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2）/毛泽东的再起（51）
　　
　　【接前】江青高兴地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她说的是维特克，想的显然是她自己要在世界上扬名了。
　　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兴高采烈地东拉西扯了整整一个下午，完了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又边吃边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根本不理会总理的指示，从25日到31日，她一连在广州与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不仅大谈个人经历、私人生活、文化艺术，而且大谈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机密。
　　回到北京以后，江青又催逼着我们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说要送交周总理和张春桥、姚文元审阅，然后寄给维特克。我们加班加点一直忙到10月底，大家商量，无论如何应该向周总理汇报一下了，并推我去。于是我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请秘书转达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我。总理正忙着批阅文件，让我先说说重要的情况。我说：“如果要简单地说，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六十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说错了她会指正我的。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又是一个夜晚，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子，上面写了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
　　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意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1972年的岁末，周总理又召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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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3）/毛泽东的再起（52）
　　
　　【接前】于是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记录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加上封条，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所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是《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领导批评。
　　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这本书出版时，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所以作者并没有盲目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根据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和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
　　另外，围绕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件事，前前后后还有一些沸沸扬扬的传言。传得时间比较长而又离奇的是：周恩来为了避免维特克写的书出版以后，引起对江青的非议和各方面的不良影响，曾指令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有关人员找维特克女士商议，用高价收买她的版权，使之不能流传。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同维特克有接触的人士核实，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
　　
　　据张颖介绍，约1975年左右，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中文书，书中极力吹捧江青，但这本书与维特克采访江青无关。而维特克根据采访江青的内容，写成《江青同志》英文书，出版于1977年。《红都女皇》是中文书，《江青同志》是英文书，两者毫无关系。人们误把《江青同志》与《红都女皇》混同为一本书了。
　　据张颖这么一说，《红都女皇》的谜团似乎解开了，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最大的疑问是1975年香港版的《红都女皇》，并很少有人看过。张颖在文章说他看过《红都女皇》这本中文书，但并没有给出这本书的出版社，作者等关键情报。张颖还特别提到“此书在内地也很少见。”
　　也许是因为“少见”，许多文革研究者，也都没有看到过《红都女皇》这本书。据写《江青传》的作家叶永烈说：【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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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4）/毛泽东的再起（53）
　　
　　【接前】在1973年底因基辛格访华之事，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帮助”周恩来之后，在1974年和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关系都是良好的。
　　特别是1974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两人晚年中最良好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四届人大，而且在1975年上半年江青集团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时，毛泽东基本站在周恩来一边，严厉批评了江青集团。
　　然而在1975年下半年，毛与周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造成毛与周两人关系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周恩来因病退居二线，不再管政事了。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12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及国务院各部的部长开会，正式宣布自己退居二线。
　　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今后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副总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此后周恩来不再过问政事，专心治病。按照常理，周恩来退居二线，不再过问政事，也就不会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了，两人的关系应该更好才对。可是为什么周恩来退居二线之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反而恶化了呢？这就体现出周恩来扮演的特殊角色的重要性。
　　毛泽东发起文革，触动了大部分老干部们的既得利益，自然也就引起老干部们的极大不满。这些战争过来的老干部，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要不是周恩来在其中“和稀泥”，调节各方面的关系，老干部们的不满，很可能会喷发出来，发展到武力对抗。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少了一个军队中强有力的臂膀，就更难压制老干部们的反抗了。
　　这时候，周恩来对稳定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一方面同情和支持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又想方设法把这老干部们的不满，压制到毛泽东可以忍受的程度，避免了老干部们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造成了这几年来相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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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6）/毛泽东的再起（55）
　　
　　【接前】毛泽东认为，只有打倒周恩来这个后台，才能扑灭这股反对文革的风潮。于是毛泽东打响了这场 “反击战”，发起一场针对周恩来的“评《水浒》批宋江”判运动。我们可以从后来的历史事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出毛泽东这次“反击战”搞错了对象，不应该针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其实是在扮演压制否定文革风潮的角色。
　　然而毛泽东并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他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看清周恩来的这个角色，所以发动了一场战略上错误的批判周恩来运动。这场批周运动，不但没有扑灭反对文革的风潮，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刺激和助长了反对文革的风潮，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毛泽东这次针对周恩来的战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困难，这是因为周恩来已经交出所有权力，只是在名义还是国务院总理。以前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可以用剥夺周恩来的一部分权力，对周恩来进行“处分”。毛泽东在1973年批周恩来的时候，就是暂时撤销了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资格，作为对周恩来的处分或者处罚。而现在周恩来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毛泽东也就无法处分周恩来了，唯一可以做的“处分”，就是撤掉周恩来在名义上保留的国务院总理职位。
　　周恩来本人也看出此时自己是“无职一身轻”，毛泽东已经没有办法处分他了。周恩来进一步争取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务院总理职位，这就让毛泽东更无法处分他了。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975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7、8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一般情况下，总理是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你不用出去。”
　　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
　　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给毛主席写信，是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位置。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和“第一副主席”，但这职务位置已明确了小平同志的职务。总理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无音讯。】
　　
　　因为此时周恩来已无任何实职，无任何权力，所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斗争，就不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而是成为两人的“威信”之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7）/毛泽东的再起（56）
　　
　　【接前】提到“权力斗争”，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是为了个人私益的争权夺利，这是把权力斗争庸俗化了。不管“主义斗争”也好，“路线斗争”也好，最后总要落到实处，这个“实处”就是权力，也就是“路线”的斗争，最后总要落到“权力”的斗争上。
　　毛泽东有自己的路线，刘少奇有自己的路线，周恩来也有自己的路线。如果毛泽东掌握了大部分权力，中国就会按照毛泽东的路线走；如果刘少奇或周恩来掌握了大部分权力，那么中国就按照刘少奇或周恩来的路线走。你想要中国按照你的路线走，你首先必须拿到权力，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因此，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就是权力斗争。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就是为夺权”，这句话并没有错，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文革就是夺权。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自己给文革的定义，就是“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因为只有夺了刘少奇的权，才能阻止中国走刘少奇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发出指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在权力斗争中，所谓的“打倒”，具体说来就是“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也就是剥夺一切权力。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失去了一切权力，成为普通老百姓。197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标志着邓小平再次失去一切权力，也就是再次被“打倒”。
　　
　　不仅是毛泽东，周恩来也承认权力斗争。前面提到，周恩来在病重的时候对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里周恩来也明确地说，斗争的目的就是争权，不能让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在权力斗争方面，周恩来也绝不是手软的人。如果周恩来在权力斗争方面手软，拱手轻易把权力让给别人，他也不可能当27年的总理。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明线，最后以刘少奇丧失一切权力，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终；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这是一条暗线，最后周恩来因病全身而退。周恩来是输给了自然规律，并没有输给毛泽东。如果周恩来当时身体较好，大概绝不会把总理的大权交出去的。
　　
　　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夺权并不等于掌权”，夺到权之后，必须有能干的人来掌握才行，否则夺到手的权掌握不住，又会被别人再次夺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8）/毛泽东的再起（57）
　　
　　【接前】毛泽东的强项是“夺权”，包括领导中共夺了蒋介石的权，周恩来的强项是“掌权”。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有过被“打倒”的经历，而周恩来则是不倒翁，几十年来从未被打倒过，可见周恩来的“掌权”功夫是非常到家的。
　　毛泽东在文革中夺权是成功的，但夺到权之后的掌权，却是失败的。最后这些夺到手的权，又被别人悄悄夺回去了。毛泽东的掌权失败，主要是缺少善于掌权的人才。毛泽东善于发现“夺权”人才，却不善于发现“掌权”人才，毛泽东的干将江青、张春桥等人，都是“夺权”人才而不精于“掌权”。相反，周恩来善于发现“掌权”人才，周恩来的干将都是善于掌权的高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人才争夺战，双方都试图把能干的人，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这在邓小平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毛和周都在争取邓小平，但最后是周取胜，毛不得不再次打倒邓。不过周恩来也有争夺人才失败的时候，典型例子就是乔冠华。
　　乔冠华在中共高官中是一个“异数”，因为他是当时部长级高官中，唯一一个有洋博士学位的人。乔冠华1913年出生在富裕家庭，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日本、德国留学，1937年在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乔冠华1938年回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跟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重视和重用。新中国建国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乔冠华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上的主要助手之一，历任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
　　在文革初期，乔冠华作为周恩来派系的代表人物，与陈毅、姬鹏飞三人一起被列为外交部的头号“打倒”对象，但在周恩来保护下，乔冠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林彪事件后，姬鹏飞和乔冠华都复出，陈毅去世后，姬鹏飞继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任外交副部长，成为外交部第二号实权人物。
　　姬鹏飞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他当外交部长并不意外。而乔冠华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当上外交部副部长，完全是得益于周恩来的培养和提拔。乔冠华除周恩来之外，与其他党内大腕人物几乎都没有渊源，完全是周恩来的人，有人说周恩来对待乔冠华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如果乔冠华1973年没有与章含之结婚，他肯定将继续作为周恩来派系的重镇人物，但这次婚姻改变了乔冠华的命运，因为乔冠华的新妻章含之是一位不一般的人物。【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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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崇新岳老师！弱弱地问一句，老师的该部作品大约写到什么时候？到粉碎四人帮吗

玄之又玄

大作拜读，看的出作者是很用心的，很是佩服，想求全文的电子版，邮箱：1428741292@QQ.COM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9）/毛泽东的再起（58）
　　
　　【接前】说到章含之，不能不说到她的养父章士钊。章士钊算是老牌革命家，早年为《苏报》主笔，大力宣扬革命思想，后又与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成为当时中国政坛有影响的人物。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在北洋政府中任职，曾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职。章士钊在此期间无意中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资助两万元大洋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毛泽东。
　　后来有人说章士钊当年资助毛泽东，是因为看到毛泽东有“帝王之气”，这当然是事后诸葛亮的智慧。当时章士钊资助毛泽东，主要是看在湖南老乡的情分上。这笔钱对于当时已经是大人物的章士钊来说，并不算什么；而对于当时还是渺小人物的毛泽东来说，则是一笔巨款了，这笔钱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后来毛泽东还感激地说：“章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了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他也成为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党外人士“世交”朋友。1963年，毛泽东提出要还章士钊当年借给他的钱，2万银元折算2万元人民币。章士钊坚持不要，毛泽东则坚持要还。此后每年春节，毛泽东让秘书送2千元给章士钊，一直送了10年，还清了2万元。
　　
　　章含之1935年生，生母原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后成为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1949年结识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洪君彦，两人恋爱，并于1957年结婚。洪君彦的父亲解放前是大资本家，与章士钊也算是名门相配。结婚后，洪君彦得益于章士钊的背景，一路攀升，年仅27岁时就担任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那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不过文革开始后，洪君彦被作为“黑帮”批判和批斗，可谓厄运临头。
　　1953年章含之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部，之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英语教师。1963年毛泽东70寿辰，他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办一个家宴，章含之随章士钊一起去赴宴。宴会上，毛泽东得知章含之是英语教师时，问她：“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开玩笑，就说：“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还要拜你为师啊。”
　　章含之不知如何回答，章士钊替她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一星期后，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章含之，请她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半年多。从后章含之成为能够“通天”，直接与毛泽东说话的人。1971年外交部改组，毛泽东推荐章含之进入外交部，此后章含之一路攀升，历任一般职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参与了中美会谈、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
　　1972年，章含之与丈夫洪君彦离婚。关于离婚理由，章含之与洪君彦有不同的说法。章含之说离婚是因为洪君彦有外遇，而洪君彦则另有说法。另外，章含之还说：是毛泽东鼓励她离婚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0）/毛泽东的再起（59）
　　
　　【接前】章含之在回忆录中说：【一个多月后，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
　　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
　　毛主席在讲了许多历史故事之后，不知怎么，话锋一转，直视着我说：“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
　　我当时坐在正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我以为毛主席还在开玩笑，于是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评，我这人是没出息！”
　　主席认真地说：“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主席当着这么多领导，突如其来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伤痕使我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继而，我心头一酸，哭了起来，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
　　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
　　在场的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大概都觉得不好插话，一时出现了几秒钟难堪的沉默。我终于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主席说：“那好！办完了我祝贺你。”
　　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深知我个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对我父辈般的关怀，主席同我父亲有着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常常想，我的一生虽然能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并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却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决定了我的命运。对于我来说，他有一种神的力量！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36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
　　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1）/毛泽东的再起（60）
　　
　　【接前】章含之的上述说法，总让人感到有不自然之处。既然章含之好面子，怕别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而且毛泽东鼓励章含之离婚，也不太合乎毛泽东一贯的做事风格。从各种人对毛泽东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不爱插手身边人的婚姻等私事的。就是毛泽东自己的女儿李讷的婚事，毛泽东也没有插手。1970年，李讷到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爱上了中央办公厅内部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徐，但遭到江青的反对。毛泽东则尊重李讷的意愿，同意李讷自由婚姻，于是两人结了婚，毛泽东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是一套《马列选集》。
　　另据章含之的前夫洪君彦回忆说：【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
　　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含之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含之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
　　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章含之离婚后，开始公开与比自己年长22岁的乔冠华谈恋爱，当时乔冠华已经丧偶。章含之回忆说：【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花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有人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
　　乔冠华和章含之谈恋爱，不管他们本人的意思如何，他们必然地陷入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乔冠华是周恩来一手培养的人，周恩来是乔冠华的大恩公，乔冠华是周恩来的人；章含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人，毛泽东是章含之的大恩公，章含之是毛泽东的人。一个毛泽东的人与一个周恩来的人恋爱，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矛盾，他们两人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出现矛盾时，就不免要殃及池鱼，乔冠华和章含之也不得不做出选择：或者靠在毛泽东这边，或者靠在周恩来那边。试图两边都不得罪是不可能的，必须得罪一边。
　　果然，1973年底，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了重大矛盾冲突，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乔冠华和章含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他们两人必须做出一个决断：真批周恩来，还是应付一下假批周恩来。如果是真批周恩来，乔冠华就对不起周恩来；如果是假批周恩来，章含之就对不起毛泽东。最后两人决定真批周恩来，靠到毛泽东这一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2）/毛泽东的再起（61）
　　
　　【接前】对此章含之回忆说：【回首往事，在19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
　　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
　　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说。】
　　
　　章含之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特别是不提他们在批周的会上，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对此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了章含之在那次会上的表现：【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
　　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账？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据当年与乔冠华同住外交部干部宿舍的俞建章撰文说：【章含之走进乔冠华的视野，继而走进乔冠华的生活，成为乔冠华的夫人，也成为把乔冠华拖进历史泥潭的罪人。章含之把乔冠华拖入泥潭，最丧心病狂的举动就是在1973年批判周恩来的风潮中，她把乔冠华捆在了自己的“战车”上，让乔冠华在批判会上连连向周恩来射出重磅炮弹。
　　且不说乔冠华批周恩来的那些发言内容的政治性是如何的荒谬和颠倒是非，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乔冠华的批周恩来，是把自己永远捆在了人格的耻辱柱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3）/毛泽东的再起（62）
　　
　　【接前】了解乔冠华的人都知道，乔冠华从1940年代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一直没有脱离过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是在周恩来手把手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周恩来是他的领导人，也是领路人；是上级，也是父兄。
　　文革以后，乔冠华“落难”，在他任职多年的外交部并没有多少人同情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文革中政治上所犯的错误，更是因为他的反周恩来引起了外交部广大干部在道义上的厌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章含之。
　　在章含之后来撰写的那些《回忆录》里，对这些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不是避重就轻、一笔带过，就是信口胡言。她写道：她和乔冠华曾经在陪同外宾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就1973年批周的事情向周恩来表示了忏悔，得到了周恩来的原谅。
　　周恩来已经去世，此话现在已经无从证实。但是，据当时参加接见的医生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在回忆这次接见时写道：周恩来接见完外宾之后，工作人员要求和总理合影留念，乔冠华夫妇也在合影人群之中。总理在记者照完像后，对所有在场的人说了一句话，令当时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总理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
　　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是那些医生护士？还是总理身边的秘书、警卫？显然是说给那些在总理脸上打过叉的人的。】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事件说：【1975年夏季，周恩来在三五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带病坚持工作，一批又一批地会见中外宾客。医疗组和陪同周恩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都想找机会同总理合影留念，可总找不到合适的时机。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这件事情，事先有人已“谋划”好了，由乔冠华出面请求周总理同大家合影留念。事情说妥以后，大家按新华社派来专为中央领导人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安排，将人们分成两排站好了队，李先念和乔冠华站在前排中间，他们两人当中留给周恩来一个空位置。
　　周总理在值班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当摄影师正要举起相机拍照时，突然间，一个叫人听了心颤的声音响起来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十分平缓的。但是，在场听到这句话的人不由得心中一震。一向儒雅的周恩来，平素很少听到他跟别人有过开玩笑的话。此时此刻，人们对他的这一句话颇费猜测，似乎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将要来临。】
　　
　　1973年12月，章含之与乔冠华正式结婚，当时章38岁，乔60岁。乔冠华在1973底年批周时“反戈一击”，立了功，成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但他们两人的职位和能力都不能独当一面，不能自成一派，只能投靠到江青集团那一边。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乔冠华接替姬鹏飞当上了外交部长，这既是来自江青集团的推荐，也是毛泽东的意思。但乔冠华的好景不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乔冠华被撤销外交部长职务，隔离审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4）/毛泽东的再起（63）
　　
　　【接前】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印发了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亲笔信的影印件。章含之的信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该信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1975年)夏天，大约8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
　　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
　　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
　　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
　　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仲超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含之。1976年4月25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后，在她的信上做了如下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上述《罪证材料》，对章含之的信有如下说明：【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这封写给毛泽东的“告密信”，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章含之为什么要写这封“告密信”呢？这在后面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5）》*****

崇新岳

pgdzxfj 发表于 2014-2-8 22:26
感谢崇新岳老师！弱弱地问一句，老师的该部作品大约写到什么时候？到粉碎四人帮吗 ...

是的，到粉碎四人帮！多谢你的关注和支持。

wushi123

崇新岳楼主，您的大作一直在持续拜读中，能否给发个完整版呢？将不胜感激！邮箱：danvwu@163.com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5）/毛泽东的再起（64）
　　
　　【接前】章含之的这封信，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过时新闻”，不值钱了。章含之写这封信有一个大背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墙倒众人推，邓小平被撤职后，很多人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邓小平。章含之在1976年4月25日写的这封信，就是在这股“推墙风”中的一封。而且，章含之的这封“告密信”并不高明，不但没有让毛泽东相信她的忠诚，反而让毛泽东怀疑她的忠诚度。
　　章含之揭发的问题，是半年前1975年8月发生的事。章含之在半年前为什么不揭发这件事呢？显然当时她是害怕邓小平，不愿意得罪人；现在邓小平打倒了，不用怕得罪邓小平了，所以这时才出来揭发。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章含之这封信只是一种投机性质的东西，不值得重视。
　　
　　但在另一方面，公开出来的章含之这封信，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是历史研究的难得宝贵史料。章含之信中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和张春桥历史都是叛徒。一般认为，康生和江青等人是一伙的，而且康生与江青还是同乡，两人的关系一直良好，为什么康生在突然要告发江青呢？在分析这件事之前，先看一下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行动。
　　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74年12月，周恩来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之前。据《百年潮》（中共党史学会期刊）2006年登载《康生为什么突然揭发江青张春桥》一文记述：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面对这种形势，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做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恩来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问题。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反而留下了他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6）/毛泽东的再起（65）
　　
　　【接前】另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述：【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张春桥的严重历史问题。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1975年8月，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
　　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19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
　　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康生第二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8月，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章含之的信中专门提到。康生第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底，再次向周恩来告发。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去世，这次告发是康生死前两、三周的事。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写道：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康生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
　　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