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6）/毛泽东的再起（36）
　　
　　【接前】基辛格见他的话打不动毛泽东，但又不死心，于是想到再与周恩来谈谈。因为基辛格在与周恩来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到周恩来这个人比较“务实”，所以认为或许能从周恩来那里找到什么突破口。于是基辛格就在11月13日晚，突然提议与周恩来再进行一次中美军事合作问题的谈判。
　　这次基辛格与周恩来谈话时，没有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而是退了一步，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的情报。在周恩来看来，接受美国早期预警的情报，与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似乎不会损害到中国的自主性，所以周恩来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因此周恩来对基辛格说：第二天早上给他答复。
　　周恩来的外交路线，要比毛泽东“灵活”许多，也比毛泽东“务实”。周恩来认为中国适当接受一些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减少中国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有助于中国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接受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预警情报，进而进一步取得美国的一些军事援助。周恩来的这种想法，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苏联争，只要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是最实惠的。
　　但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是独立自主第一，在独立自主方面丝毫不能让步。如果把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预警问题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因此周恩来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向毛泽东汇报，自己把这件事定下来。当然，周恩来与基辛格讲的时候，说话还是很灵活的，只是表示出赞同这个建议的意向，但具体的问题以后还要再谈。
　　周恩来也意识到，他擅自做主与基辛格会谈，又擅自表现出接受基辛格建议的意向，这肯定会惹毛泽东不高兴，进而惹来毛泽东的批评。但周恩来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中国“有利”的，所以就拼着被毛泽东批评一顿，把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接受下来。不过周恩来大概没想到毛泽东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否则他或许不会这么干。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招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它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11月17日晚，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
　　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7）/毛泽东的再起（37）
　　
　　【接前】之后，江青把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周恩来年谱》勾描了这次事件的轮廓，实际上的细节要复杂得多。在讨论这些细节之前，先说一下发生在这事件之前的另一件重大事件，这就是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
　　李震是中共军队高官中少有的大学生出身，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军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后，李震调到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当时的公安部长是谢富治。李震原是谢富治的部下，在谢富治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委时，李震任三兵团下属的第十二军副政委，这个经历大概与李震到公安部受重用有关。
　　谢富治比李震的资格和地位都高得多，1955年授上将军衔，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革后又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当时李震只是作为谢富治的副手，没有突出的地方或醒目的表现。1969年“九大”上，公安部有谢富治和李震2人当选中央委员，谢富治还进一步当选政治局委员。此后，谢富治较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基本由李震主持。1972年谢富治病逝，李震继任公安部部长。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10月21日，李震突然自杀，引起中央高层的震动。关于李震的自杀，曾参与此案的张宏轩后来回忆说：【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30多公尺处，看了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
　　张其瑞说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是谁打的电话查不出来），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要手电未找到就出门走了，是他的女儿找到手电后，追出来交给了李震。李震到会议室去了，深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属也没有问过。以后是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李震讲话，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发现失踪了。】
　　
　　原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也回忆说：【10月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9点多种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7）/毛泽东的再起（37）
　　
　　【接前】之后，江青把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周恩来年谱》勾描了这次事件的轮廓，实际上的细节要复杂得多。在讨论这些细节之前，先说一下发生在这事件之前的另一件重大事件，这就是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
　　李震是中共军队高官中少有的大学生出身，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军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后，李震调到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当时的公安部长是谢富治。李震原是谢富治的部下，在谢富治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委时，李震任三兵团下属的第十二军副政委，这个经历大概与李震到公安部受重用有关。
　　谢富治比李震的资格和地位都高得多，1955年授上将军衔，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革后又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当时李震只是作为谢富治的副手，没有突出的地方或醒目的表现。1969年“九大”上，公安部有谢富治和李震2人当选中央委员，谢富治还进一步当选政治局委员。此后，谢富治较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基本由李震主持。1972年谢富治病逝，李震继任公安部部长。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10月21日，李震突然自杀，引起中央高层的震动。关于李震的自杀，曾参与此案的张宏轩后来回忆说：【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30多公尺处，看了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
　　张其瑞说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是谁打的电话查不出来），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要手电未找到就出门走了，是他的女儿找到手电后，追出来交给了李震。李震到会议室去了，深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属也没有问过。以后是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李震讲话，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发现失踪了。】
　　
　　原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也回忆说：【10月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9点多种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8）/毛泽东的再起（38）
　　
　　【接前】11多钟我从医院回来，看见很多人聚在公安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李震服了大量安眠药，口袋里还有安眠药，还不能确定死因。
　　据李震爱人反映：10月21日晚。李震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郑爱萍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
　　这时立即电话报告国务院和周总理，周总理指示说“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李震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
　　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指示公安部要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周总理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
　　12月的一天，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破案组会议，会上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人说李震之死有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华国锋还传达了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的汇报之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由于我缺乏历史方面的知识，当时回来后翻了历史书籍，才知道毛主席举的是三起明朝宫廷内发生而没有查清的案子。
　　1974年1月初，破案组确认李震是自杀。】
　　
　　李震被确认是自杀之后，但李震案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为还必须要查清楚一个问题：李震为什么要自杀？如果查不出合理的自杀动机，难以让人信服。对此施义之也说：【从个人角度讲，对于李震的死，我是很惋惜的。我在李震领导下多年，得到过他很多帮助，我们的关系也很融洽。他死后，我从感情出发最无法接受“自杀”一说，认为他不会自杀，也不应该自杀。】
　　关于李震自杀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3月，才算最后结案。当时的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该结论说：【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9）/毛泽东的再起（39）
　　
　　【接前】古今中外高官的自杀不算罕见，其原因无非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受到直接的人身迫害，不堪受辱而自杀；第二种是被贬官放逐，对政治前途悲观失望而自杀；第三种是上级交待的任务完成不了，无法“交差”而自杀。第三种情况和平时代比较少见，但战争时代是多见的。比如上级经常向下级发出“死命令”，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这时下级如果完不成任务，只好自杀了；第四种情况是干了不可见人之事，被暴露出来后，感到无脸见人而自杀。
　　李震没有受过批斗等人身侮辱，在自杀前也没有被贬职或受到处分，所以导致李震自杀的原因，不应该是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而应该是第三种或第四种情况。1977年官方得出李震是“畏罪自杀”的结论，也就是属于上述的第四种情况。
　　官方材料说：【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1970年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李震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
　　1973年9月，李震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李震畏罪自杀不足为奇。】
　　1977年的这个官方说法，问题是比较大的。首先，李震在历史上属于第二野战军系统，与林彪没有直接联系，更不是林彪嫡系。建国后李震在沈阳军区工作，也与林彪或陈伯达没有任何直接的工作关系。毛泽东当年重用不属于林彪系统的谢富治掌握公安部这个重镇，就是为了平衡林彪的势力。如果李震是林彪派系的人，肯定不能在公安部受到重用，更不可能在谢富治死后出任公安部长。
　　再者，林彪事件发生于1971年，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已对林彪案做了结案处理。李震在林彪事件结案之后，再次当选“十大”中央委员，这本身就说明他与“林彪、陈伯达集团”并无关系，否则不可能继续得到重用。因此，把李震说成是林彪集团的人，是不合理的。况且李震与陈伯达素无来往，毫无交情可言，他为什么冒险袒护陈伯达，扣押陈伯达的材料呢？因此，人们对1977年的官方说法疑问较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0）/毛泽东的再起（40）
　　
　　【接前】而李震的同事，原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在李震自杀前的一段时间，公安部正在搞“批林整风”。围绕着怎样搞“批林整风”问题，公安部的领导层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不算旧账”，也就是只追查与林彪“五七一”事件有关的事，与林彪前期的关系就不追查了；第二种意见是“算旧账”，就是与林彪前期的关系也要追查。
　　文革夺权运动后，公安部也成立了“干部、军队、群众”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也称“核心小组”。过去在公安部工作的于桑副部长和刘复之副部长等人，是“核心小组”中老干部的代表；从军队新到公安部工作的李震部长和施义之副部长等人，是“核心小组”中军队的代表。林彪事件后，军队势力大受打击，所以公安部中的老干部势力，想借着“批林整风”，把公安部中的军队干部排挤出去，所以提出要“算旧账”。李震是公安部中军队干部的代表，所以李震是反对“算旧账”的。
　　施义之回忆：【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后写报告给国务院。李震起草的《报告》中有“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意见还是不统一。
　　1973年10月20日晚“核心小组”开会，因讨论《报告》意见不一，于桑曾拍桌子争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李震自杀的当天10月21日是星期日，我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
　　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
　　李震坐了一会就走了。因为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时还争吵不休，《报告》最终流产。】
　　
　　从施义之的回忆来看，李震之死，似乎是因为完不成上面交待的任务，无法交差而自杀。施义之还回忆了周恩来的看法，施义之说：【10月26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2）/毛泽东的再起（42）
　　
　　【接前】1973年11月14日周恩来与基辛格单独会谈后，毛泽东是怎么得知他们的谈话内容的呢？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位翻译，去毛泽东那里告了周恩来的状，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周恩来与基辛格谈话时的现场翻译。该说法据称是来自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说：【王海容、唐闻生两位翻译，从张玉凤那里了解到周恩来这两天既没有见毛泽东，也没有来电话。唐闻生说：“那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
　　我们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毛泽东得到的情况只是通过某些人的汇报或者告状，有偏听偏信之嫌。我们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之后，感到“有问题”，于是招两个现场翻译来了解情况。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这两位翻译，如果毛泽东不召见她们，她们也不是随便可以去见毛泽东的。按照正常的程序，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应该很快送交毛泽东那里审阅，这点周恩来是不可能隐瞒的，原本用不着两位翻译去“告状”。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有些疑问，想要核实一下周恩来是不是真的那么说的，于是他派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去找周恩来当面核实。据周秉德侄女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泽东主席那儿去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
　　独有这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上飞机。下午五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
　　伯伯考虑不见基辛格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他便驱车去了钓鱼台。与基辛格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五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王海蓉、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
　　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
　　她们坐下不一会，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昨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王海蓉、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
　　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谈了个把小时，她俩告辞出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3）/毛泽东的再起（43）
　　
　　【接前】周秉德这里讲的比较清楚，周恩来把“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然后主席派王海蓉、唐闻生来核实。而且特别在一些段落下面画了红杠杠，向周恩来核实说：“你是这样讲的吗？”
　　毛泽东之所以要核实，是因为批评周恩来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如果周恩来本人说的话，与会谈记录上的话有出入，那么就要核实准确周恩来到底是怎么说的。周恩来也不想隐瞒，如实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据其他一些材料介绍，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据《毛泽东传》记述，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周恩来说“做得不够”这样的话，只能勉强算检讨，并非“诚恳”认错。前面说过，毛泽东要在外交方面打掉周恩来的威信，而周恩来只是检讨说“做得不够”，那么他的威信不仅没有打掉，而且还有“不服气”的味道，于是毛泽东决定加大批评周恩来的力度。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在11月21日的会上，江青提出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同美方会谈时“右倾软弱”，指责周恩来不贯彻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江青还上纲上线地批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并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4）/毛泽东的再起（44）
　　
　　【接前】周恩来刚开始还态度还好，表示接受批评。后来周恩来也有点忍不住，当场拍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本来就是“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周恩来这样的态度，自然让毛泽东进一步加大了“批周”的力度。从11月25日起，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
　　在扩大会议上，唐闻生介绍了中美会谈的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外交工作的批评。江青更上纲上线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声称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对这次会议的情况，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
　　这几天，总理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别人谈话，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次事出在总理身上。这次开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会议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
　　我们几人单独在一个小房内休息，这不是谁规定的，而是我们无心与别人在一块交谈，我时刻观察着会场外的变化。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
　　她还给我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
　　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说：“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5）/毛泽东的再起（45）
　　
　　【接前】1973年12月5日，持续十几天的会，今天照例是晚8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
　　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次的会大概快结束了。王海蓉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
　　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说：【过去凡是有关外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高振普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最后一个离开会场。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里的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总理。
　　再则，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了，惟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
　　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
　　虽只听了只言半句的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
　　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6）》*****

744795895

楼主好！文革大起底少了很多哦，1158-------1161缺，1165-----1169缺，能否补上啊？期待哦！

hanjun2877

楼主先生，我一直在跟读您的大作，并下载保存。读了您的大作，让我这个从文革时代走过来的老人恍惚明白了许多文革的不解之谜，谢谢您了。但您发帖时有不少漏发了，在这个网上发漏的，我基本上从天涯上补上了，但还是有一些没能补上：1169，1171-1173，1175-1181。不知您是否能发到我邮箱，让我补齐，我的邮箱是：630403595@qq.com，不胜感激。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6）/毛泽东的再起（46）
　　
　　【接前】毛泽东这次开会批周恩来，只是想打掉周恩来的威信，并不想拿掉周恩来的职务。毛泽东这样做的理由，前面也分析过。如果硬拿掉周恩来的话，谁来接替周恩来的位子呢？毛泽东培养的王洪文，现在还不能独当一面，根本取代不了周恩来。毛泽东深知，现在的情况下，拿掉周恩来绝对是不明智的，因此他不会动周恩来的地位，也不会削周恩来的权力，只是打一打周恩来的威信。
　　在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说：“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
　　会议最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对周恩来进行处分，而只是要周恩来做“认真的检讨”。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答说：“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作了自我检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了。”这样，这次“批周”就算是过去了，周恩来重新出来工作，职务和职权都没有任何变化。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周恩来陪同会见。这次会见记录说：【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两位女翻译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江青并不理解毛泽东“批周”的寓意，自作主张对周恩来上纲上线，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对此，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之后，特别与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两位女翻译谈话，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这里毛泽东特别当面向周恩来澄清，他并没有打倒周的意思，并解释说，江青给周恩来扣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的帽子，那只是江青个人的说法，毛泽东并不赞成。
　　这时周恩来也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只是要打一下他的威信，并不动他的职务和职位。于是周恩来在12月11日，主动致信毛泽东，提出在外交部、中央军委、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学习讨论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毛泽东圈阅批准了周恩来的信，于是对周恩来的批评被传达到了相当大的范围。
　　这次“批周”会议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在后期也被通知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在“批周”会上当然不能不发言，邓小平对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7）/毛泽东的再起（47）
　　
　　【接前】邓小平在“批周”会上的发言是非常巧妙的，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双方都可以接受。从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警告了周恩来不要有“越权”的野心；从周恩来看来，邓小平对他的批评，并没有批评他的人格，甚至还有对他“肯定”的味道。江青等人批评周恩来是“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右倾投降”等，都是批评周恩来的人格。而邓小平说周恩来对主席之位是“可望而可及”，这也是从反面肯定了周恩来具有当主席的才能和威望，所以只有周恩来才“可望而可及”，而别人则“可望而不可及”。
　　从历史上看，邓小平是属于毛泽东派系的人，与刘少奇并无历史渊源，邓小平纯粹是在思想上赞同刘少奇，才成为刘派的人。邓小平与周恩来，倒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邓小平就与周恩来结识。邓小平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在上海白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当时周恩来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这段时间邓小平与周恩来建立了一定的个人交情，邓小平后来说：“在上海时期与我工作关系最密切、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就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然而邓小平到江西苏区之后，却支持与他全无交情的毛泽东，成为第一批的“毛派”。1933年，邓小平因支持毛泽东被打倒，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复出，邓小平也随后跟着复出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早年支持他的事，1972年，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38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师长为刘伯承。在随后的11年中，邓小平始终和刘伯承在一起。129师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后，邓小平始终任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合称“刘邓大军”而载入史册。邓小平在军队中任高级要职的经历很长，本来是有资格评元帅的，只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已退出军队到中央工作，所以没有参加评元帅。【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9）/毛泽东的再起（49）
　　
　　【接前】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巧妙地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批林批孔”就成为“批孔”为主，“批林”反而淡化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周恩来强调“批林”，毛泽东则强调“批孔”。
　　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呢？据说林彪卧室里有一个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就作为林彪“尊儒反法”的证据。
　　毛泽东最初明确提出“批孔”，是在1973年7月4日，他与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主要是批评外交部的153期《新情况》，这些前面讲过；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明确提出要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犯法’的。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
　　然后毛泽东又批评郭沫若，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沫若曾大肆撰文批判秦始皇，而毛泽东劝郭沫若少骂秦始皇。在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声称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说毛泽东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时，也批评郭沫若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8月5日，毛泽东做《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也提到郭沫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基辛格是德裔美国人），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从未见过郭沫若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0）/毛泽东的再起（50）
　　
　　【接前】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是在报刊上发起“批孔”和“批儒”文章的开端，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却是“梁效”。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
　　文革后期，出现一些著名的写作组，比如笔名“罗思鼎”的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谐音“螺丝钉”；笔名“池恒”的是《红旗》杂志写作组，池恒寓意“持之以恒”；笔名“初澜”的是文化部写作组，谐音“出蓝”，寓意“青出于蓝”；笔名“唐晓文”的是中央党校写作组，谐音“党校文”。
　　文革后一些写作组仍沿用笔名方式，比如笔名“仲祖文”是中组部写作组，谐音“中组部文章”；笔名“钟轩理”是中宣部写作组，谐音“中宣部理论局”；笔名“钟政轩”是中央政法委写作组，谐音“中央政法委宣传局”；笔名“任仲平”是谐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笔名“国纪平”是谐音“国际问题重要评论”；笔名“皇甫平”是谐音“黄浦江评论”，等等。
　　在诸多写作组当中，“梁效”的地位是最高的，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因为署名“梁效”的文章一旦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要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梁效”写作组具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又用了一个非常规的举措，这就是创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说到“梁效”写作组，不得不提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迟群，另一个是谢静宜。迟群，1932年生，时年41岁，1949年参军，文革前是毛泽东身边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副科长。谢静宜，1935年生，时年38岁，1952年参军，1954年在中央军委机要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8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译电员，主要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1968年，清华大学因武斗失控，毛泽东决定派北京的工人为主体的“工宣队”和中央警卫团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介入清华大学。毛泽东派迟群和谢静宜作为“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不久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任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这两个人掌握了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不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由这二个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这两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通天”，直接面见毛泽东，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7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后，迟群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谢静宜任国务院科教组主要成员，后来迟群和谢静宜成为“梁效”写作组的领导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2）/毛泽东的再起（52）
　　
　　【接前】中共是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的，特别设立“中央宣传部”负责舆论宣传。文革之前，全国的宣传系统和宣传工具，都在中宣部的领导之下。到文革前夕，中宣部在刘少奇的控制下，毛泽东不得不出奇兵，另立自己的写作组，这就是江青在上海秘密组建起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这个写作组直接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打响文革第一炮的《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写作组写的。当时为了不暴露“写作组”，署了“姚文元”个人的名字。
　　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写作组，在文革中写了大量反映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文章，并且负责起草“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在“九大”上，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大”上，张春桥又进一步升为政治局常委，这些足见毛泽东对这个写作组的重视。
　　而在这次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比较沉默，姚文元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一年多之后的1975年2月，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只算是“马后炮”，没有大的作为。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突然不用自己已经用了多年的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而是新开发一个“梁效”写作组。毛泽东这么做的用意，应该在两个方面：（一）减少江青的干预；（二）避免江青集团进一步得罪人。先说毛泽东减少江青的干预问题。
　　“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取消，江青成了“闲人”，心里很失落，也感到不满。江青的不满，不是反对毛泽东，而是“居功自傲”的不满，这点与建国初期的高岗有相似之处。
　　中共在创业之初，各路“诸侯”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最有名的是毛泽东、朱德创立的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任弼时、贺龙任创立的湘鄂川根据地，张国焘、徐向前创立的鄂豫皖根据地，还有周恩来创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但这些根据地后来都丧失了，唯一存留下来的是刘志丹、高岗创立的陕甘根据地，它成为后来中共发展的原点，所以高岗对中共的历史贡献是非常大的。
　　中共“七大”上选出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其他四人高岗都能服气，可是对刘少奇却无法服气，因为刘少奇算不上创业者，他的功劳和历史贡献都无法与高岗相比。于是高岗“居功自傲”，不满意刘少奇地位在他之上。高岗心里的不满，逐渐变成各种各样的行动，这最终导致了高岗的倒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3）/毛泽东的再起（53）
　　
　　【接前】江青在文革中的贡献，也是远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之上，可以说是仅次于林彪的第三位功劳者。林彪成为“接班人”，一般人都认为这是“论功行赏”的结果，不服气的人不多。在林彪活着的时候，江青也不太敢觊觎林彪的接班人位子，可是林彪死后，江青认为按照“论功行赏”的道理，这次该轮到她了。可是毛泽东偏偏选了王洪文当接班人，就是张春桥也成为政治局常委，地位升到江青之上。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代，张春桥是江青的下级，王洪文更是没有级的小人物；到了1969年的“九大”，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政治局，王洪文成为中央委员，但江青的地位仍在张春桥等人之上；可是到了1973年的“十大”，王洪文升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升成政治局常委，偏偏江青的地位一点儿没有升。
　　难道是王洪文和张春桥立了什么“大功”，显然他们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立功；难道是江青犯了什么“错误”，显然江青也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既然如此，凭什么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地位超过她江青呢？因此从江青的角度来看，她必然是想不通，不服气，不满意，这就是江青所谓的“野心”。
　　江青心中的不满，毛泽东是明白的。但毛泽东这样做，其实也是在“保”江青，因为他知道她的智慧和才能胜任不了接班人，如果硬让江青接班，那么江青不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可是江青却自我感觉非常好，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接班，所以毛泽东也无法让江青理解自己的一番苦心。
　　江青因为心中有不满，她对毛泽东的指示就不那么忠实地执行了，不是加入自己的私货，就是干扰毛泽东的决策。这样一来，江青就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了，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在中央公开批评江青，阻止江青打着自己的旗号，插手和干扰自己的事情。
　　1973年11月25日，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连续批评周恩来的那段时间，江青没有请示毛泽东，就擅自把批评周恩来的性质上升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正好，这时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其中批评江青的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不执行“双百”方针等。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把批评江青的信印发到政治局，这就打击了江青的威信，降低了江青讲话的份量。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仍不死心，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4）/毛泽东的再起（54）
　　
　　【接前】毛泽东给江青回信说：【江青：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本想在“批评批孔”运动中大显身手一番，要求给她“工作”，可是毛泽东却多次回绝她的要求，他给江青的工作不是领导“批评批孔”运动，而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就把江青排除出“批评批孔”运动。然而江青还是“闲不住”，她仍然仗着主席夫人的身份，插手了不少“批评批孔”的事情。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
　　针对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
　　
　　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么重大的事情，江青事先不请示毛泽东，就擅自召开了，这足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74年2月6日，江青又给毛泽东送去一些反映“批林批孔”的材料，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江青的材料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从毛泽东的批示来看，毛泽东一来不想与江青见面，二来拒绝为江青送来的材料做批示，而是让江青“你有事应找政治局”，这就是不让江青插手“批林批孔”的事。
　　但江青不甘心，她还是要插手“批林批孔”运动，又擅自提出联系实际“批林批孔”，也就是批“走后门”。江青这么一说，迟群和谢静宜不敢反对，于是也发表讲话说：【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
　　进一步，江青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批评了叶剑英涉及“走后门”的问题。为此叶剑英致信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5）/毛泽东的再起（55）
　　
　　【接前】2月15日，毛泽东给叶剑英回信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这是毛泽东明确否认了江青的联系实际“批走后门”主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江青得知后责问周恩来说：“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
　　周恩来回答说：“是主席叫我印发的。”然后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件给江青看，江青哑口无言。
　　毛泽东在信中并没有点江青的名，不过第二天周恩来约迟群和谢静宜谈话时，明确指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此后周恩来又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不点名地批评江青。这样一来，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江青受到批评后，希望与毛泽东面谈，多次提出面见毛泽东的请求。毛泽东没有见江青，而是给她写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中不用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不让江青插手，另一个目的应该是避免江青集团进一步得罪人。毛泽东知道，搞大批判是最得罪人的。如果能批倒周恩来，这还没事；如果批不倒周恩来，这个大批判的“帐”，将来肯定是要还的。如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批林批孔”的枪手，那么将来的“还账”，肯定要落到他们身上。毛泽东对这些人还寄托着希望，希望他们在自己死后，还能在中央生存下去，所以不能让他们进一步得罪人。因此，毛泽东就另外开辟新的“枪手”来干这件事。
　　据原北京市长吴德回忆说：【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提出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静宜任副委员长划掉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想让谢静宜等人进入中央高层，他们的任务只是枪手。
　　粉碎“四人帮”后，“批评批孔”运动中最活跃的两个写作组“梁效”和“罗思鼎”，“梁效”的主要负责人迟群判有期徒刑18年，谢静宜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免于起诉；“罗思鼎”的主要负责人徐景贤判有期徒刑18年，朱永嘉判有期徒刑14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