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98）/毛泽东的再起（18）
　　
　　【接前】邓小平的优点是资历老，时年69岁，年龄比王洪文大31岁，能力也很优秀，让邓小平接班的困难程度最小。但毛泽东最大的担心，就是邓小平接班后不仅不会继续革命，反而会“翻案”，这是毛泽东眼中邓小平的缺点。
　　华国锋时年52岁，比王洪文大14岁，比邓小平小17岁，年龄介于王洪文和邓小平之间，资历也是介于王洪文与邓小平之间。华国锋比王洪文接班容易，比邓小平接班难。吴德时年60岁，也是介于王洪文和邓小平之间的人物。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在1973年上半年安排的四个接班人候选人，后来用到三个。先用王洪文不行，换邓小平；邓小平又不行，再换华国锋。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毛泽东最中意的还是王洪文，其他人都是王洪文的预备顶替。
　　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当接班人，在党内自然会遇到不小的阻力。据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选中王洪文做接班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央最高层就遭遇到阻力。
　　在“十大”召开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王洪文做过工，当过兵、种过田，以后又在工厂里当了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青干部……”
　　不料，周恩来说话以后，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李先念，纪登奎等闷声不响，张春桥、姚文元不便抢先表态，会场里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尴尬。过了片刻，许世友嘟囔着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意思是他不赞成王洪文当副主席。
　　最后，还是叶剑英出来表态，叶剑英说：“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的时候，有的还不到三十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当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
　　通过叶剑英一再做工作，同时在副主席预选名单上，又增补了一名军队干部李德生，这才使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但是，这已经使王洪文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向我提到这件事，仍然是耿耿于怀。】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毛泽东传》也说：【“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许世友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许世友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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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99）/毛泽东的再起（19）
　　
　　【接前】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说：“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
　　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红墙大事》写道：【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的命令。这时，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想让他在将帅们面前树立一点威信，于是便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王洪文说：“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
　　王洪文壮着胆子又点了一次名：“许世友！”
　　忽听得“咚”的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地往茶几上一磕，发出了巨响。王洪文抬眼望去，杨得志、皮定钧这些威名赫赫的将军都鄙夷地望着他。
　　王洪文心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响，王洪文尝到了将军们的厉害。
　　周恩来开始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名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
　　
　　毛泽东也知道王洪文在党内树立威信不易，他要想方设法帮王洪文树威，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让王洪文坐陪，这样就让全世界都知道王洪文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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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0）/毛泽东的再起（20）
　　
　　【接前】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王洪文坐陪。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的照片，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恩来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周恩来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7日，12月9日，1974年1月5日，2月22日，2月25日，3月25日，4月2日，5月7日，5月11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当时一位英国记者评论说：“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其他方面也不遗余力地做为王洪文树威之事。比如在“十大”上，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这些都强烈地表示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
　　但毛泽东用心良苦，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王洪文还是辜负了毛泽东的期待，不仅没有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不懂得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
　　王洪文不懂得“树威”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怕江青，不敢反对江青的意见，更不敢顶撞江青。相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敢于当面顶撞江青，这样就把自己的威信树立起来了。毛泽东曾告诫王洪文说：“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可是王洪文却说：“江青同志有许多的好主意，我不听行吗？”
　　毛泽东说：“这要讲究方法，不要让人看出你总是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人家就会说你沒有主心骨，你这个副主席的威望就建立不起来，对江青的影响也不好。这里有很多的辩证法需要体会，要好好学习点东西，慢慢地就有所长进了。”
　　不过王洪文始终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这些话，后来毛泽东也对王洪文失望了，说：“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毛泽东并不希望王洪文和江青搞在一起，更不希望王洪文成为江青集团的一员，结为“四人帮”。江青在文革中为毛泽东立功极大，毛泽东在“十大”中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江青。【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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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1）/毛泽东的再起（21）
　　
　　【接前】江青在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这是毫无疑问的。一方面毛泽东很看重江青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出江青是不堪担负接班人重任的。江青固然有敢打敢冲，不怕得罪人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不会、也不懂得团结人的艺术，只能搞一个小团伙，聚不成一个大派别。江青集团如果不是“四人帮”，而是“四十人帮”、“四百人帮”，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以江青的性格和才能，做一个冲锋陷阵的前锋大将，是很合适的；可是做运筹帷幄、指挥全局的元帅，那就很不合适了；至于当国家领导人，江青当然是更不合适的。
　　战将们的职业是战争。战争结束后，冲锋陷阵的战将们也就“失业”了，这时他们解甲归田，养老还乡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这些战将没有自知之明，仗着自己过去的战功，还想继续跻身于高层政治领导，甚至想当领导人，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注定是悲惨的。
　　江青在性格上和作风上，其实与彭德怀有些相像。彭德怀在军事战场上是一员猛将，而江青在政治战场上也是一员猛将，这点两人差不多。他们两人也都遇到的一个同样问题，就是战争结束了，他们失业了，他们之后该怎么办？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希望彭德怀“解甲归田”，所以不让彭德怀进入政治局常委。可是彭德怀不愿意，他还要继续从政参政，这也导致了后来彭德怀的悲剧。文革的夺权运动结束后，江青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毛泽东也希望江青“解甲归田”，所以也不让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可是江青也不愿意，她也还要继续从政参政，这点与彭德怀颇为相像，这也是导致江青悲剧的因素。
　　如果江青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从“九大”之后就淡出政坛，回家休养，那就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可是江青却不甘心退出政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野心”。特别是江青在“十大”之后，经常还要干涉毛泽东的决策，这让毛泽东非常不满，多次在会上公开批评江青，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
　　1974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又特别声明：“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在1974年给江青写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还给江青写信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2）/毛泽东的再起（22）
　　
　　江青的问题，就如毛泽东说的“没有自知之明”，执意要做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的事情。江青想组阁，想当主席，这样必然重重地摔下来。当然，江青也有她的不满，她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功劳很大，居功自傲，认为邓小平、华国锋等人对文革有什么贡献？凭什么让他们接班？江青对此不服气，于是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这点与彭德怀也有相似之处。　　
　　总之，在“十大”以后，毛泽东与江青之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矛盾，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并且公开在政治局高层传达，降低江青的威信。毛泽东批评江青，目的是让她有自知之明，淡出政治舞台，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江青。为此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我重病在身，81岁了。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请你考虑。】。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态度上，明显对江青冷淡起来。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传》写道：【张玉凤（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说：“1970年、1971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1972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到了1973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毛泽东对江青的冷淡，也是希望江青不再过问政治，淡出政局。但江青始终没有明白毛泽东的用意。
　　 “十大”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康生、董必武。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进入了常委，而江青却没有进常委，这也体现了毛泽东让江青淡出政局的意向。江青的话题后面再说，这里先转回来说“十大”。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代表当时全国2800万党员。在十大召开前的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毛泽东出现在“十大”开幕式会场时，众人只是对他报以热烈鼓掌，这与“九大”上那种震撼人心的会场气氛有天壤之别。“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的众人就站起来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和掌声经久不息，而且毛泽东的讲话，多次被众人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场面十分震撼。
　　这次“十大”开幕式上，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更没有人挥动《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这次大会的气氛，与文革前开大会的情况差不多，一切好像又回到了起点。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3）/毛泽东的再起（23）
　　
　　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也明显不行了，他不像在“九大”开幕式上做长篇讲话，只是简单地宣布大会开始，说：“今天，大会开始。”
　　周恩来首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总理周恩来同志作报告。”
　　于是周恩来就开始做《政治报告》。在党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是只有党的第一把手或第二把手才有的殊荣。“七大”《政治报告》是毛泽东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九大”《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而“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曾想让王洪文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7月10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谈到由谁作党的十大《政治报告》问题。之后，张春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大《政治报告》可由王洪文来做。1973年8月20日　毛泽东在十大《政治报告》稿上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这个报告。】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开幕，而直到开会前4天的8月20日，毛泽东才决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可见毛泽东最初是没有想让周恩来做《政治报告》的。只是因为不敌党内的反对呼声，最后只好让周恩来做了。
　　因为周恩来直到开会前4天才得到做《政治报告》的殊荣，所以他已经不可能起草或者修改《政治报告》了。在“十大”开幕前一天的8月23日，周恩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政治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尽管周恩来的实力长期以来是党内第二位，但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得到做《政治报告》的殊荣，这也是第一次向党内外公开他在党内第二把手的政治地位。
　　虽说王洪文被明确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却排在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位，这不同于以前的接班人一定是排名“第二”的惯例。这一方面说明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脆弱，另一方面也是周恩来“当仁不让”。
　　“十大”上选出五位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周恩来俨然排名在王洪文之前，这次周恩来没有谦让。毛泽东曾有名言：“什么伟大谦虚，我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在这次，周恩来也没有客气，当仁不让地坐在第二把交椅上。
　　
　　在“十大”开幕式上，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接着做《修改党章报告》。等周恩来和王洪文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然而在毛泽东宣布散会之后，却出现了一次意外。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景贤回忆说：【开会前，代表们在大会堂里等候毛主席出场，等了许久不见毛主席上台。据王洪文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有病，两条腿走路不方便，所以他在后台练习走步。走了好一阵，适应了以后，才可以不用人扶，缓步登上主席台。”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4）/毛泽东的再起（24）
　　
　　当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大家没有呼“万岁”的口号，只是热烈鼓掌，所以大会的气氛和“九大”相比，要冷静得多。
　　开幕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宣布散会，所有的代表们都鼓掌欢送党中央领导人，可是，毛泽东却站不起来了，因为他的腿又不行了。只见毛泽东用双手撑了两下座椅旁边的扶手，做了努力，但仍旧站不起来，他只得一屁股坐在椅子里。
　　正在一旁的周恩来着急了，他向全场代表宣布大会已经结束。可是代表们看到毛泽东还坐着，就谁也不肯走，周恩来挥动双手指挥大家走，大家还是不走。周恩来急了，快步走到后台找护士长，卫士长等人商量，当时既不能公开宣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又不便派人上台去把毛泽东扶下来。
　　周恩来只得重新上台，对一千多位代表说：“现在，毛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请代表们分几路同时退场！”
　　毛泽东也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
　　在这种情况下，总算有人带头退场。毛泽东目送大家，又和身边的蔡畅等人谈话。代表们心中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可是看到毛泽东神态自若，又放下了心，大家边退场边回望，足足走了十多分钟。当我们几个最后一批从主席台上离开时，毛泽东还坐在台上。
　　当然，第二天的报纸上，还是赫然登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只有细心的观众，才会发现，当年关于召开“十大”这样重要的电影纪录片，由于上述原因没有公开放映。
　　正因为有了开幕式上这颇为尴尬的一幕，所以到了“十大”闭幕会时，毛泽东索性不来了。可是，闭幕会上要进行中央委员的投票选举，毛泽东是不能放弃选票的，于是，毛泽东灵机一动，又想出了意味深长的一招，让王洪文替他投票。】
　　
　　对此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回忆说：【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
　　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
　　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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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5）/毛泽东的再起（25）
　　
　　【接前】毛泽东召开“十大”的最大目标，就是把王洪文这个接班人“树”起来，让王洪文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新星。毛泽东为了“树”王洪文，可谓是用心良苦。1972年王洪文上调北京“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指示王洪文去读一下《刘盆子传》。
　　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赤眉军，为了出师有名，就想到找一个刘氏皇族的后代当傀儡皇帝，以便号令天下。这样他们找到一个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据说刘盆子是刘邦的后人，于是赤眉军就推刘盆子当了“皇帝”。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意思很明显，因为刘盆子是一个“坏榜样”，要王洪文引以为戒。对此徐景贤回忆说：【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他急着要找朱永嘉。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王洪文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原来的社会地位低微，从小放过牛，也是个放牛娃，革命资历很浅，只是依靠文革的机遇造反起家。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是抱有希望的，循循善诱，耳提面命，唯恐他成不了大器。毛泽东吩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担心和忧虑。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是上海市委写作小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把《刘盆子传》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的几个人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商量怎么对王洪文讲《刘盆子传》。我们都懂得：天机不可泄漏。毛泽东要通过《刘盆子传》传达给王洪文的信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我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它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朱永嘉坐在王洪文办公室里的沙发上，两个人翻开《后汉书》，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刘盆子传》的用心所在了。但王洪文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把话题扯开去，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毛泽东担心众多老资格的老干部不肯接受王洪文这个“儿童团”，所以在“十大”预备会议上，特别委托周恩来传达他的意思。周恩来说：【我们最近一次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时候，主席作指示说：“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多数。”】
　　毛泽东这里强调“团结”和“少数服从多数”，主要是为了提醒和告诫那些反对王洪文的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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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6）/毛泽东的再起（26）
　　
　　【接前】据吴德回忆说：【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也强调他们这些新干部，要虚心向老干部学习，搞好团结。王洪文说：【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毛泽东在“十大”上“树”王洪文的一件大事，就是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因为在“十大”会议最后一天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自己无法站起来走到投票箱前去投票，他又不愿意坐轮椅，或者在别人搀扶下去投票，所以毛泽东就干脆请假缺席，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
　　对此徐景贤回忆说：【8月28日，“十大”举行大会选举。大会按时召开，却不见毛泽东登台，代表们心中正在嘀咕，只听见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
　　这简直是一着寓意深刻，而又不露痕迹的妙棋。用不着作任何解释，就使1249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不委托别人，而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出这庄严的一票，说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亲自选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接下来，当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的时候，穿着簇新军装的王洪文，毕恭毕敬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面，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王洪文双手捧着这张选票，就好比捧着一份郑重的信任和嘱托，他缓步走向票箱，投下这庄严的一票。
　　从周恩来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他们不仅是为毛泽东鼓掌，而且是为接班人王洪文鼓掌。】
　　在“十大”之后，所有重要文件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签署，在周恩来请假治病期间，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些都体现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与“九大”明显不同。首先是由于林彪事件，来自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大大减少了。相反，许多在“九大”上落选的老干部，这次又复出当选了中央委员。这些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谭震林，第二个是邓小平。邓小平的事放在后面专门说，这里只提一下谭震林。
　　谭震林作为“二月逆流”的第一号干将，受到最严重的处分，虽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被打倒，却在“九大”上落选中央委员。这次“十大”上，谭震林不仅重新当选中央委员，而且还在之后的四届人大上，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虽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实权上，远远赶不上以前谭震林担任的副总理，但在级别上是与副总理平级的，这就算是“二月逆流”的事情完全平反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7）/毛泽东的再起（27）
　　
　　【接前】“九大”确立的中央领导体制，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崭新布局。而“十大”确立的中央领导体制，就在很大程度上“复古”了，回到“八大”以前的体制。
　　“八大”选出四名副主席，而“九大”只有选出一名副主席林彪。“十大”选出五名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虽说被选入政治局常委，但未能恢复副主席的职位。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就基本上称病不出了，他选为副主席，似乎只是起“凑数”的作用。
　　“十大”政治局委员21人：（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除毛泽东之外的“十大”政治局委员20人中，在文革这个历史机遇中起家上台的有14人：王洪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文革中起家的人，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起家的，他们对文革肯定是有好感的，可以称之为“文革肯定派”。
　　在文革前已经起家的有6人：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先念、董必武。在文革前已起家的人，他们不但没有因文革而得益，反而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可以称之为而“文革否定派”。
　　从人数上来看，“文革肯定派”占绝对优势，而“文革否定派”却掌握着军政大权。周恩来主政，叶剑英主军。叶剑英在林彪之后，一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成为军中最有实权的人。再在加上朱德、刘伯承这些老将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文革否定派”的势力远在“文革肯定派”之上。
　　毛泽东本以为王洪文是造反派出身，天不怕地不怕，到了中央以后，就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中央掀起一股大波浪，联合多数的“文革肯定派”，把少数的“文革否定派”搞下去。可是没想到王洪文这个号称“造反起家”的人，到了中央之后，却变得胆小如鼠，谁也不敢惹，谁也不敢碰，还不如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
　　这样一来，毛泽东很快就对王洪文失望了。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张春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而党内排名在张春桥之前的王洪文，却什么职务也没有，他已经“失宠”了。
　　在王洪文之后，毛泽东又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邓小平。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上，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当时周恩来病重，国务院的工作移交给邓小平主持；而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又取代了叶剑英成为军中最有实权的人。毛泽东让邓小平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这就表明了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
　　毛泽东为什么让邓小平接班呢？这个问题说来复杂，特别是还牵扯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8）/毛泽东的再起（28）
　　
　　【接前】毛泽东虽说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让王洪文成为接班人，但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周恩来手里。如果毛泽东可以预知周恩来死在他之前，那么当时批周的很多动作都是不必要的了。然而当时毛泽东的预想，是他死在周恩来之前的可能性更大。一旦毛泽东撒手人世，王洪文这个“儿童团”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周恩来马上可以把王洪文赶下台，自己接班。
　　因此，毛泽东要想让王洪文顺利接班，不仅要趁毛泽东自己活着的时候为王洪文树威信，而且还要为自己死后的事情为王洪文提前做安排，给王洪文铺后路。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在他死后对王洪文接班威胁最大的是周恩来。所以毛泽东要自己死前，对周恩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将来周恩来夺了王洪文的班。
　　最有效的办法是拿掉周恩来的职位，但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可能了。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职位，是使用党组织的手续，可是打倒刘少奇，还是依靠党外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力量。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再存在了，毛泽东只有依靠党内的力量与周恩来较量了。
　　毛泽东在1972年大病一场，1973年再起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恩来已经深得党内老干部的支持，毛泽东要想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的职位，必将遭遇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对。毛泽东痛定思痛，当年自己“硬”拿林彪，结果搞得两败俱伤；如果这次他再“硬”拿周恩来，对毛泽东自己的损失，恐怕要超过两败俱伤，这已经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问题了。因此，毛泽东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已经是不现实的了。
　　既然毛泽东无法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那就只有设法降低周恩来的威信，让人们感到周恩来是不适合当接班人的，形成一股反对周恩来接班的势力，迫使周恩来放弃接班，而不得不让王洪文接班。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确定了对周恩来的战略：在组织上不触动周恩来的职位，而是在个人威信方面集中打击周恩来。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入手打击周恩来的威信：第一个方面针对党内高官的动作，这就是在外交方面批评周恩来。周恩来最得意的领域是外交，而毛泽东偏偏就要外交方面批评周恩来，让人们感到周恩来的外交水平也不过如此，从而降低周恩来的威信；第二个方面是针对一般群众的动作，这就是“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向群众宣传周恩来是思想保守的儒家，不合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里先看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外交的动作。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时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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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9）/毛泽东的再起（29）
　　
　　【接前】周恩来为首的外交部，提出“美国的战略中心在亚洲太平洋”的观点，而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公开说他不同意这个观点，这等于是当着外国人的面，婉言批评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因为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要在中央高层传达或传阅，高官们都能看到。
　　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了首脑会谈，并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中国外交部一名干部写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一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153期上。该文的主要观点是：【美苏有协议比没有协议更有欺编性，美苏会谈的欺编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周恩来是赞赏该文观点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记载：【1973年6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
　　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把这件事轻描淡写了，实际上这件事要严重得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153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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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0）/毛泽东的再起（30）
　　
　　【接前】毛泽东这次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文章。毛泽东说：
　　【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都说此文（153期《新情况》）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新情况》第153期提出的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与党中央历来的，至少九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体现了三点：第一点是周恩来与他的观点不同，毛泽东的观点是“大动荡、大分化”，而周恩来的观点是“大欺骗、大主宰”。毛泽东这里批评周恩来的外交观点，试图以此说明周恩来的水平有限，“看表面，不看实质”。
　　第二点是要王洪文等人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毛泽东的这句话份量就很重了，言外之意，似乎是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欺毛泽东不懂外文，经常骗他。毛泽东这里批评周恩来的作法，试图以此说明周恩来在架空他。毛泽东还明确点了周恩来的名，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
　　第三点是结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只抓小事，不抓大事。这样就等于否认了周恩来具有当接班人的素质，这也是试图降低周恩来的威信。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5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周恩来表示接受毛泽东对外交工作的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检讨。
　　7月12日，周恩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写一篇纠正153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
　　7月14日，周恩来审阅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将该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发至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毛泽东此举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周恩来进行什么处分，只是要把这件事通报到“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让高官们了解到周恩来搞外交并不怎么样，这就达到降低周恩来威信的目的了。
　　7月14日之后，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周恩来照样主持“十大”的准备工作。8月20日，毛泽东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这意味着周恩来在“十大”以后将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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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1）/毛泽东的再起（31）
　　
　　【接前】1973年7月，毛泽东针对外交部153期《新情况》，在外交方面对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批评。“总理挨批评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开完“十大”之后的1973年11月，毛泽东再一次在外交方面严厉批评周恩来，调子比1973年7月那一次又升高了许多。这次周恩来挨批是起因于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
　　按照以往的惯例，像基辛格这样影响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人物，应先由周恩来陪同会见毛泽东之后，再由周恩来代表中方与美方举行正式会谈。但这次有所不同，11月11日，周恩来先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并在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关键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基辛格赞誉周恩来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周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
　　周恩来立即表示谦虚：“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
　　周恩来虽说表示谦虚，但他在谈话中自称是毛泽东的“战友”。周恩来以前很少称自己是毛泽东的“战友”，毕竟“战友”有平起平坐的味道。
　　11月12日，周恩来陪同基辛格去毛泽东那里会见，这次毛泽东说话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以前毛泽东都是谈一些“哲学问题”，具体的问题留给周恩来去谈。而这次，毛泽东开始主动谈“具体问题”了，而且是最为棘手的台湾问题。下面是这次毛泽东与基辛格会谈的摘要：
　　【毛泽东：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原则上……
　　毛泽东：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他们（蒋介石集团）都是一伙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呢？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之间应该会快得多。
　　毛泽东：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周总理说过。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我们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中美互设的“联络处”用处非常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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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2）/毛泽东的再起（32）
　　
　　【接前】毛泽东：这是可以的。
　　基辛格：什么可以？
　　毛泽东：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
　　毛泽东：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与基辛格谈了台湾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一）只要美国与台湾断交，中美就可以建交；（二）台湾问题不可能和平解决；（三）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
　　基辛格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解释说：美方不能马上切断与台湾的关系。基辛格提出的建议是：中美双方暂不建交，继续保持互设“联络处”的关系。
　　毛泽东同意了基辛格的建议，说“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并且说建交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重要。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确定了中美关系只保持“联络处”的水平。这种情况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才重新打开中美关系。
　　基辛格作为洞察力非凡的政治家，他马上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1973年11月12日，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规定外交政策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这次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以前使用的苏格拉底式语言。这一次，毛泽东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14日晨结束访问回国。在11月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突然临时提议，希望与周恩来再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基辛格当时已经看出毛泽东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为什么他还要特别与周恩来再次单独会谈呢？这大概是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灵活性比较大，比直接与毛泽东谈更容易一些。
　　按照惯例，会见基辛格这样非常重要的外国客人，外交活动的安排都是事先规定好的，送毛泽东审批的。基辛格提出临时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这就超过了这次外交活动的事先安排，理应请示毛泽东批准。然而周恩来以“来不及请示”为由，他和叶剑英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3）/毛泽东的再起（33）
　　
　　【接前】1973年11月13日晚夜间10时至12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与基辛格举行会谈。基辛格在会谈中提出：美国与中国之间应设立热线，美国有很好的间谍卫星，可以事先侦知苏联的军事行动，美国愿把这些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国。下面是这次会谈的摘要：
　　【基辛格：任何国家都有一个早期预警的问题，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将消息传给你们。
　　周恩来：？
　　基辛格：我们可从两方面避开注意。一方面，我们可以只宣布建立一条热线，就像我们和莫斯科、日本等一样。但跟你们的这一条热线，另外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用途，这就是为你们在受到攻击时提供事先预警。你们那时也会需要从北京与各个基地畅通的通讯系统，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方面暗中协助你们。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的科技，但你们必须自己去建造。
　　周恩来：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我想，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至于您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您离去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
　　
　　基辛格提出中美之间互设“热线”，是非常重要事情，周恩来没有当时回答，而是说第二天早上给基辛格送行时，再给他答复。周恩来本应该将此事通报毛泽东之后，再做决定。可令人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而是自己做了决定。
　　1973年11月14日上午7时30分至8时30分，周恩来在基辛格临行之前，又与基辛格举行了短暂会谈。下面是这次会谈的摘要：
　　【周恩来：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我同意。但要“秘密”的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是的。我了解。
　　基辛格：不过一旦“热线”建立起来，其特定的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在我们这边，主要负责的人是我本人与叶帅，以及我们的助手。在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上，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据说周恩来在11月13日晚，曾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知“主席已经休息了”。周恩来以时间紧急，基辛格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为由，自行做了决定。但是从规定和惯例来看，重大的外交问题，不应该以时间紧急为理由而擅自决定。即使是当时毛泽东已经睡觉，也应该叫醒毛泽东；或者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这次不答复，以后再谈，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自己做了答复。虽说周恩来没有完全答应这件事，但基本上同意这个原则，并准备进一步交换意见。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种重大问题上擅作主张，都有越权的嫌疑。之后，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他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毛泽东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4）/毛泽东的再起（34）
　　
　　【接前】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冲突，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两人外交思想的不同。1973年11月基辛格来华访问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讨论美中两国的军事合作问题。
　　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无非是两种形式：主从型和对等型。美国与北约诸国以及日本的军事合作，都是主从型的合作关系。因此美国仗着自己的实力，也希望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成为以美方为主，中方为从的主从型合作关系。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极其强调独立自主。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以及华约成员国的关系，也都是主从型的。中国在1950年初期与苏联的关系，也是主从型的。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开始强调“独立自主”，苏联在1950年代也与中国讨论过建立军事合作关系，但都被毛泽东认为有损中国的独立自主，从而拒绝了。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58年，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中苏两国建立“联合舰队”。苏联大使尤金向毛泽东以及中共领导层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意思，尤金说：【赫鲁晓夫同志要我对您说，苏联的地理条件，使得我们海军舰队在东半球的活动范围受到了严重限制，成了苏联的军事软肋，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苏联希望与中国共同建立一支联合舰队，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听后非常不快，说：【这个建议是对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我们主权的侮辱，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不是苏联的附属，也不是苏维埃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你们就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你们斯拉夫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是白种人，中国人是下等人，黄种人，毛手毛脚，干什么都不行，所以必须靠与俄国人合营才行。一切都要合营，我们的海陆空军队，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我们的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我们全交给你们，我们搞游击队。看来，我们与你们还是不要混在一起为好，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当二把手不好办啊！】
　　根据毛泽东当年对苏联军事合作的态度，不难判断出毛泽东现在对美国军事合作的态度，当然也是强调独立自主，要建立与美国的对等关系，绝不能当“二把手”。基辛格在来华之前，对毛泽东进行过深入研究，估计到毛泽东很可能不会答应与美国建立主从型的军事合作关系。但基辛格作为外交家，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要试图说服中国接受美国领头的军事合作关系。
　　基辛格认为说服中国的要点，就是强调苏联的威胁，强调苏联有可能进攻中国，这样就使中国感到有必要接受美国的保护，进而接受美国的领导。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试探性地谈到这个问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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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5）/毛泽东的再起（35）
　　
　　【接前】【基辛格说：“赫鲁晓夫1959年到这里访问时，好像不太成功。”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我们在1959年决裂。1958年他们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了。我和苏联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赫鲁晓夫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在北京向我炫耀，说他认识美国总统，提到艾森豪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 friend）’。”
　　基辛格说：“现在中东的问题是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泽东说：“苏联不可能掌控中东，因为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们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关于苏联，你们的见解似乎跟我们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苏联有可能会想要攻击中国。”
　　基辛格说：“主席先生，我以前以为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的可能性。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周总理和你们的大使说过，我想苏联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武器。”
　　毛泽东说：“但是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像苍蝇这么大。”（笑）。
　　基辛格说：“不过苏联他们担心的是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说：“我会说他们担心的是三十年后或五十年后，一个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兴起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说：“我已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次也跟主席提过，我们相信如果终将会有这样的事，对每个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就算跟中国没有做任何安排也一样。”】
　　
　　基辛格说“苏联想摧毁中国的核武器”时，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苍蝇那么大”。毛泽东用这个来比喻：苏联拥有的几千枚核武器，而中国只有几十枚核武器，所以中国不是苏联的主要威胁，苏联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苏联没有必要对中国动手，因此来否定基辛格说的“苏联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
　　基辛格又解释说：虽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但苏联担心中国十年后会对苏联构成威胁。
　　毛泽东又把基辛格的话否定了，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兴起。
　　基辛格本想用“苏联要摧毁中国核武器”来挑起毛泽东对苏联的担心，但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此不担心，否认了基辛格的看法。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当年与苏联之所以“失和”，就是因为苏联“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海港”，强调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性。这样一来，基辛格只好把话题收回去，声称“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也就是放弃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设想。【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