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98）/造反派降温期（29）
　　
　　【接前】自从群众运动走上“极左”，毛泽东自己也控制不住之后，毛泽东感到现在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群众组织，不能成为依靠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再次改变他的文革战略，“从踢开党委闹革命”，到“依靠党委闹革命”，把重建党组织，作为搞文革的“新重点”。
　　毛泽东之所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是照搬苏联的东西。毛泽东本来并不喜欢，也不迷信苏联式的体制，但1949年建国时中共对苏联“一边倒”，在苏联的压力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照搬苏联的体制。
　　自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体制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官僚主义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认为，苏联这种体制长期下去会导致亡党亡国，所以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毛泽东第一次改革政治体制的尝试，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当时毛泽东觉得党委的权力太大，如果没有人监督，就会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一些人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
　　毛泽东认为应该发动群众，利用《大字报》的形式来监督党委和党员。毛泽东还特别提到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他说：【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很少听到不同意见，使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毛泽东发动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搞“大鸣大放”，只是想让他们大胆地监督党委和党员。没想到在“大鸣大放”中，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提出“轮流坐庄”，要向共产党“夺权”，这就使运动的性质变了，变成了“反右”运动。
　　
　　文革开始以后，各级党委机构基本上被打倒了，毛泽东不喜欢的苏联式政治体制在中国瓦解了，这可以算是毛泽东搞文革的一个胜利。但旧的党一元化领导体制打破之后，新的体制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认为，新的体制应该不再是党一元化领导体制，而要加入群众的监督，这就是全新的政治体制“革命委员会”，也叫“革命三结合委员会”。【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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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99）/造反派降温期（30）
　　
　　【接前】“革命委员会”由三部分组成：（一）革命群众代表：这些人来自造反派头头，不一定是党员，即使是党员，也是资格很浅的党员；（二）革命干部代表：这些人来自老资格的党员干部，也就是老干部；（三）革命军人代表，这些人来自军队。
　　本来毛泽东设想中的“革命委员会”是没有军人的，毛泽东并不愿意军人出来参政，搞成军政府。可是在文革过程中，军人出力很大，特别是林彪出力很大，所以新的政治体制中，不给军人分配一定的权力是不行的，所以要搞一个“三结合”的新体制。
　　毛泽东认为这种“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新体制，因为有三种力量相互牵制，可以相互监督，不会出现过去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官僚主义现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7年2月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8年9月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到此，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尽管在表面上，毛泽东心目中的新型政治体制，已经在全中国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群众”的实力很弱，基本上成为一个摆设的“花瓶”，根本无法形成牵制力量，也起不到监督的作用。除了上海等几个很少数地方的革委会大权掌握在造反派的革命群众手里，绝大部分地方的革委会的大权，都是掌握“革命干部”或者“革命军人”手里。这种新的“革委会”，在实质上与以前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大同小异，可谓“换汤不换药”。这样一来，毛泽东搞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仅仅流于形式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转回来谈目前的形势。
　　
　　在1968年初，毛泽东的主要力量还是用于“反极左思潮”，给过热的群众运动适当降温。但毛泽东也不想过分降温，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总理努马扎莱，努马扎莱提问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乱了一阵子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要让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就解决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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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99）/造反派降温期（30）
　　
　　【接前】“革命委员会”由三部分组成：（一）革命群众代表：这些人来自造反派头头，不一定是党员，即使是党员，也是资格很浅的党员；（二）革命干部代表：这些人来自老资格的党员干部，也就是老干部；（三）革命军人代表，这些人来自军队。
　　本来毛泽东设想中的“革命委员会”是没有军人的，毛泽东并不愿意军人出来参政，搞成军政府。可是在文革过程中，军人出力很大，特别是林彪出力很大，所以新的政治体制中，不给军人分配一定的权力是不行的，所以要搞一个“三结合”的新体制。
　　毛泽东认为这种“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新体制，因为有三种力量相互牵制，可以相互监督，不会出现过去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官僚主义现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7年2月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最后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1968年9月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到此，全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尽管在表面上，毛泽东心目中的新型政治体制，已经在全中国建立起来了。但实际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革命群众”的实力很弱，基本上成为一个摆设的“花瓶”，根本无法形成牵制力量，也起不到监督的作用。除了上海等几个很少数地方的革委会大权掌握在造反派的革命群众手里，绝大部分地方的革委会的大权，都是掌握“革命干部”或者“革命军人”手里。这种新的“革委会”，在实质上与以前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大同小异，可谓“换汤不换药”。这样一来，毛泽东搞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仅仅流于形式了。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转回来谈目前的形势。
　　
　　在1968年初，毛泽东的主要力量还是用于“反极左思潮”，给过热的群众运动适当降温。但毛泽东也不想过分降温，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总理努马扎莱，努马扎莱提问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乱了一阵子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要让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就解决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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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0）/造反派降温期（31）
　　
　　【接前】10月12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他又说：【现在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这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群众。从今年9月下旬起，全国群众组织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够了，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认为，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打够”，没有“闹够”，要等到他们自己打累了，闹累了，自然而然也就不想再打了，这时候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也就自然熄火了。根据这个想法，毛泽东解决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方法，就是放手“让他们闹够”，只有等到他们闹够了，运动才能回头。这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
　　基于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对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采取观望态度，等到他们“闹够”。可是这次毛泽东的经验没有灵验，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不但没有“闹够”的趋势，反而是越闹越大。到1968年，不仅是工厂武斗，连文质彬彬的大学里也出现严重的武斗现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文革的典范学校，又成为武斗的典范。
　　北京大学从1968年3月开始，多次出现几千人规模的大武斗。据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回忆说：【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大校内的两派打起来。我请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帮助我制止武斗。我和他一起去现场制止武斗，我们两个人走到“井冈山总部”占据的那座楼的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我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我被一个学生用匕首扎伤。连我都被别人用匕首刺伤，我还有什么能耐制止武斗呢？】
　　最著名的武斗是清华大学的“百日大武斗”，从1968年3月下旬开始，双方使用了步枪、手榴弹、燃烧瓶等热武器进行武斗。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原本是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领导“清华井冈山兵团”，但这个组织又在1967年中旬分裂成为“团派”和“四派”，蒯大富成为“团派”的头头，与“四派”发生长达百日的大规模武斗。
　　为了制止清华的武斗，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派出一支三万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但遭到“团派”的武装对抗，当场打死工人5名，打伤7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七事件”。根据《清华文革大事日志》记载：
　　【7月27日下午四点多，“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下午五点多，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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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2）/造反派降温期（33）
　　
　　【接前】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江青、林彪夫人叶群、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公安部长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
　　毛主席说：“文化革命搞了两年，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就是搞武斗。现在是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
　　……
　　毛主席说：“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把武斗工事统统去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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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3）/造反派降温期（34）
　　
　　【接前】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毛主席说：“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了我们这些人，天就会掉下来了。”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
　　……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的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
　　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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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4）/造反派降温期（35）
　　
　　【接前】蒯大富对毛泽东这次接见回忆说：【我进门一看，一屋子的人，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
　　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主席接见我，也就是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握握手，就没有其它的了。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是那种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
　　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那真正是告御状。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把我们的人抓走了好多。”
　　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一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不抓人，不打人。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就抓人，就打人。”
　　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
　　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
　　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
　　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什么大伤。
　　我以后知道，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主席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武斗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返回来，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1968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了。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上，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这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上宣告红卫兵运动完全结束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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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5）/造反派降温期（36）
　　
　　【接前】蒯大富回忆说毛泽东哭了，哗哗直流眼泪，这次毛泽东真的是伤心至极了。蒯大富是毛泽东期待最大的革命小将，恰好是两年前的1966年7月29日，毛泽东亲自点名被刘少奇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来参加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次大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席群众大会并讲话，刘少奇对众人说：【至于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晓得。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
　　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原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回忆说：【在刘少奇讲话结束的话音未消，还未来得及拿起放在桌上的讲稿走开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从后台走出来。毛泽东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扇到地毯上。刘少奇正弯腰去捡拾，毛泽东已到了舞台的前沿向众人招手，全场响起震耳的欢呼声。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两年前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神采轩昂；可是两年后的今天，毛泽东却在人民大会堂伤心地眼泪直流。这似乎是应了当时刘少奇的话“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我也不晓得，中央其他同志也不晓得。”现在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不晓得了。
　　毛泽东从1927年上井冈山开始，历经各种艰难曲折，遭受各种失败挫折，但每次毛泽东在遇到挫折后，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都能化险为夷。可是这次，毛泽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因为他无法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东敢于跟自己的老战友们决裂，敢于发动全国全面夺权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毛泽东就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寄托在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身上，毛泽东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是这次，毛泽东寄予无限期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却让毛泽东彻底失望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为了一点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双方就大打出手。虽说武斗的规模越搞越大，但武斗的性质却越来越低级，越来越不是为了主义和信仰去斗争，而单纯是为了个人或派性的恩怨和利益去斗争。造反派的这种出于派性恩怨利益的武斗，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群众对他们越来越反感。
　　造反派的失去人心，就是毛泽东的失去人心；造反派的失败，也就是毛泽东的失败。对此，毛泽东怎能不伤心呢？在1968年5月，毛泽东发起了最后一次挽救造反派的运动，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7）/造反派降温期（38）
　　
　　【接前】这次“清队”运动的高潮，是康生指控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国民党特务，并指控云南有一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声称云南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就是赵健民一伙“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煽动起来的。为此，赵健民被逮捕，数万人被牵连。
　　
　　毛泽东本想通过“清队”运动，把在背后煽动挑拨群众武斗的坏人揪出来，这样一来，群众组织的武斗就会结束。可是事实又打破了毛泽东的期待，搞“清队”运动对停止武斗毫无帮助。相反，“清队”运动却走上了扩大化的老路，据说全国一下子揪出来几十万名国民党特务。
　　揪出这么多国民党特务，毛泽东本人也不相信了，他不得不对这场运动泼冷水和刹车了。毛泽东说：【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搞逼供信，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于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
　　毛泽东又说：【投降过国民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的人就永远忠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打AB团，福建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抓改组派，说明当时我们是不成熟的。后来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在毛泽东的刹车下，“清队”在几个月之后就停了下来，但已经制造出不少冤案，不少人受到迫害。
　　
　　“清队”运动是毛泽东挽救造反派的最后努力，“清队”运动无效后，毛泽东不得不把红卫兵和造反派，彻底推下历史的舞台。1966年，毛泽东亲自接见1100万红卫兵，是毛泽东把这些红卫兵小将亲手推上历史的舞台，在中国掀起一场翻天动地的大运动；可是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又要亲手把红卫兵小将们推下历史舞台，这个悲剧性已经超出了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又怎能不让毛泽东落泪呢。
　　要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可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呀。现在毛泽东亲手拿掉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那他的文革又靠谁来搞呢？又怎么搞下去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8）/造反派降温期（39）
　　
　　【接前】毛泽东曾经在1966年10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对文革小组成员发誓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两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了吗？显然没有搞到底。是什么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呢？
　　毛泽东在1966年的天安门城楼上，之所以说这样悲壮的话，是因为他当时把党内的反对势力想象得十分强大。可是事实上，党内的反对势力并没有毛泽东想象的那么强大，他们的抵抗都是有限的。阻碍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党内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而是毛泽东自己搞文革的主力军：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越来越不得人心。
　　1968年8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10天之后，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也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这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
　　前面提到，聂元梓回忆说：她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去北京大学制止武斗，过来几个人，二话不说动手就打，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头上打出一个包，聂元梓被匕首扎伤。
　　什么样的人会对两个赤手空拳的人见面就打？按照常识考虑，肯定是流氓团伙，黑社会组织才会这样不讲起码的文明，专靠使用暴力。现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文明程度，居然堕落到与流氓团伙一样，他们又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呢？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更厉害了，居然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扔手榴弹，这简直就是土匪团伙干的事情。
　　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毛泽东搞文革的本钱，毛泽东想尽各种方法，试图把红卫兵和造反派从堕落的道路上挽救回来。可是现在红卫兵造反派堕落到了土匪的地步，无法再挽救了，毛泽东只得挥泪斩马谡，亲手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
　　
　　毛泽东曾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无限的期望，说：【你们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之所以对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给予这么大的希望，第一个原因是年轻人敢想敢干，敢于造反；第二原因更重要，就是毛泽东认为年轻的一代，比他们老的一代人思想觉悟更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09）/造反派降温期（40）
　　
　　【接前】毛泽东等老干部这一代人，学生时代根本没有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受的都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毛泽东谈到他年轻的时候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包括在中学读了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
　　而解放后的年轻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雷锋，培养共产主义觉悟。毛泽东认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受到过剥削阶级思想的污染，比较单纯，共产主义觉悟更高。这一代新人，正是毛泽东亲手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给予无比的希望，认为由这些共产主义新人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要大大高于他们当年上井冈山的水平，一定会很好地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任务。可是事与愿违，毛泽东培养出来的这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思想觉悟居然还不如井冈山的老一代。
　　
　　有人说：“文革把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搞坏了。”严格地讲，这句话并不正确。中国人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发生在文革之前，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教育，使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说：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与旧思想和旧传统彻底决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就开始引进苏联式的教育体制，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是纯粹的舶来品，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格格不入，所以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孝礼义”那一套思想道德，就不得不抛弃了。
　　“道德”这个东西的核心，就是对“自私自利”私心的克制。不管古今中外，所谓道德高尚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私心比较少的人，这是全世界通用和公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歌颂“自私自利”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是反对“自私自利”的。比如说儒家的核心思想“克己复礼”，意思是“克己则私心去，自能复礼。”翻译成现在汉语，就是：只有克服和遏制自己的私心杂念，才能恢复到周朝时代的良好社会道德风气。
　　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更是号召人们“大公无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从体制到方法都有较大的问题，使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只是流于形式，而并没有真正培养起“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邯郸学步”，说古代有一个人，看到赵国都城邯郸的人，走路的姿势很美，于是就学邯郸人的走路方式，结果邯郸人的走路方式没有学会，反而把自己过去的走路方法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用“邯郸学步”的寓言来形容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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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10）/造反派降温期（41）
　　
　　【接前】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新的共产主义道德没有培养起来，而旧的传统儒家道德也忘掉了，结果就造成道德的严重缺失。因此，新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出来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自私自利”心态，甚至比旧中国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毛泽东那一代人还要严重。
　　毛泽东曾说：【我的父亲的哲学是两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不赞成。我父亲不得人心，我母亲得人心。父亲死的时候没人送葬，母亲死时有二、三百人送葬。】可见在旧中国，还是有一些像毛泽东母亲那样私心比较少的人，而到了新中国，私心重的人反而更多了。
　　
　　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武斗不止，就是私心太重的表现。大家出于私心，都要争当“核心”，结果大打出手。毛泽东说：【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派性武斗，其实与北洋军阀时代的军阀混战，性质是一样的。北洋军阀就是因为私心太重，大家都想争当国家领导人，结果就成了混战一场的“春秋无义战”。
　　在中共内部，也一直存在着斗争。在红军时代，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都发生过斗争，但大家一边斗争，一边还是以大局为重，相互克制忍让，个人服从大局，不让斗争发展成“武斗”。如果中共在井冈山时代就出现内部武斗，那么根本用不着蒋介石去围剿，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
　　毛泽东这一批在剥削阶级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人，还能做到顾全大局，克己复礼。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一批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思想觉悟居然比他们在井冈山时期的觉悟还要低。简直可以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在清华大学武斗之后，毛泽东也觉得红卫兵不行了，他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现在这批红卫兵大闹之后，已经闹得心“野”了，再让他们安心下来读书是不可能的了。而且，这批心“野”了的红卫兵，继续留在大城市里，就等于留下一批闹事的火种，所以必须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才能把局势彻底稳定下来。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想把这批红卫兵“送出”大城市，也得有一个方法，于是毛泽东就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当然，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也就是红卫兵们“上山下乡”，也有思想上的考虑。因为毛泽东从文革中发现这批知识青年的私心太重，有必要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一下再教育。于是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11）》*****　　

笑语

佩服楼主的勇气和胆量，但是要写毛泽东仅有这两样还不行。需要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这是其一；其二是必须真正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处的历史环境；其三更要掌握别人没有掌握的历史资料。其四，在所掌握的资料中去除虚的，假的，保留实得，真的。

可是从做这些的这些东西来看，期资料大部分都是已经公开了的，毫无新意。作者所欠缺的东西还很多，客观评价不等于罗列事实，更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所有问题的产生、发展、结果，既是有原因的，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更确切地说，分析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仅有客观的态度是不够的。一个人的思想是自有记忆开始，就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也不例外。毛泽东与其战友彻底分裂，无论是从文化上、政治上去探讨，最终都是“此路不通”，没有确切的答案。分析他们最终的思想分歧，必须从他们的童年开始，就是从他们的人格特征的形成源头开始。只有探讨到他们人格特征的形成轨迹，才能确切把握他们的思维脉络，从她们的思维脉络中才能搞清楚他们分歧甚至决裂的关键因素。

zxlong777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没办法叹曰:你不日他亲娘，他就不叫你真爹!

thisisme

没有了杂草，读起楼主的帖子方便多了。

thisisme

红卫兵已经没用了，可以扔掉。

lldongliang

说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来还是高度不够啊。

lldongliang

不过高度虽不够，但胆量足够。高度不够，也敢出来摆弄这个命题，那胆量自然是足够的了。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11）/第二场文革的开始（1）
　　
　　【接前】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1969年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所谓“知识青年”指的是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的中学生，按现在的标准看起来，中学文化水平算不上“有知识”。不过在1969年的时候，农村的文化水平还较低，有初中文化就算是“有知识”了，所以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红卫兵的主体，也就是1966、1967、1968年这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插队落户。所谓“插队落户”，也就是这些城市青年的户口，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安插到农村生产队去当农民。
　　在1969年第一批知青插队落户之后，以后每年又陆续有一些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前后共有约1600万知青到农村插队，直到1977年才停止。考虑到当时城市人口一亿多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乡村。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知青”下乡。
　　毛泽东本来的文革战略部署中，本来并没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是在特殊情况下，临时出台的应急之策，最主要是在政治上的考虑。在“造反有理”气氛中熏陶出来的红卫兵，已经变得非常不安分，把这些人留在城市中，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要把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从而就消除了红卫兵不听指挥，继续造反的隐患。
　　很显然，当时如果不把红卫兵们送到农村中去化整为零，他们在城市中闹事起来，而且谁的话也不听，那就只能动用军队开枪镇压了。毛泽东让红卫兵“上山下乡”，避免了最坏的情况，这就是军队向群众开枪。当然“上山下乡”运动也有经济上的意义：文革后很多工厂处于停工停顿状态，很难接受这么一大批人就业，所以就把他们安排去农村就业，也就是务农。
　　由于当时城乡生活差别很大，特别是大城市的知青，到农村去以后，发现那里的物质生活远不如城市，于是产生一种被“欺骗利用”的感觉。他们对毛泽东搞的文革，以及对毛泽东本人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对毛泽东提倡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自己被毛泽东当成工具利用了，用完后就廉价处理了。这些知青成为中国第一批反毛泽东的人，对毛泽东怨言极大，认为他们的青春被毛泽东耽误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1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12）/第二场文革的开始（2）
　　
　　【接前】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也无可奈何。所谓“点火容易灭火难”，文革这把“造反有理”的大火点起来了，不把这批红卫兵送到农村去，造反之火就熄灭不下来。为了安抚下乡的红卫兵，后来毛泽东又放松了插队落户的条文，从1971年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顶职、病退、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其实知青真正在农村务农，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之后，这些人多半成为学校教师、赤脚医生、公社文书、农机修理工等，脱离了直接的农业劳动。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不那么艰苦了。中小城镇的招工，也都优先安排知青当工人。
　　然而，这批知青的人数极大，再加上知青的家长，几乎半数以上城市居民，都对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政策非常不满。这样一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被人民所不满。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无形中大大降低了，因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伤害了太多人的利益。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标志着“夺权的文革”已经结束，“整党的文革”开始了。我们可以把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前的文革，称为第一场文革，也就是“夺权的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的文革，称为第二场文革，也就是“整党的文革”。
　　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它是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取党政军各领域“当权派”的权力。但“夺权的文革”只是把刘少奇的权夺过来了，周恩来和林彪的权都没有夺过来，因此这场“夺权的文革”失败了。毛泽东最后遣散红卫兵，就意味第一场“夺权的文革”彻底结束。
　　虽说毛泽东全面夺权的“夺权的文革”失败了，但它也大大削弱了党内当权派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有了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整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搞文革的话，毛泽东是不可能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整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因此，毛泽东趁着这个机会，又发起了第二场“整党的文革”，这可以说是对第一场文革失败的补救。
　　关于“整党的文革”，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它的目的是改组和改造中共。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中共已经变成“暮气沉沉”的保守党，不想再革命了，不想再进取了。因此毛泽东要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并且认为只有“朝气蓬勃”的革命党，才能避免走上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