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0）/最后的反击（73）
　　
　　【接前】在新闻报道方面，江青集团也尽可能压低华国锋的形象。后来广播事业局的揭发材料写道：【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后，多次陪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会见外宾。会见前，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住处门口迎接外宾；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同志送走外宾。按照惯例，这些活动都要编入电视片。可是，姚文元审片时，却下令删去华国锋同志在门口迎接外宾的镜头，蓄意贬低华主席。1976年8月，姚文元在审看华国锋同志率团慰问唐山、天津等地震灾区的电视片时，借口“不要暴露灾情”，砍掉了华主席许多感人的镜头。】
　　
　　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等人，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毛泽东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生前作出的最后一个指示。“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没有具体说明，也没有体力和精力具体说明，只能让华国锋自己去体会。此后，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多数时间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无力再作出任何指示了。
　　1976年7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但江青集团不同意，他们要求在通报稿上写：“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对此叶剑英等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华国锋则一言不发。散会后，这篇通报稿由华国锋最后签署，华国锋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的身体不好，对江青集团不利，华国锋此举，也是某种对江青集团的“还击”。
　　由于毛泽东已无力制止或调解江青集团与华国锋之间的矛盾冲突，两者的矛盾越来越扩大了。唐山地震后，197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抗震救灾的社论，写道：【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
　　这时，江青集团向华国锋发起新的进攻，给华国锋扣了一个帽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暗示华国锋执行毛泽东的路线不坚定，是机会主义者。1976年《学习与批判》第九期发表《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文中再次写道：【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的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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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1）/毛泽东身后的斗争（1）
　　
　　【接前】1976年6月25日，毛泽东写下最后一个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此后毛泽东已无力做出任何指示，因此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尽管毛泽东的肉体生命一直延续到1976年9月，但他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6月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从1976年7月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毛泽东身后的时代。众高官已经不再受毛泽东的束缚，夺权斗争也在开始悄悄地展开了。
　　1976年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这次毛泽东的身体确实是无力去参加追悼会，也无力去遗体告别。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逝世相比，朱德的逝世是比较突然的。毛、周两人都是患了不治之症，有一个身体逐渐衰弱的过程。而朱德在逝世前半个月的6月21日，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外宾。然而就在这次会见中，朱德受凉感冒，引发肺炎，突然去世。
　　尽管朱德自从建国以后就一直坐冷板凳，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依然相当高。朱德的身体一直不错，到1976年的时候，虽说朱德已经90岁高龄，但他并没有什么大病。没有意外的话，朱德活到毛泽东死后，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可是偏偏就出了意外。
　　1976年5月以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宾，由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代替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这样朱德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尽管会见外国领导人只是礼仪上的事情，但这对于9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也是一件“重体力劳动”。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可是会见时间到了，外宾还没到。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也不便离开，只好在休息室里等候。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次会见的时间推迟了1小时，但事先没有人通知朱德，这就让朱德在放有冷气的休息室里等了1小时。
　　这样的事情，应该说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严重失误。因为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日程安排十分紧张，时间都是按分计算的，让领导人白白等一个小时，打乱了领导人的日程安排，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是一件严重的错误。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毛泽东或周恩来身上，外交部的有关领导是要受到严肃的处分。因此有关人员也十分重视，不敢在毛泽东或周恩来这些日理万机的大忙人身上，发生这种低级错误。
　　对于朱德这样坐冷板凳的人，外交部的人就不那么重视了。也许他们认为朱德是闲人，让他等一等也没关系。另外朱德的脾气也好，不至于为此事生气骂人，所以外交部的人也不怕朱德，更不重视了。当然人们也没想到，让朱德等这1小时，居然要了他的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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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3）/毛泽东身后的斗争（3）
　　
　　【接前】朱德的去世，固然是偶然因素触发的，但其中也有必然因素。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朱德在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后，露面过于频繁，过于活跃了一些。朱德不顾90岁高龄过多抛头露面，这必然容易导致疲劳，容易引发感冒，这些对于90岁高龄的人来说，都是致命的。如果朱德把“活过”毛泽东视为第一目标，推掉一切外事活动等“重体力劳动”，不抛头露面在家静养，他应该可以活到毛泽东之后的。
　　如果朱德活到毛泽东之后，他要想“接班”是困难的，毕竟年龄太大。但在毛泽东之后，朱德将是成为说话最有权威，最有分量的人，将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哪怕是朱德比毛泽东多活一、两个月，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可能会大不一样。朱德意外地死在毛泽东死前，似乎也是某种“天意”。
　　朱德去世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江青集团在文革中多次“整”过朱德，双方结怨不少，朱德是不太可能支持江青集团的。现在朱德先走了，让江青集团在毛泽东身后的竞争，少了一个强有力对手。
　　
　　1976年7月以后，在毛泽东已经无力过问政事的情况下，周恩来/邓小平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斗争，越来越炽热起来。邓小平被打倒后，叶剑英成为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周恩来晚年，叶剑英与周恩来的关系最为密切。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
　　【周恩来住在三零五医院期间，叶剑英几乎每天亲自打电话了解病情，即使他出差远在海南岛，也不例外。有一次，深夜11点钟左右，有人喊我接电话，当我拿起话筒，总机接线员告诉我：“是叶帅打来的电话。”
　　我知道，叶剑英与周恩来是同龄人，我以感激的心情向他问候：“叶帅，我是张大夫，您好！这么晚了，您还没有睡啊？”
　　叶帅老人家以浓重的广东梅县客家人的乡音，向我了解总理的病情：“张大夫，我现在在海南岛。总理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每天都要对叶帅报告周恩来的病情，他每次问得很细致。这次叶帅来电话的当儿，正好周恩来那儿也要找我说事，所以我只能向叶帅简要地汇报了几句，好在他对总理的病情都了解。
　　叶帅一听是周恩来要找我，就说：“好吧，就这样，你去吧。”便将电话挂断了。
　　我当时想，叶帅远在海南岛，这么晚了，他老人家还没有睡觉，心里总牵肠挂肚地惦着总理的病情。这老一代革命家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至深至诚，就是不一样。】【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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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4）/毛泽东身后的斗争（4）

　　

　　【接前】1976年中央《1号文件》称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可是陈锡联有自知之明，对叶剑英很尊重，重大问题都要征求叶剑英的意见，所以实际上仍然是叶剑英在指挥军队。据《叶剑英传》记述：

　　【当时，毛泽东正处在重病期间，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良策。

　　久经沙场负有盛名的老将军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王震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

　　

　　王震等人急于动手，而叶剑英则按兵不动，等待时机。事实证明，叶剑英的静观不动战术是正确的，等到毛泽东去世后再开始动手，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而江青集团则“迫不及待”，蠢蠢欲动起来。此时邓小平已经成为“死老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华国锋，给华国锋扣一个“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的大帽子，制造舆论，试图伺机一举拿掉华国锋。

　　据粉碎“四人帮”后，七机部（航天工业部）的《揭发材料》写道：【“四人帮”积极插手“七机部”，通过其代理人舒龙山、叶正光、曹光琳篡夺了“七机部”的领导权。

　　舒、叶、曹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层层揪“走资派”，疯狂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1976年5月3日，王洪文对舒龙山、叶正光说：“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1976年6月23日，王洪文又对舒、叶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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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5）/毛泽东身后的斗争（5）
　　
　　【接前】舒、叶、曹对“四人帮”的旨意心领神会。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舒龙山还叫嚷：“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然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舒、叶、曹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七机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同时，在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中，把他们的同伙拉入党内，塞进领导班子。从1976年4月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把“七机部”领导班子改组了百分之八十，篡夺了领导权。】
　　
　　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江青集团又借此向华国锋发难。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的“罪证材料”写道：【1976年7月，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这次会议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在会议期间策动上海市委常委黄涛、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在会上发难，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自己上台。
　　会后，黄涛还攻击这次计划工作座谈会是“走资派还在走的会议”，对整理华国锋同志重要讲话记录的同志说：“整理记录干什么，这里面有文章。”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华国锋同志。
　　黄涛在交代材料上写道：“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甫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
　　黄涛在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如下：“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还是照老样子干。”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
　　杨春甫在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如下：“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江青集团还试图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引入军队，揪“军内资产阶级”，趁机在军队夺权。据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公布的“罪证材料”写道：【1976年6月，“四人帮”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警备区某部某连，不顾干部战士的反对，强行布置讨论“军内资产阶级”问题。会后，他们炮制了《某连理论讨论会情况报告》，上报下发。【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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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6）/毛泽东身后的斗争（6）
　　
　　【接前】1976年8月13日，南京军区原司令员丁盛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窜到这个连队讲话，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下面是徐景贤、王秀珍、丁盛的讲话记录（节录）
　　徐景贤：“辩论军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走资派，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的领导不同意，说头脑发热。我看，他们是考虑问题很深，不是头脑发热。”
　　丁司令：“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我们有许多单位不敢，还怕。”
　　王秀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搞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丁司令：“在军区开会，我讲了，邓小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是一条路线，要批深批透是要费力气的。资产阶级在哪里？走资派还在走。这个我们是一样的适用，为什么军队没有资产阶级？”
　　徐景贤：“丁司令讲话旗帜鲜明，带头讲路线斗争。我赞成把党内资产阶级的讨论更深一步，你们讨论‘军内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这个问题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不是头脑发热提出来的。”】
　　
　　江青集团除了大造舆论之外，也没有忘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不掌握军队，但掌握着上海民兵的指挥权，于是他们就试图依靠上海民兵，建立自己在上海的“军事基地”。当时他们搞了一个《上海民兵十年规划设想意见》，该《设想意见》写道：【根据市委领导关于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全市装备民兵10个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1个火箭团，1个水陆坦克师，36个武装基干团，580武装基干连，4212个武装基干排，1个摩托团，1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65万人。】
　　据后来王秀珍的交代材料说：【“四人帮”抓不到军队，就抓“第二武装”。王洪文多次攻击军队不可靠，路线不端正。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总工会常委多派进去，他叫我们配备人。
　　1976年6月，关于毛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还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
　　马天水告诉他一个数字，他还问马天水武器在那个仓库里放着？马天水说：“在警备区仓库。”
　　王洪文说：“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等等。”王洪文还说：准备上山打游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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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7）/毛泽东身后的斗争（7）
　　
　　【接前】在毛主席病重期间，马天水告诉我，王洪文打电话给他，急催发枪。后来，市民兵指挥部写了发枪的报告给市委，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
　　马天水也在交代材料上写道：【1976年6月27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与8月10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对丁盛的起诉书写道：【被告人丁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1976年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1976年8月8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
　　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
　　丁盛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
　　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支7万余件，炮3百门，子弹、炮弹1千多万发。】
　　
　　然而丁盛对此判决不服。在1985年，丁盛写了一份《申诉书》：【我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态度，再一次将我的问题以及目前处境向组织详谈。望组织明察，重新审理，早日澄清我的不白之冤！
　　早在1977年3月，华国锋在未经任何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就在全军工作会议上给我定了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的基调，以后便照此办理。1977年3月26日宣布我停职审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将我先后关押两次，长达两年之久。六年内除专案组具体办事人员外，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没有任何人找我核实材料。
　　1982年6月，我向总政检察院、法院三名干部反复详谈了8月8日和9月3日的谈话内容，并一再声明：绝对没说马、徐、王捏造的口供，也不可能说类似的话。但他们还是强行宣布我触犯刑法，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
　　1982年7月31日，军区政治部王副主任给我念总政电话通知：“退出现役，每月生活费150元，享受一般干部待遇。”
　　1982年11月由专案组一名干事口头通知我：“开除党籍。”至今我没见到处理我的正式文件。我几十年的党籍、军龄便告此结束。冤枉！我想不通。】【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8）/毛泽东身后的斗争（8）
　　
　　【接前】如果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林彪那样的强人，不会有人觊觎领导人的宝座；可是华国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免引起有些人产生“取而代之”之心。如果毛泽东不在了，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集团来说，是获得解放，对于邓小平来说，更是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对于江青集团来说，则是失去靠山；对于华国锋来说，也同样是失去了靠山。
　　因此，江青集团和华国锋都要考虑失去毛泽东这个靠山之后，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从江青集团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有上、中、下三个策略。上策是争取在毛泽东离开人世之前，扳倒华国锋，最后获得毛泽东的“钦定接班人”，真正上台接班；中策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获得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取得中央政治局的主导权；下策是武装“起义”，领导武装民兵，策动群众造反派，用武力夺权政权。不管是哪个策略，江青集团都没有准备退却，没有准备投降，他们准备战斗到底。
　　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姚文元讲了他当时的心态。姚文元对审讯员交代说：【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审讯员：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文元：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这封信写得很露骨，给我印象比较强烈的有：
　　（一）用很坏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病，意思是说毛主席活不了几天了；
　　（二）攻击华国锋总理没有能力，说他现在虽然担任了总理，但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边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还特别攻击他在外事工作上没有经验；
　　（三）还有许多吹捧纪登奎的话，说他父亲如何有能力，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
　　（四）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
　　他还说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
　　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
　　这位记者还反映河南省委在听到这个组织部长传达后的情况，如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态度。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写信人了解到很多的秘密。
　　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99）/毛泽东身后的斗争（9）
　　
　　【接前】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的情况。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
　　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
　　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审讯员：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文元：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
　　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告诉他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审讯员：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文元：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但没有这封信，我是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的。】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
　　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晚上，同英（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是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
　　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生活——战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0）》*****

zhangzf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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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0）/毛泽东身后的斗争（10）
　　
　　【接前】姚文元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垮台，但他还是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要对得起主席”，这应该也是“四人帮”其他成员的心态。“四人帮”在毛泽东身后，想到的首先不是生存，而是战斗。然而华国锋却没有这种“勇敢地战斗”和“对得起主席”的心态，江青集团说他是“机会主义者”，似乎并没有说错。华国锋首先想到的是生存，这是机会主义者的特征。不管东风还是西风，哪边风大就往哪边靠。
　　华国锋也很清楚，毛泽东走后，他失去了靠山，他要坚持毛泽东的路线，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华国锋就想找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出路，他看到周/邓集团的势力比江青集团大，于是就往周/邓集团那一边靠。在1976年5月以前，华国锋批邓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的，可是等到1976年6月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之后，华国锋就不在关注批邓等政治问题了，而是转向抓经济，不得罪人。在江青集团看来，华国锋的此举，是对毛泽东的背叛，这也江青集团要攻击华国锋的重要原因。
　　张铁生在毛泽东逝世后，公开批评华国锋说：【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一个鼓舞，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江青集团和华国锋都没有遵循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希望江青集团作为“火种”生存下去，而江青集团却选择了“战斗”而不是“生存”；毛泽东希望华国锋忠于他，毛泽东认为华国锋这个人是忠诚可靠的，不至于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毛泽东给华国锋的底线是保持中立，至少不能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如果华国锋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毛泽东提拔华国锋的举措，就完全失去意义了。但最后华国锋还是靠到周/邓集团那边去了，而且是主动靠过去的。
　　据李先念的儿子李小林回忆说：【程振声（李先念的秘书）说：“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的我家，父亲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
　　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父亲意外之余，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而父亲与陈锡联私交甚好。毛泽东去世后，父亲与陈锡联一起守灵。【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1）/毛泽东身后的斗争（11）
　　
　　【接前】有一次，父亲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随其后。在洗手间里，陈锡联对他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父亲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与华国锋交谈、明确了他的态度后，隔了两天，父亲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
　　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帅。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当叶剑英得知父亲突然来访的消息时，起初还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若干年后，父亲将两人当时的密会场面做了还原。
　　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父亲：“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
　　父亲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父亲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写：“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写：“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写：“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
　　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据李先念秘书程振声说，是华国锋主动找李先念，继而托李先念给叶剑英传话，提出解决江青集团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并不是周/邓集团把华国锋拉过去的，而是华国锋主动投靠过去的。从机会主义的角度来看，华国锋此举是高明的。因为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即使是华国锋不提出粉碎“四人帮”，周/邓集团也会采用某种方式粉碎掉他们。如果是后者，华国锋也说不定会被一起粉碎掉。华国锋主动提出粉碎“四人帮”，也就避免了自己被粉碎的危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对于中央高层来说，一点儿悬念也没有，当天就公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宣布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也早就准备好了。《告人民书》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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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3）/毛泽东身后的斗争（13）
　　
　　【接前】毛泽东去世时，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中央政治局构成如下：
　　（一）党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党中央副主席5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副主席辞职，增补邓小平为副主席；1975年12月康生去世，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1976年4月增补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但还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承认。1976年4月同时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包括中央副主席。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党中央副主席为3人，排名次序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职，增补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逝世前，朱德、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去世。1976年4月增补华国锋为常委，邓小平撤职。
　　因此，在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常委为4人，排名次序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
　　（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3年8月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委员有16人（姓氏笔画排列）：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姚文元。
　　（四）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毛泽东去世时，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为4人：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政治局，除了周/邓集团和江青集团这两大势力之外，还有一些像华国锋那样，既不属于周/邓集团，也不属于江青集团的“单干户”。这些“单干户”和华国锋一样，后台都是毛泽东，一旦毛泽东去世，他们失去后台，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这些“单干”的高官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们明白不管是周/邓集团上台，还是江青集团上台，他们都要被赶出中央高层。他们唯一可以保住自己地位的途径，就是力挺跟他们一样的“单干户”华国锋，力扶华国锋主政。
　　同样，华国锋也需要这些“单干户”的支持，他才能上台执政。双方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抱成了一团。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把这些人称之为“华国锋集团”。但要注意，这些人虽然汇集在华国锋麾下，但各自仍然保持强烈的“单干”性格，不像周/邓集团和江青集团那么团结紧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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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4）/毛泽东身后的斗争（14）
　　
　　【接前】政治局委员16人和候补委员为4人共20人中，属于江青集团的4人：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另外候补委员吴桂贤倾向于江青集团，可以算为5人；属于周/邓集团的6人：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李德生、倪志福、赛福鼎；另外韦国清、许世友倾向于周/邓集团，可以算为8人。
　　剩下的6个“单干户”：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自然汇聚到华国锋的麾下，形成一个松散的组织。另外还有一个苏振华，本来是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时代的老部下，在1966年文革前，任海军副司令员。文革爆发后，苏振华被作为“鄧小平安在海军的定时炸弹”而打倒。1971年林彪事件后，海军政委李作鹏倒台，苏振华复出接任海军政委，成为海军第一把手。
　　前面提到，毛泽东1976年4月讨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的政治局会议，特别不让苏振华参加，大概是担心他这个邓小平的老部下，会跳起来反对。其实毛泽东的担心是多余的，邓小平被打倒后，苏振华很快与邓小平“划清界限”，转投到华国锋的麾下。因此不少人可惜苏振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站错队”了。
　　
　　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周/邓集团并不积极，最积极的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华国锋集团的人。参与抓捕“四人帮”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回忆说：【我看抓‘四人帮’问题上，华国锋恐怕是主导作用，没有他的积极性，不是他的积极主动起推动作用，事情不会那样利索的。华国锋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是第一副主席，主席生前安排的；政府方面他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军队方面是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这样，华国锋、陈锡联一起联手，就是党军政一把手。】
　　粉碎“四人帮”，除了华国锋外，最为积极的是汪东兴、陈锡联、吴德、苏振华这四个人。纪登奎和陈永贵不掌握军队，不能起什么作用，所以事先没有让他们知道。原北京市市长吴德比较详细地回忆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吴德说：
　　【1976年8月26日，即毛主席逝世前的十几天，毛主席的病情危重，江青却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活动，自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住在地震棚的群众。迟群要求新华社、《北京日报》派记者采访并发表消息。《北京日报》记者写出的报道报送姚文元后，姚文元即要求北京市委批发《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日报》排出大样送给我审批，报道是发排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通栏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我认为不经中央批准，由《北京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5）/毛泽东身后的斗争（15）
　　
　　【接前】我当即请示华国锋同志，并向他提出了我的意见。我还提出如果不发表这一消息，要有个理由答复姚文元。华国锋想了一下说：“先扣在你那里，如果有人问，你就说送给我了。”这篇报道没有发表。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每天都到毛主席的住地，同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纠缠，要张玉凤将毛主席保存的文件、档案交给她。在她的多次纠缠下，有两件毛主席的谈话记录被她拿走了。汪东兴同志知道后，要回了被江青拿走的谈话记录稿，顶住了江青的胡缠。
　　当时，华国锋同志与我们谈起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江青的目的是在控制毛主席的档案，以便从中寻找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篡改，继续陷害军队和地方的一些负责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可能是9月21日，华国锋同志决定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封存。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
　　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通报了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事，“四人帮”一致反对。张春桥首先提出毛远新应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江青还提了一条理由，说毛主席的文件、书信，别人整理不了，处理毛主席家里的事情也离不开毛远新。江青还是想要控制毛主席的文件和档案。【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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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6）/毛泽东身后的斗争（16）
　　
　　【接前】华国锋同志说：“毛远新同志还是回辽宁，将来中央开会，如果需要他参加工作，到时还可以再来。”除“四人帮”外，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华国锋的意见。我们觉得“四人帮”显然是有阴谋的。会上，江青纠缠不休，说什么把毛远新留下来是属于毛主席家里的事情。对毛远新的去留问题，江青与华国锋不断争论。江青甚至说，她要与华国锋同志谈些“家务事”，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
　　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江青一直扯，扯她的所谓“家务事”，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
　　江青说：“讲完了。”
　　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同志，中办的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米士奇。
　　9月11日和12日两天，米士奇分别给一些省、市打了电话。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后，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怀疑有问题，张平化立即打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向一些省、市查询后，得知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这就表明“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
　　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那时，李先念在家里养病。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国锋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7）/毛泽东身后的斗争（17）
　　
　　【接前】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9月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四人帮”被篡党夺权野心所驱使，又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利用被他们控制的宣传机构，将其写入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广为宣传，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和政治局其他反对他们的同志。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并将篡改后的指示称之为“临终嘱咐”，其意在否定华国锋的继承者地位，标明他们才是毛主席临终时指定的接班人，他们才是忠于毛主席的继承者。
　　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
　　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
　　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桂贤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
　　“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09）/毛泽东身后的斗争（19）
　　
　　【接前】华国锋同意，他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同志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10月3日，江青要去二七车辆厂与工人开座谈会，我陪着去了。在座谈会上，她没完没了地乱说了一通，又拉着工人一块合影。江青开完座谈会后，假惺惺地提出要到工人家里吃顿饭。我只好临时安排食堂把饭做好后，端到职工家里让她吃。从二七机车车辆厂回来后，我就到华国锋那里作了汇报。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
　　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我们感到了紧张的气氛。华国锋同志的处境很困难，工作不下去了。种种迹象使他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10月４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向华国锋请示：“如果吴忠不知道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些工作不好开展。当时有的警卫工作是交叉进行的，如果双方不知道情况，可能会发生误会。”
　　华国锋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吴忠还告诉我说，海军政委苏振华曾约他到怀柔水库“打招呼”。苏振华对他说：“不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同志就工作不下去了。”但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苏振华没有谈。
　　最后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