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会客厅第十五期】居安思危！中国何时学会争夺世界话语权？--熊蕾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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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在国外，很多以民间姿态出现的团体都是被政府资助的，但也没有受到谁的质疑。为什么对中国有利的民间声音政府不能支持呢？

在去年的国际会议上，我把网民的声音作为发言的内容，向与会的各国代表分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为这种声音很真实，表达意愿很清晰，所用的也不是官方的比较僵硬的语言，国外媒体容易理解接受。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问题是：“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办？我们计划生育，你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不计划生育，你们说我们人口多。你们到底要我们怎么办？！”当时说出来，全场就有很多的笑声。这种问题就不是很生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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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在国外很多场合我都传达过这样的声音，反响都不错，政府即使不能支持，也至少能够宽容。但可能政府还没有准备好。

最近《瞭望周刊》发布了一篇报道，对于网上表达的好多意愿很多官员还不能适应，因为一呼百万应。毕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可能这种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另外，民间的声音也要变得更理性，才更有说服力，很多海外的网友在去年想和当地社区做一些沟通的时候，他们很注意如何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做，这样做就比较理性，而不是单纯地表达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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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那么在过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民间舆论的形成对中国在国际中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是否更有说服力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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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那么在过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民间舆论的形成对中国在国际中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是否更有说服力和效率？

熊蕾：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咱们不是说争夺话语权，我觉得是应该更充分地表达我们各种各样的声音，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比较多元的社会了，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声音表达出来，而不是少数的声音。

除了官方的之外，还有一个少数的声音是附和西方的声音，他们的意愿表达了西方的看法，西方就会说他们是专家，然后出口转内销，但其实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新的探索。可是另外一些既不同于官方、也不同于西方的声音，还没有得到更充分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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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觉得他们（不同与官方又不同于西方的第三种声音）不能表达的原因是因为主流媒体对他们的声音不够重视么？

熊蕾：我觉得是这样，主流媒体可能除了传达官方声音之外，比较多的是传达西方认同的专家学者的声音，对西方没有看到的声音就不太重视。

咱们不说中国人，咱们说美国人，有两个美国学者的观点很新鲜，乔姆斯基和恩道尔，对西方的主流媒体很有批判力，我们的主流媒体对他们介绍的就很少，因为他们不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视野里。

我们要在国际社会有话语权，你得说中国人的话，你要给中国争得国家利益，你就不能只说西方人重视的观点。如果美国说我们要买他们的国债，我们就说应该买，这不是我们的话语权，我们去批判他们的观点，这才是话语权。

ljandcyz2008

欢迎熊蕾女士作客ac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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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种现象，在中国的舆论阵营里，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两个阵营，您对这样的现象怎么看？

熊磊：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好现象。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才是可怕的，有争论才会有进步，争论双方可以互相发现对方的不足和理性。

另外，这个社会已经是多元社会，有不同的利益团体、诉求，对一件事情肯定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房地产商觉得现在的房价并不贵，我们却觉得一辈子工资买不起一个厕所，肯定有不同的声音。谁压制谁都不太好，但也要看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房子，那就要看看问题在哪里，一定要有个妥协。不能只听开发商的，也不能只听钉子户的。

sevensky

主持人：那您觉得这种舆论的形成，有没有对中国媒体产生说服力？

熊蕾：可能还是在危机的时候（这种舆论）提升的比较快。当然，现在除了在国际问题上、国内民生也有好多问题，网民在不断表达自己的意愿，这种力量在国内已经不可忽视了，但是在国际上只有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平时没有，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常态。

sevensky

主持人：您认为，中美两国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最大的不同是哪里？


熊蕾：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美国媒体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和思考要比中国媒体强得多，中国媒体有的时候表现成两个极端，一个是奉命说什么，一个是不愿意干奉命的角色，要较劲，来寻求自己的自由，在寻求的过程中，就对国家利益考虑的不够多。

美国的媒体，他自己说他是自由的，但是真的在美国生活过的，都知道，如果他们那么自由，去年海外就不会有那么多事情了。

江湖踩踩子

来了！

sevensky

主持人：举个例子，比如新华社，在国内已经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媒体，而且同时也代表着官方对一些事件的态度，但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却并没有CNN、BBC、美国之音这些西方媒体深远，那么我们所欠缺的是什么？

熊蕾：我觉得还是我们看问题缺少一种独特的中国视角，天天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到了媒体报道上，有时候媒体发不出有中国特色的声音来，这是一个媒体的欠缺。

在工作中，我们很多媒体人还是很优秀的。我的好几个同事，退休后都出版了当年没有报道的事情的内幕，很有深度，可是当初他就没有报道出来，他有这个能力，但他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没有做出这个事情来，这是值得的我们反思的。

sevensky

主持人：有网友认为，用西方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宣传我们，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些网友认为，这正体现了西方对于我们的价值观的渗透，就像您在《不战》一文中所提及的西方惯用的舆论攻心的手段：说服、改变、影响。您认为，到底应该用西方的方式还是中国自己的方式呢？也就是说，您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您刚才所说的欠缺？

熊蕾：我们承担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的媒体，经常做的工作比较多的是“说服”，想“改变”或“影响”，现在还达不到。当然我觉得应该有这个目标，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希望影响，比如说让更多人认同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

这个方式不是西方的方式，也不是中国的方式，但是这个内容是中国的内容。我觉得我们说的话，别人愿意听，能听进去，能达到这个效果就行了，方式不是主要问题。这个我觉得就可以用“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来形容；人能听得进去我们的主张，就是好的。可能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就很好，就能达到效果。


主持人：可是比如说藏独问题，我们也心平气和地和外国人解释了，他们却不能理解。

熊蕾：问题是，有些事情你过去没有讲，而且现在别人关心的问题我们没有给他回答，老是隔着；我们直截了当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以理服人，这样就很好。我们不能老是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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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我觉得网友提这个问题，很有深度，因为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居安思危是很安逸、安全的，但我们不是这个情况，居危思危是在危机中，或危机在向我们逼近。应该是危机或危险的“危”，不像我们想的，世界这么太平 ...
sevensky 发表于 2009-6-9 18:57

96年大豆从出口国转成进口国，这种角色的变化，也就是外在环境的发展趋势变化下，掌握话语权是必然的？

sevensky

主持人：我觉得作为普通群众，对于某些敏感问题，我们本身不知道内幕。当对方拿出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说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漏掉了一些什么。您怎么看？

熊蕾：那倒也不是，因为其实他依据的材料也是听人家说的。比如说我也听说过人家讲西藏血流成河，我当时做过调查，不是这么回事。但不是所有人都去过西藏，你可以告诉他们说，如果真是这样，西藏就不是几个地方反，而是整个都要反了，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情况。

悄爱

欢迎！！

sevensky

主持人：有网友说，用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来宣传我们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比如有人被扣上了“五毛党”，“美分党”的帽子。您觉得这样说法得到效果是怎样的？

熊蕾：我知道五毛党和美分党是怎么回事，但是上网的人很多，我相信大多数人不是。对一个问题，网民有时候了解，有时候不了解；有的人了解，但是讲出来能不能让人家信服，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的问题。

去年314我看到一个人在网上写的（现场）目击情况，他写的警察是什么心情等等，我觉得很真实，有对话、有实地情境、有当地人对这个时间的看法，这种白描似的手法说明314是不得人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描述，主流媒体应该是可以做的，只要不带强加于人的观点。

我们经常是报道与言论不分开的，把观点搁在报道里，人家就觉得报道都没法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不可以改进的。

sevensky

主持人：我想在这里插一个小问题，现在有一个现象，在网络舆论中，有很多人都觉得网络媒体代表了政府的话语，成为政府的软工具，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言论？

熊蕾：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你很难把媒体和政府马上就给拨开，因为中国的新闻媒体从诞生的一天就是党派媒体，从清朝末期开始就是这样，这不是共产党的发明。现在把他们分开是不大现实的，我们只能希望所谓的党派媒体能够越来越公正客观的报道事实。

事实上有些媒体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现在是公民社会，网络媒体表达了公民社会的观点，他的崛起是不可忽视的。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就有多元化的声音，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好的。不好的在于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思维，老喜欢灭掉你：你不是学经济的，你在这个问题就没有发言权。我就想，我是不学经济，但是你的经济决策是我要承担后果的，我为什么没有发言权？

熊蕾：现在政府有听证会，提倡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但是有些学者，偏偏就说我们没有发言权，这就特别不好；甚至，有的法律学家说，你是学民法的，对刑法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有些极端了，法律和大家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发言权呢？

再一个，有人认为，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你为政府说话，那么你一定是拿着政府的钱；我觉得，你也得看看我有没有道理，再说我有没有发言权啊。都是公民社会，不能说谁就没有发言权表达权。

sevensky

主持人：最近有一件事，5月30-31日，达赖来到哥本哈根，他们的组织在当地做了充分的媒体宣传和活动准备，可是，我们的宣传活动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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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我觉得中国媒体里有的人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不能说很普遍，经常是这样：事情已经出来了，比如火炬传递受阻的情况出来了，我们的媒体才有反应，主要是被动的反应比较多，主动的思考、反思事情产生的根源还并不太多。我觉得无论媒体也好，智囊也好，需要反思的东西很多，但是对居危思危有共识还谈不到。”

确实国内的媒体对很多事情都无法做到主动思考和反思，所以中国无一家在世界上响当当的媒体。

sevensky

主持人：最近有一件事，5月30-31日，达赖来到哥本哈根，他们的组织在当地做了充分的媒体宣传和活动准备，可是，我们的宣传活动在哪？

熊蕾：我觉得网友如果没有看到，就真的应该提出批评，有关部门是应该反思。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然我们不可能老跟着达赖的后头，他到哪我们就到哪。

既然现在有“公民新闻”，如果当地的网友有资源、能力的话，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事情，哪怕发一个读者来信，也是一个形式。当然，如果老是在一些地方看到达赖的活动，我们没有宣传，这也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