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2）/全国全面夺权（36）
　　
　　【接前】不少人把文革中发生的“二月逆流”,认为是1967年2月16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其实“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事件，还包括“大闹怀仁堂”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还有不少人以为，“大闹怀仁堂”是一些老干部一时冲动爆发的偶然事件，不是有预谋的行动。其实不然，“大闹怀仁堂”应该说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是“大闹怀仁堂”头号干将，他在“大闹怀仁堂”之后被批斗，靠边站了，不过在林彪事件后复出，1975年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83年逝世。谭震林本人后来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那时，我只能同陈毅、李先念等几位老战友，凑在李富春家里进行议论。我与李富春等老同志在议论中得出结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要把党搞乱，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乱，要在乱中夺权。我们担心，这伙人先搞刘少奇，再搞下去，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
　　【在1967年初，所谓“二月逆流”之前，我对李富春、李先念说：“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多年了，现在毛主席的思想走的太快了，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我这个话，后来索性说给毛泽东本人听了。】
　　
　　谭震林这里说出两句关键的话，第一句是“我们担心，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都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是周恩来派系的人，他们担心文革要搞到周恩来头上，所以他们要跳出来，力保周恩来。
　　这些人发起“二月逆流”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在谭震林这些人看来，只要周恩来在位，他们就不要紧，一旦周恩来倒台了，他们这些周恩来派系的人，也要跟着完蛋。刘少奇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刘少奇倒台后，他手下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都被打倒进了监狱。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他们这些人也要豁出去力保周恩来。
　　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这句话的意义非常重要，它联系到中国文化的底蕴。
　　汉语中有个字“谏”，字典上的意思是“规劝君主，使其改正错误”，这个字的含义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大臣是不能反对皇帝本人的，但可以反对皇帝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大臣发觉皇帝正在做错事的时候，可以给皇帝提意见，督促他改正错误，这就是所谓的“进谏”。进谏是一种“善意的反对”，它只是反对皇帝做的事情，并不反对皇帝这个人，更不是要赶皇帝下台。与“进谏”相反的是“逆反”，也就是“恶意的反对”，它是反对皇帝这个人，要赶皇帝下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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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3）/全国全面夺权（37）
　　
　　【接前】如果皇帝不听大臣的“进谏”，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中国传统文化的答案是：不怕冒犯皇帝，不怕杀头，继续冒死给皇帝进谏，这就是中国传统中非常被称赞的“忠臣”形象。前面谈到的《海瑞罢官》中的明朝大臣海瑞，就是一个冒死进谏的忠臣的典型。海瑞虽然不留情面地给皇帝提意见，甚至骂皇帝，但他还是忠于皇帝的，并不想让皇帝下台，在皇帝死的时候，他还悲痛地死去活来，几天不吃饭。
　　如果大臣继续冒死进谏，皇帝还是不听，还是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这时中国传统文化就无解了，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在外国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总统犯了错误，议会有权提出议案“弹劾”总统，直接罢免总统，换新的总统。外国人反对总统，就是要让总统下台，他们不会搞“既要忠于总统本人，又要反对总统做的事”这种复杂的政治行动。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袖，他当然也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他搞文革，但这些人“反对”的动机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善意的反对”，也就是只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不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善意反对”就是古人说的“进谏”；另一种是“恶意的反对”,也就是不仅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同时也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恶意的反对”就是古人说的“逆反”。
　　毛泽东认为林彪反对他搞文革，是进谏式的“善意的反对”，因此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高兴，但还可以容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反对他搞文革，是逆反式的“恶意的反对”，他就不能容忍刘少奇了。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反对他搞文革，有一半是善意，一半是恶意，以善意为主。
　　因此，毛泽东在遇到部下反对他时，总要先思考：这个反对是进谏式的善意反对？还是逆反式的恶意反对？毛泽东处理这两种“反对”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一些人强烈顶撞了毛泽东之后，还能继续得到毛泽东的重用，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进谏；相反一些人只是少许说了一点不赞成的话，马上就被毛泽东疏远甚至打倒，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恶意的逆反。不过很多情况下，很难判定一个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毛泽东本人也经常有判断错误的情况。
　　我们转回来说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这句话已经不是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而是说“不跟”毛泽东这个人了，也就是公然宣布反对毛泽东这个人了。因此毛泽东认为谭震林是“恶意的反对”，他原谅了陈毅等人，但始终没有原谅谭震林。后来谭震林之所以能够复出，全是周恩来的作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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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4）/全国全面夺权（38）
　　
　　【接前】《谭震林传》中这样记载：【1967年2月10日，谭震林从李富春那里听到，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不过毛泽东又规定，对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谭震林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一起商议，一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言行，并不代表毛泽东，许多事情是这伙人背着毛泽东干的，应该同他们进行斗争。
　　陈毅对谭震林说：“老板，你没有包袱，非你说话不可了。”
　　谭震林说：“该我放炮了，非把他们轰倒不可。”】
　　由《谭震林传》的记述可见，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李富春，违反毛泽东“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的指示，不仅告诉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还与他们大谈特谈这件事。他们从江青擅自“打倒陶铸”这件事推论：江青做的一些事，毛泽东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趁着毛泽东对江青发怒的机会，先把江青打倒。只要打倒了江青，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左右手，这是浇灭毛泽东文革之火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后来谭震林等人的放炮，主要是冲着江青去的，他们要趁热打铁，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候，打倒江青，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让谭震林出来说话，谭震林也答应出来“放炮”。陈毅为什么说谭震林“没有包袱”呢？因为那时陈毅、李先念等人都遭到批斗，而谭震林在不久前遭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谭震林作为副总理，负责农林口。在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中，他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负责的农林口文革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看到谭震林的信后，在1月30日给林彪和周恩来批示说：【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批示中说了赞扬谭震林的话，表示对谭震林信任，因此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由被毛泽东信任的谭震林出来说江青的“坏话”，容易被毛泽东接受。
　　《谭震林传》还说：【谭震林说起话来容易“放炮”，说过许多出格的话，他说：“我看他们下一步要搞总理，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那几个秀才乱搞，他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乱了以后才能夺权。应该找林彪同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谭震林的这些话，得到了老同志们的赞同，他们的感受和认识是一致的，这为他们在怀仁堂的抗争，作了准备。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据点”。】
　　从《谭震林传》可以看出，在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谭震林等人进行过一番商议，他们是准备好了去“放炮”的，并不是偶然的一时发怒。【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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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5）/全国全面夺权（39）
　　
　　【接前】1967年2月14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这次会上老帅们“小闹怀仁堂”，这是两天后“大闹怀仁堂”的前奏。这次会江青没有去，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参加会议。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
　　陈伯达的话就像点燃了一枚炸弹，老帅们劈头盖脸地向陈伯达开炮起来。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聂荣臻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徐向前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还要不要军队啦？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在1967年1月还是支持中央文革的。但在邱会作事件上，徐向前冒着得罪军队干部的风险，为中央文革小组出力，可是却落得一个两头不讨好，特别是江青也对徐向前不满，甚至向林彪提出要撤换徐向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位，被林彪顶住了。这样一来，到1967年2月，徐向前就完全站到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上去了。
　　
　　还有一份不能核实真伪的资料，对这次会议有更详细的描述，这里摘录如下：【1967年2月14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风暴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是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这些人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虽说上述这份资料的真伪还不能判断，但2月14日的怀仁堂会议，无疑是一次斗争非常激烈的会议，是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预演。2月16日发生“大闹怀仁堂”，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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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6）/全国全面夺权（40）
　　
　　【接前】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余秋里，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碰头会的惯例是参会人围坐于一个长条形的会议桌，桌子首端是主持人的席位，桌子两侧是参会人的席位。参会人按照党内排名的顺序，坐在长条桌的两侧，职位越高的人离主持人越近，职位越低的人离主持人越远。这天周恩来是主持人，坐在主持人的席位上，在周恩来右手边，依次是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的席位，这个顺序就是党内的排名顺序；在周恩来左手边，依次是谢富治、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个顺序也是党内的排名顺序。
　　陈伯达的座位，本来在周恩来右手边的第一个座位，可是陈伯达刚刚受到毛泽东的批判，不敢再坐这个首席位置，于是就在后边桌角的座位上坐下。按照惯例，犯了错误的干部，开会时就不能再坐在原来地位的位置上，要坐到后面去，听候处分结果。比如刘少奇以前在中央会议上都是坐在首位的，犯了错误之后，刘少奇就只能坐在后面桌角的座位上，这也是对犯了错误干部的一种间接处分。
　　周恩来看到陈伯达坐到后面的桌角，就叫他回来坐到原来的座位上，因为开会时的座位位置，同时也代表着在党内的位置。周恩来让陈伯达坐回到原位，就等于是肯定了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没有变化。前面说过，周恩来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要把陈伯达团结过来，因此对陈伯达表现出很友善的态度。
　　这次会上，周恩来派系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在这次会上“放炮”。这个“放炮”，有“一明一暗”两个目标。“暗的目标”，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让毛泽东知道，如果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的话，他们这些人就要造反了；“明的目标”，是要打倒江青。他们从“打倒陶铸”事件中看到，江青做的一些事情，是背着毛泽东做的，毛泽东对江青也开始不满意了。所以他们试图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机，趁热打铁，猛攻江青，顺势把江青打倒。
　　今天的谭震林更是斗志昂扬，做好第一个带头“放炮”的准备。谭震林“放炮”的对象，本来是对着江青的，可是不巧，江青今天推脱身体不好，没有来参会，所以谭震林只得把“放炮”的对象，对准江青的嫡系张春桥。
　　谭震林也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他今天不对陈伯达开炮，要团结陈伯达。在会前，谭震林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助手不令人满意”。谭震林说的“陈伯达的助手”，就是指江青。【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7）/全国全面夺权（41）
　　
　　【接前】张春桥一到，谭震林就气势汹汹地质问他：“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同志没来？”
　　谭震林之所以提到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是因为当时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都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把一批省市的主要领导人接到北京来加以保护，但有些省市的领导人受当地造反派的阻挠，未能按期来到北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就被上海的造反派扣押住，无法来北京。而张春桥是上海造反派的幕后指挥人，所以谭震林用陈丕显未能来北京之事，向张春桥发难。
　　面对谭震林的发难，张春桥只得说：“陈丕显来不了啦。”
　　谭震林进一步紧逼说：“怎么来不了呢？”
　　张春桥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群众不答应啊。”因为张春桥扣住陈丕显，违反了中央的指示，所以他要用“群众不答应”这个借口。
　　谭震林继续发难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解释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听了张春桥的解释，谭震林气愤地讥讽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多年后，谭震林回忆他与张春桥的唇枪舌战时，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搧他两个耳光。”
　　张春桥被谭震林这么讽刺，当然很生气。但张春桥的涵养还不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失态跟谭震林吵起来，而是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见张春桥没有被激怒，自己更加生气起来，指着张春桥质问说：“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压住气，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谭震林愈发生气了，用命令的口气对张春桥说：“你们要保陈丕显。”
　　张春桥还是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被张春桥激怒了，怒吼起来，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见谭震林怒吼起来，就沉默下来，不说话了。谭震林见张春桥不说话了，指着他吼问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张春桥依然沉住气，还是不说话。谭震林又转一个话题，发起进攻说：“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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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8）/全国全面夺权（42）
　　
　　【接前】蒯大富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司令，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谭震林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司令说成是“反革命”，这就是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性。
　　张春桥知道谭震林把蒯大富说成是“反革命”，是想激自己跳出来为蒯大富辩护，可是张春桥按捺住自己，还是一言不发。
　　谭震林本想把张春桥激怒起来，来一个面对面的斗争。可是张春桥硬是不说话，谭震林一个巴掌拍不响，斗争不起来，只得一个人继续唱独角戏，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张春桥依旧不说话，不过他转眼看着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希望陈伯达站出来说几句话。如果是在以前，陈伯达听到这种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话，早就跳出来跟谭震林辩论了。可是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感到冤枉，对毛泽东的忠诚大减。因此这次陈伯达保持沉默，任凭谭震林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文革，他都不说话。
　　如果说张春桥这些人是刚刚进入中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这里水的深浅。而康生在中央几十年，早知周恩来是不好惹的，他见周恩来这派的人，一个个蠢蠢欲动的样子，也感到有些胆怯，心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惹他们最好。因此，康生也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是副组长，康生是顾问，而王力和姚文元只是文革小组的组员。他俩看到文革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顾问都不说话，当然也就不敢说话了。
　　谭震林见文革小组这边没人说话，就放出更厉害的话来，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谭震林说的“捕鱼问题”，指的是他在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的情况下，自行指示渔船停产闹革命，被文革小组指责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里谭震林特别点出了江青的名字，他要把事情闹大。
　　江青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虽说谭震林点了江青的名字，但文革小组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替江青辩护。相反，倒是不是文革小组的副总理谢富治，替江青辩解说：“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本来就要炮轰江青，现在有人和他辩论，谭震林把炮轰江青的调子提得更高了，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这么说，谢富治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辩论又成了谭震林一个人的独角戏。谭震林说到了气头上，又没有人跟他辩论，有气无处发，一气之下说出了非常出格的话。他说：“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那么早入党；二不该活到65岁，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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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09）/全国全面夺权（43）
　　
　　【接前】谭震林说不干就不干，猛地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文件，穿上衣服，拔腿就走。谭震林一边走，一边对着张春桥等人，用示威的语气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的这番话，让全场惊呆了。自从毛泽东当权以来，还没有一个高官敢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跟毛主席干了。”谭震林这个“放炮”，超过预期的界限，让周恩来也为难了。于是周恩来猛地一拍桌子，对正在往外走的谭震林，大喝一声说：“回来！”
　　陈毅也说：“谭老板，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听了周恩来和陈毅的话，谭震林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的任务是在会场上斗争，而不是甩手不干了。于是谭震林急忙转身回来，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对陈毅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里也不走。”
　　谢富治看到气氛越来越不对，试图打个圆场，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
　　谭震林不理谢富治的打圆场，反而把他的话挡了回去，拍案而起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陈毅见谭震林有点失态，讲话太过火了，太出格了，现在不能让谭震林继续讲了。所以陈毅急忙出来说话，把火力引到自己这边，掩护一下谭震林，于是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
　　陈毅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就把“文化大革命”的话题，转到“延安整风”上，他说：“这次运动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我看不仅这次运动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有人还背着包袱。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吗？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
　　陈毅也是出名爱“放炮”的人，他本想自己讲几句，阻止谭震林继续讲出格的话，但没想到他讲的话更出格，讲到了历史问题，讲到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虽说已经是历史问题了，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比文革更加说不得。周恩来见陈毅不仅说到了敏感的延安整风，甚至还说到自己，太出格了。于是周恩来赶紧插话，试图挡住陈毅的话题，说：“我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我从来没有意见。”
　　可陈毅却是性情中人，一说起来就按捺不住，他不顾周恩来的阻挡，继续说：“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了？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有人说陈毅说这是在影射林彪，这个说法牵强附会。从上下文来看，陈毅始终说的是刘少奇，而且更是在影射毛泽东，并没有说林彪的意思。当时陈毅和林彪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必要反林彪。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是他们要争取的对象，谭震林事后还给林彪写信，拉拢林彪，所以当时陈毅是不可能反林彪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1）/全国全面夺权（45）
　　
　　【接前】如果说刘少奇的四大嫡系是“彭真、薄一波、陆定一、安子文”，他们与刘少奇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林彪的四大嫡系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那么周恩来的四大嫡系就是“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刘少奇的嫡系是来自他早期领导的“北方局”，林彪的嫡系是来自他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而周恩来的嫡系则是来自他领导的新四军。陈毅是新四军的军长，谭震林和李先念是新四军的师长，李富春虽说不是来自新四军，但他在1920年代与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学，据说两人在法国时，还住在一间屋子里。
　　因此，周恩来的四个嫡系人物发起的一场“大闹怀仁堂”，对于熟知高层派系的高官们来说，马上就明白这件事的幕后人物是周恩来，或者说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策划者。以周恩来的身份，当然他是不会直接参与策划“大闹怀仁堂”的，因为这样做太露骨，也太愚蠢，泄露出去就会成为“分裂党”的罪证。所以周恩来只是做一些指点和暗示，具体的策划由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四个人进行。
　　如果说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一直是毛泽东进攻，周恩来防守，那么这次“大闹怀仁堂”，就是周恩来发起的一次反击。周恩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起反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闹怀仁堂”前的背景。
　　1967年元旦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文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月23日，毛泽东在与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总反击。今年二月至四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在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眉目。】在稍后的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他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至四月的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
　　毛泽东说“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过去搞的文革就属于旧阶段了。在文革的旧阶段中，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这些人都被打倒了，对刘少奇派的夺权已经完成了。因此，毛泽东所谓“新阶段的夺权”，显然是针对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夺权。这样一来，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人，都感到极大的压力。【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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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2）/全国全面夺权（46）
　　
　　【接前】特别是毛泽东说“今年二月至四月是关键时期，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这句话意味着毛泽东要在1967年2月到4月，搞一个决定胜负的大动作。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派系的人就不得不思考，估计毛泽东在1967年2月到4月，要发起一次决定胜负的大决战。什么是“大决战”呢？大决战就是毛泽东亲自出马的战斗。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前一个阶段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1965年11月的批判《海瑞罢官》，又1966年2月的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5月的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毛泽东都没有亲自出马与刘少奇直接对决。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才亲自出马，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刘少奇发起最后的决战，一举打倒了刘少奇。
　　毛泽东之所以最后要亲自出马，是因为刘少奇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党内第二把手，又是国家主席，人们根本不敢碰刘少奇。必须毛泽东亲自出马，亲自带头吹响打倒刘少奇的号角，大家才敢出来批判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决战，刘少奇是打不倒的。同样，周恩来建国以来一直是国务院总理，威信极高，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周恩来肯定是打不倒的。
　　现在，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各种前哨战和外围战都已经打响了，但最后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大决战，还没有打响。因此，周恩来等人猜想，毛泽东可能会在1967年2月到4月，发起这场大决战。这场大决战的形式，大概类似于打倒刘少奇的决战，毛泽东亲自给周恩来写一张大字报，或者亲自发表一个什么讲话，宣布与周恩来决裂，号召人们打倒周恩来。
　　不管毛泽东“大决战”的方式如何，一旦毛泽东的“大决战”打响了，也就意味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决裂，两者只能留下一个，打倒一个，不可能再并存了。这就像在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还可以并存，一旦写了《炮打司令部》，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两人就不能再并存了，必须打倒其中的一个。
　　如果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大决战，亲自写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周恩来怎么办呢？周恩来的第一个出路，是束手待毙，等待毛泽东把自己打倒，周恩来当然不是束手待毙之人；周恩来的第二个出路，是奋起反击，反过来把毛泽东打倒。但这个难度太大，几乎不太可能。这时，周恩来就想到还有第三个出路，这就是在毛泽东发起大决战之前，让毛泽东放弃发起大决战。只要毛泽东放弃发起大决战，不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那么周恩来与毛泽东就还可以共存下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3）》*****　　

虎踞龙蟠

放个凳凳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4）/全国全面夺权（48）
　　
　　【接前】第三，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老干部集团和整个党。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第四，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小组，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第五，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借李先念的口说：“现在这样搞，老干部都打倒了，这个搞法是从《红旗》社论提出‘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开始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周恩来做出让步，毛泽东在2月27日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今后斗争矛头应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坚持资本主义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之后，报刊上不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了，这是后话。
　　第六，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发起一场大决战，试图把他和他们的战友们都“打光”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将与毛泽东战斗到底，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总而言之，因为周恩来自己不便直接向毛泽东发出警告，于是他就借部下的嘴，用示威的口吻告诫毛泽东说：“请你放弃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否则我们会跟你拼命的。”
　　在1966年10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文革小组的成员说出他搞文革的决心。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不怕死，周恩来也要告诉毛泽东，他不怕死。这次周恩来借着别人的嘴，向毛泽东宣告说：“我们这些人一定要阻止你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毛泽东要把文革搞到底，周恩来要阻止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要让文革半途而废，这就成为“二月逆流”以后文革发展的主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虽说“二月逆流”没有流血，但它却是一次决定文革前途命运的看不见硝烟的决定性战役，它让毛泽东推迟了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号角的大决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一再推迟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直到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毛泽东也没有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只要毛泽东不亲自出马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周恩来就打不倒；而周恩来不打倒，文革就不能搞到底，事实也是如此。【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5）/全国全面夺权（49）
　　
　　【接前】1967年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只是“二月逆流”的一个高潮，周恩来等人发起的“二月逆流”并没有就此结束。2月16日晚上9时，也就是“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两个小时之后，陈毅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并发表长篇讲话。因为周恩来派系没有掌握宣传工具，他们只能直接用嘴对群众宣讲他们的主张，所以陈毅也利用一切接见群众组织的机会，向群众宣扬他们的主张和观点。
　　陈毅说：【目前一些青少年斗争方式很‘左’，许多老干部被斗得很苦，深受其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使这批青少年养成一种过‘左’的作风，他们上台二十年后，就可能搞修正主义，我对此十分担心。】
　　陈毅这里批评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很‘左’，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这既是对红卫兵的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陈毅的这个批评非常到位，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因为后人批评毛泽东发起红卫兵的运动，主要都是集中在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太‘左’，过分使用暴力，在肉体上伤害了很多人。
　　还有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纵容”红卫兵使用暴力，这个是冤枉毛泽东了，毛泽东的本意并不赞成暴力批斗的方式。毛泽东尽管要打倒老干部，但毛泽东设想的打倒，只是政治上的打倒，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老干部。因为老干部的人数太多了，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万。如果试图从肉体上消灭这几十万人，他们必然会拼死抵抗，会引发内战或内乱，这就使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无法实现。
　　毛泽东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就‘靠边站’，但给饭吃。”
　　毛泽东的这些话，体现了他处理老干部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政治上靠边站，经济上待遇基本不变。让老干部们感到即使是丢了官，生活上也还有出路，因而不至于拼死抵抗。老干部感到有出路，他们抵抗的阻力就会比较小，毛泽东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就会比较容易实现。
　　红卫兵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必然会引起老干部集团的拼死抵抗，反而使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跟难实现了。因此，毛泽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不会赞成暴力批斗老干部。不过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也没有严厉制止红卫兵暴力批斗的过火行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毛泽东有一种看法，他认为一个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出现‘左’的倾向，是难于避免的。毛泽东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6）/全国全面夺权（50）
　　
　　【接前】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他们刚刚搞革命的时候，斗争方式也很‘左’，不比现在的红卫兵小将逊色。可是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左倾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左倾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如果在井冈山运动之初，就禁止烧杀的话，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会被扼杀，那么这场大革命早就熄灭了。
　　因此，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没有严厉禁止红卫兵的左倾斗争方式，是因为他担心这样会扼杀群众的造反积极性。毛泽东希望现在的红卫兵小将，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左倾的危害性，自觉改正左倾错误，自发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然而，红卫兵却始终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左倾的错误，自发改正使用暴力的错误。这样发展到1968年，毛泽东就不得不严厉禁止武斗了。1968年下半年以后，武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同时文化大革命之火也就此熄灭下去。
　　
　　我们的话题再转回到2月16日陈毅接见群众组织的讲话。陈毅说：【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与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闹矛盾，继而发展到在巴基斯坦使馆造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上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章文晋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你们还年轻，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这么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你们掌了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陈毅用实际例子来说明造反的负面效果，让年轻人多思考造反的后果，给造反泼冷水。陈毅继续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陈毅这些话，是不点名地批评江青踩着别人往上爬，这指的是江青擅自“打倒陶铸”的事情。陈毅还说“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这里不仅是批评江青，也是间接地批评毛泽东了。
　　陈毅的话越说越激烈，他说：【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六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拉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用他特有的说话方式，反对毛泽东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做法，这也是对文革本身提出的严厉质疑和批评，公开表明他对文革的反对态度。【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7）/全国全面夺权（51）
　　
　　【接前】陈毅说话往往是越来越出格，他又说：【对毛主席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不要以为你们对毛主席认识就那么清楚，我对毛主席认识比你们清楚。过去我也几次反对过毛主席，但后来比来比去，还是毛主席对，所以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你们永远拥护毛主席？这是靠不住的。】
　　陈毅这里公然挑战毛泽东的威信，大言不讳地声称自己过去曾经“几次反对过毛泽东”。当时文革的气氛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可是陈毅反对过毛主席，不但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反而还当了这么大的官，由此可见，反对一下毛主席也是不要紧的。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威信在无形中就减弱了一些。
　　陈毅甚至公然说“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这简直是对毛泽东示威了。因为陈毅知道，他的这些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所以陈毅借着这个机会向毛泽东示威说：“如果你要打倒周恩来和我们这些人的话，我是不会逆来顺受的，我是要造反的。”
　　陈毅后面说的“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这句话是很有哲理性的。不少人在文革时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在文革后又积极地反对毛泽东，可见永远拥护是靠不住的。
　　陈毅不仅批评毛泽东，更进一步批评文革，他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也治不好！】
　　陈毅说“文革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治不好”，这里简直就是全面否定文革了。
　　陈毅最后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陈毅这些话，表明自己不怕丢官，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些话，陈毅一半是说给在场的听众，另一半是说给毛泽东听的。陈毅向毛泽东示威，希望毛泽东知难而退，打消他发起打倒周恩来大决战的念头。
　　
　　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三个小时，2月16日晚10时，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2月17日凌晨2时，周恩来又与李先念一起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惊人行动，指示警卫人员把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当场逮捕。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的大会上直接逮捕人，这在当时造成很大的震动，一时遏制了造反派的气焰。
　　在说周恩来逮捕杜向光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背景情况。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财政部的造反派也起来夺权，不仅夺了财政部的政治权，解散了党委，还夺了财政部的业务权。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是造反派的支持者，也是造反派的幕后指挥者。
　　当时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他把财政部夺权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之后，周恩来做出三点指示：【（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业务工作由副部长杜向光请示李先念；（三）周恩来准备接见财政部的造反派。】【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8）/全国全面夺权（52）
　　
　　【接前】2月7日，李先念把周恩来的指示向杜向光传达时，遭到杜向光的抵制。文革资料《李先念副总理同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谈话纪要》中，记载了这次李先念与杜向光的对话，下面摘录一部分。
　　【杜向光：“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语录233页。”
　　李先念：……（沉默）
　　杜向光：“昨天总理的指示是：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但我个人意见是：根据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夺的，是夺得对的。我坚决拥护造反派夺权，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我不理解总理指示，我不同意这种作法。”
　　李先念：“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因为大部分党委不能工作了，所以革命造反派从对人民负责的角度出发，采取这样夺业务权的行动，这是对的。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党委的这些人？群众对此是有意见的，我也不理解。造反派和我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见，李副总理应当到财政部的群众中间去。我不理解总理的指示，不能执行这个指示。”
　　李先念：“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是中央的决定，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盲目执行。我们夺了业务权，又交出来，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支持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问题。业务权和领导权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要交出来？不能理解。”
　　李先念：“你说要独立思考，不盲目执行，不对！你应该坚决执行，不应当怀疑！如果你是真正的左派，要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要坚决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现在责成你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把业务抓起来。”
　　杜向光：“总理指示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那么过去我们夺业务权，夺得对不对？”
　　李先念：“过去我们支持过造反派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央已有指示，情况变了，应当按总理的指示办事。”
　　杜向光：“你的意见首先应该跟革命造反司令部谈。”
　　李先念：“请你把我的意见传达给革命造反司令部。”
　　杜向光：“我认为夺权是夺得对，我不理解，难以执行。革命造反派对李副总理有很大的意见。”
　　李先念：“革命造反派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但请你坚决贯彻执行总理的指示，向造反司令部传达。”
　　杜向光：“业务权的交权问题，在我不理解之前，总理未接见之前，难以执行。我保留意见。”】
　　
　　杜向光也是老干部，1937年入党，196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也有不少老干部，加入到造反派中，这是最让周恩来头疼的人物。因为年轻学生或一般工人干部，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对中共高层的内幕也不清楚，所以比较好对付。而杜向光这样副部长级的老干部，既有多年的斗争经验，又熟知中央高层的内幕，是很难对付的人物。
　　从上面这段对话来看，杜向光是铁杆的造反派，坚决拒绝执行周恩来的指示，铁了心要造周恩来的反。因此，周恩来必须妥善处理好杜向光这个反对他的急先锋，如果处理不好，周恩来就会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这样离倒台就不远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19）/全国全面夺权（53）
　　
　　【接前】周恩来在2月16日要接见财贸口的造反派，如果杜向光也参加这次接见的话，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他肯定会在这次接见中向周恩来发难，甚至通过他了解到的高层内幕，当场揭发周恩来的一些问题，让周恩来下不了台，大大打击周恩来的威信。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威信对于周恩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绝对要维护一个不容侵犯的威严，绝不容许杜向光破坏他的威信。
　　如果让杜向光参加这次接见，他肯定会向周恩来发难的，所以最好就是不让杜向光参加这次接见会。因此，在接见会之前，周恩来通过他的联络员，告诉杜向光不要来参加这次会议。可是杜向光也看穿了周恩来的意图，非要来参加这次接见会。于是周恩来在进会场以前，再次让他的秘书找到已经进入会场的杜向光，请他立即离开会场，可是被杜向光拒绝，他非要参加这次接见不可。一些支持杜向光的造反派也说：如果不让杜向光参加的话，他们就要集体退出抗议。
　　这样一来，周恩来只能亲自处理这件事了。周恩来走上讲台，一开始先说：“今天，我请财贸口的造反派同志谈话，没请副部长、司局长。因此，财政部杜向光同志，请你站起来！虽然你参加了造反派，但我不同意你是造反派的代表，你是个副部长。请你走出去！”
　　众人高喊：“走！出去！”参加这次接见会的群众代表中，有反对周恩来的人，也有支持周恩来的人，这时候支持周恩来的群众，就成为周恩来的啦啦队。
　　杜向光根本不理会周恩来的话，照样坐在那里不动。
　　周恩来提高声音说：“难道党中央的命令，你都不能接受吗？”
　　众人高喊：“滚出去！”
　　杜向光还是不理会周恩来的话，依旧不动。
　　周恩来进一步提高声音说：“走！走！难道你不听最高指示啊？”
　　众人高喊：“走！总理的命令！”
　　杜向光依然不动，他完全不听周恩来的命令。如果杜向光不听命令，周恩来又拿他没办法，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就要大跌，周恩来说话的分量就要大减，这也是杜向光想要达到的目的。周恩来也明白杜向光的用意，知道自己今天如果对付不了杜向光的话，那就离倒台不远了。
　　于是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行动，说：“我奉毛主席是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吗？红卫兵，执行命令！”
　　众人对杜向光高喊：“走！滚！”
　　虽说支持周恩来的群众对杜向光高喊口号，但杜向光还是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不走。最后周恩来对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也就是8341部队的战士，下命令说：“解放军，逮捕起来！”
　　杜向光万万没想到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今天会变得这么凶，竟然会下令当场逮捕他。在解放军战士面前，杜向光不敢再反抗了，只得乖乖被战士押出会场，关押起来。杜向光被逮捕后，支持周恩来的群众长时间鼓掌，而反对周恩来的造反派，本来说好了与杜向光“共进退”，但他们看到杜向光被解放军逮捕，感到心惊胆虚，也就不敢退场抗议了，于是会场上的气氛安定了下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2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20）/全国全面夺权（54）
　　
　　【接前】周恩来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指挥得了8341部队。8341部队是保护中央首长的特殊部队，直属中央警卫局领导。中央警卫局下属的“中央警卫团”，是直接负责保卫中南海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是汪东兴，中央警卫团的团长是张耀祠，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的心腹人物；而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是杨德中，中央警卫团的政委也是杨德中，杨德中是周恩来的心腹人物。因此，周恩来是可以指挥得动8341部队的。
　　周恩来这个强硬的一手，镇住了造反派的气焰，也保住了他自己的威信。周恩来对鼓掌的众人说：【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决定。同志们：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杜向光利用造反派的名义，混水摸鱼，鼓动财政部不明真相的同志起来反党，要夺取中央的财政大权，结果你们几乎上了他的当。】
　　众人高喊：【打倒保皇派！】
　　周恩来很巧妙地运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把这个也解释为“阶级斗争”，让群众感到他这么做并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思想。
　　周恩来接着说：【我支持你们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我跟先念同志是站在一起的嘛！杜向光的问题你们听清楚了，他这样说话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像不像一个副部长对待总理的态度？杜向光抵抗我的命令嘛，他说：‘总理的命令我怀疑，不能执行。’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他这样对待党中央，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讲道理的，几次三番请杜向光出去，联络员请他出去，后来秘书请他出去，后来我又请他，他还是不走，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
　　众人高喊：【谁对抗党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
　　周恩来说：【杜向光没有今天的表演，揭发他还得费些事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而且我先礼后兵，劝他退，他不走，逼出我这一手。你们以为靠一个杜向光，就能夺走党的财政大权？这完全想错了嘛。你们看，杜向光是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你们上当啦！财政大权能让你们夺吗？你们这是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同志们：你们这样造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我劝你们好好觉醒过来。】
　　众人高喊：【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
　　周恩来这里再次解释为什么抓杜向光的理由，并告诉造反派们，他们被杜向光骗了，财政大权是不能夺的，夺这个权的后果非常严重。
　　周恩来继续说：【毛主席从遵义会议以后，领导全党三十几年，我们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嘛，是清清楚楚的嘛。我们也犯过错误，要允许我们改正嘛。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统统靠边站，这样你们就能接班哪？你们稍为冷静地想一想，政府这样的大事，你们不可能承担。把大权统统交给你们，我们不管了，我们都靠边站了，去休息去，那怎么对得住人民、对得住党、对得起毛主席呀！我们如果看到你们这样做，不出来纠正，那我们要犯罪的呀！】
　　周恩来明确指出：老干部是不能统统打倒的，造反派也是不能接管政府的。周恩来的这个说法，显然与毛泽东提倡的“全国全面夺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2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21）/全国全面夺权（55）
　　
　　【接前】周恩来又说：【毛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喷气式飞机，不能这样斗。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老干部，你们感觉不到，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啊。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
　　李先念插话说：【老实讲，我就流了泪。】
　　周恩来说：【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这是不应当的，为什么非要斗臭不可呢？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老干部，让你们为所欲为，行吗？】
　　李先念插话说：【有人说要把我打成黑帮。姚依林同志在中南海休息，你们还下了通缉令，让他出去接受批判。】
　　周恩来生气地说：【到底是中央做主？还是你们做主？你们能下这样的通缉令？让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是我要他在中南海休息。姚依林已经检查多次，身体几乎倒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我下的命令保护姚依林，你这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就是向党通缉了。你们简直太过分了！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呀！】
　　周恩来告诉造反派们，他们用敌对的方式对待老干部，是因为他们对老干部没有感情，感觉不到。而周恩来与老干部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感情很深，绝不会看着不管，他要保护自己的老战友。
　　周恩来同时也敢作敢当，声明让姚依林休息是他的命令，对姚依林的通缉就是对他的通缉，并进一步声称，对周恩来的通缉，就是对党的通缉，暗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党，反中央，这样就镇住了造反派的气势。
　　周恩来最后说：【财政部的党委要恢复，每个部的党委都要恢复，你们不能推翻党委，哪有党组织可以由群众解散的？你们对业务只能监督，不能领导，责任业务的还是部长、司长。我劝你们回去好好开个会，痛切地检讨检讨，整一下风，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你们已经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你们这样做的结果，非走到相反的方向不可。你们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们不提醒的话，你们会滑下去的，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犯了错误。你们要好好地冷静一下头脑，我要提醒你们，不要走到邪路上去。】
　　周恩来的这些话，完全是与毛泽东唱反调的。毛泽东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上海夺权就是一个典型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例子。而周恩来号召恢复党委，不准推翻党委，夺权也只能夺政治权，不能夺业务权。周恩来的这些说法，都是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宣传的造反精神，完全相反的论调。
　　
　　在“二月逆流”以前，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讲话和做法，还比较温和，比较顾及毛泽东的面子。现在他们都豁出去了，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群众中公开宣扬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周恩来甚至直接下令逮捕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这些都是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用这些示威，来打消毛泽东发起“大决战”的念头，至少让毛泽东推迟发起“大决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2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22）/全国全面夺权（56）
　　
　　【接前】在中共高官中，敢于当面挑战毛泽东威信的人是彭德怀，敢于当面挑战周恩来威信的人是杜向光。周恩来在党内的资格极老，威信极高，他和毛泽东一样，身上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威严感，让人在他面前肃然起敬，不敢冒犯。除了江青敢当面对周恩来耍任性发脾气之外，别的高官在周恩来面前都是毕恭毕敬，可以说杜向光是建国后第一个敢挑战周恩来个人威信的高官。杜向光被逮捕后，就停职反省，后来被下放到地方，再也没有回到中央，一直到死也没有给他平反。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大官如果处置不了冒犯他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他有民主思想的表现，而是认为这是他无能的表现。在彭德怀与毛泽东骂娘的时候，如果毛泽东处置不了彭德怀，彭德怀在冒犯了毛泽东之后还能照旧当官的话，那么大家就会认为毛泽东无能，今后毛泽东在中央里的威信，不能说荡然无存，也可以说一落千丈。同样，在杜向光拒不接受周恩来命令的时候，如果周恩来处置不了杜向光，那么周恩来在人们心中的威信，也是一落千丈。大家会认为周恩来无能，说话没人听。
　　中国政治的特点，自古以来就是等级森严，下级对上级绝不可以“犯上”，政治大腕人物的龙须更是触碰不得的。一般来说，“犯上”都要受到严厉惩处，毛泽东要严惩冒犯他的人，周恩来也要严惩冒犯他的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体制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2月17日，在周恩来、陈毅等人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大闹怀仁堂”的干将谭震林，则在干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一封信。不少人把谭震林写信这件事，说成是“给林彪写信”，这种说法不太确切。因为谭震林信的信头是“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显然，这封信不是写给林彪个人的“私人信件”，而是写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公开信”。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误解，是因为谭震林首先把这封信送到林彪那里，林彪看完之后，又把信转交给毛泽东。后来以讹传讹，误传为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林彪为了揭发谭震林，于是把这封私信转给毛泽东看。
　　澄清这件事是有必要的，因为“私信”和“公开信”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如果是私信，林彪把这封私信转给毛泽东看，显然是披露别人隐私的不道德行为，并且由此得出林彪要陷害谭震林的结论。然而，谭震林并不是给林彪写私信，而是一封给毛泽东以及政治局委员的公开信。因此，林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必须把信转交给毛泽东，不存在揭发别人隐私的道德问题。
　　其实，谭震林这封信主要是写给毛泽东看的，第一收信人明明白白就是毛泽东。只有从这封信是写给毛泽东看的角度，才能理解清楚谭震林的写信动机。
　　谭震林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指捕鱼事件），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指大闹怀仁堂）。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