家合影。王维国受宠若惊。林彪是当面称赞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这三个“很”，就把王维国的魂儿很舒服地勾过去了。
　　1970年6月30日，就在林彪到庐山会议上争当国家主席的前夕，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去北京拜见林彪，然后由林立果亲自开着林彪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带有王维国和江腾蛟一起逛长城。他们在长城上边散步边密谈，同时合影留念，还用当时很稀罕的摄像机。
　　在他们摄下的录像带和照片上，可以看见沿着逶迤起伏的长城，年过半百、体态臃肿的王维国走在左边，瘦削苍老，戴着眼镜的江腾蛟走在右边，他们各用一只手挽扶着夹在中间的二十多岁的林立果，一步一步地登上石阶，又恭恭敬敬地攀上斜坡。这时，王维国谄媚地对林立果说：“今天副部长开的是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我们坐了不会迷失方向，永不翻车！”
　　1971年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命令，谋杀毛泽东的计划进入倒计时的最后阶段。9月11日中午，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王维国两次打保密电话给周宇驰，向林立果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找人谈话以及离开上海的情况。
　　9月12日早晨，王维国派他的儿子乘飞机赶往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当面密报了毛泽东在上海的情况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林立果动情地对王维国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爸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
　　9月12日晚上，林彪接到多方密报以后，决定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大小“舰队”成员，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突然又改变原决定，叛国北逃。王维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犹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马上又派儿子赶乘火车去北京，摸到了林彪等人出逃的情况。王维国得悉后慌了手脚，马上把蒋国璋和龚着显两人叫到身边，订立攻守同盟，布置立即解散“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同时商量销毁罪证。9月20日下午两点多钟，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王维国在上海被拘押审查。】
　　
　　因为王维国是林彪事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他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