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无比残酷的真相。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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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前沈阳北大营中的枪声炮响已经离我们很远，同胞们握刀持枪抵抗外侮的记忆也渐模糊，但每到这一天，9月18日，我们都不得不想起那个因“不抵抗”而屈辱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我们曾经束手失土百万里，泱泱大国开始在铁蹄下挣扎。
　　然而，对于所有炎黄子孙来说，只是记住这一天并不够，我们必须知道，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屈辱又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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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news/200809/0917_4667_7893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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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咱东北军有三十万 怕日本子干啥呢？
日前回国见到我的一个长辈，他是师大历史系教授，曾作过张学良父子的研究，为此我把在日本收集的皇姑屯事变珍贵照片二十余张送给他。他很喜欢，说研究张作霖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张学良的卫士，叫做郑景山。郑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辽宁朝阳人。张学良有一个骑兵卫队（郭松龄事变以后扩编为一个营），他一直在其中，西安事变后郑因为不满东北军上层妥协接受南京条件，辞官回家务农。他口中的张学良父子，颇有些特别的味道。
　　一． 我不怕日本子
　　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来北人南相，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有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点。
　　那是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当时张学良背后叫张作霖“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三十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一万三千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藏式毅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三天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一万三千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子？
　　当时，张氏父子说话，张学良的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士廉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
　　从这段话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依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九一八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不如乃父远矣。
　　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经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
　　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儿象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的头头是道，并表示日内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
　　这样到下午，张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能比的了。到了晚上，张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二二事件。
　　郑景山晚上扈从张返回，张笑对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看来，张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儿。
　　三． 皇姑屯
　　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
　　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医官温守善（皇姑屯事件后，温抱着张坐车回府）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即张学良）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温说张说完“打”就昏迷过去，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豫了。
　　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声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了光头穿士兵服装，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
　　黄显声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可惜。
　　郑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郑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
　　有些文章认为张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
　　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两张说话的时候不避讳卫士在场，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旧绿林义气遗风，戴笠也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翻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的召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的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的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完]
　　另,刚才翻笔记,张作霖原话比我的厉害多了
　　抄录郑景山原话于下: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枭雄之形,溢于言表.兄弟这种没当过兵干过胡子的,复述都没有那个劲儿.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news/200809/0917_4667_7893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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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事变”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吗？“9.18事变”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还没有控制日本政府。“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
但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一贯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都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当“9.18事变”大获成功后，胜利者不受惩罚，他们最终还是为关东军买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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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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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精良装备拱手送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news/200809/0917_4667_789457.shtml
9月19日午后4时10分，日军在东北航空队获取的飞机

清音

大丈夫光明磊落，当如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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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军力对比
日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1.5万余人(第2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1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1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1.04万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160人，共约4000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总兵力约2.7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1万余人。
东北军：
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历来是反共反苏的，特别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总计约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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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损失
被日军占领后的沈阳城，一片狠藉，大街小巷，日军遍布，充满了恐惧感。日军的飞机在空中侦察、扫射、装甲车在市街上横冲直撞。日军还把炮台置于沈阳城鼓楼的旧址之上，还封锁了各交通道口，持械盘查行人，对稍有不满或有反抗行为的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戮，街市上混乱不堪。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日本兵，专门搜捕我方文职、军职官员，对捕获到的军官迫令签字承认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先行发起攻击，并把他们反绑双手，看押在街头。日本帝国主义做贼心虚，自知理亏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强行推给中国，反污陷我方，其强盗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日军在城内还进行了大肆洗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管是机关衙署、学校银行，还是官私宅邸均在劫难逃。例如中国银行的4000万两白银被掠劫，汤玉麟公馆“被日军掠夺之财物及军物物品约载十余汽车”。各机关文书、档案被焚毁，邮政总局被烧……城内硝烟弥漫，街头尸体横陈。沈阳全城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市民闭户、路少行人，呈现出悲凉之状。
在北大营发生激战时，日军第29联队开始向沈阳城发动进攻。19日上午，日军相继攻占沈阳市南市、北市商埠地和大小西关一带，驻在这里的中国警察分局按黄显声命令奋起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力战不支，不得已向东关公安总队撤退。在抵抗日军进犯的战斗中，中国公安警察有二三十人为国捐躯。
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多门师团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又向东大营发起了攻击。东大营，位于沈阳城东约10公里的东山嘴子，是东北军的第二大营区，东北讲武堂的所在地，驻有讲武堂学员和第7旅的1个营。9月18日夜，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东大营也同时遭到炮击。但是由于切断了省城所有电线，东大营和北大营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失去了联系。正当他们不知所措急忙商议应筹之策时，见北大营火光冲天，方知已陷敌手。
北大营既已陷落，东大营孤掌难鸣，难以对付强大的日军，所以，当19日上午日军由南北两面向东大营围攻时，驻军及讲武堂学员不得不全部退出。当时的将官们不忍离去，兵士们抱头痛哭，“悲号之声，闻名遐迩”。中午12时，日军占领了东大营，而后“大肆搜索，所有一切军械子弹钱款以及一应紧要品物，悉数搜掠净尽”。
紧接着，日军又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沈阳兵工厂也叫东三省兵工厂，地址在大东边门外东塔以西，（东塔以东为飞机场），1921年建成，1924年进行扩建。工人最多时达2.5万人。厂内聘有日、德、奥、俄、瑞典等国的技师，能够生产各种炸药、各种口径步枪、轻重机枪、各种口径大炮、地雷，以及各种枪弹、炮弹等。该厂是奉军军火的主要生产基地。19日上午10时，日军在枪杀守厂卫兵10余名后，强行占领兵工厂，然后由他们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大门，并立上“日本军占领”、“除日军外，出入者格杀勿论”的守标，赤裸裸地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塔飞机场里有先后从意、法、德、英、美、日等国购进的各种类型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教练机、民航机等262架，这都是东北空军1921年始建后，张学良先后任航空处长和航空军司令时逐渐买进来的，使东北空军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可惜在“九·一八”事变时，机场接到上级的电话命令：“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空军参谋长陈海华没了主张，束手无策。就这样在“不准抵抗”的命令限制下，武器装备齐全的262架飞机，在19日上午10时20分被攻占机场的日军掠为已有，并把掠夺的飞机上涂上“日徽”标志，在东北航空军司令部牌子上贴上了“日军占领”字样。东北军苦苦10年惨淡经营起来的东北空军毁于一旦。
“九·一八”事变，给沈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的损失。无数房屋被毁，全部电线被破坏，大量官私财物被掠劫。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到18亿元以上。而军械弹药物资的损失更为严重，损失飞机262架、迫击炮和各种口径大炮3019门、战车26辆、各式机关枪5864挺、各种步枪和手枪118206支，以及大量的各种枪炮弹药、被服、粮等不尽其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news/200809/0917_4667_7894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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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势力疯狂膨胀 最终恶贯满盈
侵略中国的急先峰
１９０４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我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为“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４０年之久的罪恶行径。
１９１９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了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急速增加兵力：１９３１年关东军仅有３个师团，１９３２年达到６个，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保持５个师团的兵力，１９３７年达到７个，１９３８年９个，１９３９年１１个，１９４０年１２个。１９４１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３１个师团，人数上升到８５万人，号称百万。
太平洋战场的炮灰
眼看德国进攻苏联受挫，日本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进攻苏联。趁英法等国忙于欧洲的非洲战事，无力东顾之机，日本人决定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于是奉命南下。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年６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惨败，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关东军也不敢再主动挑起事端。１９４２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日本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二航空军司令部。从１９４３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１９４５年１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１３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白充当了对美作战的炮灰。４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７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１／３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１９４５年５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２５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８个师团、７个混成旅团、１个坦克兵团和５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２４个师团，约７０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８个半师团。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news/200809/0917_4667_789659.shtml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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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被软禁后 蒋介石逐步瓦解20万东北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不顾大局的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jishi/200806/0602_2663_5736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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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单边发动的战争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万宝山是长春的小村镇，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引起纠纷。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地农民，双方发生冲突但无伤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强行开渠竣工，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这样一桩强盗事件，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酿成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
于是，“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举行集会。日本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叫嚣解决“满蒙问题”，“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利益的行为，要毅然行使自卫权”。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已席卷了日本列岛。
关东军原计划9月底行动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
接着，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本庄训示中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膺惩；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不许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变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期迫在眉睫。
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做好了准备。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鉴于这种情况，军部中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以防患于未然”。
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但众所周知，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与其说让其“劝说”，不如说前去点火。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于是，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防泄密提前发动侵华战争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
至16日凌晨2时，坂垣诈称暂停行动。
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
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变故，并不是因为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为此人爱吹，嘴不严)。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这一天，在中国沈阳，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9月18日下午7时许，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沈阳，但他并没“劝说”，而是在日本饭馆里酒足饭饱后，躺在了艺妓的怀里。此时，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已全副武装出发了。
他们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到达了沈阳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地方。这里当时叫做柳条湖村(曾讹传为“柳条沟”)。川岛中队到达后，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南满铁路一侧路轨的连接处安装上炸药，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时间大约是22时20分左右。
随着一声爆炸，寂静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坏的铁轨和枕木的碎片，飞落到铁路两旁。据后来满铁调查，爆炸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关东军只进行小规模破坏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车阻碍或颠覆，不使旅客滞留现场，防阴谋败露；第二，关东军只需在现场留守少数人员，可集中兵力进攻北大营；第三，可保证将铁路及时修好，便于以后的军事运输。
实施爆破之后，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并用电话向坂垣报告。坂垣接到报告后，遂根据事先的计划，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关东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计划》出动。夜23时许，安装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沈阳城。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news/200809/0917_4667_7893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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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 各色权贵竟争当汉奸
满清余孽熙洽投降出卖吉林
柳条湖事件爆发后，板垣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做了报告，本庄司令官立即召开会议，断然做出了“关东军全线出动，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决定，命令各部队迅速占领满铁铁路沿线各主要城镇，消灭中国军队。所谓“全线出动”意味着把事态扩大下去，“发起攻击”就等于向中国宣战。就是说，关东军从事变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将“柳条湖事件”就地解决，而是要发动一场全面侵略东北的战争。同时本庄还命令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并向朝鲜军请求支援。关东军本来的任务之一是就是“防卫”南满铁路，在其沿线驻有重兵。当本庄命令下达后，关东军各部队迅速出动，很快占领了沈阳、长春、安东、营口等满铁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
张海鹏甘为日本探路鹰犬
关东军进行轰炸锦州的试探后，对辽西采取一种“威慑阵势”，而把进攻矛头指向了黑龙江。这次关东军为避免直接刺激苏联，采取了迂回和由汉奸打头阵的策略。即指使洮辽镇守使张海鹏进攻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
张海鹏，辽宁黑山县人，土匪出身，与张作霖是结拜兄弟，为东北元老派之一，任洮辽镇守使，坐镇蒙边达10多年。皇姑屯事件后，自忖资格最老，企图坐上江省第一把交椅未果，愤愤不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关东军派遣满铁洮南公所长河野正直和今田新太郎等，策动其投降日本，许诺拥张为黑省主席，接济军械、钱款。张海鹏利欲熏心，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于10月1日宣布脱离原东北军政当局“独立”，自任“东北边境保安司令”，借助关东军援助的枪械、钱款，大肆扩充军队，将所部由原来的4个骑兵团，扩编为8个支队，准备进犯黑龙江省。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news/200809/0917_4667_78962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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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义勇军拼死保家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为抵抗日本侵略而成立的爱国武装。
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武装，奋起抵抗。这些抗日武装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比较著名的有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耿继周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绅，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武装以及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三十余万人，活动遍及东北三省及热河省一百七十二县中的一百零二县和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迫使日军不得不多次向东北增兵设防，以维护其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东北军政当局执行不抵抗命令，所属19万东北军，除部分爱国官兵参加抗日义勇军外，一部退入关内，一部投敌，致使日军仅用不足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在民族危亡之际，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2008918/news/200809/0917_4667_789538.shtml

大汗

就是30万绵羊，杀也得杀好长时间啊，除非绵羊都跑的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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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历史，要记住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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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老天开眼了，正因为失去东北，让共产党抗日战争后迅速抢占东北，为解放全中国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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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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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是以两少一宽来安抚大和民族，不抵抗政策使得军国主义挑拔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矛盾的阴谋破产。

7.7 是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了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相互敌意全面爆发，陷入了长达8年的民族仇杀。

8.15之前 是大和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矛盾激化的顶点，大和民族遭到了灭绝性大屠杀，东京广岛的杀戮效率是史无前例的。

8.15之后 美利坚民族与大和民族团结如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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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张学良是个卖国贼。

不过当时正处于日本国力最强的时期，张学良抵抗也肯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