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2）/重点突破夺权（118）
　　
　　【接前】因此，毛泽东不仅停止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反而开始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毛泽东树立周恩来威信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打成反革命集团。
　　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了这样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
　　此后，中国开始了一场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反对过周恩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姚登山等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待续】
　　****************************
　　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
　　（作者陶铁柱，是参加这次“反修”行动的“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头头之一。）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和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王保尔、陈其健等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反修”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作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3）/重点突破夺权（119）
　　
　　【接前】“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红卫兵们又刷大字报，又喊口号，火车比规定时间晚开了10分钟。海拉尔车站站长面露难色，因为误车是他失职，但他也不敢流露。
　　临开车前，红卫兵们突然发现有两位战友：彭少珠、商小果不见了，他们估计可能被苏联列车扣住了，急忙让站长发出紧急停车的信号，几个“反修勇士”飞快地跑到列车头前不远卧在铁轨上。
　　这时不得不停下来。红卫兵们要求上车，但苏联列车员硬是不开门。还是工人阶级有力量，站长对几个工人说：“不开门就用铁榔头砸！”几个工人果然抡起榔头砸了几下，列车门终于开了。
　　红卫兵们一拥而上，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搜寻，终于找到了这两位同学，只见她们的手被反绑着，嘴里还塞上了毛巾。
　　红卫兵们当然怒不可遏，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地说：“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说：“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语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9月7日再搞一次行动。
　　
　　在我们行动前一天的9月6日，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你们9月7日的这一次行动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华山拐弯抹角，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9月7日，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4）/重点突破夺权（120）
　　
　　【接前】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我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就！”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月9日，我们小分队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5）/重点突破夺权（121）
　　
　　【接前】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月11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的大照片。【附文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6）/重点突破夺权（122）
　　
　　【接前】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对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是怀有愤怒的，所以就给周恩来一个“复仇”的机会。第一，毛泽东在王力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为周恩来解气；第二，毛泽东授予周恩来单独全权处理王力的特权。毛泽东以为周恩来复仇心切，会对王力下重手，立即给他扣个反革命的大帽子，召开批斗大会，狠狠批判一通。
　　但周恩来没有按照毛泽东想的那样去做。周恩来知道，如果他这样做，就会损害他的声誉。人们对周恩来的印象是宽厚仁慈，如果周恩来出重手处分王力，人们就会认为周恩来是挟私报复，影响人们对周恩来的好感。所以周恩来没有对王力下重手，只是把王力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处理，因为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前面说过，中央文革小组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京派”，指的是北京出身的陈伯达、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另一派是“海派”，指的是江青以及上海出身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康生的立场比较中立，但倾向于“海派”。“京派”和“海派”素有矛盾，双方各不服气，争着得到更多毛泽东的“宠”，争着得到毛泽东更大的重用。
　　1967年下半年以来，毛泽东重用“京派”的王、关、戚，让“海派”的江、张、姚不免有些失落感，所以打倒“京派”的王、关、戚，“海派”的江、张、姚是高兴的。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海派”一家独擅了。陈伯达和康生因为毛泽东亲近王、关、戚，而冷落他们，也对王、关、戚不满，所以周恩来让文革小组的人去批判王、关、戚，他们都很积极。相反，周恩来倒是表现出对王力的友好态度。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8月30日下午，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张春桥和姚文元专门从上海回来参加会议，参加的还有杨成武、吴法宪，叶群身体不好请假。当时总理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康生坐在总理的位置上，江青宣布开会。陈伯达的发言主要针对关锋，康生的发言主要针对我，说我想当总理。江青说：“王力，你眼里就没有我江青。”
　　当时我没有发言权，没有说话。凭良心说，我眼里还是有江青的，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又常常代表主席说话，我对她还是尊敬的。
　　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说：“逼总参谋部向香港派一个营兵力这件事，要王力负责。”
　　总理说：“这件事王力不知道。”
　　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
　　总理说：“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王力不知道。”
　　他们发言完，总理除了上面讲了两句话，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也得听听王力的意见，叫他说说吧。”
　　我就哭了，说：“我没有什么说的了。”
　　这次会议后，就把我和关锋关在钓鱼台二号楼，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后来我出狱后，王光美同志对我说：“你作了替罪羊。搞得这么乱，是要找一个人做替罪羊的。”1967年8月底乱到极点了，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江青正好把我端出来当替罪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7）/重点突破夺权（123）
　　
　　【接前】王力说：因为1967年8月底中国乱到极点，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所以要找一个人当“天下大乱”的替罪羊。虽说王力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王力并不是在什么错误也没有的情况下，被当作“替罪羊”抛出来的。事实上，王力犯了很大的错误，甚至可以说他犯了“失职罪”。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可见他在这方面是心虚的。这就像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普通群众不去救火，并无过失；而消防队员不去救火，那就是犯了“失职罪”。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发生险情的时候，王力的身份是消防队员，而不是普通群众，他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排除险情的。王力没有去救火，这就是典型的“失职罪”。
　　既然王力犯了“罪”，受到处分，也是理所当然的，并非完全冤枉他。如果当时王力去了现场，也不一定能劝住群众。不过如果王力去了的话，毛泽东恐怕就不会那么严厉处分他了。
　　康生后来在批判会上说：“王力这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外交部夺权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外交部夺权后，他们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对抗总理的指示，反对中央，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
　　本来，最“恨”王力的人应该是周恩来。王力煽动外交部夺权，把周恩来整得好苦。可是批判王力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响应康生的话重惩王力，反而表现出非常的宽大，还替王力辩解，让王力都感动得哭了。周恩来的这个表现，又让人们大为称赞。
　　还有，王力提到批斗他的这次会议，“叶群身体不好请假”，这应该是因为林彪不高兴。毛泽东这件事没有通知林彪，还是周恩来派杨成武告诉林彪，所以林彪对这件事上就不闻不问不参与，叶群也就不来参会了。
　　
　　关于打倒王力等人的事，吴法宪也有回忆说：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和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和关锋就分别被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了。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8）/重点突破夺权（124）
　　
　　【接前】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
　　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毛泽东女儿李讷，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讷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和我。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
　　宣布以后，说抓就抓，立即行动。周恩来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和几个警卫战士，在毛泽东召集会议和经常休息的那个大厅里，等着戚本禹的到来。我们其余的人就在会议室里休息，等待消息。
　　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
　　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
　　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怕他反抗，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
　　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这些具体情况，是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他们回来以后，向我们讲述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说一下。戚本禹被关起来以后，江青还不肯罢手，又让人把戚本禹的妻子也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殃及到了他们的孩子，两个孩子没人养怎么办？
　　为此，江青找到杨成武，然后她和杨成武又找到我商量，说：“戚本禹的两个孩子是不是可以放到你们空军的一个机场？”
　　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问：“放到机场怎么办呢？”
　　江青说：“你交给一个干部嘛！让他管着，把孩子带好，抚养费由公家负责。”
　　我说：“那就放到通县机场吧。”
　　杨成武说：“放到通县机场不行。”
　　我又提出放在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说要放得远一点。
　　最后，直到我说出放在青海格尔木机场，江青和杨成武才同意。那天晚上，汪东兴连夜派人把戚本禹两个孩子送到西郊机场，让我派飞机把他们送到格尔木去。飞机起飞前，我通知了格尔木机场的一个负责人，要他负责收养这两个孩子。】
　　周恩来没有对王力等人立即进行严厉处分，反而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8月27日，按照原定计划，还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批判陈毅的万人大会。因为外交部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王力等人已经倒台了，他们还是按照王力“八七讲话”的激进强硬态度，对待周恩来。
　　因为周恩来要亲自参加陈毅批判大会，而造反派却提出周恩来不能参加批陈大会，声称周恩来参加批陈大会，大会就成了“假批真保”。于是从8月26日开始，造反派一群人对周恩来进行围攻，纠缠不休，一直纠缠8月27日凌晨5时。【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9）/重点突破夺权（125）
　　
　　【接前】这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忍不住愤怒起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场的周恩来保健医生知道，周恩来不到身体的极限，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也忍无可忍，警告造反派说：【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完话，保健医生赶紧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
　　这时造反派仍不甘休，他们对周恩来高喊说：“我们要拦陈毅的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走到门口的周恩来，听到这些话，转过身来怒吼道：【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造反派们从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放这样的狠话，他们一时间惊呆了。周恩来回去后心脏病发作，一下子病倒了，36小时不能工作。这时毛泽东传来话说：【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27日的批判陈毅万人大会，按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于周恩来表现出坚定和强硬的态度，镇住了造反派们，他们果然没有敢对陈毅动手，批陈大会上也没有出现过火行为。周恩来因为病倒，让陈伯达代替他主持大会。陈毅仍然坐在主席台的右前方，不时按照群众的要求，站起来低头认罪，态度很老实，比上次批斗会上更老实。陈毅也不愿意自己给周恩来再添麻烦，所以表现得特别老实。
　　
　　到8月31日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周恩来才召见姚登山及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们开会，周恩来说：“最近一个时期，我讲话不灵了。现在，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的。”
　　周恩来又批评姚登山说：“姚登山最近考验还不够，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你最近到处讲话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这个大标语。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
　　姚登山不知道王力已经倒台，还根据王力的讲话来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的精神。我有错误我负责，我是点革命之火。”
　　周恩来生气地说：“你这是推卸责任。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看来非把中央抬出来你们才相信。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一派红卫兵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夺权撤销了！希望你们就此止步。”
　　
　　周恩来在外交部“反夺权”后，造反派“联络站”很快倒台，保皇派“造反总部”和“攀险峰”又死灰复燃，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这次毛泽东对外交部的夺权，周恩来虽说胜利了，但也是靠好运气险胜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0）/重点突破夺权（1）
　　
　　【接前】这次的外交部夺权，周恩来靠好运气险胜毛泽东，让毛泽东不得不感叹“人算不如天算”。1967年9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在外交部工作的毛泽东表侄孙女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外交部夺权的情况。当王海容说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毛泽东感叹一声，吟诗两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此后，毛泽东再无心听王海容的汇报，对她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这两句诗本是唐朝诗人罗隐感慨诸葛亮命运的，诗意是：“运气来的时候，天地都来帮你；运气走了，就是英雄也无能为力。”这两句诗正好反映了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感叹周恩来靠好运气赢了自己。自己虽说是英雄，却也无可奈何。
　　不少人误以为毛泽东吟这两句诗是说王力的，因为这两句诗是在王海容谈到王力问题时，毛泽东说的。其实不然，这两句诗是毛泽东感叹自己的。第一，在毛泽东眼里，王力根本谈不上什么“英雄”；第二，王力倒台，也不是因为天地运气不帮忙。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暴露出造反派已经在“左”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成了“极左派”。如果“极左派”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将很可能爆发内战或外战，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称自己是“左派”，而周恩来等一大批老干部是“右派”。毛泽东原来计划中的文革，本来是一场“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毛泽东的预料。这时毛泽东惊讶地发现，他的文革，又出现一个新的敌人，这就是“极左派”。
　　“右派”是要把文革之火熄灭下去，而“极左派”是要文革之火把一切都烧光。毛泽东的“左派”，现在处于被“右派”和“极左派”夹攻的尴尬境地。对“右派”和“极左派”同时出击是不可能的，当前“极左派”成为毛泽东最大的威胁，所以毛泽东不得不与周恩来的“右派”暂时停战，共同对付“极左派”这个新的敌人。
　　
　　为什么会出现“极左派”呢？毛泽东认为，在群众运动的初期，总会出现因群众的革命热情过于高涨，从而产生过激或过分的行动。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1）》*****　　

crazyman

周恩来的地位不是靠毛的恩赐而来的.

萨拉丁二世

请详细介绍下刘邓之间的具体关系，前面都没怎么提，难道有顾虑?以及毛邓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后面的内容有没有?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1）/造反派降温期（2）
　　
　　【接前】毛泽东的斗争思想是：革命应该分三个阶段：发动阶段，攻坚阶段，收尾阶段。在革命的“发动阶段”，不能压制极左的过分行动，否则无法形成大的革命力量，革命大火也燃烧不起来。
　　一旦革命过了这个“发动阶段”，革命大火已经点燃起来，进入“攻坚阶段”之后，那些极左的过激行动就变得有害无益了，就要开始对极左的过激行动进行限制和制止。否则，极左过激行动长期蔓延下去，反过来会破坏革命。
　　革命通过了“攻坚阶段”，取得基本胜利之后，还有“收尾阶段”的考验。“收尾阶段”主要是革命成果的分配问题，胜利成果分配不均或分配不合理，就会产生内讧，使革命功亏一篑。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是这样，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也为了分配胜利成果大伤脑筋，最后又因此引发林彪事件。这些是后话了。
　　毛泽东谈到井冈山斗争经验时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有一个政策叫做“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怎么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呢？就是烧掉他们的家财房屋，使他们被迫成为无产阶级。当时，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去井冈山，指责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撤销毛泽东前委书记职位。毛泽东自己回忆说：【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委派周鲁到龙市，他是个书呆子，说这里烧杀不厉害，传达了中央文件，撤销了我的前委和前委书记。】
　　毛泽东自己的经验是：革命“发动阶段”产生出来的过激行动，只有靠群众自己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抛弃过激和极左的行动。毛泽东他们在井冈山的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极左的过激行动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极左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2）/造反派降温期（3）
　　
　　【接前】毛泽东在文革之初，也对造反派的过激行动采取“不压制”的策略，希望造反派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极左过激行动的危害性，自觉改正极左错误。然而，造反派却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极左错误，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烧外国使馆的地步。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不得不对群众造反的“极左行动”进行降温了，特别是要打击和取缔那些“极左派”。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一个行动，是打倒“王、关、戚”三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极左”倾向比较严重的人，纵观他们的讲话和行动，明显比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左”得多。张春桥在上海并没有搞极左，这是上海经验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毛泽东用打倒“王、关、戚”三人，作为搞极左的“下场”，用杀一儆百的方式让人们看到，极左是要犯大错误，栽大跟头的。在当时的“极左”气氛下，毛泽东要是从轻处理“王、关、戚”，根本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二个行动，是取消不久前他发出的“给左派发枪”指示，发出一个相反的禁枪令。这点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三个行动，是巡视各地，给各地的过激造反行动降温。毛泽东于9月16日从上海出发，分别巡视了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等地，于9月23日返回北京。这次外巡中，毛泽东每到一处就与当地的领导人谈话，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登在《人民日报》上，细节登在《红卫兵小报》上，作为给极左派敲的警钟。
　　这一路上毛泽东主要说了以下几点看法：
　　（一）提醒红卫兵不要犯极左错误。毛泽东说：【现在是革命小将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我们要防止坏人用“极左”的口号，搞得我们犯错误。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二）不要提过激的口号和要求。毛泽东说：【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发通牒干什么？他们不照办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3）/造反派降温期（4）
　　
　　【接前】（三）不要私心太重，争当造反派组织的核心领导。毛泽东说：【有的群众组织头头私心杂念重，争核心、争名位、名次。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想问题的人，而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四）要团结大多数。毛泽东说：【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古田会议前，教条主义者还整我，以后又排斥我，说：“山上没有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一个洋人）不听意见，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洋人投了我一票，我才达到四比三。所以，核心不能自封。张国焘两次南下，徐向前在这个问题上是好的。许世友是个和尚，但是一员战将，他也要打倒？看一个人，要全面的看，历史的看，又要比较的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好。这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
　　（五）不要搞派性，不要武斗。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就想不通。我们过去内部也斗，但不搞喷气式。主要是朱德和陈毅，造我和林彪的反。以后我们还是团结起来了，合作得比较好。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上海张春侨、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没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
　　
　　毛泽东打击“极左派”的第四个行动，是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周恩来派系也反对极左派，这点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借助周恩来派系打击极左派，有两大好处：
　　（一）毛泽东反“极左”，有悖于他的“造反有理”精神。如果毛泽东亲自出面反“极左派”，就会使不是极左派的造反派，也对毛泽东产生怀疑甚至失望；而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造反派就不会对毛泽东产生怀疑或失望。
　　（二）毛泽东派系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擅长搞斗争，而不擅长搞稳定。毛泽东派系的康生、江青等主要干将，都是长于斗争，而短于稳定局势。如果让江青、康生这些人去反“极左派”，就会把斗争激化，不仅使局势得不到稳定，甚至有可能恶化。毛泽东现在不想把斗争激化，所以让周恩来去反“极左派”，周恩来会把局势稳定下来。
　　于是，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授命，打击极左派，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此后，文革进入一个降温的时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4）/造反派降温期（5）
　　
　　【接前】从1967年9月开始，周恩来接手扭转天下大乱的重任，他一方面要给造反降温，一方面要打击极左派。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收场。在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在英国伦敦的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几名中国外交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必须尽快善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中央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表态。这是一件颇难的事情，如果调子太软，在当时群众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的时代，会被扣上“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如果调子太硬，就会激化问题进一步升温。周恩来亲自过问《人民日报》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报道，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就是中央态度的晴雨表。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人民日报》巧妙地报道了这件事。第一，没有提到“最后通牒”，只是说群众示威，这就暗示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最后通牒”；第二，使用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一词，这样的态度就不至于被骂为“投降主义”；第三，使用“强烈的行动”一词描述火烧英国代办处。“强烈”是中性词，既没有表示赞扬，也没有表示批评。
　　据说当时周恩来私下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方表示了歉意，但没有公开报道。后来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主动降温，进一步缓和了中英关系。之后，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了房屋，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这件事总算是平息下来。
　　
　　周恩来要做的第二件事，是香港问题的收场，因为香港问题是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导火索。香港问题不收场，那么就可能重新引发中英之间的外交冲突。周恩来知道，这次在香港问题上不能强硬，只能妥协，因为国内局势不稳，要尽快把可能引爆国内暴乱的香港问题解决掉。
　　周恩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是全方位撤退和让步，但周恩来要把这个明显“投降主义”的政策贯彻下去，也非常不容易，首先香港的左派们就不同意。当港英当局拒绝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香港的左派们也非常气愤，他们也要对港英当局采取报复措施，提出将进行更大规模罢工，组织渔船在香港海面大规模示威，最厉害的报复措施就是搞炸弹袭击。左派在香港街头放置各种真假土制炸弹，旁边下纸条“同胞勿近”，专炸英国人。但是这种炸弹袭击，搞得香港一般百姓也人心惶惶，一些平民也被炸弹误炸牺牲，引起香港居民对左派的反感和厌恶。
　　于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香港办公室，向香港左派总部的香港工会发出指示说“香港问题要转弯，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罢工，更不要搞炸弹袭击。”但香港工会头头们头脑很热，表示难于接受香港办公室的指示，把这个指示斥责为“投降主义”。于是周恩来把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招到北京，亲自与他谈了五个小时，香港工会的总头头终于认识到自己错了，表示接受“转弯”的指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4）/造反派降温期（5）
　　
　　【接前】从1967年9月开始，周恩来接手扭转天下大乱的重任，他一方面要给造反降温，一方面要打击极左派。周恩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收场。在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在英国伦敦的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几名中国外交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必须尽快善后“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难题，是中央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表态。这是一件颇难的事情，如果调子太软，在当时群众革命热情极为高涨的时代，会被扣上“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如果调子太硬，就会激化问题进一步升温。周恩来亲自过问《人民日报》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报道，因为当时《人民日报》就是中央态度的晴雨表。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人民日报》巧妙地报道了这件事。第一，没有提到“最后通牒”，只是说群众示威，这就暗示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最后通牒”；第二，使用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一词，这样的态度就不至于被骂为“投降主义”；第三，使用“强烈的行动”一词描述火烧英国代办处。“强烈”是中性词，既没有表示赞扬，也没有表示批评。
　　据说当时周恩来私下对“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方表示了歉意，但没有公开报道。后来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主动降温，进一步缓和了中英关系。之后，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了房屋，对毁坏的物品作了赔偿，这件事总算是平息下来。
　　
　　周恩来要做的第二件事，是香港问题的收场，因为香港问题是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导火索。香港问题不收场，那么就可能重新引发中英之间的外交冲突。周恩来知道，这次在香港问题上不能强硬，只能妥协，因为国内局势不稳，要尽快把可能引爆国内暴乱的香港问题解决掉。
　　周恩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是全方位撤退和让步，但周恩来要把这个明显“投降主义”的政策贯彻下去，也非常不容易，首先香港的左派们就不同意。当港英当局拒绝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之后，香港的左派们也非常气愤，他们也要对港英当局采取报复措施，提出将进行更大规模罢工，组织渔船在香港海面大规模示威，最厉害的报复措施就是搞炸弹袭击。左派在香港街头放置各种真假土制炸弹，旁边下纸条“同胞勿近”，专炸英国人。但是这种炸弹袭击，搞得香港一般百姓也人心惶惶，一些平民也被炸弹误炸牺牲，引起香港居民对左派的反感和厌恶。
　　于是周恩来通过国务院香港办公室，向香港左派总部的香港工会发出指示说“香港问题要转弯，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罢工，更不要搞炸弹袭击。”但香港工会头头们头脑很热，表示难于接受香港办公室的指示，把这个指示斥责为“投降主义”。于是周恩来把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招到北京，亲自与他谈了五个小时，香港工会的总头头终于认识到自己错了，表示接受“转弯”的指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5）/造反派降温期（6）
　　
　　【接前】香港工会的总头头思想打通了，可是其他头头的思想还没有通。于是周恩来就把香港工会的头头们请到北京，然后把他们暂时扣在北京两个月，不让他们回香港。周恩来对他们说：【之所以把你们扣在这里两个月，就是要你们把头脑冷静下来。我已经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香港不搞上街游行，不搞罢工，不搞真假炸弹，这些对人民有害，对港英当局无用。】
　　因为香港左派领导人被扣在北京，香港当地的斗争无人领导，也很快就降温熄火了。据统计，这次香港暴动造成52人死亡，802人受伤，1936人被捕。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假炸弹，1167个真炸弹，造成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
　　此次暴动，不少中共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有些人被抓捕，有些人被遣返大陆，对中共在香港的势力造成致命的打击。香港左派暴力抗争的手法失去民心，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怀有戒心。左派的声势一直到1990年代之后，才慢慢恢复过来。1997年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董建华颁发勋章授予当时左派负责策划暴动的头号人物杨光，被视为是对当年左派暴动的一种肯定。
　　不过1967年的这次香港暴动，也促使了港英当局进行社会改革。港英当局通过这次暴乱，察觉到有必要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缓和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港英当局在暴动结束后的1968年，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成立民政处，大大加强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等方面的福利措施，并修改劳工法，大幅加强对工人的保障。这样看来，香港暴动也算是没有白搞。
　　
　　周恩来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外交部夺权的收场。周恩来第一个要解决的人，当然就是姚登山了。尽管姚登山也应该是周恩来最“恨”的人之一，但周恩来还是要保持他“宽容宽厚”的风度，在批评姚登山的同时，并没有对姚登山严厉处理，以免别人说周恩来挟私报复，影响周恩来的声誉。
　　9月18日，周恩来召开外交部干部和外交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周恩来在会上对姚登山说：【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国时我亲自去机场接你，我又把你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8月27日上午，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那个情况，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病发作，手都打哆嗦，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我对你是有阶级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6）/造反派降温期（7）
　　
　　【接前】【姚登山你干扰了外交部，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不过姚登山在国外抗暴还是有功的，还是坚强的。现在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他检查，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有人说，主席接见姚登山的那部新闻纪录片不能放了，我说电影还是照样放嘛。姚登山还是要保的。】
　　虽然周恩来说“姚登山还要保”，但在后来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姚登山还是被打成外交部的头号“五一六”分子。1971年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万人大会，会上宣布姚登山等人的十大罪状，当场逮捕姚登山，之后姚登山被关进秦城监狱。
　　
　　周恩来对外交部夺权的收场，第二个要解决的人是陈毅。因为外交部的很多造反派要打倒陈毅，如果周恩来现在一下子把陈毅说得一点儿错误也没有，就不能让人们心服。所以周恩来用半批评办支持的态度对陈毅表态，让人们觉得周恩来没有偏袒陈毅。
　　周恩来批评陈毅说：【陈毅是有严重错误的，亚非会议上有严重错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严重错误。陈毅随刘少奇出访，刘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灭”，陈毅也会有错误。一月份让陈毅过了关，以后他又发那么大脾气，无怪小将抓住他不放，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
　　 然后周恩来的话语一转，说：【但是毛主席说：陈毅同志还是要“一批二保”。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样，陈毅这个部长和别的部长就是不一样，这是关系到国家威信和威望的问题，不是保他个人，不是保他的面子。陈毅的大字报、大标语等不能上街，对陈毅的态度是“一批二保”，这是最高指示！】
　　周恩来巧妙地用毛泽东的话来保陈毅，这样就显出他处理陈毅是公正的。之后，陈毅有一个月时间冷处理，没有公开露面，也没有回到外交部。不过到10月以后，陈毅就重新公开露面了。
　　
　　周恩来除了对火烧英国领事馆、香港问题、外交部夺权问题进行收场之外，最大的任务是批判走极端倾向的极左路线，稳定天下大乱的局势。为此，以周恩来为主导发起一场“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即所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对此，毛泽东是大力支持的。毛泽东说：【所谓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有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967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兵团”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7）/造反派降温期（8）
　　
　　【接前】所谓“五一六兵团”，指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反对周恩来的群众组织。毛泽东要支持周恩来主持的这次“批极左、抓坏人”运动，而毛泽东特别点名“五一六兵团”，把它作为极左派坏人组织的典型。毛泽东把“五一六兵团”定为极左派坏人组织的典型，可以说有两个寓意。
　　第一个寓意是树立周恩来的威信，把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定性为反革命，实际上就是宣布：谁反对周恩来，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个寓意却是相反的，在树立周恩来威信的同时，也把周恩来推到火上“烤”。因为人们会认为，这场运动是周恩来为了“保自己”搞起来的。如果运动中出现冤案，或者出现扩大化，这个责任也会被算到周恩来头上。
　　因此，周恩来也知道，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搞好了，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搞不好，反而会降低自己的威信，所以周恩来要特别慎重。周恩来在谈到“五一六”问题时说：【现在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这种人就是“五一六”。】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我周恩来。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但“五一六”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反江青同志，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五一六”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这是不会得逞的！】
　　【“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第一，不扩大化，按主席思想，只抓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如张建旗，以便孤立少数。青年人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第二，各单位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我们不要去抓。】
　　后来外交部在清查“五一六”时，清查出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对此批示说：【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最后外交部定下“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100多人受到各种处分。姚登山关进秦城监狱，其他人送到干校监督劳动。
　　总而言之，周恩来对清查“五一六”还是慎重的，对他直属的单位能控制组，对各地方周恩来就控制不住了。比如后来成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江苏大打“五一六”，有人说了几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也有人说有30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江苏成为清查“五一六”的重灾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8）/造反派降温期（9）
　　
　　【接前】文革进入降温期之后，周恩来主持具体的收拾摊子工作，遏制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稳定天下大乱的局面。而毛泽东则思考路线方针的大问题，也就是文革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毛泽东从三个方面思考这个问题：思想上、政治上、人事上。
　　在思想上的思考，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搞出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点我们将在后面着重说明。在政治上的思考，毛泽东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十分不满。建国时，中共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认为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弊病很大，苏联因此而走上了修正主义。所以毛泽东决定进行大胆和创新的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上出现“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教育体制上出现“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上出现“赤脚医生”，这些都是苏联所没有的。关于这些我们也将在后面具体论述，这里先说毛泽东在人事上的思考。
　　毛泽东本来试图依靠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完全抛弃现有的党员干部，重建一套革命新人的人事体系。可是造反派却让毛泽东非常失望，没有涌现出优秀和杰出的人才，根本无力取代现有的党员干部。于是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调整他最初的人事战略，因为造反派不堪用，所以毛泽东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放弃“踢开党委闹革命”，转为“依靠党委闹革命”，作为他下一步文革的主要人事战略。
　　不过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党”不行，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都是暮气沉沉，不想革命的。所以毛泽东就想到改造党，向党内注入新人新鲜血液，把目前这个暮气沉沉的党，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党，这样才能实现毛泽东的文革计划和心愿。
　　
　　于是毛泽东就着手开始他“改造党”的计划，也就是“整党”。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967年10月，毛泽东表示要准备召开“九大”。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开会，讲述他召开“九大”的思路。
　　毛泽东说：【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意见已经反映上来了，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和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要整。】
　　毛泽东以前说“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毛泽东不踢党委了，但是要整党，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这样的指示以前是没有的，这反映出毛泽东搞文革战略方向的转变。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