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05）/重点突破夺权（61）
　　
　　【接前】（六）周恩来入住后，谢富治、杨成武、李作鹏、汪东兴等人立即向他汇报情况，他们开会共同商议好毛泽东撤离武汉的方案。
　　（七）周恩来与众人商议好撤离的方案后，才去找毛泽东，这也体现了周恩来的智慧。因为这样周恩来就可以说，请毛泽东立即转移，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在武汉众高官的全体意见。如果周恩来一个人劝毛泽东走，毛泽东的面子还不够，众高官都劝他走，毛泽东的面子就足了。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处处照顾他的面子，于是毛泽东接纳周恩来的意见，立即转移离开武汉。
　　
　　关于毛泽东是怎样离开武汉的，李作鹏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住的别墅附近和周总理住的别墅附近，均有“百万雄师”的人员活动，别墅里的工作人员也有“百万雄师”观点的。为了不使别墅内的工作人员和别墅外的“百万雄师”知道毛主席的转移行动，毛主席一行人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21日凌晨，毛主席静悄悄地离开别墅，离开武汉。】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也回忆说：【7月20日深夜，实际是7月21日凌晨2时许，毛主席的转移开始了。毛泽东乘坐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车，我们随行的警卫部队分乘两辆大卡车，从东湖宾馆出发，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我们的车队顺利到达王家墩机场。】
　　一些戏说历史的书，说毛泽东从武汉慌张逃走，这是不真实的。毛泽东是井然有序“撤走”的，他采用了与周恩来一样的策略，乘坐一辆不引人注目的普通吉普车。如果毛泽东乘坐他平时坐的大轿车，一出门就会被人们发现。另外，李作鹏说毛泽东采取了“秘密伪装等措施”，这里所谓的“伪装”，是不是毛泽东也像周恩来那样，穿一身普通军装，戴一副墨镜的“化妆”呢？这些就只能猜测了。
　　毛泽东到达王家墩机场后，先上了停在机场附近的毛泽东专列。这时，邱会作乘坐的飞机也到达王家墩机场。据邱会作回忆说：【我们乘伊尔18专机夜航，于20日晚11时左右达到王家墩机场。我到了之后，来接我们的竟是一辆帆布篷有多处弹孔的北京吉普。我立即同周总理打通了电话，总理高兴地说：“好！你在机场待命，过一会有人找你。”】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上抽烟待命，大约21日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来了，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我听杨成武的话，估计主席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我心里也很高兴。我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车，开往主席在机场的专列，毛主席在火车上召见了我。】
　　【主席见到我时，心情还平静，他同以前一样，首先就说：“‘兴国佬’来了。你那个总后勤部的人现在听你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接着，我把林总的信及林总要我转告主席的，林总关心他老人家的话，都向主席做了简要汇报。】
　　【主席一边抽烟，一边听我说，待我说完之后，主席说：“我要先睡一会觉了，待一会给他们写几个字。”我即回到机场宿舍休息去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0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07）/重点突破夺权（63）
　　
　　【接前】周恩来派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去找王力，孔庆德听说王力被29师的人救走了，派人去29师查问。29师政委张昭剑因为已经不相信武汉军区领导了，就推说王力不在这里，这样孔庆德就找不到人了。周恩来又派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去找，7月21日下午2时，刘丰找到29师师部，张昭剑信任刘丰，马上说王力藏在他们这里。刘丰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指示说：马上把王力转移到王家墩机场的武汉空军司令部。
　　周恩来命令武汉空军调两个连的士兵接应，29师派一个连的士兵护送，共三个连的兵力护送王力，行动时间在天黑之后。当时“百万雄师”还在武汉街上大规模游行，通往机场的长江大桥上都是“百万雄师”的人。为了不暴露目标，这些人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打出“专揪王力战斗兵团”的旗号，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果然一路畅通无阻，把王力送到了机场。
　　找到了王力，周恩来还要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首先周恩来把可靠的武汉空军调进城里，进驻造反派集中几个学校“支左”，意在保护造反派的据点。然后武汉空军逐步从独立师手中接防城里的战略制高点和军事要地，驻在东湖宾馆的独立师也全部撤走，由武汉空军接管。
　　另外，武汉独立师的几个战士以“武汉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支持“百万雄师”的《特急呼吁》，这个我们在前面提过。有人把这份《特急呼吁》反映到独立师政委蔡炳臣那里，建议独立师立即发一份声明辟谣，蔡炳臣却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此置之不理，任其流传。这份由“百万雄师”铅印的《特急呼吁》，很像那么一回事，使群众认为“百万雄师”有军队的支持，大涨“百万雄师”的士气。
　　对此，周恩来让留在武汉帮助他的海军政委李作鹏，给停泊在武汉长江上的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下令，发表一份《严正声明》。《严正声明》说：【所谓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8201部队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与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论调完全相反。【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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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08）/重点突破夺权（64）
　　
　　【接前】但老百姓却又开始怀疑，这份所谓的东海舰队《严正声明》，是不是又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发出的？所以老百姓对武汉独立师的《特急呼吁》和东海舰队的《严正声明》，都是半信半疑的。当时真是谣言满天飞，老百姓根本无法判定真假。
　　接下来是对“百万雄师”的处理，这是最让周恩来伤脑筋的。刚开始周恩来听毛泽东说“陈再道反了”，他也以为陈再道真的造反了。可是到了武汉实地察看之后，周恩来很快就明白，“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造反，而是号称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陈再道造反，周恩来并不难处理；而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就很难处理了。
　　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先看陈再道的回忆，陈再道在1979年说：【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给‘三钢三新’，把他们封为‘革命左派’，把‘百万雄师’打成‘右派’，他们这样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7月19日深夜，一场百万群众自发地揪斗王力，进行说理斗争的‘正义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陈再道说“谢富治、王力私自把总理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然后“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的义愤”。这也就是说，激起了武汉数百万人民“义愤”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谢富治和王力的责任，不过是“私自”透露而已，因为这个方针并不是他们制定的。这里，陈再道用非常隐晦的语言指出，造成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原因在于周恩来的“解决武汉问题方针”，换句话说，就是周恩来是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肇事者”。
　　周恩来本人也很清楚，他的“四点指示”是引发“百万雄师”闹事的“引爆剂”。当然，周恩来有他的苦衷，他本来是不想插手武汉事件的，是毛泽东让他来处理，结果出现这么一种结局，周恩来本人也始料未及。
　　中共建国后，一直宣传这样一个概念：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永远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具有120万人的武汉“百万雄师”，他们的确包括了武汉的大多数人，毫无疑问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因此“百万雄师”的人们就有一种天然的想法，认为他们既然代表着武汉的广大人民，那么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因此，当王力说“百万雄师”是“右派”时，“百万雄师”的人想不通，他们不相信毛主席党中央会不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受蒙蔽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0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0）/重点突破夺权（66）
　　
　　【接前】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先把我们送上飞机先飞，然后他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总理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总理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我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王力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
　　【这一系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指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
　　王力不敢提周恩来的名字，推说是林彪、江青干的，在当时的环境下，王力也只能这么说。
　　
　　周恩来对武汉事件处理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把陈再道打成反革命，让陈再道承担“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不能把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否则他就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当然，陈再道一个人还不够分量，后来又把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放了进去，说“七二零”事件是王任重和陈再道策划的。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做法，他也知道不能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毛泽东只是指示说：“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陈再道毛泽东还是要保的，而王任重就不保了。毛泽东为什么要保陈再道，将在后面详细说明。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在刚开始误以为陈再道造反了，因为毛泽东想不通，那些热爱他的人民，怎么会对他派出的“钦差大臣”造反呢？当毛泽东了解到“七二零”事件不是陈再道造反，而是120万人的“百万雄师”造反，这让毛泽东感到非常的失落。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毛泽东的化身，享有非常高的威信。可是这次武汉人民不再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了，甚至把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绑架起来，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是人民以后也会不信任他了？毛泽东心中不能不有所思虑。
　　因此，毛泽东更要把自己淡化出“七二零”事件，因为他不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所以毛泽东把“七二零”事件全权交给林彪和周恩来处理。像“七二零”这样震惊全国、甚至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而且毛泽东本人也被卷了进去，可是事后毛泽东居然对“七二零”事件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指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心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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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起石头不小心也会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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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分明，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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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李家洋当副部长??????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1）/重点突破夺权（67）
　　
　　【接前】对于“七二零”事件的处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有不同的想法，前面说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想法，这里再说林彪的想法。
　　林彪本人完全没有参与或插手武汉问题，所以“七二零”事件的爆发，林彪是没有责任的。不过 “七二零”事件却给林彪带来一个好机会，那就是“揪军内一小撮”，肃清军队内的非林彪派系。
　　解放军内的派系，可大致分为三大派系：红一方面军派系，红二方面军派系，红四方面军派系。早期的红军有三大主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根据地，也称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约12万人，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主要干将有林彪、彭德怀等人。
　　红二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南省和湖北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湘鄂西边区。红二方面军约2万人，总政委任弼时，司令员贺龙，主要干将有许光达、肖克等人。
　　红四方面军，活动范围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根据地，也称鄂豫皖边区。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总政委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主要干将有王树声、徐海东等人。
　　这三支红军，基本上完全是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成长与发展，都与毛泽东无关。后来，这三支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合成一只队伍，但这支队伍仍保留着明显的三大派系。1966年文革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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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红一方面军）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红一方面军）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红一方面军）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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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红二方面军）
　　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红二方面军）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红二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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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红四方面军）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红四方面军）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红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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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三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司令员六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人数较多，将领也多，红二方面军的人数较少，将领也少。因此，文革前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布局是比较平衡的，它与当年三支红军的势力布局相吻合。
　　这样的布局，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林彪来说，问题就比较大。因为林彪进入中央高层较晚，在此之前林彪只管自己的一支军队，其他军队不属于林彪管，所以林彪与这些军队的将领也就无法建立那种“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友情。【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2）/重点突破夺权（68）
　　
　　【接前】比如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杨成武回答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杨成武在建国后才认识陈再道，那么林彪也应该差不多在建国之后才认识陈再道，这样林彪与陈再道等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关系就十分生疏，就无法建立起在个人感情上的信赖关系，这对于林彪控制整个军队，是很不利的。而陈再道这些人对林彪也不服气，被林彪视为军队中的“钉子”，一直希望拔去而后快。
　　武汉“七二零”事件，陈再道犯了错误，正好给林彪一个拔钉子的机会。于是林彪借着这个机会，不仅要严惩陈再道，并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希望借此一举拔除军队内非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尽管遭到毛泽东的阻止，但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到1969年中共“九大”前，解放军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出身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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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红一方面军）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  盛（红一方面军）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红一方面军）
　　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红一方面军）
　　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红一方面军）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红一方面军）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红一方面军）
　　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红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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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红四方面军）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红四方面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红四方面军）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红四方面军）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红四方面军）
　　装甲兵司令员：陈宏（红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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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势力布局中，红二方面军的势力全军覆没，这也与贺龙的倒台有关。红一方面军的势力增加，红四方面军的势力减弱，要不是毛泽东保护这些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红四方面军的势力也可能会全军覆没。毛泽东为了平衡军队中的势力，不让林彪的势力过大，所以他不能让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都被打倒，陈再道也就要“保”了。
　　
　　7月21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去上海；7月22日下午，周恩来也离开武汉回北京。周恩来回北京的第一件事，是把王力和谢富治塑造成“七二零”事件的英雄。周恩来的飞机比王力的飞机早降落一些，周恩来下飞机后，马上在机场主持欢迎仪式，迎接王力和谢富治，到机场欢迎王力等人的还有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因为王力本身就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另外，还有几千人的红卫兵队伍夹道欢迎。
　　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王力因为脚部受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欢迎的人们高呼口号“欢迎王力同志回到北京毛主席身边！”7月23日，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又代表周恩来去钓鱼台慰问王力，并向王力赠送毛主席塑像。
　　
　　在处理陈再道这方面，周恩来与林彪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打倒陈再道这个毛泽东的嫡系，对林彪和周恩来都有好处。7月22日，林彪主持包括中央文革小组在内的中央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认为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4）/重点突破夺权（70）
　　
　　【接前】这次大会上，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讲话，两人都表现得比较低调。这是林彪唯一一次在毛泽东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群众。有人因此说，这是林彪有野心的表现，他想要享受这种领袖的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对林彪内心想法的推测，根据是不足的。
　　这次林彪上天安门，主要是因为“工作的需要”。由于武汉的“百万雄师”公开声称，只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公开表态，他们就要顽抗到底。所以林彪有必要上天安门，进行公开的表态，这样“百万雄师”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从7月26日开始，在京西宾馆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林彪委托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周恩来没有忘了陈再道多次对他当面顶撞，这次周恩来要借机教训一下陈再道。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吴法宪回忆说：【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会议在京西宾馆，到会的主要是驻京各部队的负责人。会议的前一天，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召集我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周恩来在预备会议上要求，大家不要心软，要狠狠地揭发批判。】
　　【正式会议的第一天，王力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会场。刚一进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马上起立带头鼓掌欢迎，其气氛同欢迎毛泽东差不太多。】
　　另据参加这次会议的邱会作回忆说：【那天开会的阵势是很大的，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那天总理的表情非常严肃，开场白也非常严厉，我记得总理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重，一句是总理宣布“这次会议是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另一句是“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总理的话对全场震动很大。】
　　【陈再道等人在会场的西面，面朝东站着接受批判。陈再道一听到总理的话，吓得立即瘫倒在地上，身后的两个卫兵又把他拉起来，因为总理讲了“你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气愤地给了陈再道一个耳光，一些在主席台后面的中央首长秘书和工作人员，给陈再道和钟汉华做了“喷气式”，总理和台上的中央首长并没有制止。】
　　这次，林彪和周恩来都想严厉处罚陈再道，可毛泽东出面制止他们进一步对陈再道的批斗。据吴法宪回忆说：【不久，毛泽东从上海给林彪、周恩来转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武汉军区“支左”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同志，只要检讨承认错误，不再坚持错误，就可以重新革命，包括陈再道同志在内。这最后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这次批判会开完以后，对陈再道、钟汉华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了。】
　　毛泽东这封信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毛泽东特别说“你们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意思是毛泽东本人是不要打倒陈再道的，而是“你们”要打倒陈再道。
　　此后，“七二零事件”不再被人们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又凸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5）/重点突破夺权（71）
　　
　　【接前】文革中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全称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运动搞过两次。第一次“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发起的，1967年1月配合“全国全面夺权”运动，在军队内掀起“揪军队当权派”的造反运动。当时的军队内，最大的当权派就是林彪，主要的大权都掌握在林彪手中，因此“揪军内当权派”，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林彪。所以林彪想方设法地抵制毛泽东的“揪军内一小撮”，终于使毛泽东放弃了对林彪派系夺权的计划，暂停“揪军内一小撮”。
　　毛泽东暂停了“揪军内一小撮”，而林彪却又搞起“揪军内一小撮”，在1967年7月发起第二次“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林彪为什么要发起“揪军内一小撮”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个典型事例：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关系。
　　据陈再道本人回忆说：【1965年底和1966年初，毛主席在武汉和杭州的时候，曾经两次把我叫到他面前，给我交底，说：“中央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你是听谁的呢？听我的，还是听什么人的？你不是已经揭露了罗瑞卿了吗？岂止一个罗瑞卿呢，还有比他大的呢，他们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鲁晓夫搞斯大林那样来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那样来逼我下台。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讲故事。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地说：“主席，你放心，我是坚决站在你这一边的，坚决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从陈再道的回忆来看，毛泽东是非常信任他的，很明确地向陈再道交底说：“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分子的话，你听谁的？”，陈再道则说：“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
　　陈再道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的指挥，其他谁都不认。陈再道靠着毛泽东撑腰，不仅敢当面顶撞周恩来，林彪的帐他也不买。这样一来，林彪要想完全控制军队，就必须拔掉陈再道这样不听他指挥的人。以前林彪没有机会，现在陈再道自己跳出来，正好让林彪如愿。
　　
　　前面说过中共的军队，是由三支各自独立的军队组成：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任弼时和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以及张国焘和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这三支红军在各自的地盘上独立发展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可是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三支红军合为一支红军，这样问题就来了：谁来领导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6）/重点突破夺权（72）
　　
　　【接前】1936年10月，中共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但张国焘兼任红军总政委。因为红军总政委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张国焘的实权与毛泽东相当，毛泽东根本领导不了张国焘，因此张国焘就成为毛泽东掌控军队的最大困难。特别是张国焘这个人，具备最高领导人的资质，各方面并不输给毛泽东。当时红军的人都看得出来，将来能够领导中共的，不是毛主席，就是张主席。
　　张国焘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如果在陕北长期呆下去，非跟毛泽东火并不可。因此张国焘提出在甘肃和宁夏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并派出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张国焘的想法是，一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他就可以离开陕北去新的根据地发展，避免双方的火并。后来张国焘的西路军失败，属于运气不佳，苍天不作美。
　　张国焘的才智，还表现在他具有远见性的审时度势水平。当西路军失败后，张国焘马上知道自己输了，毛泽东赢了，自己再呆在陕北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张国焘做出一个让人预想不到的计划：出走。张国焘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出走，引起中共内部的巨大震惊。当时张国焘出走在中共内部引起的震惊，不亚于后来林彪出走引起的震惊。张国焘的这个“出走”，使他得以善终，一直活到1979年。林彪后来的“出走”，有很多程度也是模仿张国焘的“出走”。
　　毛泽东当然清楚张国焘是他所遇到最大的竞争对手，后来美国作家斯诺在北京采访毛泽东时问：“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张国焘对毛泽东也是很了解的。1968年10月，美国政府派官员向住在香港的张国焘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因为美国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总是很难理解。张国焘说：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张国焘还对文革的走向提出预测：【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激进派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彪—周恩来”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考虑到张国焘的预测是在1968年，他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7）/重点突破夺权（73）
　　
　　【接前】张国焘这个毛泽东领导不了的人“出走”之后，毛泽东收编了张国焘留下的残部，此后毛泽东就基本上可以完全掌控军队了。尽管红二方面军的掌门人任弼时，并非毛泽东完全领导得了的，不过红二方面军的势力比较弱小，对毛泽东的威胁不大，而且任弼时早在1950年病逝，更是客观上帮了毛泽东的忙。因为任弼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很高，1945年中共“七大”上，任弼时是中共“五大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如果任弼时活到文革，那么毛泽东就会有不少的麻烦。
　　
　　林彪要想完全掌控军队，也要除去他领导不了的人。林彪领导不了的人，主要是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第一个是红二方面军的贺龙元帅，第二个是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元帅。对于这两个人，毛泽东一直把他们放在“替补队员”的位置上，虽然现在没有重用，但随时可能重新出山。因此，林彪在军队中地位最大的威胁，来自贺龙和徐向前，林彪要拔掉这两个最大的钉子。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钉子，比如陈再道、许世友等掌握兵权而林彪指挥不动的高级将领。
　　有人说：“林彪这样做，正好证明他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谁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领导这个单位，而一些不听话的人，是阻碍实现自己意志的障碍，当然是拔去后快的。林彪这种心情和做法，毛泽东一样会有，周恩来也一样会有。周恩来领导国务院，也要设法除去张春桥等妨碍他的钉子。因此，林彪想要除去军队中不听话的人，不过是一种正常的人之常情，不应该对林彪提出特别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应该上升到“篡党夺权”的高度。
　　借着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机会，林彪开始启动“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排除军中的异己分子。林彪对武汉问题讲话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一来，本来局限于在武汉军区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揪军内一小撮”和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
　　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后来说：【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零事件’是红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其实“七二零”事件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中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而逐步在中央内部逐步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党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这才是最惨痛的教训。】
　　王力的说法是中肯的，林彪在军队中的势力，正是借着“七二零”事件膨胀起来的。这次林彪搞“揪军内一小撮”，并不是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而是学毛泽东，采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夺取非林彪派系将领的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8）/重点突破夺权（74）
　　
　　【接前】前面我们提到过，在1967年5月13日的“五一三”事件中，军队中的保皇派群众组织，彻底打垮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从此以后，军队中就形成一支在林彪控制之下的群众组织，林彪依靠自己的这支群众组织，对非林彪派系的将领“造反”，进而夺权。
　　吴法宪回忆说：【“五一三”事件后，军内的造反派垮了，“三军革命派（军内支持林彪的群众组织）”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的学生造反派对抗，中央文革依靠北京“学生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
　　邱会作也回忆说：【三年以后，也就是1970年5月13日，那天天气很好，叶群建议到居庸关长城走一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从西山坐了一辆面包车去的，我们先到叶群后到。叶群笑着说：“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
　　这次，林彪利用他控制军内的群众组织，先制造舆论。这些群众组织马上在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声称“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这些大字报说：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而“揪军内一小撮”则是文革的“第三战役”。在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第三战役中，林彪想要揪出的是贺龙和徐向前两个元帅，这两个人倒台的话，林彪在军中就真正站稳了。
　　
　　先说林彪对徐向前的进攻。因为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领导，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地把陈再道与徐向前联系起来。吴法宪等人公开散布徐向前是陈再道的“黑后台”，军内的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在北京城里游行示威，在打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标语的同时、也打出“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并抄了徐向前的家。
　　林彪把徐向前看成是一个要想拔掉的钉子，毛泽东对徐向前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据徐向前回忆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而且让徐向前“大胆地干”，这个问题，让徐向前想了很久。徐向前听得出来，毛泽东让他“大胆地干”，这个“大胆”明显就是针对领导军队的林彪去的。但徐向前又拿不准，毛泽东真的会反对林彪吗？毕竟林彪是他的亲密战友呀。徐向前前思后想，始终没想清楚，所以徐向前始终没敢做出明显的反林彪的动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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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19）/重点突破夺权（75）
　　
　　【接前】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毛泽东是把徐向前作为遏制林彪在军队中势力的一个有力棋子。针对林彪对徐向前发起的攻势，毛泽东发出了“保”徐向前的声音。1967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纪念日，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出席这个招待会的高级将领，就表示“没事”，而没有出席的高级将领，就意味着“有事”，就有可能要被打倒。
　　这天周恩来给徐向前打来电话，告诉他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也要出席。】徐向前出席这次招待会，意味着毛泽东是“保”他，所以徐向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斗。
　　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另一位著名将军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1967年8月6日，南京的造反派借着“揪军内一小撮”的东风，要揪许世友，许世友躲到大别山里去了，造反派就抄了许世友在南京的家，并筹备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
　　这时，毛泽东发出了保许世友的信号。8月18日，毛泽东派人把许世友接到上海，亲自召见了他，据说许世友当场给毛泽东下跪，表示自己永远忠于毛主席。1967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许世友交谈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是非同一般的，以后就没有人再找许世友的麻烦了。
　　
　　对于林彪要想拔掉的另一个钉子贺龙，毛泽东就没有“保”了，贺龙没有出席这次“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对贺龙的处理，一直是很犹豫的，因为贺龙曾经和刘少奇走得很近，这点与徐向前完全不同，这是毛泽东不保贺龙的一个原因。但毛泽东最初的本意是“火烧”一下贺龙，并没有想“打倒”贺龙。据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还是有考虑的。】
　　可是林彪发起打倒贺龙和徐向前的动作之后，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与林彪的关系。此时毛泽东的重点进攻目标是周恩来，还需要林彪的配合，所以要给林彪一些“甜头”，让林彪得到某种程度的满意。所以，毛泽东在“保”徐向前的同时，就“不保”贺龙了，让林彪打倒贺龙，使林彪感到一定程度的“如愿以偿”。
　　“七二零”事件后不久，中央就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开始着手打倒贺龙的准备。同时，林彪利用自己控制的群众组织，对贺龙派系的高级将领进行批斗和夺权。例如，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是贺龙派系红二方面军将领中地位最高的。“七二零”事件后不久的8月14日，一群“三军革命派”冲入许光达家中，撕去他的领章帽徽，将他逮捕，关押到装甲兵招待所。从此许光达失去自由，一直被关押批斗，1969年5月去世。1969年6月，贺龙也在关押中去世。【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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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0）/重点突破夺权（76）
　　
　　【接前】陈再道、许世友和许光达同是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毛泽东却一再保他，而许光达没有犯什么错误，毛泽东也不保他，这就反映出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出身将领的不同态度。当然，毛泽东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让林彪满意。所以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给贺龙平反了，毛泽东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这次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因为林彪的这个口号，从客观上讲，完全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文革精神，反而可以说是毛泽东文革精神的“积极贯彻者”，所以它在理论上得到文革小组的支持。
　　从实际情况来的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大多数对军内的老军头极为不满，因为这些老军头仗着自己的老资格，看不起文革小组的小字辈，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所以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非常高兴，他们也想打倒这些人而后快，所以做出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
　　从1967年7月25日开始，《人民日报》借着“七二零”事件的东风，不断登载各种文章，提出“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和“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8月1日纪念解放军建军4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为此发表了社论，明确指出：【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并没有理会到林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还有深一层的意思，被林彪“利用”了。看到这种情况，毛泽东急忙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很不策略。”毛泽东发出指示后，报刊上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戛然而止。
　　据王力回忆说：【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后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在“七二零”事件后，徐向前领导的全军文革小组彻底垮台。这次全军文革小组没有再重组，而是转而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军委办事组”，这是林彪在“七二零”事件中的最大收获。
　　1967年8月17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军委办事组”，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以前的中央军委正、副秘书长，直接掌控军队的大权。军委办事组的正组长最初是杨成武，后来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组员是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基本上是林彪的心腹，这样“军委办事组”就完全在林彪的掌控之下，使林彪在军内的控制力骤然大增。【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1）/重点突破夺权（77）
　　
　　【接前】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有所变化，他认为文革中造反派之所以打不过保皇派，是因为有军队在背后悄悄地支持保皇派，特别是给保皇派提供武器。武汉“七二零”事件中看得很明显，造反派只有简陋的自制武器，而保皇派却是各种武器齐全。对此，毛泽东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给造反派发枪。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大动乱年代》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毛泽东看到一些部队支持所谓的“保守组织”，明里暗里给保守组织发枪，就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并不是通过他自己直接说的，而是通过他写给江青的一封信，由江青转述出来的。1967年8月4日，在上海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尚没有透露出来，但信的大意是“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据王年一先生说：【毛泽东当时认为，军区和人民武装部支持右派，所以他要求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江青的“文攻武卫”由此而来。“武装左派”现在已不是秘密。当时毛泽东用“润之”的名字给江青写了一信。这个信，我处有一个复印件。】
　　王年一先生说他有毛泽东这封信的复印件，可惜他没有公开出来。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江青写信呢？这个原因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关于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过程，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
　　【我向林彪、叶群报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义、蔡炳臣等人到了京西宾馆后，许多穿着军装的人在京西宾馆外边结队示威，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叶群说：“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应当支持。”林彪则默不做声。当夜，叶群拉着陈伯达以及中央文革的几员大将亲自到京西宾馆，坐车绕着宾馆四周的街道转了一圈，给那些高喊“打倒陈再道”的军内群众组织“三军革命派”撑腰打气。】
　　【“八一建军节”前后，北京街头也出现了这样的内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第二战役；现在“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第三战役”的开始。在“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煽动下，不少地方的群众组织开始抢夺部队的枪支、弹药，武斗更加升级。】
　　【林彪问：“抢枪的情况很多吗？”林彪对别的动向不以为然，对有些部队的枪支被抢似乎很注意。
　　我回答说：“从文件的反映看，目前已经发生抢枪的情况有五个省，看来还在蔓延。”
　　林彪说：“那好，给主席写信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主席在上海，有关武汉事件的处理情况也该写信报告一下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2）/重点突破夺权（78）
　　
　　【接前】【接着，林彪口述了给主席的信，我作了记录，大意是：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且有蔓延之势，急需设法制止。】
　　【林彪口述这封信后，让我誊清，立即送钓鱼台去给戚本禹看看。林彪此时为什么突然器重戚本禹？我也摸不透。照规矩，我去钓鱼台前须先经叶群点头。叶群听说后非常同意，催促说：“这样好，叫你去你就快去。”】
　　【到了钓鱼台16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看完信，对我说：“你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志看看。”】
　　【戚本禹拿着信稿找江青去了，我被一位工作人员带到一个小会议室里等候。过了不长时间，听从走廊里传来的说话声音，像是江青和戚本禹走过来了，但走进这个小会议室的，除了戚本禹外，还有陈伯达、关锋和姚文元，唯独没有江青。】
　　【他们几个人坐在会议桌旁，逐字逐句地推敲林彪给主席的那封信。对于我这个旁观者，他们装作没看见，不加理睬。他们修改文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你一言我一语，但只有几个人都同意后，才由陈伯达落笔。他们把文件改完，戚本禹退给了我。我拿回来仔细一看，他们改动之处并不多，而且在我看来，那几处改动也无关紧要，何必这样郑重其事呢？】
　　【林彪对钓鱼台对他信稿的改动，既无称赞，也无不满，双方都是作作姿态，无需过分挑剔。林彪又让我把信稿重誉一遍，立即派人坐飞机把这封由他签名的信送往上海。两天后从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说：“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封信，显然是不满意的，但毛泽东这时还要顾及与林彪的关系，不能直接批评林彪，因为林彪的自尊心很强，受不了这个。所以毛泽东就旧技重演，又给江青写一封信，间接地表达他与林彪的不同看法。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主席写给江青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这封信后来中纪委查到了，是在一张纸的正反面都写的。当时江青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3）/重点突破夺权（79）
　　
　　【接前】【林彪在此之前刚刚给主席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主席在给江青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对于林彪提到的实质性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并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主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要建立第二武装。】
　　【武装左派的问题，主席在7月18日晚上在武汉对总理、王力、谢富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在内的谈话中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8月4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这与主席在武汉的遭遇有关。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
　　
　　早在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时讲：【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拿着那样的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王力同志、谢富治同志，我们能允许吗？我不是提倡武斗，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我记得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另据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北航红旗”的领袖之一戴维堤回忆说：【鉴于“北航红旗”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首先武装“北航红旗”。经周总理亲自批准，北京卫戍区奉命把数千支枪发给了北航。】
　　【1967年7月27日，北京卫戍区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楼前举行了隆重的授枪仪式，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公安部长、副总理谢富治，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军界领导人出席了授枪仪式。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奉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代表北京卫戍区把二千五百多支苏式冲锋枪、新式半自动步枪和20支五四式手枪，授予“北航革委会”。随后，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如数把武器运到了北航。】
　　【这事立即轰动了北京市和全国。据我所知，文革中由中央直接发枪的，全国仅北航一家。外地群众组织的枪，有些是部队偷着给的，有些是抢的。至于周总理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为什么亲自批准给北航发枪，其中的奥妙笔者不得而知。】
　　
　　8月10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中，首次明文规定要给左派发枪，以建立群众武装，同时严禁给保守派发枪。该决定说：【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今后，军区和人民武装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枝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
　　
　　不过这场“给左派发枪”的行动，很快就嘎然而止了。对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4）/重点突破夺权（80）
　　
　　【接前】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左派发枪”呢？这要从毛泽东搞文革的思路去理解。毛泽东搞文革的本质是夺权，但毛泽东所谓的“夺权”，并不是仅仅把权力夺过来，然后一切按照旧的章程办，按照老的一套办，国家机器还是老样子。毛泽东的“夺权”是要创造一套新的国家机构，建立一套与过去传统旧体制截然不同的新体制，建立一个崭新的史无前例的国家。
　　在毛泽东的新国家机构设想中，军队的改革是重点中的重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人民武装”学说。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没有职业官吏，没有职业军队，没有职业警察，没有职业法官的，公民自治的社会方式。马克思反对建立国家军队，即所谓的“正规军”，提出用“人民武装”来取代它。
　　马克思的“人民武装”概念，类似于美国的公民持枪，是谁都可以拥有枪支的“人人有枪”社会。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中，如果有人有枪，有人没有枪，那就像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一样，是非常不平等的。有枪的人在没有枪的人面前，具有极大的优势和特权，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废除这种“枪”的特权，实施“人人有枪”的“人民武装”体制。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种“人民武装”。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是禁止老百姓拥有武器的，造成中国人的一种固有观念：老百姓不应该拥有枪支武器，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因此，很多中国人对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国家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想象不出“人人有枪”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天下大乱。
　　在旧中国，只允许军队有枪，禁止老百姓有枪。这样没有枪的老百姓，在有枪的军队面前，是完全没有平等可言的，也是无法抗衡的。因此在旧中国，掌握“枪”的军人，就有了绝对的特权，就可以控制和掌握政权。而对于美国这样“人人有枪”的社会来说，掌握“枪”并不是军人的特权，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军人执政的军政府。
　　按照中国的传统思维，一个给老百姓“发枪”的领导人，肯定是头脑发昏，肯定要天下大乱；而按照美国的思维，给老百姓“发枪”是很正常的，禁止老百姓有枪才是不正常的。所以用中国的传统思维，是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给左派发枪”。这里我们应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给左派发枪”。按照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不仅要人人有钱，同样要人人有枪。
　　有人总担心“人人有枪”会导致天下大乱，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就一直人人有枪，但美国从没有天下大乱，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内战。而世界上那些天下大乱的国家，都不是人人有枪的国家。如果以为禁止老百姓有枪，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那就大错特错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