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世界来到地球战国时代

老鼠飞上天

喜鹊入了红德以后就开始有了点活思想，认为高层能去红德的网站去看看，万一被高层相中了就一步登天了。痴心呐。

小非侠

老鼠飞上天 发表于 2016-3-3 11:41
喜鹊入了红德以后就开始有了点活思想，认为高层能去红德的网站去看看，万一被高层相中了就一步登天了。痴心 ...

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

小非侠

人都去哪儿了：全球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口超20亿
有些人正愁找不到工作，有些人却不急于进入劳动力市场。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6年全球就业与社会展望》报告，2015年内，全球新增2600万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劳动人口，这一人群总数目前已经超过20亿。这意味着在地球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可以却并未工作。

此外，全球劳动参与率将稳定在62.8%，至2020年，将缓慢下降到62.5%。（劳动参与率：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在内的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

报告中预测，2016年与2017年的失业人数还将分别上升230万与110万，而大部分增长将由新兴经济体承担。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全球范围内的适龄劳动人口中，超过20亿人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中，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则更为稳定。

事实上，劳动参与率过高或过低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2015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为76.8%，远高于世界平均值62.9%。部分原因是，由于贫困或者缺乏社会保障，这些国家的人们不得不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来养活自己，满足生活需要。

劳动参与率过低也会带来很多困扰。

2007年至2014年，全球适龄劳动人口年均增速一直处于1.5%左右，在接下来的五年中，预计将逐渐下降至1.3%。在部分国家，这一数字的放缓同时还伴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这也就意味着劳动人口群体的老年人赡养任务越来越重。

失业人群的就业意愿逐渐消退

由于经济不景气或者复苏缓慢，部分国家的就业机会稀缺，这直接影响了一些求职者的信心，从而使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报道中，信用保险公司裕利安宜(Euler Hermes)首席经济学家丹·诺斯解释道：“这些人找不到工作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工作岗位对于求职者的技能要求变化太快，退出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后，求职者很难再次进入。其二，让人力部门看到你的简历上写着你已经失业三年了，这对于求职者来说，也并不是件好事。”

部分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偏低

女性劳动参与率偏低的情况同时出现在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部分国家的女性选择不工作的原因是无经济压力，生活比较富足，但并不是所有原因都如此美好。

在如阿拉伯国家、北非、南亚等新兴经济体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偏低也已成为常态。

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南亚，女性在劳动市场的形式非常严峻。针对这种情况，印度《全国农村雇佣保障法案》中提出了相应解决措施，如家庭主妇可以在政府公共项目中获得100天的带薪工作。由此，印度已经为上百万女性提供了带薪工作。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消息，在美国，2015年6月的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仅为56.7%，而2000年，这一数值一度达到60.3%。诺斯提出，这一情况的另一原因可能是如今女性花在追求学业上的时间更长了。

此外，女性劳动参与率偏低的原因还包括，一些女性从事非常规、无报酬或非正规工作，因此人口数据难以收集。

书读多了，干活的人少了

在教育上花费更长时间，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这一情况不仅仅影响着美国女性。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1990年至2014年，美国接受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人数增长了52%。

这一情况也正在其他国家上演着。无论是为了暂时躲避就业压力，还是个人学业上的追求，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年轻人在学业和工作之间都选择了前者。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年轻人选择延长受教育时间并非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美国而言，近年，“黄金年龄”(25至54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这一年龄层人群大多已经完成学业，还没有退休。所以“黄金年龄”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更难解释。（无界新闻记者 赵玮雯）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6_03_03_352795.shtml

yyjihong

老鼠飞上天 发表于 2016-3-3 11:41
喜鹊入了红德以后就开始有了点活思想，认为高层能去红德的网站去看看，万一被高层相中了就一步登天了。痴心 ...

这话是表扬还是贬低喜鹊呢？我用了回复

小非侠

2016两会：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 俞正声作报告（全文）
据中国网3月3日报道，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于今日下午3时开幕，本次会议会期12天，将于3月14日闭幕。在今天的开幕会议上，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听取和审议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今日开幕会议程如下：

1.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2.听取俞正声主席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3.听取陈晓光副主席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据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介绍，本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并通过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政治决议等决议和报告；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

本次大会重点是围绕“十三五”规划建言献策。将围绕推动“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组织3次大会发言；在14次小组讨论和界别联组讨论中，专门安排3次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大会还将举行4场记者会，主题分别是：政协委员谈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协委员谈惠及民生共享发展、政协委员谈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政协委员谈提振经济发展信心。此外，大会还将举办1次提案办理协商会，主题是“积极稳妥做好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安置工作，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6_03_03_352822.shtml

小非侠

MH370现身？莫桑比克海峡现疑似波音777客机残骸

更新：澳大利亚基础设施与交通部长切斯特今日（3日）发布声明称，莫桑比克海滩发现的约一米长金属残骸将被送到澳大利亚，接受马、澳两国官员及国际专家鉴定。声明还说，残骸位置与澳交通安全局所做的MH370洋流漂浮模型相吻合。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2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在莫桑比克海峡的一个沙洲上发现了疑似波音777客机残骸的物体，调查人员正调查其是否来自马航MH370客机。

据报道，来自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调查人员已经查看了这一物体的照片。消息人士称，这一物体很可能来自波音777客机。

消息人士还称，波音公司的工程师也正在查看相关照片。不过，波音公司方面拒绝就此置评。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2日晚在推特上发文说，根据初步报告，在莫桑比克发现的残骸很有可能来自于一架波音777客机。

廖中莱说，这一消息还有待证实和确认，马来西亚民航局正在与澳大利亚相关部门一同协作取回残骸。他说：“我敦促所有人避免做出过度的推测。”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莫桑比克海岸周末发现一块残骸，这块新发现的残骸正被送往马来西亚接受进一步的检验。

2014年3月8日，马航MH370客机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马来西亚政府在2015年1月29日正式宣布这架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遇难。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6_03_03_352752.shtml

小非侠

李书福李彦宏政协提案：加快无人驾驶/自动驾驶法规建设
3月3日，2016年全国两会正式在北京开幕。这次两会上最具科技感的提案是什么？关于无人驾驶和自动驾驶的提案一定会占据一席之地。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和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李彦宏不约而同地在今年政协会议上提案，要求加快自动驾驶法规建设。

观察者网注意到，在此次两位委员提交的提案中，两位大佬的的措辞略有不同：李书福使用了“自动驾驶”一词，而李彦宏的提案则使用了“无人驾驶”一词。这或许体现了传统汽车企业在互联网公司在思维上的差异。
李书福：加快自动驾驶立法，刻不容缓

李书福提案称，自动驾驶汽车未来将成为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在个人、交通和社会方面都有巨大的社会价值。这一点，无论是在欧洲、美国，还是日本及中国等地区的行业及政府间都已形成共识。
李书福认为，自动驾驶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提前判定可能发生的问题，尽早进行立法的预案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具体到自动驾驶立法的内容和制定，李书福认为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研究分析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识别并着手修改阻碍自动驾驶发展的相关条款；作为一项新的技术，自动驾驶的最终推广一定离不开用户的广泛接受；自动驾驶对解决大中型及特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能够取得更为显著的社会效应，这些地区也更急需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的发展要求全面考虑立法的相关产业政策。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李书福曾表示，吉利正在研究自动驾驶汽车。当时他称，吉利的自动驾驶技术既保留了司机驾驶的体验，又具备了自动驾驶的功能。

李彦宏：制定和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政策法规，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李彦宏的提案称，全球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正迎来新一轮热潮。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布局无人驾驶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已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企业开展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和测试，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我国现有的大部分政策法规与无人车发展还不相适应。

针对此问题，李彦宏建议我国应从国家层面对无人驾驶予以重视，国家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做好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鼓励中国汽车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合作研发、协同创新。

同时他还建议尽快修订和完善无人驾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应用提供制度保障；建议推进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建议积极组织开展无人驾驶汽车测试的试点工作。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6_03_03_352812.shtml

小非侠

人大代表建议修改法院检察院组织法 删除“镇压反革命”表述

3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告诉澎湃新闻，他将在两会期间提交一份议案，建议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为司法改革提供法律支撑。

朱列玉在议案中指出，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1979年制定的法律，至今已有多年未修改，严重滞后于我国司法改革进程。

朱列玉认为，目前仍有一部分重要的司法改革举措还没有法律依据，尤其是涉及到法院和检察院的部分改革措施，有很多地方与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不相适应，甚至矛盾。

朱列玉在议案中建议，针对诸如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新的组织形式，以及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等司法改革措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应该增加相应的规定。

朱列玉在议案中特别指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的规定中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打击反革命分子”这样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表述应予以删除。同时建议删除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三条关于“免予起诉”的表述。

朱列玉解释，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在“文革”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制定的，许多内容的表述不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比如我国自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就不再有“免予起诉”的表述了。

此外，朱列玉还说，我国现行《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关于“保卫无产阶段专政制度”的表述与《宪法》的规定不相一致，也应当及时予以修改。

朱列玉认为，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可以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澎湃新闻记者 付丹迪 实习生 吴笛）

反革命罪在中国：

据观察者网查询，反革命罪是刑法上最严重的一类犯罪，通常是指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行为。“反革命”一词缘自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谴责性语词，五四以后才开始出现于中国人的言说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大量宣传使用。北伐前夕，“反革命”一词已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级中流传开来。

1925年9月，《现代评论》杂志有文指出：现在社会里面——尤其是在知识阶级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名词的人，顿觉得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象宣布了死刑是的。

1926年北伐军在武昌遭遇了吴佩孚部刘玉春和陈嘉谟的激烈抵抗，北洋军以12000残兵据守孤城，无粮无援，竟与七八万北伐精锐部队顽抗相持达40天之久。在此期间，北伐军先是强攻，继而围困。城内居民约20万（亦说30万）一同被围，很快城内粮食殆尽，饿殍累累，“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情形十分悲惨。其中又以刘玉春抵抗态度最为坚决，主张抵抗到底，誓要与城共存亡。武昌城破后，武汉民众团体则强烈要求将陈、刘付诸“人民公判”，尤其指责刘玉春“据数十万人民为护符，以图顽抗，致累及无辜，因而饿死者无算，残忍暴行，史所罕见”，武昌百姓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要求“速处极刑，没收财产，移赈灾黎，以平民愤”。

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推进司法“党化”、“民众化”和“革命化”，强调“民意就是革命法律”实际掌控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和跨党中共党人深感如果对陈、刘不加审判，无法对“人民”交待。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为了回应民众要求公审陈嘉谟和刘玉春的愿望，专门制订出一个《反革命罪条例》。1927年2月9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22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反革命罪条例》。《反革命条例案》的出台，意味着中国历史上首次立法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鉴于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两党联合执掌，因而也可以说，“反革命罪”的出笼，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出的。主张革命和反对革命本是政治态度的不同抉择，最初并无善恶或对错之分。只有当革命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诉求，成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之后，“反革命”才会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和最恶之“罪”。（摘自《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作者：王奇生原载于《近代史研究》2010年01期）

尽管从1927年开始，“反革命”罪就成为中国大地上最恶之“罪”，但是“反革命罪”被写入宪法，则要到1956年。“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首次入宪，是在1954年。“五四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五四宪法”是新中国首部宪法，亦是一部过渡宪法，按照新生政权的说法是，当时新中国正“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惩办一切卖国贼”这一表述从“五四宪法”保留至1982年宪法，但是完整的条文略有变化。1954年宪法是“国家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则改为“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七五宪法”还增加“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反思“反革命罪”。1988年，中国人大法工委在讨论《刑法修订草案》时，主张把“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1991年《论将‘反革命罪’易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一文发表，标志着关于更改反革命罪名的争议的终结。1997年整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正式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时，“反革命”一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

附：“反革命罪”的刑法说明

刑法（修订草案）修改背景

刑法关于反革命罪的规定，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发展，反革命罪的罪名的适用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些反革命罪，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在实践中有时很难确定。有的犯罪行为，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比适用反革命罪更为合适。草案把反革命罪一章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除保留原有的勾结外国，阴谋危害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规定外，对现在危害国家危险性最大的分裂国家、武装暴乱、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与境外机构、组织、人员相勾结实施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能够更有利于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刑法（修订草案）刑法（修订草案）内容

主要修改是：（一）将刑法第九十条“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的”，第九十三条“策动、勾引、收买国家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民警察、民兵投敌叛变或者叛乱的”，第九十五条“持械聚众叛乱的首要分子或者其他罪恶重大的”，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的”规定，修改为：1、“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活动的”；2、“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3、“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或者武装暴乱的”；4、“策动、胁迫、勾引、收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武装部队人员、人民警察、民兵进行武装叛乱的”。

不再使用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

将刑法第一百零二条“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者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修改为煽动分裂国家的和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再使用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这次修改反革命罪，对反革命罪原来的规定中实际属于普通刑事犯罪性质的，都规定按普通刑事犯罪追究。这次对刑法反革命罪的修改，是考虑到我们国家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宪法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作用，从国家体制和保卫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从法律角度来看，对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犯罪行为，规定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比适用反革命罪更为合适。这也就是为了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至于过去依照刑法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仍然继续有效，不能改变。（摘自《人大工作通讯》1997年Z1期王汉斌（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http://www.guancha.cn/FaZhi/2016_03_03_352797.shtml

小非侠

住建部专家：中国楼市库存超66亿平米 消化需5年

“去库存”正慢慢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热词，昔日严控的购房政策也在一点点松动。继2月2日央行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后，2月19日，财政部、国税总局、住建部联合发布了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进一步为各地楼市拓宽通道。

与此同时，各地对楼市的态度正在变得热烈而迫切，从最初的限购松绑，到“契税补助”、“财政补贴”和“零首付”等等，刺激楼市活跃的政策此起彼伏。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分析称：“目前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去化压力较大，房价下跌压力也大。”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库存”纳入2016年五大经济任务之一，并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地落户、鼓励各方购买库存商品房出租、鼓励房企降价及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等手段一并推出。在业界看来，中央的表态刺激了各地楼市政策进一步加码。

根据媒体报道，在今年的地方“两会”上，在26个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去库存”共出现41次，其中，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 建、湖北、贵州、云南、陕西、新疆等13个省份把去库存列入了2016年的政府工作安排之中，且大多与“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共同出现。

一组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或许可以揭示国内楼市库存的现状，2015年末全国房地产库存待售面积高达71853万平方米，较2014年末的62169万平方米增加近亿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45248万平方米，占比约63.97%。

据安信证券测算，除了上述待售的商品房面积，全国尚未开工的企业拿地面积有42.3亿平方米，此外在建商品房库存约49.1亿平方米，上述三项叠加后的总面积为98.5亿平方米，完全消化至少需要10年。

面对如此巨大的存量，北京市房地产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副总裁修大鹏指出，去库存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对于三四线城市，但目前能够引起自上而下的重视，是一个好的开端。

代表、委员热议“去库存”

全国两会已经开幕，“去库存”成为会议期间热议词。新京报就此采访了四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分别是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专家委员会成员张鸿铭，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在张鸿铭看来，中国的库存规模约为66.72亿平方米，按照当前的消化速度，大约需要5.19年的消化周期。为了消除库存，刘志彪认为，降价措施不能针对一二线这种库存少、需求旺的城市，而是针对需求小库存大的三四线城市，降价太多肯定卖不出去，要设置一个底线，就能形成稳定一个预期，逐渐就能消除库存了。有说法称，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就可以有效缓解商品住宅市场的库存压力，但蔡继明不赞同这个观点，他认为不能指望农民工当“接盘侠”。

“需要5.19年的消化周期”

新京报：对于当前的房地产库存现状，你是否做过这方面的测算？

张鸿铭：根据我的估算，中国的库存规模约为66.72亿平方米，按照当前的消化速度，大约需要5.19年的消化周期。

新京报：高库存对金融体系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张鸿铭：我做过一个测算。我国现有的66.72亿平方米的库存，占用的资金规模约为40万亿。在这40万亿资金中，约有1/3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另外超过2/3部分为“债务”。

新京报：现有的库存中，有哪些属于“难啃的骨头”？
张鸿铭：现有库存有两个难点。一是非住宅库存。2011年我国全面实施“限购令”后，房地产企业大量向非住宅（写字楼、商业）进行投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商业类的项目也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因此对非住宅项目的批地和建设也十分支持。如今，这部分非住宅项目的土地性质难以转化，并出现严重的积压。据估算，非住宅库存占用的资金规模约有十几万亿。

二是三四线城市库存。2015年下半年以来，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明显升温，并传递到部分二线城市，但难以从二线城市进一步向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传递。这部分库存的问题，是简单的降价所无法解决的。

新京报：近年来，我国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农民工进入小城市购房。这种措施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张鸿铭：呼吁农民进城买房，对于“去库存”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但总体作用有限。我们通常讲到的城镇化，其背后必然是产业和就业的聚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将人口留在城市，“去库存”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呼吁农民进城买房，对于“去库存”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但总体作用有限。城镇化背后是产业和就业的聚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将人口留在城市，“去库存”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

“三四线楼市降价需设底线”

新京报：你提出房地产去库存可采取设置降价底线促销的方式，如何依据不同城市确定不同政策？

刘志彪：降价措施不能针对一二线这种库存少、需求旺的城市，而是针对需求小库存大的三四线城市，降价太多肯定卖不出去，要设置一个底线，就能形成稳定一个预期，逐渐就能消除库存了。

新京报：底线怎么设置？如何保证不涉及以前购房者的利益？

刘志彪：现在是市场经济，降价政府说了不算，开发商不降价又卖不出去，现在处于两难之中。但如果不采取措施就会产生金融危机了。这里的危机主要讲三四线城市的民房贷款拖欠，还不了的问题，虽然是逐步性的，但可能带来冲击性效应，所以要设法解决。至于底线，我觉得总之要让原来买房的人不吃亏，政府卖地拿的钱和开发商赚的钱，拿出来补贴点嘛，不然怎么办？
新京报：在制定政策时，如何平衡去库存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关系？

刘志彪：房地产这种特殊商品，预期起了很大作用，去库存不能在价格下跌市场实现，否则库存会越来越大，要想减少库存不能降低价格，因为人的心理预期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降低价格不能去库存。因此价格不能维持不变，要有所增长，但是要从正常投资回报中。一方面有人买，一方面也不会涨得太快，否则房子的价格会变成危害经济金融安全因素。总体来说要用价格手段平衡关系，保持房地产价格不下跌也有所上涨，有限上涨，保持在正常投资收益效率之内，而不能有暴利，否则 去库存是做不到的。

降价措施不能针对一二线城市，而是针对需求小库存大的三四线城市，降价太多肯定卖不出去，要设置一个底线，就能形成稳定一个预期，逐渐就能消除库存了。
“不能指望农民工当‘接盘侠’”

新京报：你认为应如何化解房地产库存？

蔡继明：曾有专家说，2014年底农民工总量2.74亿。2015年10月末商品住宅待售面积约4.4亿平方米，约440万套；商品房待售面积6.8亿平方米，折合约680万套。理论上10%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就可以有效缓解商品住宅市场的库存压力。

但我认为不能指望农民工当“接盘侠”。可以算笔账，当前全国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约为6500元/平方米，如果按照90平方米估算，加上税费、装修等费用，保守计算一套房子总费用为50万元。

数据显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如果平均一个农民工家庭两个人工作，家庭年收入约为5万元，房价收入比达到10倍。30%的首付，也要拿出3年的全部家庭收入，如果考虑税费和装修等费用，负担会更大。显然，要让农民工在城市买房或租房，政府必须给予巨额补贴。
事实上，有数据显示2.7亿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买房的只有15%左右。

新京报：在接下来的房地产去库存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蔡继明：必须改变现行房地产市场的游戏规则，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重新塑造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实现房地产市场从结构到功能的根本转变，才能使房地产行业摆脱长期低迷的困境——一边是2.7亿农民工因买不起房而不能进城落户，另一边是大量的存量房和价格高不可攀。

我建议开辟准商品房市场，就是只许买而在一定期限内不许卖的自住性或改善性商品房市场，只能供购买者居住，而不能进行二次交易，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退房，就只能由政府按照折旧率进行回购，再由政府委托的管理公司定向销售。若住宅所有者需要进行产权交易，则必须溢价购买政府拥有的产权，并支付高额交易税金，同时城市住宅供地应以准商品房用地为主。

我建议开辟准商品房市场，就是只许买而在一定期限内不许卖的自住性或改善性商品房市场，只能供购买者居住，而不能进行二次交易。

“保障年轻人每家一套经适房”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针对帮助年轻一代解决住房与就业困难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建议“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解决其基本需求问题。”

宗庆后认为，按目前的收入和房价水平，很多年轻人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房，不得不沦为“啃老族”和“房奴”，而收入再低些的年轻人，甚至连租房都租不起，因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都会成为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年轻人就无法安居乐业。

宗庆后建议，开发商要降低房价，设定合理利润空间，相应去库存政策号召，同时银行要促使开发商回笼资金加快还贷，这样可以推动开发商将现有空置房降价销售，降低置业者的购房压力。

对于房价问题，宗庆后计算得很精确：“其实现在房屋的建筑成本并不高，大约仅为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而前几年开发商拿地的成本亦没有这几年那么高。”
据此，宗庆后建议，政府应当引导开发商核算一下成本，设定合理利润空间，降低房价去库存，同时银行要促使开发商回笼资金加快还贷，这样可以推动开发商将现有空置房降价销售，降低刚需人群的购房压力。

宗庆后分析，目前房价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出让金比较高，而同时开发商又欠了银行大量贷款无法偿还，银行坏账风险较大。

因此他建议将土地出让金（楼面价）从房屋价格中剥离出来，由购房者直接与银行签订协议免息偿还冲抵开发商的相应贷款，并且可以分50年或者70年支付，这样既可以降低购房者的付款压力，银行收回贷款亦得到了保障。

对于无房户和刚需人群，宗庆后建议政府完全免除其购房时的税费，而开发商降价向困难人群销售房屋的，亦予以减免税费，银行则对无房户首套房降低房贷利息。

政府应当引导开发商核算一下成本，设定合理利润空间，降低房价去库存，同时银行要促使开发商回笼资金加快还贷，这样可以推动开发商将现有空置房降价销售，降低刚需人群的购房压力。

个案

沈阳样本：经济疲软人员外流 如何去库存

近日，在各级政府连番出台的楼市新政中，沈阳以“应届大学毕业生零首付购房”迅速占领头条，被称为“最猛新政”。虽然沈阳市官方当日澄清政策还处于调研论证阶段，暂不具备出台条件，但当地政府对于楼市去库存的迫切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近年来，东北三省经济疲软，人口外流突出，间接导致了楼市的供需关系严重失衡。沈阳也没有逃出这个怪圈，据中原地产的数据监测显示，2015年沈阳全年成交商品住宅1314.8万平方米，同比增23%。但沈阳整体的库存非常大，接近3000万平米。这使得沈阳的市场去化周期处于全国最高的少数城市行列。

“沈阳楼市的库存应该是目前国内城市中最高的几个之一，已经受到集团的关注，未来在拿地方面肯定会收紧。”某港资上市房企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选择逃离沈阳市场的开发商在近两年持续增多。2014年开始，包括中海地产、保利地产、恒大地产、碧桂园、龙湖地产在内的品牌房企都停止在沈阳拿地，但他们还必须消化掉在沈阳市场的存量房。

不仅仅是新房市场销售遇阻，二手房市场似乎面临着更大的尴尬。9年前大学毕业后就离开沈阳到北京工作的王瑶，2011年在家乡一环附近的沈阳铁西区，购入了一套万达广场的房产，单价在1万元/平方米左右。“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想趁着沈阳房价便宜先买一套，等价格涨起来再卖掉，然后作为北京买房的首付。”让她没想到的是，将近四年的时间，沈阳的房子始终在原地踏步，而北京的房价越来越高不可攀。王瑶在去年初决定将手中沈阳的房产出手，按照当时周边的市价1 万元/平方米挂牌，始终无人问津，经过漫长等待后，最终以9000元/平方米价格出手。“即便如此，也没什么后悔的，沈阳就是这样的市场现状。再等下去，北京的房子就更买不起了。”王瑶说。

新京报记者 李婕 黄颖 刘夏 罗超 实习生 郭锰
http://www.guancha.cn/Industry/2016_03_03_352807.shtml

小非侠

英媒：中国达到“煤炭消耗顶峰” 向新能源转型
据参考消息网3月3日援引外媒报道外媒，2015年，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飙升至创纪录水平，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步伐加快。近两年来的煤炭消耗下降也恰恰说明中国目前可能达到了“煤炭消耗顶峰”，以后会逐步减少。
风能发电创纪录

据3月1日出版的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报道，中国正阔步前进，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放弃使用煤炭。否则，用中国官员的话说，这将使中国超越碳排放目标。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分别比2014年激增74%和34%。

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炭消耗下降了3.7%，煤炭进口锐减30%。

上述数据契合了中国联合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解振华2月在香港的讲话：中国将“大大超越”2020年的减排目标，单位国民财富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40%至45%。

据南华早报2月25日消息，解振华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过去做环保总局的局长，只是从环境角度考虑问题。到了发改委之后，它是负责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部门，要把环境问题放到大的框架下考虑，可能很多问题就觉得好解决了。”

“就环境问题谈环境问题，没有出路，必须要跟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虽然有一些研究、以及国家电网的一名顶级官员都曾预言，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25年将达到顶峰，但解振华对于这种乐观扔保持谨慎。

他指出，未来10年，中国面临更艰巨的减排工作，“随着经济的增长，质量的逐步提高，经济质量提高会减少排放，但是越往后，它的潜力越有限，越难。‘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淘汰了落后的火电厂1亿千瓦装机容量……这个淘汰了就把排放大大降低了。”

“以后不能再淘汰了，没有更多可淘汰，现在叫过剩产能，过剩产能并不是落后产能，有些技术很先进，只不过我的产量不需要这么多。所以这个时候淘汰就更难了。”

在《新科学家》的报道中称，由于中国排放的导致地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接近世界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减少碳排放可以对抑制地球气温上升做出重大贡献。去年12月，各国政府在巴黎达成协议，同意将全球气温上升的最大限度控制在2摄氏度。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蒂姆·巴克利说：“最新数字证实了中国破纪录的转型，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

巴克利说：“中国2015年官方风电装置发电达到了全球历来创纪录的32.5千兆瓦。中国是唯一接近这个水平的国家，2014年新增风电能源20.7千兆瓦。”

煤炭消耗顶峰？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之争

最新统计表明“清洁能源”（水电、风电、太阳能、核能和天然气的总称）现在占所有能源的18%，2011年为13%。

代表英国风电和波浪发电生产商的英国可再生能源机构副总裁马福·史密斯说：“现在，我们这类技术已经可以直接与天然气和煤炭进行价格竞争了，意味着这个增长只会加速。十年间，仅英国的风力发电量占能源的比例就从1%增加到11%了。”

华盛顿特区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宋然平说：“确实是个积极的信号，是新兴经济努力转变发展模式的完美例子。”

中国3月将公布下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宋然平说：“所以现在是静观他们如何认真对待碳排放问题的绝佳时刻。”

报道称，虽然可再生能源激增，但是煤炭仍然提供着中国几乎三分之二的能源消耗。然而，两年来的煤炭消耗下降说明中国现在可能达到了“煤炭消耗顶峰”。解振华在香港的讲话中谈到，中国的煤炭消费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会逐步减少。

另据南华早报2月25日消息，2017年中国内地将启动全国碳交易市

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6_03_03_3528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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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媒：尘肺病是“权利病”，是农民工劳动权利遭无视的结果

今天（3月3日）有媒体报道说，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联手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善举基金，于昨天组织召开了推动解决农民工尘肺病问题的议案和提案座谈会。
据媒体报道，专家、学者、研究者和医疗工作者都指出中国所面临的农民工尘肺病问题的严峻性：600多万尘肺病患者正逐渐进入尘肺病后期，其治疗和死亡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从制度上寻求解决。相关报道称，从座谈会上透露出的消息表明，近年来，中国尘肺病持续高发，每年整体发病人数逐步上升，且呈现出发病年龄缩短的趋势；国家卫计委根据已有统计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29972例，其中尘肺病26873例，占89.66%，也即在所有职业病中，尘肺病约占90%；另有统计数据表明，在尘肺病患者中，农民工占95%。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职业病问题的核心是尘肺病问题，而尘肺病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尘肺病问题。
尘肺病是“权利病”，是农民工劳动（保护）权利遭到忽视乃至无视的结果。像中国这样在十几、二十几年时间内，集中累积了数量如此庞大的尘肺病群体，这种现象在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中，都为仅见。从工业化先发国家的历史看，近代以来，当尘肺病成为职业性病症之后，相应的劳动保护性措施也随之产生。不仅如此，相关劳动保护措施的标准提高迅速，并成为资方必须提供和履行的强制性标准，一系列包括尘肺病在内的防止职业病产生的劳动保护标准也成为国家法律。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严格的劳动保护标准和相应的法律，尘肺病早已成为工业化先发国家的罕见病种。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尘肺病在19世纪末就已经被消灭殆尽；美国工人罹患尘肺病的病例，还在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普遍建立之前的1930年代就已绝迹；而日本出现最后一例尘肺病的时间是在1970年……总之，尘肺病并非不可防范之病，其相关劳动保护措施的成本也并非为资方不可承受之重，其中关键在于相关劳动保护标准的建立、实施和监督。欧洲、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解决尘肺病问题的通行做法，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出台相关劳动保护措施的标准，并由国家专门机构督促实施、监督检查，由此以国家强制力从源头上消除产生尘肺病的生产条件，以法律和市场的手段逐出那些无视劳工权利、不顾劳工死活的生产经营者。
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解决尘肺病问题、特别是解决农民工尘肺病问题的基本出路，乃在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性的病患救助制度的建立，以及在宪法、法律以及各项专门规章制度层面的对病患产生的刚性遏制。今年1月2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安全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十部委已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
这个《意见》是制度化解决尘肺病问题的开始。而上述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尘肺病农民工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正可以借助国家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两会”，来推动十部委《意见》的落实，把患病和潜在患病人数众多、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巨大的尘肺病救治、救助以及阻绝其再增的问题提升到国家层面，由此建立政府与社会联动模式，从制度化解决的角度推进尘肺病的预防与消除。农民工尘肺病问题的制度化解决刻不容缓。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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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格案追责进展：当年案件主办人冯志明已移送法院，等待宣判

法制晚报消息，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永胜向法制晚报记者独家回应了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追责的最新进展，曾主办该案的原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已由检察机关起诉移送法院，目前法院正在审理，等待宣判。
关于审理结果的具体公布时间，马永胜表示：“具体时间不长，一两个月左右。”
1996年，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第一毛纺厂家属区的公厕内，一名女子被强奸杀害。一名叫呼格吉勒图的18岁青年被认定为此案的凶犯，随后被枪决。2005年，另一名叫赵志红的人主动坦白凶案是其所为。
时任新城区公安局副局长，呼格吉勒图案的主要“侦破”领导人冯志明，2014年12月17日，因涉嫌玩忽职守、刑讯逼供、受贿等罪名被内蒙古检察机关批捕，成为第一个被调查的“呼格案”责任人。2015年4月10日，冯志明被组织部门免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和正处级侦察员职务。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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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大师罗杰斯、麦朴思称“正在买入中国股票”

这两日A股市场氛围渐暖，两位全球投资大师也加入做多中国市场的阵营中。
美国当地时间3月2日，罗杰斯（Jim Rogers）在接受外媒采访时透露，自己正在做空美股，同时做多中国。
他这样解释：“中国市场比起历史高位已经回落了60%，而美国市场仍然接近它的历史高位。”
罗杰斯是享誉全球的投资大师，曾与索罗斯共同创办量子基金。
眼下，这位大鳄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仍深表忧虑，他说：“情况正在恶化，我敢肯定，最新的GDP数据是虚假的，只有政府才宣称经济繁荣，其他所有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他仍然看好美元。
而早前罗杰斯也在美国时间1月12日表示，中国经济增速确实放缓，但属于正常现象，不应该把世界环境不景气归咎在中国身上。
同样看好中国市场的，还有邓普顿新兴市场团队执行主席麦朴思（Mark Mobius）。
麦朴思在英国时间3月1日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有选择地买入中国股票。他认为，新兴市场有望迎来拐点，可能在2016年年底东山再起，目前的下滑正是入手的好机会。
麦朴思被誉为“新兴市场教父”，他曾在2015年4月提出，A股上涨势头过猛，将面临大幅回调，果然一语成谶。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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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一中国公司遭不明身份者暴力袭击，致中国公民1死3伤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官网3月2日消息称，3月1日晚，不明身份的暴力分子在老挝琅勃拉邦省普昆县发动暴力袭击，造成中国公民1人死亡，3人受伤，有关人员财物受到损失。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馆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会同老方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处理死者善后。同时要求老方尽快破案，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国公民在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领区的人身财产安全。目前老方正就此事进行调查。
环球时报消息，英国路透社援引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1日19时左右，某中资公司在当地的工棚遭枪袭，造成中国工人伤亡。当晚20时左右，一辆大巴车和一辆皮卡车也先后遭到枪击，导致5人受伤。这是今年第二起中国公民在老挝被袭事件。1月24日，不明身份的暴力分子在赛宋奔省发动暴力袭击，造成中国公民2死1伤。琅勃拉邦总领馆的工作人员2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于此前的这次事件，老挝警方现在仍未掌握袭击者身份。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的信息显示，2015年，中国对老挝外派劳务大幅增长，人数超过1.1万，在亚洲国家中位居第一。在政局稳定的老挝，暴力袭击事件比较罕见。琅勃拉邦总领馆的工作人员说，总体而言，在老挝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暴力袭击比较少，是偶发事件。但遇到国内有重大活动时，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不久前，老挝刚产生新一届领导层。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再次提醒在老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如遇突发事件，请即与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电话联系：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馆领保电话：00856-20-55571303
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0086-10-12308或0086-10-59913991
琅勃拉邦省报警电话:00856-30-5742552
乌多姆赛省报警电话：00856-20-22379579
南塔省报警电话: 00856-20-23231333
波乔省报警电话：00856-20-5508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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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去年抓获1.2万名涉毒者，“朝阳群众”等品牌打响

央广网北京3月3日消息，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市公安局接报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4.1%，全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1.6万起，命案100%全部侦破。
数据显示，北京市公安局在2015年通过严打严控，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围绕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各类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打防管控”专项行动和多波次的“平安行动”，保持了首都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同时不断完善打防管控一体化、地上地下一体化等警务机制，提高了社会治安防控效能，全年接报违法犯罪警情同比下降4.1%。
同时，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完善打击犯罪新机制，全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1.6万起，命案实现100%全部侦破，八类危害严重案件破案率创历史新高。特别是探索推出警银联动、警通联动、警企联动和专业拦截等机制措施，破获电信诈骗案件4900多起，及时止损6.2亿元。抓获涉毒人员1.2万名，缴获各类毒品284.8千克。持续加大经济犯罪打击力度，破获各类经济案件1.1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400多名。打掉涉黄涉赌违法犯罪团伙、窝点3300余个，全年治安秩序类警情同比下降8.6%。
去年，“朝阳群众”在举报吸毒人员等方面继续吸引眼球。北京市公安局也是创新群防群治组织发动形式，像“西城大妈”、“朝阳群众”、“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网警志愿者”等群众组织品牌陆续出现，实现警民携手、共保平安的强大合力。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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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非法采砂猖獗：占用军用码头，严重破坏军用渡场
1月5日，习主席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国防动员是联系军事与经济、军队与社会的桥梁和枢纽，地方每一项战略的推出都会对国防动员建设带来深刻影响。
长江经济带覆盖省市如何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推进国防与经济同步发展？目前，长江经济带已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大城市群，自今日起，我们推出“聚焦长江经济带战略下的国防动员建设”系列专版，深入报道这三大城市群的领头羊——上海、湖北、重庆国防动员工作创新发展的生动场景和鲜活经验，敬请关注！
湖北一直被业界认为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最大受益者：占长江干线总长的三分之一，黄金水道、立体交通等多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湖北有关，湖北作为全国交通枢纽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湖北也加速转型，希望借长江经济带战略再现“九省通衢”的辉煌。在这一转型推进中，湖北省国动委紧抓机遇，带来国防动员建设一系列的变化。
长江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有利于军事设施保护
江城某长江水域，驻鄂某舟桥旅一场渡江保障演练打破了江面原有的平静。江堤之上，一辆辆身披迷彩伪装的军车鱼贯而至，一队队舟桥兵穿梭其间、蓄势待发……与沿江两岸热火朝天的演练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演习场旁边的另一番景象令该旅政治部副主任何红星眉头紧皱。
“那里曾经也是我们的训练渡场。”何红星指着不远处的采砂场说，该旅担负渡江工程保障任务，在长江沿线有多个军用码头。每年7月至9月，部分码头要用于部队的演习驻训，其余时间处于闲置待命状态。“军用码头、渡场是战时物资过江投送的重要平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被地方私人公司非法占用甚至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何红星回忆，前些年，部队进驻前到汪家墩军用码头考察场地，到了现场才发现军用码头成了采砂场，和采砂场老板交涉，对方提出“退出可以，但要赔偿损失”，最后通过地方政府出面协调才勉强解决。
2月初，记者在湖北的武汉二七长江大桥附近看到，数十艘挖砂船盘踞在此，这些非法采砂船趁夜间出动，疯狂挖砂，不仅严重阻塞长江航道，破坏长江生态，也使军用渡场受到严重破坏。
据一位船长介绍，这些年，相关部门一再祭出重拳整治采砂，但由于采砂利润丰厚、地方利益纠葛等原因，水中“软黄金”依旧被疯狂采挖，犹如“血吸虫”一样蚕食着长江的肌体。
针对这一情况，这几年，湖北省军区与长江沿线地方政府、海事部门和堤防管理部门等建立军地联合管理机制，在码头共同设立界碑，地方相关部门负责码头上下游五公里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但尽管相关部门进行了打击，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非法采砂破坏仍然屡禁不止。
一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现有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是2002年颁布实施的，在执法主体、操作细则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亟须完善。如条例规定，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擅自在长江采砂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采砂机具，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扣押或者没收非法采砂船舶。“与采砂的暴利比起来，违法成本太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前不久，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主席明确提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
“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整治包括军用码头在内的沿江军用交通战备设施将会提上议事日程。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情况都将得到大的改观。”提及这项重大举措，何红星信心满满。
区域协作机制的推进为民兵联训联演提供平台
在鄂豫陕交界的地方，有一个远近闻名的“三省一条街”——白浪街。
白浪街位于丹江西岸的白浪河口。这条街店铺林立，经济繁荣，其武装动员工作由湖北省郧县白浪镇白浪村、陕西省商南县白浪镇白浪村和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白浪村三村合建合管。其联训联演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受到了表彰。这在当时被称为“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独特管理模式”。但是放在如今，军事改革倒逼民兵跨区跨省演练。而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协作机制为民兵跨省联合演练提供了平台。
2015年4月8日，湖北竹溪、竹山和重庆巫溪等5个县的500余名民兵应急分队，在鄂渝陕三地交接的鸡心岭集结，举行三省五县民兵应急分队跨区机动应急动员演练。此次演练探索了长江经济带区域联合大框架下，发挥了各地主体功能，最大限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有效解决偏远山区跨区域调兵难、遇有情况应急慢的问题取得了新突破。
湖北省军区国动办参谋马银波介绍说，2013年，该省下属某县人武部按照上级关于民兵队伍建设向三军后备力量转型要求，编组了伪装防护、装备抢修、勤务保障等8支军兵种民兵分队。然而，编了队伍不等于有了战斗力。去年，军兵种部队组织作战演练，上级命令该县军兵种民兵分队参演。结果，民兵找不到阵地、上不了战位、完不成任务，受到上级通报批评。
2015年底，湖北省开始联合周边省市，借长江经济带区域协作平台，长江经济带区域间互动合作机制平台，建立由党政军有关领导负责、军地相关部门参加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领导小组，落实军地联席制度、信息通报制度、定期会商制度，及时寻求研究解决国防动员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湖北省恩施市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达成共识，双方拟定于2016年4月，依托湖北省来凤县和湖南省龙山县为试点，开展民兵应急力量“联训、联教、联考、联演、联保”，这将是处于长江经济带的湖南、湖北两省近年来首次举行民兵联建联训活动。
军民融合产业的蓬勃发展拓展国防动员新空间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沿江产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幅提高服务业比重，引导产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转移，培育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产业集群，增强长江经济带产业竞争力。”
这一看似枯燥的表述，在湖北省军地领导看来，却是一个天大的利好。湖北是长江经济带的主要省份，是军史、军工、拥军“三军”大省，航天、航空、船舶、军用电子等“六大”行业齐全。近年来，湖北省大力实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不断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和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积极引导优势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取得明显成效。长江经济带的全面推进，无疑给湖北军民融合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特别是民企有望释放出更大的活力。
在湖北，民企“参军”到底有多火？且看一个事例。
几年前，武汉光谷某高科技公司得知我军某部正研制某重大防空系统，但受人才和技术限制，科研遇到巨大难题。一边是强烈的国防军事需求，一边是“民参军”的高门槛，怎么办？面对两难抉择，该公司在国家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自筹资金3000多万元，组织团队搞研发。
第一次承担军品项目的总体设计研制，时间紧、任务重，该团队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在2011年成功完成了系统的研制和定型，现已批量装备军队，有效提高了战机在实战中的生存能力和空域对抗能力。公司在红外探测军品研发领域一时声名鹊起，赚回了“金字招牌”，并陆续参与多个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
该公司的成功，离不开军民融合政策的支持。湖北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湖北对“民参军”企业出台5大优惠，包括税费优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半征收等；省政府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军转民、民参军产业化项目建设。截至2015年底，全省共有125家单位取得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有183家单位通过了军工保密资格认证，其中民营企业超过50%。
日前，湖北省军民融合办公室再传喜讯：长江经济发展带产业基金设立总额为1个亿的军民融合子基金，重点资助“民参军”企业，标志着湖北省军民融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国防运输有望随黄金水道的快速推进水涨船高
“长江连接中国的多个省市地区，仅干线航道就有2400余公里，跨越几大地区，是我国天然而成的战略大通道。”湖北省国动委综合办副主任叶国安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航运发展很快，现已具备较强的运输能力，战时不仅是一条能够直接支援作战的江海通道，同时又是战略后方建设生产的输血动脉。
基于这一研判，湖北省沿江建立了多个专业保障大队，先后组织了30余次长江国防动员演习，民用船舶动员指挥控制、保障队伍响应、港口码头整备响应等能力大幅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这些年长江重大项目的推进，水路交通战备能力也跟着水涨船高，武汉新港就是典型代表。
这两年，武汉新港正在酝酿一个大手笔：打造连接长江上游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的“铁水联运”网络。谈起这一项目，武汉新港管委会主任张林介绍，三峡船闸年货运量过亿吨，交通拥堵成了长江上游货运一大瓶颈，上游货物要想出海，先走铁路到武汉再转水路，成为最佳路线。
“在武汉新港，一般人只看到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却看不见背后国防交战建设的伴随推进。”叶国安说，事实上，这几年，武汉新港每次重大建设，国防都在其统筹考虑之中。
此言不虚。2011年，国务院出台意见，将武汉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上升为国家战略，武汉新港规划建设由此定位为亿吨大港、千万标箱。这是湖北省经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牵动着军方的神经，因为武汉新港的建设对于未来战时战略物资的八方互通可谓举足轻重。
据相关部门核算，如果新港拓展军事功能，还要追加上千万元的经费预算。两难之间，军地领导统一意见：宁可让交通设施建设承担成本压力，也决不能成为战斗力的羁绊。
这一做法，后来成为湖北省“十二五”时期各重大交通工程建设的样板。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叶国安说，作为保障部队机动与物资供应的重要手段，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水路国防运输也一定会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全面推进中获益。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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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国防功能弱化问题显现，跨江大桥批量建设未能兼顾国防

提及长江，有位教授曾这样来形容它的价值：对渔民来说，长江的意义是捕鱼；对商人来说，长江的意义是赚钱；但对国防来说，长江的意义是交通。
的确，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长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水上“生命线”和战略“补给线”，它承载着太多战火悲歌。1951至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长江运输人员百万余名、运送物资百万余吨，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和东南沿海岛屿的解放立下汗马功劳。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航运飞速发展，长江运输能力与日俱增，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其中的国防考量。为确保长江在国防与经济上双轨并进，国家长期设立长江航务军代处，并在《国防法》《国防交通条例》等法规中明确了长江的国防战略地位。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长江国防功能弱化的问题也在发展中伴随显现，比如长江生态不断被人为破坏，原有的军民通用码头等基础设施被逐步吞噬；跨江大桥的批量建设，并没能兼顾到国防需求，在水面投送大型军事装备等方面存在难以通达的弊端……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就“长江经济带”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战略定位等进行具体明确。“长江经济带”走进人们视野，无疑给长江的国防功能的巩固觅得难得契机，现阶段存在的长江流域水路国防交通战备等问题有望随之一并解决。而“长江经济带”战略规划的颁布实施，带给我们的国防启示，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一个更为深层的思考：长江的国防意义岂止是交通？！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核心内容有这么几点：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绿色生态廊道。看似与国防建设毫无牵连，但仔细衡量思考，每一条都能找到一些与国防相契合的潜在共建点。
其一，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国防交通战备可以借梯上楼，特别是在水、陆、空、铁的融合上能够实现新的跨越；其二，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依托区域经济合作，军民融合作为产业创新的制高点，将会得到更为广阔的合作和施展空间；其三，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群之间互通合作日趋紧密，依托其“资源优势互补、城市互动合作”优势，在国防动员机制创新和区域性联训联保上有望寻求新的突破；其四，建设绿色生态廊道，沿江军事设施被损坏、吞并等现象有望随之一并得到全方位的整治。
所以，对国防动员系统而言，“长江经济带”实质上是一张试卷、两道考题：一道是主动支持配合和参与地方“长江经济带”建设，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作贡献；另一道则是，前瞻思考“长江经济带”战略给国防领域带来的潜在机遇，将国防需求纳入其中，统筹考量、一并推进！（作者系湖北省国动委综合办副主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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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渔业委员会”会议在台湾召开 讨论钓鱼岛

据日本共同社3月3日报道，围绕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渔业权问题，日本与台湾的有关部门负责人2日在台北召开渔业委员会会议，此次会议旨在确认今年的作业规则。报道称，在金枪鱼渔季即将到来之际，双方希望根据2013年签署的日台协定，力争避免日台渔民因捕鱼方式不同带来的纠纷。

“台日渔业协议”示意图

会议将持续至4日。作业规则在每年渔季到来之前重新调整，如果发现之前的内容有问题就进行改正。双方渔民之间在渔船间距和作业范围等问题上的主张存在分歧，将在会议上进行协调。

2013年4月10日，日本与台湾签订所谓的“台日渔业协定”，约定双方捕捞和执法范围。对此，外交部曾指出，日本和台湾签订协议，应当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而国台办对此明确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捍卫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两岸渔民在这一传统渔场的渔业权益，是两岸双方的责任所在。

然而在“台日渔业协定”签署之后，台湾渔民依然在钓鱼岛海域多次遭到日方逮捕。2013年5月，日本水产厅以非法作业为由，当场抓扣了涉嫌违反作业的台湾渔船“益升12号”（排水量49.85吨，载有7人），逮捕了船长柯清国（54岁）。
http://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6_03_03_3528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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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 美国称制裁将影响朝鲜统治精英
虽然表决两次被推迟，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史上最严”决议最终还是落地，3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全全票通过了对朝制裁的2270号决议案。

美国是决议草案的起草国。据外媒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Josh Earnest）2日表示，欢迎安理会的对朝制裁决议，并对中国同意制裁朝鲜感到高兴。此前一天，欧内斯特还表示制裁将会对朝鲜的统治精英层造成影响。
就在安理会对朝鲜新制裁决议通过当天，美国国务院也采取行动，将朝鲜的原子能工业省、国防科学院、国家宇宙开发局以及两名与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活动直接有关的个人指定为制裁对象，来帮助实施安理会2270号决议案中有关冻结资产的规定。

当地时间2月，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指出，安理会新制裁的力度将大大超出先前对朝鲜的制裁，但目前还不清楚朝鲜会对安理会的决议作出怎样的回应。

欧内斯特表示，我们赞扬安理会的决议，这是对朝鲜政府无视其国际义务发出的强烈信号。国际社会在今天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向朝鲜政府发出了一个简单的信息：朝鲜必须放弃这些危险的计划，并为朝鲜人民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

欧内斯特还称，中朝关系独一无二，朝鲜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依赖超过了对其他任何国家的依赖。因此，中国在制裁朝鲜方面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欧内斯特说，美方知道中国很关心朝鲜的弹道导弹活动。美方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展示出与国际社会协同努力的意愿。

此前1天，欧内斯特在白宫例行简报会上也谈到联合国对朝制裁问题。

欧内斯特说，新的制裁将会比此前的制裁更加严厉。这次制裁将会要求检查所有运入或者运出朝鲜的货物。制裁也首次禁止向朝鲜出售小型武器和其他传统武器，并且还首次对朝鲜广泛的部门进行制裁，尤其是一些经济的领域。

欧内斯特还说，因为一些已有的制裁，朝鲜的经济本来就不先进，他们非常依赖铁、矿以及稀土等部门。而这些部门恰恰都处在广泛的制裁之中。这很重要，因为朝鲜政府将这些部门的收入拿来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因此我们能够阻止他们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朝鲜的统治精英从这些部门获取经济利益，制裁这些部门将会对这些精英层造成影响。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制裁决议通过后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克里说，联合国的决议反应了国际社会应对朝鲜持续违背国际义务和承诺的问题的坚定和统一的决心。克里还说，新的决议是联合国20年来实施的最严厉的制裁。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6_03_03_3528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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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中央已同意设水、大气、土壤三司，撤污防、污控司
3月3日上午，网传环保部机构调整。
3日下午4时，环保部宣传教育司主管、中国环境报社主办的官方认证微博“中国环境新闻”发布《关于环境保护部机构调整的回应》（下称“回应”）。
回应称，我们已注意到一些媒体对环保部部分内设机构调整情况的关注。
回应表示，去年2月，中央有关部门批复同意环保部机构编制作部分调整，不再保留污染防治司、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设置水、大气、土壤三个环境管理司。这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各项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举措。为积极稳妥推进这项工作，一年来，我们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实施工作方案。由于机构调整涉及面广，内部职能、运行机制的建立和人员配备完全到位尚需要一个过程。待整个工作完成后，我部将专题向媒体发布。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8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