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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组织的专业服务成为政府有力补充
调查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人团结抗灾的最前线，越来越多胸前佩戴着红十字或其他标志的国际NGO组织成员在多个地区辗转救援。他们在物资、医疗、救援等方面忙碌着。
政府组织的力量是绝对的救灾主力，但是，有很多事情需要民间力量来参与，比如抚慰灾民心灵这些“小的事情”。
NGO
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1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13日上午，57家NGO发出声明：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
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里人影穿梭，张国远是这里的负责人，但他对进进出出的人却很陌生，“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说。
这个诞生于“5·12”汶川大地震第二天的机构，成员庞大，在其资料介绍上，发起机构有50个，而实际运作中，张国远每天要协调100多个NGO.
“没有多少时间考虑，很仓促就成立了。”张国远介绍说。
5月12日，四川攀枝花市东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国远在北京出席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会议，突如其来的汶川地震中断了这次会议。晚上，NGO发展交流网负责人陆非致电与会的每个NGO组织负责人，“我们是不是该做些什么？”他说。电话那头，听者反响各异。
陆非的电话呈现出中国NGO惯有的生存状态。散落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民间非官方组织，互不关联，各有关注领域，个性鲜明，在行动上很难统一。张国远马上联系成都同事，手机没信号，电话不通，与此同时，网上关于灾区的信息不断传来，他才感到事情很严重了。当天晚上，100多个NGO组织负责人在嘈杂的各抒己见的氛围中，终于达成了一个共识：必须派一个人到成都去。
张国远坐13日早上9点的飞机，正常情况下将在11点抵达成都。中午12点，飞机却降落在重庆江北机场。同时迫降在此的还有十多架飞往成都的航班。由于汶川大地震，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当天下午已经关闭。他下午4点挤上开往成都的大巴，心神不宁，甚至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脑袋里一片混乱。”
他不断接到各地NGO的询问电话，“我们来不了现场怎么办？”“派多少志愿者？”……这种茫然也体现在国内其他NGO身上。信息不畅，导致北京某基金组织的赈灾物质运往映秀后，发现当地灾民基本上撤出来了。
“来不了现场可以在原地筹备救灾物质”、“我们需要专业的志愿者，”接电话时，张国远本能地成了灾区信息协调员。事实上，这也是陆非所希望的，他在电话里对张国远说，“成立一个联合办公室，协调各地NGO和志愿者。”
5月14日，由国内多家NGO发起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设立。办公室下设医疗服务、物资分配、机构联络等多个小组，他们还办了一份“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每日特刊”，负责发布有关救灾的动态。
汶川地震发生当天，李连杰壹基金和南京爱德基金会行动起来，当晚，这两个基金会第一时间发出了关注灾区的声音。
13日上午，57家NGO发出声明“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作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
2 根据当地需要行动
截至18日，在四川灾区的国际NGO已超过十个
黄洁心在5月2日至12日的10天里，获知了两个国家的两场大灾难，一个是2日缅甸的强热带风暴致4万多人死亡，一个是12日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就在黄洁心无比悲痛于中国大陆的这场惊天灾难时，在北川羌族自治县，视察灾情的温家宝总理握住了一位外国人的手。这位外国人叫赖恩·鲁滨逊，他是“心连心国际组织”驻华的代表，温总理向他和他的伙伴表示了感谢。
黄洁心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广州的办公室工作，这个在1971年成立于巴黎的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救援组织，在全球18个地方设有分部。“大地震刚刚发生，我们在香港的办公室就立即给志愿者医生发去了电邮，看是否有人愿意待命，随时派往灾区参与救援行动。”黄洁心说，但并不一定谁愿意来就可以的，一定要有专业背景，而且曾经从事过地震等灾难的紧急救援行动的为最佳考虑。
在人数达2000余的庞大志愿者医生库里，有很多人立即表示愿意听候无国界医生的调遣。因为在2006年巴基斯坦地震中有过国际救援经历，香港北区医院的骨科大夫姚汉华被选中了，同时，另一位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陈英凝医生也被选中，陈早在1998年就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志愿者医生参加过长江洪水的救援行动。他们与土木工程师周健德一起，在分别向自己服务的公司请了假之后，与黄洁心搭乘国航航班，于16日飞抵成都。
23日，黄洁心送走了已经在广汉工作了一个星期并且假期已满的陈英凝医生等3位志愿者。一批批志愿者医生到来和离去，在23日下午，无国界医生组织仍有30位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在灾区工作。“我们的志愿者医生都是根据自己的假期，当然，从事这样繁重和艰险的救援工作，必须在一段时间后轮换，前期来的同事已经陆续返回了香港、南宁和北京。”
在抵达成都后，黄洁心一组联络了四川省外事办。“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让我们去一个可以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是的，我们是根据当地的需要行动的。”17日，他们就到了广汉，去了两个乡镇中心卫生院。“我们和医院的院长谈，送给了他们一些急需的物资，我们告诉他，希望一起工作，院长同意了。”
陈英凝和姚汉华分别是内科和骨科的专业医生，大量从灾区救援出来的病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骨伤，姚医生和当地医护人员一起工作，他一个人在服务的数天里，做了15例手术。很多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身体出现疾病，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和儿童，这时，陈英凝的专业派上了用场。
这一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在努力工作时，另一支由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和一位土木工程师组成的无国界医生队伍，正在汉旺镇工作着。
截至5月18日，在四川灾区参与人道主义救援的国际NGO数量已经超过了十个。“灾情发生后，我们迅速组织了价值近千万的物资，”同为国际NGO的乐施会中国部传播统筹段德峰告诉记者，该组织至今已向灾区投放款物近4000万元。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人团结抗灾的最前线，越来越多胸前佩戴着红十字或其他标志徽章的国际NGO组织成员在多个地区辗转救援。他们在物资、医疗、救援等方面忙碌着，很多人刚刚从缅甸风灾的救援战场转移过来。
3 国际NGO专业背景强
这一次，中国NGO比任何一次灾难时都要反应迅速
黄洁心认为，陈英凝和姚汉华等人被选中做志愿者医生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都具备优秀的专业背景和在大灾难中的救援经验，土木工程师周健德也一样，他供职的公司参加了水立方等重要建筑的工作。这时，他们4人已是无国界医生向震区派出的第三支救援队伍。“每个小组有两个医生，其中一个是后勤。他们有来自大陆的，也有来自加拿大和比利时的医生。”所有医生和后勤人员都是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在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库里精心挑选的。
“我们的志愿者在全球40多个国家工作着，他们都有一定的专长。30%是医生，30%是护士、助产士，还有40%是工程师、会计师等。”黄洁心说，志愿者在每次面临全球的任何一场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救援事件中，都要面临着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征召，一旦被选中，就要向所在的公司请假，立即奔赴“需要的地方”。
这一次，中国的NGO要比以往任何一次灾难时都要表现得反应迅速。“有中国的NGO朋友就联络我，他们都问我将去哪里？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些培训，或者手册。”黄洁心非常赞赏中国志愿者的热情，“可是，如果他们选择去前方救人，就要先学会专业救援知识，首先学会照顾好自己，才能去救别人。”
专业背景强可能是国际NGO优于中国NGO的一点，黄洁心认为这很重要。但多数有着一腔热血而来的志愿者仍然让她很感动：“我在广汉医院里见到一大批志愿者，他们跟病人聊天、送饭，往道路不畅的灾区送粮食，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他们的工作也非常有意义。”
自然之友发起人之一梁晓燕说：“目前，各NGO的工作方向几乎是雷同的，多为组织捐钱捐物、发放物资等。应和各组织的专业结合起来，有不同的分工，未来的重建需要很长时间，这是展现各NGO特长的时候。”
“在救灾和重建中，民间组织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说，在当前的体制下，政府组织的力量是绝对的救灾主力，但是，有很多事情需要民间力量来参与，比如抚慰灾民心灵这些“小的事情”。
“我们的志愿者都是有专业技能的。”5月14日，地震第二天。来自贵州联合赈灾行动小组的5名专业救助人员开车于早上9点抵达成都，稍作休息后立即赶往彭州了解情况。当天，联合办公室已经联系到了5名固定志愿者负责物资整理、搬运等工作；物资中转储放地点；筹集到现金15万（来自广东狮子会）；价值23万元的药品（来自成都本地一家医药公司，已由红十字会送至灾区）；联系好三支志愿运输车队。
“我们的速度很快，在道路的允许下，货物到灾民手中只要8小时左右，”张国远强调自己NGO身份，但在他的运输车上，还是很鲜明地贴着红十字会的“十字”通行证。
与国际NGO相比，中国NGO的小巧灵活易于转身是一个明显优势。
4 NGO与政府救灾互补
NGO要学会与政府工作的配合
“众志成城”，这是汶川地震后，高频率出现在媒体上的词，大量支援灾区的钱物从水陆空涌向四川，但通往灾区的赈灾之路只有两条。
四川当地各级政府对民间力量的支援，也显示了自己的包容，“我们需要很多的志愿者”；然而，自5月17日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进入灾区的NGO或志愿者，必须经过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中国红十字会或四川省慈善总会中的任一部门允许，手持“通行证”才能参与救灾工作。
“民政部门是政府赈灾的主要途径，民间则是中国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紧急时候启动的交通管制，对每辆开往灾区的车辆严格盘查，限制进入，有中国红十字会盖章证明的车辆畅通无阻。
“最主要的还是政府救灾渠道，NGO所做的，是政府无法照顾到的，或者还没来得及看到的地区。”张国远承认。在临时征用的401室，NGO四川灾区联合办公室的职能打印在一张纸上：服务各地NGO和志愿者，转运赈灾物资，采集灾情。
实际上，自救援“黄金72小时”过后，政府已开始有意将蜂拥而至的各路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纳入官方的救援计划；5月19日，民政部相关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亦强调，各组织应通过民政部公布的相关渠道，将款物转交灾区。
17日以后，民间的救援行动更大程度地纳入了官方管理的范围。更多的志愿者由于没有得到官方批文，不能快速参与到灾区的救援。
此外，官方对募捐的行为也更加警觉。当日，一个叫“牛博网”的募款账号被成都警方以涉嫌诈骗冻结。
据了解，这是一个为避开政府渠道且采取更加透明的监管问责机制而设立的慈善账号———善款将转成灾区民众需要的物资直接送达灾民手中。
然而，“牛博网”既不是官方慈善组织，也不是在民政部备案的民间组织，该账号的资金动向引起了怀疑；事后，牛博网负责人罗永浩向警方陈情后，账号才得以解冻。
此前，网易网站称因中国红十字总会运作不透明而中断与其合作，转向被认为操作更加透明的基金会。“这对现在的募捐方式是个挑战，”梁晓燕说，民间组织应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
“到底是为了便于民间力量参与救灾，还是便于管理？”梁晓燕认为，政府部门对NGO的管理模式应有所创新。
5月22日，“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宣布将于5月30日结束前期工作。该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由于紧急救援工作将逐渐减少，政府物资能有效进入灾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灾区工作将转入防疫、安置、重建等，因此经讨论决定，结束前期工作并于未来一个月内提交物资财务报告。
“NGO不能将救灾中的事情全包下来，政府还是主导力量。NGO要学会与政府工作的配合。”黄洁心说。
5月21日，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系统支援汶川地震灾区视频会议时，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强调，要组织社会动员，掀起救灾捐赠的新高潮。而对于民间组织，李称，要发挥它们在“发动捐赠、接受捐赠的积极作用。”
5 大灾后将发育新NGO
这时候除了需要联合，也要找准工作方向
5月12日，大地震来临时，田军正在成都青羊宫旁的家里整理资料，她很害怕，跑到了屋外。冷静下来之后，她马上打电话了解情况。
田军是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秘书长，这个2003年成立的组织由河流保护专家构成，主要从事岷江流域河流的保护工作。关于成都府南河的保护，他们给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议。这次突如其来的大灾难，又给田军和她的组织赋予了新的意义。
3天后，在田军等的倡议下，一个与张国远发起的网络类似的组织成立了。
一个由30多个NGO组织和个人组成的联盟诞生了，“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成立。田军、郭虹、何德贤，3个女人成为了这个中心的灵魂———协调人。
田军说，她们目的是把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和各省志愿者的救助经验、志愿者管理经验和民间的援助力量集中起来，通过网页、公共邮箱、博客等沟通渠道发布各种相关的服务信息，让社会各界关心灾区的朋友能够分享，推动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有序地参与抗震救灾。
这个联合的经验源于今年初的那场大雪灾。当天他们便向省市政府部门写了报告说明：中心工作原则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主动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帮忙不添乱，拾遗补缺、发挥民间组织专业服务、扎根基层、工作规范的特点，在配合政府救助服务的同时，为灾区群众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和救助，满足灾区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在地震灾区，随同全国各地捐赠物资而来的，还有庞大的志愿者们，目前尚无统计数量，但由于缺乏基本的培训和有效的组织，志愿者之间的负面形象也开始凸现，冲突时有发生。这个，同样是张国远和田军等人正在考虑的问题。
“开始的两天，工作有些慌乱。但随着工作的开展，几天下来已经渐渐进入了状态。”田军觉得，这样的联合各自的优势可以互补，产生1+1大于2的效应。
“这是NGO发育非常好的契机。”梁晓燕说，一场大灾难后必将有一批新的NGO发育，很有可能在经过这场大地震后，中国将出现救援方面的专业NGO.但现在大家都会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这时候除了需要联合，也要找准工作方向。
“最迟5月30日，NGO四川灾区联合办公室解散。”张国远说，“另一个灾后重建办公室将成立。”
“如果有可能，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我们准备注册一个NGO联合办公室。”张国远的理想现在看来，还很渺茫，但他又认为，NGO在这次抗震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我们跟媒体合作，有专业的信息调查员，又能点对点地将救灾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相比政府庞大的救灾体系，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为NGO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公信力。
来源：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05/24/content_475686.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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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5-24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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