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26）/评解之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1）

　　

　　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物质的作用”，而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注重现实，讲求实际，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这样的结论，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或者是从仅仅“说说而已”理论家、学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可是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或者从必须要“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干家、政治家、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却又是另外一种结论。对于那些“实干家”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创业者”的思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守业者”的思想理论。

　　

　　现在有一门很时髦的学问，叫做“经营管理学”，讨论的主要课题就是“员工激励机制”。所谓“员工激励机制”，本质是一种物质刺激的方法，探讨怎样对员工的业绩进行考核或考评，然后根据考核成绩来进行奖励或惩罚，有重大成绩的多发奖金，有重大错误的要扣工资。对官员的考核也是一样，制定某种指标来考核官员的政绩，指标完成好的官员提升重用，指标完成不好的官员则不提升不重用。

　　现在时髦的术语“员工激励机制”，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论功行赏”、“奖勤罚懒”。1975年邓小平搞“全面整顿”，用的就是这种“员工激励机制”。对于工人，用“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物质刺激办法，干得好发奖金，干得不好扣工资；对于干部，用“论功行赏”的物质刺激办法，用生产指标来考核干部，生产指标完成好的干部提拔重用，生产指标完成不好的干部，就要坐冷板凳靠边站。

　　邓小平的这一套“论功行赏”、“奖勤罚懒”的办法，确实非常有效，一下子调动起干部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生产一下子就上去了。用物质刺激来发展生产，的确是一抓就灵，立竿见影，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有人因此评论毛泽东只懂革命，不懂经济。但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

　　

　　“论功行赏”也好，“奖勤罚懒”也好，搞这一套物质刺激的办法，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手头一定要掌握一定的物质财富，具有一定的人员队伍。你有了一些物质财富，并掌握这些财富的分配权，你才可能搞“奖勤罚懒”；你有了一定的人员队伍，并掌握这支队伍的领导权，你才可能搞“封官行赏”。

　　假如你是一个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你在创业之初，哪里有钱去奖励别人呢？而且，对于一个从零开始的创业者，开始时必然是既无钱财，也无名气。这时候有人来跟着你干，你已经烧高香了，想把人家留住都不容易，哪里还敢“罚”人家呢？再说，创业之初，公司也就是三、四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官职可以“封官”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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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27）/评解之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2）
　　
　　【接前】因此，对于创业者来说，用“论功行赏”、“奖勤罚懒”等一套经营管理学上的“激励机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在创业之初，你既没有本钱奖别人，也没有资格罚别人，更没有官职可以封官。“论功行赏”、“奖勤罚懒”这一套办法，是守业者的思想理论，创业者必须依靠另外一套理论，另外一套思想才能成功。
　　
　　凡是干一件大事业，不管开公司也好，打江山也好，一个人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必须有一批人跟着你干，必须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队伍。怎样建立自己的队伍呢？现在不少人迷信金钱万能，以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有钱可以雇到员工，多花点钱可以请到技师，用重金还可以把别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挖”墙角挖过来。“金钱万能”确实是事实，确实是一种人性的规律，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如果世界上仅仅有“金钱万能”这一种人性的规律，那么一个没有钱的穷人，就绝不可能成就事业，白手起家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事实上，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开始，成就巨大事业的创业者。中国历史上的刘邦、刘备、朱元璋等，都是这样的人。
　　大家熟悉的《三国》中的刘备，他手下两员虎将关羽和张飞，绝不是刘备用高薪雇来的，他们心甘情愿跟着刘备走，绝不是靠什么物质的东西来激励他们。相反，曹操给了关羽大量金钱美女，也没有把关羽收买过去，这时候“金钱万能”的人性规律失效了。同样，诸葛亮辅佐刘备，也不是因为刘备用了重金来聘请他。如果真是这样，曹操完全可以用更多的钱把诸葛亮收买过去，用钱就可以打败刘备了。
　　因此，人类社会除了“金钱万能”这一规律之外，还有一个相反的规律，这就是“精神万能”规律。上面说的刘备，之所以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的队伍，靠的都是精神的力量。关羽、张飞、诸葛亮这些人，都是倾倒在刘备的精神魅力感召下，都是被刘备的精神力量所感化、所征服。
　　
　　毛泽东在井冈山创业，同样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毛泽东为什么能在井冈山拉起一支队伍，建立一片根据地呢？我们先看看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的激励机制。当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时，战前当官的摇着钱袋大喊：“打死一个#请文明用语#，赏十个大洋；抓住一个#请文明用语#，赏一百个大洋。”
　　国民党军队显然是用“金钱”的激励机制，靠物质刺激来鼓励士兵奋勇杀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显然不可能靠金钱来激励，因为他们没有钱，他们只能用“精神”的激励机制。共产党靠官兵平等，翻身解放等精神激励，来鼓励士兵奋勇杀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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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28）/评解之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3）
　　
　　【接前】人性有两个方面：既有“金钱万能”的一方面，也有“精神万能”的一方面。有人说毛泽东重视精神，不重视物质，并声称这样是违反“人性”。这些人所谓的人性，指的是“金钱万能”这一方面的人性。从这个角度，毛泽东的确违反了“金钱万能”的人性，所以他才能创造了井冈山的奇迹。
　　当时蒋介石的物质力量，绝对压倒毛泽东的物质力量，如果毛泽东重视物质的力量，跟蒋介石拼物质，那是绝对战胜不了蒋介石的。毛泽东在物质力量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要想战胜蒋介石，唯一可以借助的只能是精神的力量。最后的结果，是搞“精神万能”这一套的共产党，打败了搞“金钱万能”那一套的国民党，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典型事例。
　　
　　凡是大事业的创业者，都是依靠“精神”的力量来组建自己的队伍。孙中山创建同盟会，组建国民党，都不是用钱搞起来的。1912年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记者问他带回多少美元？孙中山说：“我没有一文钱。我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
　　孙中山靠他的精神凝聚力，凝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成为后来蒋介石夺权中国政权的基础。孙中山死后，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基业，蒋介石不是创业者，而是守业者。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精神”激励机制，反过来依靠“金钱”激励机制。因为“金钱”激励机制最容易搞，而“精神”激励机制就非常难，不是超级高手搞不起来。
　　蒋介石打仗，经常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用重金把对手的大将收买过来，于是就不战而胜。蒋介石的重金收买办法，对付共产党就没有效果了，林彪、彭德怀这些大将，没有一个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去加入共产党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寓言故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但真正理解“姜太公钓鱼”背后含义的人，其实并不多。在商纣王时代，姜太公在河边钓鱼，他钓鱼的方式很特别，钓钩是直的，而且不放鱼饵。周文王路过，看到姜太公这样钓鱼，吃惊地问：“别人用鱼钩，再挂上鱼饵，还不一定能钓到鱼；您这样的直钩，又没有鱼饵，能钓到鱼吗？”
　　姜太公说：“用鱼饵钓鱼，只能钓到小鱼，要想钓到真正的大鱼，只有像我这样，不用鱼饵，愿者上钩。”
　　周文王听了，非常佩服姜太公的见识，马上请他当军师，后来果然灭商得了天下。
　　
　　“姜太公钓鱼”的含义在哪里呢？用鱼饵钓鱼，就像用高薪聘请人才，这样请不到真正的高人。即使是请来了高人，也很容易再被别人用更多的重金请走。要想请来真正的高人，只能设法让他主动地自愿来，这就叫“愿者上钩”。刘备的人才关羽、诸葛亮等人，都是主动自愿的“愿者上钩”，绝不是刘备用什么鱼饵把他们引诱过来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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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29）/评解之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4）
　　
　　【接前】在井冈山时代、延安时代投奔中共的人，都是“愿者上钩”。因为当时中共很穷，也拿不出鱼饵来引诱。当年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投奔延安，也是出于共产党的精神感召力，也是“愿者上钩”。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就是现代的“姜太公”，他钓鱼不用鱼饵，而是“愿者上钩”。
　　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人才，却买不到真正的人才，毛泽东用“姜太公钓鱼”的办法，不花一分钱，却凝聚到大批的优秀人才。蒋介石终究不懂“姜太公钓鱼”的道理，不时想不通地发出疑问：“为什么人才全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毛泽东在文革中特别强调精神的作用，这也是来自他过去的成功经验，因为他在井冈山就是靠强调“精神万能”而成功的。邓小平强调物质的作用，而邓小平在1975年搞“全面整顿”成功，在1978年搞“改革开放”成功，他的前提都是毛泽东交给他一大笔物质财富，留下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邓小平的成功，靠的是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比较重视物质力量，邓小平当一个守业者，可以干得很好，可是他不能成为创业者。如果井冈山时期，让邓小平来领导，用物质刺激的办法，用消灭一个国民党兵奖多少大洋的办法，是不可能战胜蒋介石夺取天下的。后来邓小平也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现在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中肯的。
　　
　　到底是“金钱”的力量大？还是“精神”的力量大？历史上“金钱”战胜“精神”的事例很多，“精神”战胜“金钱”的事例也很多，可以说两者不分伯仲。
　　“金钱”刺激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人的物质欲望是一个无底洞，永远满足不了。今年发100元的奖金，可以鼓励员工好好干，明年还发100元奖金，员工就不满了，就不好好干了，你必须提高奖金，发200元的奖金，才能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况且世界上各国出现了专挖人才的“猎头公司”，用更高的薪金来挖走人才，这样水涨船高，刺激员工的成本越来越高，终于会搞到干不下去的地步。用物质刺激来激发官员的积极性，也会造成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最后把国家吃空。
　　“精神”刺激也有一个巨大缺陷，就是难于持久。在精神的鼓舞下，短时间的物质匮乏，人们可以忍受，但长时间的物质匮乏，人们就难于忍受了。所以搞“精神”刺激，必须一鼓作气，用速决战取胜。毛泽东搞文革，原计划只搞两、三年就结束，这原本是一个速决战。可是因为种种原因，速决战变成持久战，文革搞了十年还无法结束，这样支撑人们的“精神”力量就衰竭了。
　　有人提出，最好是兼顾“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往往是强调一方面，就不得不放弃另一方面。
　　
　　如果从当事人的角度、从实干家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那么“毛泽东思想”是指导创业者怎样创业的东西，“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守业者怎样守好家业的东西，两者都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守业者，继承到一大笔家业，你想平稳地发展，那么邓小平理论对你来说可能是很合适的；而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一穷二白，但又立志要创业，想要干一番史无前例的事业，那么你就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了。【本节完】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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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0）/毛泽东的再起（19）
　　
　　【接前】在邓小平全面整顿时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江青集团再次干扰毛泽东的部署，提出“反经验主义”。
　　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1942年“延安整风”时，主要是批判两个主义：第一个是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第二个是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说：【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
　　如认为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延安整风重点是批判王明和他的“教条主义”，但一些人也试图向周恩来的“开刀”。据参加这次整风的杨尚昆回忆说：【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
　　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回忆说：【在会上，有一些偏激之词。有人说：“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
　　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毛泽东压下了有人试图扳倒周恩来的“反周”，但对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还是进行了批评。延安整风之后，中共做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代表的“经验主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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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1）/毛泽东的再起（20）
　　
　　【接前】《决议》写道：【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经验主义”不只是指周恩来一个人，当时主要的“经验主义者”有：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这些人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批判。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万言书》受到批判，毛泽东再次提到和批评了彭德怀的“经验主义”。
　　1959年8月，中共内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小册子无出版社，无印数，仅此一版。毛泽东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前言，毛泽东的前言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本都在半年读完。
　　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毛泽东。1959年8月15日】
　　
　　毛泽东这次提出的批“经验主义”，显然是针对彭德怀的。然而到1975年3月，江青集团借着毛泽东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加进自己的“私货”，又提出要批判“经验主义”，再次向已经病休的周恩来发难，试图趁着周恩来“退居二线”，大权旁落之际，一举扳倒周恩来。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记述：【从1975年2月底到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这次，江青集团故意搬出毛泽东1959年写的“反经验主义”小册子，试图借此把“反经验主义”的靶子对准周恩来。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时，大谈“经验主义”的问题。张春桥特别提到毛泽东批判经验主义的小册子《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张春桥说：【《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不知道同志们记得不记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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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2）/毛泽东的再起（21）
　　
　　【接前】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
　　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1975年3月，《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在文中也引用了毛泽东1959年写的那段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此后，江青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大量宣传批判“经验主义”。比如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江青也在多处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江青还试图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同日他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汇报情况，特别提到江青集团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毛泽东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显然是针对江青的。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于是政治局于4月27日召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批评江青等人发起的“批判经验主义”宣传。邓小平说：“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江青当然不服气，她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状，王洪文在信中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1973年12月会议的案。”【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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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3）/毛泽东的再起（22）
　　
　　【接前】同时，江青也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此事。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后来说：【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决定亲自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从医院出来，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先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恩来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泽东问周恩来：“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
　　毛泽东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然后毛泽东开始在会上当众批评江青集团，主要是针对江青。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教条主义，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鸡蛋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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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就没了？中间很多断档了呢？
求楼主有电子版不？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4）/毛泽东的再起（23）
　　
　　【接前】年5月3日，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毛泽东这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却是批评江青。此时毛泽东因白内障的视力很差，只能看见一个人影，说话也不清楚，只有张玉凤能听懂他的话，所以要张玉凤给他当“翻译”。毛泽东在这种身体情况下召开会议，关键是要解决江青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的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提出批“经验主义”，毛泽东说江青也是“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完全否定了江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再次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要以中央的名义发文件，不要用个人的名义”。其实这些话毛泽东已经跟江青说过不知多少遍了，可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再次讲，因为江青听不进去。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当时对这四个人还是区别对待的。毛泽东是重点批评江青，轻微批评王洪文，而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则采用“保”的态度。
　　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的眼睛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1958年就写了文章（指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那时代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插话说：“见过一面。”（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1958年柯庆施曾带着张春桥见过一次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留下印象。）
　　毛泽东接着说：【我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5）/毛泽东的再起（24）
　　
　　【接前】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十分欣赏，亲自写了一个编者按，在1958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了张春桥的文章。但当时大部分人都反对张春桥的观点，只有两篇文章表示支持张春桥的观点，所以毛泽东说“张春桥有气”。
　　
　　毛泽东不知是故意，还是真的搞错了，他把姚文元写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搞错为张春桥写的。其实张春桥并没有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而是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我放过了，对不起春桥”，这样就为张春桥承担了错误。
　　这次搞批判“经验主义”，江青集团是全体出动，张春桥在会上讲批判“经验主义”，姚文元写文章批判“经验主义”，王洪文写信告状。如果说“批判经验主义”搞错了，那么就不是江青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他们四个人都有错，应该四个人都批评。毛泽东把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错误责任担下来，而把批评的火力集中到江青一个人身上。
　　毛泽东这么做是很高明的，因为江青有主席夫人的身份，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一下，也不会垮台。而张春桥和姚文元没有这样的过硬身份，如果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两人的话，马上就会引来众人的围攻，他们两人马上就要垮台。所以毛泽东要“保”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能批评他们，不能让他俩垮台。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用严厉的口吻批评江青，但又给江青留了后路，并没有打倒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意思。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特别指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也就是说江青他们的问题不算大，一下解决不了，可以慢慢解决，“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6）/毛泽东的再起（25）
　　
　　【接前】毛泽东虽说不处分任何人，但却不明显地处分了王洪文。这次会上毛泽东替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了好话，但没有替王洪文说好话。毛泽东说：【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对不起，我就是这样。】
　　前面说过，毛泽东多次劝告王洪文不要跟在江青后面，可是王洪文就是不听。这次王洪文又给江青当枪使，写信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让毛泽东感到颇为恼火。毛泽东特别点出“王洪文要见我”，也就是说王洪文想要私下见他，试图私下向他告状。毛泽东明言“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这样就等于是批评了王洪文试图私下告状的做法。
　　在会议结束时，王洪文与毛泽东握手时，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做手势翻过来翻过去）。”毛泽东用手势批评王洪文说：你不要阳奉阴违。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工作重新做了安排：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三分之一时间调查研究。这样一来，等于就把王洪文“逐出”了北京，“逐出”了政治局。不过在表面上，仍然保留了王洪文的中央副主席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反复用“不要搞修正主义，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来告诫江青和“四人帮”。与其说毛泽东批评他们，更应该说是劝告他们。毛泽东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这样做，其实是为江青等人好，是想给江青等人留一条后路。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和王洪文同时提出了“离婚”，这也是出于同样的想法。
　　
　　据参与“四人帮”审判的大法官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新华出版社）一书中，提到张春桥和王洪文的离婚之事。该书说：【王文正大法官谈了张春桥和王洪文在政治活动之外，鲜为人知的生活上的事情——“婚事”。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化大革命中一跃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可是自从毛主席逝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令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7）/毛泽东的再起（26）
　　
　　【接前】一天晚上，张春桥召见即将去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张春桥谈了毛主席对自己的培养，如何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等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两个人还谈到了未来党中央主席的人选。
　　对于华国锋，肖木则表示“够呛”，认为华国锋是“那些老家伙抬出来的”，因为“看他忠厚老实，好用他来做挡箭牌”。
　　张春桥则无可奈何地认为，如不让华国锋“挂帅”，现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肖木则提出了王洪文。他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沉默好久都不说话。
　　张春桥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看来，不管谁当主席，都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一场斗争。对这一点我早有准备，希望你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张春桥站起来，对即将离开的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老（马天水）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文静（张春桥妻子）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地说：“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张春桥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婉，几分凄凉，他说：“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只看到现在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也被批判了，刘、邓路线从此就结束了，天下从此就太平无事了，老婆孩子可以热炕头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在让秘书廖祖康将儿子带回上海，交给妻子崔根娣时，曾凄凉地说：“在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宁跟要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况我这顶乌纱帽，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时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
　　接着王洪文又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廖祖康，说：“你到管理处借500块钱给根娣带去，你告诉她，我离婚也是为了她好。”
　　崔根娣一个平凡而善良的中国女性，怎么能理解一个被权力欲火炙烤得完全失去了理智，连广大人民和民族利益都置之不顾的男人呢？
　　崔根娣当时对转达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说：“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给我，我会答应离婚。从今后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人，各人走各人的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8）》*****

崇新岳

liulang234 发表于 2014-1-31 15:47
怎么就没了？中间很多断档了呢？
求楼主有电子版不？

中间断档是审查通不过。电子版请留信箱。

jeep0070

楼主  信箱  jeep0070@qq.com   电子 版    谢谢

jinhai1996

1658642845＠qq.com

jinhai1996

电子版   谢谢啦，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jinhai1996

这事我看过最好的文革史

也也

wv5188@126.com
谢谢楼主。

Xiaoluo7701

1551749327@qq.com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