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不可耐，赶英超美，做梦吧
yangyucong 发表于 2011-1-8 11:24 
未来属于三哥 火星属于韩国
印度民主的“奇迹”与夏业良教授的辩护
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大都公认印度和中国是具有可比性的国家。就是在国外，西方也常常把中国和印度进行对比。由于印度明显落后于中国----无论是被称为交通设施等的基础硬件，还是法制、社会公平（男女、不同种姓）、贫富差距、反腐败、文盲率、营养不良、贫困人口等软环境。西方的学者和政府要么强调印度的民主制度，要么强调印度的未来肯定会超过中国。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印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除了人口。 这里附两篇文章，一篇是印度最新经济状况新闻报道。另一篇是北大夏业良教授参加凤凰卫视一个节目对印度的辩护。需要一提的是，也是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中，一位来自印度、在北大留学的学生认为中国的学者很多被美国洗脑了。结果当场被夏业良教授斥责，认为他才被中国教育洗脑了。只是不合逻辑的是，这位印度学生在北大的老师就是夏业良他们。真不知是怎样被洗的脑。不过我还是很佩服夏业良教授的心怀：为一个落后于中国的国家辩护，认为印度将来会超过中国。只是现在美国领先于中国，夏业良教授可否也拿出为印度辩护的逻辑为中国将来超越美国也辩护一下呢？ 我一向认为，不管什么立场，不管什么行业，底线是不能违背事实,无视事实。这也是公信力的底线。
上财政季度经济虽增8.6% 印度4.5亿人仍生活在赤贫线下 （引自《联合早报》）
（北方邦法新电）印度经济起飞，上财政季度经济增长率高达8.6%，去年印度的百万富翁人数也增加51%，但当地贫困阶层仍未分享到富裕的成果，国内还有4亿多人连最基本的水电供应也没有。
印度首位总理尼赫鲁在1947年印度独立当天曾呼吁各界，共同协助印度摆脱贫困、无知、疾病及不平等机会的待遇；63年后的今天，印度经济虽然开始起飞，但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加剧。
去年印度百万富翁增加到12万6700人，但与此同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印度人民也不断增加。对这些每天得为三餐温饱烦恼的人来说，好日子似乎还是很遥远。
44%5岁以下幼童严重营养不良 负责拟定经济政策的印度国家规划委员会，今年4月明显调高了对贫困人口的预测，从原先的28%增加到37%。换言之，在印度12亿人口中，预计有多达4亿4000万人仍生活在赤贫线下。 根据牛津大学最新出炉的“国际多维贫穷指数”显示，印度八个邦的贫困人口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贫穷的26个国家的穷人还要多。 此外，在不满5岁的印度幼童中，有43.5%的孩子严重营养不良，比非洲的比例还要高，而且只是比1991年印度“经济奇迹”开始出现以来，略减了九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期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0倍。
曾担任议员的印度资深新闻工作者阿克巴尔（MJ Akbar）最近在报章发表评论说：“在经济起飞的印度，国内有两种人不断增加……一种是超级富有，另一种就是穷得一败涂地的人。” 印度中间偏左的国大党政府因为提出亲穷人的脱贫政策而蝉联执政，它在首个任期时，增加对社会福利、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开支，并制定了全国乡村就业保障法，为乡村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同时让农民减免偿还贷款。
但许多为农场干活的村民，至今还是无法享有该计划的好处，有的则申诉，他们只争取到几天的工作机会。
印度政府接下来5年将投入至少2500亿美元（约3440亿新元）在脱贫计划上，不过里昂证券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估计，其中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经费恐怕会被“捞走”。
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机构总监吉哈说，贪污问题在印度非常猖獗，渗透政府内部、私营企业、警察及司法部。 据该机构的调查显示，即使当地政府为贫困人口推出了针对性的援助计划，穷人还是得被迫行贿，才能加入这些公共服务计划。
中印经济模式到底谁优谁劣？
作者：夏业良
（转自《中国选举与管理网》）
内容提示：中国和印度经常被外界看作是亚洲崛起的两颗新星，这两颗新星之间的竞争和合作，也格外引人注目，甚至有人说未来世界的经济大戏，就在这两个国家之间上演，别的国家只是观众，那么中国和印度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直是近年来世界争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印度经济崛起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中国借鉴和学习，关于这些问题本期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夏业良先生。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夏业良的经济学原理，是北大最火爆的选课之一，这位来自安徽芜湖的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中权力寻租现象的猛烈抨击，对形形色色伪增长的无情揭露，痛快而又痛苦，茅于轼先生曾由衷地赞叹，深刻的经济学家都是以追求平等和自由为己任的，夏业良就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家。
不能低估印度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王鲁湘夏先生，我不知道您注意到刚刚不久的一个消息，说是印度政府，收紧了对中资企业的签证，是吧,这是不是就是说意味着中资企业要进入印度，这个门槛更高了，而且这个难度更大了。
夏业良：我想印度多年来，把中国当做一个强有力的竞争伙伴，它们一直是有一种希望超越中国的这样一个心理，无论是从经济规模上，还是从人口规模上，那么人口规模，大家都知道现在越来越接近了，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候，印度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那么经济规模总量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我们讲如果从其它的一些这个增长速度，特别是有一些软件业，或者其它新兴产业的这个增长速度来看，印度甚至大有后来居上这样一个势头，所以对印度的现在一种发展模式，国际上也有很多的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认为有可能会超越中国，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当然我们从感情色彩上来讲，更倾向于自己的祖国，能够更长远的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担忧，所以我经常就会，把印度和中国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和模式，不自觉地进行一些对比、分析，希望能够提出一些警醒，就让国人，在我们这个取得经济绩效的同时，不要过于乐观。
王鲁湘：我们就从一些国际的媒体上头，从一些国际的舆论，包括国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文章中间，突然发现另外一种声音，说印度的模式，可能是比中国的模式更稳健的，但是我们有很多中国到过印度的一些人，包括一些普通的游客，就发现这一些国外的一些主流的媒体这样一种对印度的评价，和他们到印度以后，自己亲身体验到的，或者看到的、听到的印度的情况对不上号，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业良：我也注意到这些分析和这些不同的声音，我感觉到就是说从印度的这个发展的模式来看的话，它有它的独特，就是说它的优势，而中国呢，过去这么多年，被当做一种样板，而且中国模式已经现在成为成功的代名词，那么印度呢，我们知道这个，它跟中国有一些可比性，都是东方大国，都有悠久的文明和历史，而且人口规模也都是世界领先的，但是在这个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架上有很大的不同，大家都知道，从政治上来讲，印度基本上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虽然它的民主政治程度，可能在我们看来不是那么理想，也不是那么美满，贫富悬殊也非常的大，再加上印度的死亡率，这个文盲率，还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像贫民窟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中国很多的成就，是印度望尘莫及的，但是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印度最近这些年，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3年之后，这个追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不要低估这样的一个，就是我经常喜欢用龟兔赛跑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是领先了，但很难说，今后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久的时间里面，印度会不会最终超过中国，这就是我们应该，这个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
王鲁湘：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经常发表一些这个言论，他最近又在发表一些言论了，他说，即使没有发生这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那么中国和印度的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的自然增长，就长远而言，它也会改变世界的秩序，那么外界就纷纷就猜测了，李光耀所说的这世界秩序是什么?要改变的，将要形成的那个秩序又是什么，在这个新的秩序中间，中国和印度又分别会起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 夏业良：我觉得李光耀讲这个话，是由来已久的一个想法，一般人会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西方政治文明的一个典范，当然又有一部分人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威权模式的国家，它继承了东方一些文明的特点，包括一些，在权力架构上面，有更多的跟古代一些相通的东西，所以从那个讲的话，李光耀他希望东方文明最终，不会就是说是总是顺从于西方的文明，总是好像跟随在别人后面，他希望东方文明，有这个领先的时候。
王鲁湘：有一种价值的体现。
夏业良：作为新加坡他认为，太小的一个经济体，它不足以引领这个世界的潮流，他可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中国或者印度身上，而且中国和印度人口这么大的规模，经济总量这么大，就是将来这个以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可能说是在世界三分天下，或者二分天下，也不是说没有可能。
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的中产阶层。教育与科技，制度与决心。印度正在加速崛起。中印经济动力有何不同?龙象之争还是龙象共舞?中印经济动力探底。
夏业良：今天很高兴在《世纪大讲堂》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发展动力方面的比较问题，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国内外学术界，也经常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比如说在经济增长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在社会这个体制转换，这方面都有着广泛的一些研究，特别是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些分析，就是有关中国与印度的比较，一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大家经常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印度的经济前景，或者讲未来的发展前景是不是要比中国好得多，那么印度现行的民主制度，是不是能够说，把它切合了一个东方的文明大国，和这个西方这样一个民主政治制度，这样一个相配套的，相匹配的这样一种，一种平衡的机制，是不是可以说它是一种成功嫁接的模式，而中国呢，大家说也是一个成功的嫁接的模式，这种说法就是说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讲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与现在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即便有很多种不同的观点，那是远远的要比，有一个定论要好得多，因为现在这种定论，是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那么像龟兔赛跑这样一个故事，我喜欢拿它来描述中国和印度的这样一个形象。
例如，好像我们是作为兔子跑得比较快，印度像是一个乌龟在慢慢地爬行，但是假设我们是很满足于自己目前取得的成就，我们就不思在大的方面进行变革，我们会蕴含有很多的危机，因为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经过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的路径，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的增速，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遗留了很多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而且有些矛盾是越积累越激烈越突出，那么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这个生产结构，还有很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想就是说有可能给我们未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两个东方大国，一样的快速增长。中印，一场正在进行的赛跑，中国式增长的动力何在?印度式增长的后劲为何?中印经济动力探底。
夏业良：(2009年)三月份，印度总理辛格在伦敦出席二十国峰会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的比较，他认为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呢，更有可能取得长期的胜利，因为印度的民主政治制度，更有希望把经济改革坚持下去。辛格还讲到了，说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它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动员所有的资源，做出巨大的这样的就是这种全民的动员，以及资源的集中，来做很大的这样一个经济决策，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大家知道，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板，它在短期内的确能够起到民主政治国家很难达到的那样一种集中的效果，显现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发展来看，会不会产生巨大的负作用，它会不会产生一些隐患，这是我们也担忧的一些方面，那么辛格还说，他说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制有一种承诺，那么虽然体制行动缓慢，但是一旦做出了决策，那这种决策，它带来的效果是持久性的，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我们中国很多官员就在他的任期内，追求某一项决策，等到换了一个官员以后，在另外一个任期里面，他可能这个决策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城市，看到很多省份，在经济政策上，它不是一贯的，也不是一致的。
在目前的全球化经济中，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重要的领先者的角色，但是这种领先者的角色，更多的是靠经济总量上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而并不是靠某些方面的，比如说某些产业，或者某些创新方面的引导力量，所以如果讲一句关键词的话，讲一个关健词,就是中国缺少一项关键性的资质，那么辛格总理这番话，他虽然说是进行中印两国的模式的分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提供给中国的学者，来进行更多的思考，就是说，为什么印度总理这样自信，对中国提出了这样直言不讳的批评，而中国呢，我们至少官方还没有对这种说法进行一种反驳，另外还有不少的印度的工商界人士，外国投资家都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的这样一个力度，在有些方面是不如中国，因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它的这个动员能力很强，而且它的决策的力度很强，中国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以及迅速果断的中央决策，都能够让印度企业家感受到，说这样一种效率的不同。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许会发现，在效率很高的情况下，可能有很高的社会代价，比如说在土地拆迁问题上，土地征用和拆迁问题上，中国老百姓，大家知道，就是说跟政府抗争的力度是非常微弱的，而印度如果要是同样的搞一项土地拆迁，或者是转让的话，它可能要耗费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民主它有一个非常昂贵的代价，时间的成本，或者整个在克服这个社会冲突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所支付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成本。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面前，印度确实相形见绌，但2009年4月，印度总理辛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表示，印度经济前景要好于中国，这是自大还是自信?我们怎样看待印度崛起的优势?
要想反驳辛格总理的这番话，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不能仅仅的是从这个话本身去找一个反证，我们更多的要从这个两个国家发展的，过去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经历来看，所以说我们对印度的了解，就是从官方来看，还是从民间来看，我们对印度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一下，从1947年，印度独立到现在，那么印度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是哪个时期呢?是1991年之后，因为在1991年,印度搞了经济改革，在那之前，印度基本上是一种混合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既有国有的经济，也有这个私营的经济，但是它的特点是强调，政府对计划经济的，这样一种主导作用，强调通过进口替代来实现工业化，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和重工业，限制私有企业，排斥外资，这种做法呢，跟中国1949年之后的一段路径也是非常相似的，虽然政治制度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1991年，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当时这个印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8.5%以上，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只能维持几个星期，三个星期的进口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是被迫的采取了这样一种，就是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计划，它不是说主动地寻求改革，而是在经济危机下，当时的拉奥政府被迫实施了这样一种变革，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就是要实现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这个四化，这个四化也就是通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
那么以这个四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既放松了对私有经济方面的限制，加快了国有经济改革，而且呢，把那个原来的计划类别的那种模式，也开始向市场模式转变，实施了这样一种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状况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到了21世纪，我们看到印度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发展的战略，外汇储备成倍地提高，然后外商投资逐步地增多，那么2001年到2006年，在印度的"十五"计划期间，它的年增长率是7.76%，到2006年，它又出台了"十一五"计划，就是说把2007年到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年均9%，大家知道这个增长率是高于中国的，从20世纪194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末期的30年里面，印度长期保持了3.5%的，所谓印度速度，3.5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不是很高，但是在30年的时间里边，在印度的这样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中，能够保持这样3.5的印度速度，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到了1980年代以后开始加速，1980年代这个平均速度达到了5.8%，1990年代，有了经济改革之后，绩效又更加地提高，增速提高到6%，到了21世纪，尤其是在过去的5年的里面，平均增长率超过了8.3%，这样的一个速度呢，也是虽然谈不上跟中国这个相提并论的这样一种速度，但是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大国中，这样的也是比较罕见的，另外我们看到，在印度呢，资本市场的效率，它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明显地提高，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它的这个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
最近几年,我们一批学者，共同做了一项研究，就是中国企业的资本自由度研究，从2006年开始这项研究到今年，我们已经三年过去了，已经出版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是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我们这个，做了这样一个对比，为世界各国分析中国的资本自由度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数据，印度的股票总市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虽然中国的股票总市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但是如果把中国各级政府拥有的，这个公司所持有的，不能交易的股票，都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中国股票的总市值也就是1500亿左右，那么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印度政府不断深化它的这个经济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它实行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部分生活必需品销售的自由化，而且它为这个，民主政治制度，提供了这样一个，就是财政的基础，就是财政赤字大幅度得到了改善，2006年到2007年，印度经济实现了9.6%的高增长，2007年到2008年度呢，为应对通胀，印度政府采取了紧缩式的货币政策，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经济增长小幅放缓到8.7%，那么我们现在预计印度经济在2009年到2010年，它的增长率，大致是在7%左右，但是现在,就是随着经济情况在好转，有可能这个预期还要再继续提高。
那么辛格曾经为印度的民主制度进行辩护，他说这个民主政治制度，使得印度经济制度也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从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经历了四届到五届政府，但是没有一个政府敢于逆转，我们曾经开启过的改革的道路，这意思就是说，一旦它改革路径已经确定了，就不会再发生逆向的，这样一种倒退，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那么印度呢，信息产业的增长率非常高，2006年，它的信息产业的增长率是50%，而且在印度GDP增长部分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1/4，另外2007年印度信息技术和服务外包收入达到了363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28%，占GDP的比重也增长到7%，2008年，印度软件业的产业值，大概是850亿美元，到2010年，印度信息产业的产值，将接近1030亿美元，大约占印度GDP比重的20%左右。
从这些数字都可以看出，印度它的产业结构，特别符合新兴产业的发展，高技术、软件业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那么2006年，印度中央和地方的全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是17%，而英国和美国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7%和27%，那么在印度总税收收入中，中央一级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1%，邦一级的或者像州一级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6%，印度还有一点，就是跟我们有一些明显不同的，就是从2000年以后，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他要提出说印度成为一个知识大国，领先的教育大国，它的主旨就是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短缺所带来的机遇，使印度未来发展以面向全球的服务型知识经济为主，走一条有特色的新经济发展道路，那么2002年印度的计划委员会，又推出了"十五"计划，发表了印度2020年展望报告，阐述了印度发展知识经济的基本构想。
那么他们觉得，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而且发展的决定因素，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已经替代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印度政府预测，下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主要出现在服务业上，在未来的15年里，发达国家的低人口增长率，和老龄化的浪潮，将导致人力资源的大力短缺，而这个时候呢，对那些能够提供技能和外包服务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
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印度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印度的知识经济优势何在?印度的中产阶层为何能快速扩大?
那么在知识经济服务、出口方面，印度具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那比如说印度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现在是310万人，到2010年的时候，大概这个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就是大约是620万人左右，那么劳动力的成本呢，也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大家知道印度呢，它的这个英语掌握的比较好，它的教育制度里面，特别侧重的是中小学的应用教育，比如说中学小生现在有很多的可以用这个电脑，这个帮助他们来做作业，设计一些游戏软件，就是很多的，他们的手工的东西，再加上一些电脑应用的东西，使得印度的中小学生在这个电脑应用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这点比中国做的，应该说是更侧重实际方面，那么印度的人口呢，如果到2020年的话，印度15岁到59岁的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5%，将会上升到47%，也就是说印度的人口，它的年龄结构，相对来说比中国更年轻，另外印度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和中国的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大家知道中国主要是资源动员型，就是在短时间里面集中动员大量的资源，集中投资，而印度呢，更多的是强调的是国民消费，最近几年中国虽然也强调了，我们要启动内需，要满足老百姓的这个日常消费需要，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这种消费，往往它是不稳定的，或者讲是阶段性的，而印度的这个启动的这个消费，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长久的这样，持续的战略。
可能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印度的中产阶级成长速度非常快，印度中产阶级在过去的20年里边，增长了4倍，根据2007年的统计，印度现在有8000万个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家庭，如果一个家庭按五口人来计算的话，那么印度中产阶级人口呢，大约是3亿人，即便挤去水分，也不少于2.5亿，而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呢，目前大约只有2500万人，是印度的1/10左右，我们知道，就是说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比较合理的，而金字塔型的显然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不符合现在发展需求的模式，我们今后，可能在相当长时间里边的任务，是希望把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口迅速地扩大，而中产阶级人口迅速扩大一个重要途径呢，就是通过自由市场竞争，通过更多的资本的自由，或者其它方面的选择自由来加快这样一个进程。
那么印度的不平等增加的程度，其实是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的话，印度目前是0.33，美国是0.41，那么2007年到2008印度的GDP总值已经达到的了1.16万亿美元，而且印度已经成为，在2007年就已经超过很多国家，成为全球第12个，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那么，私有经济的促进，使得印度中产阶级能够得到迅速的成长，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印度它排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后，居于世界第三，这个不是按照,是总量，是按照购买力评价的总量来计算，但是如果以人均GDP来计算的话，那么印度的排名相当的靠后，它还在120位，2008年呢，中国的人均GDP是104位，印度是120位，也就是说跟中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而且中国在世界上，从人均这个角度来讲，还是相当落后的，私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它当然是印度模式，它的主要动力，印度在独立之后，一直是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并且在1991年之后，加速了私有经济的发展。
20世纪1980年代以后，印度政府实行了推动私有经济发展的改革，到了20世纪1990年代，这种改革进一步深化，产生了一批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和国际著名品牌，比如像塔塔公司、像比拉集团，还有这个维普罗软件公司等等，目前印度私有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GDP的75%，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
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公平的有效控制，印度为新一轮增长准备了充足的动力，但印度模式也有其必须直面的缺陷，这些缺陷在哪里?从对方崛起经验中我们能够吸取哪些有益的启示?
当然印度模式，我们讲如果找它的缺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民识字率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只有达到了67%，而且印度的贫困率是27%，现在全国还有3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预期寿命是63岁，那么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五十七，这个数字都不是特别的乐观，而且印度政府在反贫困方面，虽然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到现在,在孟买，在一些大城市中，该能看到大片的贫民窟，那么印度劳动密集型和加工型的工业，发展缓慢，在制造业方面不能跟中国相提并论，农村的发展，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是落后于中国的，而且印度还着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会爆发一些小规模的战争，或者流血事件。
所以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所推动这样一种模式，它是一种，以外向型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为特征的，而印度模式是以民主制度为基础，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业、农业的渗透和反向刺激，所以呢印度这个模式，它比较符合的是大众消费增长，让大众的消费能力迅速地提高，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从事先的警醒和未雨绸缪的角度来讲，我们一定要有一些更多的警醒和思考，因为这样要强于事后的追悔，或者亡羊补牢，那么我们要谈论的就是，中国模式最终是否能够战胜印度的模式，有人说不应该用战胜这个词，应该最好是双方共赢，利益互补，但是我们讲中国它立足于，面对世界的这样一个发展，它不仅仅是跟印度取得这样一个同盟或者是利益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格局，它是面对世界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意气之争，有人说，龙象之争，应该改为龙象共舞，就是说取得更多的这样利益互补，我觉得关键点不在这里，关键在于,就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世界未来的这个政治经济的平衡，它起到什么作用。
另外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模式，有人说应当写入发展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里，作为成功的典范，也就是说渐进式改革成功的模式，但是我们知道，渐进式改革我们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充其量只是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30年的这个相对的成功，那么这30年里面，我们又看到1992年之后，才是中国市场经济真正展开的时段，所以从1992年到今年，也不过就是17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17年里面，还有再考虑到一些停滞不前，或者退缩的因素，那么真正改革的时间,市场化向前推进的时间，可能只有12、13年左右的时间，以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取得这么好的业绩，当然值得赞叹，但同时呢，我们想假如说，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法律体系做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撑的话，那么中国未来的经济业绩发展，会不会有更大的突破，会不会远远地超出，这个印度所能达到的目标，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些天，或者这段时间大家集中思考的问题。
我们讨论中印之间的比较，目的不在与仅仅比较这两个国家谁能发展得更好，或者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成功，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全球化的语境里边，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讲，过去是一种主义之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争论，后来又说是增长模式的争论，因为讲增长模式的时候，比较少的涉及意识形态领域，有可能呢，让大家能够就事论事的来对比分析，问题是我们来，怎么来认识它，如果我们讲科学技术已经被大家，对学界来说，已经更多的来说被认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来应用的话，那么制度应该也可以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考虑，而我们刚才讲的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都可以内化在制度因素这个变量上，来作为一个分析的一个基本架构。
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无论是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还是说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综合运用方面，我们都需要对这两个国家这样目前，到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中的一些优劣，进行详细认真的论证和对比，当然由于时间所限，我今天讲的更多的可能是这些年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感悟，我们今后呢，将致力于把更多的英文文献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方面的对比。谢谢! 龙象赛跑成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为何印度在外资引进上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印经济模式到底谁优谁劣?
王鲁湘：好，非常感谢夏教授精彩的演讲，刚才夏教授给我们简要地这个比较了一下，中国和印度增长模式的某些不同，也回顾了一下，这个这两个亚洲大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阶段，由于不同的原因，然后分别地走向了这个市场方向的经济改革之路，其实这两个国家的相似点，真的非常多，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曾经的亚洲的这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这个文明古国，然后也大概也就是上世纪的中叶，实现了这个国家民族的独立，然后的话，在这个独立以后的话，又分别受到了这个苏联的影响。
夏业良：对。
王鲁湘：都分别受到苏联的影响，所以这两个国家，在一起进行某种比较，这种可比性，是令人信服的，这两个国家是可比的，就不是像有些拿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这是不可比的，但是中国和印度确实是可比的，所以全世界的人，才这么有兴趣的，老是拿它们俩个来比，在这个比较中间，我注意到夏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叫资本自由，对,也就实际上，一个社会要成为一个橄榄型的一个结构，中产阶级这一块要占为一个主体，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必须人人拥有资本自由。
夏业良：就是说一个国家赋予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国家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引领，那么这个像这个方面我们讲，就过去，我们搞市场经济，就给大家这样一种目标，一种期望，就是大家会有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多的自由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导向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回到30年前、40年前那个状态，大家就感到，一切都要听从组织，一切都要听从权力，就没有，活着就是感觉到没有自主性，好像都是为了别人而活，或者为了一个政治目标而活着，那么最近这30年，我想很多中国人，都感受到自己活在这个人世上，有一种另外的价值，就是自己来选择的价值，而这一点呢，我想今后，如果我们坚持一个正确的方向和路径，这种空间会越来越大。
王鲁湘：好，我们这里要谈一个很具体的中国和印度最近的一个关系问题，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个统计，自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也就是4个月的时间，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了17项贸易救济调查，涉及到了工业盐、钢铁、汽车零部件、煤炭产品、瓷器、纺织品还有橡胶品等等，这意味着中国产品和中国商人，蒙受了总计超过15亿美元的损失，那么频繁的贸易摩擦，给中国和印度两国贸易的开展，造成了障碍，也阻碍了两国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进程，那么您替我们分析一下，这种贸易摩擦，到底这个主要责任在哪一方? 夏业良：我觉得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经济全球化的反面，大家都不希望朝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一种倒退，无论是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是一种，叫损人不利己的这样一种行为，最终会损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印度采取这样的做法，也许它是出于一种特别的，比如说对中国迅速崛起啊，对中国有一些其它方面的一些认知上的判断失误，它可能会觉得，是一种强有力竞争对手，要制约中国，或者说它觉得中国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印度经济，它可能会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的话，显然会带来中国的贸易报复，那么这样的话，一轮一轮的报复下去的话，双方都会两败俱伤，所以这肯定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那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就是恰恰说明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缺乏了解，透明度很低，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呢，如果要是能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更多的去跟印度工商界进行交往，可能会消除他们的一些误会，如果我们也采取这种以牙还牙的策略，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这种僵局，没有办法打破，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中国在这个方面，暂时做的大度一点，容忍一点，那么有可能呢，让这个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朝着一个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更加长远的利益，不考虑眼前这个暂时的利益。
王鲁湘：您谈到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我们这种，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很容易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隔三差五的就会出现，关于通货膨胀的这种警告和预期，对不对，您刚才在演讲中没有讲到印度的这方面的情况，那么作为一个也是如此这个迅速高速增长的一个经济体，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有没有经常也碰到像这个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它们有什么样的解决的良策。
夏业良：我觉得在印度过去没有搞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他们那个时候有类似的东西，就是政府的计划，强力推动投资，会带来一些这样的效益，但是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私有化经济占据的比重，达到了75%，然后它们在货币政策上，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比如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刺激性的财政政策，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但是呢我觉得从中印两国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中国的这种大规模集中投资，尤其是短时间里的集中投资，可能带来的危机效应更明显，所以我们讲，就是未来这两年，大家都预期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呢，最关键在于就是说，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我们的制造业提供的主要是哪些产品，或者是我们服务业现在有哪些新的发展，如果这些东西，你的生产和服务，跟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是匹配的，那么这个我们觉得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压力，但是如果那是严重脱节的，就是官方所需要的投资和它生产的出来的产品和服务，跟老百姓实际上最需要的，这些需求，不是密切相匹配的，就有可能产生扭曲，资源配制的扭曲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会造成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王鲁湘：我们现在就是进行现场提问，有关于中印经济模式发展比较方面问题，要向夏教授提问的请举手。
学生：夏老师您好，这个我觉得您今天的演讲，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做中国印度的这个FDI比较的，所以对您讲的，也特别感兴趣，也涉及到很多政策的制定，发展过程中，怎么样看这个政府的作用，我想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具体讲这个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我们如果比较中国和印度的话，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两个国家，在过去三十年有很相似的这个发展，而且是很快速的发展，但是中国速度比印度却高一点，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他们的FDI吸收的流量的话，中国2005年，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吸收的FDI，当年的吸收量，就是700亿的美元，是印度的12倍，如果人均来讲，也是它的9倍，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差距，究其微观原因，这个和经济体制有着关系，因为中国的话，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政府，它就是说，它就是政府很有激励，来吸收这个外资，竞争很强，但是在印度它发现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说它自己的这个企业它是抵制这个外资进来，然后它们就会，它们是因为是民主国家，当地政府是当地人这个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对政府一施加影响以后，然后这个外资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就没有办成，就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叫Raghuram,他是一个印度裔的教授，他也是上一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的时候，他提到，他觉得中国的，比如说邓小平，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个，他觉得是，他非常赞叹，他觉得印度的话，很多时候，他有很多这个学术精英，但是有时候在做政策决策的时候，他们就互相，互相讨论，但是互相争论，喋喋不休，但是把很多时机就会错过去了，中国是发现是说，邓小平说我们先先慢慢来，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在把这个饼做大的时候，同时的分配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就是有很多层面，我不知道对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夏老师您是怎么样判断，是说它们孰优孰劣，是怎么样的思考，谢谢。
夏业良：谢谢你提了这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刚才他这个提到其实是讲，就是说民主政治、民主制度，虽然可能是比较有利于长期的激励，持续的发展，但是在短期内，可能效率方面还不如这个非民主机制来得更加快，更加及时，比如说在印度的话，你要进行跟每个老百姓协商，这个谈判的成本，就是说我们经济学了里面讲的交易成本会很高，机会成本也很高，可能三年过去了，你想要拆迁这块地皮还没有腾出来，而在中国呢，可能3个月，就要求你必须拆迁，不拆迁的话，推土机就过来了，所以呢我们讲，孰优孰劣，大家心里边可能自有一个，一本帐。
当然我同意你刚才讲的，就是使说在这个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地方政府由于有一种政绩表现、相互之间竞争，比如说我这地方吸引到200亿，你那地方一定要吸引多少，就是大家展开一种竞争，其实它的重点不在于，你吸引到的外资，最终能够发挥多大的效率，也就是资本效率究竟高不高，而它在乎的是，我只要把这个资本吸引来了，就说明我的政绩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担忧的恰恰是一点，就是说你从规模总量上来讲，当然中国吸引外资比印度高，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资本单位效率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一定高于印度，这个我觉得是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学生：夏教授您好，我是北大的学生，也很喜欢你的那个，经济学原理的那个通选课。您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还有公民的意识形态应该怎么样去，就是改革，谢谢。
夏业良：说这个在政治法律各个方面要进行变革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路径，那么这个路径，不是我们这些学者，自己拍脑袋瓜想出来的，而是世界上，在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上千年的历史，可以印证的比较行之有效的一种路径，就是一种限制权力的做法，然后呢，应该这个要明确社会契约关系，就是明确政府它只是一个社会的代理人，而社会委托人是全体公民，或者讲纳税人，他们作为代理人，他是要执行委托人的意图，而不是说超越委托人的意愿，去办自己想要办的事情。
学生：首先非常感谢夏教授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演讲，辛格他发表那个言论，夏教授说到我们反驳他很难，我更觉得没有去反驳他的必要，我们要去进行一些实际上的改革体制，或者其它的一些方面上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面临这样一个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很大程度上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夏业良：首先就是说危机能够引发变革，我赞同，而且往往就是说，在繁荣中没有办法达到的变革，在危机中容易达成，因为在繁荣中大家都知道，统治者他有资本，他觉得我已经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了，他没有主动改革的意识。在危机中，当经济爆发了这么大的，波及全社会的这样一种冲击之后，这个时候他自顾不暇，那个时候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他的精力可能就没有全部用来对付这些，要求民主制度变革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产生一种新的机制，虽然不一定说,我们就很确定地说，它一定就能成为一个好的机制，但它可能是一个好的机制的开端，就有人比方说，说这个台湾啊，韩国啊民主化的浪潮，说刚开始出现的，什么叫民主啊，那个非常低程度的民主，甚至是一种混乱的局面，直到今天人家还觉得台湾这个民主很混乱，而且那个弄的很不，让人家对政府越来越没有信心了，但是你想，它毕竟比那种僵死的一块，那种专制的统治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它是希望所在，它现在的民主程度并不高，或者大家对它这种满足度很低，但是它最终会从这伸发出，向着那个方向前进的，很多的基础。
王鲁湘：人们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度，称为龙象之邻，在不断升级的全球化浪潮中，这两个古老的国度都是在承受面向现代化的蜕变，有阵痛也有喜悦，不论是经济先行还是政治先行，不论是摩擦还是合作，我们对印度需要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多，我们对印度也需要学习得更多，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夏教授精彩的演讲。
夏业良：谢谢。
王鲁湘：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和凤凰网的网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8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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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人口红利啊？印度人是不是想把失去劳动能力的年老者都扔到恒河里去啊？？不这样做那里来的人口红利？？？仅仅是人口老龄化来得迟一点但来的时候可是会更加猛烈，人口越多将来老龄化的人口自然就越多。迟早印度还是要控制生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