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lucy78

崇新岳 发表于 2014-2-4 17:55
你的邮箱有错，发信发不了。

可以给我发一份邮件吗？我常常外出看不上，一直看到90多页了，但有几处接不上，能发一份完整版就太感谢了！xxxyang7@sina.com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1）/毛泽东的再起（100）
　　
　　【接前】据粉碎“四人帮”后审查“两案”时，公布的罪证材料《毛远新的笔记》记述：【1975年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出来，谈完了再来。”
　　
　　1975年11月2日晚，在上述四人会议上，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门见山地在会上讲了自己的意见。毛远新发言后，邓小平也讲了自己的看法。
　　小平同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小平同志：“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算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1975年11月4日晚，毛泽东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我向主席说：“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2）/毛泽东的再起（101）
　　
　　【接前】再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述：【毛泽东也真是一番苦心安排，他是想让毛远新找这些人谈谈，特别是要找邓小平谈谈，要毛远新把意见提出来，当面和邓小平等人讲清楚。为了便于邓小平等人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他特意没有让“四人帮”那几个人参加。他知道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矛盾太深，他怕“四人帮”一来搅扰，事情将会不可收拾。
　　毛泽东如此细心地进行安排，是希望邓小平和其他的人，能够听进毛远新的意见，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如若这个安排成功了，那便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万事大吉了。但这只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愿望，事态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5年11月2 日晚，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找来开会。在会议上，毛远新有恃无恐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开门见山地把“意见”说了出来。
　　11月4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11月2 日晚在会上与邓小平争论的情况。邓小平不但完全没有接受毛远新的意见，而且态度如此之强硬，这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了。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不高兴地指示毛远新：“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行讨论。”
　　毛泽东有些动火了，他要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泽东是在给评价文革“定调子”，他要求开八人会议时，要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要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革作个“决议”。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开了有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八人参加的会议，“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气氛如何，可想而知。会后，毛远新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八人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还特别对毛远新交待，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他是怕江青从中生事。
　　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想通过统一思想，息事宁人，维持他安排的这个“安定团结”的结构和局面，不想让江青他们把事情闹大了。
　　不知道是毛泽东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还是他根本没有认识到毛远新早已上了江青“四人帮”的贼船，他竟然会让毛远新不要把事情告诉江青。【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3）/毛泽东的再起（102）
　　
　　【接前】试想，张春桥参加的会，江青怎么能不知道？也可能，毛泽东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诫毛远新不要与江青走得太近。
　　毛泽东虽然开始对邓小平不满意了，但对“四人帮”的不悦，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八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
　　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的人。
　　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关于文革的《决议》。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4）/毛泽东的再起（103）
　　
　　【接前】刘冰等人给毛泽东上书状告迟群，迟群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1975年10月25日，他鼓动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上书毛泽东，告状教育部长周荣鑫。因为刘冰等人的职务太低，不值得对他们告状，要告状就告一个“大的”。
　　林钧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周荣鑫同志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同志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迟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先做调查，然后讨论一次。”这样一来，迟群等人就在清华大学公开向周荣鑫叫板了。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清华大学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该文写道：【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
　　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否定。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26号文件，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该文件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
　　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清华大学这场斗争，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中共中央要求将《报告》下发到大、中、小学校的党支部。《报告》下发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轰轰烈烈地正式开始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5）》*****

zxlong777

顶！楼主辛苦!!!!!!!!

也也

上次那个不全，想要完整版，谢谢楼主。
wv5188@126.com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5）/毛泽东的再起（104）
　　
　　【接前】不过毛泽东也不是一下子就展开这场运动的，他事前要“打招呼”。这个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毛泽东从1974年开始，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扬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强”等，并且亲自提名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亲自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在毛泽东要来个180度大转弯，又要批评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这不免让很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泽东需要在这次运动之前，向高官们“打招呼”交底，统一思想。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就“打招呼”问题作了一个批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过去（文革初期）只有河南跟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他们没有受冲击。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在小范围内先“打招呼”。11月17日，“打招呼”扩大到17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刘冰等人也列席了会议。
　　11月24日，“打招呼会”正式召开，参加者为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等。会上由邓小平宣读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会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关于这次“打招呼会”，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1975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议由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是打招呼的会议。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还请了一百多人。我先念一念毛主席批准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简短的开场白后，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内容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和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
　　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
　　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6）/毛泽东的再起（105）
　　
　　【接前】（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邓小平传达的《要点》，实际上是“奉命”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向老同志们做个通报。而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则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邓小平在传达的时候当众作个检查；二是要通过这次传达，切切实实地给老同志们“打个招呼”，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了。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在召开“打招呼会”和下发中央通知后，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
　　对于邓小平来说，发起这场运动对他进行批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邓小平既然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既然下定决心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准备。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说过：“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十分愤慨，也十分担忧。12月8 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也看望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能做的唯一事情。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为他的老战友担心。周恩来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
　　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
　　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继续说：【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分激烈，“四人帮”一伙气焰嚣张，大肆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真是怪哉，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竟然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主持，已经完全流于形式了。
　　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7）/毛泽东的再起（106）
　　
　　【接前】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竟然连个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他对这次“检讨”的态度。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在检讨的开场白中，邓小平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
　　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在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邓小平“检讨”中说的是坦诚的心里话，他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八年被打倒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检讨”，更是他对自己整个思想和认识的一个不回避的申诉。
　　这次会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他这次“检讨”的记录。在信中，邓小平写道：“主席：在今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邓小平现在已经见不到毛泽东了，他通过呈送他的“检讨”，表达想面见毛泽东的意思。对邓小平的信和“检讨”，毛泽东当时没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和“帮助”的会，还要继续开。
　　1976年1 月3 日，邓小平被迫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二次“检讨”。大概因为第一次“检讨”太不正式了吧，所以这一次，邓小平作的是书面“检讨”。这次“检讨”的内容与上次大同小异，只是根据别人提的意见，加上了一条：“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问题，没请示主席，没提到政治局讨论。”
　　作完这次“检讨”后，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上次检查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邓小平向毛泽东再一次提出“面陈”的要求，毛泽东没见邓小平。在邓小平第二次“检讨”后，1976年1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
　　这个批示的意思已很明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检讨”仍不满意，让大家继续进行“讨论”。不言而喻，继续“讨论”就是继续批判。【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9）//最后的反击（2）
　　
　　【接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保持了一份冷静。谁反对文革，当然一定就要批判谁。但是，他实在是年事已高，实在是不愿意把他精心安排的“平衡”的政治格局再次打破。说句大实话，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的重组了。
　　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
　　但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邓榕的说法，代表了现在的一种典型说法。毛泽东到1975年底，年事已高，太老了，精力和心力都难于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重组。因此毛泽东再三给邓小平“机会”，而邓小平却“绝不让步”，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以至于打倒邓小平。那么毛泽东的底线是什么呢？按照邓榕的说法是“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文革存有非议”。
　　前面我们提到过，毛泽东本人对文革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的观点既然是“三七开”，也就应该允许别人对文革有非议，因为毕竟有三分的错误。在毛泽东看来，对文革的非议，无非是两种动机：第一种是认为文革的“继续革命”大原则是正确的，非议文革，是为了吸取和改正文革中所犯的错误；第二种是认为文革的“继续革命”大原则就错了，要走回头路。
　　毛泽东最初认为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的目的，是意在纠正文革中所犯的各种错误，这不仅是毛泽东所容忍的，也是毛泽东所支持的。可是到了后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是想走回头路，想对文革翻案，所以他不顾自己已经风烛残年的身体，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重新组建高层政治格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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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赶上老师更新完毕，感激中

crazyman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lucy78

crazyman 发表于 2014-2-19 04:41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你说的真对！中国人民中很多人眼睛是用来认钱的，脑子是用来算计的，他人是用来利用的、父母是用来啃光的、环境是用来发财的、友情是有来交易的、吃的是速成的、穿的是有毒的、啥都是用来交易的！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0）//最后的反击（3）
　　
　　【接前】另外，认为邓小平能妥协，顺从毛泽东的“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就会放过他，这样也是不符合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让步”性格的。
　　1976年1月1日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毛泽东于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前，为了表示自己的雄心壮志写的诗词。这次毛泽东公开发表这两首词，象征着他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同时各大报刊还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该社论写道：【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这种斗争将会长期进行下去。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要看到新生事物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会有某些不足之处，应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使之更加完善。切不可像资产阶级贵族老爷那样，横加责难，大泼冷水。更不能跟着一小撮心怀敌意、别有用心的人扼杀新生事物。
　　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并没有想动用江青这员“闯将”。这个理由前面已经多次说过，毛泽东想在他身后保留江青这颗“火种”，不愿意让江青继续得罪人了。但江青始终不理解毛泽东的这份心思，她还是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战斗”。
　　1975年9月12日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大讲“评《水浒》”，毛泽东得知后生气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据毛泽东纪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主席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
　　10月27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希望下去“蹲点”，并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1）//最后的反击（4）
　　
　　【接前】毛泽东当天给江青回信说：【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改一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12月10日，毛泽东又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
　　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还是依靠他的另一个写作班子“梁效”，江青集团的人都没有写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文章，这些都是“梁效”写的。
　　
　　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发起不久，正要向全国展开时，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在这个时候去世，是一个很不理想的时间。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全力展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的逝世使人们的关注目光，都聚集到周恩来身上，一下子冲淡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周恩来的逝世，在客观上给邓小平减轻了不少压力，反过来却给毛泽东增加了不少压力。
　　周恩来走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就必须给周恩来处理后事。处理后事的方式无非是两种：高调处理和低调处理。如果采用高调处理，一方面要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宣扬周恩来生前的功绩，另一方要把追悼会办得隆重，毛泽东本人亲自出席。
　　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有相当的威望，相当得人心。如果他高调为周恩来处理后事，可以把周恩来的那部分威望拿到自己的一边，这对巩固毛泽东个人的现实政治威信或威望，都是十分有利的。
　　但从毛泽东自己的政治理念出发，他又难于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如果毛泽东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不仅是对周恩来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周恩来思想和路线的肯定。如果肯定了周恩来的路线，那就等于自我否定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使这场运动变得毫无意义。再者，毛泽东早在1975年8月就发起了“批宋江投降派”的运动。如果这时毛泽东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似乎就意味着他向他所说的“投降派”投降了。
　　因此，毛泽东在办周恩来的后事问题上，陷入两难的境地。是优先考虑自己的现实政治威信，高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还是优先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低调处理周恩来的后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2）》*****

zxlong777

楼主辛苦!!!!!!!!

wenyi1

楼主辛苦！我一直在最您的帖子。能把全书发给我吗？我的邮箱：wenyi1@sohu.com，谢谢！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4）//最后的反击（7）

　　

　　【接前】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为这样有利做党内外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但是，毛泽东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还以颜色，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恩来预留伏笔，执意拒绝到会，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周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这一点，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仅照录一则。毛泽东在1976年1月12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当然，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还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晚年》作者这样写，态度是很不负责的。首先，毛泽东这么重要的话，怎么能用“据知情人说”的说法，来略去其出处。而且，《晚年》作者用来印证这个“知情人”说法的证据，是“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谈话记录”。这个所谓《汪东兴私藏毛泽东谈话记录》，是来自香港小刊物的报道，早已被证明是伪造的。用一个伪造材料来印证“据知情人说”的说法，更显示出作者的态度问题。

　　

　　第三种情况是材料有确实的出处，但难以让人完全信服。比如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5）//最后的反击（8）
　　
　　【接前】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
　　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上述说法之所以无法打消人们的疑虑，是人们怀疑毛泽东的身体不好，是不是真的到了不能参加追悼会的地步。因为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在周恩来逝世前后，毛泽东曾多次会见外国客人。从当时报刊上登载的会见照片来看，毛泽东的状态尚好。当然这些照片都经过摄影师的“美化”，毛泽东的实际情况可能远不像照片上那么好，但当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因为中央从未向民众公开过毛泽东的健康状况。
　　老百姓看到毛泽东既然能会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呢？而且，当时中央也没有作出说明，毛泽东是因为健康原因而不能参加追悼会，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毛泽东是“故意”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这里回顾一下在周恩来去世前后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情况。
　　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周恩来逝世前八天，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谈话约一小时。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精神尚好。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的谈话。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精神也还可以。这次是成为新接班人的华国锋，第一次陪毛泽东见外国客人。此后毛泽东历次会见外国客人，都由华国锋陪见。
　　1976年3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但毛泽东的神色已明显不如上次。
　　1976年4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据说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站立与客人握手的照片。【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