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圣哲曾经说过,有文事者,必以武略济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认为,“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因此,想要国家强盛,“沈审谨密”的笔杆子固不可少,“勇悍善敌”的军士也绝不可乏。后世政要在加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同时,如果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抛诸脑后,必定内外交讧,危亡在即!
《九零后读通鉴》卷一:三皇纪
原文:姓公孙,讳轩辕,有熊国君之子也。生而神灵,长而聪明。是时,神农氏为天子,诸侯相侵伐,神农氏不能征。炎帝侵陵诸侯,蚩尤最为强暴。轩辕修德治兵,与炎帝战而胜之,又禽杀蚩尤于涿鹿。于是诸侯咸归轩辕,遂推轩辕代神农氏为天子,是为黄帝。
大意是,有一位名叫公孙轩辕的人,是有熊国国君之子。他幼年便天赋异禀,长大之后更是聪颖过人,深不可测。此时炎帝神农氏的后代子孙衰弱无能,长期荒废军事,面对诸侯互相侵凌私斗的恶劣局势,无法加以平定,只能靠“胁逼弱小”的方式来维持区域性的统治。在作乱的部族首领中,以蚩尤最为暴横凶强,加之五毒四害也助其为祸,以致八方百姓都慑服在淫威之下。公孙轩辕不忍见群狼割据,黎民受苦,因此内修德政,外振兵威,先行讨伐无道昏君,将神农氏的子孙收为己部,树起了“据正道以伐叛臣”的旗帜,而后又与蚩尤大战于涿鹿。在军事上,蚩尤的兵甲戈矛本就不如黄帝;在政治上,蚩尤又是以逆抗顺,最终得以落败。天下诸侯怀诚畏威,皆归附轩辕。老百姓都觉得天数有变,神器更易,于是推戴公孙轩辕承继天命,取代神农,号曰黄帝。
丹阳讲评:直至今日,谈起大国崛起的战略,还是有人念念不忘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还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于湖北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兵书《盖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德攻”的内涵越发让人们认识到了战争的双面性与及军队武装的重要作用!
让我们重温对于失德乱政国家的十三条进攻原则,看看先贤是如何看待正义和战争的:“德攻者,其毋德者,自置为君,自立为王者,攻之;暴而无亲,贪而不仁者,攻之;赋敛重,强夺人者,攻之;刑政危,使民苛者,攻之;缓令而急征,使务胜者,攻之;外有虎狼之心,内有盗贼之智者,攻之;暴乱毋亲而喜相诖者,攻之;众劳卒疲,虑众患多者,攻之;中空守疏而无亲□□者,攻之;群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地大而无守备,城众而无合者,攻之;国□室毋度,名其台榭,重其征赋者,攻之;国大而德衰,天旱而数饥者,攻之。”
好一副“征讨暴乱,克宁区夏”的壮丽图景!这不仅是邪曲乱邦需要见之内省的唤钟,更是泱泱华夏所应承担的道义和责任!
然而,如若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不仅“德攻”之术是纸上谈兵,恐怕连图存自保也做不到吧!
先秦圣哲曾经说过,有文事者,必以武略济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认为,“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因此,想要国家强盛,“沈审谨密”的笔杆子固不可少,“勇悍善敌”的军士也绝不可乏。后世政要在加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同时,如果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抛诸脑后,必定内外交讧,危亡在即!
后世的一些迂狂伪儒,或受赂于境外,或浸淫于玄谈,偏激的建议“时危世乱才枕戈待旦,天下太平就应该舍弃鞍马”,难道不是很愚蠢吗?!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本质是人事的变更,权利的均衡,资源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再调整,需要经过漫长的隐形博弈,才会渐显其端,因此其爆发的时间不是像“借东风”那样,可以准确预测,如果国家不在平时居安思危,修我戈矛,一旦沦落到“诸侯相侵伐,神农氏不能征”的境地,百姓要想吃顿饱饭,恐怕也是无稽之谈吧!
故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