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2）/重点突破夺权（18）
　　
　　【接前】周恩来查看东湖宾馆，做出了三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撤换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另一派是造反派。周恩来把负责毛泽东梅岭一号的服务员都换成造反派的工作人员。
　　第二项措施是不让武汉军区部队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第三项措施是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去机场迎接毛泽东，而是让陈再道也临时入住东湖宾馆，在宾馆等候毛泽东。
　　据当时也去了武汉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王力没有说明为什么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从事后来看，这三项措施是诱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因素之一，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解决武汉两派武斗的问题呢？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武汉两派的情况。
　　当时武汉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两大派。武汉的保皇派是号称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反对打倒湖北省委，拥护武汉军区，因此这个组织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且武汉军区的很多干部和战士，都直接加入了“百万雄师”这个组织，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武汉军区支持下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造反派，是称为“三钢”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以及称为“三新”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三钢”和“三新”尽管人数上比“百万雄师”少，但他们的立场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不仅要夺湖北省委的权，还要夺武汉军区的权，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在1967年1月底发布《军委八条》后，武汉军区对执行《军委八条》很坚决，对造反派下手很快，解散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一大批造反派的头头。
　　到1967年4月《军委十条》颁布后，特别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这样武汉军区只得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都释放了，于是造反派大为振奋，重新组织起来，对保皇派来一个大反攻。因为很多造反派头头都被武汉军区抓捕过，所以他们非常痛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街上到处写有“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军委十条》出笼后，军队不便直接干涉造反派了，于是军队高官们就发动保皇派群众组织来对抗造反派。这样一来，造反派和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冲突越来越升级，从1967年6月开始，武汉的两派演变为大规模武斗。仅仅在1967年6月间，两派武斗就打死数十人。为此，中央文革紧急致电武汉军区，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的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中央文革的精神，当然是支持武汉的造反派，他们认为武斗的责任，是保皇派“百万雄师”挑起的，要求武汉军区制止“百万雄师”武斗。其实，武斗并非保皇派“百万雄师”单方面的责任，中央文革把武斗的责任强加于“百万雄师”，必然引起“百万雄师”极度不满，这是后来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3）/重点突破夺权（19）
　　
　　【接前】另外，“百万雄师”本来就是武汉军区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他们当然不会制止自己的组织。陈伯达给陈再道打电话，要求他设法制止武汉的武斗，陈再道反问说：“陈伯达呀，你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住武斗吗？”
　　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不但没有制止武斗，反而像火上浇油，武斗愈发激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准备亲赴武汉，制止那里的武斗。毛泽东认为，以他的威望亲自“御驾亲征”，武汉的武斗立即可以平息下去。
　　毛泽东的专列于7月14日凌晨离开北京前往武汉，路上他同杨成武等谈话，讲了他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军委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后，受压的组织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
　　毛泽东这里表明他的立场：第一，军队介入文革后，因为“情况不熟悉”，犯了错误。毛泽东所谓的“错误”，就是军队支持保皇派；第二，《军委八条》后，军队抓了很多人，取缔了很多造反派组织，压制了造反派；第三，《军委十条》后，被压制的造反派又恢复起来，来了个“反复”。毛泽东称赞这种造反派恢复起来的“反复”好，希望看到造反派压倒保皇派。
　　毛泽东要平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而平息武斗无非有三种办法：第一种是保皇派打垮造反派，这就像军队中的保皇派“老三军”，打垮了造反派“新三军”，于是军队中的武斗就平息了；第二种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就像上海的一月夺权，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样武斗也就平息了；第三种是彻底取缔所有群众组织，一切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之下，这样武斗当然就平息了。
　　毛泽东希望看到是第二种办法的平息武斗，也就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如果用第一种办法平息武斗，那么毛泽东搞文革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因此，毛泽东平息武斗的基本精神，就是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毛泽东在武汉的所作所为，都要围绕着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个基本点来理解。
　　然而，群众组织并不在党的领导下，要想让群众组织听从自己的号令，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个难题，毛泽东也是有思想准备的。早在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会见了原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毛泽东请李宗仁坐，李宗仁不肯，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上首？】
　　毛泽东说：【你年长，你应该坐上首。】
　　两人坐下后，毛泽东指着天安门城楼下的红卫兵说：【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看来这把火还要烧一个时期，但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群众是真的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李宗仁觉得毛泽东还是很清醒的。的确，对于群众组织来说，毛泽东过去的那一套领导党的办法，已经不适用了。因此，毛泽东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他必须发明一套新的领导群众组织的办法。如果毛泽东能处理好领导群众组织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基本成功了；相反，毛泽东如果处理不好领导群众组织的问题，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很危险了。这次毛泽东亲临武汉，亲自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这是毛泽东自己对自己的一次新的考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4）/重点突破夺权（20）
　　
　　【接前】发生于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因为相当具有戏剧性，广为被人们关注。但关于“七二零”事件，有相当多的版本，对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也有很大出入，所以必须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关于“七二零”事件的资料，首先是亲身参与“七二零”事件的一些人的回忆，比如陈再道、王力、杨成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对此事有回忆。其中陈再道和王力两个人，是“七二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但他们两人的回忆，出入相差较大，需要认真分析。此外还有文革当时的揭发批判材料，参与“七二零”造反派的回忆等，也是重要的参考材料。
　　首先梳理一下“七二零”事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和立场，第一个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陈再道的资格相当老，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起义，进入红四方面军的序列，成为红四方面军骨干将领之一。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张国焘，主要将领是徐向前，陈再道是徐向前的部下。1935年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作战，结果全军覆没。幸运的是，陈再道的部队没有加入西征作战，免遭灭顶之灾。
　　1938年张国焘离开延安出走之后，红四方面军残部的将领们受到肃整，不过也有一批红四方面军投到毛泽东门下，重新受到重用，比较著名是许世友和陈再道。在抗战中，陈再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陈再道成为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的主将之一；建国后，授上将军衔，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在军队中，非常讲究来自哪支部队的“出身”，根据出身分出不少“山头”。这种观念也很好理解，就如我们遇到与自己同一个中学、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人，就会有格外的亲切感和好感，
　　从历史上看，陈再道与徐向前和邓小平有很深的历史关系，而与林彪并无关联，所以陈再道不是林彪派系的人马。文革前，陈再道在“大比武”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是站在林彪一边，而是支持罗瑞卿，因此林彪是不喜欢陈再道的。同样，陈再道与周恩来也没有历史联系，也不是周恩来派系的人。
　　那么陈再道为什么能担当武汉军区司令员这么重要的职位呢？理由是毛泽东支持他。毛泽东对军队中林彪的势力过大，也是所有防范的。毛泽东特别重用一些许世友、陈再道这样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以平衡林彪的势力。陈再道不是周恩来派系的人，不是林彪派系的人，而是毛泽东派系的人，理清这个概念，对理解武汉“七二零”事件来说，是很重要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5）/重点突破夺权（21）
　　
　　【接前】有人也许奇怪：既然陈再道是毛泽东派系的人，他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呢？发生于文革之后的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陈再道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原因。
　　文革后的陈再道复出，1978年，陈再道下令拆掉一所幼儿园，花费几十万元外汇，给自己建造一座全部现代化设备的楼房。为此，诗人叶文福写了一篇当时具有震动性的叙事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中写道：
　　【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
　　我说什么？我怎么说？你是受人尊敬的前辈，我是后之来者。
　　……
　　牛金星的悲剧，决不会重演，因为人民决不会沉默！
　　但愿我的诗句，也化作万钧雷霆，挟带着雄风，冲进你的耳朵，冲进你的心窝。
　　在这新长征的路上，且听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道大喝一声：“将军，你不能这样做！”】
　　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1978年在《诗刊》上发表之后，一些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一时间的街谈巷议。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反腐倡廉的概念，叶文福的这首诗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在战争年代，陈再道跟随毛泽东浴血奋战，为的并非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当新中国建国后，陈再道这样的人认为胜利了，大家就应该分享胜利果实，应该各自建设自己的安乐窝了。可是鉴于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们想盖楼而不敢盖，一旦毛泽东去世，没人敢约束这些老军头了，他们马上把“艰苦奋斗”丢在一边。
　　毛泽东搞文革，不仅不让他们盖楼，又进一步约束他们，给他们降工资，削减他们的各种特权，所以陈再道这些人就对毛泽东不满了。陈再道这样的人，不是对毛泽东本人不满，而是对文革这种“反修防修”的运动不满。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分歧，是一种无法调和的思想深处的分歧。在这种思想分歧的促使下，陈再道抵制毛泽东的文革，也就不以为奇了。
　　
　　“七二零”事件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王力。王力也算是老干部，不过比陈再道的资历差多了。王力1939年入党，先是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做文秘工作。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6）/重点突破夺权（22）
　　
　　【接前】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成为陈伯达手下的一员文将。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此后，王力又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1964年起，毛泽东让王力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
　　1966年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陈伯达是组长，王力是组员。在文革中，王力多次为毛泽东主笔写大块头理论文章，是王力红极一时的时期。
　　王力这次为什么到武汉来，参与了“七二零”事件呢？据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而王力的回忆，则与陈再道的说法大相径庭。王力说：【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
　　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一查，果然过去主要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
　　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应变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之所以大段列出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因为搞清王力为什么去武汉，对于破解“七二零”事件之谜，是第一个重要的要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7）/重点突破夺权（23）
　　
　　【接前】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概要是：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保皇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三钢三新”，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向群众公开发表支持“三钢三新”的偏向性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他们冲入东湖宾馆将王力抓走。抓王力的行动惊动了同时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他以为陈再道起兵造反了，急忙乘飞机离开了武汉。
　　不少人探讨武汉“七二零”事件，把主要精力放在王力怎样被抓，毛泽东怎样仓惶离开武汉等戏剧性的情节，而忽视这个事件内在的政治斗争。我们前面用较大的篇幅，引用了“七二零”事件”中两个当事人陈再道和王力的不同说法。特别是王力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驳陈再道的说法，于是很多人就想当然地以为，既然王力反驳陈再道的说法，那么王力的说法就是真的了。
　　其实不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七二零”事件，就会发现，陈再道的说法倒是比较接近真相，而王力的说法反而是不真实的。不少研究者被王力的说法误导，从而对“七二零”事件得出错误的解释。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王力的说法进行一些澄清。
　　王力写的《王力反思录》，是研究文革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不少王力的回忆。王力在谈到别人的事的时候，是比较客观的，可信性较高；可是谈到他自己的事的时候，可信性就比较差了，他总想设法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所以王力这本回忆录中，关于他自己的内容，一定要小心求证。陈再道的回忆，在谈到他自己的事情时，也有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的倾向，这方面也需要小心求证。
　　
　　研究“七二零”事件第一个需要搞清的问题是：王力为什么会去武汉？搞清王力去武汉的目的，对理解“七二零”事件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把事情理顺一下。六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去云南、四川、贵州，这些地方因为两派武斗闹得很厉害，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那里的武斗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派谢富治去云南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谢富治当过云南省第一书记，云南的部队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在云南有各上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这个身份，王力走到哪里，他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声音。种老关系，容易解决那里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派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去云南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我们推测，毛泽东是看
　　谢富治和王力在云南办完事后，他们又按计划来到成都。7月13日晚，周恩来打电话给在成都的谢富治，要他到武汉去接受紧急任务。周恩来为什么突然叫谢富治去武汉呢？这点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一致的，都说让谢富治去武汉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既然谢富治去武汉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那么王力这么一个书生，应该是没有必要去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8）/重点突破夺权（24）
　　
　　【接前】因此，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
　　按照陈再道的说法，周恩来本来没有让王力去武汉，而王力跟在北京的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打了电话之后，硬要和谢富治一起去武汉。
　　而王力在回忆录中，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
　　王力没有直接说周恩来是否让他去武汉，但根据前后文来推测，应该是周恩来本来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所以才有谢富治提出让王力去武汉。如果最初周恩来就让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去的话，谢富治就没有必要再向周恩来提出让王力和他一起去武汉了。王力在这里想撇清自己，做了一些说明，结果是越描越黑，反而露出了马脚。
　　毛泽东去武汉是绝密行动，谢富治必须为毛泽东保密。谢富治带王力去武汉，已经是多余了，他再提出“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这些红卫兵去了武汉，岂不是要给毛泽东泄密吗？从常理来说，谢富治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他带一批红卫兵去，不但无助于保卫毛泽东，反而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累赘，所以谢富治不太可能主动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
　　退一步说，即使是谢富治真的向周恩来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他总得说出一个为什么要带他们一起去的理由吧？王力却丝毫不提谢富治为什么要带他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这就是在忽悠人了。因此，王力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真实的。谢富治早在1972年去世，所以王力可以把责任推到死人身上，死无对证。
　　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王力也承认他跟关锋打过电话，王力说：【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王力这里的解释，有很多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按照王力的说法，既然谢富治已经向周恩来提出王力一起去武汉，周恩来也同意了。按照常理，王力就应该执行命令，不应该又提出什么“不想去”，难道谢富治和周恩来做出的命令，王力还可以讨价还价吗？
　　更为离奇的是，如果王力真的不想去武汉，他要请示的人，应该是自己的上级，陈伯达或者周恩来，而不是关锋。因为关锋的地位，比王力还要低一些，王力打电话问关锋：“我能不能不去？”就等于是他向自己的下级请示：“我能不能不去？”这不是可笑的事吗？因此，王力说的他与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完全不符合逻辑，应该是谎言。
　　王力承认他与关锋打过电话，又用谎言来搪塞他们电话里说的内容，所以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可以说是有道理的，所谓“话糙理不糙”。那么王力和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69）/重点突破夺权（25）
　　
　　【接前】我们再看后面事情的发展，陈再道说：【但王力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王力的说法则与陈再道相反，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
　　陈再道说，周恩来对王力等人有一个指示，就是他们到了武汉之后，不得公开露面。王力没有直接提到周恩来的这个指示，但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这就是间接地承认周恩来有这么一个指示，谢富治违反了周恩来的指示，所以才“闯祸”。这里王力又把责任推到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看大字报。
　　但王力的这个说法还是破绽百出，因为王力来武汉之前，他们谁都知道周恩来的指示，不得公开露面。出去看大字报这件事，完全是违反周恩来不得公开露面的指示。就算谢富治是“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非要去看大字报，那么王力完全可以不跟谢富治去看大字报，可以让谢富治一个人去看大字报，自己留在宾馆不露面。为什么谢富治“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王力也“非要”跟着违反呢？
　　再者，即使是出去看大字报，完全可以稍微化妆一下，戴个墨镜什么的，人们就认不出来了。本来谢富治和王力都是知名度较低的人，那时又没有电视，报纸上也极少登谢富治和王力的照片，即使是他们不化妆，武汉的人能把他们认出来的可能性也极低。前面我们提到蒯大富的回忆，蒯大富说谢富治和他坐在面对面，他也不知道面前这位就是谢副总理，是谢富治自我介绍了，蒯大富才知道。还有，那时看大字报是人山人海，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大字报上，谁会注意到人海中有王力这个几个人呢？
　　因此，王力说他们的“被人发现”，应该是谎言，而陈再道说王力他们“有意公开身份”，应该是正确的。
　　王力又说：【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
　　王力等人“被发现”之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他们，木已成舟。周恩来不让王力露面也不行了，所以周恩来被迫“临机应变”，允许王力等人公开露面。
　　
　　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都没敢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他们都不敢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陈再道说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王力“硬要去”，王力哪有胆量和资本跟周恩来叫板，“硬要去”呢？其实这也是陈再道暗示，是毛泽东让王力去的，所以周恩来不好反对。
　　接下来，王力等人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也应该是毛泽东的指示，否则王力应该没有胆量随便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但王力也不敢说，这是毛泽东让他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于是就涂乱搪塞，说什么“谢富治硬要去”、“他们被发现了”，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0）/重点突破夺权（26）
　　
　　【接前】王力在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回忆中，说了不少谎言，但我们也要理解王力，他也不是故意要撒谎。因为“七二零”事件与毛泽东牵扯很深，王力不敢说他的行动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不敢说毛泽东的责任，于是就只好用胡乱撒谎的方式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根据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透露出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场攻防战。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毛泽东让王力去；周恩来不让王力公开身份，毛泽东让王力公开身份。周恩来和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攻防战呢？这起因于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策略。
　　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思路，基本上是上海模式。上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总司”被上海市委打成非法组织，而保皇派群众组织“赤卫队”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这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支持“工总司”的声明，这一下子大大鼓舞了“工总司”，大大打击了“赤卫队”，形势立即发生逆转，“工总司”很快壮大起来，打垮了“赤卫队”，之后又进一步打垮了“赤卫队”的后台上海市委。
　　上海模式经验的第一条，就是一定要首先取得群众组织之间斗争的胜利，造反派群众组织要打垮保皇派群众组织，这是彻底打垮上海市委的保证。如果上海的“工总司”没有彻底打垮“赤卫队”，那么彻底打垮上海市委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上海“工总司”为什么能打垮“赤卫队”呢？这里中央文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支持“工总司”，等于认定“工总司”是中央的钦定组织，大大提高了“工总司”的身价和声望，使“工总司”迅速壮大起来，这是“工总司”打垮了“赤卫队”的重要因素。
　　现在，武汉的情况也与上海类似，保皇派“百万雄师”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造反派“三钢三新”受到武汉军区的压制。因此，毛泽东希望王力像张春桥那样，在武汉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的声明，给“三钢三新”一个中央钦定组织的地位，大大提高“三钢三新”的身价和声望，使“三钢三新”迅速壮大起来，从而打垮保皇派“百万雄师”，最终打垮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
　　周恩来也意识到毛泽东试图用上海模式来解决武汉问题。因此周恩来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阻止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去武汉，但毛泽东要让王力去，周恩来阻止不了。于是周恩来就以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为由，给王力下了一个限制令，不许他公开露面，这样王力就不能公开出来支持造反派了。这时王力跟关锋打了电话，在北京的关锋向王力透露了毛泽东的意思，让王力公开露面，公开支持造反派，这应该就是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内容了。王力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才敢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
　　7月18日，王力按照上海模式，在武汉向群众公开发表讲话，声称他和中央文革是支持“三钢三新”的，并称“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然而，上海经验在武汉却没有成功，王力的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引发了“七二零”事件。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继续介绍。【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1）/重点突破夺权（27）
　　
　　【接前】武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毛泽东的想法，是撇开党组织，依靠群众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而周恩来的想法，则是依靠党组织，依靠党领导下的军队来解决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个分歧，早在1966年11月的上海“安亭事件”中，就凸显出来了。在“安亭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派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去上海解决问题。
　　张春桥到上海之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张春桥一系列的指示，其核心是“依靠党组织”解决问题。然而张春桥意识到，这个“党中央”做出的指示，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相同。张春桥揣摩出，毛泽东的想法，是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于是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违背“党中央指示”，不但没有依靠党组织，反而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这次张春桥成功了，他完全撇开上海市委，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依靠造反派解决了问题，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有人也许奇怪，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给张春桥指示，而要张春桥去揣摩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在党中央会议上，作出“撇开党组织”的指示。因为党中央是党组织的最高代表，“撇开党组织”解决问题，就是不要党中央了。因此毛泽东无法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作出不要党中央的指示，所以就只能靠张春桥自己去揣摩毛泽东的想法了。
　　实际上，“毛主席”和“党中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泽东离开了党组织，他还是“毛主席”；而“党中央”离开了党组织，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毛泽东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而“党中央”必须拥有下层的党组织。如果下层的党组织都被踢开了，那么“党中央”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严格地说，也可以把文革理解为“毛主席”与“党中央”之间的斗争。
　　
　　以周恩来的智慧，当然看破了毛泽东试图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群众来解决武汉问题，试图把武汉变成第二个上海。对于毛泽东发起的攻势，周恩来的对抗措施，第一个是试图阻止文革小组的人与造反派接触，所以周恩来下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人不要露面。但毛泽东下了一个相反的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上街去看看大字报，听听群众的意见。王力在回忆录中不敢直接点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只好胡乱把责任推到已去世的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去看大字报。倒是原空军司令吴法宪，直接把毛泽东说了出来。
　　吴法宪说：【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被造反派发现了。7月15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武汉解决问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2）/重点突破夺权（28）
　　
　　【接前】当时的红卫兵报纸，详细报道了7月14日谢富治、王力等人是怎样被“认出来”的。该报道写道：【7月14日，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和其它同志不顾旅途的疲劳，这天晚上十点钟，就来到被“百万雄师”多次围攻的武昌中心区红色根据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
　　这里说明一下当时武汉地区的武斗形势。在武汉三镇的武昌、汉阳和汉口，武昌地区是几个主要大学的所在地，由造反派控制，被造反派自称为“解放区”；汉阳地区的造反派全部被赶走，由清一色的保皇派“百万雄师”控制，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汉口地区“百万雄师”的势力比较大，但造反派也有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等几个“红色据点”，被造反派称为“游击区”。
　　谢富治、王力等人首先来到造反派的据点湖北大学，这本身就是表示对造反派的一种无形的声援。下面我们继续应用当年红卫兵报纸的报道：
　　【守卫湖大校门的革命小将樊斌，看见一行十多个陌生人来到学校，立即热情地迎接他们。这时，王力同志拍着樊斌头上戴着的钢盔问：“你们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
　　樊斌回答说：“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
　　王力同志又指着小将手中的武器，笑着问：“你们要这个干什么呢？”
　　另一个革命小将插进来说：“自卫，我们这样搞是被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
　　谢副总理听后，问：“你们为什么叫它‘百匪’？”
　　湖大的革命小将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他们比土匪还坏，硬是够得上喊‘百匪’。”
　　接着，王力同志指着湖大校门旁几处大的断壁缺口问：“这是怎么搞的？”
　　革命小将气愤地说：“6月30日，陈大麻子纵使‘百匪’围攻我校，大刀砍、长矛戳，机枪扫，连装甲车都使上了。这墙，就是‘百匪’的装甲车冲垮的。”
　　这时校门口围满了人，把这一行十余人团团围住，向他们讲述在陈再道之流的操纵和扶植下，“百匪”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
　　守门的革命小将樊斌，一直注视着那身材高大的身影，亲切微笑的面孔，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猛然，他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十月，他和战友们一起到首都北京进行革命串连，在北京政协礼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同志接见全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代表，他见到过这位同志。想到这里，樊斌忍不住激动地高声喊道：“啊！他是王力同志！王力同志来了！”
　　又有一位革命小将，这时发现那位神采焕发年纪稍长的同志，大声喊道：“呵呀！谢富治副总理也来了！”
　　顿时，人群欢腾，掌声雷动，那股高兴喜悦的劲儿，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一夜，真是一个不眠之夜。湖大的革命小将们精神抖擞，通宵苦战，写大字报，印传单，张贴标语，要把毛主席派来亲人的喜讯，告诉给战友们。】【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4）/重点突破夺权（30）
　　
　　【接前】“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等人的迟迟来访，反应十分冷淡。“百万雄师”的俞文斌回忆说：【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代表团反映情况的，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
　　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我们回去，我们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召集两派组织谈谈，由中央派人监督，两派一起回去”。
　　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百万雄师负责人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个群众组织都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我们！”
　　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一）立即停止武斗；（二）停止煽动性的宣传；（三）撤除所有的工事……”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但谢富治不说话。王力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的观点来。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
　　
　　由此可见，武汉“七二零”事件，与王力等人明显偏向性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某种意义上，“七二零”事件可以说是王力等人煽动起来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谢富治和王力虽然自称“中央代表团”，但他们这个“中央代表团”，却未经中央的批准，是“自封”的。
　　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的7月13日，召开了林彪、周恩来等人参加的常委会议，这次会上只是作出派谢富治到武汉去保卫毛泽东安全的决定，并没有人让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去解决武汉问题。
　　对此，王力在回忆录也明白地说：【7月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等人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7月13日中央会议的精神。总理说：“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
　　至于王力到武汉来的任务，王力也明确地说：【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
　　既然在中央会议上，并没有向武汉派出“中央代表团”，也没有让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武汉问题，那么为什么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自封“中央代表团”，到处演讲，发表指示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5）/重点突破夺权（31）
　　
　　【接前】毛泽东7月14日晚乘专列来到武汉，入住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也就是东湖宾馆。东湖宾馆有几个主要建筑群：梅岭一号、梅岭二号、百花一号、百花二号、南山甲所、南山乙所。毛泽东住梅岭一号，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卫士住梅岭二号，周恩来住百花一号，谢富治、王力以及与他们同来的几名红卫兵住百花二号。另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也入住东湖宾馆，住在南山乙所。附图是东湖宾馆的布局图，从图上可以看出，王力住的百花二号，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的途经距离差不多有1公里。因此后来“百万雄师”冲入百花二号抓王力，并不至于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是绝密行动，只有陈再道等少数军区领导知道。毛泽东在入住东湖宾馆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15日，找谢富治和王力谈话。据王力回忆说：【第二天一大早，主席找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没叫总理。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便叫总理、杨成武等人也来一起听。然后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王力这段回忆是“话里有话”，一些话他不便直说，只好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王力说毛泽东一早单独与谢富治和他谈话，没叫周恩来，直到后来才叫周恩来过来。王力说“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这句话十分蹊跷。周恩来在14日晚上亲自去车站接毛泽东到宾馆，到15日早上，毛泽东就忘记了周恩来也在武汉，这是不太可能的事。王力说这些话，大概是想给毛泽东不叫周恩来过来这件事，找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编得太随便了。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过来之后，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那么毛泽东准备怎么解决武汉问题呢？这天早上毛泽东与谢富治和王力的单独谈话，应该是向他们“交底”，告诉他们毛泽东解决武汉的策略。尽管王力没有透露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撇开武汉党委和武汉军区，依靠群众组织解决问题。毛泽东给谢富治和王力的任务是“点火”，在造反派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明确中央文革的立场：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反对保皇派“百万雄师”。进而发动“三钢三新”大胆起来造反，打垮“百万雄师”。
　　其实早在6月26日，中央文革就给武汉军区发电报，明确了中央文革支持“三钢三新”和反对“百万雄师”的态度。但发给武汉军区的电报，被军区扣了下来，并没有传达到群众中去，所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还不知道中央文革的态度。这次谢富治和王力当众表明中央文革的态度和立场，就可以使造反派倍受鼓舞，而使保皇派感到胆寒。【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6）/重点突破夺权（32）
　　
　　【接前】毛泽东之所以要“坐镇”武汉，是因为如果毛泽东本人不来，只派谢富治和王力来武汉，那么陈再道肯定不把谢富治和王力放在眼里。陈再道在武汉也是小霸主，很容易控制谢富治王力的行动，使他们无法与造反派接触，武汉这把“火”根本无法点起来。因此，只有毛泽东亲自到武汉坐镇，陈再道才不敢干涉谢富治和王力的行动，他们才能顺利地“点火”。
　　事实上，从7月15日到7月19日，谢富治和王力每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各处会见造反派，煽风点火，他们两人的点火任务还是完成得不错的。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策略本来是不错的，如果在其他地方，保皇派就会被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吓住，不敢再反抗了，于是保皇派自行瓦解，造反派全面胜利。一旦造反派全面胜利，一统天下，不仅武斗的问题自然解决，夺权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这样毛泽东的计划就成功了。可是湖北的民风极为强悍，胆大妄为的保皇派居然敢抓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这是毛泽东没想到的。
　　王力回忆说：【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王力的话说得很艺术的。本来周恩来给王力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而王力请示说“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反对，只得同意了。王力所谓的“具体工作”，就是出去接见造反派和煽风点火。
　　
　　毛泽东7月14日到武汉坐镇解决武汉问题，但他一没有召见湖北省委的人，二没有召见武汉军区的人，只是派谢富治和王力出去煽风点火，试图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直到7月18日，毛泽东才见了陈再道等人，但毛泽东也没有对他们做出强硬和明确的指示，因为毛泽东本来就没有想通过武汉军区来解决问题。
　　周恩来原本是不想直接参与武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已经表示他要亲自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在毛泽东7月14日晚到达武汉之后，7月15日就准备返回北京，因为北京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处理呢。可是毛泽东却要周恩来留下，“协助”他处理武汉问题。于是周恩来就多留下几天，处理武汉问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15日要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主席提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吴法宪也回忆说：【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7月15日到17日上午连续开会，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放出来。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7）/重点突破夺权（33）
　　
　　【接前】王力和吴法宪的回忆，都说毛泽东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要周恩来出面解决武汉军区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让周恩来留下来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很可能是毛泽东想给周恩来一个难啃的骨头，让周恩来啃不动束手无策，这时候毛泽东再出来收拾残局。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感到周恩来不行，还是毛泽东行，使周恩来的威信下降。
　　毛泽东这个想法的最大证据，就是毛泽东不让陈再道参加讨论武汉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15日到17日，连续三个上午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讨论武汉问题，可是却没有叫陈再道来参会。按理说，陈再道是武汉问题的当事人，应该叫他来开会，况且陈再道也住在同一个东湖宾馆，很容易叫来的，但毛泽东偏偏不叫。
　　毛泽东不叫陈再道来开会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毛泽东不准备通过党组织解决武汉问题；第二个是给周恩来做武汉军区的工作出一个难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
　　毛泽东在会上已经同意周恩来的部署，但毛泽东却不让陈再道知道他是什么态度，这样周恩来去处理陈再道等人，势必会遇到强烈的抵制。
　　从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在东湖宾馆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处理武汉问题。周恩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很严重的错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军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支持造反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陈再道等武汉军区的高官，听到周恩来的讲话，马上炸锅了，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因为陈再道等人不知道周恩来讲的这些话，是事先与毛泽东商量过和毛泽东同意的，他们以为这只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于是对周恩来大为不满。
　　陈再道当面顶撞周恩来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陈再道质疑周恩来的讲话不是毛泽东的意思，而周恩来也不会跟陈再道争辩，不会信誓旦旦地说这些话真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如果周恩来那么做，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就会大为损失，因为人们看到，周恩来到了靠打毛泽东的旗号给自己撑腰的地步。
　　周恩来用下命令式的方式，警告陈再道要遵守纪律。陈再道却也大胆包天，竟然对周恩来拍桌子，说：“周胡子，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这话是指周恩来犯过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
　　面对陈再道公然挑衅周恩来的权威，周恩来也放出狠话，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8）/重点突破夺权（34）
　　
　　【接前】武汉“七二零”事件，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层面。上面是高官的层面，下面是群众的层面。在群众的层面，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一方是保皇派“百万雄师”，另一方是造反派“三钢三新”，这个很容易理解：在高官的层面，也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但高官层面的对立双方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因此出现许多不同的解释和说法。
　　关于“七二零”事件中，高官层面的两个对立双方，至今为止主流的说法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立场都一致，他们是一方；而与毛泽东等人对立的一方，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
　　仔细剖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主流说法非常不合理。陈再道和钟汉华不过掌握一个小小的武汉军区，他们就试图要对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巨头，岂不是愚蠢到痴人说梦的地步？如果陈再道真的蠢勇到这个地步，他也不可能当上司令员这样的高官，早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局了。
　　退一万步说，如果陈再道和钟汉华真是起兵造反，对抗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为首的中央，这就是典型的反叛，这种反叛罪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在陈再道他们失败之后，按理说应该遭到极为严厉的处分，至少应该判刑入狱。然而事情并非这样，“七二零”事件后，林彪和周恩来都力主严厉处分陈再道，而毛泽东不同意，主张保陈再道。
　　7月20日的“七二零”事件发生后，7月22日晚，林彪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先撤销陈再道等人的职务，然后展开对陈再道等的大批判。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对陈再道的撤职，但在有关陈再道的中央文件上，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的后面亲自加“同志”二字，这就意味着陈再道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要打倒的对象。1967年9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到京西宾馆接见参加集训军队的干部。毛泽东朝大声问：“陈再道来了吗？”
　　陈再道惊喜地高举右臂说：“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安抚陈再道说：“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
　　这是毛泽东公开保陈再道。在毛泽东的保护下，陈再道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处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陈再道重新出山，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陈再道又调任中央军委顾问，可见毛泽东一直是保陈再道的。
　　毛泽东对陈再道这个人是很喜欢的，多次夸奖陈再道打仗勇敢。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毛泽东专门对蒙哥马利提到陈再道，毛泽东说：【陈再道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很会打仗，作战勇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陈再道就是土包子打败洋包子，放牛娃打败黄埔生的一员战将。】
　　
　　相反，林彪和周恩来是不喜欢陈再道的。陈再道仗着有毛泽东的撑腰，对周恩来很不尊重，敢公然违抗周恩来的命令。前面我们提到，陈再道居然对周恩来不客气地说“周胡子……”，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撑腰，陈再道这样对待周恩来的话，早被周恩来处置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79）/重点突破夺权（35）
　　
　　【接前】林彪同样也不喜欢陈再道，因为陈再道对林彪也不尊重。据王力回忆说：【林彪说：“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我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以后在京西宾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吴法宪还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上面这些事实都说明，“七二零”事件的主流说法是不合理的。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看法：“七二零”事件中，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是一致的，是这场冲突中的一个方面；陈再道和钟汉华，是这场冲突中的另一个方面。而毛泽东的立场有点矛盾，在支持造反派的事情上，毛泽东同意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而在打倒陈再道的事情上，毛泽东不仅反对打倒陈再道，而且保护陈再道。
　　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三钢三新”。而毛泽东一方面要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另一方面又要保护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的陈再道。这两件事看上去似乎很矛盾，其实毛泽东已经想出了解决的方案。
　　早在6月24日，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就反映了毛泽东的解决方案。该电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责任主要是陈再道和钟汉华，但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而支持造反派。
　　通过这份电报，毛泽东给陈再道下达了一个指示：毛泽东一方面批评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的“百万雄师”，但另一方面又声明不追求责任，仅仅要陈再道转变立场，转变为支持造反派的“三钢三新”。
　　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这个指示，应该是很好执行的。陈再道只要转变一下立场，抛弃“百万雄师”，改为支持“三钢三新”，就可以照样当他的司令员，也没什么损失，应该不难做到。如果陈再道这样做，就可以达到既支持造反派，又保护陈再道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本身是不错的，但他把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最初，陈再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支持他的保皇派“百万雄师”大力支持。而“百万雄师”在陈再道的扶持下，迅速发展到百万之众，甚至武汉军区的一部分干部和士兵都加入到“百万雄师”之中。这样一来，就像老虎养成了，陈再道自己也控制不住“百万雄师”了。
　　陈再道知道，如果他宣布“百万雄师”这样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是非法组织，或者说他们是保守的、不革命的，势必会引发一场极大的混乱甚至暴乱。一旦出现暴乱，陈再道就不得不为此负责，他自己也就会跟着完蛋。
　　因此，在“百万雄师”这只虎已养成的情况下，陈再道已经不能转变立场了。陈再道非常担心，一旦他转变立场，立刻就会引起一场大乱。事实上也正如陈再道担心的那样，王力等人宣布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之后，果然引发了一场大乱，让毛泽东自己也成为受害者。【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8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80）/重点突破夺权（36）
　　
　　【接前】因此，对毛泽东要求他转变立场的指示，陈再道是无法执行的。陈再道一方面硬着头皮顶住，另一方面设法让毛泽东改变主意。毛泽东刚开始不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以为他故意不执行命令，所以十分生气。但“七二零”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才逐渐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也就不再追究陈再道的错误，反而保陈再道了。
　　“七二零”事件之后，林彪和周恩来都认为陈再道搞兵变，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最初毛泽东也以为陈再道搞兵变，但不久后毛泽东就改变了主意，不再认为陈再道搞兵变了。据王力回忆说：【主席后来头脑冷静时，推翻了他自己原来的那些气话，做出了新的分析。主席说：“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变’，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不过是‘百万雄师’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七二零”事件中陪同毛泽东的杨成武也回忆说：【“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到上海，一天晚上散步时，毛泽东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问我：“你认识陈再道吗？”
　　我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问：“他会反对我吗？”
　　我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另据张春桥在197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七二零”事件后主席到上海，一夜没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七二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能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指的是林彪和周恩来。给“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兵变”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林彪和周恩来。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周恩来不是保护老干部，支持保皇派，反对造反派的吗？为什么在‘七二零’事件中，周恩来却反过来支持造反派，而反对陈再道这些老干部呢？”周恩来在原则上当然是保护老干部，反对造反派的，可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周恩来都要保，也不是所有的造反派周恩来都要反。
　　在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周恩来和林彪结成暗中的同盟关系，共同抵制毛泽东的夺权。而毛泽东的力量，除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之外，还有陈再道这样的军队高官，他们既不属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派系，也不听从周恩来和林彪的指示，他们是毛泽东的嫡系，也是毛泽东抗衡周恩来和林彪的重要棋子。
　　因此，对于周恩来来说，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可以削弱毛泽东的力量，更有利于抵制毛泽东的文革，因此周恩来是愿意支持造反派对陈再道造反的；林彪的立场也是一样，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林彪也愿意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
　　下面，我们就在上述新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七二零”事件的形成和经过。根据我们这个观点来理解“七二零”事，很多不解之谜就迎刃而解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8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81）/重点突破夺权（37）
　　
　　【接前】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之后，周恩来的主要精力放在保住自己的“自留地”，也就是在北京的几个主要中央部委，对地方上的文革，可以说没有多少余暇顾及。很多地方的群众组织派代表到中央上访、告状，周恩来只是接见和安抚一下，大部分都不作具体的处理。周恩来对地方问题的处理，是有选择的，一般选择周恩来派系比较强大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周恩来说话算话。
　　湖北武汉是当时武斗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尽管如此，周恩来对湖北的事情基本不过问。因为周恩来清楚，把持武汉的陈再道等人，并不买他的帐，如果周恩来硬要插手武汉事务，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搞得自己尴尬，自讨没趣。
　　但是当毛泽东提出去武汉的时候，周恩来担心毛泽东在武汉会搞什么动作，就留了一个心眼，先去武汉看看。周恩来去武汉，对武汉事务插了一点手，马上得罪了武汉的“地头蛇”陈再道等人。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一件事，是不让武汉军区所属的武汉独立师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来武汉，一直是独立师负责警卫。1966年6月毛泽东来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就是武汉独立师负责警卫，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亲自到毛泽东的专列上去迎接毛泽东，亲自护送毛泽东到宾馆，极为风光。
　　这次，周恩来突然不让武汉独立师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让独立师大为不满，口出怨言。据中央文革在武汉办事组的张根成回忆说：【总理把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说把东湖宾馆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武汉独立师，就是后来抓王力的那支部队。
　　周恩来的做法，不只是陈再道和独立师的干部不满，战士们也跟着不满，大家都有被失去信任的挫伤感。这种不满不是针对毛泽东的，而是针对周恩来的，他们认为周恩来是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特别是周恩不让陈再道去车站迎接毛泽东，更是让陈再道有一种被降低人格的感觉，心中充满怒气，这是后来陈再道强烈顶撞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二件事，是把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全部撤换，使这些人感到自己不被中央信任，也非常不满。后来就是这些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带领造反派冲进宾馆抓王力。因为东湖宾馆的面积非常大，有几十平方公里，没人带路的话，造反派很难找到王力的住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8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82）/重点突破夺权（38）
　　
　　【接前】周恩来插手这两件事，主要当然是着眼毛泽东的安全，未必是有意为之，但这些都得罪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人，后来成为引发“七二零”事件的火药桶之一。
　　按照原计划，周恩来准备毛泽东一到就离开武汉，不再插手武汉的事务了，可是毛泽东却让周恩来出面处理武汉事务。对于周恩来来说，毛泽东让他处理武汉事务，也不是一件坏事，他一方面可以观察毛泽东在武汉干什么，推测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另一方面可以把武汉事件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从7月15日到18日，周恩来每天上午在毛泽东处开会，每天下午找武汉军区的高层干部谈话。这就给陈再道等人造成一个错觉，他们知道毛泽东明明就住在东湖宾馆，可是周恩来有意不让他们见毛泽东，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他们甚至怀疑周恩来在中间假传圣旨，所以对周恩来的不满和气愤就更大了。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开会时，明确了他的立场。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毛泽东保陈再道的思想是一贯的，他虽然不满陈再道镇压造反派的做法，但还需要陈再道这样的人来平衡军队中林彪的势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打倒陈再道是“不策略”的。毛泽东提到的孟夫唐，是湖北省副省长，他公开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算是老干部里面的造反派吧。
　　当谈到处理武汉事件的具体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被抓的几个头头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
　　这里说的“工人总部”，是被陈再道强行解散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给周恩来说的这些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方针，都是冠冕堂皇的大话，听上去很公正，但实际上却无法实施。现在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双方死了几百人，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和解和达成协议呢。因此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方针，武汉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其实毛泽东搞了这么多年的斗争，岂不明白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一派打倒另一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说出他真正解决武汉问题的底牌，那就是鼓动“三钢三新”起来打倒“百万雄师”。毛泽东这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是故意给周恩来一个解决不了问题的方针，看周恩来怎么去解决武汉问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