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35）/第二场文革的开始（25）
　　
　　【接前】应该说毛泽东对江青并不满意，但江青在文革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就是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先锋。如果毛泽东不用江青的话，那么谁能替代江青这个先锋呢？
　　陈伯达是个迂腐的书生，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根本不堪用。张春桥倒是比较足智多谋，可是张春桥的资历太浅，根本压不住老干部们。江青的资历虽说也浅，但她可以借助“毛夫人”的招牌，压住相当一部分人。
　　康生的资格虽然老，也相当足智多谋，但康生熟知党内斗争的深浅，在关键时刻不肯挺身而出为毛泽东打冲锋。在1967年2月的“二月逆流”中，康生看到周恩来派的奋起，赶紧缩到一边不出头了。康生这样的人，毛泽东当然不能指望他出来当先锋的。
　　本来毛泽东曾想培养陶铸当先锋，没想到陶铸连几个月的考验都没有通过。陶铸想八面玲珑保住自己的地位，到处当好人，谁也不得罪，根本没有江青那种不怕得罪人的战斗精神。于是，毛泽东就陷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的困境。尽管江青不理想，但毛泽东也还不得不用江青。
　　
　　随着“九大”的临近，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第二次面临分配胜利成果的难题。第一次是1949年建国时的分配胜利成果，那次分配得很成功，没有引发大的不满和内讧。在这次召开“九大”时，一大批当权派的老干部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了，出现许多权力的真空和职位的空缺，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权力重新分配，第二次分配胜利果实。这次毛泽东的分配胜利果实不太成功，留下很大的隐患，这是导致后来林彪事件的起始点。
　　按照常规，党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准备好两个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是一种党内地位的象征，历来都是由第一把手或者第二把手来做。1945年“七大”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亲自做的，1956年“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1969年“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1974年“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周恩来做的，1977年“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华国锋做的，1982年“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胡耀邦做的，1987年“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赵紫阳做的，1992年“十四大”、1997年“十五大”和2002年“十六大”的《政治报告》是江泽民做的，2007年“十七大”和2012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做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3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36）/第二场文革的开始（26）
　　
　　【接前】“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做，这是早就定好的。但是由党的第二把手做《政治报告》，有些内容不一定反应第一把手的意思，这在“八大”时就出过问题。据邱会作回忆说：【后来听说主席说过，他在“八大”基本是一个闲人。像《政治报告》这样的文件，我们看见毛主席是在主席台上修改的。文件上原来写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毛主席不同意这种提法，修改之后，先给坐在右边的周总理看了，再给坐在左边的刘少奇看，周总理还在那个文件上做了批注。文化大革命时，印发了周总理的这个批注。】
　　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刘少奇给毛泽东看的《政治报告》草稿中，原先并没有这句话，是后来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这样的提法，所以在主席台上提出不同意见。后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阶级斗争”。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再次提到此事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
　　
　　按照常理，既然让林彪做“九大”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理所当然应该由林彪来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由刘少奇起草的。所以，林彪得到毛泽东指定他来做《政治报告》的指示后，就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完全由林彪自己来起草文件，万一有什么提法，与毛泽东的意见不一致，是很麻烦的，上次刘少奇就是教训；可是如果完全由毛泽东那边准备好一份《报告》，林彪只是照本宣科地宣读一遍，那么林彪就成了傀儡人物，做给别人念稿子的傀儡事情，林彪的面子和自尊心都是不允许的。
　　因此，林彪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准备两份《报告》：第一份由毛泽东那边指定人写好，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发下去；第二份是林彪的口头讲稿。林彪并不宣读毛泽东那边起草的正式《政治报告》，而是讲自己的口头讲稿，这样就不会有傀儡人物的形象了。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从主席处开会回来，把我和李春生叫了去。林彪慢吞吞地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我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3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37）/第二场文革的开始（27）
　　
　　【接前】毛泽东同意了林彪搞两份《报告》的建议，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正式的《政治报告》，另一份林彪的口头讲稿，则由林彪自己起草。张云生回忆说：
　　【林彪又说：“你们都知道，我向来很不习惯念别人写成的稿子，而只愿意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我口头讲话的‘条子’。这个‘拉条子’的任务，由你们帮助我来搞。”
　　 林彪授意后，我和李春生向叶群请示如何具体搞。根据叶群的布置，又分别从空军、沈阳军区以及军委办公厅调来几个“笔杆子”，帮助林彪“拉条子”。
　　1969年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召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事。林彪会客，向来不让工作人员在场，但负责迎送的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岗位。我在林彪门外等着他们谈话的结束，大约不到一个小时，陈伯达等三个人从里边出来了。在他们分别登上自己的汽车以前，我听张春桥、姚文元都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从他们谈话的和谐气氛来看，这次商谈有关起草《政治报告》过程是顺利的，但结果并不顺利。陈伯达准备写十个题目，到3月中旬，才交出头三个题目的初稿。但这尚未成形的初稿，在钓鱼台开会讨论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云生这里说的轩然大波，就是陈伯达起草的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后来被毛泽东否决。这引发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不愉快，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冲突的地步。
　　关于陈伯达这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授意写的。这是目前的主流说法；第二种说这份《政治报告》，是陈伯达自己写的，与林彪无关。这种说法来自陈伯达本人。
　　第一种说法，最初来自1973年中共“十大”报告，它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政治报告》。对毛主席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3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38）/第二场文革的开始（28）
　　
　　【接前】关于“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跳出来反对”这件事，吴法宪回忆说：【在毛主席主持的《政治报告》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陈伯达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的愤怒，是生气陈伯达背叛自己，投靠到林彪一边去了。关于陈伯达的这件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这里先说关于陈伯达《政治报告》的第二种说法。陈伯达出狱后，多次否认他曾经得到林彪的授意，声称那份《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不过陈伯达的说法，疑点很多。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回忆说：
　　【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毛家湾那里谈了一下，林彪表示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
　　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圈阅退回，就这样，陈伯达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据陈伯达的秘书说，陈伯达是在见了林彪之后，定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而且，陈伯达写好提纲后，又去与林彪商量，最后定下总题目和小题目。因此，陈伯达这份《报告》的总纲精神，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授意，至少是陈伯达与林彪商量决定的。因此，陈伯达说《政治报告》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应该是不真实的，这主要是陈伯达想撇清他与林彪的关系。因为那时林彪是第一号“坏人”，陈伯达说他不是听从林彪的指示，而是自己写的，就可以减少自己的“罪过”。【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3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39）/第二场文革的开始（29）
　　
　　【接前】另外，毛泽东的本意是不同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的，但陈伯达把提纲送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圈阅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毛泽东是想拖一拖，让林彪自己主动改正。如果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同意或批评，就会引起林彪的不愉快，影响他与林彪的关系。所以毛泽东指望林彪自己主动改正过来，这样就不会伤及两人的感情。
　　
　　陈伯达本来是毛泽东的人，历史上与林彪并无什么交情，怎么会加入到林彪集团里去呢？这主要问题是江青。江青对陈伯达丝毫不给面子，动辄训斥，让陈伯达的自尊心难于忍受，终于选择离开毛泽东，投奔林彪了。
　　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
　　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坐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
　　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其实江青也不是单单对陈伯达，对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是动辄训斥，可是他们两人为什么不生气呢？因为他们两人对江青“服气”，认定自己应该接受江青的领导，所以对江青的训斥没有反感。而陈伯达仗着自己是毛泽东多年政治秘书的老资格，对江青根本不服气，对江青的训斥耿耿于怀，这样他与江青就无法和平相处下去了。
　　关于陈伯达向林彪靠拢的事，吴法宪也回忆说：【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
　　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人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陈伯达加入林彪集团之后，也就开始为林彪效力，开始站在林彪一边，与江青集团进行斗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0）/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0）
　　
　　【接前】本来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与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合写《政治报告》。可是陈伯达却来了一个反常的举动，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单独写。这样一来，就出现两份《政治报告》，一份是陈伯达单独起草的，另一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出现两份《政治报告》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前，原来中央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我不愿同张、姚合作。在起草人的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张春桥几次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和他们一同搞。我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结果，他们就以康生带头的名义，搞出了另外一个稿子。】
　　陈伯达说的他自己的行为，显然是反常的。因为既然是中央决定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那陈伯达就应该遵照中央的指示办事。陈伯达甩开张、姚，自己干，显然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为什么陈伯达这么大胆，敢违背中央指示呢？这是因为陈伯达得到了另外一个“中央”的支持，这个另外的“中央”就是林彪。
　　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也回忆说：【写《政治报告》的工作开始了，我们感到最不好办的是，中央决定由陈、张、姚三人起草报告，而陈伯达却甩开张、姚，自己干。我们向陈伯达提出：“张、姚他们来问怎么办？”
　　陈伯达固执地说：“不管他们，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
　　我们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果然，这时姚文元来电话，问陈伯达起草《报告》怎么进行。陈伯达自己不接电话，让我们答复姚文元，说：“告诉张、姚他们，他们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吧。”
　　后来张春桥又来电话，问陈伯达怎么办？是否谈一谈？陈伯达也是用同样的办法，让我们答复：“让他俩自己觉得应该写什么，就先写着吧。”
　　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我们对陈伯达说：“你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是不会闲着的，他们是会向上报告的。”
　　陈伯达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是我来写，他们就是想要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1）/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1）
　　
　　【接前】陈伯达以前对江青是唯唯诺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是江青身边的红人，陈伯达本来应该不敢得罪这两个人的。可是陈伯达这次有了林彪在背后撑腰，居然大起胆子来，敢挺起腰杆跟江青集团斗争了。陈伯达不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参与写作，主要是要贯彻林彪的想法和主张，防止张、姚“塞进他们那些东西”，把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搅混了。
　　林彪的想法和主张是什么呢？据邱会作回忆说：【其实主席决定由林总做《政治报告》后，林总就开始自己拉条子，并告诉办公室的同志，他已有一个基本构思，陈伯达来了可助一臂之力，这个《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很快就定了下来，标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林总的“克己复礼”思想就很重了，他认为毛主席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应该满意了。文革这几年确实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搞派性，搞武斗，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林彪的认为，毛泽东既然已经把刘少奇等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革也应该到此为止了。在“九大”以后，文革就应该停止了，政治运动不应该再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中共应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题，应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是熟知毛泽东的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题目，只谈建设，不谈革命，肯定不符合毛泽东的胃口。这点，林彪在动手写之前，就应该很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题目不会高兴。那么为什么林彪还要偏偏惹毛泽东的不高兴，偏要提出这种题目的《政治报告》呢？这是因为林彪试图通过这份《政治报告》，给毛泽东提意见，或者说是向毛泽东“进谏”。
　　林彪希望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轨道重新转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林彪的这个意见和看法，应该说早就想向毛泽东提了，可是他又不敢直接给毛泽东提意见。自从彭德怀之后，党内敢向毛泽东直接提意见的人就没有了。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更不是一个好办法，彭德怀就是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万言书》的信，出了大问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2）/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2）
　　
　　【接前】那么林彪怎么才能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呢？于是林彪就想出一个妙招：借着这次起草《政治报告》的机会，写一份反应自己看法的《政治报告》草稿，把自己的意见通过《政治报告》草稿间接地表达出来。毛泽东看到这份《政治报告》草稿，也就是看到了林彪的意见。林彪希望通过这份强调经济建设重要性的《政治报告》草稿，让毛泽东看了以后，开始重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
　　林彪用这种对毛泽东的劝说，是十分巧妙的。如果毛泽东能够接受林彪的看法，采纳林彪的意见，那是最好不过；如果毛泽东不理解林彪的看法，不采纳林彪的意见，顶多是否决林彪的这个《政治报告》草稿。这样，林彪和毛泽东就不会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相反，如果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试图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的话，那必定会引发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后果不堪设想。
　　
　　林彪写这个《政治报告》草稿，其实只是旨在给毛泽东一个人看的，并不是真的想把它作为正式的大会文件。当然，林彪也不便直接向陈伯达交代自己的用意，因为这种极为敏感的话，是不好直接说出口的。林彪应该是通过叶群，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了陈伯达。叶群和陈伯达都是福建老乡，两人的私交相当密切。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刚到林办不久，就常听叶群说，她到陈伯达那里毫无拘束。叶群向秘书们透露说：“我去老夫子那里，他正在午睡呢。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闯他的卧室，把他叫醒。我就坐在他床边同他谈话，很随便。陈伯达是我在延安时代的老师，我们过去就很熟，我见他，从来都不感到拘束。”】
　　陈伯达本人也十分赞成林彪的意见，他也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根据林彪的意图，陈伯达很快就写好了《政治报告》草稿的第一部分。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是核心关键，它的本意，并不是用于在大会上发表，而是用于表达林彪、也是表达陈伯达给毛泽东的进谏和意见。陈伯达的秘书回忆说：【陈伯达亲笔写了一封简信，附上第一部分稿子，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呈送主席。可是送出的稿子没有回音，我们心里很不踏实，但又不能对陈伯达说，怕干扰陈伯达的写作思路。】
　　陈伯达期盼毛泽东能够好好看一下他写的第一部分，这其实是他和林彪劝说毛泽东停止文革的意见，希望毛泽东能认真思考一下他们的意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3）/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3）
　　
　　【接前】可是陈伯达的稿子送出去后，毛泽东那边一直没有回音。原来毛泽东一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题目，心中就冒起火来，根本没有看陈伯达的稿子。
　　在“九大”开完之后，陈伯达终于收到了毛泽东退回来的稿子。陈伯达惊讶地发现，他亲手封好的装有报告稿的牛皮纸口袋没有拆封，毛泽东只在牛皮纸口袋上写了八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毛泽东竟然连牛皮纸口袋都不愿意打开，当然不会看到陈伯达呕尽苦心写的他和林彪的“意见书”了。陈伯达说：“我当场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样哭过。我很伤心，很伤心！”
　　陈伯达写这个稿子，意图并不是要“反”毛泽东，只是想说服毛泽东，不要再搞文革了。可是毛泽东误解陈伯达的这番苦心，当然让陈伯达难过伤心了。毛泽东退陈伯达的稿子，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来说陈伯达写稿子的事。
　　陈伯达把第一部分草稿写好送呈毛泽东后，一直不见回音。这时，他甩开张春桥和姚文元单独写的事情，当然得罪了江青，于是江青就要开会批判陈伯达。
　　批陈伯达的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开会前，江青通知首都党政军各方面的人来参加，会场里坐得满满的。江青声称陈伯达一个人单独写稿子，是试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责令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刚刚解释了一句话，立即被江青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检讨，不让他说了。”接着江青又说：“你陈伯达还配当解放军？你不配！快去摘掉陈伯达的领章、帽徽！”
　　陈伯达这时有林彪在后面撑腰，倒也不怕江青，他不允许别人来摘他的领章、帽徽，并且针锋相对地对江青“反威胁”说：“你们要打倒我，你们敢把打倒我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吗？”
　　结果，陈伯达顶住了江青的批斗，没有检讨，江青也拿陈伯达没办法。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她同康生两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话。”
　　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就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
　　江青的批判会没有吓住陈伯达，之后陈伯达还是继续单独写《政治报告》，不跟张春桥和姚文元合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4）/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4）
　　
　　【接前】中共“九大”原定在1969年3月15日开幕，在此之前的1969年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时说：“《政治报告》让伯达、春桥、文元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这是毛泽东正式让林彪挂帅，陈伯达牵头写《政治报告》。尽管此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但对于陈伯达这样的快笔头来说，有一个月时间，本来应该是足够的了。
　　前面提到，陈伯达把关键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写好后，送呈毛泽东批阅，但迟迟得不到毛泽东的回音。因为第一部分代表了林彪和陈伯达的意见，看不到毛泽东的回音，陈伯达猜测毛泽东可能是在考虑他们的意见，于是就慢慢地写后文，等待毛泽东的指示和意见。这样一来，陈伯达的稿子就迟迟没有写出来。
　　前面也提到，毛泽东根本就没有看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到1969年3月7日，陈伯达仍然没有写完，毛泽东不满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问陈伯达：“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回答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陈伯达虽说是书生，但起码的政治头脑还是有的。陈伯达知道这时不能说出林彪，否则他的麻烦就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扛下来这个责任，反而不会出大事，所以陈伯达就说“我自己一个人写”。
　　毛泽东早就得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汇报，知道陈伯达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抛开，自己一个人写。毛泽东本来给陈伯达的指示是：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一起写。陈伯达之所以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抛开张春桥和姚文元，自己一个人写，肯定是得到林彪的支持。
　　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更超过对陈伯达的不满。不过毛泽东这时也不好把林彪端出来，只是把不满发泄到陈伯达一个人头上，说：“现在又想重复‘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毛泽东本想干脆另起炉灶，让康生牵头，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写，但这样又太不给林彪面子。于是毛泽东说：“索性把起草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的。”
　　毛泽东又说对康、张、姚说：“《政治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这样就因为《政治报告》的原因，把“九大”开幕的日期从3月15日推迟到4月1日。当时各地代表已经按照原来的通知，在3月15日之前都来到了北京。现在开会的日期后推，只好组织代表们先在北京参观。【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5）/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5）
　　
　　【接前】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陈伯达的稿子，因为完全否定陈伯达，也就是完全否定林彪了。所以毛泽东给陈伯达一个面子，让他继续“一个人”写下去，让张春桥和姚文元同时写另外一个稿子。这样一来，张、姚写了一份反映毛泽东想法的稿子，陈伯达写了一份反映林彪想法的稿子，这两份不同的《政治报告》稿子，就变成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分歧之争了。
　　
　　周恩来也明白，陈伯达和张、姚的两份稿子，反映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矛盾，周恩来这时又不得不在两人之间摆平衡了。周恩来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说：【九大《政治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
　　周恩来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只是说大家来讨论陈伯达的稿子，并且周恩来亲自主持对陈伯达稿子的讨论。于是陈伯达就把他写好的前三部分《报告》稿，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周恩来对此没有发表意见，而江青等人对陈伯达和他的稿子进行了攻击。据邱会作回忆说：【江青骂陈伯达说：“中央文革向来都是集体领导，为什么你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外，江青还说：“稿子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江青讲了之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像连珠炮一样地指责陈伯达。】
　　
　　毛泽东虽说指示双方“各搞各的”，但毛泽东亲自指点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稿子。据负责毛泽东警卫的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回忆说：【毛主席把张春桥他们几个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毛泽东本来指示康生与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但康生深知这场《政治报告》之争，实际上牵扯到毛泽东与林彪之争，康生如果替毛泽东写稿，那就会得罪林彪了。康生不想得罪林彪，因为他也得罪不起。得罪林彪的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一个一个地倒台，这让康生不得不考虑得罪林彪的后果。于是康生就“及时”地生病了，没有参加起草《政治报告》。
　　据汪东兴回忆说：【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6）/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6）
　　
　　【接前】康生给林彪的电话是很有政治艺术的。第一，康生向林彪表明，这份《政治报告》他没有参加，这就是说，他没有做不利于林彪的事；第二，康生评价这份稿子是“份量不够”，这表明他并不完全赞成这份稿子，也就是表示对林彪的同情；第三，康生又说这份稿子的“基本思路”站得住，并建议林彪在这份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康生这样做，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得罪林彪。
　　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稿子，当然也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次轮到陈伯达“进攻”和提意见了。陈伯达说：“这个报告稿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略生产。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
　　从内心来讲，周恩来是支持林彪和陈伯达的，但他也不能支持林彪与毛泽东闹翻，他要调和毛、林之间的矛盾。鉴于毛泽东的态度，周恩来必须否决陈伯达的稿子，但周恩来并没有说陈伯达稿子的内容不行，而是以陈伯达没有按时交稿为理由，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周恩来这样做，既否决了陈伯达的稿子，也不会得罪林彪。
　　关于这点，邱会作回忆说：【对陈伯达初稿的讨论，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看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样的标题，应该是同意的。但总理深知，这样的主题，在主席那里是通不过的。总理明明知道陈伯达是对的，但他还是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为借口，否定了陈伯达。总理的确是智慧超人的。】
　　这次，陈伯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胆，他明知道毛泽东不会高兴强调“发展生产”的意见，但还是在毛泽东面前提了出来，后来陈伯达又大胆地抵制在《政治报告》中加入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据吴法宪回忆说：【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他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7）/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7）
　　
　　【接前】林彪并不意外毛泽东否定他指示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但意外的是毛泽东没有跟他“交心”。以前毛泽东对林彪有不同意见时，总要通过各种方法，向林彪“交心”，说明为什么不同意林彪的意见。比如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的《滴水洞家信》，就是向林彪“交心”，婉言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意见。
　　可是这次毛泽东什么理由也没有说，就否定了林彪的意见，这样林彪大为不快。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就在这个时候，主席对张、姚稿子的批示传到了毛家湾。主席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有些内容还要改写。对于如何修改，主席也作了具体的批示。
　　我去向林彪报告主席的批示，林彪问：“张、姚写的稿子，你们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我现在就想给首长讲讲它的大意。”
　　林彪说：“现在不用讲。陈伯达写的稿子，你们也看过了吗？”
　　我说：“看过了。”
　　林彪问：“把两个稿子比较一下，它们哪一个好一些呢？”
　　我说：“很难说。”我确实感到很难说。因为主席已决定在张、姚稿子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我不能妄加评论。我宁愿当个旁观者，而不愿把自己牵连进去。   
　　林彪微微露出一点笑容，说：“不要紧，你说说看。”在他那一贯严肃的脸孔上，是难得看到一点笑容的。
　　我不得已，从口中挤出这么一句：“两个稿子，如果叫我写，我都写不出来。”】
　　林彪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想听听秘书的意见，但秘书也看出这里水很深，不敢发表意见。
　　林彪对毛泽东不做任何解释，就否定了他的稿子，感到十分不快。于是林彪也就采用消极的态度，对毛泽东的稿子不发表任何看法，送到他那里审改的稿子，他连看也不看，更不要说提出修改意见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在《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政治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
　　林彪秘书张云生也回忆了林彪的消极态度，说：
　　【过了几天，主席又对张、姚的第三稿作了修改，特别是在文字结构上作了很大调整，把原来的四个部分改成八个部分，还逐个加上了小标题。其中，主席还大段大段地加写了一些话。
　　在这过程中，林彪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登上“九大”讲坛去念这个《政治报告》之前，他对《报告》稿一次也没看过。林彪原来布置“拉条子”，说他在大会上另作一篇《口头报告》，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也决定不讲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8）/ 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8）
　　
　　【接前】3月底，总理把最后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送林彪审定，林彪还是一字没看，就在稿子封页上大笔一挥：“呈主席审批。林彪某月某日”。
　　这天中午，总理给林办打来电话：“这个稿子经中央文革碰头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我于昨晚批送林彪同志定稿，你们收到了吗？”
　　接电话的张益民回答说：“收到了。”
　　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过目后，如果同意，请早些把稿子退给中央办公厅，他们在等着付印。”
　　张益民说：“林彪同志已经把稿子批呈主席了。”
　　总理很着急地说：“怎么，又批送给主席了？前天在主席那里开会，主席讲他已亲自修改几次，请林彪同志最后定稿，他不再看了。现在为什么又送给主席了呢？”
　　张益民请示总理：“我是否打个电话，把送出的稿子再追回来？”
　　周恩来问：“送出多长时间了？”
　　张益民说：“半个多小时了。”
　　总理失望地说：“不用再追了，已来不及了。”】
　　
　　这次，林彪居然把毛泽东送给他最后审定的稿子，又送回给毛泽东。尽管林彪不是故意的，但这肯定会引起毛泽东的很大不快。
　　邱会作也对此事回忆说：【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的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总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
　　林总原来打算提出建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就不宣读《报告》了。林总与我们提及此事时，黄、吴、李和我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总经过考虑，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下决心承担宣读《报告》的任务。
　　在大会上，林总与其说是作报告，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因为林总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总说：“我就是故意要念得磕磕巴巴的。”这是林总极为难得的调侃。】
　　据另一个林彪“死党”李作鹏回忆说：【“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苦苦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肯定是重大转折之一。可惜我们都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李作鹏说的话是很中肯的。既然毛泽东已经与林彪发生了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在新《党章》中明确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49）》*****　　

crazyman

还是周恩来聪明。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1）/第二场文革的开始（41）
　　
　　【接前】因为写《新党章》的权力把持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所以江青就想掺入一些私货，在《党章》中把江青也写进去，提升江青的名誉。江青这样做，显然背着毛泽东干的，因为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把江青写入《党章》。据邱会作回忆说：
　　【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提江青为“文化革命的旗手”。这个问题刚一提出，连《党章》初稿都未上，就被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得一干二净。”因为康生是他们的灵魂，他们也就不得不同意康生的意见。江青的名字没有上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张春桥对江青是马首是瞻，江青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敢反对江青的话。而康生还是有眼光的，及时把江青删掉，避免了到毛泽东那里挨批评。不过江青这个人的野心还是按捺不住，越膨胀越大，她甚至想要取代林彪，由她来当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九大”期间，江青进行过一次露骨的“争当接班人”的表演。据邱会作回忆说：
　　【大会将要进入选举之前，江青向林彪进行了一场“艺术性”很高的战斗。一天，江青在京西宾馆举行一次座谈会，姚文元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因为我承担军委办事组的会务工作，我断断续续地进入会场，听到了一些讲话和发言。
　　座谈会开始时，姚文元首先讲了话，他说：“今天江青同志召集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现在请敬爱的江青同志讲话。”
　　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会场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在掌声中，江青开始讲话了。江青说：“我是一个不宣传自己的人，我也不同意别人宣传我。大家很清楚，对我的宣传，就使人把我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不能随便说。”
　　“我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问题。林副主席接班，毛主席是有个考虑过程的。一天，毛主席对我说：‘谁来接替刘少奇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一时不敢回话。在毛主席再三问起之后，我才敢大胆回答毛主席的问题，说：‘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二是一贯同毛主席亲密合作的人；三是要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的人。’
　　我说了之后，毛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人了。’
　　我有意让主席散散心，即说：‘那好，现在我们把考虑的人，各自写在条子上面。’
　　我们都各写了一张条子，互相看了条子之后都笑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我当年同毛主席一起提出来的。”】
　　江青这里讲的关于她和毛泽东谈论林彪接班人的事情，或许是真的。但江青这么说，目的在于强调她的重要性。人们听上去，林彪似乎还是依靠江青，才当上接班人的。这样的话，江青在毛泽东眼里，应该比林彪更有地位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2）/第二场文革的开始（42）
　　
　　【接前】邱会作回忆说：【江青接着说：“关于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问题。在十二中全会上，担任主要讲话的人(没有点林彪的名字)，对文艺复兴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我把所采取的态度向毛主席报告了，主席对我是很赞扬的。对这样的问题，我是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崇高威信。”】
　　前面说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做了长篇讲话，把毛泽东的文革，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后来江青提出：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喻为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是不正确的，并多次不点名地批评过林彪。这里江青再次不点名地批评林彪，并声称毛泽东同意她的观点。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继续说：“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什么人可以到这个司令部里呢？我看最关键的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把对文化大革命有功的人，都要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去，选到中央政治局和党的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去。”
　　江青又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过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
　　江青讲话之后，姚文元接着讲话。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
　　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江青的《讲话记录》留下来，再没有转手，但《记录》以后怎样处理就不知道了。】
　　江青私自召开会议，并声称毛泽东的接班人不止林彪一个人，江青也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露骨地向林彪争权，争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江青这样毫不掩饰的讲话，当然让康生看得冒汗，赶紧把江青的讲话压下来，没有扩大传出去。江青本想通过这么做，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但其实是适得其反。江青这样赤裸裸的争权，赤裸裸地争出风头，反而买来人们对她的反感。
　　这里也看出，姚文元对江青是言听计从的，江青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江青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的话盲目执行，对江青的非理智行为，不但不设法阻止，反而帮着火上浇油。表面上看，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江青百依百顺，讨得江青的欢心，实际上这样反而是“害”了江青。倒是康生在关键时刻帮了江青，使江青没有犯大错误。
　　江青集团中，没有一个本着对江青负责的“军师”来辅助她，这也是江青失败的因素之一吧。康生并不是江青集团的人，不过他还是及时阻止了一些江青的愚行。只是在“九大”以后，康生也不太管江青的事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3）/第二场文革的开始（43）
　　
　　【接前】在“九大”召开之前半个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面积约0.7平方公里，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心部分。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划界，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就成为两国的国界。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的江面中央，所以中国和苏联都声称拥有该岛的主权。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珍宝岛这个归属不明的小岛，就成为一个引发冲突的导火索。中苏双方的巡逻队，都登上珍宝岛巡逻，表示该岛是自己的领土。这样一来，中苏双方的巡逻队就在珍宝岛上发生冲突。刚开始是“文斗”，双方进行对骂；后来发展到“武斗”，双方用棍棒打斗；最后发展为“战斗”，双方动用轻重火器交战，苏联方面还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中方参战的只是步兵。
　　第一场战斗发生于1969年3月2日，双方死伤数十人；第二场战斗发生于3月15日，第三场战斗发生于3月17日，苏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中方只是用反坦克炮、火箭筒等轻武器还击。当时的解放军战士非常勇敢，在几十米的近距离上，用轻武器对苏军展开反坦克战，打退了苏军的进攻。
　　经过上述三次战斗之后，中方实际控制了珍宝岛，但直到1991年，俄罗斯才承认珍宝岛属于中国。
　　
　　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珍宝岛问题。当汇报人说珍宝岛地区敌人炮火打到我方纵深七公里，毛泽东说：【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苏修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
　　【我们抗议他们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他们是要面子的。苏联知道我们不会打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把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此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与苏联发生核大战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认为，一旦苏联打进来，那就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就拔不出去了，哪怕中国死一半的人，最终还是会取胜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4）/第二场文革的开始（44）
　　
　　【接前】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是小规模的，双方死伤数百人。可是这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却在中国引起很大震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珍宝岛事件的第一个后果，是证明了毛泽东“反苏联”路线是正确的，此后中国反苏的调子愈发升高，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最终导致中国与美国的接近，导致中美建交。
　　珍宝岛事件的第二个后果，是在中国掀起一场“备战热”。此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向备战军事一边倒，一切为“打仗”做准备。这样一来，民用产业就大大压缩，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最终导致人民对文革的很大不满；
　　珍宝岛事件的第三个后果，是在“准备打仗”的气氛下，林彪等军人的角色愈发重要。林彪以战备的理由发出“第一号令”，造成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局面，最终导致林彪的“叛逃”。
　　当然珍宝岛事件也使苏联受到很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不赞成格列奇科，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日本侵华那样的泥潭战，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更糟糕。因此，苏联最终没有发起对中国的战争。
　　虽说毛泽东做好了与苏联核大战的准备，但他也没有想挑起战争，还是尽可能避免战争的。周恩来则一直设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在路过北京时与周恩来进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署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等临时的协议，暂时缓和了中苏双方的紧张对峙。这些是后话了，这里还是转回到“九大”的话题。
　　
　　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开幕式。当毛泽东出场的时候，全场沸腾，全体人员起立，一边鼓掌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第一个出场，毛泽东之后，依次是林彪、周恩来等11人。在主席台的前排，毛泽东坐在中央，坐在毛泽东右边的是老干部，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坐在毛泽东左边的是林彪，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这个座位排列是周恩来安排的。4月1日上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说：【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拟定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二位同志，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5）/第二场文革的开始（45）
　　
　　【接前】毛泽东的意思，是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上主席台。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个人，在“八大”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认为，江、张、姚三人一下子坐到“九大”的主席台上，未免太唐突了一些，但周恩来也不好直接反对，于是委婉地说“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不过，毛泽东还是批准江、张、姚三人上主席台。另外，刘伯承的座位排在朱德前面，也是毛泽东提出的。
　　历史有时候像是开玩笑，坐在毛泽东右边的五个人，下场都不错，没有一个被打倒的；坐在毛泽东左边的六个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林彪客死他乡，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入狱，康生死后也遭到开除党籍，骨灰被迁出八宝山。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上主席台，引起众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的极大不满。很多老将军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奋斗一辈子，还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只不过摇摇笔杆子，居然就扶摇直上坐上了主席台，让老将军们从心底里感到不服，感到忿忿不平。毛泽东的此举，又得罪了一大批老干部。
　　毛泽东等人在主席台上坐下后，待掌声平息下来，毛泽东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会场上马上又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由于掌声停不下来，毛泽东只好打断掌声说：“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人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林彪听到此话吓了一跳，周恩来赶紧打圆场说：“毛主席当合适。”
　　这时林彪也反应过来，马上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
　　但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这次反应很快，马上向台下的众人“求救”，说：“毛主席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赞成的举手。”
　　台下的众人全体一齐举手。林彪松了一口气，说：“好！全体通过。”
　　毛泽东不好再推辞，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
　　台下的众人又全体一齐举手。毛泽东接着说：“大家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全场众人鼓掌通过。
　　毛泽东为什么要当众提议林彪当主席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