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1）/全国全面夺权（15）
　　
　　【接前】1967年1月初，已经有四、五千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在中南海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刷写大标语，要揪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并且在中南海外设置了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不停地播放。
　　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边缘处，离外面的马路只有一墙之隔，墙外大喇叭不停地广播，吵得周恩来难于正常休息和工作。有人劝周恩来暂时离开中南海，住到人民大会堂去，那时毛泽东已经住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却说：“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岗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有人来冲，我将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周恩来知道，只要他一搬出中南海，红卫兵和造反派很快就会冲进来抓人，这时他必须留在这里，保护和保卫在这里避难的老战友。
　　包围中南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有些人开始突破警卫线，甚至翻墙入院，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月8日深夜，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农大的一批造反学生已经冲进了中南海西门，要抓谭震林。谭震林住在中南海西门内几十米的地方，学生们是知情的，如果把谭震林揪走，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总理中止了会议，乘车到中南海西门，总理跳下汽车，先是让学生们退出中南海。但学生们乱吵乱闹，根本不听，只是拼命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当时天气冷极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已冻得直流鼻涕，我拿了件大衣，给总理穿，可他不穿，硬是在院子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才说服学生，由他们选出代表到屋子里谈判，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达成协议，学生们撤出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请谭震林到会。总理就这样把学生们都引到了人民大会堂，谭震林也去了。总理和谭震林坐在一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大会，实际上是陪着谭震林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才给中南海解了围，保住了谭震林同志。】
　　
　　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夺权风暴之后，就在1967年1月的一个月里，接连发生了四起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死亡；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亡；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1）/全国全面夺权（15）
　　
　　【接前】1967年1月初，已经有四、五千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在中南海的四个大门口，他们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刷写大标语，要揪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并且在中南海外设置了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不停地播放。
　　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边缘处，离外面的马路只有一墙之隔，墙外大喇叭不停地广播，吵得周恩来难于正常休息和工作。有人劝周恩来暂时离开中南海，住到人民大会堂去，那时毛泽东已经住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却说：“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岗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有人来冲，我将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
　　周恩来知道，只要他一搬出中南海，红卫兵和造反派很快就会冲进来抓人，这时他必须留在这里，保护和保卫在这里避难的老战友。
　　包围中南海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有些人开始突破警卫线，甚至翻墙入院，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周恩来当时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
　　【1月8日深夜，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农大的一批造反学生已经冲进了中南海西门，要抓谭震林。谭震林住在中南海西门内几十米的地方，学生们是知情的，如果把谭震林揪走，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总理中止了会议，乘车到中南海西门，总理跳下汽车，先是让学生们退出中南海。但学生们乱吵乱闹，根本不听，只是拼命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当时天气冷极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已冻得直流鼻涕，我拿了件大衣，给总理穿，可他不穿，硬是在院子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才说服学生，由他们选出代表到屋子里谈判，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达成协议，学生们撤出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请谭震林到会。总理就这样把学生们都引到了人民大会堂，谭震林也去了。总理和谭震林坐在一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大会，实际上是陪着谭震林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才给中南海解了围，保住了谭震林同志。】
　　
　　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夺权风暴之后，就在1967年1月的一个月里，接连发生了四起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死亡；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亡；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亡。【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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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3）/全国全面夺权（17）
　　
　　【接前】周恩来在这里说明了他对文革这场革命的解释，他认为搞文革主要是对高官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而不是对高官进行罢官。因此周恩来说，文革不是“革”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革”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到1967年1月之后，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现在夺权的苗头，不仅是威胁到高官们的政治生命，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肉体生命，周恩来觉得自己不能不管了。1月22日张霖之被造反派打死之后，周恩来自责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那时老干部们把周恩来当作保护他们的参天大树，所以周恩来感到没有保护好张霖之，是自己的失职。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接见造反派大会上提到张霖之的死，他说：【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被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啊！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
　　周恩来这些话，一半是对造反派说的，另一半也是对毛泽东说的，因为周恩来知道他的所有公开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的那里。周恩来说的“可以把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提出的质问和抗议，非常强烈的质问和抗议。
　　虽说毛泽东要打倒老干部，但他的本意只是在政治上打倒，并非在肉体上消灭这些老干部。毛泽东的设想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对老干部们进行非暴力的批斗，然后夺权。被夺权后的老干部们“靠边站”，保证一定的生活待遇，比如工资不变等等，这样可以使老干部们的反抗降为最小。因为毛泽东也明白，如果要革别人的命，别人就会拼命，狗急了还要跳墙，人一旦拼命反抗起来，那反抗的阻力就大了。
　　毛泽东是反对打死人的，因为这样对文革不但没有利，反而是有害的，后来文革最被人们诟病的事情，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人。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打死人的事件，可是他也控制不住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旦红卫兵和造反派打死了人，造成既成事实，毛泽东就没有退路了，他只能得罪老干部越来越多，只有“硬着头皮顶住”。
　　中国的古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毛泽东搞文革最初的成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后来在文革中的失败，也是因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的故事，又验证了这句古话所反映的哲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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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4）/全国全面夺权（18）
　　
　　【接前】1967年2月中旬发生的高层干部集体抵抗文革的“二月逆流”，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谈到“二月逆流”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引发这场“逆流”的背景。这里先回顾一下1967年1月以来发生的大事。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联合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吹响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号角，全国全面夺权运动从此开始，真正的天下大乱也是从此开始。
　　1月4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同一天，陈伯达和江青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因为陶铸是当时中央排名第四位大人物，所以打倒陶铸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震动。其实陶铸并不是在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12月就靠边站了。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群众中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发生在1月4日。但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在1966年12月中央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毛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在1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用严厉的口吻批判陶铸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追认了陈伯达和江青在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可是到2月10日，毛泽东的说法又变了，他在这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未经中央同意就公开宣布打倒陶铸。毛泽东说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毛泽东又说江青：【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
　　毛泽东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评，成为直接引发“二月逆流”的导火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详细说明。
　　1月6日，上海夺权成功，这是文革中唯一符合毛泽东意愿的夺权样板。
　　1月11日，新全军文革小组成立，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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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5）/全国全面夺权（19）
　　
　　【接前】1月13日，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这次他们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同一天，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解放军报》报社贴出大字报，夺了《解放军报》的权。也是在同一天，中央发布了《公安六条》。
　　《公安六条》是上海夺权之后，毛泽东匆匆要求中央紧急发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因为毛泽东知道，一旦“夺权”这个口子放开了，什么人都可以起来夺权。如果左派也可以夺权，右派也可以夺权，甚至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也可以起来夺权，那么就真的天下大乱了。所以，毛泽东要对“夺权”加一些限制，鼓励左派夺权，制止右派夺权。但这样的限制又不能太多，太多了群众就会被束缚住，不敢起来夺权了。因此，《公安六条》是一个对“夺权”进行最低限度限制的文件，一方面它试图保障造反的群众不受公安机关的镇压，另一方又试图利用公安机关帮助左派夺权。
　　《公安六条》有两条是关键，第一个关键是第二条：【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有人说这一条是毛泽东专门为了保护自己制定的条款，这是完全误解毛泽东了。如果毛泽东真的害怕有人攻击他，那么他就不会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了。其实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条款，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另有所图。
　　以前中共发出的公安机关文件中，都有禁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谁要是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就是反革命，公安机关就要予以镇压。可是在《公安六条》中，破天荒地删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款，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也是无罪的，仅仅除了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言论之外，什么言论都无罪。
　　毛泽东之所以要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条款，是因为他号召的“夺权”，就是向各地的党委夺权。而向党委夺权，这是赤裸裸的“反党”行为。如果反党有罪的话，那么向党委夺权，就是有罪了，谁还敢向党委夺权呢？“反社会主义”更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很容易给人扣上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帽子。1957年反右的时候，右派们被扣的帽子就是因为发表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而不是因为反毛泽东的言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6）/全国全面夺权（20）
　　
　　【接前】这次毛泽东删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防止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用“反动言论”的大帽子来压制群众。现在毛泽东把“反动言论”压缩到最小范围，只要不攻击泽东和林彪的言论，都不是反动言论。《公安六条》的第二条，其实是限制了公安机关的抓人理由，鼓励造反群众敢于说话，敢于夺权。
　　不过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条把他和林彪并列起来，反林彪就是反革命，使得形成林彪的尾大不掉之势，连毛泽东本人想要反对林彪也很困难了。
　　《公安六条》的第二个关键是第三条：【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严禁武斗。凡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殴打和拘留革命群众的，都是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办。】
　　这个条款的本意，毛泽东是希望保证造反派，也就是“左派”能够夺到权，同时制止保守派也来夺权。《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保护左派群众组织，对袭击左派的右派组织，要依法“查办”。可是这个条款的模糊程度很大，谁是左派？左派的定义是什么？谁也无法具体说清楚。这样很多掌握公检法大权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不支持自己的群众组织，定义为右派组织，顺理成章地利用《公安六条》对这些群众组织“依法查办”。
　　这样一来，就使毛泽东本意想要保护的左派造反组织，反而被镇压；而毛泽东想要镇压的右派保守组织，反而被保护，这就使《公安六条》走向了毛泽东所希望的反面。事实上，《公安六条》更多地被保守派当作打击造反派的工具，所以《公安六条》成为毛泽东的一个大败笔。
　　
　　1月16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问周恩来：【夺权怎么样？】
　　周恩来说：【夺权有五种形式。当权派的干部：第一种是黑帮，第二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种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四种是有严重错误，第五种是有个别一般性的错误，第五种人数较多。】
　　周恩来这么细致地把当权派分为五种，是试图把毛泽东的夺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把大部分干部划分为“一般性的错误”，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倒他们的口实。因为周恩来的划分很有道理，毛泽东当时也找不出理由反驳，只好同意了周恩来的说法。【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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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7）/全国全面夺权（21）
　　
　　【接前】不过很快毛泽东发现周恩来的干部五种划分，实际上成为保护老干部的口实，成为夺权的障碍，于是毛泽东在1月27日发出指示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属于这两种的干部，能不能夺权？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了权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权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打破了周恩来用区别干部性质来减缓夺权的企图，使夺权运动进一步加剧。
　　1月19日，叶剑英等人大闹京西宾馆，军队老干部们抵制在军队里夺权。
　　1月20日，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毛泽东不得不暂停在军队中搞夺权。
　　1月21日，毛泽东批示说：【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的批示，是要求林彪主持的军队，出来支持他的左派群众，不能再持中立态度“不介入”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其实是逼林彪站出来“支持左派”，也就是“支左”，支持他搞文革。
　　1月23日，林彪接受毛泽东的“支左”要求，发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支左决定》主要有四条：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防空洞。】
　　林彪虽然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发出军队“支左”的决定。但林彪却在发出这个命令之后，就又不管了。谁是“革命左派”，谁是“反对左派的反革命组织”，林彪一概不做具体的指示。林彪的撒手不管，就使支左的军队干部们，只好自己去判断谁是“革命左派”。军队干部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意支持乱冲乱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倾向于比较温和的保守派群众组织。这样一来，支左干部们就根据自己的判断，保守的群众组织划分为“革命左派”，支持起保守派来。
　　毛泽东希望军队出来“支左”的本意，是希望军队出面支持“造反的左派”，而事实上大部分军队干部没有“支左”，反而支持了“保守的右派”，这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他在半年后的1967年8月，不得不叹息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
　　毛泽东为了配套这场全国全面的夺权运动，发出了两个大动作《公安六条》和《支左决定》。但这两个动作，都走向了毛泽东预想的反面，不但没有起到帮助夺权的作用，反而起了阻碍夺权的作用，这可以说又是毛泽东的两个大败笔。“二月逆流”就是老干部们看到毛泽东的这两个大败笔之后，发起的一次抵制文革的高潮。【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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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8）/全国全面夺权（22）
　　
　　【接前】自从毛泽东1935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党内斗争、党外战争、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革命，但每次革命都是革别人的命。可是到了1967年2月，毛泽东身不由己地感到，这次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立志掀起一场大革命，不惜与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也要阻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奋斗了一年，经过很多挫折，终于在1966年8月打倒了刘少奇，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取得了文革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可是毛泽东也明白，文革的决战还没有开始，第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等于决战的胜利，1967年1月，毛泽东终于发起了文革的决战，向几乎所有的当权派老干部进行夺权。
　　这场文革决战，在第一个月势头还比较好，特别是上海的夺权，搞得很成功。但当决战进入第二个月，也就是1967年2月的时候，毛泽东发起的夺权战役的进攻势头，骤然减缓下来，毛泽东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第一个原因是红卫兵与造反派，并没有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听话，只是一味地乱冲乱打，使夺权战役变成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毛泽东越来越失去对这场战役的控制能力。
　　第二个原因是周恩来采用的“顺势引导”战术很难对付。毛泽东发起一股革命洪流要淹没周恩来的地盘，周恩来并没有筑一道堤坝来挡住毛泽东的洪水，而是巧妙地修一条渠，把毛泽东的洪水回灌到毛泽东自己的地盘里去，搞得毛泽东非常棘手。毛泽东发起的革命洪流，却反过来淹了自己的地，自己发起的革命，却反过来革到自己头上，这是毛泽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第一次遇到如此被动的境地。
　　第三个原因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完全靠听汇报，掌握不到第一手的真实情况。在建国以前，毛泽东一直是自己在第一线亲自指挥，了解第一手的真实情况，掌握时局的最新动向，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而建国以后，毛泽东一来因为身体的原因，二来也是有点骄傲起来，他不再亲临一线亲自指挥了，而在二线听别人的汇报，间接地指挥。
　　文革以后，毛泽东的主要情报来自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但江青等人为了夸大自己的功绩，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把文革的形势说得很好，从而导致毛泽东做出很多不符合形势发展的错误决定。相反，周恩来始终在第一线亲自指挥，能够及时了解真正的时局发展形势，所以周恩来做出的错误决定较少。高手相争，往往是犯错误少的一方取胜。毛泽东的很多误判，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糊涂，而是被错误的情报引入歧途。
　　
　　最让毛泽东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是军队的背离。毛泽东在1935年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不胜原因的背后，是军队始终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59年打倒彭德怀的时候，1966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军队都绝对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对于毛泽东来说，军队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到非常关键的时刻，是不会轻易动用的。毛泽东在过去的多次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没有动用过军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89）/全国全面夺权（23）
　　
　　【接前】可是到了1967年，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了。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毛泽东首次动用军队来介入政治斗争。毛泽东本以为军队依旧是绝对站在他这一边，以为军队这张王牌打出去，马上就会扭转局面。
　　可是结果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派出去“支左”的干部，大部分人并没有怀着保卫毛泽东的忠诚，去支持毛泽东的左派造反派，反而去支持毛泽东对立面的右派保守派。毛泽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这也就是说，军内支持毛泽东的高级干部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毛泽东在军内的支持率，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只有四分之一的支持率，这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水平。因此，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失败的问题，做出最坏的打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卡博和巴卢库等人时，做了一次朋友式的谈话，毛泽东比较详细地讲了一些自己的心事和心情。毛泽东喜欢跟外国人谈自己的心事，是因为在七亿中国人当中，毛泽东已经没有朋友了，中国人全都是毛泽东的部下。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泽东开口就是指示，他自己也不敢随便讲话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把外国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来谈谈心事。
　　
　　毛泽东在2月3日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对理解毛泽东的心事十分重要，这里多摘录一些。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见。
　　毛泽东先说：【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
　　这里毛泽东承认中国的天下大乱，是自己没有搞好。毛泽东自己对自己也不满意，自嘲说自己“不大行”。
　　毛泽东接着说：【去年五月我就讲，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谈到“失败”问题，他不仅预感到文革有可能失败，而且还把失败优先考虑，让自己不要轻敌。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自己很有可能失败，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即使是在井冈山那么艰险的环境，毛泽东还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可是这次，毛泽东第一次失去了必胜的信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0）/全国全面夺权（24）
　　
　　【接前】毛泽东又说：【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吗？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讲，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什么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毛泽东谦虚地说，自己也是人，自己也会犯错误，这同时也是对林彪吹捧他“天才论”和“一句顶一万句”的否定。
　　毛泽东继续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我保留一个Teacher（教员），我就是个小学教员嘛，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
　　毛泽东这里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评，特别指出“不高兴”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这其实是对林彪间接地表示不满。毛泽东知道，他这次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林彪那里，他就是想让林彪知道，他对林彪不满意。的确，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军队中的支持率降到这么低，与林彪没有全力支持他，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转个话题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七千人大会，那时候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他搞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以前也多次说过，他认为不搞文革，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专政”，这是搞文革的必要性。毛泽东同时认为，只有用文革这种方式，才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不是正确，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毛泽东试图发动群众来解决政治体制的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观点是精英政治，认为平头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参政的。
　　卡博吹捧毛泽东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接受他的吹捧，说：【现在只能讲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巨大的胜利，但现在还不能断定。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
　　卡博和巴卢库说：【不搞斗争是不成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说：【就是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选举，我是不大相信的。中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两个四个就一万多，哪有这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1）》*****　　

吕国宾龙坪山熊

就在1967年1月的一个月里，接连发生了四起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死亡；1月21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亡；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亡

到1967年1月之后，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发现现在夺权的苗头，不仅是威胁到高官们的政治生命，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肉体生命，周恩来觉得自己不能不管了。1月22日张霖之被造反派打死之后，周恩来自责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那时老干部们把周恩来当作保护他们的参天大树，所以周恩来感到没有保护好张霖之，是自己的失职。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接见造反派大会上提到张霖之的死，他说：【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被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啊！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
　　周恩来这些话，一半是对造反派说的，另一半也是对毛泽东说的，因为周恩来知道他的所有公开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的那里。周恩来说的“可以把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提出的质问和抗议，非常强烈的质问和抗议。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1）/全国全面夺权（25）
　　
　　【接前】毛泽东这里说了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中国人的性格是爱斗争，第二个问题是毛泽东不相信选举，这也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思想根源，说明他为什么要用文革的方式，而不是用选举的方式来揭发中国的黑暗面。
　　毛泽东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三月、四月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嘛，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毛泽东这段话，先说“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结果，1967年2月到4月的这三个月，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之后毛泽东再次提到失败的话题，说他已经做好了被打败的准备，并认为打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他被打败，将来也会有人接过来继续战斗的。
　　毛泽东这次对外国朋友的谈话，多次谈到失败的话题，有一些悲观的气氛。但这种悲观，相反是表示毛泽东的一种决心。一个人认为这件事自己肯定会成功，他去做这件事没什么稀奇；可是一个人在知道这件事自己很可能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坚决去做这件事，这就叫“豁出去了”，不成功便成仁。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多次谈到失败，也是表示自己豁出去了，即使是失败，也要把文革搞下去。
　　毛泽东最后说：【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是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毛泽东这段话，说明他搞革命依靠的力量，不是什么有声望的大人物，而是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也就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依靠群众是毛泽东一贯主张，他从来不相信什么大人物，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主要依靠对象，都是蒯大富这样的小人物，他认为小人物终究会战胜大人物。
　　
　　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并不低于毛泽东，可是周恩来做事过于谨慎，有点像诸葛亮的性格，不敢轻易“豁出去”，这样一来，周恩来在毛泽东豁出去的时候，往往就会退让，这也是周恩来被人们说“软弱”的原因。毛泽东当然深知周恩来的性格，他这次对外国朋友讲话的时候，周恩来也在场，毛泽东的这些话，同时也是讲给周恩来听的，他要告诉周恩来：“我已经豁出了”，这就在心理上给周恩来一个压力。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就在他这次讲话之后的两个星期，就出现党内高官集体反对毛泽东的“二月逆流”。按照一般的情况，如果党内的高官联合起来反对领导人，那么领导人是非下台不可的。苏联的赫鲁晓夫，就是遭到党内高官的集体反对而被迫下台的。因此，“二月逆流”是对毛泽东的一次严峻考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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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2）/全国全面夺权（26）
　　
　　【接前】中共是一个按照苏联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模式，也叫领袖独裁制，它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领导人有独裁一切的大权；第二是领导人终身任职，但不能世袭；第三是继任领导人由政治局推选产生，而不是由前任领导人指定。苏共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的七位领导人，都没有指定过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基本上继承了苏共体制，但在继任领导人方面做出了修改，毛泽东指定自己的继任接班人，这点与苏共不一样。
　　苏共除了上述三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例外规定，就是政治局有罢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如果政治局的多数赞成罢免最高领导人，就可以罢免在任的领导人，重新推举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被罢免的。
　　中共也沿用了苏共的例外规定，政治局会议可以罢免最高领导人。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陈独秀，1935年“遵义会议”上罢免了最高领导人博古（秦邦宪），都是沿用这个例外规定。毛泽东本人也是这个例外规定的受益者，他在罢免了博古之后，成为中共领导人。另外，1980年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被迫辞职，也属于这个例外规定。
　　这个罢免领导人的例外规定，对苏共或中共领导人来说，都是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遭到罢免。因此中共领导人要想坐住一把手的位置，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政治局中的支持占据多数，（二）军方的支持。这两个必要条件一旦失去，领导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毛泽东几十年来稳坐中共一把手，也是因为他始终掌握着这两个必要条件。可是到1967年2月，毛泽东失去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他在政治局里的支持已成为少数，在军队中的支持也成为少数，按照常理来说，毛泽东的一把手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因此毛泽东遭遇到高官们集体反对他的“二月逆流”，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稍微处理不好，就要向赫鲁晓夫那样被罢免下台了。
　　
　　1967年2月，各方面的形势对毛泽东都不太有利，他遇到四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来自林彪军队系统的抵制；第二个危机是来自周恩来政府系统的抵制，第三个危机是造反派遭到重大打击，第四个危机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出现内讧。
　　毛泽东遇到的第一个危机是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抵制。毛泽东要求军队出来“支左”，林彪也提出一个“反要求”：现在军队太乱，必须稳定军队。1967年1月26日，林彪代表中央军委，亲自口述起草了一个文件《军委八条》。据徐向前回忆说，《军委八条》得到毛泽东批准后，林彪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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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3）/全国全面夺权（27）
　　
　　【接前】《军委八条》的主要内容是：（一）坚决支持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组织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不准抓人，不准抄家，不准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三）军队系统的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出去串联，已经串联的要迅速回来；（四）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委八条》中的内容，除了第一条，其他都是阻止在军队里搞文革的，如果真的按照《军委八条》认真实施下去，军队中的文革就要偃旗息鼓了。因此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后，林彪高兴地喊出“万万岁！”。当然毛泽东的本意，肯定是不赞成林彪搞的《军委八条》。但为了让林彪和军队出来“支左”，毛泽东不得已做出暂时的让步。
　　尽管毛泽东在《军委八条》上做出了让步，军队高官们还是不太满意。1967年2月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叶剑英说：【《军委八条》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他们把“不成立战斗队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队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
　　为了进一步稳定军队，叶剑英和聂荣臻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七项规定》。《七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军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二）军事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三）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革命战斗队组织。
　　2月10日，毛泽东同意了《七项规定》，叶剑英高兴地说：“本来《军委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一个《七条规定》，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毛泽东遇到的第二个危机是周恩来为首的政府高官的抵制。周恩来的抵制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行动上的抵制，第二方面是理论上的抵制。1967年2月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自2月8日起停止大串联（包括步行大串联），来北京的红卫兵的食宿不再免费，学生一律回学校搞革命。当时的火车票和住宿费，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很昂贵的，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到北京来串联，一来是因为免费乘车，二来是因为免费吃住。现在国务院停止了免费乘车和免费吃住，大串联活动也就自然偃旗息鼓了。
　　大串联活动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北京与各地方之间迅速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现在有了互联网和手机，某处发生的事情，马上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传遍全国。而当时中国的通讯还不发达，互联网手机之类的东西当然是没有的，电报和长途电话都非常昂贵，一般人用不起，邮递信件很慢，而且文字资料缺乏生动感。当时最快和最生动地传递信息的办法，就是直接靠人员进行串联。【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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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4）/全国全面夺权（28）
　　
　　【接前】串联的第一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把各地搞文革的真实情况传达到北京，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了解掌握各地文革的真实情况的重要渠道。因为地方政府上报的文件材料，往往会隐瞒很多真实的情况。串联的第二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之后，在各地讲述北京搞文革的最新形势和动向，刺激和推动各地的文革发展。停止了串联，对文革来说，显然是失去了一个利器。
　　周恩来在行动上抵制文革的同时，还在理论上巧妙地反驳或有意误导毛泽东的文革理论。1967年2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它是一篇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写的非常重要的文章，阐述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核心观点。该文说：【党内走资派盘踞的一些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不能采用改良主义，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
　　毛泽东这里用非常激烈的言辞提出三个观点，第一，“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刘少奇盘踞的文化部门，如中宣部、文化部等早就被打倒的了，所以这里说的“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显然是指周恩来盘踞的政府部门；
　　第二，对这些被走资派盘踞单位的处理，“不能改良，必须彻底打倒。”也就是说，这些单位的机构和领导人，不存在改组余地，必须彻底打倒；
　　第三，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当时“敌我矛盾”是非常重的话，一旦定性为“敌我矛盾”，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毛泽东把文革的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这就是说，他号召人们把当权派的老干部们当成敌人来对待。
　　周恩来没有掌握宣传工具，他只能在接见各种群众组织时，巧妙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比如周恩来说：【夺权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里没有说，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要在脑子里夺“私”字的权。】
　　周恩来把毛泽东要搞的夺权，解释为“对自己思想中‘私’字进行夺权”，这显然有意误导毛泽东的夺权理论。
　　周恩来又说：【现在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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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5）/全国全面夺权（29）
　　
　　【接前】毛泽东提出要把走资派盘踞的部门“彻底打碎”，周恩来却指出“彻底打碎”式的夺权是“发生了偏差”。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夺权理论，他指出造反派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不能夺。周恩来的夺权理论其实不是夺权，而只是一种改良，否定了毛泽东“彻底打碎”的观点。
　　周恩来出于敏感的身份，不能说太过火的话，而叶剑英则把周恩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接说了出来。2月6日，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但在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被他们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者其它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几乎是明着跟毛泽东唱反调，他说“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完全不同”，这里的“某些人”，指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红旗》社论中亮出自己的观点：“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叶剑英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观点，这等于就是否认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意义。因为叶剑英的这些话，代表了一大批军队干部的想法，毛泽东批叶剑英的话，就要得罪一大批军队干部。现在毛泽东处于危机四起的时候，还不能直接触动军队，所以他对叶剑英的讲话没有做出反应。
　　
　　周恩来看到林彪迫使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之后，受到鼓舞，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旨在抵制文革的建议。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提议说：【今后每星期一、三、五，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今后每星期二、四、六，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主，副总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讨论党政业务问题。】
　　当时中央有两套班子，一个是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负责文革的问题；另一个是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负责一般党政业务。现在周恩来提出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用一半的时间搞文革，另一半的时间帮助国务院搞党政业务，这样就大幅度地分散了文革小组搞文革的精力。毛泽东要全力以赴搞文革，周恩来却要把搞文革的时间减少一半，对文革大泼冷水。2月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建议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毛泽东对周恩来没有退让，把这个建议顶了回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7）/全国全面夺权（31）
　　
　　【接前】在1966年7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想重用陶铸，让陶铸任文革小组顾问，并让陶铸的亲信王任重担任文革小组副组长。陶铸自持自己在党内地位高于陈伯达和江青，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傲慢，而且还试图亲自领导文革小组，这使得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都一致反对陶铸派，想把陶铸派排挤出文革小组，从而形成了文革小组内部的内讧。
　　毛泽东对陶铸失望以后，批评了陶铸，让陶铸靠边站了，但还没有打倒陶铸。江青和陈伯达都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他没有打倒陶铸，只是把陶铸冷藏起来，这就说不定哪天又会启用陶铸。被毛泽东冷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启用的干部也为数不少。因此，江青和陈伯达把陶铸视为威胁到他们掌控文革小组的隐患，所以他们想尽早除掉这个隐患。
　　1967 年1月4 日，在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突然公开宣布打倒陶铸。这样一来就把“打倒陶铸”的生米煮成熟饭，使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打倒陶铸。陈伯达在讲话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他是文化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
　　江青插话说：【他独断专行！】
　　陈伯达接着说：【陶铸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自从陶铸接管了新华社，他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
　　听到这里群众大笑。陈伯达继续说：【陶铸这么凑，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硬凑在一起，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性质？】
　　群众说：【反党！】
　　陈伯达接着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群众觉悟得很快，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群众高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马上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数千红卫兵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很快北京街头出现大量传单、大字报、大标语，标题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一次讲话，就使“打倒陶铸”变成了既成事实。【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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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8）/全国全面夺权（32）
　　
　　【接前】1966年5月的中央会议上，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旧文革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革小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将由康生出任组长，因为康生不但有比较强的领导能力，而且原来就是旧文革小组的成员。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陈伯达当了组长，康生只是顾问。
　　虽说陈伯达在党内的资格也算是比较老的，他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时候，与康生是同学。不过陈伯达的从政能力，大大不如康生，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一直低于康生，只是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首次排名在康生之前。
　　当时人们给陈伯达的绰号是“老夫子”，意思是说他做事“迂腐”，书生气太重，不太懂政治权术。陈伯达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从政能力不行，基本上是一个书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当文革小组的组长。
　　据陈伯达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周总理和我谈过几次，要我当新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肯当，我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就是文革五人小组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我推辞几次，最后总理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总理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同意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我又向毛泽东提出：“我是个书生，当不了组长。”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我没有办法，只好当了。】
　　让一个不太懂政治权术的书生陈伯达当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毛泽东也知道陈伯达的行政领导能力不行，但毛泽东的寓意是让江青来主管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资历太低，直接让江青当组长肯定不行，所以毛泽东专门安排陈伯达这么一个不称职的组长，于是副组长的江青就可以掌握实权了。如果让康生当组长的话，江青肯定是对付不了康生的，所以毛泽东不能让康生当组长。
　　既然毛泽东让陈伯达当了组长，就不能再让康生当副组长或组员。尽管目前陈伯达在党内的排名高于康生，但过去陈伯达长期以来都是接受康生领导的，现在如果反过来让康生接受陈伯达的领导，这样就太让康生没面子了，所以毛泽东就安排康生当文革小组的顾问。因为顾问是不属于组长领导之下的，这样既使康生在文革小组中继续工作，又保全了康生的面子。
　　可是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出现多头领导的局面。虽然陈伯达是组长，当顾问的康生他是领导不了的，江青这个副组长他更领导不了，江青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陈伯达在重大的事情上，都要听江青的。陈伯达也自嘲说：“我只是个刘盆子。”所谓刘盆子，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军，让一个据说是刘邦后裔的放牛娃刘盆子当傀儡皇帝。
　　陈伯达已经有江青和康生两个“婆婆”了，后来又来了一个顾问陶铸，又是陈伯达领导不了的。原本毛泽东给陈伯达的党内排名是第四位，陈伯达主动去找毛泽东推辞，于是毛泽东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陈伯达原以为毛泽东会把康生提到自己之前，这样陈伯达还是服气的，但没想到毛泽东把陶铸一下子提拔得这么高，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这样陈伯达就有些不服气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9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0）/全国全面夺权（34）
　　
　　【接前】毛泽东这次对陈伯达的批评，应该说过火了。陈伯达内心里尽管也高兴看到陶铸被打倒，但打倒陶铸这种重大的事情，他毕竟不敢做主，陈伯达的那些讲话是江青让他讲的。陈伯达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江青背着毛泽东“假传圣旨”，他还以为江青说的就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才跳出来充当打倒陶铸的先锋。
　　等到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陈伯达才明白“打倒陶铸”原来是江青的“假传圣旨”，上了江青的当。但是这种事情，他又不好当着毛泽东的面来揭发江青，只好忍了下来。然而江青在这个时候，不但不为陈伯达辩解，反而把责任全都推到陈伯达身上，于是就让陈伯达大为恼怒，他在会后声称：“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自杀。”
　　这件事毛泽东也被江青“蒙蔽”了，他也不知道陈伯达的“打倒陶铸”讲话，是因为听信了江青的假传圣旨。再加上江青私下里向毛泽东讲了不少陈伯达的“坏话”，使毛泽东误以为陈伯达是出于对陶铸的嫉妒和排挤的“私心”，主动擅自“打倒陶铸”，从而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因此让毛泽东大为恼火。当然，毛泽东这样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按照常理，推测陈伯达有这种“私心”的动机，也是合情合理的。
　　陈伯达感到自己被毛泽东冤枉了，被江青骗了，所以吵吵嚷嚷地声称要自杀。其实陈伯达并非真的想要自杀，如果真想自杀的话，就不会对别人说了。陈伯达是想通过“自杀”这件事，让毛泽东注意到他是被冤枉的。
　　据王力回忆说：【陈伯达先是单独对我说他要自杀，我说：“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
　　陈伯达说：“打倒陶铸会上的发言，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
　　陈伯达说：“我那时没有办法，不讲不行。”
　　我说：“你要向总理把事情谈清楚。”
　　陈伯达打电话，要到总理那里去谈，总理说：“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
　　总理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话后，他才不自杀了。】
　　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很会团结人的，他看到这是一个团结陈伯达的好机会，于是亲自屈尊，主动到陈伯达那里去听他谈话，让陈伯达大为感动。陈伯达回忆说：【我很感谢总理的关心，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后来陈伯达又找康生和关峰谈了他要自杀之事，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
　　关锋劝告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这才憋住了气。】【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1）/全国全面夺权（35）
　　
　　【接前】由此可见，王力、关锋、康生等人，都知道陈伯达是被江青冤枉了，但也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他们这些人都不愿意为了陈伯达，而去得罪江青。
　　这就像毛泽东经常说的“一分为二”那样，凡事有优点，就同时会有缺点。毛泽东重用江青，有不少优点，但也有不少缺点，这里就表现出毛泽东任用江青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没有人敢说江青的坏话，这样毛泽东对江青的情况就缺乏正确客观的了解，使他容易被江青所“蒙蔽”，更使他因为江青犯了不少错误。这次毛泽东错误地冤枉批评了陈伯达，也是因为江青而犯的一次错误。
　　
　　毛泽东希望文革小组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组织，最不希望看到文革小组中间出现相互争权夺利的内讧。陈伯达和江青不向毛泽东请示，擅自打倒陶铸，被毛泽东认为是相互争权夺利的内讧，所以他严肃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要把这个作为一个警告，希望他们下次不再犯争权夺利的内讧错误。毛泽东的性格是：批评一个人，是对这个人还有希望，对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因为他对陈伯达还有希望，希望陈伯达今后不再犯争权夺利的内讧错误。
　　但毛泽东自己不知道，他这次是冤枉了陈伯达。陈伯达本来是不想当文革小组组长的，是毛泽东硬要让他当的，所以毛泽东说陈伯达“投机”，让陈伯达感到非常冤枉，这就使陈伯达对毛泽东的忠心，无形中消退了很多。同样，毛泽东的这个批评，又造成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相互不满，文革小组更加不团结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内讧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本想消除文革小组中的内讧，可结果反而加大了文革小组中的内讧，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
　　陈伯达大肆宣扬了一阵“自杀”，希望毛泽东能注意到和了解到他的冤枉。可是因为没有人敢得罪江青，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陈伯达的冤情，所以毛泽东也没有做出任何安抚陈伯达的事情。这样一来，陈伯达对毛泽东就离心离德了。在毛泽东批评陈伯达6天之后的2月16日的“二月逆流”会议上，陈伯达没有发言，没有支持毛泽东，这是陈伯达第一次没有支持毛泽东。
　　据王力回忆：【主席在2月10日的常委会上，最后说：“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主席还讲：“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虽然主席说不准谈，但是办不到。叶剑英就跟老帅们讲了，李富春就跟副总理们讲了，这样“二月逆流”的火就点起来了。】
　　王力之所以说“二月逆流”的火是毛泽东点起来的，是因为毛泽东以前从来没有批评过文革小组，更没有批评过江青。毛泽东的这次批评，让众多高官们产生一种感觉，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已经搞不下去了，所以他们要趁热打铁，一齐行动起来，把彻底熄灭毛泽东的文革之火。因此，在毛泽东批评江青和陈伯达的六天之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