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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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4）/毛泽东的再起（74）
　　
　　【接前】因此，毛泽东的思路是，在他死后，把党权交给王洪文，把政权交给邓小平。而在至关重要的军权问题上，毛泽东却比较犹豫。毛泽东知道军队是非常讲论资排辈，讲战功的。像江青、张春桥这些既没有资历，也没有战功的中年人，在军队中是很难指挥得动那些老将军的，更何况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儿童团”。所以要想让王洪文掌握军权，肯定是不现实的。而邓小平早年就在军中任职，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既有资历，又有战功，在军队中的威望甚至要超过叶剑英元帅，可以指挥得动那些老将军。
　　不过毛泽东把军权全部交给邓小平，又怕他的权力太大，王洪文控制不住，所以毛泽东就想到让叶剑英和邓小平分享军权。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地位高于邓小平；让邓小平任总参谋长，实权大于叶剑英，形成两个人的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在军中独大。这样一来，王洪文就能控制这两个人了。关于毛泽东为什么重用叶剑英的问题，将在后面专门分析。
　　上述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设想，这些设想能不能实现，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天时、地利不是人力可为的，所以毛泽东就在“人和”方面努力。毛泽东一方面为王洪文树威，另一方面也帮邓小平恢复一定的威信。毕竟邓小平在文革前几年中，一度被批得很“臭”，因此需要帮邓小平恢复威信。
　　
　　1972年底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出头露面并不多，特别是没有单独出头露面的机会。因此在1973年3月，毛泽东给邓小平一个单独出头露面的机会，让他当中国代表团团长，去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言。
　　这次本应由周恩来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此时周恩来病情较重，不宜出国远行。周恩来让王海蓉去打探毛泽东的意见，3月19日，王海蓉向毛泽东请示后，毛泽东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于是王海蓉就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起草了一份《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3月2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可是在这次会上，江青却公开表示反对，她认为邓小平犯过严重错误，刚刚恢复工作，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5）》*****

zhangwm5

楼主，你写的这个长篇连载，是我见过的最有深度的关于文革的文章，非常佩服你！也麻烦你把第1169，1171～1173，1175～1181发到我邮箱，邮箱是：86621769@qq.com，谢谢！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5）/毛泽东的再起（75）
　　
　　【接前】因为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的讨论没有结果。3月24日，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建议和江青的意见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的建议。然而就在同时，江青把王海蓉、唐闻生叫到她的住处，要求外交部收回请示报告，企图阻止邓小平率团出国。
　　王海蓉把江青的意见告诉周恩来，周恩来不知道江青说的话，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她本人的意见，于是提出与王洪文一起去向毛泽东请示。当天毛泽东身体不好，让秘书传话说：“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我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秘书说：“将在明天向政治局传达主席的指示。”
　　同时在这天，江青四次打电话给王海蓉、唐闻生，继续要求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王海蓉、唐闻生也搞不清江青的“来头”，于是打电话给毛泽东秘书问：“毛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
　　秘书回话说：“毛主席说，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这次会议周恩来特别请王海蓉和唐闻生来列席。会上江青对王海蓉和唐闻生进行了训斥，再次要求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但王海蓉也寸步不让，两人就在会上争吵起来。最后，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除江青外都同意了邓小平率团出国，而江青仍然坚持反对，说：“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
　　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江青：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建议。”
　　江青收到毛泽东的信，只得改变意见，同意了邓小平出国。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联大上的发言稿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没有出席会议。
　　
　　周恩来很快看出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用意，也看出毛泽东这一招棋是高手。不过周恩来也有他的破解办法，就是把邓小平团结和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周恩来是非常善于团结和争取人的，4月6日，周恩来亲自率全体政治局成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四千余名群众，到机场为邓小平隆重送行。4月19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回国，周恩来再次亲自前往机场，以同样的规模迎接邓小平一行回国。周恩来亲率数千人的庞大队伍为邓小平送行和迎接，给足了邓小平面子，也让人民群众感到邓小平在中央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7）/毛泽东的再起（77）
　　
　　【接前】这里先说“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可以说是“批林批孔”的纲领性文章，该文章开头就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该文首先声明：（一）批林批孔是一场政治斗争；（二）这场斗争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就是声明“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一样，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也说明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高度重视。
　　该文继续说：【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为什么拼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人一样的。”】
　　该文在这里说明批孔的理由，声称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要复辟旧制度，要把历史拉向倒退。这里所谓的“旧制度”，暗指文革以前的旧体制，暗指“恢复文革以前的旧体制，就是要把历史拉向倒退”。
　　
　　该文继续说：【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该文章把“批林批孔”提得很高，“意识形态领域的彻底革命”、“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特别还对“各级领导”声明：“对批林批孔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该文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各级领导”对这场“批林批孔”运动，大部分都是敷衍了事。在1974年的时候，大部分单位的领导权已经被复权的老干部们掌握。老干部们已经被文革以来的运动搞“怕”了，不管是针对谁的“运动”，他们都要抵制，因为怕运动搞大了，最后会搞到自己头上。
　　这样一来，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报刊上喊得很高，到了基层就无人理睬，最后只得不了了之。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年之后再发起“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这是后话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发起一场号召群众起来“反潮流”的运动。“反潮流”运动中的重要风云人物有三个：李庆霖、张铁生、黄帅。【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8）/毛泽东的再起（78）
　　
　　【接前】李庆霖是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而出名的人物。李庆霖是福建人，原为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某小学任教。1972年底，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儿子下乡插队，口粮不够吃，没钱看病等问题。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1968年初中毕业，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的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后，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
　　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
　　从1969年起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9）/毛泽东的再起（79）
　　
　　【接前】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
　　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些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这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的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大安！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敬上，1972年12月20日】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人民来信”，不禁泪下。毛泽东对李庆霖大胆敢“告御状”的勇气十分赞赏，毛泽东就喜欢这种敢说话，敢造反的人，因为在文革的大环境中，直言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极大的勇气。
　　毛泽东让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泽东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0）/毛泽东的再起（80）
　　
　　【接前】1973年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李庆霖胆颤心惊地打开信封，里面是毛泽东回信的打印件（原件留存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不敢相信毛泽东会给他回信，激动得泪流满面。毛泽东在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4月26日】。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300元钱。
　　1973年4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回信。周恩来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国务院很快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并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各省、市、县也成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国务院同时做出指示，放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做出改善知青生活的具体措施，并且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实际情况。
　　中央开始调查之后，全国各地有关迫害知青的案件相继揭露出来，其中最恶性的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数十名女知青。对此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发出1973年104号文件《关于黄砚田、李耀东奸污迫害女知青的通报》，该通报写道：【黄砚田，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49岁，江苏泗洪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李耀东，16团参谋长，48岁，河北迁西人，1943年入伍，1944年入党。两人奸污、偎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后，又被李奸污。判处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一下子使李庆霖身价百倍，很快入了党，成为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当时李庆霖是作为“反潮流英雄”出现的，李庆霖在介绍他的“反潮流经验”时说：【有人说：“反潮流危险，随大流保险”，这是十足的利己主义的表现。有了这种思想，不可能为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而“鞠躬尽瘁”，到革命队伍里来寻找个人的功名利祿，来混饭吃，其面目实在可憎！
　　更有一种人，他们自己不敢反潮流，看到别人反潮流，就忙着把自己装扮成饱经风霜和深明世故的“识时务”者，似乎很关切地说：“你敢反潮流吗？历史上敢于反潮流的人，到头来都落一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不过后来的历史似乎是在跟李庆霖开玩笑，反过来应验了李庆霖批评的“识时务者”的话。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不过后来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于1994年提前出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1）》*****

lemonapple

崇新岳楼主：您好！我是您的忠实读者，原来在天涯社区看的，后来那里扎了口才找到这里，能不能把您写的全集尤其是未能通过的发给我，谢谢！我的信箱：79482149@qq.com.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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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的历史似乎是在跟李庆霖开玩笑，反过来应验了李庆霖批评的“识时务者”的话。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不过后来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于1994年提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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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李庆霖只是“告御状”，应不至于得到入狱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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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2）/毛泽东的再起（82）
　　
　　【接前】针对第二个问题，在周恩来的主导下，197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1973年夏，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一考试。这次的入学考试，虽说不是工农兵学员入学的唯一条件，但必然会把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兵学员排除在外，当然将引起他们的不满。有一位辽宁省的考生张铁生，考试时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给领导的信》，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铁生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当地农村插队落户，后来担任生产小队长。1973年，23岁的张铁生被县里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在文化统考中的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回答，于是他在考卷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该信如下：
　　【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职）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6月27日接到通知后，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考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我总觉得实在委曲（屈）。
　　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复习，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是那样，我将受到自己革命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截（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我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没有意思，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1973年6月30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3）/毛泽东的再起（83）
　　
　　【接前】张铁生这次考试的成绩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配发编者按：
　　【这里刊载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张铁生同志是1968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张铁生的信发表之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文化考试又取消了，直到1977年重新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1973年秋，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录取，并破格发展为党员，并在四届人大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被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徒刑，1991年获释。出狱后张铁生经商，据说现已为亿万富翁。
　　关于张铁生的“罪行”，当年的材料揭发张铁生在毛泽东逝世后，曾做过一些“反动言论”，这里摘要如下：
　　（一）1976年9月9日晚张铁生在辽宁省团省委机关的谈话。张铁生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没有用，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现在，我们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我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没有起到作用，心里话不能到人大常委会上去讲，一直没有讲出来。自从四届人大开过以来，我的想法一直很多。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4）/毛泽东的再起（84）
　　
　　【接前】我是以工农兵的代表身份进人大常委会，却是和一些走资派一起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
　　毛远新政委长期以来，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真让人不好理解。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华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王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他在讲话中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讲话是超阶级的观点。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当时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现在，一些问题发展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违背的，是反动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要真正的民主，在锦州的大会上，我也讲过类似的话。
　　现在，说实在话，对许多问题，我充满着不信任和担心。今天听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后才听到有毛远新政委的名字，才感到有某种安慰，算是幸运吧。我们的担心和信心是同时存在的，邓纳吉还可能上台，这一点必须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
　　我是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的，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省委的领导下，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下去。
　　今天晚上，我是想向团省委领导建议，把吴献忠、柴春泽等同志召集到一起，畅谈一下。在这个关键时刻，让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学习一下，交流一下思想，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1976年9月10日张铁生的谈话。张铁生说：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有个感觉，主席不在了，靠谁？我对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一年多感觉挺大，一般场合下不能讲，我自己对新任总理说的一些话，是不放心的。这个人思想路线是右的，是糊涂的。对去年七、八、九月的言论，不知是否认了帐，是否同邓纳吉划清界限？我看是没划清。
　　最早，是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他同中央、江青同志唱了反调。去年传达20号文件，关于养猪问题时，传达了他的讲话，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感情，从满腹牢骚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是偏右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5）/毛泽东的再起（85）
　　
　　【接前】最近，在传达中央13号文件时，传达了他在全国计划会上的讲话。他的许多话不像党中央讲的话，没突出党的基本路线，没突出批邓。他同王洪文同志的插话不一样，洪文同志强调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他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主席逝世有可能成为转折，这是一个严重时期。主席在世时，右倾翻案风还很猖狂，无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政治理论上占了上风，但在数量上还是被汪洋大海所包围。主席病逝后，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哭是没有用的，只能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情。化悲痛为力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眼泪变成同走资派斗争的炮弹。
　　有话就讲，我可是坐不住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希望同省委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谈谈。我自己无所顾虑，心怀坦白，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三）1976年9月14日张铁生的谈话。张铁生说：
　　【主席没有叫咱们哭，咱们要冷静。毛主席逝世前发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都是遗言和忠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告诫我们全党要懂得路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也是主席没有做完的事业，是主席的遗嘱。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邓纳吉还留在党内，邓纳吉还有非常大的社会基础，还想纠集力量重新上台。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国家机关“大老爷”、“二老爷”那里，有好多掌权的人、说了算的人，还是听他的话的。在一个时候冒出来重新上台，这是很有可能的。
　　主席不在，但主席思想是永存的。走资派要重新上台，没那么容易和便宜。如果他们敢于冒险，很可能当即死亡，最多是个短命鬼，短命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人民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他们的。走资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害怕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人，八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革命力量和物质力量，如果他们反扑，那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总结一下自己从无知的孩子变成革命的青年党员，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当一个胸怀天下大事的最普通农民，当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坚决继承毛主席的意志，作好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作好打仗的准备，牺牲的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6）》*****

崇新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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