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49）/毛泽东的再起（38）
　　
　　【接前】促成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批《水浒》”和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可以说有各种因素，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人们不太清楚的周荣鑫。周荣鑫在1975年可以说是仅次于邓小平的大胆敢干的人，如果他不是在1976年4月死于心脏病突发，那么在毛泽东之后，肯定会是一位历史上留名的风云人物。正是由于周荣鑫的大胆敢干，促成毛泽东发起“批《水浒》”。
　　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75年上半年，是认真地准备了自己的后事。他安排邓小平接班，这是最平稳的接班布置。当时党内可以与邓小平一争高低的人，林彪、彭德怀、陈毅等人都已经死去，邓小平的潜在威望和实力，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而邓小平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可的接班人，这就更没有人阻碍邓小平的接班了。
　　本来，邓小平接班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只要他耐心地再等一等，等到一年之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班了。可是邓小平这个人，偏偏是个没有耐心的人，不肯等到毛泽东身后再动手，而是在毛泽东在世时就急着动手。周恩来的性格与邓小平不同，他多次劝邓小平不要急，但并无效果。果然到1975年11月，毛泽东反过来开始批评邓小平，不再支持他了。
　　据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说：【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三零五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周荣鑫也是个急性子的人。周荣鑫，1917年生，1937年入党，建国后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是周恩来的最重要助手之一。文革后，周荣鑫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宁夏，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恢复工作，转任中科院核心小组副组长。1975年1月，经周恩来提名，在四届人大上任命周荣鑫为教育部部长。
　　周恩来让周荣鑫当教育部长，对他的期待是很大的。建国后，周恩来集团的势力只是局限在经济生产部门，文化教育部门是刘少奇管辖的。文革后，江青集团夺得了文化教育部门的管辖权，这次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是周恩来集团首次延伸到教育部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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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0）/毛泽东的再起（39）
　　
　　【接前】更重要的是，教育部门是所谓文革的“重灾区”，是受文革影响最大的部门之一，而工业、农业、财贸等“经济基础”部门，受文革的影响就小得多。反过来说，教育部门是文革搞得最彻底的部门之一，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的文革，就搞得没有这么彻底。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开始“调整经济”，逐步把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邓小平上台之后，更是大刀阔斧地“全面整顿”，使经济生产部门大致上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状态。但文化教育部门，不仅没有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而且进一步走得更远。
　　最能体现文革成果的东西，或者说文革最大的成绩，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文革前是高中生直接考大学，文革后改为“工农兵学员”，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翻天覆地的变革。文革前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不同，反而与封建时代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比较相似，其核心就是“读书做官”。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只是给学生一个学习知识的园地，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等都要靠自己，并不是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而文革前的中国，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拿铁饭碗的国家干部，也就是古代的“官”，所以它与古代的“读书做官”体制很相似。
　　中国古代的“读书做官”，对社会潮流有非常强的引导性和示范性。读书读好了，考试合格了，就可以作官。这样就引导社会上有才能的人，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读书上，这样一来社会就比较稳定了。如果有才能的人不把精力放在读书上，而是去干其他的什么事，就有可能干出威胁社会稳定之事。
　　比如清末农民起义首领洪秀全，曾多次考科举，但屡考不中，他一直考到30岁，还是没有考中。于是洪秀全对考科举不再抱希望，转而自立教派，开始传教，终于发展为武装起义。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的主考官让洪秀全考上科举，让洪秀全当官，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平天国”大动乱了。
　　另外在文革前，那时中国的机器还很少，搞生产主要是靠挑担子，抡大锤等重劳动，所以干体力劳动是很辛苦的，大家都想成为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者。而那时只要考上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不管你原来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一律成为不用参加体力劳动的“脑力工作者”。而且有了大学文凭，更有社会地位，人生更容易“有出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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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1）/毛泽东的再起（40）
　　
　　【接前】因此文革前的年轻人，人人把高考作为自己“人生设计”的指挥棒，都希望通过读书，通过考上大学来改变自己人生的命运。但毛泽东却非常反对把考大学作为“人生设计”的指挥棒。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人人都去争着考大学，谁也不愿意当工人，当农民，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变成重视知识分子而轻视工农，这对于他建设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同时，毛泽东认为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对学生本身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通过文革，毛泽东彻底打破了文革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建立了新的高等教育体制。新的高等教育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取消文化考试，改用推荐的方式，推荐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二）取消“上大学当干部”的读书作官体制，提倡“社来社去”，就是农村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到农村去当农民；工人大学生毕业后，仍然回到工厂当工人。这样一来，上大学就不再是“当干部”的渠道，这样就可以改变试图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读书做官”社会潮流。
　　当然，新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也有很多缺点和弊病，比如“走后门”等等。因此当时出现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搞过头了，搞糟了”，因此提出要把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扭”回去，也就是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第二种看法认为新教育体制尽管有不少缺点和弊病，但大方向是对的，不能倒退回去，而是应该继续向前走，在肯定新教育体制的前提下，逐步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必然会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因为前一种看法，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是关系到“肯定”还是“否定”文革的路线斗争。由于高考体制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事情，所以人们都高度关注这场“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显然是第二条路线的主张者，而周荣鑫则是第一条路线的主张者。周荣鑫上任教育部长之后，到处发表演讲，大胆批评新教育体制，成为当时瞩目的人物。这里摘录一些周荣鑫的讲话。【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2）/毛泽东的再起（41）
　　
　　【接前】周荣鑫说：【最近我陆续讲了些问题，但传得很厉害。传这些话的人，一种是无聊；还有一种也可能是想打倒你，他来干。要不，瞎传这种话干嘛？我的有些话可能刺痛了那些好搞形而上学的人，他们有些不满。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
　　毛主席讲的最彻底，就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这就是看破红尘，无所谓了。有的同志把流传的稿子给我看，有的好象认为教育部长是肥缺似的，打倒你我来干，争权夺利。我的话刺痛了一些人，我也不怕，有错就改。
　　现在形势是大好的，但有没有问题？现在是不能讲问题，不能说缺点。政治和文化的问题，首先看政治是对的，但对文化要不要？现在实际上是不要文化。学生中流传着：“学不学都升学，干不干都吃饭，会不会都插队，行不行都回城。”
　　农村比较好，城市是汪洋大海，难管，黄色小说、唱片流传，有从香港来的，有的外国大使馆也向外扔。黄色小说《少女的心》等传抄泛滥，《基度山恩仇记》手抄本四大本，上海铅印本在黑市上一套卖五十元。黄色小说传播到了中小城市，小城镇也有，农村也有。上海还有偷卖裸体画的，很贵。城市争夺青少年的问题严重。】
　　
　　周荣鑫首先声明他不怕被打倒，邓小平也说过这样的话。周荣鑫又指出当时青少年的思想混乱，暗指现在的青少年不读书了，所以就变得不务正业，学坏了。按照那时的语言，周荣鑫这么说，就是把形势描述的“一团漆黑”。
　　周荣鑫接着说：【关于考试，主席没讲不要考试。问题是怎么考，不是取消考试，不要泼洗澡水把小孩也泼掉了。常出这样的事，从一个偏向到另一个偏向。关于考试，主席讲，还是要的，要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工农兵学员招生中：究竟要不要文化考查，实际现在是不要了。大、中、小学有没有区别？是不是有一定文化要求标准？可以不可以笔试？文化考查不是完全不对，问题是放在什么地位。
　　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质量观，但不要质量不对。不要吹牛，要实践来考验。现在学生的文化质量不敢讲，学生生活散漫，确实有这个问题。有的学生想的就是当工人，上大学，留城里，找个好对象，这四个理想和过去的学生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修正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八、九年了，成绩很大，不是没有问题，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连工作中的问题也不承认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因为有林彪路线干扰。我们的片面性很多，批了“智育第一”就不要学文化了。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只讲劳动者，是不是形而上学？一方面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不要文化，怎么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3）/毛泽东的再起（42）
　　
　　【接前】我们有些旧的规章制度打破了，但新的没有立起来。中、小学不免费，大学包下来，每人十九元五角，高于子弟领了，去下馆子，抽过滤嘴烟。中、小学有的拿不起学费，要向中央反映，要争取中央的领导。
　　城市中学问题，可否考虑大学毕业后再下乡劳动，特别是理工科。当然上山下乡还是需要的。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有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
　　
　　周荣鑫这里讲了文化考试的重要性，讲了大学生质量的重要性。话外之意，就是否定新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体制，主张应该回到过去的高中生直接高考制度。
　　周荣鑫继续说：【对知识分子要正确对待，我们不能一面用他，让他教书，一面又骂他臭知识分子，他能教得下去吗？社会主义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吗？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对待他们成吗？
　　有没有“读书做官”的思想？应该说是有的。我们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过来的，还有旧的痕迹。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读书做官”，而是“读书赚钱”。“读书做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是孔老二那里来的。
　　怎样解决？现在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读书不叫你做官，读书当工人农民。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学生读了书要进城，想做官，不愿体力劳动，看不起工农，毕业后想当工程师，这是孔老二的影响，那当然不对。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现在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大学，毕业后如果工作需要当技术员，是不是做官？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从农村来上大学，学习一段分配到工厂当技术员，算不算做官？
　　到底怎么批“读书做官”？能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大学生毕业以后，要一律当工人、农民，不能当干部。有的工农兵学员原来就是车间主任，回去怎么办？就是因为上了学回去都当工人，这是不是形而上学？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工作岗位怎么看，与旧社会有所区别。如果一毕业分配到其他工作岗位就是做官，那么咱们的工作岗位都是做官了？农村当个生产队长也是个“官”，总理、副总理为人民服务，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周荣鑫这里又批评了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工作岗位的“社来社去”原则，这样就等于全盘否定了新的教育体制，要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如果高等教育体制回到文革前的状态，那么文革唯一的成果就没有了，这样一来，文革岂不是白搞了吗？因此试图把教育体制“扭”回到文革前的状态，这是触动了毛泽东的底线，毛泽东不得不反击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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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5）/毛泽东的再起（44）
　　
　　【接前】毛泽东看到周荣鑫这么大胆地在教育界搞否定文革的“回潮”，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他。周荣鑫的后台，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是邓小平。虽说邓小平在历史上与周荣鑫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但邓小平在思想上与周荣鑫是一致的，所以他也支持周荣鑫在教育部门搞“整顿”，他对周荣鑫说：“现在学生都不念书了，你是教育部长，应当发表演说啊！”
　　周荣鑫大胆的“回潮”，引起了毛泽东的反击。不过毛泽东不会直接反击周荣鑫，因为他不够毛泽东反击的资格。毛泽东要反击周荣鑫的后台，也就是周恩来。至于邓小平，毛泽东一开始还没有把他作为反击的对象。毛泽东希望对周恩来的反击，能够引起邓小平的“震动”，促使邓小平改变立场。也就是说，毛泽东还想争取邓小平。
　　毛泽东这次的“反击”，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从1975年上半年的动向来看，毛泽东一直是强调“安定团结”，全力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完全没有搞“运动”的意思。自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就没有搞过针对某个人的运动，“批评批孔”运动，“理论学习”运动，都是旨在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而不是针对什么人。
　　而毛泽东1975年8月发起的“批《水浒》”运动，却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据《周恩来年谱》记述：【1975年9月15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如果没有周荣鑫大胆地搞“回潮”，毛泽东很可能不会发起这场反击周恩来的“批《水浒》”运动。然而周恩来本人，其实也不赞成周荣鑫这么搞。这就造成两个人的误会，但这种误会也是无法解释的。
　　
　　还有一件事促成毛泽东的这次反击，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同意对他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由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他又可以亲自看文件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其他不重要的报刊和书籍，则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一般报刊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读，可是张玉凤不太懂古文，所以她向毛泽东建议，从大学里请一个教师来，专门给毛泽东读古典。【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6）/毛泽东的再起（45）
　　
　　【接前】不过给毛泽东读古典的人，也不是那么好找，有四个条件：（一）普通话要好，口齿要清楚，让毛泽东容易听懂；（二）古典文学的根底要好，要能够跟毛泽东对话；（三）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经常半夜读书，所以读书者年纪不能太大，避免体力不支；（四）进入中南海的人，政治上要可靠。
　　首先在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选，调来了北大中文系几位教师的档案，张玉风念给毛泽东听后，毛泽东说：“就让芦荻来试试看吧！”
　　芦荻，时年44岁，北京大学的普通女教师，并非学界名流。1975年5月26日晚，谢静宜忽然来找芦荻，让芦荻收拾衣服用具，马上随车出发。上了车，谢静宜才说：“我要带你去见毛主席。”
　　芦荻吓了一跳，失声说：“什么？见毛主席？”
　　据芦荻回忆说：【1975年的一个暮春之夜，我如在梦幻中一般，被带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面前。灯火辉煌的游泳池大厅里，身着洁白棉针织衣裤的毛主席，端坐在单人沙发里。他面容有些憔悴，双目茫然地投向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患重度白内障。这和我心目中认定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形象，有如此大的反差。
　　我不禁惶恐、紧张，心头还升起了困惑和迷茫。平息我情绪波涛的，是他老人家和我共同背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都到这首诗中含有我的名字“芦荻”的末句，我才恍然悟到毛主席吟诵此诗的动因。这风趣典雅的幽默，不仅让我平静下来，而且迅速地拉近了我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距离。我不禁为老人家高超的、艺术的领导魅力深深感动。】
　　
　　到1975年8月，芦荻和毛泽东接触了两个多月，已经比较轻松了。芦荻回忆说：【《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忽然来到北大，向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约稿时，定下了调子，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我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颇高。如今怎么变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开始我不敢问，虽然我心里到处是疑团。后来张玉凤有一天找我说：“芦荻老师，主席说了，你这个教师一定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因为你没有任何问题嘛。”
　　我说：“不是的，我学识很浅陋，基础也不好，大学没毕业我就到解放区工作去了。其实我有很多问题，但是张秘书，我不是不能问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7）/毛泽东的再起（46）
　　
　　【接前】张玉凤说：“怎么不能问？主席还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向他提问题，主席一贯的风格就是喜欢人家提问题的。”
　　
　　于是我问主席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几句话是不是你说的？”
　　主席就大笑起来，手一举，对旁边的张玉凤说：“对吧，小张，那就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是我讲的呀，是鄙人讲的。”
　　我说：“主席，我们就猜测是你讲的，但我们真的领会不了那个意思，究竟这部书还有什么好处呢？”
　　主席又大笑说：“好啊，还是好啊，好就好在投降。怎么就好在投降呢？你看，宣扬投降主义，由于起义队伍的带头人投降，使得这个队伍瓦解了。这个全过程的展示，就是一部教科书啊，你能知道宋代的一个农民起义队伍是怎么死的。以为是被血腥镇压的吗？不是，只是内部的瓦解，内部的叛变，就葬送了这支非常优秀的起义队伍。”】
　　
　　事后，芦荻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整理了一篇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文稿，该文稿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该文稿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1975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96号文件《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转发了上述文稿。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正式展开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8）/毛泽东的再起（47）
　　
　　【接前】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这样写道：【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
　　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中，指出宋江的两个罪状：（一）宋江在梁山泊是第二把手，晁盖是第一把手。而宋江架空晁盖，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二）宋江在晁盖死后，立即修改晁盖的路线，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搞投降主义。
　　对照现实，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毛泽东是第一把手，这几乎就是对号入座，影射周恩来架空毛泽东，并暗示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后，将会修改毛泽东的路线，搞投降主义。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还指出：“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这段话，就把宋江这个古代的投降派，与现代联系起来，“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这就更明确地要给周恩来对号入座了。
　　
　　如果是过去，周恩来这样的影射，一般是默不作声，忍下来。可这次周恩来不同了，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这次周恩来自己给自己对号入座，公开向众人挑明，批宋江投降派针对的就是他，并为自己辩护说：“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这句话，既是向周围的人说的，更是向毛泽东说的，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公然的反抗。周恩来知道他的这句话，很快就会传达毛泽东那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9）/毛泽东的再起（48）
　　
　　【接前】周恩来的这句话，在中共高层引起了震动，很多高官都同情周恩来，甚至为周恩来忿忿不平。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回忆了叶剑英对周恩来的同情态度。张树迎回忆说：【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高振普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的，特别是对于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叶剑英以为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会有什么“委屈”要发泄。但周恩来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再说什么。不过周恩来这一句话的份量就足够了，在此之后，批《水浒》就降温了。
　　1975年9月，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公开支持周恩来，邓小平说：【现在有些人听到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像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以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没有投降，你就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投降主义嘛！】
　　1975年9月，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者有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共3700人。邓小平、江青等人都到会，并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批宋江投降派”的问题，只是强调说：【全国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江青在会上则大谈批《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说：【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
　　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斗争，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
　　你看，宋江那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义厅，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
　　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宋江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宋江哪能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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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lang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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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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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内容 (2014-2-8 05:50):
已经收到，感谢崇先生，祝新年万事如意！

tu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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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long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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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long@263.net
不胜感激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0）/毛泽东的再起（49）
　　
　　【接前】江青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把宋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江青讲完后，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对于江青明目张胆地反周，邓小平当然是要抵制的。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特别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听后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指中央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毛泽东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反周讲话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里先提一件事，就是关于江青《红都女皇》之事。1975年夏，全国各地纷纷流传一则消息，江青失宠于毛泽东了，起因是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吹捧江青的书《红都女皇》。
　　《红都女皇》的背景，据称是一位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的美国女学者维特克应邀访华，江青与她谈话几十个小时，并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一本传记，于是就在香港出版了《红都女皇》。据传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后，勃然大怒，大骂江青说：“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
　　《红都女皇》的传闻流传甚广，但真实性却很有问题。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其中提到了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之事，但没有提到《红都女皇》，更没有提到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
　　如果真有《红都女皇》这本书，真有毛泽东对江青的严厉批评，这是江青绝好的“罪证”，在江青罪证材料之中是不应该被漏掉的。在1980年公审江青的时候，也没有提到《红都女皇》。看来《红都女皇》可能只是民间的谣传而已。
　　
　　1997年中共党史研究所《百年潮》杂志，发表了当年陪同维特克与江青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写的《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一文，这里摘录一段如下：
　　【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
　　该文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然后维特克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1）/毛泽东的再起（50）
　　
　　【接前】我看到这篇所谓采访文章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事情已过去二十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造那种谣言，真是荒唐已极。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他们是“四人帮”，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毛泽东的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
　　当时在香港也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这本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属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写作水平及文字也拙劣得很。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无独有偶，美国女副教授维特克，于1972年夏季在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江青，谈话时间长达60多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又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仍是非颠倒，甚至以此造谣生事，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维特克采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员(另外还有六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非同寻常。
　　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这次是根据她本人的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由对外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来华访问的。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维特克一再要求采访江青，友协只好请示周总理决定。周总理于1972年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批示，立刻决定会见。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进行。外交部除了我，还有翻译小沈、礼宾司一位副科长和一位速记员，友协来了负责人老丁和陪同老陈、小俞。姚文元也来了，坐在江青身旁。
　　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是吗?”
　　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写书。迟疑片刻以后，她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