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 赖喇嘛的几大谎言汇总

寒嫣兒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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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达赖为恢复其在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反动统治，为了分裂祖国，打着宗教的幌子，借用宗教的外衣和光环，四处游说，欺骗和蒙蔽世人。为了进一步揭露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和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本报从今日起推出“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揭露达赖犯戒背祖的虚伪面目，将达赖图谋分裂祖国、谋求“西藏独立”的险恶用心公诸于世，让人们认清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

寒嫣兒

达赖——披着宗教外衣残酷剥削人民的农奴主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精神奴役和经济剥削。而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达赖正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产物,是旧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是披着宗教外衣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最大农奴主。

    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奴6000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青稞33000多克（1克相当于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银200多万两、牛羊300头、氆氇175卷。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其中价值数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100多件。作为旧西藏最大的农奴主十四世达赖的累累罪恶罄竹难书——

    达赖放高利贷。历代达赖喇嘛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孜布”和“孜穷”，把每年对达赖的部分“供养”收入作为高利贷放给群众，牟取暴利。据1950年这两个放债机构账本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81两，年收利息303858两。西藏各级地方政府设有为数不少的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根据1959年的调查，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共放债粮45451644斤，年收利息798728斤；放藏银57105895两，年收利息1402380两。高利贷盘剥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至30％。

    达赖不准“下等人”在政府做事和自由通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不准收留铁匠后裔的报告》记载：1953年，堆龙德庆县一个铁匠的后裔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身边做事。当十四世达赖喇嘛发现他是铁匠的后代后立即将其赶走，并命令凡是出身金银铁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是下等下级人，不能在政府里做事，不能和其他等级家庭通婚。

    用人的器官为达赖念经祝寿。现存的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布典头目的一封信件内称：“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

    达赖家族成员和亲信残害农奴。其副经师赤江在德庆宗设立的私人寺庙管理机构赤江拉让就曾经打死打伤农奴和贫苦僧人500多人，有121人被关进监狱，89人被流放，538人被逼迫当奴隶，1025人被逼迫逃亡，有72人被拆散婚姻，484名妇女被强奸。

    叛逃50年来，达赖集团无法脱掉其代表旧西藏封建农奴主残余势力的本色，旧贵族、大家族，尤其是达赖家族长期把持达赖集团核心权力。达赖自己是“最高政教领袖”，掌握最高权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兄弟姐妹7个，个个发达。大哥当才活佛曾担任“驻纽约办事处”、“驻日本办事处”主任，全家在美定居。二哥嘉乐顿珠曾数次担任“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是达赖集团中仅次于达赖的二号实力人物，他在印度新德里、噶伦堡、大吉岭和中国香港等地均有私人住宅。三哥洛桑三旦长期任分管卫生的“噶伦”和藏医院负责人，其妻子也官至“卫生部”秘书长。姐姐次仁卓玛的丈夫达拉·平措扎西长期担任分管“内政部”、“安全部”的“噶伦”。妹妹吉尊白玛是“藏青会”创建人之一，数次出任“噶伦”，担任设在印度的“西藏儿童村”总管46年，凡外国对达赖集团提供的援助，相当部分由她以“儿童村”的名义接收和支配。弟弟阿里活佛曾任“藏青会”第二任会长，并在“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当了5年军官，退役后执掌达赖集团的权力运转中枢——“达赖私人秘书处”。阿里活佛的夫人仁青康珠当过“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女兵连教导员，连任三届“藏妇会”会长。1993年达赖改组“流亡政府”后，她担任分管教育的“噶伦”达8年，那些想到欧美深造的在印藏人学生，大多需经她“审定”，这对于把出国留学做为最佳出路的流亡藏人学生来说，此人无疑是掌握了生杀大权。现在这一届“流亡政府”的“噶伦”里，丹巴次仁是吉尊白玛的丈夫，达拉·格桑央金是达拉·平措扎西的第二任妻子。算一算，从“流亡政府”成立至今，十四世达赖家族中先后有7人担任过“噶伦”和“首席噶伦”，其家族势力之庞大超过了历世达赖喇嘛。

    对于旧西藏封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残酷、野蛮、落后，世人早已看清、早已唾弃。但是，对于达赖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产物和旧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人们往往容易产生模糊认识。十四世达赖披着宗教外衣、打着宗教旗号残酷剥削人民、图谋分裂祖国、执意恢复封建农奴制度，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只有揭透达赖是旧西藏最大的农奴主这个老底，只有剥下十四世达赖“慈善喇嘛”这一伪装，才能彻底认清其宗教上的虚伪性，才能戳穿他的种种谎言。

寒嫣兒

达赖——披着袈裟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二

披着袈裟的政治流亡者十四世达赖又一次借宗教说事。他在第二届印度全球和平观点会议上说：“印度是个高度宗教包容的国度，它理应成为把非暴力思想带向世界的先驱。”这不由使人想起他在“3·10”集会上攻击祖国的言论：“比生命还珍贵的世代相传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等，濒于灭绝。”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达赖打着宗教旗号，厚颜无耻地吹捧印度，竭力攻击国内宗教文化政策，其险恶用心，无非是想欺骗世人、制造新的事端，为其分裂祖国、恢复反动统治争取“外援”。

　　出逃国外50年，顽固坚持“西藏独立”反动立场的达赖，如同一名蹩脚的演员，不停地在“佛教比丘”和“政治流亡者”之间转换角色，在宗教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分裂祖国的政治“大戏”。

　　在国际社会，达赖乐此不疲地扮演着“佛教比丘”的角色。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达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次窜访，达赖都声明是“宗教之旅”、“与政治无关”。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与达赖配合默契，极力标榜他是“和平使者”、“人权卫士”，并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为他打气，而达赖也先后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51个支持“藏独”组织。

　　在境内，达赖利用藏传佛教对西藏僧俗群众的影响，蛊惑、煽动民族矛盾。他多次扬言“认定一个活佛，控制一座寺庙，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为此，达赖集团先后派遣近百名活佛回国，争夺寺庙管理权。他还不顾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千方百计插手活佛转世，将由其认定的境外“活佛”送回境内寺庙坐床，并吸引一些僧侣到印度“学经”，在境内藏区培植分裂势力代理人。

　　在分裂集团内部，达赖利用“宗教领袖”的旗号，收拾日渐涣散的人心。去年11月，达赖集团在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召开“西藏前途特别大会”，再度确定了达赖“西藏政教事业领袖”地位，为维系其专制统治和分裂行径“铺平法理道路”。

　　披着宗教外衣的十四世达赖，三毒具足，虚妄乱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宗喀巴大师以普度众生为证得无上菩提心之宏愿，教导僧众以慈悲为怀，以利他为本，以弃恶为宗，对上护持国度，对下利民度众。达赖置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准则于不顾，不仅没有做过一件有利于西藏人民福祉的事，反而煽动民族矛盾，扰乱西藏稳定秩序，阻碍西藏发展进步，破坏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藏传佛教历来具有爱国爱教光荣传统，而十四世达赖数典忘祖，在新德里“和平会议”上声称“我把自己称作‘印度之子’”。很难想见一个连祖国都不想要了的人，如何能够“护国利民”。

　　佛教以“四大皆空”“六根清静”为最高境界，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达赖贪欲膨胀，嗔火炽盛，痴迷不悟。他念念不忘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 把“政府的一切职权都属于至尊的达赖喇嘛”写入“流亡政府”“宪法”，从法理上赋予自己“国家元首”的特别权利。对于金钱，达赖同样有着强烈的贪欲，除每年从西方反华势力那里领取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外，甚至连邪教头目麻原彰晃的10万美元也敢拿，并公开为奥姆真理教辩护，认定麻原这个“朋友”。

　　佛教修持以戒、定、慧三学为不二法门，戒乃三学之首，“以戒为师”、“无戒无法”。达赖离经叛道，屡屡犯戒。为了恢复封建农奴主的统治特权，他重组“四水六岗卫教军”，制造多起暴力事件；在集团内部，暗杀“十三集团”首领，妄开杀戒。至于两舌绮语，达赖更是不在话下。拉萨“3·14”事件后，他大肆捏造中国军人“假扮僧侣”、中国政府故意制造暴力等荒诞不经的谎言，煞有介事地“公布”炮制的“‘3·14’事件录像”，企图混淆视听，推脱罪责。甚至连活佛转世这一藏传佛教仪轨庄严的传承制度，达赖也可以信口开河，称自己可以“在世转世”，转世灵童“可能是小女孩”，或者“非西藏人”。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达赖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宗喀巴大师所倡导的出离心、菩提心、清净见。事实证明，他不是什么虔诚的佛教徒，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披着袈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因缘所生，唯识所现。1991年达赖集团制定的《西藏流亡藏人宪章》明确规定，“将西藏三区建设成为民主、联合、自主自治的公民国家与和平中心”，实行“政教结合”。而悬挂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大厅中的“西藏国版图”，更是使得达赖复辟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社会和分裂祖国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达赖分裂中国的面目和虚伪本质，也已经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所认清。去年10月，英国外交大臣称过去对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今年4月1日，中法外交部发表公报，法国承诺“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美国、摩洛哥、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南非等国家先后表态，不支持“西藏独立”……“藏独”的国际市场越来越小，已经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宗喀巴大师说：“业力无穷，所经行为，确定其自果。”披着袈裟的政治流亡者十四世达赖一意孤行，必将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深渊。

寒嫣兒

妄语犯戒岂能是佛门弟子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三


按照佛教自身的解说，佛教是教人向佛、成佛的学说信仰及其实践体系。佛教关于修炼的理论和方法很多，概括起来就是努力修持的戒、定、慧三学和应当断然消除的贪、嗔、痴三毒。藏传佛教僧众守戒的种类同样很多，从基础的五戒到比丘的250条，但其共同基础都是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四根本戒。僧众一旦违背这四根本戒律之一，就是犯下重罪。然而，口口声声以“释迦牟尼比丘”自居的十四世达赖却频频妄语、谎话连篇，屡屡犯戒、耍赖成性，导演了一个又一个的荒唐闹剧，他的言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形象，完全不是一个僧人所为，充分暴露了达赖在宗教上的虚伪性。

    戒律，简单地讲，就是防止教徒走向邪恶的律条。戒与律原本有不同的意义，“戒”指内心自发地持守规律，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律”指为维护教团秩序而规定的种种规律条项及违反规律之罚则。将“戒律”并用,意在维持佛教教团道德性、律条性的规范。在藏传佛教中，“以戒为师，无戒无法”是判断真假僧人的根本准绳。自称“一生对佛法研习修持”的十四世达赖，非但不持戒，反而数典忘祖、屡屡犯戒，经常出尔反尔，歪曲事实，他背叛祖国、分裂祖国；他投靠西方反华势力，卖国求荣，捞取政治资本；他排斥异己，打击不同信教群众……已经“修炼”到了无谎不说、无所不为、无法无天的境地。

    佛法说：“以慈悲为怀，以利他为本，以弃恶为宗，对上护持国度，对下利民度众”。达赖在西藏要**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恢复其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反动统治，哪里还谈得上“护持国度”、“利民度众”。

    藏传佛教诸多戒律中，有戒妄语（即颠倒是非）、戒两舌（即挑拨离间）、戒恶语（即恶语中伤）、戒绮语（即信口雌黄）等要求，然而达赖无视中国共产党给西藏人民带来的福祉，无视西藏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无视西藏人民今天幸福自由的生活，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大肆诬蔑我们党对西藏的各项政策，践踏了藏传佛教的教轨教仪，玷污了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达赖身披袈裟，手持佛珠，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佛祖的弟子，却视信众如草芥，视祖国如仇敌，蓄意挑拨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把人区分为汉人、藏人、自己人、异己人，今天喊反对“红汉人”，明天喊反对不为他卖命的藏人，哪里还有一个教徒的影子，完全是一副政客的形象。

    时轮灌顶大法会是佛教密宗一个高级修炼法门，理应以讲解时轮大法为要义和六支修证为主要内容，可达赖却在这样的法会上妄语犯戒，大行肆意诽谤、造谣生事、罪恶攻击之能事，丝毫没有佛门弟子应有的矜持。达赖举行法会的目的已由他自己讲明白了——弘扬佛法是假，追求“藏独”是真；“利乐有情”是假，煽动仇杀是真；“大慈大悲”是假，要人为其卖命是真。

    时轮灌顶大法会中的时轮金刚闭关修证一般需要持续一至三年，可达赖出于其罪恶野心，近几年来几乎每半年就要举行一次时轮金刚灌顶大法会，甚至一年内竟多达四次。他缩短时间，简化内容，采取便捷速成的方法草草了结宗教佛事活动，念念不忘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憧憬着在他的“大藏区”里实行着在他领导下的“高度自治”。在这里，达赖利用宗教的幌子暴露无疑，其宗教的虚伪性可见一斑。

    达赖频频妄语的历史长达几十年。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签订后，他向中央发电表示：“双方在友好的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一致拥护。”而1961年3月10日他在讲话中却说：“1951年逼迫处于软禁状况的我方代表，在完全按赤汉意愿写成的协议上签名。”1953年，达赖撰文称：“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以来，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充分享受了自由平等的权利。”而1960年3月10日他在讲话中又说，“自从有了文字以来，我们藏族是一个自政自治的完全独立的国家。”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发过的电报可以不认，讲过的话可以否认，那么在白纸黑字的“纲领性文件”面前又会怎么样呢？达赖的逻辑是同样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达赖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七点新建议”，都明确提出要求中国军队撤离西藏，要求汉人迁出西藏。可是去年以来，达赖多次在公开场合，在世界众多媒体记者面前否认这两件事，还要求中国给出证据。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真的给出了证据，很具体地指出达赖的这些话出之于他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并且规劝“白纸黑字，达赖喇嘛要纠正是可以的，但是要赖是赖不掉的。”

    达赖在宗教上的诸多恶劣言行和做法，从来都是为他的政治图谋服务的，他始终强调自己的喇嘛角色，甚至更愿意以西藏“宗教领袖”的地位自居，其醉翁之意，当然是打着宗教的幌子，借用宗教的外衣和光环，更好地蒙蔽和欺骗世人。

    一个人多次撒谎，长期撒谎，连续撒谎，无疑是个骗子。一个僧人若是这样，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僧人、佛门的弟子，充其量是个披着袈裟的“政客”。在同一个问题上连续撒谎，甚至在真相被揭穿后仍在同一个问题上连续撒谎，无疑是个赖皮。一个赖皮的话，谁能相信，谁敢相信，谁会相信。

    藏传佛教的教轨教仪，其精神实质都贯穿着依律、诚信、平衡、忘己、利他、和谐的基本要素，这是两千多年来佛教优良道风之所系，正己渡人之所依，达赖作为藏传佛教的弟子，理应用这些准则鉴别大是大非，精进宗教修为。然而，纵观达赖几十年的言行，谎话连篇，耍赖成性，这不是疏忽，更不是记忆减退、思维混乱，而是“藏独”立场使然。在达赖心目中，神圣的佛教已经完全变成了他为达到政治目的而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和迷惑世人的外衣。

寒嫣兒

“三毒”具足不是合格“比丘”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四



按照佛教的解说，佛教是教人向佛、成佛的学说信仰以及实践体系，并根据佛教学养和道德操守，把达到一定高度的僧人称为“比丘”，要求努力修持戒、定、慧三学，断然消除贪、嗔、痴三毒。然而，自称是释迦牟尼“比丘”的十四世达赖贪欲膨胀、嗔火炽盛、痴迷不悟，乱教破戒，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佛教比丘。

    所谓“三毒”即贪、嗔、痴，佛教认为这是恶的根源。“贪”的表现是对顺的境界起贪心，见利忘义，有占有欲；“嗔”的表现是对逆的境界生怨恨，不与人为善；“痴”的表现是是非不明，善恶不分，为物欲蒙蔽。

    贪欲膨胀。十四世达赖背叛祖国50年来，贪欲有三：一是对世俗之物的贪恋。他念念不忘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被世人所唾弃的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还处处粉饰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之心的制度”，简直黑白颠倒，其目的就是想恢复他昔日高高在上、奴役百姓的封建统治特权，憧憬在他的“大藏区”里实行他所领导的“高度自治”。二是对宗教地位的贪求。他不满足于通过宗教继承得来的格鲁派首领之一的地位，经常要把“西藏宗教领袖”的高帽子顶在自己的头上，有时还要用“世界佛教领袖”的头衔过一把嘴瘾。谁都知道，在西藏除藏传佛教以外还有别的宗教，如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藏传佛教内部也有许多教派，就是从格鲁教派本身来说，达赖也不是宗教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不是唯一的最高领袖，达赖和班禅都是宗喀巴的弟子传承系统，互为师徒。十四世达赖以“西藏宗教领袖”自居，完全是欺世盗名，蒙蔽世界，是为了满足他欲壑难填的“领袖梦”。三是对金钱的渴求。十四世达赖在旧西藏是最大的农奴主，家产无数，叛逃国外后，除了不断地从西方反华势力那里领取高额的“活动”经费外，还四处乞求，不放过任何一个获得“施舍”的机会。仅1964至1968年，美国给予达赖的个人津贴就有18万美元。

    嗔火炽盛。十四世达赖为了满足他的贪欲，处处以宗教的名义从事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本来应该是宗教密宗高级修炼法门的时轮灌顶大法会，他却改变仪轨，缩短时间、简化内容。其中的时轮金刚闭关修正要持续1到3年才能完成，达赖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将其用简便速成的方式，每年举行一次大法会，甚至一年之内达四次之多，并在大法会上恶意攻击祖国，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政策，恶意攻击西藏发展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巨大成就。

    他不止一次说：“西藏不属于中国”，“为了我们的事业不怕流血牺牲”，“藏人处于恐惧之中。比生命珍贵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濒于灭绝”……十四世达赖频频举办法会的目的已经由他讲的明明白白——弘扬佛法是假，追求“藏独”是真，利乐有情是假，煽动仇杀是真，大慈大悲是假，要人为其卖命是真。达赖经常动怒发火，“要退休”、“停止转世”之类的威胁与恐吓，是他表达嗔怒的常用方式，如果有人把他惹得怒不可遏了，开杀戒等手段当然也不排除。从其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政治角色看，达赖之所以如此言行，是因为有人妨碍了他贪欲的实现。为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十四世达赖甚至迁怒于他的前辈，迁怒于神像。1986年5月他在荷兰藏胞集会上大肆攻击五世达赖喇嘛“披上一件满清皇帝的马褂，就高兴得不得了，真是丢人”，指骂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建立了关系丢了脸”。对他信奉了多年的多吉修丹护法神，也以“对达赖身心不利”、“亲汉”等莫须有的理由，禁止供奉，排除异己，扰乱教纲，破坏正常的宗教秩序。

    痴迷不悟。十四世达赖为了实现他重掌西藏政教大权、恢复其反动统治的贪欲，坚持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立场。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进程中，藏族和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55个兄弟民族“已经结合成为相互依存、和同一家而不能分割的整体”，这是中国历史和西藏地方史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十四世达赖及其操纵的分裂集团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心怀鬼胎。他没有把握缘起性空真理，烦恼充盈，再三破戒。只想着自己的私利和贪欲，把本应“视同父母”的“众生”，人为地加以分别，“一切祸根来自汉人”、“不能对汉人抱什么希望”，等等，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人民幸福生活，甚至使用暴力等为佛法所不容的残忍手段，制造事端，残害众生。发生在西藏的多起暴力事件，他件件有染，难逃罪责。西藏在祖国怀抱中，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安康，达赖视而不见，总是不肯承认西藏高速发展的事实，不肯承认西藏人权事业巨大进步的现实，不肯承认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恶毒攻击诽谤“西藏的发展只是表象”、大肆叫嚣“西藏生态遭到破坏”、“文化遭到毁灭”。明眼人一眼都能看到的事实，他都要歪曲指责；世人公认的发展变化，他都要颠倒黑白，甚至寻机干扰破坏，其险恶用心、反动本质昭然若揭。

    十四世达赖乱教破戒的种种卑劣言行，皆是因为他贪、嗔、痴三毒具足。他的种种贪欲、嗔怒、痴迷，无不源于他对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总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贪恋，无不源于他对世界历史潮流发展大势的无知，无不源于他对西藏人民认识真理、把握自己命运能力的小觑。由此可见，十四世达赖作为一个佛教比丘是不合格的。

寒嫣兒

无戒无法不是真正的佛教僧徒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五


持戒净行，精进修学，奉行众善，弘扬佛法，是佛教徒的本业。藏传佛教要求信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严守戒律。可以说，守戒律是出家为僧的第一步。“以戒为师”、“无戒无法”是佛教判别真假僧徒的根本准绳。在十四世达赖眼里，所谓宗教教义戒律不过是任他随意摆布的工具，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早把佛教教义和戒律抛在一边，屡屡犯戒作恶。

    在佛教经典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爱国思想。佛陀释迦牟尼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等经典中，都谈到了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如何护国的问题。 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佛陀教导弟子们要知恩报恩，指出“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其中报国王恩，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报国家恩。大乘佛教更是倡导“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出家不忘爱国，修行不忘济世”。

    自清朝以来，历代达赖喇嘛都是由中央政府册封的。那么，十四世达赖又是怎样报国家恩的呢？他似乎忘掉了自己封号的来由，忘掉了国家的恩惠，忘掉了自己先辈的德行，数典忘祖，卖国求荣。众所周知，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者片面划出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段非法边界，是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产物。然而，去年6月，十四世达赖在接受《新印度时报》采访时公然声称，根据1914年西姆拉条约而划定的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把本就是自己祖国的土地，说成是他国的，简直无耻之极，已经到了颠狂的程度。他甚至宣称想加入他国国籍，背叛生于斯、养于斯的祖国。一个人连自己的祖国都不要了，还拱手把祖国的土地让给别国，那么何言报国护国!不仅严重违背了佛教的基本教义，而且连做人的基本条件都不够了。

    佛教讲求清净的思想和生活环境。所谓隐居静处，就是为了修炼不受外界干扰而得到“三静”，即身静、口静、心静。而得到“三静”就要严格受持佛教戒律，遵循佛家日常修炼、生活的基本规律。宗喀巴曾讲：“大乘行人若不守护清净律仪，去恶行善，连轮回也出不了。”故无戒不定，无定不能生慧。也就是说，没有戒律就不能约束自己的心，心乱就不能得到解脱智慧。十四世达赖背叛祖国50年来，完全破除了佛教最基本的戒律，使佛教清净的生活准则与戒律在他身上无一体现。

    十四世达赖就连普通僧俗信徒最为熟悉的“十善戒”中戒挑拨离间、戒恶言伤人、戒说是非语、戒暴躁怒气等也未能守持、遵循。为了乞求西方反华势力的怜悯和支持，他不思修行，不断游走于西方繁华世界，时而大肆鼓噪，时而低三下四，不遗余力地编造荒诞不经的谎言，恶意中伤社会主义祖国，以讨好西方反华势力；为了蛊惑人心、祸藏乱教，他甚至在宗教法会上，声嘶力竭、杀气腾腾地叫嚣“认定一个活佛，控制一座寺庙，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西藏境内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要有所作为”，“现在是争取西藏独立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我承认某些程度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佛教的“三静”在他身上哪里还见得到半点踪影。想想也是，如果十四世达赖修成“正果”，“三静”精进，其复辟封建农奴制、分裂祖国的幻梦将彻底成为泡影，必将失去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的价值，本来在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市场的他，那还有什么用呢？

    佛教提倡“人民和顺不相克伐”、“欢悦和谐犹如水乳”、“一切众生慈心相向，甚有爱念，皆悉和顺”。汉藏民族同宗同源，水乳交融。十四世达赖却不愿看到藏汉一家亲，总是要把人分为这种人、那种人，制造民族隔阂，制造民族纠纷，挖空心思破坏民族之间的团结、破坏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好局面，浑水摸鱼，祸教乱藏。慈悲与和谐是藏传佛教最突出的教义及思想价值体系，强调“发扬慈悲心，坚持利众行是善，反之是恶”。佛教的精髓是“大慈大悲”，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50年来，十四世达赖为了实现其分裂祖国的罪恶图谋，置佛教“以慈悲为怀，以利他为本，以弃恶为宗，对上护持国度，对下利民度众”的基本教义于不顾，屡屡犯戒，煽动制造拉萨多起骚乱和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破坏西藏稳定，残害无辜群众，酿成了无数触目惊心的悲剧，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十四世达赖无视藏传佛教的基本戒律及所提倡的清静、和谐、慈悲等基本教义，违背教义、背弃戒律，为了其反动的政治目的，玩弄佛教于股掌之上，其在宗教上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暴露无遗。总之，十四世达赖无戒无法，不是真正的佛教僧徒。

寒嫣兒

达赖肆意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六



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西藏各族人民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依法得到保护，各种宗教活动正常有序，宗教信仰政策以及宗教文物遗迹保护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对这些世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事实，十四世达赖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大肆造谣，四处诽谤，恶毒攻击。其实从十四世达赖破坏和干扰活佛转世、扰乱正常宗教活动和学经活动、迫害异己信仰者的行径中，就不难看出，真正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十四世达赖自己。

　　公然践踏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干扰和破坏活佛转世工作，企图掌握控制整个藏传佛教为其所用。根据历史惯例和相关法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宗教仪轨以及政府管理活佛转世所形成的历史定制，已经成为藏传佛教活佛尤其是各大活佛转世系统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成为广大信教群众心目中的信条，充分体现出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十四世达赖本身就是经中央政府批准册封坐床的。而达赖似乎全然忘记了这段历史，忘记了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权。为了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他叫嚣“控制一个活佛，就等于控制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千方百计插手活佛转世，将由其认定、人在国外的“活佛”送回境内寺庙坐床，加紧对境内藏区寺庙的渗透和控制。仅上世纪八十年代到1994年，达赖就先后对境内寺庙“认定”了215个活佛。尤其是在1989年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达赖以分裂祖国为目的，公然违背历史定制和第十世班禅大师的遗愿，践踏宗教仪轨，破坏宗教程序，对抗中央权威，擅自在印度宣布所谓的班禅灵童。他的所作所为，在我国藏传佛教界和信教群众中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严重破坏和影响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工作的正常进行。

　　无视藏传佛教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扰乱和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和学经活动。西藏广大信教群众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1986年2月，在班禅大师的主持下，传统的拉萨祈祷大法会在大昭寺举行；1986年和1987年传召大法会中拉萨三大寺共有17名高僧考取了拉让巴格西学位。这一系列藏传佛教界的盛事深受信教群众和藏传佛教界人士的欢迎。十四世达赖不甘心境内正常、和谐宗教活动秩序的建立，利用法会，煽动制造骚乱事件，大肆进行破坏，致使一年一度的拉萨传召大法会无法进行，被迫中断，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也严重影响了僧人学经活动的正常开展，阻碍了学经晋升学位工作。达赖在干扰境内正常学经活动的同时，还以“授予学位”为诱饵，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煽动和引诱境内一些僧尼出境，从中挑选人员，经过分裂主义“政治洗脑”后，再把他们派遣回到原来的寺院,作为其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境内“急先锋”，进行渗透破坏，制造混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发生在拉萨的多起骚乱和暴力犯罪事件，莫不是由这些经过达赖“培训”的不法僧尼挑头的。

　　不顾佛教以善为本的戒训，利用多杰修丹护法神排除异己力量。多杰修丹“俱力护法神”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信奉的最重要的护法神之一，达赖本来也信仰、供奉“俱力护法神”。但是，当达赖集团“藏独”活动屡遭失败、内部矛盾激化时，达赖就把矛盾和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俱力护法神”，企图借反对“俱力护法神”以维护自己的宗教地位，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引起事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达赖多次在大法会上指责“俱力护法神”，并多次发布“谕旨”责令禁止供奉“俱力护法神”，尽其所能打击、诬蔑在流亡藏人社区中属于少数的多吉修丹信徒，严重破坏正常的宗教秩序。不仅如此，达赖集团还将禁止供奉“俱力护法神”扩散到西藏和其他藏区，挑拨境内信奉与不信奉“俱力护法神”的僧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制造隔阂，引起混乱。

　　破坏区内稳定，煽动不明真相的僧尼和不法份子进行打砸抢烧暴力犯罪活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拉萨地区先后发生了多起骚乱和暴力犯罪事件。许多证据表明，这些都是经达赖集团策划、勾结境内分裂势力引起的。其特点都是以打、砸、抢、烧为主的暴力行径，对拉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直接影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每次骚乱和暴力犯罪事件一结束，达赖都要鼓励一番，并要求分裂主义分子再接再励。去年3月16日，达赖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拉萨抗议是中国多年来在西藏有意或无意推行文化清洗政策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动用军队镇压此次行动，但拉萨及其他地方的藏人也将决意抗争到底。”

　　大量事实证明,达赖是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他的言行破坏了藏传佛教正常的宗教活动。在达赖那里，宗教仪轨、僧规寺戒等等都可以是拿来利用的工具，可以公然践踏、任意曲解、肆意篡改。披着宗教的外衣、实际上却是一个企图将藏传佛教引入歧途的流亡政客十四世达赖，充分暴露出其宗教上的虚伪性。

寒嫣兒

达赖勾结邪教妄图分裂祖国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七



毒品、恐怖主义、邪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世界的三大毒瘤，是全人类的公害。但是，自从叛逃后，特别是近年来，十四世达赖完全不顾世界公理，公然亵渎、违背藏传佛教教义，屡次与邪教势力沆瀣一气，妄图搞乱中国、分裂中国，其恶行引起了公众特别是佛教界的强烈不满。

    所谓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事实证明，“法**”、“奥姆真理教”等组织完全具备了这些邪教的特征。佛教一贯倡导行善和解脱的善法妙说，一向视邪教为“佛之怨敌”，是破坏佛法的魔道，“佛魔不两立”。然而，我们看到，在十四世达赖妄图分裂祖国的生涯中，他公然违背藏传佛教对皈依弟子在修行上的近善士、闻正法等各种戒律，不顾藏传佛教对其弟子在交友方面要互相考察、慎重选择等要求，一再与臭名昭著的邪教组织“法**”、“奥姆真理教”等频繁来往——完全暴露了其佛教外衣下欲置天下于水火中的阴毒嘴脸。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法**”邪教组织坑蒙拐骗、残害生灵、破坏社会秩序，弄得天怒人怨，特别是其一再诬蔑佛教、亵渎佛祖的行径，更是受到了众多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声讨。然而，十四世达赖竟然不顾世界舆论、不顾佛教教义，多次对“法**”邪教组织表示“极大的兴趣”，频频向其传递“橄榄枝”：先是派出代表联络慰问，继而在日内瓦第56届国际人权大会召开之际，派代表与李洪志相互配合，为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提案”鼓噪……

    对于达赖的“爱护”，“法**”也积极地“投桃报李”：2000年，纽约的“藏独”分子举行游行，该地的“法**”组织也积极参与；2007年10月，在法国诺曼第地区卡昂市，“藏独”和“法**”联手参与所谓的“当今中国人权问题座谈会”，对西藏的宗教、文化、生态进行攻击；达赖集团策划拉萨“3·14”事件后，“法**”发表文章近2000篇、视频200多个，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混淆视听，为达赖集团摇旗呐喊；北京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期间，对“藏独”分子抢夺火炬、扰乱传递等，“法**”也推波助澜，与达赖集团遥相呼应。

    再来看看十四世达赖与“奥姆真理教”的一系列龌龊勾当。

    1995年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在日本东京地铁施放毒气，造成12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2004年2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13项罪名判处麻原彰晃死刑。东京地铁惨案发生之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把愤怒的矛头指向麻原彰晃以及“奥姆真理教”。此时，达赖却说：“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彰晃仍然是我的朋友”。达赖的这番言论，当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哗然。

    达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很简单，因为麻原彰晃这个地地道道的邪教头目，其实就是达赖的“学生”！

    达赖曾经12次“访问”日本。早在1984年达赖“访问”日本的时候，当时29岁的麻原彰晃就有可能见过达赖。1986年，麻原彰晃去了一趟印度，回到日本后，正式成立“奥姆真理教”。1987年，麻原彰晃再次来到印度，与达赖见了面。在这次会见中，达赖对麻原彰晃说，亲爱的朋友，你要在你的故乡传播真正的佛教，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你明白佛的心意。你去做这个工作，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你也帮助了我的工作。“真正的佛教”、“佛的心意”……读读这些词语，再联想东京地铁惨案，我们会大为惊讶——难道真正的佛教是让人去放毒气？佛的心意是要荼毒生灵？

    也就是在这次会面的时候，达赖用“圣水”祝福了麻原彰晃，两人成为“师徒关系”。达赖对自己的邪教高徒非常满意。此后，一直到东京地铁惨案发生，师徒两人见面5次，还经常通信。1989年，麻原彰晃赠送给达赖10万美元。达赖回赠给麻原彰晃一份“证书”和推荐信。达赖在给东京有关部门的推荐信中称麻原彰晃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并称奥姆真理教是“传播大乘佛教”、“促进公共好善的”。达赖甚至还在信中要求东京有关当局“应当允许奥姆教派免交税收”。凭着这份“证书”和推荐信，“奥姆真理教”蒙骗日本政府成为正式的宗教团体，并且积累起大量资金，从事沙林毒气的研制和生产。麻原彰晃在日本获得合法地位后，还专门给达赖写了一封感谢信。

    对于达赖同麻原彰晃的关系，德国《焦点》周刊评论说:“没有达赖喇嘛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他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小的刑事骗子，在短短的几年内火箭式地上升为日本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会如此顺利，这是可以肯定的。”

    藏传佛教讲究与人慈悲、普度众生，与“法**”、“奥姆真理教”等邪教是水火不容的。然而，一再声称是“藏传佛教领袖”的十四世达赖，为什么多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屡屡违背佛祖“除灭魔障，弘扬正法”的训导和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对各种邪教格外恩崇有加呢？一句话：就是要借邪教这把“刀”，搞乱中国、分裂中国，继而达到恢复其在西藏残暴统治的目的。但是，与十四世达赖众多分裂手法一样，这种违背天理、不尊人心，亵渎、危害藏传佛教的勾当，最终仍然只能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寒嫣兒

达赖包藏祸心违背佛教众生平等教义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八

止恶扬善，慈悲平等，慧观缘起，无常无我，这是藏传佛教的义理，贯穿着依律、诚信、平衡、均利、忘己、利他、和谐的基本要素，体现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众生平等。民主改革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宗教政策，各族群众享有平等权利，各宗教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而口念佛经、身披袈裟的十四世达赖，却处处破坏佛教众生平等原则，既不“利他”，又不“包容”，充分暴露其妄图恢复反动统治、分裂祖国的祸心。

    藏传佛教修持六度波罗密，主张众生平等，不应有“分别心”，这是佛教的根本教义。《如来藏经》和《大涅槃经》中说，“一切众生，平等无二”。而作为被推翻的“三大领主”总代表的达赖，却从来不讲什么“众生平等”。在其统治下的旧西藏，《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将人分为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上等人是为数极少的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中等人是一般僧俗官员、下级军官以及三大领主的代理人；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法典”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其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仅为草绳一根。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指出：“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幸的是，这(旧西藏)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达赖统治下的旧西藏根本没有什么“众生平等”，他所说的“最美妙的”、“社会制度的宽松可以与当时亚洲大部分地区相媲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其实是最不平等、最黑暗、最残酷的。

    藏传佛教强调的是慈心济物的“利他”，鼓励引导人们多行利他善事，以无我利他之心行弘法布道言行。“以慈悲为怀，以利他为本，以弃恶为宗，对上护持国度，对下利民度众”，这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为众生的幸福着想、为众生服务是成佛的根本目的；善恶的主要标准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后，众生的利益放在前。因此，作为一个佛教徒，无论是从一个公民角度还是从一个教徒的角度讲，都应当时时处处以维护众生利益为荣、以破坏众生利益为耻。然而，十四世达赖却背离佛教教义，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发展稳定的各种罪恶活动，严重破坏了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武装叛乱到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从去年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到今年初煽动群众不过藏历新年、“罢耕”等，每一件、每一桩，都严重影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破坏了社会稳定，干扰了各族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达赖的所作所为，有哪一点是在慈心济物、“利乐众生”？另外，达赖还霸占着高额国外援助资金，从不给其他教派，不用于发展宗教和社会事业，却用来从事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到处窜访，到处游说，所作所为，又有哪一点是在“护国利民”？

    藏传佛教是包容性很广的一种宗教，格鲁、宁玛、萨迦、噶举等各教派以及苯教共融共存。倡导“包容”的精神，就是要彻底消除自私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关爱他人苦乐。而十四世达赖却没有一点包容心，他借口“杰钦多吉修丹”护法神是“亲汉的恶魔”、“对西藏事业不利，对自己长寿不利”，严禁供奉，出动大批人员到藏人社区和寺庙搜查捣毁该护法神神像，砸房烧屋、殴打信徒，制造多起流血事件，并企图将事端引向境内，在境内制造矛盾、制造混乱。

    达赖每每在国外窜访，都会遭到“杰钦多吉修丹”护法神信徒“如影随行”的强烈抗议，他们打出“你的微笑很迷人，但你的行为却害人”的标语，揭露达赖的残酷迫害。“一切教乘并行不悖”，对信教群众来说，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有选择信哪尊“神”的自由。达赖自称“作为一位宗教人士，促进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他的“发愿”，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流亡政府”中政教合一的统治地位，他抛弃了包容心，公然违背众生平等的基本教义，压制宗教信仰自由，大肆迫害异己，完全暴露出其在“西藏独立”图谋屡遭失败后，为了推卸和转移其失败的责任，缓和分裂集团内部矛盾，寻找“替罪羊”代其受过，以达到继续做至高无上的“教皇”的目的。

    事实证明，达赖背离众生平等原则，包藏祸心，就是要在西藏挑起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就是要在信教群众中挑起事端、破坏社会稳定，就是要恢复腐朽、没落、黑暗、残酷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搞乱西藏，分裂祖国，实现他做“世俗皇帝”和宗教“教皇”的黄粱美梦。

寒嫣兒

全然不顾达赖喇嘛世系蒙羞受辱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十一



十四世达赖出于其政治野心和私心杂念，从1959年出逃至今，长期不遗余力地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仰人鼻息而生存，肆无忌惮地从事分裂祖国、祸藏乱教的罪恶勾当，使由中央政府册封的达赖喇嘛世系蒙羞受辱。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由此可见一斑。

　　达赖，这个称谓不是达赖自封的，不是藏传佛教自创的，而是中央王朝册封的。“达赖”，蒙语意为“大海”；“喇嘛”，藏语意为“上师”。1653年，清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这不仅确认了此前由蒙古王封赠的达赖称号，达赖喇嘛的名号，更重要的是使达赖喇嘛的名号在政治层面具有合法性。此后历世达赖的认定都是由中央政府批准的。在大活佛管理法规上，最有影响的条例就是1793年，由乾隆皇帝钦定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第一条就确立了以金瓶掣签的方式来确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活佛为主的主要活佛的转世灵童，并赐金瓶。从此，金瓶掣签就成为活佛转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中央政府管理活佛传世的基本惯例和历史定制。民国时期沿袭了这一历史定制，于1935年颁布《管理喇嘛寺庙条例》，1936年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对达赖、班禅等活佛转世中的重要事项做了法律规定。

　　十四世达赖生于中国青海省一户藏族农民家庭，家里为他起名为拉木登珠。根据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于1940年1月31日向国民政府呈文，颁发明令，同意免予抽签，准予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1940年2月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国民政府令”，特准拉木登珠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1940年2月22日，举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国民政府根据历来的规定，指派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典礼。至此，十四世达赖正式产生。
　　
    本来中央政府和藏传佛教界对作为上辈达赖喇嘛转世的十四世达赖是寄予厚望的。

　　然而，十四世达赖把达赖喇嘛的名号和僧俗信众对达赖喇嘛名号的认同，当作达到其个人不可告人目的的“招牌”，随心所欲地玷污和亵渎达赖喇嘛世系的优良传统。有这样一个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十四世达赖曾恶毒攻击对藏传佛教格鲁派弘扬做出杰出贡献的五世达赖喇嘛，“披上一件满清皇帝的马褂就高兴得不得了，真是丢人”。正如国内藏学专家指出的那样：自一世达赖喇嘛根顿珠巴开始,达赖喇嘛世系中不乏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自清朝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喇嘛掌握西藏政教大权以来,出现了五世、七世等政教方面有建树的达赖喇嘛。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正是利用这样的宗教影响和地位，一方面，欺骗广大信教群众朴素和虔诚的感情,蛊惑和收买一些信徒,利用和煽动他们制造各种事端。另一方面,利用宗教的外衣,通过欺骗宣传，依靠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制造国际舆论，获取不明真相人们的同情，伺机制造事端，企图把中国搞乱。在其政治图谋不能得逞或自认为有机可乘的情况下,他们便采用暴力手段，制造事端。他们曾扬言掌握了一个活佛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寺庙，控制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企图把寺庙当成分裂祖国活动的基地，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僧人充当他们从事分裂活动的急先锋。十四世达赖打着宗教的旗号,披着宗教的外衣,蒙骗世人,蒙骗信徒,更加暴露了其宗教上的虚伪性。

　　出于政治图谋和险恶用心，近年来,达赖还出来拿自己的转世说事。诸如，“如果我死在流亡地印度的话，十五世达赖喇嘛一定要继承我的使命。转世不是在西藏寻觅人选，应该是在我的流亡地域或外国寻觅。”“挑选下一任达赖喇嘛的方式可以是传统的方式，也可以是类似罗马天主教选举教皇的方式。”“可以考虑用非传统的方式选拔接班人，包括用民主方式在高僧中选出或者指名选定。”对达赖喇嘛世系转世这样涉及达赖喇嘛世系根本的问题，十四世达赖凭一己之愿，想变就变，想改就改。难怪国内一些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断言：“自诩为‘纯宗教人士’的达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连宗教的神圣性和纯洁性都可以不放在眼里，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事实一再告诉我们，真正把宗教政治化，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致使中央政府册封的达赖喇嘛世系蒙羞受辱的恰恰是十四世达赖自己。

寒嫣兒

达赖喇嘛广结恶缘 荼毒生灵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十二


据最近消息，在某国召开的“汉藏和平大会”上，藏独分子又不停地唱着“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正处在灭绝边缘”的老调子，联想到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背后时隐时现的达赖的“魔影”，不难看出，十四世达赖背弃佛祖训诫，与恶之缘越结越深，荼毒生灵之事越做越大——当心！佛经上早就告诫：莫作恶！否则，坏事做尽，终有报应。

　　当代藏传佛教活佛、学者多识·洛桑图丹琼在谈到藏传佛教善恶标准时说，导致快乐的思想行为为善，导致苦难的思想行为为恶。联系这些年十四世达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导致苦难的思想，无不是导致苦难的行为。十四世达赖身、口、意三业，滋生出太多的贪嗔痴、杀盗伪等恶业，跟无量无边的众生结下了如山的怨仇。

　　佛法修行之善缘越来越浅，荼毒生灵之恶缘越结越深。佛教对于修行的要求很多而且很严。比如把皈依视为进入佛门的仪式，要求从思想上要全心全意地信仰和依赖三宝，又如密宗上师应具备五条标准（身、语、意三业清静，对众生有大悲愿，佛法修悟上有大成就）；皈依对弟子在意识上有四条要求（知改德、知差别、自誓、无余师）等。对这些达赖应该是很熟悉的，但是，为了“藏独事业”，他公然违背藏传佛教精进有为的修行要求，毫无顾忌地践踏这些原则和要求，一再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活动。不说远的，仅从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达赖与“世维会”、“民运”等破坏社会秩序、受到正义人们强烈谴责与声讨的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丑恶嘴脸。据媒体报道，十四世达赖一直就是“7·5”事件幕后策划者——热比娅仿效的对象。热比娅把达赖看成是自己的“精神导师”，并在达赖窜访美国时，与他合影留念，热比娅出版的英文版自传的序言就是达赖写的。有了这层关系以后，在发生乌鲁木齐“7·5”事件后，达赖立即“心领神会”发表声明，这份声明，表面上一看，似乎是充满了同情与爱心，但仔细读来，却处处暴露着其险恶用心：他在声明中将新疆称之为“东土耳其斯坦”，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制造分裂。其次，声明呼吁“用谅解和富有远见的精神”以及“克制的态度”来对待局势——面对暴徒的暴行，这等言辞何其荒诞可笑！

　　截至8月5日下午，该起暴力事件导致无辜群众死亡197人、受伤1700多人。面对众多死者和残忍的暴力手段，达赖对制造事端的暴徒没有一个字的谴责，反而呼吁政府“谅解”和“克制”——回忆“3·14”事件，在鼓励暴徒疯狂打砸抢烧的同时，达赖不也一再呼吁政府“谅解”和“克制”吗？我们从这些事实中只发现了一颗不公道、不厚道的毒辣的心，根本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佛教徒的气息，达赖对佛法在修行上的要求如近善士、闻正法、如理思、随法行等是怎么理解的？是怎么“身体力行”的呢？

　　六根清静之善缘越结越淡，十种恶业之恶缘越结越深。藏传佛教在论述业力因果时通常认为，恶业（不善业）分十种：身恶业有杀生、不与取、邪淫三种；语恶业有妄语、离间语、恶语、绮语四种；意恶业有贪心、害心、邪见三种，这些作为一种戒律严格约束着每一个修行者。与此同时，藏传佛教还对凡是不顾道德标准、违犯法律、危害社会和众生的一切行为都予以禁止，正所谓“以戒为师，无戒无法”。佛教徒地位越高，遵循的戒律就越多。达赖受过比丘大戒，又喜欢标榜自己是“释迦牟尼比丘”，按理说，他更应严格遵守各项戒律，但实际上他却视藏传佛教戒律如儿戏。比如说，“妄语戒”是一个佛教徒最基本的戒律，达赖却屡屡犯戒：吹嘘旧西藏如何安居乐业，掩盖百万农奴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悲惨境遇；不顾国家投巨资维修保护布达拉宫、色拉寺等的事实，诬蔑说“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几乎灭绝”；一面说“我绝对没有……在藏汉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另一方面却称，“一切的祸根来自汉人”。无数个拙劣的谎言，经常让达赖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每当此时，他总会“顾左右而言他”，脸皮之厚世所罕有。

　　大慈大悲之善缘越看越无，践踏生命之恶缘越结越厚。《普贤上师言教》一书说，普通的一节树木落到玛拉雅的檀香树林中，经过数年后，就熏染上了檀木的妙香，于是，这节普通的木材也会发出芬芳的檀香味……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很一般的佛教徒具备慈悲心，与善结缘，不断修善缘、做善事，终归会上进，终归会提高，终归会有“芬芳的檀香味”，即拥有上师般的修为而最终达到圆满。反观达赖，已经完全放弃了慈悲之心，视无辜生命如草芥。从50多年前的武装叛乱到 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无数条生命为“达赖的事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以说，达赖已经为恶太多，绝对不会落入檀香树林中，也不会沾上檀香味儿，圆满就更无指望。若说有什么味儿，恐怕其发出来的味中“尸味儿”会很重、会很多，因为无数个冤魂一直都在缠绕着他——君不见全世界已经在为达赖的恶缘而掩鼻了。近年来，他的魔爪甚至连藏传佛教和广大信徒都不放过。比如，时轮灌顶属于大型灌顶法会，其形式和内容均须严格遵循仪轨，不得随意删改。要求灌顶上师具备较高佛教造诣，灌顶之前还必须闭关静修时轮本尊1至6个月。每次时轮法会约需时半月左右。但是，1980年以来，达赖频频举行所谓的“时轮灌顶大法会”，特别是1996年，一年竟举办4次！最令广大信徒厌恶的是，达赖把“时轮灌顶大法会”变成了一个进行政治煽动、挑拨民族关系、分裂中国的集会，使佛教慈悲、平和之味儿荡然无存，恶之气息四溢。又比如，很多藏传佛教信徒信奉的杰钦修丹护法神，十四世达赖原也供奉，后来借口“对西藏的根本大业不利”，下令禁止供奉，并派出打手，闯入寺庙佛院、居民住宅，砸毁护法神神像、殴打信众，对仍不遵从者，僧尼逐出寺庙，官员开除公职，学生停止补助，群众清除出社团。看到这些，信奉这一护法神的活佛高僧、寺庙佛堂和僧俗群众一片哗然。有的气愤地说：“达赖诬蔑共产党没有信仰自由，我看这顶帽子戴到他的头上才合适”；有的双手合十悲哀地说，达赖喇嘛这样做完全是对神圣的宗喀巴大师和第五世达赖喇嘛的背叛，罪过啊罪过！就连原系达赖弟子的一些僧尼也说：“单就宗教信仰而论，心已经凉啦！对达赖喇嘛再不抱什么希望了。”

寒嫣兒

达赖怎能连老祖宗都不要了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十三


由于兜售“藏独”、公开搞分裂，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十四世达赖早已变换了招数。他现在主打的是“宗教文化”牌。一方面，他无视今天西藏宗教活动正常开展、民族文化得到有效保护的事实，危言耸听地声称“比生命还珍贵的藏人独特的文化、宗教濒临灭绝”；另一方面，他又荒谬地将宗教与民族混为一谈，宣称“独特的传统宗教文化可以把所有藏人团结在一起”，进而鼓吹“宗教文化自治”。

    十四世达赖所谓的宗教文化“比生命还珍贵”有什么真实涵义？为什么只有宗教文化才“可以把所有藏人团结在一起”？认真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十四世达赖在所谓“保护宗教文化”、“宗教文化自治”的招牌下，包藏着他故意混淆宗教与民族概念，破坏民族团结、妄图分裂祖国、变相推行“藏独”的险恶用心。

    宗教与民族的关系的确比较密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由于世界上自古就有、不可避免的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流的大趋势，不同民族之间必然会产生宗教文化上的交融。因此，在当今世界，同一个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或不同的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才是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常态。

    以藏民族而言，信奉藏传佛教的固然占多数，但是信奉苯教的藏族群众也为数众多，还有不少信仰其他宗教的藏族群众，何况藏传佛教本身还分为不同的教派。十四世达赖准备要以哪一种“独特的传统宗教文化”来把“所有藏人团结在一起”呢？而且，在任何民族中，即使绝大多数人信教，也终究有一部分人不信仰宗教，所谓“全民信教”，只是一种笼统而极不准确的说法。对这些不信教的藏民族成员，难道达赖就要把他们抛弃于“团结”之外？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还有一些别的民族群众信奉藏传佛教。可见，以宗教来划分民族是多么荒谬！

    一般来说，民族主要是指建立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这种“共同文化”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宗教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宗教绝不是民族的全部，宗教文化也不等于民族文化，更不能以宗教为民族划线。如果将宗教信仰等同于民族本身，很容易导致某些民族成员以狭隘的宗教眼光，滋生盲目的排外性，从而危害本民族的团结与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如果以宗教信仰来处理社会多方面的关系，更容易导致教派与民族之间的冲突。这在西藏的教派历史上，不乏其例；在古今一些民族的历史上，更有许多极其惨痛的教训。这与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大趋势也直接相违背。

    这些道理，十四世达赖未必不懂。但是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完全罔顾事实、罔顾历史，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大打“宗教文化”牌，目的无非有三：一是以保护宗教文化为名，比较合某些不明真相的西方人的胃口，募捐化缘更容易些；二是把宗教等同于藏民族的大帽子硬扣在藏民族头上，以宗教绑架整个民族，这样一来，他这个所谓的“宗教领袖”的位置，才会坐得稳当些；三是可以用“宗教文化自治”的幌子，来掩盖他分裂祖国、变相谋求“西藏独立”的真实企图。

    但是捣鬼有术者，效果却有限，因为历史事实不容欺瞒，历史规律难以改变。十四世达赖不要忘了，藏民族在形成之初，创造、发展、信奉的是苯教等原始宗教；在藏民族的长期形成过程中，“比生命还珍贵”的是藏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试设想，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年高原上的人们如何生存？又如何能有不同部落、部族的人们逐步联结在一起，形成同一民族？更重要的是，藏民族的祖先们，原先并不是藏传佛教信徒，他们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引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的实际，才逐步形成了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本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十四世达赖简单生硬地偏要以宗教为民族划线，声称“独特的传统宗教文化可以把所有藏人团结在一起”，那就等于是说，不信达赖这种所谓“独特传统宗教文化”的就不在被“团结”之列、不信藏传佛教的就不算藏族。难道为了达到他卑劣的政治目的、为了谋求所谓“宗教领袖”的地位和利益，达赖居然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要了？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藏民族的各种优秀文化，自然要予以保护、繁荣和发展。中央政府大力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和举措，在今天的西藏已经结出了举世瞩目的累累硕果。十四世达赖试图把“宗教文化”变成达到其个人或某个集团利益的政治工具，一味地置事实与历史于不顾甚至故意歪曲，借以攻击中央政府全面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政策和举措，为变相追求“西藏独立”造势，最终必将被社会与历史所唾弃，成为历史的笑柄。

寒嫣兒

达赖怎能连国家都不要了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十四



达赖连国家都不要了！他在其《备忘录》中称：“国家不应干涉宗教的一般活动，比如师承关系、寺庙管理、活佛转世”等，这里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宗教不受国家管理，继而让宗教凌驾于国家之上，继而达到其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目的。

    宗教尤其是宗教场所和宗教组织，都是具体存在于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必须接受该地该国的管理和监督。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我国也对宗教依法进行管理。如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必须依法向政府履行登记手续等。达赖所谓的“国家不干涉宗教活动”，就是让宗教不受国家管理，让宗教具备无限制的特权，或者说，让宗教成为“国中之国”、“第二国家”——何其荒唐！何其阴险！荒唐是因为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将宗教完全置于国家管理之外的情形；阴险是因为宗教如能脱离“国家干涉”，如能“架空国家”，达赖这个身披“宗教人士”外衣的分裂者就更有“理由”和“借口”搞分裂、搞破坏！

    国家管理宗教，既不是说信教群众要放弃宗教信仰，也不是要改变宗教的基本教义，而是要求宗教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只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宗教，才能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相适应，才能符合信教群众和宗教本身的根本利益。我国对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各种宗教都予以充分的保护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除《宪法》外，在我国的《刑法》、《民法通则》、《民族区域自治法》、《兵役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劳动法》、《广告法》等法律中，都有关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歧视信教与不信教公民的相应条款。但是，我国坚决反对利用宗教狂热来分裂人民、分裂国家、破坏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坚决反对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达赖谋求“高于国家的宗教”，就是希望宗教处于无政府状态——从各国历史看，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宗教会慢慢地变质——会从破坏其他宗教教派、不允许其他信仰存在开始，逐步走向危害国家、危害公民的邪恶道路，最终成为整个人类、整个社会的一大祸害。我们决不允许存在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宗教”——不但违反《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关于信仰自由方面的基本精神，更视国家法律法规如无物，藐视和挑衅国家权威。

    我国的法律决不允许“神权高于政权”，决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事务。从历史上看，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政教分离、政教合一、政权大于教权、教权大于政权。世界许多国家都曾存在过“神权高于政权”或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宗教领袖就是国家元首，宗教教义与宗教法典就是国家的法律，宗教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政教同体。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完全受宗教的指导。宗教领袖对制定国家的内外政策拥有绝对的权威。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合乎宗教的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所谓“国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则毫无社会地位可言。随着社会的进步，神权与世俗政权日益分离，特别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政教分离的概念深入人心。从西藏看，旧西藏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其荼毒生灵之深、危害社会之大，稍有常识和良知就能分辨得一清二楚。正因为如此，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而达赖却一再地讲高于国家的、不受法律约束的“宗教自由”，就是要搞政教合一，就是要谋求“神权高于政权”——这完全是逆历史而动的行径。翻身得解放的西藏各族人民决不会允许历史倒退50年并让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还要残酷的封建农奴制“骑”在自己的头上！

    总之，与曾经屡屡使用过的“民族”、“人权”、“环境”等冠冕堂皇的说词一样，达赖一再费尽口舌地讲什么“不受国家干涉的宗教”，只不过是搞“藏独”的一个新版本、一个新手法。奉劝达赖一句，花样怎么翻新，搞分裂就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寒嫣兒

达赖怎能连“宗教自由”的幌子都不要了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十五


十四世达赖1959年出逃印度后至今，每逢谈及西藏，总是声称“藏人独特的文化、宗教濒临灭绝”等等，并说“我经常把宗教问题和西藏自由问题连在一起谈，这是有紧密联系的。西藏恢复自由了，宗教也就得到自由开展。”

    达赖把宗教自由与所谓“西藏自由”，即“藏独”的变相说法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要把他的宗教强加给整个西藏，也就是要恢复以他为“宗教领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达赖忘了西藏还有人不信教，还有人信苯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他是准备把哪种宗教与“西藏自由”问题连在一起？

    从达赖集团迫害多杰修丹“具力护法神”信徒等行径看，他所谓的“西藏恢复自由”以后，人们只能有信他的那种宗教的“自由”，而不可能有信其它宗教的自由，因为据他说，他已经把宗教自由与“西藏自由”连在一起了，难道还有不信教的自由吗？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实现其“藏独”野心，显然十四世达赖歪曲了宗教自由的本质，可以说连“宗教自由”的幌子都不要了。

    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就是说，宗教信仰自由，信仰与不信仰任何宗教是个人私事，是自由的，但宗教活动因为会涉及社会空间和他人，所以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任何一个国家概莫能外。

    宪法和法律中有关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规定在西藏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目前，西藏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00余处、僧尼4.6万多人，其中包括清真寺4座、天主教堂1座，各宗教和睦相处，各种宗教活动正常进行，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然而，为什么达赖还始终说在西藏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呢？究其原因是“自由”的标准不同，达赖方面要求的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绝对的“宗教自由”，是把宗教自由与所谓“西藏自由”混为一谈的变相“藏独”。

    达赖私人代表2008年11月在递交给中央有关部门的《备忘录》中称：“以国际标准对宪法原则的解读还包括信仰和崇拜方式的自由。自由的涵义包括有权按照佛教寺院规定建立和管理寺庙，建立学位制度并按照这些规定招收所需数量的任何年龄段的僧侣和尼姑，给群众的摩顶等也属于上述自由涵义之一，国家不应干涉宗教一般活动，比如师承关系、寺庙管理、活佛转世等。”意思很明白，他的“自由”标准就是宗教不受国家管理的“自由”，其实质是“藏独”的“自由”。

    达赖及其追随者，一方面欺骗广大信教群众的朴素和虔诚的感情，蛊惑和收买一些信徒，利用和煽动他们制造各种事端。另一方面，利用宗教外衣，通过欺骗宣传，依靠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制造国际舆论，获取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伺机制造事端，企图把中国搞乱。他们曾扬言掌握了一个活佛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寺庙，控制一个寺庙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企图把寺庙当成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基地，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僧人充当他们从事分裂活动的急先锋。达赖打着宗教的旗号，披着宗教的外衣，蒙骗世人，蒙骗信徒，更加暴露了其政治上的反动性和宗教上的虚伪性。

    由此可见，一向以所谓宗教领袖自居的达赖，扔掉“宗教自由”的幌子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在达赖眼里，“西藏恢复自由了，宗教也就得到自由开展”。换句话说，只要达赖的“藏独”美梦得以实现，他就会把他的宗教强加给整个西藏，他这个所谓的宗教领袖又可以登上政教合一的权力宝座，“自由”地奴役着昔日的农奴，作威作福。

    但这里达赖却忘了政教分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翻身作了主人、正享受着宪法保护和真正宗教信仰自由的西藏各族人民，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把政教合一的枷锁再次强加到任何人头上，达赖想利用自己的“宗教自由”妄图恢复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不过是在做春秋大梦。

寒嫣兒

达赖“民主选举”接班人包藏分裂祖国祸心
揭露十四世达赖宗教上的虚伪性系列评论之十六


一段时间来，顽固坚持“西藏独立”政治立场的十四世达赖，频频在转世问题上吵吵嚷嚷，大肆渲染。6月20日，十四世达赖在一段向达兰萨拉的僧人播放的录像中，声称要通过“民主选举”来决定自己的“接班人”；9月2日，他在窜访台湾期间与高雄市民进党籍官员“共进午餐”时，别有用心地说，“西藏流亡政府也开始导入民主选举的制度”。

　　且不说十四世达赖和他那个神权专制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从西方“舶来”的“民主”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单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历史传统来看，达赖的荒谬言论，完全违背了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众所周知，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流派的传承制度。十三世纪初，藏传佛教依据西藏古老的灵魂观念和佛教特有的化身理论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宗教实践，逐步形成了包括灵童寻访、认定在内的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为藏传佛教各大活佛转世系统所必须遵循。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最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只有按照历史定制，经过认定、坐床、受沙弥戒等复杂宗教仪轨和严格的政治法律手续，活佛转世才能称其为合法。改变历史定制，不仅失去了活佛转世传承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也与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不符。

　　口口声声“藏人独特的文化、宗教濒临灭绝”、自诩“西藏文化保护者”的十四世达赖，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与藏传佛教根本教义相冲突的“民主选举”论调，擅自更改在西藏传承了几百年的活佛转世制度？除了取悦西方社会以挟洋自重外，其背后还包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祸心。

　　十四世达赖的“民主选举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宗教搭台，政治唱戏”，向来是达赖贯用的伎俩。他曾扬言“我的转世将会来自西藏之外，来自一个自由的国家。那是因为，转世的主要目的是继续我这一生所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次，他把话说得更加明白，“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集于一人身上，压力实在太大了。我的继任者没有必要继续扮演这双重的角色”。因此，必须“民主选举”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袖，至于“宗教制度”，也可以由“民主选举”来决定是否“保持”。可见，在十四世达赖的眼里，只要政治需要，宗教仪轨也罢，历史定制也罢，都是可以任意搓来捏去的。

　　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务，是明清以来形成的活佛转世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体现。自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并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后，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大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权，遂成定制。纵观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除后来追认的一世、二世达赖和一世、二世、三世班禅外，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转世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认定和册封。十四世达赖企图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绕过金瓶掣签，绕过历史定制，其否认中央政府册封、认证活佛转世的权力，进而否认国家主权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

　　事实上，十四世达赖利用活佛转世对抗中央权威，从来就是不遗余力。从肆意“认定”外籍“洋活佛”，到擅自“认定”境内活佛转世，从干涉十七世噶玛巴的认定，到干扰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无所不用其极。在达赖世系转世问题上，他公然叫嚣，即使转世成为一个黄头发的外国人，“也绝不落入中共的手里”。国家宗教事务局2007年颁布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而他却在《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要求“对一般的宗教活动，包括师徒关系，寺院管理，转世灵童的认证等事务，政府都不应进行干涉”。不惟如此，他还在各种场合大肆叫嚷，“转世有许多种方式”，“藏人投票决定转世”，“转世可能为女童”，“很快会出现两个达赖喇嘛”，等等。此番又抛出“民主选举”论调，明目张胆地为“西藏独立”政治图谋投石问路。

　　前不久，十四世达赖在新德里度过了他74岁生日。“如果我圆寂”，谁来担负起“领导西藏”的责任，内部矛盾重重的“西藏流亡政府”还能撑持多久，自己苦心经营的“藏独”闹剧又将如何收场？这些问题是这位已经过了古稀之年的政治流亡者不得不考虑的，也是这位分裂主义政治集团总头子急于“民主选举”“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这也恰恰证明：十四世达赖和他那个分裂主义政治集团分裂祖国、图谋“西藏独立”的反动本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

寒嫣兒

达赖：一尊“珠光宝气”的“逐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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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十四世达赖究竟有多少资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提供的资料上看，达赖一人坐拥数目惊人的庞大资产：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手上有黄金十六万两，白银九千五百万两，珠宝玉器两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一万多件，其中价值数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一百多件。

　　当年十四世达赖搜刮的金银财宝堆积在布达拉宫，而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城”监狱则告诉世人：十四世达赖的巨额财富充斥着浓烈的血腥味。

　　布达拉宫雪城监狱展示着以达赖为首的旧西藏三大领主盘剥农奴的场面。挖眼、抽筋、割舌、砍手、剁脚，从高山推下摔死，用牛皮包身投入水中淹死等惨绝人寰的酷刑再次表明，旧西藏不是达赖集团所描绘的和谐安宁的“香格里拉”。占旧西藏人口95%的农奴，用自己的血汗乃至尸骸堆起了十四世达赖的金山银山。

　　十六万两、九千五百万两、两万多件……从这一连串充满“珠光宝气”的数字中不难看出，达赖为什么当年肆无忌惮地发动叛乱，今天为什么贼心不死、歇斯底里地大闹“西藏独立”，策划所谓的“大藏区”。

　　这尊众人眼中的“佛”，在现世利益面前，“光环”早已不在。暴力、污蔑、谎言……达赖无所不用其极地力图恢复往日的奢华生活和政治特权。那镶有珍珠宝石的100多件斗篷一定经常在达赖的“暮年美梦”里浮现，而饿殍满地的旧西藏和衣不蔽体的百万农奴则早已被达赖忘却。

　　50年过去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280万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幸福殷实的好日子。

　　同样的50年过去了，昔日被达赖集团裹挟欺骗至印度的流亡藏人的生活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据报道，当年跟随达赖的藏人虽然有不少出生在印度，但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印度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因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所以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借和租”，许多人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

　　真正富有的，是那些所谓的“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靠税收和国际援助“发财致富”。他们白天穿着红色的袈裟办公或接待客人，天黑以后，就到酒吧和俱乐部鬼混，甚至吸毒。

　　“流亡藏人对这帮毫无道德和良知的‘官员’的腐败早已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他们气愤地说，援助有一半以上被这些蛀虫用于吃喝嫖赌了，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分不到多少援助。”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表述流亡藏人对十四世达赖所谓“流亡政府”的愤怒。

　　印度《亚洲世纪报》执行总编考什克不久前结束了西藏之行活动后发出感慨道：“中国的西藏人生活确实比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要好得多。”可是，达赖集团为何对西藏的进步与发展就是“视而不见”，却高叫“捍卫人权”？从他昔日攫取的黄金白银，可以找到答案。明眼的人们应该反问，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谈人权？他们要捍卫的是“农奴主的人权”，还是“农奴的人权”？是达赖盘剥人民的权力，还是广大翻身农奴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

寒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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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解放初期达赖曾致信中央拥护祖国统一

十四世达赖喇嘛，其欺骗世人、分裂祖国、为害西藏之面目，已昭然若揭。翻开历史，回顾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达赖之言行，可发现他前后判若两人。

　　达赖曾致信中央请求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统一

　　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

　　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接受了和平谈判的意见。

　　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当年2月，他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4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确定了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等内容。

　　达赖喇嘛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对于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达赖曾表示西藏人民体会到了宗教信仰自由

　　1954年，达赖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发言表示: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

　　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说:西藏人民具有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在此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达赖叛逃后中央为其保留职位五年之久

　　西藏和平解放前，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枷锁。和平解放后，许多上中层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

　　中央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对此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遵照“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和特权。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农奴主和国外反华势力勾结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后又逃往印度。

　　达赖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但达赖在国外反华势力和分裂分子教唆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开始从事大量的分裂祖国的活动，前后判若两人。

寒嫣兒

谎称藏族在境内如同死囚 达赖歪批3·14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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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达赖喇嘛涉及西藏问题的诸多言论，不合事实及自相矛盾者甚多。最近，达赖喇嘛在所谓“藏汉国际讨论会”上的谈话及答记者问时，隐藏平时脱口而出、旨在危害汉藏关系的话语，无根据地把“民族关系的挑拨者”的角色强加给中国政府，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谎称藏族在境内如同死囚

　　达赖言论：在“藏汉国际讨论会”上的谈话中，达赖喇嘛声称：“去年3月，遍布西藏三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和平抗议，中共却歪曲地宣传为藏人对汉人的仇视，试图在藏、汉民族之间挑起事端，致使两个民族中出现了不必要的猜疑。”

　　历史事实：制造藏汉民族矛盾是达赖喇嘛的看家本领。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达赖喇嘛曾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表示要“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然而，就在次年7月初，他却又捎信告诉美国人：“西藏人民是不亲汉的，藏人毕竟是藏人”。而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他们的口号之一就是“吃糌粑的人（藏族）赶走吃大米的人（汉族）”。

　　1987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他提出的“西藏和平五点计划”中明白写着：“一定要使人口转移停止，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2007年，他声称“围绕西藏的斗争是一场民族之间的斗争”。2009年3月8日，达赖喇嘛在接受《法兰克福评论报》采访时说，他的同胞向他报告说，“藏民对汉人的失望和愤怒情绪与日俱增。在青年藏人中这种情绪尤其强烈”“汉人中同样如此。不少汉人已经置备了武器，并准备在必要时开枪。目前西藏的局势非常紧张，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造起谣来肆无忌惮，无边无际。3月10日，达赖喇嘛在一年一度的声明中说：“当前，中共处于猜忌，藏人处于恐惧之中。比生命还珍贵的世代相传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等，濒于灭绝。西藏民族，在境内如同判了死刑的囚犯。”

　　结论：上述言论足以说明达赖喇嘛并非是汉藏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至于他一方面说让汉人从大藏区搬出去，又说自己“从来没有要求汉族人从藏族人的地盘上搬迁出去”，上演自相矛盾的闹剧，已是众所周知的了。中国政府提倡“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互助友爱。同时，国家法律禁止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的行为。

　　对BBC大谈“汉人入侵西藏”

　　达赖言论：达赖喇嘛在今年8月6日接受BBC（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采访时声称：“由于西藏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内战或者西藏人内部的什么问题，而是所谓的解放军来了，用武力控制了一切，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历史事实：按达赖说法，解放军就是汉人，不离于口的说法是“汉人入侵西藏”“中国入侵西藏”等，目的只在于说明西藏是“独立国家”，“汉人进藏”引发了“民族冲突”。

　　“西藏问题”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产物。1914年在英国操纵下召开的“西姆拉会议”，不仅要制造民族分裂，还要分割中国领土。西藏地方上层部分亲英分裂势力一直从事着分裂国家、阻断民族友好交流，并追求“西藏独立”的活动。到上个世纪40年代更加紧了活动步伐，并在1949年7月8日制造了“驱汉事件”，严重伤害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感情。

　　汉藏民族真正的大团结是在人民解放军进藏之后才出现的。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才结束了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实现了藏汉之间的团结，藏族内部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额尔德尼领导的后藏政权之间的和解。解放军履行《十七条协议》，和平进军西藏，修路、架桥、看病、为西藏人民做好事，是有口皆碑的。

　　结论：达赖诡称“西藏问题”源自解放军进藏，这完全是歪曲客观史实的谬论。
　　
    抨击中国民族政策“是个失败”

　　达赖言论：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采访时，信誓旦旦地宣称：“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事件清楚表明（中国）近60年来的民族政策是个失败。中国是这样，当年的苏联也是一样。”

　　历史事实：这完全是一种歪曲。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实行平等和团结的民族政策。国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采取多种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步伐，并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保障各民族使用发展语言文字的权利，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国家实行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结论：中国的民族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赢得了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拥护，以及国际社会许多有识之士的赞誉。

寒嫣兒

达赖喇嘛的神话与西藏问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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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网上吹捧达赖喇嘛的声调又高涨起来。有人说他是西藏人民的唯一代表，有人说他是藏人至高无上的权威与领袖，虽还没有达到《天葬》称达赖为“国际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伟人之一”、“当今世界的巨人”、“有佛之大胸怀”的肉麻地步，也已令人想起文革初期林彪对毛泽东的狂热吹捧。

    达赖究竟为西藏人民做过什么好事值得这样的美誉？什么也没有。连俄国沙皇都晓得解放农奴，可达赖直到1959年叛逃前仍拒绝废除封建农奴制。有人可能会说：“封建农奴制”是中共的语言，你使用中共语言就是共产党走狗。然而达赖的第一本自传《吾土吾民》（My Land and My People）却承认，他自己统治西藏时的社会制度是同欧洲中世纪一样的封建主义。 美国著名藏学家M. C. Goldstein与A. T. Grunfeld都说旧西藏是与欧洲中世纪一样的封建农奴制。达赖与美国藏学家也是共产党走狗吗？关于农奴制的黑暗无须赘言，否则法国就不会爆发大革命。连清朝大臣张阴棠制定的“治藏19条”都说：“藏中差徭之重，刑罚之苛，甲于五洲，应一律革除。以苏民困。”可是达赖却死抱着“甲于五洲”的农奴制不放。

    不仅如此，旧西藏的档案显示，现世达赖有一次做佛事，要用人的肠子做祭品。他手下的人就在街上抓了两个乞丐，杀后取肠交给达赖。这就是达赖的德政。既然达赖是个暴君，而且离藏50年了，为什么仍有藏民崇拜他呢？这就要讲到有关达赖的两个神话。

    “达赖喇嘛”这个称号最初只是宗教名号，1653年清朝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这才确立了达赖在西藏的最高权威。可见达赖的“至高无上”权威来源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有权册封达赖，自然也有权废黜达赖。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曾被康熙皇帝下令锁铐入京，死于途中，抛尸荒野。13世达赖叛逃印度投靠英国人后，清廷下令革去他达赖的名号，另寻达赖灵童，因辛亥革命而作罢。

    五世达赖被顺治皇帝册封为西藏最高政教领袖后制造了一个神话，说他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的化身，藏人只消无限崇拜他，就可获得好运、超度来世。他利用政权与神权的双重力量宣传这种说法，“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真理”，达赖喇嘛这个名号于是就变成了藏人心中至高无上的神。

    今日崇拜达赖的藏人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文化素质极端低下的农牧民与小市民，他们仍然固守“达赖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菩萨化身，藏人无限崇拜他就可获得好运超度来世”的信仰。正因他们文化低下，所以听不懂达赖集团的藏独宣传，不知藏独为何物。他们当然希望达赖回藏，不是领导独立，而是供他们崇拜。当他们中某些人处在藏独暴乱现场时，也会跟着打砸抢烧杀，但那不是为了他们不懂的独立，而是出于仇富心理，烧死以纯服装店5名青年女店员（4汉1藏）的3名藏族打工妹就是如此。某些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去也是为了崇拜达赖超度来世。

    另一种是受过中国政府免费教育较多的、文化较高的某些藏族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他们从媒体特别是影视中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对之无限向往与崇拜，把欧美各国看作西方极乐世界，巴不得立即到那里去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地狂歌劲舞、豪饮海吃、纵情声色（许多网友指出，某些已经到达欧洲的藏人一面打着“西藏人权”与“西藏独立”的旗号向洋人乞讨施舍，另一方面西装革履地出入酒吧、妓院、夜总会）。

    佛教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在来世即死后，有知识的藏人则希望现世就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由于达赖叛逃后成了西方大国分裂中国的宠儿，他们就认为如果西藏独立，达赖就能从西方各国领到大把金元，让他们一夜间就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像好莱坞电影里的美国人一样家家有豪宅、人人有名车、夜夜进夜总会，享不尽人间荣华富贵——这是关于达赖的现代神话。

    他们崇拜达赖跟“达赖是观音菩萨化身，崇拜他可超度来世”这一古老神话无甚关系。他们实际信仰的与其说是喇嘛教，不如说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与纵欲主义。当他们学着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的腔调指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时，其实心底里巴不得西藏立即全盘西化，让菩萨与喇嘛统统见鬼去。

    达赖对藏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就来源于这样两个互相矛盾的新老神话。中国政府要想消除达赖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就必须消解这两个神话。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古老的达赖神话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无法实证的假设之上。中国政府如何向文化低下的藏人证明人死后的来世与天堂都是不存在的？如何证明达赖不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佛经中根本没有“达赖是观音化身”的说法，可惜那些只知口诵六字真言、五体投地崇拜达赖的藏人根本听不懂这样的话。当然中国政府可以不遗余力的向藏人普及教育、宣传无神论，然而等他们有了知识，就可能变成渴望达赖领导西藏独立后从西方乞讨来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的藏独分子。中国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

    消解现代的达赖神话似乎很容易，立即让西藏独立就是。那时西方人权卫士绝不会像藏独分子渴望的那样对达赖大撒金雨，相反西藏由于失去了中国政府的巨额津贴必将陷入大萧条、大饥荒之中。但如果西藏独立，就会发生波斯尼亚式的种族战争，这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敢做的。中国政府又陷入了两难境地。

     有人也许会说，达赖的“中间道路”即留在中国内部“高度自治”不就是两全之策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试想，西藏完全独立西方也不可能对之大撒金雨，西藏留在中国内“高度自治”，西方当然更不会撒金雨，那些古老神话的信仰者也许满意了（因为达赖回藏了），但那些现代神话的信仰者仍然不会满意，他们还会大闹特闹，要求西藏完全独立。西藏仍然不得安宁。

    以鄙人之愚见，对于古老达赖神话中国政府有如下对策可选择。一是静待现世达赖消失，然后在西藏境内寻找并确认15世达赖，让他在布达拉宫坐床，古老神话的信仰者有了新的达赖崇拜，就会把目光从境外转移到日光殿（布达拉宫顶层的历代达赖寝宫）。

    二是向清朝学习，立即废黜现世达赖，另寻灵童。废黜的理由可向美国学习。美国宪法规定：与合众国作战或帮助合众国敌人者犯叛国罪，最高可判处死刑。达赖在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叛逃后又领导流亡藏人游击队以尼泊尔的木斯唐为基地，侵入西藏境内袭击中国军队，按照美国宪法，达赖早已犯了叛国罪。中国宪法没有“叛国罪”的条款，中国人大可向美国学习，修改宪法，加入“叛国罪”的条款，然后宣布14世达赖为叛国犯，废黜他达赖的名号，另寻灵童。

    对于现代达赖神话中国政府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倾其国力，给每个藏人家庭发一栋带花园与游泳池的豪宅（单身藏人一结婚就马上连同结婚证书发这样的豪宅），给每个16岁以上的藏人发一辆奔驰或宝马或奥迪（使用一定年限后免费更新），并给他们每人百万年薪（以后随着物价上涨，年薪也随之相应上涨），这样他们就不会再闹藏独了。

    二是接受达赖与西方人权卫士的要求，立即复兴伟大的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不必再冤枉藏人享受被他们视为“汉化西藏、腐蚀藏人”的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诸如汉菜、西餐、电灯、电话、电视、电影、电脑、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VCD、DVD、手机、自来水、公寓楼、淋浴器、煤气、手机、西装、牛仔裤、adidas、Nike、啤酒、可口可乐、汽车、摩托车、飞机、医院、百货公司、酒吧、宾馆、舞厅、夜总会、KTV……更重要的是，在藏人的学校里只教藏文与佛经，不教汉语、数理化、外语、生物、地理……不派藏人到内地学习、工作，更不派藏人出国留学。如此则全体藏人都将回到没有电力与机器的中世纪去，点酥油灯、烧牛粪、穿藏袍藏靴、吃手抓羊肉、住没有水电煤卫的石木结构的藏房或牛毛帐篷，从此像佛祖教导的那样清心寡欲、六根洁净，一心一意转经拜佛、超度来世。中国政府既能省下大笔开支，又能获得“尊重西藏人权”、“复兴西藏文化与宗教”的美名，岂不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寒嫣兒

达赖又撒了八个谎

今年的3月10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半世纪前的这一天，达赖领导下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发动了武装叛乱，大举进攻驻藏解放军与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迫使解放军还击，平息叛乱。达赖逃亡印度，在途中宣布“西藏独立”。可惜达赖逃到印度后第一次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见面时，尼赫鲁就告诉他：印度政府不承认西藏独立。

　　从那时起，每年3月10日，达赖都要在其流亡地发表讲话，今年也不例外。这个讲话与达赖以往的讲话一样，充满了颠倒黑白的谎言，贼喊捉贼的把戏，指鹿为马的谬论，居心险恶的要求，本不值一驳。由于达赖被国际反华势力包装成“人权斗士”与“和平使者”，他的言论尚能迷惑某些不了解真相的人们，所以仍有必要略加剖析，以正视听。

谎言一  达赖说1959年3月10日的叛乱是藏人的“和平抗暴”。

事实的真相是那天西藏军区邀请达赖看戏，噶厦就散布谣言，说军区要绑架达赖，煽动起三千多藏人包围达赖住地罗布林卡。他们打死了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的藏族僧官帕巴拉·索朗加错，他的尸体被持枪的康巴叛乱分子捆在马尾巴上，头着地倒拖着游街。达赖在其第一本自传《吾土吾民》里说：“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听说一个叫帕巴拉·索朗加错的僧官受到愤怒的人群凶暴的虐待，最终被石头打死。这个人由于他与中国占领军的密切合作而闻名于拉萨……这一暴力事件使我极为苦闷。我让噶厦告诉中国将军，我不能去观看表演。”连达赖自己都承认这是叛乱藏人针对与中国政府合作的藏官的“暴力事件”，天下有这样的“和平抗暴”吗？接下来的事众所周知，达赖麾下的叛军进攻西藏军区，军区还击，叛军望风披靡，达赖逃亡印度。

谎言二  1959年3月10日前的西藏是“自由的西藏”。

让我们来看看，那时的西藏如何“自由”。达赖曾告诉法国记者董尼德：旧西藏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都是封建制。美国藏学家戈茨坦因与戈仑夫都说：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与欧洲中世纪惊人相似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然而达赖集团却顽固坚持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反对任何改革。正如戈仑夫指出的：“这些叛乱绝不是农奴和牧民发动的群众起义，它们是部族的头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领导的。这些人如果没有暗地得到外界势力的援助，也一定得到了它们的鼓励。”“西藏原来的寡头政治集团认为汉人发起的改革是对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们大力阻止这些改革。”他说得很清楚，达赖所谓的“和平抗暴”就是农奴主反对中国政府废除农奴制的暴乱。时至今日，达赖仍在百般美化旧西藏的农奴制，把农奴主的叛乱叫做“和平抗暴”，可见他所谓的“西藏事业”就是要在西藏复辟反民主、反人权的农奴制。这就是“人权斗士”的真实面貌。

谎言三  达赖说去年的“3·14”事件是“和平抗暴”。
他忘记了去年3月18日BBC记者问他怎样看待藏族示威者袭击汉人和商店时，他曾表示：这是错误的。他还说：如果局势失控，那么，他的选择就是完全隐退（见BBC该日中文网）。可见他当时也不敢否认“藏独”暴徒的暴行，并承认他自己是暴徒的领袖。这就是“和平使者”的真实面貌。如今他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还在今年3月7日的《法兰克福评论报》上说：去年“3·14”事件是中国军警自导自演，目的是嫁祸给藏民。有人目击3月12、13日两天有卡车载藏民到拉萨，可是没人认识这些藏民，紧接着这些人就放火焚烧建筑。中国官方媒体3月14日报道汉人房子被烧和藏人丢掷石块，此刻包围现场的军警却没有出面干涉，显然中共自导自演这场骚乱，然后将画面传送到全世界。

达赖轻轻一句“有人目击”就倒打一耙，把“藏独”暴徒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但他没有提供这个目击证人的姓名与身份，当时与现在的位置，所以他的指控完全是信口雌黄的无耻谰言。
　　CCTV去年4月曾播放过烧死以纯服装店5名青年女店员（4汉1藏）的3名藏族青年女凶手痛哭流涕忏悔的情景。时至今日，达赖集团不敢否认她们是藏人与凶手的事实，难道她们也是中国军警扮演的吗？中国政府应该公审她们，请西方记者采访，向全世界说明真相，驳斥达赖的无耻谰言。
　　他还说：“去年3月事件发生之后，持极左观点的中共领导人特意歪曲事实，在汉、藏民族之间挑起仇恨和分裂，加深了中国民众对藏民族的误解。”明明是达赖领导的“藏独”暴徒打砸抢烧杀汉族平民，挑起民族仇恨，却变成了中共“歪曲事实”。达赖真是恬不知耻。

谎言四  在今日西藏，“世代相传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等濒于灭绝”。

任何不怀偏见的外国人到今日西藏去，都会发现西藏到处是修整一新的寺庙，有众多僧尼与信徒在转经拜佛，哪有什么“宗教灭绝”？达赖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
　　他们在西藏随处可见藏文的报刊、电视、招牌、海报、文件、书籍、路标，随处可以听到藏人说藏语，以及藏语的广播。哪有什么“藏语灭绝”？诚然，由于古老的藏文缺乏科技词汇，离口语太远，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西藏的中学里用汉语教授数理化，同时开设藏文课。由于同样原因，达赖自己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的中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

　　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文化，我不知道达赖所谓的“西藏文化”指的是什么，因为他从未做过任何说明。如果达赖所谓的“西藏文化”就是和平解放西藏以前西藏固有的文化，那么达赖自己早就带头改变了“西藏文化”。

　　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文化。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如繁星，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明，二是制度规范，三是意识形态。让我们先看物质文明。旧西藏没有电话、电视、自来水、广播电台、飞机、轿车、火车、西医、教授数理化与外语的现代学校、电脑、家电、互联网、银行、公路、铁路、机场、加油站、输电网等等。如今不仅西藏有了这些东西，而且达赖集团自己也在境外享用这些东西。旧西藏只有一个由英国人修建的水电站，它发出的电只供达赖一人享用，所以只有达赖一人享用电灯与电影放映机。旧西藏只有一辆汽车，是从印度搬来的，只属于达赖一人。

　　再看制度规范。如前所述，旧西藏是政教合一与农奴制，还有《十三法典》，该法典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达赖﹑活佛和贵族为上等，商人﹑职员和牧主为中等，农奴和奴隶为下等，铁匠﹑屠夫和送尸者则是下等下级人。“尊者滴血值一钱，卑者滴血值一厘。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不受主人管束者拘捕”。“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人命价按尸量黄金”﹐“杀铁匠﹑屠夫等，赔命价草绳一条”。“打家劫舍﹑绑架破坏﹑偷盗杀人﹑持械行凶﹑平民造反，当施肉刑：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处死等，量刑判处，以儆效尤，而杜后患。”这种对酷刑的滥用连上层人物都不能幸免，十三世达赖的藏军总司令龙厦1934年在权斗中失势后，竟被剜去双眼。

　　如今在西藏，政教合一、农奴制与《十三法典》都已被中国政府废除；达赖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中还在坚持政教合一（达赖既是流亡藏人的宗教领袖，又是“流亡政府”的“元首”），却不敢在流亡藏人中实行农奴制与《十三法典》，不敢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了。
　　再看意识形态。旧西藏的意识形态是藏传佛教与《十三法典》表达的森严的等级观念，虽然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而《十三法典》却说：“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如今在西藏佛教还有众多信徒，否则怎么会有大量藏人到寺庙转经拜佛？就此意义上说，“西藏文化”并未灭绝；但森严的等级观念却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这就是“灭绝西藏文化”，那么这是天大的好事，否则还有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可言？
　　至于“民族特性”，那么旧西藏藏人都穿藏袍藏靴，如今无论是西藏的藏人，还是达赖麾下的“流亡政府官员”都有许多人西装革履；旧西藏“下等人”见了“上等人”必须弯腰吐舌表示敬意，如今无论是西藏的藏人，还是达赖麾下的流亡藏人都不行吐舌礼了。

　　谎言五  达赖说：“公路、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表面上是发展的形象，但本质上是同化西藏的政治需要，并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都有严重的破坏。”

照此逻辑，世界各国建设公路、机场与铁路都是对各国的自然环境与风俗习惯的严重破坏。那么达赖为什么还要乘坐汽车、火车与飞机周游列国呢？
　　诚如达赖所言，公路、机场、铁路是发展的标志。联合国1986年的《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达赖要西藏不建公路、机场与铁路，岂不是要剥夺西藏人民的发展权这一不可剥夺的人权吗？

　　谎言六  达赖骇人听闻地说：“西藏民族在境内如同判了死刑的囚徒”。

如果今日藏人真的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一样，那么西方的领袖、议会、媒体、名流、人权组织与人权活动家，还有联合国安理会与人权理事会早就吵翻天了。然而洋大人们却并无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种族绝灭”的言论。
　　早在达赖流亡之初，就大叫大嚷“中国要消灭藏族”。联合国派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去印度流亡藏人中调查后发表报告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消灭藏族。
　　谎言七  达赖自吹自擂说他的“流亡政府”“具备宪政”，“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

让我们来看看他发布的《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西藏国”的“宪法”规定，西藏的政治必须遵循佛法的指导，“西藏国”是自由民主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把自由民主与政教合一并列，可谓对自由民主的莫大讽刺。

　　谎言八  达赖说：“中方一再要求我们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于中国，这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既然西藏历史上不属于中国，为何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独立、没有一个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建交？达赖把中国政府称为“中方”，还说“藏中对话没有实质进展”，言外之意是说西藏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独立国家，“西藏流亡政府”是与中国政府平起平坐的政府。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求什么“真正自治”呢？宣布完全独立不是更好吗？

　　达赖还要求“藏民族生活在一个行政区域”，其实就是要建立“大西藏”。按照达赖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的地图，他的“大西藏”把大片自古以来就是汉人与蒙古、回、东乡、撒拉、裕固、羌、彝等17个非藏少数民族的家园划入了“大西藏”，从而使“大西藏”内的藏人不足其总人口的一半。而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地图，“大西藏”还包括了整个河西走廊与新疆的一部分，达赖集团的野心何等狂妄。

　　综上所述，达赖就像一个魔术大师，一口气抛出了八个弥天大谎。事实上，他的“西藏事业”即“藏独”事业就建立在谎言的沙滩上。他以为他有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就可以如愿以偿，他不想想，他逃离西藏半个世纪了，他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他再不痛改前非，只能客死他乡。(徐明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