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文化自觉的五四与青年同行
　　
　　五四割裂了传统文化？
　　
　　五四是当今道德混乱的根源？
　　
　　五四是今天信仰缺失的元凶？
　　
　　。。。。。。
　　
　　五四应该被打倒？！！！
　　
　　当8090后的年轻人面对看似荒芜的中国文化现实，环顾虎狼并起的苍茫大地，回顾百六十年的近代史，找不到自己奋进的精神根据，唯有矛盾冲突错综复杂的巨大运动与革命、战争、运动漩涡时，他们似乎又再拿起了那看似被埋葬，其实是正在复兴路上的先王之道，开始奋而责备那个作为现代中国青年标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五四。
　　
　　我们先来看看五四时贤的一些代表性言说：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废吾人之财力。——陈独秀
　　
　　退一步讲，即使西方文明如何如何罪恶，也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眼界，抬高了人的想象力，同时又增加了欧洲的富力。。。。。。人类的同情心也逐渐扩大。这种扩大的同情心便是新宗教新道德的基础。——胡适
　　
　　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中华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幅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我的主张只是责己而不责人，要自觉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在革命的状态之下，什么救济和改革都谈不到，只有跟着三尺童子高喊滥调而已。——胡适
　　
　　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得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鲁迅
　　
　　（杨光先是清代反对洋人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廷臣，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康熙大帝将汤若望治罪，任命杨光先担任钦天监监正，可是这个国产监正连润月都推算错了。——鲁迅在那个时代，也就是结束清朝统治的民国，警告人们，如果我们不自新、不自强、不去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那么被西洋人奴役，然后出现当代的杨光先通过向民族压迫者通过极端变态的方式来排挤贤良的奴才就不远了。）
　　
　　我们看到五四先贤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不仅承受着王国灭种的急迫，裹挟着曾经被压迫的恐惧，更孕育着直面血的惨淡现实的强者的自觉，而他们的共同身份，是文化人，是文化的载体，如此，他们之后的一系列行为正是文化自觉的开始，开启了中华文明火凤涅槃的旅程。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
　　
　　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费先生还以他在八十岁生日所说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五四带来的自我觉醒突出体现在，我们对于自身位置的认识，我们不再妄想大同，不再认为全世界除中国范围内中存在如我中华500年一兴得救民与水火的王者：
　　
　　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鲁迅对于屠杀中国公民的英国帝国主义者表达了无可遏制的愤怒之情，严厉谴责这些屠杀者是“伪文明人”，告诫国人凡十力量强大的人群，都是不会讲公道的。我们不要热衷于向这些强盗要公道，而必须自己强大起来。
　　
　　陈独秀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自政治而言：对外而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对内而无抵抗力，恒为强暴所劫持。……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产能且不保，遑云进化。”
　　
　　在一战结束，陈独秀又奋而做《揭开假面》，他说：“协约国攻击德国的旗帜，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我们希望这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别让主张强权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
　　
　　而这些对于生活在华夏热土上的中国人来说，将这一系列的自我定位的重新明确和自立自强凝成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爱国！
　　
　　五四带来的自我反省，就是80年代的知识界主流所强调的启蒙，李泽厚先生甚至将五四以来的历史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但是，作为晚辈的我，我认为所谓救亡原本就是启蒙的根基，启蒙至多不过是对于自身文化反省的矫枉而过正，并不存在谁压倒谁的问题，如胡适先生所言：“近世文明不从宗教下手，而结果自成一个新宗教；不从道德入门，而结果自成一派新道德。”我们中国不遗余力的输入、学习西方文化在与自我文化的互动中自会形成新的新文化。但是，我认为适之先生所言只是对于欧洲近代史的一个概略的总结，并且是服务全盘喜欢的急切的，他并没有指出，在西方近代文明的演进中，每个作为国家的利益主体，都在主动的创造文化和历史，他讲文化的创建责任留给了后人。
　　
　　岁月不居，春秋代序。青年对于创建自我文化的要求在08年终于爆发了，一种对西方媒体的直面批判，由能够掌握自身网络自由的精英知识青年担纲了起来，历史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称号：“四月青年”！“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我们当然可以说，一种现代文明的创建首先是也必然是文化的创建！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既然，用西方文化资源对于本民族文化持续92年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启蒙）已经快威胁到我们社会的基本文化道德价值共识，那么，我们是时候担纲起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按照文化自觉的第三个要求，文化创建，去创造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化
　　
　　最后对温红彦老师的一段话稍作修改来结束我对五四纪念：上善若水，泽被万物。当文化自觉也像水一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定会变成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境地。今天的中国文化，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逐步与世界文化交融，而这种交融也更加“以我为主”,既有“变”的追求,也有“不变”的坚守。在文化自觉中前行四月青年，展现了这种“追求”，秉持了这种“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