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0）/拉开倒周序幕（92）
　　
　　【接前】【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
　　【也许徐向前的本意是为了缓和会场的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的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背后都议论纷纷。】
　　
　　由于萧华当天没有去批斗他的大会，造反派就到萧华家去揪人，萧华从后院跳墙出走，跑到叶剑英的家里躲了起来。造反派没有揪到萧华，就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家中一部分文件和档案。
　　第二天的1月20日，在京西宾馆继续举行军委碰头会。据《叶剑英传》记载：
　　【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失踪，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
　　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
　　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徐向前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也大声地说：“萧华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右手掌骨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
　　不少文章说叶剑英是对江青发怒而拍裂掌骨，其实叶剑英是发怒的对象不是江青，而是徐向前。
　　
　　1月21日，叶剑英把这些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林彪大怒，和江青大吵了一场。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
　　【林彪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下午3点，江青来到了林彪的家里，想向林彪解释一下发生的问题。
　　不料林彪一见江青就火冒三丈，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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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1）/拉开倒周序幕（93）
　　
　　【接前】在林彪说话的中间，江青一直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的嘛！陈伯达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回答说：“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了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更加火了，他一下子把身边的茶几也掀了，说道：“什么叫清规戒律？《八条命令》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毛主席批准的《八条》，你们也要推翻吗？”
　　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时，叶群走进林彪的办公室，林彪一见叶群又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事后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到了毛泽东，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
　　叶群没有办法，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接着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江青说完以后，叶群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江青这一软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了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了下来，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着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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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2）/拉开倒周序幕（94）
　　
　　【接前】很多人认为林彪这次跟江青发脾气，只不过是单纯的一时压抑不住心中的火气爆发。其实不然，这是林彪故意唱的一场戏，一场与毛泽东抗争的戏。我们先从下面的时间表，看看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的几场冲突。
　　第一场冲突：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元旦社论，毛泽东吹响“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号角，对此林彪没有响应，《解放军报》反应冷冷清清。这场冲突是毛泽东进攻，林彪防御，双方打个平手。
　　第二场冲突：1967年1月4日，江青等人打倒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林彪接受这个事实。这场冲突中毛泽东进一步，林彪退一步。在同一天，江青宣布打倒陶铸。在林彪看来，陶铸原本是毛泽东派系的人，打倒陶铸属于毛泽东派系的内斗，林彪对此持旁观态度。
　　第三场冲突：1967年1月8日，林彪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提出军队搞文革的方针是批贺龙，试图把军队文革之火转到贺龙身上。对此毛泽东不太满意，但也没有公开表示，林彪前进了一小步。
　　第四场冲突：1967年1月11日，江青提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徐向前元帅任组长，江青任顾问，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峰任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接受这个事实。从此林彪失去对全军文革小组的控制，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五场冲突：1967年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泛泛地赞扬一番新全军文革小组，可是在关键的地方，却说军队搞文革要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行，完全没有说军队文革要在新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下进行。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是不属于林彪领导的，《解放军报》这么说，就等于是委婉地不承认全军文革小组的领导权。这次林彪前进一小步，毛泽东马上要予以反击。
　　第六场冲突：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肖力）在《解放军报》写大字报夺权，夺取了《解放军报》的领导权。林彪对这次夺权暂时没有表态。直到1月17日，林彪才公开表态，承认《解放军报》夺权的事实，从此林彪失去了《解放军报》这个喉舌。这次毛泽东前进一大步，林彪后退一大步。
　　第七次冲突：1967年1月19日，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公开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甚至说“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并且准备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萧华。同一天，徐向前给正在西山躲避揪斗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下命令，命令他回去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萧华和邱会作，其实就是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夺权的先声。
　　第八次冲突：1967年1月20日上午，萧华逃到叶剑英家躲过批斗，江青和徐向前骂萧华是胆小鬼，叶剑英拍桌子“震怒”，暂时制止了批斗萧华。
　　第九次冲突：1967年1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自己家来，大发脾气，迫使江青道歉，并承认“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江青这么说，就等于承认萧华无罪，可以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而萧华继续当总政治部主任，也就等于毛泽东对总政治部夺权的计划流产了。这次林彪前进大一步，毛泽东后退一大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3）/拉开倒周序幕（95）
　　
　　【接前】林彪这一步也是险棋。常言道：打狗还要看主人。林彪这样毫不客气地跟江青吵架，表面上是不给江青面子，实际上是不给毛泽东面子，这一招得罪毛泽东甚多。林彪这次豁出去得罪毛泽东，也要保住萧华，与其说林彪要保住萧华，不如说林彪要保住总政治部。
　　在毛泽东的进攻下，林彪接连后退，先失去全军文革小组，又失去《解放军报》，如果这次再失去总政治部的话，那么林彪还要接连败退，很快就会失去对整个军队的控制力。
　　因此，总政治部是林彪一定要坚守的，不能再后退了。怎么守住总政治部呢？林彪使出一个高招，就是对毛泽东进行“反威胁”。一般境况下是上级对下级进行威胁，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下级对上级也可以进行“反威胁”，下级对上级最有效的“反威胁”手段就是“辞职”。
　　在不少情况下，某个重要部下的辞职，会对上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上级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被迫对部下做出某种让步，以换取部下的不辞职。因此，上级要做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每个重要职位都预备一个替补队员，一旦这个重要职务的部下辞职或发生意外，他马上可以让替补队员上场，避免全局受到重大损失。
　　林彪的情况也是这样。林彪掌管军队的职位非常重要，毛泽东当然会预备一个接替林彪的人。那么毛泽东为林彪安排的替补队员是谁呢？
　　军队中威望最高的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1967年的时候，朱德和刘伯承早就靠边站了，罗荣桓去世了，彭德怀打倒了，而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人的资历和军功都不太充足，镇不住全军。
　　去掉上述六人，剩下有可能取代林彪的人，只有贺龙、陈毅和徐向前三人。而陈毅与周恩来的关系太近，毛泽东肯定不能用，所以剩下可用的只有贺龙和徐向前两人。
　　徐向前的资历与林彪差不多，但军功有些不足，在军中的威望也不如林彪；贺龙的资历比林彪老得多，在南昌起义时，贺龙是总指挥，而林彪只是起义部队中的一个连长。贺龙在军中的威望不亚于林彪，所以贺龙是林彪最大的潜在威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对打倒贺龙是十分慎重的。尽管贺龙一度与刘少奇走得很近，但毕竟贺龙还是有实力取代林彪的，所以毛泽东想留着贺龙，作为取代林彪的预备队员。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林彪对打倒贺龙非常积极，只要把贺龙打倒，毛泽东就没有可以取代林彪的人了，林彪的地位也就坐稳了。因此，当林彪准备开足马力在军队中批贺龙的时候，毛泽东却对贺龙表态说：“一批二保”，毛泽东还要保贺龙。【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4）/拉开倒周序幕（96）
　　
　　【接前】1967年1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同时发起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同一天，他却把贺龙藏了起来，怕林彪也组织自己的造反派去揪斗贺龙。1月19日这天，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现在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被秘密送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修养，之后，造反派多次要揪斗贺龙，但都找不到人。从1966年9月贺龙跟刘少奇一起“靠边站”，到1967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贺龙除了受到干扰以外，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批判和揪斗，中央文革小组也没有提出批斗贺龙。这在当时是非常例外的，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要保留贺龙作为林彪的替补队员的想法。
　　一直到1967年8月的七二零事件之后，毛泽东才决定打倒贺龙，这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谈。不过毛泽东即使打倒贺龙，他也像对待邓小平那样，把贺龙冷藏起来备用。贺龙一直到死，生活待遇还是可以的，贺龙夫人薛明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比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待遇好多了。文革中只有邓小平和贺龙两个人真正受到“一批二保”的待遇，被打倒而又被保护。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对未来的政治布局中，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替补队员，贺龙是林彪的替补队员。如果贺龙不是因为病逝，早在林彪事件之前，毛泽东就会启用贺龙复出来代替林彪。
　　
　　林彪当然也明白毛泽东保留贺龙的用意，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打倒贺龙，让自己成为无人可以取代之人。林彪敢于跟毛泽东“发脾气”的原因，还在于他借着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宣传的东风，把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也捎带了进去。当时报刊上同时对毛泽东和林彪进行吹捧，甚至到处喊“谁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毛泽东自己都很难反对林彪了，因为谁反对林彪谁就是反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敢于用“辞职不干”，来“反威胁”毛泽东，声称如果打倒萧华，他就辞职不干了。毛泽东的个性极强，很反感别人用什么手段来威胁自己，林彪此举可以说是让毛泽东非常不爽。但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还是不得不接受林彪的反威胁，同意停止打倒萧华，暂时放弃在林彪的军队系统中搞文革的计划。
　　
　　第十次冲突：1967年1月21日，林彪乘胜追击，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商议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
　　据吴法宪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个人到会，其他人都没有来。会上，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萧华的问题作了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第一线，保护了江青。】【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5）/拉开倒周序幕（97）
　　
　　【接前】【关锋讲完后，徐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
　　之后，参会的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在发言中严厉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做出认真深刻的检讨。
　　说到这里，黄永胜的话被关锋打断了，关锋责问他：“你这样说，是指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锋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徐向前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
　　当时我也很怕黄永胜这样说，会遭致江青的不满和仇恨，反过来整黄永胜，就赶紧说：“江青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
　　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才稍稍缓和一些，大家逐渐冷静了下来，但还是纷纷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锋回去以后，把会议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
　　于是，他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小组。为此，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江青拿林彪没有办法，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从此，江青对徐帅表示不满，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帅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
　　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小组就让它名存实亡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6）/拉开倒周序幕（98）
　　
　　【接前】这次会议上，林彪取得重大胜利，军队干部们基本上站在林彪一边，对毛泽东在军队中搞文革深表不满，纷纷抗争。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退让，默认了这个事实。
　　第十一次冲突：1967年1月24日，总后勤部长邱作会被暴力批斗，向林彪求救。林彪最初想自己直接出手救邱作会，被叶群和叶剑英劝阻后，转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因为在林彪的抗争下，已暂时放弃了军队搞文革的计划，只好做个顺水人情“保邱会作”。这次毛泽东又后退一小步。
　　第十二次冲突：1967年1月25日，林彪在不与徐向前商量的情况下，派军队将邱会作“救出”，这样就大大打击了徐向前的威信。据邱会作回忆说：【1967年1月25日凌晨我被接走，对造反派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打击。1月25日晚，徐向前在京西宾馆礼堂一楼会议室，接见了总后勤部各路造反派代表五百人。造反派头头钱信莎问：“徐帅，你不是支持批斗邱会作吗？为什么又要保邱会作了？”
　　徐向前不说话。
　　钱信莎问：“请你说一下，保邱会作的理由是什么？”
　　徐向前说：“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钱信莎说：“我们要求徐帅再次下命令，把邱会作交回给我们继续批斗。”
　　徐向前说：“你们不是有‘四大’的权力吗？要批判谁都是可以的。至于我再次下命令，就没有人执行啰。”
　　徐向前不久借故身体不舒服，就宣布接见结束了。】
　　
　　徐向前命令邱会作接受群众的批判，林彪却无视徐向前的命令，把邱会作抢回来，并让邱会作继续担任总后勤部长，这等于是宣布徐向前的命令作废，宣布军队里还是林彪说了算。徐向前在萧华问题和邱会作问题上，被搞得灰头土脸，两边不讨好，江青对他不满意，连造反派也不信任他了。此后，徐向前领教了林彪的厉害，再也不积极出头搞文革了。徐向前消极下来之后，全军文革小组群龙无首，也就瘫痪了。林彪借着萧华和邱会作之事，杀伤了徐向前在军队中的威信，搞瘫了全军文革小组，可谓是一次比较大的胜利，毛泽东则做出了比较大让步和退却。
　　然而毛泽东并不是轻易做出让步的人，就在林彪召开军委会议批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一天的1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做出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这里是与林彪交换条件，用暗语对林彪说：“我不在你的军队里搞文革了，但是作为交换，你要派人支持我的‘左派群众’”。
　　那时毛泽东的“群众”与周恩来的“群众”正打得不分胜负，而林彪却作壁上观，号称“不介入”。因此毛泽东督促林彪出来介入文革，督促军队出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共同打击周恩来的群众。林彪对毛泽东的交换条件的反应，我们以后再谈。【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7）/全国全面夺权（1）
　　
　　【接前】毛泽东在1966年的文革，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总体来说，他是不满意的。特别是毛泽东拉开了打倒周恩来的序幕，可是进展却非常有限，基本上算是失败之作。因此，毛泽东决定改变1966年以来的战略，发起一个极为大胆和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全国全面夺权”。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寿宴上，站起来举杯对参加这次文革小组成员说：“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元旦社论》反映了毛泽东的“大决战”战略思想，用“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气魄说：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元旦社论》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文革出现新局面，工人起来了。”在1966年的一年里，学生（基本算是知识分子）是文革的主力军，而1967年出现了新局面，就是工人起来了，工人将取代学生成为文革的主力军。
　　第二个要点是“向党内走资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的概念，也就是从1964年，毛泽东就开始向“走资派”开展攻击，但这个攻击是一步一步层层深入的，也就是过去毛泽东喜欢用“剥笋”战术，一层一层地从下往上剥，打倒刘少奇就是用这种剥笋战术。但是剥笋战术太费时间，毛泽东要想在他的有生之年用剥笋战术来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毛泽东下了决心，要在1967年来一个全面开花，来一场全国大总攻，来一次全面大决战，一次性地把老干部们全打倒，彻底解决问题。
　　第三个要点是“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句话翻译成通俗的话，就是“全国全面夺权”。第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夺权，第二是“全面”夺权，意思就是在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同时展开夺权。以前文化领域是刘少奇掌管的，现在文化领域的大权已经夺了过来，由毛泽东直属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掌管文化领域，所以文化领域的夺权已经完成，毛泽东下面要进行的是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夺权。掌管经济领域的是周恩来，掌管军事领域的是林彪，那么毛泽东的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的夺权，最后就要落到周恩来和林彪头上，因此这两个人奋起抵抗毛泽东的夺权，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关于毛泽东在军队领域搞夺权以及林彪的抵制，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叙述，下面主要讲毛泽东在经济领域搞夺权的情况。【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8）/全国全面夺权（2）
　　
　　【接前】在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央会议发出了1967年搞文革的《四点指示》：
　　【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二、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
　　【三、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四、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毛泽东的《四点指示》，第一个指示是“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个指示是指出四个夺权的重点地区：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这四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工人最多的地方，所以毛泽东把夺权的重点放在这四个地方。
　　毛泽东的第三个指示，是指出造反派要团结多数。因为毛泽东煽动造反派起来造反之后，而各地官员为了保护自己，也组织起自己的群众组织，即所谓“保皇派”来保护自己。很多地方保皇派的人数要多于造反派的人数，因此毛泽东说造反派要团结多数，人数要超过保皇派一倍以上，这样才能保证夺权成功。
　　毛泽东的第四个指示，是说“上海很有希望”。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下上海的情况。
　　
　　前面说过，上海王洪文等组织领导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通过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迫使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革命组织”。之后，“工总司”多次“炮打”上海市委，宣称上海市委是“黑帮”，要对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揪斗。因为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已经明确支持“工总司”，所以上海市委不敢用行政权力来对付“工总司”，为此，上海市委就设法成立一个自己控制下的群众组织来保护自己。1966年11月23日，上海成立群众组织“赤卫队”，这是保护上海市委的保皇派群众组织。
　　此后，上海就出现了两派群众组织：造反派的“工总司”，保皇派的“赤卫队”。“工总司”的支持者是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而“赤卫队”的支持者是上海市长曹荻秋为代表的中共上海市委。“赤卫队”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近卫军”，因为有上海市委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各种便利条件，很快“赤卫队”发展到80万人，有超过“工总司”的势头。
　　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发生夺权事件，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工总司”派大量工人去支持《文汇报》夺权；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发生造反派接管报社的夺权事件，“工总司”又派工人去支持，而“赤卫队”也派出万余工人去反对《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他们高喊口号：“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这个口号清晰地表露出“赤卫队”的保皇性质。因为《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刊登的都是干巴巴的党八股文，一般的工人，怎么可能喜欢看这种报纸，又怎么会要求“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显然这个口号来自上海市委在背后的指使。【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69）/全国全面夺权（3）
　　
　　【接前】“赤卫队”和“工总司”先是展开文斗，“赤卫队”公开打出“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并公开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因为张春桥是“工总司”的后台；而“工总司”则打出“赤卫队是保皇派，是曹荻秋的御用工具”，要公开揪斗曹荻秋。
　　 “赤卫队”虽然想保曹荻秋，但他们却不便公开打出保曹荻秋的旗号。因为那时的社会舆论主流是造反有理，谁也不敢公开说自己反对造反，谁也不敢反对批斗当权派。于是“赤卫队”就来一个“反客为主”之计，他们也抢着去揪斗曹荻秋，但“赤卫队”对曹荻秋的揪斗是假的，是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他们是在保护曹荻秋。“赤卫队”试图抢到对曹荻秋进行批斗的主动权，这样就可以阻止“工总司”对曹荻秋进行真的批斗，私下里可以保护曹荻秋。
　　“工总司”也看破了“赤卫队”的反客为主之计，于是工总司在12月14日，召开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席会议，作出一个决议：“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批准，曹荻秋和各级领导一律不准检查，也不准将检查材料交给任何人。”工总司的这个决议，也是试图掌握住批斗上海市委的主动权，防止赤卫队用“反客为主”来保护上海市委。
　　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签字接受赤卫队提出的八项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个大会是假戏真做，让一般人以为“赤卫队”也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而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更是给予了“赤卫队”合法性。
　　“工总司”当然不能让“赤卫队”反客为主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于是在12月25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也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曹荻秋揪到会场，迫使曹荻秋当众宣布他与赤卫队签字的八项要求作废，并且被迫宣布不再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这样一来，“赤卫队”就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反攻。他们也知道曹荻秋是在“工总司”的逼迫下，不得已宣布赤卫队不是革命组织，所以“赤卫队”也要用逼迫的方法，演一场逼迫曹荻秋的“戏”，让曹荻秋再次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1月28日晚，“赤卫队”派出两万多人包围了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书记处，声称要找曹荻秋“算账”，要曹荻秋重新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
　　对此，“工总司”也不能坐视不睬。据说在北京的张春桥听到赤卫队包围上海市委书记处的时候，给上海的王洪文发出指示，让他赶紧派人去与“赤卫队”争夺上海造反的主动权。于是王洪文率领十余万“工总司”的工人，向康平路进发，路上又传来小道消息:“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
　　张春桥是“工总司”的精神领袖，张春桥的家被冲砸，引起“工总司”人们的义愤，于是十余万“工总司”向两万多“赤卫队”大打出手，造成了康平路流血事件。这是发生于上海，也是发生于全国的第一场大规模武斗。“赤卫队”寡不敌众，很快投降了，“赤卫队”本身也很快彻底垮台了。
　　保皇派的群众组织“赤卫队”彻底垮台后，上海成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这就为后来上海的“夺权”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0）/全国全面夺权（4）
　　
　　【接前】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1月6日，“工总司”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发出的《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长，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群众自行宣布不承认中央指派的上海市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就是所谓自下而上的“夺权”，它与以前红卫兵“造反”的性质截然不同。“造反”只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炮打”，贴大字报、揪斗、围攻，但这些领导干部还是掌权的，经常是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之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发号施令，继续领导工作。而“夺权”则是群众直接罢免领导干部的官职，夺取领导干部手中的领导权。
　　1月4日的大会之后，上海市委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幕后指挥下，1月8日上海造反派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接管了上海市的经济领导权；同时造反派成立了“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市公安局，还成立了“造反组织联络站”来取代上海市委。这样一来，上海的整个实际权力就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控制的造反派手中，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被造反派夺取实权的地方。
　　
　　毛泽东是怎么看待上海夺权的呢？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开会，但没有叫周恩来、康生以及代表林彪的叶群。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解放日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内部造反很好。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首先，毛泽东赞扬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夺权后，不再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登载文章，而是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登载红卫兵的文章。毛泽东赞扬这种做法，认为红卫兵“自由办报”好。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自由办报”时间很短，等到王洪文等造反派掌握上海的实权之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成为造反派的喉舌报纸，不再是“自由办报”的报纸。
　　毛泽东又说：【《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也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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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1）/全国全面夺权（5）
　　
　　【接前】《文汇报》1月5日登的《告全市人民书》，全名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这是“工总司”的工人与红卫兵共同起草的文章。该文主要说：“我们呼吁大家：抓革命，促生产，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呼吁在各地串联的上海工人，立即回上海，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工人搞文革最担心的就是：工人一旦搞起文革来，就会放弃生产，造成社会的巨大混乱。现在，上海的工人组织自觉地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主动提出在搞好文革的时候，不停止和中断生产，这样文革就可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所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大为赞赏，让《人民日报》立即转载。
　　另外，毛泽东看到造反工人接管上海市委的权力之后，并没有出现重大混乱，也使他的信心大增，认为离开那些官僚干部，工人也是可以掌好权的，所以说“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王力回忆说：【1月8日晚毛主席召集陈伯达、江青等人开会，我晚到了一会儿。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宣布他的决定：中央各部要改组，首先从中宣部开始，改为宣传组。中宣部部长陶铸已经打倒了，现在中宣部改为中央宣传组，以王力为组长，代替陶铸的工作。我说：我不行，我只能当陈伯达的秘书。主席不高兴，说：“定了”。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
　　毛泽东在不通知周恩来、林彪的情况下，宣布改组“中宣部”为“宣传组”，第一是因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这两个人；第二是因为改组中宣部，并没有触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管辖范围，所以不必与他们商议。
　　
　　1967年《元旦社论》刊登后，引起人们极大的震动，大家纷纷猜测“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明白，毛泽东又要来一个大动作了。这时候周恩来已经看破毛泽东的这句话谜底是“全面夺权”，这样一来，周恩来不得不暗暗叫苦。
　　1967年，对周恩来来说是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周恩来多次对人说：“文革要让我少活10年。”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伯曾经说过文革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
　　周恩来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周恩来从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造反以来，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毛泽东要“全面夺权”，周恩来就不得不进行“全面抵抗”。这种“全面抵抗”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首先要消耗自己的身体。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周恩来为了抵制文革，不得不豁出去自己少活10年，这就叫“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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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2）/全国全面夺权（6）
　　
　　【接前】为什么周恩来说“少活10年”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掌握着宣传工具的优势，他可以通过党的报纸杂志发出自己的声音，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自己的指示；而周恩来却没有报纸杂志，周恩来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用最“笨”的办法，直接与红卫兵和造反派会谈，直接向他们传达自己的声音。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极多，为了会见这么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不睡觉，甚至70多个小时连续工作，七、八小时不吃饭也是常事。这样超高强度的工作，对人的身体健康损伤很大，所以周恩来说文革让他少活了10年。
　　周恩来夜以继日工作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很多部下被打倒了，这样很多事情就转到周恩来这里来处理。如果周恩来说自己忙不过来，要放一部分权出去，正好符合毛泽东夺权的意愿。所以，周恩来不愿把大权交出去，竭尽全力要保持掌权。可是自己掌权过多，就不得不以损害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所以周恩来为了不让毛泽东的夺权成功，拼耗自己的健康少活10年。
　　1967年2月2日，周恩来在长期工作后，突然感到身体异常，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应该马上住院治疗。可是周恩来当即吩咐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并且自己依然带病工作。因为周恩来一旦宣布生病住院，正好成为别人夺他的权的借口。
　　不过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为他的健康担忧，次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大字报》说：【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利益出发，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这些人都是竭力支持周恩来的。周恩来则在《大字报》上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但事实上周恩来无法休息，只得拼着身体撑下去。
　　当然，毛泽东搞文革也损害了他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文革让毛泽东也少活了5年左右。因此，毛泽东搞文革也是玩命，用自己的身体来革命。
　　如果没有文革，刘少奇肯定会活得长些，没有文革林彪不会外逃，也肯定会活得长些。因此，文革中的四大风云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刘少奇，都因为文革而少活了N年，这就是革命的代价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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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3）/全国全面夺权（7）
　　
　　【接前】1967年1月6日上海夺权之后，马上在全国引发起一场夺权的“一月风暴”。1月14日，山西省夺权，1月22日，山东省夺权，1月22日，广东省夺权，1月25日，贵州省夺权，1月26日，江苏省夺权，1月31日，黑龙江省夺权。
　　表面上看，似乎形势大好，事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来进行，但如果看一下这些夺权的实质，形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仔细探究一下，就可以把夺权分为四种模式：上海模式，广东模式，江苏模式和黑龙江模式。
　　上海模式是毛泽东派系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不但夺了政治权，业务权也一起夺了下来，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最理想的。1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承认上海的夺权，批准上海成立以张春桥为主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接替上海市委管理上海。
　　广东模式是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不严格的说，也可以说是周恩来派系的群众组织夺了党委的权。广东省夺权后，保守派组织只是夺权政治权，不夺业务权，各种业务的领导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的人手里，群众组织只是成立一个监督小组，只有对业务的监督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依旧掌握在旧省委手中。
　　因此，广东模式其实是一种“保护性夺权”，保守派抢先夺权，这样阻止了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动“让权”，把各种“官印”主动交给前来夺权的群众组织，避免了一场夺权的混乱。毛泽东当然看破了广东模式的夺权实质，他的对策就是对广东的夺权“不予承认”。尽管广东在1967年1月22日就夺了权，毛泽东迟迟不予承认，一直到一年后的1968年2月12日，才承认黄永胜（解放军上将）为主任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江苏模式是既不是毛泽东派，也不是周恩来派的，第三势力的独立群众组织夺了权。因为一般的书籍文章对江苏夺权的情况介绍不多，这里稍微多说明一下。
　　江苏夺权的核心人物是文凤来，男，南京大学政治系年轻教师。文革初期刘少奇统治的50天里，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文凤来贴大字报给工作组提意见，于是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于是文凤来就跑到北京去告状。当时康生在北京正在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物色革命群众反对工作组的典型，最后康生选中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和来北京告状的南京大学的文凤来。
　　当时正赶上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文凤来被康生安排登上了天安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以很大的篇幅报导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其中还特别提到文凤来说：“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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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4）/全国全面夺权（8）
　　
　　【接前】这样一来，文凤来一下成为造反英雄。文凤来从北京凯旋归来后,迅速组织起南京大学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后来文凤来成为江苏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的头头。而江苏省委也组织一个保皇派群众组织“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与造反派抗衡。
　　1966年12月21日，“红总”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彻底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书记们参加，这个要求遭到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拒绝后，数千名造反派列队前往省委前示威，而省委方面则动员了大批“赤卫队”赶到省委，与造反派形成对峙。之后，“红总”与“赤卫队”不断发生冲突。
　　1967年1月3日，“红总”与“赤卫队”之间终于爆发大规模武斗，结果武斗持续了三天，造成三百多人受伤，不过好在没有人在这次武斗中死亡。这次武斗中，“红总”大获全胜，“赤卫队”被彻底打垮。这样一来，江苏省委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1月6日，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支持“红总”，要求江苏省委坚决制止“赤卫队”的肆无忌惮暴行，并威胁江苏省委说：“如果你们袖手旁观或者幕后操纵，一切后果都由你们负责。”
　　江苏省委上面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压力，下面又受到造反派的压力，最后不得不“投降”了，与“红总”签订了《九项问题协议》。《协议》把“赤卫队”说成是武斗事件的挑起者，同意解散赤卫队，并且承诺武斗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省、市委负全部责任。
　　江苏省委“投降”后，造反派势力日益扩大。1月10日，造反派先对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进行了夺权，1月26日，进而对江苏省委进行夺权。文凤来的“红总”为首的32人组成夺权委员会，他们把旧省委的主要负责人都叫到一个大会议室，把省委以及各厅局的大印都拿出来放在大会议室的桌上，这个时候文凤来代表造反派宣布说：“从今天开始，江苏省的一切大权归革命造反派所有！这些公章全部作废！”
　　1月28日，“红总”控制的《新华日报》发表了《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下设“生产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试图学习上海的造反经验，全面接管江苏省的权力。
　　但是，江苏1月26日的夺权，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承认，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68年，中央才批准江苏省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主任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这是为什么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5）/全国全面夺权（9）
　　
　　【接前】原来，南京的“红总”，并不是听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是完全独立的造反派。他们认为，除了江苏省委之外，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要打倒，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夺权。“红总”喊出:“打倒许世友！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等激烈口号，受到冲击的许世友，躲到大别山的疗养院，于是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本来1月3日的时候，中央文革还是支持“红总”的，可是当“红总”执意要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中央文革就不支持他们了，因为许世友是毛泽东一定要“保”的几个心腹将领之一。
　　另外，1月26日夺权的当天，周恩来就打来电话，含蓄地劝阻说：“中央不会对这次夺权给与支持，希望‘红总’方面不要在报纸上宣布夺权的消息。”但“红总”开会讨论周恩来的意见时，文凤来说：“权已被我们夺过来了，准备明天见报，就不通过中央了，大家看看有甚么意见？”参加会议的众人高呼：“同意！”，鼓掌通过了这个决定。
　　1月30日“红总”召开夺权大会之前，周恩来再次打来电话，希望“红总”在大会上只宣布夺权，不要谈成立组织，并说：“我们准备邀请你们所有左派的代表人物，来北京商谈有关新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然而“红总”再次不听周恩来的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自行宣布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以及“生产委员会”、“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等，这就使得周恩来也无法控制他们。
　　“红总”既不听毛泽东的话，也不停周恩来的话，于是在一个多月后的3月5日，中央宣布江苏实施“军管”，这样一来，江苏造反派的“夺权”就完全失败了。
　　
　　最后介绍一下黑龙江模式，即所谓的“三结合夺权”。黑龙江的造反派组织，黑龙江省委内部的“左派”，以及驻扎黑龙江的军队，三方面共同协商，形成一个“三结合小组”，共同夺取权力。用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毛泽东代表造反派，周恩来代表省委，林彪代表军方。那么，“三结合夺权”就是代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三个人分享权力。
　　
　　在上述四种夺权模式中，毛泽东理想中的是上海模式，不愿意看到的是广州模式和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不太理想，但也可以接受。周恩来则希望看到广州模式，不愿看到上海模式，也不愿看到江苏模式，黑龙江模式周恩来也能接受。
　　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但他也不是号召随心所欲地乱造反，毛泽东对造反有四点基本的要求：第一，造反派不仅夺取了政治的虚权，同时也夺到了业务的实权，是真正的夺权；第二，造反派能够听从中央文革的指挥，是毛泽东可以控制的群众组织；第三，造反派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击败其他群众组织的反夺权，保持掌权地位；第四，造反派掌权后，能够“抓生产”，保持城市的物质生活基本稳定，让广大人民的生活保持安定。【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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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6）/全国全面夺权（10）
　　
　　【接前】广东模式的夺权，只是夺取政治的虚权，放弃业务的实权，这样一来，真正的实权还是掌握在旧政府班子手中，无法实现彻底打倒旧政府的目的。因此，毛泽东不支持广东模式的夺权。而江苏模式的夺权，造反派不听毛泽东的指挥，因此毛泽东也不支持。只是在上海的夺权中，王洪文领导上海造反组织“工总司”，真正达到了毛泽东对夺权的四点要求。
　　第一，王洪文率领的造反派同时夺到了政治权和业务权；第二，王洪文听从毛泽东的指挥；第三，上海的其他造反派向王洪文发起“反夺权”时，都被王洪文的造反派击溃了，王洪文对其他造反派保持绝对的优势；第四，也是最难得的，是王洪文他们在夺权之后，并没有只搞革命，放弃生产，而是努力抓生产，保持了上海的正常生产。在天下大乱的文革时代，上海的生产是搞得最好的，的确实现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理想。
　　因为上海的造反派实现了毛泽东“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愿望，这些主要是王洪文的功劳，所以后来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接班，也是出于这个理由。
　　在上海模式中，造反派不仅夺了权，而且生产也搞得好，这样一般上海市民对造反派就比较支持，造反派也比较得人心。如果中国各地的夺权都能实现上海的模式，那么毛泽东理想中的“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文革也就搞成了。
　　但是事情偏偏不让毛泽东如愿，在各省市夺权中，除了山西省、山东省和贵州省的夺权，比较接近于上海模式以外，其他各省远远达不到上海模式的标准。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各个地方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各个派之间相互争夺权力，最后发展到大打出手，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天下大乱”变成“天下更乱”，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完全失败了，成为一场夺权混战。
　　当然在1967年1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无法预知后面的结果。上海的成功夺权使他信心大增，在这个月接二连三地发出“全国全面夺权”的号召。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在这个贺电中，“中央文革小组”首次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成为新一极的权力中心。
　　本来，国务院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是林彪领导的，现在“中央文革小组”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也就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江青，与周恩来和林彪有了平级的地位。这个贺电原本是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只是在贺电发出前，毛泽东亲自指示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据当时参与此事的王力回忆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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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7）/全国全面夺权（11）
　　
　　【接前】【1月10日毛主席批示，要文革小组代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学习上海的经验。这件事后来我问毛主席，我说：“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并列，合适吗？文革小组是政治局的参谋秘书机构，怎么成了权力机构？”毛主席笑而不答，说：“就是要这样好。”】
　　1月16日，毛泽东参加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时毛泽东还沉浸在上海夺权成功的兴奋之中，他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1月上旬发展到一百万人，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左派力量小时，夺过去的权很快又被夺走。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有人压不了造反就破坏生产，然后归罪于革命。生产要由群众自己来搞，不要走资派指手画脚，以生产压革命。有人企图撒手不管，他们不管，工人自己管，一定比他们管得更好。要由工人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责任担起来，把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自己掌握。】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是一篇毛泽东夺权思想的核心文章，文章总结上海经验说：【把上海的经验集中一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政治、经济、文教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的斗争。】
　　这篇文章，明确点明了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文革的中心任务是从走资派手里夺权；第二、夺权的方式是全面掌握政治、经济、文教大权。关于毛泽东的夺权思想，起草这篇评论员文章的王力，在回忆录中说：
　　【这篇评论员文章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明确提出夺“党权”、“政权”和“财权”，而且分别讲为什么要夺这些权。关于党权，毛主席说：就是要夺他们的党权，他们欺骗、蒙蔽、压制党员干部，使党员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拿手的就是用纪律压人，谁不听他们就是反党，就是违背纪律。这个纪律成为他们的束缚干部党员的紧箍咒。】
　　【关于政权，毛主席说：掌握在走资派手里的部分政权也要夺，因为他不是镇压反革命，而是镇压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触犯了个别人的利益，革命革到他们头上，要革命的人被他们打成反革命，这成了规律。他们可以随便开除、监禁、戴帽子，挑动群众斗群众，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保卫自己的乌纱帽、地位和利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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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8）/全国全面夺权（12）
　　
　　【接前】【关于财权，毛主席说：财权也要夺，中心是反对经济主义。经济主义是采取经济收买手段，适合少数落后群众的心理，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引导人们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提倡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这种经济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把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
　　
　　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全面夺权，周恩来和林彪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林彪的策略是：保住军队这个阵地，其他的不管。据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对我们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
　　周恩来的策略，则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顺势引导”，不是阻挡毛泽东的夺权，而是把夺权引导到周恩来希望的方向上去。在周恩来看来，广东模式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因为广东模式不是党权、政权、财权一起夺的全面夺权，而只夺地方党委的党权，对政权和财权不夺权，只是进行监督，这样就可以把毛泽东发起的轰轰烈烈夺权运动，化解为白干一场的无用功。
　　周恩来号召各地的造反派的夺权，效仿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但周恩来没有自己的宣传工具，所以他只能直接向造反派们宣讲自己的主张。1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条件不成熟的单位，暂时不能夺权。夺权，一般是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要保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的畅通。否则，你们就会走向反面。】
　　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对当权派要区别对待，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
　　周恩来的这些关于夺权的话，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夺权精神的。尽管周恩来不能直接用宣传工具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周恩来靠着不辞辛苦的各处游说，居然使他的主张得到了相当的认可，使毛泽东的上海模式推广不开，而周恩来的广东模式倒是颇有市场。到后来，大部分省份的夺权都采用了广东模式，而不是上海模式。这除了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造反组织一般都是松散的群众组合，难以有效地管理好业务工作。上海的造反派之所以能管好业务，一来是上海的工人素质较高，二来也是王洪文的确有些水平。【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7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0）/全国全面夺权（14）
　　
　　【接前】政府系统中的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国务院下属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他们由上述6位副总理主管。比如谭震林主管农林口，农业部、林业部等与农林有关部委的部长，由谭震林主管，同时华东各省的省长，也由谭震林主管。
　　军队系统中第二层权力领导人，是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第三层权力领导人是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各大军区司令，空军、海军司令。
　　
　　我们在分析了中共的权力分配体系之后，可以明白毛泽东要夺权的具体目标，就是夺权“党、政、军”的前三层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只要把这些权力部门的领导权夺到手，毛泽东想要搞的“夺权风暴”就胜利成功了。
　　在党务方面的夺权，因为以前是刘少奇主管党务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之后，党务部门的权力基本上被毛泽东夺了过来，所以毛泽东发起这次“夺权风暴”的目标，是夺取政府和军队的各实权部门的领导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就是打倒仍然管事的6个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在军队方面夺权，就是打倒军委秘书长，以及“三总部”的领导人，各大军区的司令。但并不是上述所有的人都要打倒，比如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等，是毛泽东派的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打倒他们。
　　
　　在军队方面的夺权，毛泽东最初是从军事重要程度相对最小的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入手，但这也遭到林彪的强烈抵制，甚至与江青大吵一场，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停止军队方面的夺权。
　　在政府方面的夺权，主要是夺取国务院下属各个部（外交部、财政部等）的领导权，以及地方各省的领导权，重点是打倒除了谢富治之外的五位副总理。在政府方面夺权的第一步，是由红卫兵和造反派先揪斗各个部的部长，各个省的省长，为打倒他们做好舆论准备。
　　周恩来因为对各个省鞭长莫及，他首先能保护的，是在北京的国务院各个部位的部长。周恩来把各部的部长，接到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暂住，让他们在这里“写检讨”，其实是保护他们。这样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不到要揪斗的当权派，于是就要到中南海里去揪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