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7）/毛泽东的再起（66）
　　
　　【接前】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生办公室的电话：“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周恩来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8）/毛泽东的再起（67）
　　
　　【接前】康生在一年之中，前后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两次向周恩来亲自告发，一次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告发。看这个架势，康生似乎是非把江青和张春桥扳倒不可，临死前也不放过他们。在分析康生的告发动机之前，先分析一下江青和张春桥到底有没有历史问题。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6日发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专门提到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该文件称：【根据大量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张春桥的历史，的确有一点复杂。据该材料说：【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8月混进党内。】
　　
　　张春桥在中学读书期间，的确进行过一些“拥蒋反共”活动，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是蒋介石统治时代，当时遵纪守法的本分中学生，就是要追随蒋介石“拥蒋反共”，绝大部分中学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张春桥做的那些事并不应该算“特务活动”。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张春桥参加国民党领导下的组织“华蒂社”，也是很正常的事。
　　后来张春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的复兴社活动，可以说是年青人初闯社会，什么组织都要参加一下试试看，在分析对比中，发现哪个组织适合于自己。这就像我们今天找工作的一样，年青人多找几个公司尝试一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当时张春桥还没有加入中共，所以加入国民党组织也不应算“叛党”。至于攻击鲁迅，进行反共活动，也是遵照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办事，不能说是什么大问题。1937年，张春桥对国民党失望，来到延安投奔中共。当时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那边干了一段时间，都国民党失望了，转而投奔延安，应该说也不少。【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9）/毛泽东的再起（68）
　　
　　【接前】至于江青，该材料说：【1926年江青到天津，在其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1929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1931年春，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俞启威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党的关系。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0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自首叛变，12月出狱。不久与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来往，关系密切，并在影剧界积极从事拥蒋活动，为国民党效劳。1937年7月，江青到西安，与叛徒徐明清订立攻守同盟后混入延安。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江青的历史比张春桥简单得多，她在上海与中共党员俞启威同居时，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共，后来因为从事左翼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过。不过江青当时是很小的人物，国民党抓她这样的人，只是吓唬一下，试图把她吓倒不敢再干左翼活动。江青在出狱发表过声明，说过一些“拥蒋反共”的套话，这不过是敷衍了事，不应该作为什么大问题。
　　据当时与江青在一起的“叛徒”徐明清交代说：【1935年4月我在上海被捕，1936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1937年7月下旬，江青从上海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告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
　　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
　　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
　　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
　　江青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
　　8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按现在的标准看，因张春桥过去曾经为国民党效劳过，把他打成“国民党特务”；因江青在出狱时发表过“拥蒋反共”的声明，把她打成“叛徒”，似乎是小题大做了。
　　但按当时的标准看，曾经为国民党效劳过，曾经发表过拥蒋反共的声明，就是历史上有污点，就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因此，康生按照当时的标准告发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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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按当时的标准看，曾经为国民党效劳过，曾经发表过拥蒋反共的声明，就是历史上有污点，就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因此，康生按照当时的标准告发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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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江青他们整人的方法来整江青他们，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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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信仰

这种胡编乱造的混账文章怎么还让它在这里。完全是瞎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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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0）/毛泽东的再起（69）
　　
　　【接前】前面提到，按照文革时的标准，即使不把张春桥打成“特务”，把他划为具有重大历史问题，不能重用的人，也是毫无问题的。再加上张春桥妻子文静曾经投降过日伪，这更成为揪张春桥的绝好材料。因此，历史问题一直是张春桥的短处，要不是毛泽东力保，张春桥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康生跟随毛泽东多年，早看出来毛泽东要重用张春桥的心思。如果毛泽东要拿掉张春桥，康生揭发张春桥，那是给毛泽东帮忙；而毛泽东要重用张春桥，康生来揭发张春桥，那就是给毛泽东帮倒忙了，会惹怒毛泽东，至少会让毛泽东十分不快。那么康生为什么明知故犯呢？这个问题要从康生的历史谈起。
　　康生1898年生，与周恩来同年。康生原名张宗可，出生于山东的名门望族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擅长书法绘画，有相当的艺术造诣。1924年康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这是康生人生的契机。上海大学是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开办，实际由共产党掌握的学校。康生在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科学系，该系的系主任是瞿秋白。
　　上海大学是早年中共培养人才的大本营，有多位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高官。比较著名的有康生、陈伯达、杨尚昆、饶漱石、秦邦宪、王稼祥等人，还有一人李硕勋值得一提。
　　李硕勋就读上海大学之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后来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1931年李硕勋被国民党逮捕，然后被处决。李硕勋在处决前给妻子赵君陶写了一份遗书，这份遗书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该遗书写道：【陶：余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李硕勋遗书中提到的“吾儿”，是生于1928年的儿子李鹏，李鹏后成为周恩来的养子，并于1988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
　　
　　1931年4月，原来负责的“中央特科”顾顺章叛变，使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所谓“特科”，就是从事秘密情报的组织，类似于苏联的“契卡”，是具有极大实权的组织。顾顺章叛变后，中共重新组成新特科，康生负责特科工作，这使成为康生掌握中央核心实权的人物。
　　1933年，在上海租界的中共总部迁到江西苏区，康生则被派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而当时的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王明。康生在苏联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就是康生。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虽在王明的领导下工作，但康生并没有加入王明集团，不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7年康生和王明一起回到延安，之后康生开始追随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泽东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1）/毛泽东的再起（70）
　　
　　【接前】康生在延安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即过去的“特科”）部长，负责党内的情报工作。康生因为负责党内情报工作，可以自由查看每位高官的个人档案，对每位高官的“底细”比较清楚，这为他后来“整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42年，康生帮助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整了不少人，积怨甚多。因此，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康生失势，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免去中央社会部部长，失去了实权，开始坐冷板凳。1956年中共“八大”上，康生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比起他在“七大”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康生大批彭德怀，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为什么？不就是想一人得有中华吗？说你是野心家，一点都不冤枉！你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此后，康生重新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担任《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为主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开始负责中共的理论工作。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康生主持起草“九评苏共”。
　　1966年文革开始后，康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因为曾负责过中央“特科”，对每个老干部的“底细”很清楚，这成为他在文革中“整人”的优势。毛泽东曾说：“有人对康生不满，他们怕康生。康生是我们党的活档案。”
　　1968年，康生接管中央调查部（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名“中央调查部”），再次负责情报工作。1969年“九大”上，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康生政治生涯的顶峰。林彪事件后，康生开始称病休养，基本上不再过问中央政治事务。
　　1972年，康生也的确发现患有膀胱癌，所以康生称病也不是假的。但康生的病情，绝不是到了不能过问政事的地步，这是他自己主动病退。1973年中共“十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之后，但康生此时已不问政事，他的中央副主席只是名誉而已。
　　
　　毛泽东发起文革，除了他个人的威信之外，还依靠几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以林彪为首的林彪集团，以陈伯达为首的“北京帮”，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还有两个未结帮的个人：康生和公安部长谢富治。随着文革的展开，“北京帮”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首先在1967年倒台，陈伯达也在1970年倒台；林彪集团于1971年倒台；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到1974年，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力量，仅剩“上海帮”和康生。
　　纵观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他并不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而是有“骑墙派”的味道。康生的这种态度，也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在延安整风时，康生为毛泽东出了大力，但最后康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奖赏”，反而因为得罪人很多，被排挤到冷板凳上。对于康生来说，这是干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2）/毛泽东的再起（71）
　　
　　【接前】因此康生在文革中，特别注意不要得罪重要人物。康生在文革中，基本上是“痛打落水狗”，使劲整已经“落水”的刘少奇集团的人，或者一些不重要的人物，以此来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和拥护。而对于林彪、周恩来等重要人物，康生则抱以“不得罪”的态度，康生在文革中没有向林彪和周恩来“发难”之事。有人因此说康生“老奸巨猾”，但康生也是因此吃过亏的，所以“吃一堑长一智”。
　　到1974年底的时候，康生看到毛泽东与老干部们和解，也看出将来江青集团绝无好下场。而康生在文革初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被认为是江青集团的同伙。因此，康生要赶紧撇清他与江青集团的关系，以便将来江青集团倒霉的时候，自己不会跟着遭殃。康生本人已阳寿无多，他这时主要是替他的妻子儿女着想。康生看到文革中大量高官的妻儿受牵连的下场，所以他要为妻儿的未来做一点“挽救”。
　　康生怎样才能撇清他与江青集团的关系呢？最简单的就是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康生与江青集团是一伙的了。为此，康生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他明明知道毛泽东不会理会他的告发，但他告发的效果已经达到了。不过，康生的行动还是太晚了一些。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当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
　　
　　对于毛泽东来说，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等于就是对自己的“背叛”。当然毛泽东早也看出康生的“骑墙派”态度，所以对康生的此举，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康生在文革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作为江青集团的军师。在康生称病不出之前，江青得到康生的指点，犯错误较少；而康生称病不出后，江青集团失去这位军师，就屡屡犯重大错误，多次被毛泽东批评，这也从侧面看出康生的重要性。
　　江青集团中的张春桥等人，阻止不了江青犯错误。一来他们是江青的同辈，怕江青，不敢给江青提意见，怕惹怒江青；而康生是江青的长辈，在身份上容易给江青提意见；二来，江青自我感觉很好，很自信，认为张春桥的阅历和经验自己差不多，并不比自己强多少；而康生的阅历和经验，使江青比较信服康生的话。
　　康生避免了江青集团犯错误，也就间接地避免了毛泽东犯错误，因为人们把很多江青集团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所以毛泽东失去康生，也是一个重大损失。此后，毛泽东的文革队伍，就只剩江青集团一支孤军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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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3）/毛泽东的再起（72）
　　
　　【接前】上述章含之写给毛泽东的揭发信中，提到第二件重要事情，是王海容和唐闻生的立场转变。前面提到过，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的父亲王季范是毛泽东表兄，比毛泽东年长8岁，在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王季范在该校任教，因此与毛泽东又有师生之谊。
　　新中国成立后，王季范以无党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到北京任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职，王海容随父来京。由于王海容的年龄与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相仿，她不久就与李讷成为好朋友，经常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玩，有时还在丰泽园小住一段时间，所以毛泽东从小就对王海容比较熟悉。
　　1957年，19岁的王海容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学徒工。1960年至1964年，王海容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196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自从文革开始后，王海容的地位开始攀升，1970年升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11月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年仅36岁。
　　
　　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少年时代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1927年父母将唐明照送回国，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1931年唐明照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1933年赴美留学，在美国转入美国共产党，曾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唐明照回国，任中联部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新中国的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1943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出生在美国纽约。唐闻生童年在美国长大，能说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1952年9岁的唐闻生随母亲回国，1962年进入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1965年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工作，与王海容关系密切。从文革开始，唐闻生的地位也开始攀升，1974年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从文革开始后不久，王海容和唐闻生就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转达毛泽东的指示。王海容和唐闻生最有名的一次政治活动，就是在1973年底政治局会议上转达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指示，在会上批评周恩来，这件事前面曾专门提过。
　　1974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和解”之后，周恩来每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都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列席，然后托她们两人向毛泽东汇报。这样一来，周恩来与王海容和唐闻生的关系逐渐密切起了，两人也越来越帮周恩来说话了，有人因此说王海容和唐闻生被周恩来“招安”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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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4）/毛泽东的再起（73）
　　
　　【接前】前面曾提到，在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的时候，江青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话，但两人先把江青的话向周恩来汇报了。
　　到1975年，王海容和唐闻生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更近了，周恩来也经常找两人谈话。1975年8月康生请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转话。据章含之的揭发信，这件事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邓小平带话给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康生想见她们；
　　（二）康生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她们请示毛泽东，在毛泽东同意后，她们才去见康生的。
　　（三）康生说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毛泽东，也就是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
　　（四）章含之和乔冠华“劝”王海容和唐闻生，不要替康生转这种话。章含之还说：尤其关于江青是叛徒的话更不应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
　　（五）唐闻生说：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的事扩大，并建议江青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
　　
　　章含之写这些材料时，毛泽东还在世，所以她肯定不敢乱说，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可以与她当面对质的。章含之劝王海容和唐闻生不要把康生的话传给毛泽东，难道是教唆王海容和唐闻生对毛泽东隐瞒实情吗？这也不是。
　　其实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早就清楚，根本不算什么新闻。如果王海容和唐闻生不向毛泽东汇报康生的话，就是认为康生提供的材料不值一提，这就站在了毛泽东的立场上，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些材料没必要调查研究。但是，如果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康生的话，就是认为康生的话很重要，这就站在了康生的立场上，或者说是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特别是唐闻生还建议江青退出政界养老，这更是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说话了。
　　果然，王海容和唐闻生不听章含之和乔冠华的“劝告”，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了，于是王海容和唐闻生也就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发现，王海容和唐闻生已经被“招安”了，王海容和唐闻生传来的话，已经是“报喜不报忧”，重要的事情均被过滤掉了。
　　此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重大决断，从1975年9月开始启用毛远新当他的联络员，不再用王海容和唐闻生当联络员了。毛远新当联络员后，给毛泽东传来的消息，与以前大不一样。【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5）/毛泽东的再起（74）
　　
　　【接前】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述：
　　【1975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毛远新那年36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9月27日和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毛远新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另外，1980年公审“四人帮”时，姚文元对毛远新进行了揭发，这里摘录如下。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
　　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
　　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7）/毛泽东的再起（76）
　　
　　【接前】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
　　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
　　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8）/毛泽东的再起（77）
　　
　　【接前】1976年3月3日《中央4号文件》发出的毛泽东指示，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想要说明四个问题：
　　（一）关于搞文革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以下几点：
　　（1）解放后我们建设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工资分等级，按劳分配，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这是中国很容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
　　（2）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想继续革命，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一部分党员因为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想继续革命了，甚至反对革命了。
　　（3）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针对那些不想继续革命、只想保护自己利益的党员们的革命。搞阶级斗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关于搞文革的原因，毛泽东已经重复说过多次，这次他再次重申：文革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他又指出“走资派还在走”。
　　文革的目的是打倒“走资派”，而“走资派还在走”，这说明文革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走资派”并没有打倒，他们还在“走”。这是毛泽东间接地承认文革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他寄希望于他的接班人，把继续革命坚持下去。
　　
　　（二）关于文革的成绩与错误。毛泽东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1）对文革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2）文革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3）文革可以总结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4）因为文革革到一部分党员头上了，所以他们就要反对。他们对文革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革的账，也就是要对文革翻案。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承认：文革有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是有“三分错误”。三分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了，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在试图纠正这个错误。纪登奎后来说：“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已经九年了。毛主席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
　　毛泽东看到，党内高官们对文革是十分不满的，要对文革“算账”的翻案势头很强烈。所谓翻案，就是彻底否认文革，或者是“倒三七开”。因此，毛泽东试图在承认文革有错的基础上，给文革下一个“三七开”的结论。不过，毛泽东自己下这个结论并没有意义，这个结论要由他的接班人来做，这样才是给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盖棺定论”。因此，毛泽东曾试图让邓小平来给文革做这样的结论，但被邓小平拒绝。【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9）/毛泽东的再起（78）
　　
　　【接前】（三）关于教育体制问题。文革中建立起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等新教育体制，遭到以教育部长周荣鑫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指责和批评。他们说文革搞的教育体制改革“改糟了”，要回到文革前的状态。为此毛泽东反驳了这些人对新教育体制的批评，他指出如下几点：
　　（1）不要迷信大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毛泽东举例孔子、刘邦、朱元璋，还有高尔基、恩格斯、列宁等人，用来证明“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
　　（2）一些人上大学的目的，是不想和工人划等号，想要作工人贵族。所以要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防止一些人试图通过上大学来“当工人贵族”。
　　（3）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不改造有些人要变坏。
　　
　　（四）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以下几个方面：
　　（1）批评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2）批评邓小平不管路线思想的实用主义“白猫、黑猫”论。
　　（3）批评邓小平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并称邓小平说的“永不翻案”靠不住。
　　（4）批评邓小平的工作作风，说邓小平不和别人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讲话，这种领导作风是大问题。
　　（5）指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自从重新启用邓小平以来，这是第一次用严厉的口吻批评他。促成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小平，不仅是来自毛远新的汇报，还有其他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邓小平试图策反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大将马天水，结果策反失败。马天水把邓小平策反他的事汇报给“四人帮”，江青立即让王洪文把马天水提供的材料抄送毛泽东，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在水下面做手脚，这是要挖的他“墙角”；
　　第二件事是邓小平鼓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告状毛泽东的“梁效”写作班子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这又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要拆他的“台”。这里先说邓小平策反马天水之事。关于此事，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有较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
　　【马天水是1931年入党的老干部。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1950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1）/毛泽东的再起（80）
　　
　　【接前】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马天水说：“我知道……”
　　邓小平问：“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这个……，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马天水听邓小平越讲越露骨，只好故意装傻：“这个……，我倒不知道……”
　　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向他进一步交底：“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了。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指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邓小平说：“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着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马天水不便正面反对，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句：“上海批了‘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说：“熟人很多……”
　　邓小平继续问：“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
　　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说：“我跟他们可熟了……”
　　邓小平终于把最关键的话说了出来：“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3）/毛泽东的再起（82）
　　
　　【接前】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19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召到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议由华国峰主持，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门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马天水的发言确实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密谈。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
　　大家都很清楚，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计委主任，以后当国务院副总理，是不言而喻的。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这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6月毛泽东病重，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宣布为“四人帮”死党。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业战线，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终年76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4）/毛泽东的再起（83）
　　
　　【接前】引起毛泽东“批邓”第二件事情，是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邓小平和毛泽东写信，告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刘冰等人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做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
　　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示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做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常委 吕方正
　　　　1975年8月13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