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5）/毛泽东的再起（84）
　　
　　【接前】刘冰等人的信，还附有一份材料《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该《材料》摘要如下：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
　　迟群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
　　迟群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种的蔬菜统统拔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
　　迟群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
　　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迟群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迟群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迟群一个人说了算数……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迟群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伺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
　　去年，迟群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5）/毛泽东的再起（84）
　　
　　【接前】刘冰等人的信，还附有一份材料《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该《材料》摘要如下：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
　　迟群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
　　迟群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种的蔬菜统统拔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
　　迟群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
　　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迟群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迟群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迟群一个人说了算数……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迟群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伺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
　　去年，迟群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6）/毛泽东的再起（85）
　　
　　【接前】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然而刘冰等人不见毛泽东的回音，于10月13日再次写信向毛泽东告状。第一封信是告状迟群一个人，第二封信又加上了谢静宜，同时告状他们两人。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摘要如下：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8月24日，他违背党委一元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委常委会，私自决定召开工宣队员大会。并说“今天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
　　在会上他煽动说：“有人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
　　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在同志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
　　9月14日至19日，他不向校党委打招呼，离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里去了。从9月初到10月1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里不开会，不见群众，不找干部谈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迟群同志的这些行为，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做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
　　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
　　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谢静宜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7）/毛泽东的再起（86）
　　
　　【接前】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1975年10月13日】
　　
　　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终于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留下李先念、汪东兴谈话，却没有叫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
　　毛泽东又说：【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这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这里毛泽东指示“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这是自从1969年“九大”以后，毛泽东第一次发出“出大字报”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之后，清华大学再次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每天有很多人涌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大有文革初期的势头。
　　1975年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了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大会名为“大辩论”，实际上是对刘冰等人进行批判和批斗，这也是再现文革初期的批斗大会。刘冰后来回忆说：【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的同时，迟、谢等人组织人对我进行所谓提审。批斗加提审，和蒯大富的办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迟、谢们不打人，这比蒯大富要高明一些。】
　　
　　以刘冰等人的信为契机，掀起的这场大批判，就是后来称之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次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要破坏毛泽东这些年来一直提倡的“安定团结”。那么毛泽东的用意何在呢？这个问题后面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8）/毛泽东的再起（87）
　　
　　【接前】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写信告状的“动机不纯”，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敏锐地指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刘冰等人第一封信的抬头是【小平同志转呈主席】，第二封信的抬头是【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也就是说，刘冰等人的信是写给两个人的，第一读者是邓小平，第二读者才是毛泽东。如果按照刘冰等人在信中写的那样“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那么这封信直接写给毛泽东即可，为什么要经由邓小平这个中间人先看呢？况且毛泽东当时就在北京，这封信完全可以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
　　退一步说，假如刘冰只是想请邓小平顺便把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也完全没有必要在信的抬头，明确写上“小平同志转呈主席”或“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如果按照正常手续，这两封信应该先送到清华大学党委的上级领导北京市委，再由北京市委转交主管文教的副总理张春桥，再由张春桥转交毛泽东。刘冰等人作为清华大学的党委领导，肯定知道在几个副总理当中，张春桥是分管文化教育的，而邓小平当时并不分管文教。既然刘冰等人向邓小平汇报，为什么不向张春桥汇报呢？
　　当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张春桥只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名义上，王洪文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向邓副主席汇报而不向王副主席汇报，在手续上是不正常的。尽管王洪文已经坐冷板凳了，中央文件的传阅还是要给他的。如果刘冰等人的信，写“春桥同志，小平同志转呈主席”，或者写“邓副主席、王副主席并呈毛主席”，这都是比较正常的；而只写邓小平，漏掉张春桥或王洪文，就是不正常了。
　　
　　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封信的执笔者之一刘冰写了一本回忆录，另一个执笔者惠宪钧也写了回忆文章。惠宪钧回忆中，没有提到他们的信写“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的理由。惠宪钧回忆说：【我写信的思想初衷，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
　　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好嘛，这个闹，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就在那儿折腾。他不是一般的闹，有的时候就是喝酒乱闹，有的时候就是和谢静宜吵骂。我有一次，简直看不下去了，也是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这像什么话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9）/毛泽东的再起（88）
　　
　　【接前】迟群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闹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多材料里都有揭发。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迟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的，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
　　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当时也同意了。
　　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
　　
　　惠宪钧的回忆中，只是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这应该理解为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可是为什么后来成为给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个人写信呢？惠宪钧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刘冰在回忆录中，倒是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刘冰的“说明”显得十分牵强附会。刘冰说：
　　【鉴于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的教训，我们认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为那样容易落人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之手，最好是通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主席。
　　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定会转送主席的。】
　　
　　刘冰的这个解释有点“荒诞”，完全是编故事的感觉。首先，刘冰作为一个小小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怎么可能知道“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更有甚者，刘冰还指出，扣押毛泽东信的人是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人，这就更离奇了。
　　当时给毛泽东写信的人很多，但不是每封信都能转到毛泽东手中，只有经过筛选的少数信件能送到毛泽东手里。这样做并不是“扣押”，而是毛泽东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看大量的“群众来信”，必须经过筛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0）/毛泽东的再起（89）
　　
　　【接前】写给毛泽东的所谓“群众来信”，第一步先送到中央办公厅，在那里进行第一次筛选。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有可能看到这封信，并扣押下来。而谢静宜、毛远新、江青都与中央办公厅无关，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群众来信的“原件”。
　　经过中央办公厅筛选的“群众来信”，第二步送到毛泽东办公室，由毛泽东的秘书再次筛选，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张玉凤等人，可能看到这封信并扣押下来。谢静宜已经早就不是毛泽东的机要员了，江青也早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了，毛远新只是联络员，他们都不可能看，也没有资格看报送给毛泽东的文件。所以，谢静宜、毛远新、江青怎么可能扣押这封来信呢？
　　再者，如果这封信先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传阅，最后送到毛泽东那里。传阅的文件都必须交回的，绝不可能传到江青那里，就被她扣留下了。刘冰说：“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这种故事编得如同地摊文学的描写。
　　还有，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毛远新是1975年9月以后才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刘冰等人的信是1975年8月发出的，刘冰怎么可能提前预知毛远新将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毛泽东传》记述：【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10月10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因此，刘冰所说的他们同时写信给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理由，未免欲盖弥彰，越描越黑，更加凸显了他们的“动机不纯”。刘冰等人的动机，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到毛泽东这条船快沉了，赶紧往邓小平的船上跳。关于刘冰与邓小平的关系，刘冰在回忆录中写道：【“四届人大”之后，周总理的病情加重，听说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对于小平同志，我直接接触只有一两次，但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来我曾多次玲听过他的报告、讲话，我感到他是一位有着很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具有非凡才能和魄力，能够扭转乾坤的领导人。由他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我衷心地赞成和拥护。】【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1）/毛泽东的再起（90）
　　
　　【接前】可见，刘冰过去与邓小平并无关系，现在看到邓小平快要上台了，马上就设法与邓小平拉关系。怎样才能与邓小平拉上关系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投名状”，告状一个反对邓小平的人，或者邓小平不喜欢的人，这样就能赢得邓小平的好感，建立与邓小平的关系。现在正好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是反邓小平的，于是他们几个人就想到告状迟群，一方面赢得邓小平好感，另一方面也是撇清他们与迟群的关系。
　　自从清华大学建立革委会之后，刘冰等人就在迟群的领导下，过去几年也相安无事。刘冰他们在告状信中也说：“迟群同志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
　　刘冰在信中也承认，过去几年他们与迟群关系良好，同盟是认真服从迟群的领导的。
　　迟群当时大权在握，迟群把被批斗的刘冰“解放”出来，并让刘冰当党委副书记，也算是对刘冰不错。据刘冰回忆说：【我坐在车上，一路上在想。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司机同志突然发问：“刘冰，你这几天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
　　我说：“想过，是有错误。”
　　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好好想想。”
　　这位司机同志平时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巴交，不大爱说话，有时说话甚至脸都发红，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出我意料。我想不能怨他，因为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知道迟群这种伪君子的真面目呢？所以，我对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司机这样的“工人阶级”，思想都是比较单纯的。司机看到过去迟群、谢静宜对刘冰不错，现在刘冰反过来告他们的状，所以对此打抱不平。
　　
　　其实对于刘冰他们来说，这封信毛泽东看到没有，并不重要。只要邓小平看到了信，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但刘冰他们与邓小平素无交情，怎样才能把信送给邓小平呢？对此刘冰回忆说：
　　【写好信后，接着又研究如何能把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我1953年到1956年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耀邦同志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经常同他接触，深知他为人耿直，乐于帮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与小平同志来往较多。【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2）/毛泽东的再起（91）
　　
　　【接前】我想只有找耀邦，请他把信转给小平同志比较可靠。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三位完全赞成。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就给耀邦家里打电话。他不在家，夫人李昭同志说他到科学院上班去了。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李昭和耀邦一样是个爽快人，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四点钟到家里来好了。”
　　第二天，我准时去了。耀邦说：“你有什么事？”
　　我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然后我概略讲了一下这两个人的问题，说明我们写给主席的信，想请他帮助送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耀邦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
　　我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他。
　　耀邦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
　　我说：“耀邦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用事实说话。”
　　耀邦说：“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
　　我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
　　耀邦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助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
　　我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
　　耀邦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
　　我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
　　耀邦笑了。接着问我：“你从邮局给他寄去，行吗？”
　　我说：“那样不牢靠，怕弄丢了。”
　　耀邦想了想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
　　耀邦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我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王秘书接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听出，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
　　我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
　　王秘书说：“你从邮局寄也行。”
　　我说：“我怕信件遗失。”
　　王秘书说：“那不会的，你寄好了。”
　　在电话上我不好意思再和王秘书讲下去了，我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打电话时，耀邦亲切地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他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
　　我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
　　耀邦说：“那你就寄嘛!”
　　我说：“不能寄，我不放心。”
　　耀邦说：“我看你还是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X X街X X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3）/毛泽东的再起（92）
　　
　　【接前】耀邦同志该做的都做了。对于他的真诚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六点多钟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您说的去办吧!谢谢您。”和他握手告辞了。
　　出了大门，坐到车上，我改变了主意，觉得贸然到小平同志家里还是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
　　路上，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但是，负责警卫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队？八三四一部队？还是卫戍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复思索着，经司机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
　　我进门就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三人晚八点在他办公室等我。见面后，我先说了见到耀邦和给王秘书打电话的情况，然后讲了我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他们三人对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一致赞成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办法。惠宪钧说：“我先打电话问问那里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子。”（惠宪钧是八三十一部队派到清华大学去的支左军队干部）
　　惠宪钧着就给马清沅副参谋长拨了电话。当马清沅得知是送信的事，立即热情地告诉老惠，正是他们师负责警卫，可以把信直接送去。随后，他就让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那里的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他又亲自给那里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一切安排妥当后，马清沅就让惠宪钧次日上午九时准时赶到那里，还提醒他：“要穿军服，军风纪要严整。要告诉警卫人员，你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他们会接待你的。”
　　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齐，格外精神，驱车准时赶到邓副主席住宅门前。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老惠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他旋即送进院里去了。
　　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老惠说；“因王秘书正在忙，让我转告清华大学的同志，现在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
　　老惠说：“这时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想到小平同志今天就能看到我们的信，真是高兴得没法说了。”我们听后，自然也都跟他一样，高兴得没法说了。
　　信送出之后的第九天，我和惠宪钧到市委向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然后请他们转交我们写给吴德的信。
　　此后我们就天天盼望着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着吴德的接见。我们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但一直没有消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4）/毛泽东的再起（93）
　　
　　【接前】从刘冰的回忆来看，他们对把这封信送到邓小平手中，是很花了一番心思的。可是送到邓小平手里，不等于送到毛泽东手里，他们对这封信是否送到毛泽东手里，就不那么费心思了。刘冰解释说：“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一定会转送主席的。”
　　刘冰他们与邓小平素不相识，素无来往，他们怎么能如此肯定“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一定会转送主席的”？刘冰说他们当时做出这样的判断，显然是不真实的。
　　
　　对这件事，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
　　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
　　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
　　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纪登奎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冰要谈什么问题？”
　　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
　　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
　　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1974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
　　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
　　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5）》*****　　

pgdzxfj

顶！楼主辛苦

pgdzxfj

崇新岳老师，不好意思啊，在等更新啊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5）/毛泽东的再起（94）
　　
　　【接前】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看写告状信的动机。一般来说，写信向上级告状，是本人受到迫害或不公正的待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写信告状的。前面提到的李庆霖的告状信，张铁生的告状信。黄帅的告状信，以及后来《创业》编剧张天民的告状，都是这种情况，告状者本人是受害者。
　　迟群是刘冰的顶头上司，是直接管刘冰的人。大家都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县官不如现管。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那么自己的日子绝对不好过的。只有上司没有迫害自己，没有侵害自己的权益，他再干什么荒唐的事情，只要与自己无关，自己也不会去告状上司。因为告状上司，必然会得罪上司，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苦果。所以一般人不到被迫害无奈，被逼上梁山的情况，是不会告状顶头上司的。
　　迟群虽然干了不少荒唐事，但迟群并没有迫害刘冰，这点刘冰在告状信中也是承认的。而且刘冰的司机也指责他说：迟群对刘冰不错，刘冰不该状告迟群。
　　按照常理，迟群再干荒唐事，只要没有迫害刘冰，刘冰是没有必要告状迟群的，毕竟这样风险太大。如果刘冰真的是出于“觉悟高”、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那么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写上邓小平的名字。写上“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就是意味着他们忠诚于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个人。这在毛泽东看来，当然是别有用心。
　　退一步说，假设刘冰真的是赤胆忠心之人，那么他做事不会那么“圆滑”。据刘冰自己说：【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刘冰所谓“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圆滑”的政客风格，而不是赤胆忠心之人的所作所为。
　　再退一步说，假设刘冰真的是赤胆忠心之人，他以自己一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也还说得过去，问题是刘冰等四个党委副书记和党委常委联名给毛泽东写信。难道说刘冰等四个副书记同时都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吗？这是不太可能的，用这个想来骗毛泽东，是骗不了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6）/毛泽东的再起（95）
　　
　　【接前】一般来说，写告状信都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刘冰他们以为四个人联名写告状信，人多力量大，没想到这样反而露出他们“动机不纯”的马脚。
　　下级告状自己的顶头上司，除了被迫害，被逼无奈之外，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看到上司的地位不稳了，快倒台了，这时趁机告状，把上司扳倒，自己取而代之。刘冰等人的告状动机，应该是这第二种情况，看到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多次批评，所以趁机状告江青的亲信迟群和谢静宜，一举打倒这两个人。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刘冰等人要打倒的不仅仅是一个迟群，而是像迟群那样，在文革中上台的一大批造反派干部，他们要把造反派干部全部打倒。所以毛泽东说：“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至于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刘冰回忆说：【9月30日晚举行国庆招待会，北京市委电话通知：清华大学要有一位领导人参加，请学校将名单报上去。我请来惠宪钧、柳一安商量，他们主张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妥，因迟群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所以我说：“还是把迟群报上去，在这些问题上要谨慎为好。”
　　他们坚持认为：“迟群是政治野心家，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党中央及市委揭发了他的问题，不能又推举他参加这样重要的政治活动，他已经不能代表清华了。在原则问题上要当仁不让，这是代表广大教职工去的，不是个人问题。”
　　但我思想上还有点犹豫，说：“从组织原则上我们要站得住才行。”
　　他们说：“这怎么会站不住呢？我们已向市委汇报过迟群的问题，市委也没有指定要他去，只是指定去一位领导人，把你的名字报上去有何不可？现在就是要长一长我们的志气，打一打迟群的威风！这也是斗争嘛!”
　　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就把我自己的名字报给市委了。9月30日下午6时，北京市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同志在市委会议室集合，迟群也来了。我吃了一惊，但继而一想，准是谢静宜把他弄来的，也就不奇怪了。
　　　过了国庆节，我们告状迟、谢的信仍没有回音，真急人啊！我们商定：再写第二封信，继续揭发，要把迟群这两个月来的丑恶表演一件件都写上，还要把谢静宜也挂上，适度地揭发她支持迟群，包庇迟群，使主席和中央知道她也有问题。
　　这封信是我起草的，10月13日完稿并复写完毕。我们仍采取上次的办法，由惠宪钧将信送到邓副主席住处，请警卫排长送交王秘书。但没想到，那位排长转达王秘书的话说：“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
　　老惠回来说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的心情都沉重起来，认为可能是第一封信出了问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7）/毛泽东的再起（96）
　　
　　【接前】为了能把第二封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们一起冥思苦想，最后我想到了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同志。他曾担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接触中央领导人较多。抗战时期在太行山我们就熟悉，他为人正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老同志，估计会有办法帮助我们。
　　于是，在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来到李琦同志的家，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他支持我们。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没想到清华内部几位领导同志起来揭发迟群、谢静宜了。”
　　我插话说：“这叫后院起火嘛。”
　　李琦笑了，我也笑了。他接着说：“这件事太好了，你们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们。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时他也在那里，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把你们的信交给他不就行了嘛？”
　　我说：“上次的信就是王秘书收的，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他那里不收信了。”
　　李琦说：“可能是送到家里不方便吧。我到国务院见到他时，交给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
　　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呀。还有一件事，请你把我们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向周荣鑫同志报告一下，因为他是教育部长、党组书记，这样的事应当向他报告，这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别的人你就别说了，请给我们保密。”
　　李琦说：“这没问题，给你们保密，一定向荣鑫同志报告。”
　　后来我得知，李琦同志把信交给了当时担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同志，是乔木同志把信送给小平同志的。但在那时，连向乔木同志说声感谢的话都不可能。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乔木同志到甘肃视察工作，我才有机会向他表示了感谢。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
　　
　　刘冰说“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这话是实话。刘冰看错形势，以为揭发迟群可以立大功，所以他才积极写了两封信。如果刘冰知道揭发迟群要闯大祸，他是不会揭发的。从后来刘冰的各种表现来看，刘冰不是那种“不怕打倒”的人。
　　据吴德回忆说：【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
　　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8）/毛泽东的再起（97）
　　
　　【待续】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我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对方案稍加修改，这个方案由我们四人签名，报送了毛主席。很快批回来，毛主席画了三个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
　　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后，我就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
　　“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
　　我说：“是辩论会嘛，如果先讲了毛主席说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谁还敢讲话？”
　　后来，清华大学开全校大会，“四人帮”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
　　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胡耀邦，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
　　后来，“四人帮”策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清华党委要向政治局汇报，周荣鑫、胡乔木、胡耀邦参加。邓小平同志事先向这些同志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在会上作检讨。
　　会议开始后，先是刘冰同志起来“揭发”我们。刘冰说他的一封信是经胡乔木、周荣鑫等同志送邓小平后转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给吴德，吴德又交给纪登奎的。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承认信是经过他们转送的，并且做了检讨。我们“这条线”的纪登奎也检查了几句，我没有吭声。
　　这次会议的后一段是迟群、谢静宜及清华大学的人站出来发言，揭发邓小平同志，语言比较恶毒，围攻了一两个小时。这些活动是“四人帮”和毛远新策划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老同志。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据吴德回忆说：刘冰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他们。吴德虽然用“揭发”这个词加了引号，但性质并没有变。估计刘冰看到形势不妙，又反过来揭发吴德等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9）/毛泽东的再起（98）

【接前】刘冰等人的两封告状信，是引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导火线。在1975年8月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邓小平还可以置身度外的。如果是一般人，为了自保，会赶紧与周恩来划清界限，或者疏远周恩来，但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疏远周恩来。1975年8月14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指示之后，在8月15日和16日连续两天，邓小平前往三零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以后仍以相当频繁的频度去周恩来那里谈话。
不久，邓小平又表示了他对“评《水浒》”的看法。据《邓小平年谱》记载：【8月21日下午，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会议。会上胡乔木问：前不久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特别有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后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9月7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外宾。在会见时周恩来坦诚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然后周恩来转过话题，称赞邓小平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当时邓小平将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只是党内高层知道，并没有向党外公布。周恩来这次主动把“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消息，透露给媒体，这也就是挑明邓小平将接任国务院总理，为邓小平造声势。
周恩来进一步说邓小平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这句话与其说给外宾听，更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所谓“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就是让国内的人民群众相信邓小平。

9月20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小平等人在医院守候。周恩来在手术前，又特别向众人大声表扬了邓小平。据《周恩来年谱》记述：【9月20日下午施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之后，周恩来躺在手术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0）/毛泽东的再起（99）
　　
　　【接前】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述：【16年之后，1991年的9月29日，在观看电影《周恩来》时，邓小平仍然十分感触。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清楚地回忆着当时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医院守候的情况，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对他大声说的话语。他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在1975年9 月时候，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已相当多的不满，但还是试图把邓小平放在接班人的地位上予以“考验”。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述：【直到1975年的9 月，毛泽东心目中，还是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
　　9 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对客人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 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
　　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壮丁”，表明直到此时，他还是对邓小平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因为他对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是有所了解的，也认识到总得有人来进行一些整顿，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
　　毛泽东让毛远新做联络员，令“四人帮”兴奋不已。毛泽东晚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已不容易见到他。就连他的妻子江青，也很难见得到他。“四人帮”想要向毛泽东“告御状”进谗言，也是相当困难的。而现在，他们的人毛远新终于可以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终于变成可以向毛泽东耳旁吹风的重要人物。对于“四人帮”来说，这真是一件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大好事儿。
　　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在欢欣兴奋的同时，立即策划于密室。这一次，他们要让周恩来和邓小平死无葬身之地。毛远新真是“不辱使命”，新来乍到，便开始发挥作用了。11月2 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1）》*****　　

保卫信仰

这么明显胡说八道的文章，四月网居然允许出现，还长时间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