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3）/重点突破夺权（99）
　　
　　【接前】批斗会从下午1时半开始，各个造反派的发言人上台发言，揭发和批判陈毅的“罪行”，并要求“停止陈毅的一切外事活动，责令他在家老老实实做交待，接受群众的批斗。”
　　会议途中，周恩来有事离开会场，周恩来刚刚走开，造反派立即违反不挂任何标语的协议。突然间，“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等大标语一下子从会场二、三层楼上同时垂挂下来，二、三层的护栏上也拉起了“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的巨大横幅，坐在一楼的造反派则纷纷举起“打倒陈毅”的小旗帜。
　　随后，会场上的人群骚动起来，他们站起来高呼“打倒陈毅！”，呼喊声此起彼伏。坐在前排的造反派开始冲向陈毅，周恩来留下的几十名警卫战士，手臂挽着手臂地奋力阻挡，不让造反派冲过来。在这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台上的谢富治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参加大会的黄镇大使站起来用手指着台上大声喊：“谢富治你怎么不管？谢富治你怎么不管！”
　　据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回忆说：
　　【我带着陈老总和他的警卫宫恒征，从舞台的后门撤出，通过夹道进入了保密室，让陈老总坐在沙发上。我立即让部队战士撤到走廊的两头，并告诉他们，只要有人冲保密室，就采取强硬措施。造反派搜到保密室这里，看到有部队没敢冲，但他们又怀疑陈老总在里面。保密室在二楼，他们不甘心，就从院子里搭人梯，踩着肩膀隔着保密室的玻璃窗子往里看，找陈老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让陈老总暂到卫生间避一避。开始陈老总说：“算了，我去见他们。”
　　我说：“不行，这是总理给我们的任务。”
　　陈老总答应后，陈老总、我还有他的警卫宫恒征，我们三人躲进了卫生间，留在外面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周总理指示，要他找姚登山，并说：“你告诉姚登山，今天发生的混乱，他要负责。如果今天陈老总发生问题，他要负完全责任。”并指示钱嘉东，要姚登山亲自把陈老总送回家。
　　造反派在楼内上上下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老总，认为陈老总已经走了，后来大部分造反派就撤走了。他们虽然撤走了，可陈老总的那辆奔驰车却遭了殃，造反派气急败坏地将汽车的窗帘撕了，车胎放了气，车座套也给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找到姚登山。姚登山来到保密室后，钱嘉东向他传达了总理的指示，说：“今天发生的事，你要负全部责任。陈老总的安全发生任何问题，你也要负全部责任。总理要你亲自送陈老总回家，现在你就不要走了，跟我们一起走。”
　　我们让姚登山和我们一起从锅炉房的旁门出了楼，然后坐上卫戍区预先布置的停在那里的吉普车，向东绕道东单，经东长安街驶向中南海东便门。陈老总、姚登山、钱嘉东、我和宫恒征从东便门进入了中南海，陈老总安全地回了家。】【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4）/重点突破夺权（100）
　　
　　【接前】前面我们提到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兵团”，在王力“八七讲话”之后突然活跃起来，似乎是与王力遥相呼应。“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大量散发和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他们宣扬的理论是：（一）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第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第二司令部，第三个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二）周恩来是“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人物”，是“中国的柯西金”；（三）文化大革命的下一场战役，就是打倒周恩来为首的第三司令部；（四）声称他们的行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说：“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
　　在“五一六兵团”的宣传攻势下，不少人对周恩来怀疑起来，认为文革的下一个目标，或许真的就是周恩来了。王力的“八七讲话”传达后，外交部的人明显感觉到，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恩来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的一些看法。因此，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头王中琪，心领神会地说：“看来这是毛主席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抢先，不能落后了。”他们认为，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就要打响了，所以要抢先立功。
　　王力讲话在外交部的干部中间也引起很大震动，一些干部以为周恩来不行了，开始另找靠山。外交部的22名司处级中层干部，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为王力的“八七讲话”叫好，声称今后要紧跟中央文革，这在当时被称为“22中将”。不过很快王力就倒台了，“22中将”在王力倒台后，又因为写这张大字报做检讨，这是后话了。
　　
　　8月11日的陈毅批斗大会结束之后，外交部的造反派没有揪到陈毅，就立即着手对外交部进行夺权。王力在给姚登山的信中，撒了一个谎，声称“总理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这个谎言的杀伤力极大。
　　外交部的保皇派“造反总部”在告状信中，就是告状姚登山的讲话与周恩来不一致。“造反总部”敢告状，也是仗着有周恩来的支持。而王力的“八七讲话”，不仅否定了“造反总部”的告状信，还声称“造反总部”是保守组织，特别是强调周恩来与中央文革的意见一致。
　　当时中央文革的威信如日中天，王力说周恩来与他们一致，谁敢质疑王力的真实性？大家都以为周恩来真的转变立场了，真的不再“保”陈毅了。这样一来，就造成“造反总部”的人人心惶惶，以为周恩来不支持他们了，不少人开始悄悄退出“造反总部”。当时外交部西欧司战斗队的队长周从吾说：“王力的讲话我接受不了，但这是中央文革的讲话，白纸黑字，我不能不相信。现在我辞去队长的职务。”
　　面对王力的谎言，周恩来也不好出面辟谣，因为周恩来无法公开说：我与中央文革不一致。这样一来，周恩来只好沉默，而周恩来的沉默，又被认为是“默认”，因此搞得周恩来十分难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5）/重点突破夺权（102）
　　
　　【接前】8月14日，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数百名红卫兵，在“联络站”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大院，砸毁“造反总部”和“攀险峰”这两个保皇派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殴打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墙上贴满侮辱性的大标语“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等，并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解散。
　　在这种强大压力下，“造反总部”的处境极端困难，成员纷纷退出，最后只剩下30多人，基本上彻底垮台了。而“攀险峰”顶不住压力，被迫宣布解散了。
　　自从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周恩来的外交部能够顶住造反派的夺权浪潮，靠的是保皇派群众组织在外围的保护。现在，外交部的两个主要保皇派群众组织垮台了，那么周恩来在外交部的势力也就岌岌可危了。
　　
　　外交部的造反派“联络站”打垮保皇派后，就开始夺权行动，他们成立以姚登山和“联络站”头头王中琪为首的“总指挥部”，第一个夺权的目标是外交部政治部。在对政治部夺权之前，他们向王力请示：可以不可以对政治部夺权？这次王力没有明确表态，而是通过秘书转告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都请示。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
　　王力这些话，就等于间接地肯定了他们的夺权行动。于是8月16日，姚登山和王中琪发起“砸政治部”行动，他们包围了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没收所有公章。然后宣布由12名造反派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由于外交部政治部的当权者们已经失去保皇派群众组织的保护，抵挡不住造反派来势汹汹的夺权，只好乖乖地交出大权，造反派顺利夺权。周恩来对此也束手无策。
　　造反派“领导小组”在接管权力后，立即发出通令，通知各驻外使领馆，他们已经夺权，并声称中央的最新口号是“打倒刘、邓、陈”。夺权当天的下午，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院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治部祝捷大会”，姚登山讲话说：“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分界线。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接下去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革命不能改良，修修补补是不行的，要彻底砸烂。”
　　在对政治部夺权胜利的鼓舞下，8月19日，造反派开始向外交部发起总攻，对外交部党委进行夺权。这天还是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红卫兵打头阵，几百名红卫兵闯入外交部，强行赶走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在党委办公室大门上贴上封条，封闭党委办公室。他们还发出通令：【从即日起，外交部党委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陈毅是不折不扣的外事口最大党内走资派，根本不配当外交部长，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小组”，负责外交部的日常业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6）/重点突破夺权（102）
　　
　　【接前】姚登山和“联络站”的一些头头组成了“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以姚登山为主任，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开始掌握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的大权。此时，还有人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姚登山同志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8月20日，红卫兵和造反派进一步强行封闭所有外交部副部长的办公室，乔冠华等副部长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强迫他们在街头叫卖《红卫兵战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据乔冠华的儿子回忆说：【不久，造反派罚爸爸到王府井萃华楼附近卖《造反战报》，哥哥骑着自行车悄悄去看望了他，爸爸还是比较机灵的，造反派不看管他的时候，他干脆就坐在附近店铺的台阶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他就把报纸丢弃在小胡同里，然后把自己的钱换成一张张毛票，如数上交。后来还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结束了爸爸的“卖报经历”。】
　　21日，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揪斗原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红卫兵和造反派逼张闻天承认，他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陈毅是后台，但被张闻天拒绝。
　　
　　从1967年8月19日开始，整个外交的大权完全落入造反派手中。陈毅虽说还没有被打倒，但已经是时间问题了。陈毅倒台的话，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半年多之后的1968年6月，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在谈到“打倒陈毅”事件时，毛泽东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周恩来挑明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的时候，林彪在干什么呢？原来林彪看到外交部大乱，猜到这是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夺权。此时，林彪还是持中立态度，为了不惹麻烦，林彪干脆离开北京，到外地“打转”去了。周恩来一个人留在北京，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眼看毛泽东的重点进攻夺权就要胜利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件意外事件拯救了周恩来的命运，这就是8月22日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毛泽东发起的这场“重点进攻夺权”，整个战略战术都是不错的，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让周恩来反败为胜。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姚登山等人傻眼了，出了这么大的事，造反派们没有人敢负责，更没有人敢处理这件事。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夺到手的外交部大权，又送回到周恩来手中，请周恩来出面处理这件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轻而易举地把外交部的大权又拿了回来。关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详情，将在下面介绍。【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7）/重点突破夺权（103）
　　
　　【接前】在讲“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前，有必要提一下澳门1966年12月3日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及所谓“一二三”事件。
　　1949年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一些国民党的军政干部逃入澳门，中共的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澳门。于是在澳门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上，华人分为两派：一派是亲中共的“左派”，另一派是亲国民党的“右派”。澳门葡萄牙殖民政府对左右两派华人，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当时澳葡殖民政府非常腐败，澳葡公职人员不论葡萄牙人还是华人，都贪污成风，不贿赂办不成事。1966年4月，一家华人学校要扩建校舍，向澳葡当局方面申请施工批准，但久久未得到回音。校方代表前后24次找当局交涉，也没有进展，大概是贿赂没有到位吧。于是校方一怒之下，不等当局的批准就先行施工，于1966年11月开始动工。而澳葡当局出动警察，禁止校方动工，双方发生冲突，造成24人受伤。
　　这下惹怒了当地居民，纷纷抗议，亲大陆的社团更是推波助澜，号召大家“敢于斗争”，澳门总督府门前每天都有抗议的人群。12月3日，总督府门前终于发生了冲突，警察先使用警棍，试图驱散示威人士，但效果相反，前来示威的群众反而愈来愈多。到了下午，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愤怒的群众捣毁警车，捣毁总督府门前的石像和铜像。下午4时警察施放催泪弹，并开枪射击，造成8人死亡，212人受伤，62人逮捕。澳门总督在晚6时颁布戒严令，并实行宵禁。
　　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奉命对澳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澳葡当局无条件接受澳门居民的诉求，向受害人赔礼道歉，严惩肇事者，保证今后不允许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在澳门的亲大陆的社团，也向澳葡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澳葡当局具签“认罪书”。
　　澳门左派发动罢市，造成市场一片萧条，有钱人纷纷逃离澳门。中国军方在澳门周围加强军事部署，并宣称准备断绝澳门的饮水供应，更加剧了澳门的紧张气氛。在此压力下，澳葡当局于12月12日发表通告，表示“全部接受”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澳门亲大陆社团所提出的要求，
　　12月16日，澳葡当局对警察厅长等人撤职，下半旗为事件中的死难者致哀。1967年1月2日，澳葡当局发出公告，禁止在澳门进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敌对的活动”，国民党在澳门的机构和团体全部被查封，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被全面驱逐出去。1月27日，澳葡当局发表“认罪书”，说：【向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全部接受澳门中国居民代表所提的各项要求，承担死难者和受害者的抚恤费及其他损失，共计200万澳门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8）/重点突破夺权（104）
　　
　　【接前】1967年1月27日澳葡政府发表“认罪书”，不仅标志着澳门中国居民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文革大革命的胜利。因为这场斗争似乎证明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只要敢于斗争，貌似庞然大物的反动派一捅就破。同时，澳门的胜利似乎也证明文革可以扩大到国境之外，于是境外的文革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比如1967年6月，中国驻缅甸的外交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向当地华侨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于是缅甸政府制定一条法令，禁止在缅甸的华侨学校里，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学生们当然不答应。此后缅甸华侨与缅甸政府发生多次冲突，中方一人被打死。6月30日，北京40万市民到缅甸驻华使馆示威游行，7月3日，北京一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缅甸使馆的一些设施，但好在没有出现伤人的情况。
　　又比如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蒙古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突然路上的红卫兵发现，蒙古汽车司机的刹车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蒙古司机居然踩着毛主席像开车。愤怒的群众马上把蒙古司机揪出来，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后来人们的愤怒压抑不住，把蒙古大使的专车烧毁了。愤怒的群众又到蒙古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游行，在围墙上刷写“打倒蒙修”的标语。为了安抚愤怒的群众，中国外交部立即召见蒙古大使，对蒙古司机侮辱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将蒙古司机驱逐出境。
　　
　　1949年大量的国民党军政干部也逃入香港，中共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于是香港的华人也分为两派：亲中共的“左派”和亲国民党的“右派”。港英当局对香港的左右两派华人，也采取中立的态度，既压制左派，也压制右派。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资方开除150名工人。此后工人在厂外集会，张贴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抗议资方无理解雇，部分工人强行冲进厂内要求资方谈判。资方招来警察，警察逮捕二十多名工人，并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多名示威工人受伤。
　　此事发生后，亲大陆的港九工联会向港英当局提出“严重抗议”，香港左派报纸也发表社论支持工人，但港英当局对此置之不理。此后工潮演变成暴动，工人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工人用石块和玻璃瓶袭击警方，警方则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打死一人，打伤多人，逮捕多人。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递交一份中国外交部的抗议声明，要求港英当局接受当地工人和居民的正当要求，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香港左派得到北京的公开支持，倍受鼓舞。从5月20日开始，左派连日出动大批群众，在港督府门外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街头贴满反英标语。【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49）/重点突破夺权（105）
　　
　　【接前】5月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群众，100多人被捕。鉴于事态严重，港英当局宣布香港岛实施宵禁，这是香港二战后首次实施宵禁。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港英当局进行严厉的谴责，并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等于是号召香港群众起来造反，解放香港。6月19日北京举行10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
　　在北京的支持下，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约6万名工人响应，巴士、电车、煤气、渡轮等行业出现罢工，左派学校宣布罢课。7月8日，香港边境沙头角发生枪战，约300名大陆民兵越境进入香港，包围沙头角警岗，双方爆发枪战，香港警察死5人，大陆民兵死1人。此后香港出现谣传北京准备收回香港，香港左派的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自制炸弹及汽油燃烧瓶袭击警察。
　　8月4日，港英当局出动英军，从航空母舰出动直升机从天而降，查封左派工会的据点，拘捕左派组织头头，封闭左派学校。8月18日，港英政府查封了发表煽动言论的3家左派报社，逮捕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文汇报》等的19名记者及34名报社工作人员。
　　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强烈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撤消对3家报纸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记者和34名工作人员。这是姚登山等人在8月19日接管外交部之后，做出的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因为“最后通牒”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方不接受最后通牒，自己一方又不敢采取报复措施的话，就会大丢面子，在国际上威信扫地，所以世界各国对“最后通牒”都是极为慎重的。
　　姚登山等人之所以大胆发出最后通牒，是因为有澳门胜利的经验。他们认为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一样，都是“纸老虎”，港英当局之所以还不投降，是我们施加的压力还不够，只要进一步施加压力，港英当局就会像澳葡当局那样全面投降了，因此，他们就用“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港英当局施压。
　　但姚登山等人并没有想到，如果港英当局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我方的对策是什么？他们自信地以为，只要“最后通牒”发出去，港英当局肯定会软下来。
　　然而事情出乎姚登山等人的意料之外，这次遇到的港英当局并不是纸老虎，他们完全没有理会中方的最后通牒。8月22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港英当局没有接受“最后通牒”。这时姚登山等主持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才感到事态严重，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对应才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0）/重点突破夺权（106）
　　
　　【接前】如果是周恩来主政外交部，肯定不会干出这样冒险的动作。周恩来多次批判香港左派说：“香港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的外交部被夺权之后，他也就管不了。
　　
　　因为港英当局无视中国的最后通牒，激起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义愤。8月22日晚，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冲进英国代办处，打砸各类器物，打伤多名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并放火焚烧英国代办处的楼房。
　　据英国代办处的霍布森回忆说：【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他们先烧着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我们一起躲进了保险库，但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打，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
　　据参加这次行动的红卫兵回忆说：【我们身后的大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代办处的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越过去了。晚上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开始燃烧，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英国人跑进地下室，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预，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姚登山等人吓傻了，他们没想到红卫兵会干出如此出格的事情。在这个紧急关头，姚登山等和造反派头头们，没有人敢出头处理这件事，只好把外交大权重新交还给周恩来，任由周恩来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得知英国代办处起火之后，知道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立即行动起来，展开“反夺权”行动。周恩来于8月23日凌晨，英国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小时，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这次周恩来叫了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起接见，陈伯达站在周恩来一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1）》*****　　

crazyman

毛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就是他要利用的人把他打败了。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1）/重点突破夺权（107）
　　
　　【接前】周恩来：“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是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说：“都拿王力同志的讲话捞稻草，你不要从王力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你们把英国代办处烧了，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外交大权四天中断，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
　　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你们其中有人要‘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你们能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周恩来：“你们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外交部，你们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了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陈伯达：“你们都要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你们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
　　
　　最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造反派头头们宣布：
　　【（一）烧英国代办处，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二）外交部的“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三）“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四）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封条完全无效；（五）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的红卫兵，马上撤离。】
　　周恩来借着“英国代办处”的东风，把被夺走的外交大权，又夺了回来。不过这件事周恩来还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怎样向毛泽东汇报，对周恩来来说，也是一个难题，这是考验周恩来智慧的时候。【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2）/重点突破夺权（108）
　　
　　【接前】按照常理，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么大的事，周恩来应该亲自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可是这次周恩来却不便亲自去汇报。因为毛泽东肯定会怀疑，“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不是周恩来在背后搞起来的，毕竟周恩来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最大受益人，不可能不被别人怀疑。
　　如果周恩来亲自去汇报，毛泽东未必相信周恩来讲的是真话，所以周恩来必须找一个第三者去汇报这件事，才能让毛泽东相信他是清白的。这个第三者找谁合适呢？陈伯达是一个人选，但陈伯达在“打倒陶铸”事件之后，毛泽东疏远他了，而陈伯达又靠近了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会太相信陈伯达的话。于是周恩来就想到了杨成武。
　　当时杨成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而且杨成武本人没有卷入“外交部夺权”一事，可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相对客观地讲这件事，毛泽东会比较相信杨成武的汇报。因此，周恩来就选定了杨成武，请他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据杨成武回忆说：
　　【周恩来找我单独谈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的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周恩来不仅要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火烧英国代办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向毛泽东说明“外交部夺权”引发的一连串严重后果。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马上展开了“反夺权”，把被姚登山等造反派夺走的外交大权，又重新夺了回来。不过，周恩来的这个“反夺权”，还必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才能算数。如果毛泽东不认可，再发起一场针对外交部的夺权战役，周恩来这个反夺回来的权，还有可能再次被夺走。因此，怎样说服毛泽东放弃再发起一场外交部的夺权战役，是周恩来面临的首要问题。
　　周恩来知道没有毛泽东的首肯，王力是不敢进行如此煽动性讲话的，“外交部夺权”是毛泽东的一步重要的棋。但现在毛泽东的这步棋出了问题，不仅没有起正面的作用，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因此周恩来想劝告毛泽东：你这步棋走错了，外交部夺权错了，再这么搞下去，就要起连锁反应。
　　周恩来很巧妙地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周恩来说的“连锁反应”是一个话外音，毛泽东应该很清楚，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下一个连锁反应，就是“火烧苏联大使馆”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3）/重点突破夺权（109）
　　
　　【接前】当时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反帝反修”的宣传下，对苏联的印象极不好，多次发生过针对苏联的抗议示威事件。就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第二天，一批红卫兵又包围了苏联大使馆，情况十分紧急，谁劝他们都没有用，只有周恩来亲自去解围了。据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说：
　　【红卫兵的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如何围攻以及如何撤退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国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
　　【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周恩来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又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围攻苏联大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为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
　　这次包围苏联大使馆，周恩来亲自去解围，劝退了红卫兵。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亲自劝退，红卫兵说不定又要闹出“火烧苏联大使馆”的事件。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非常紧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的气氛，如果发生“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了。
　　因此，周恩来巧妙地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连锁反应，提醒毛泽东，如果任凭红卫兵和造反派这样闹下去，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这是极其危险的。
　　当然，周恩来能劝退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说明周恩来还能控制一定的局势。如果周恩来在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时候，亲自出面劝退红卫兵，很可能就不会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可是周恩来没有管红卫兵包围英国代办处的事，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周恩来心里有气，他被夺权了，当然也就不再管事了。
　　周恩来不管事了，就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恩来出来管事，就劝退了包围苏联大使馆的红卫兵。因此，周恩来也想用这件事，告诫毛泽东：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如果你夺了我周恩来的权，没人管事，那就要天下大乱，就会从“火烧英国代办处”发展到“火烧苏联大使馆”，就很有可能引发中苏战争。周恩来要让毛泽东知道，夺周恩来的权，其代价将会有多大。
　　所以，周恩来让杨成武给毛泽东“捎话”说：“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这里，周恩来说“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周恩来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周恩来说“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也就是用暗语对毛泽东说：“林彪在军队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失控了，只有这两个“不动摇”，也就是不触动周恩来和林彪的地位，才能保住不会天下大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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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4）/重点突破夺权（110）
　　
　　【接前】周恩来除了让杨成武给他“捎话”外，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带给毛泽东，表示他对“八七讲话”的不满，委婉地希望毛泽东对王力，以及关锋、戚本禹这些挑动外交部夺权的人，给予一定的处分。
　　
　　据杨成武回忆说：【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过来。”
　　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回北京的飞机后，又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会写几篇文章，就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很大。我的看法，王力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力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将我的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周恩来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周恩来又叫我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我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
　　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问林彪有什么指示？林彪答：“没有了。”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毛泽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反应呢？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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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5）/重点突破夺权（111）
　　
　　【接前】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准备搞三年。他在1966年底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毛泽东在1967年初又说：“第一年开张，第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第三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搞文革的目标有多个，有刷新人们思想觉悟的目标，有改革政治体制的目标，也有改换人事布局的目标。其中改换人事的目标，也就是“夺权”，是最硬的指标，最难啃的骨头。毛泽东对搞文革的思想目标和政治目标有很多阐述，但对搞文革的改换人事目标，也就是“夺权”的目标，从来没有明确地讲过。不过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的人事目标，应该是第一年夺刘少奇的权，第二年夺周恩来的权，第三年夺林彪的权，这样文革大革命就胜利结束了。
　　毛泽东搞文革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他本人的权力问题，而是要为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铺平道路。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这三个人在党内的威信太高，只要他们三人中的一个人掌握实权，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无法顺利接班。所以毛泽东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这个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
　　第一年对刘少奇的夺权比较顺利，刘少奇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实现了完全彻底的夺权，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接管了这些部门的权力。第二年对周恩来的夺权，就很不顺利了。本来毛泽东想来一个“一锅端”，来一个“全国全面夺权”，结果遇到高官们的强烈抵制，所以毛泽东只好放弃“全国全面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
　　周恩来掌控的三个主要部门是：外交部、财政部和农业部。毛泽东把第一个“重点突破夺权”的目标，放在了“外交部”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亲自出马插手和煽动外交部的夺权，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仗着中央文革亲自出面支持的威风，一举打垮了外交部的保皇派，终于实现了外交部的夺权，实现了毛泽东“重点突破夺权”第一个的目标。
　　可是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虽然依靠红卫兵和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但这些被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热血沸腾，造反派野心膨胀，使得毛泽东本人也对他们失去了控制，最后干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无法无天之事。1970年12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斯诺问：“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泽东说：“就是那个时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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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6）/重点突破夺权（112）
　　
　　【接前】为什么会出现失控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群众的革命热情越来越激烈，第二个方面是造反派的野心膨胀，急于立功。关于造反派的野心膨胀，周恩来后来在讲话时说：“王力在8月7日要夺外交部大权，于是‘五一六兵团’就在天安门贴出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
　　康生插话说：“王力想当总理。”
　　毛泽东后来也说：“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他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发照会给陈毅本人。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
　　
　　毛泽东说姚登山“闯了几个祸”，这也是对的。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后，立功心切，想立一个大功，一举当上外交部长，于是就搞了一个对英国的“最后通牒”，想把英国一举压垮，夺取一个外交上的大胜利。
　　然而“最后通牒”绝不是一般的强烈抗议，绝不是可以随便动用的外交手段。新中国建国后，外交部只有两次对外国发出最后通牒，第一次最后通牒是对印度，那次最后通牒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协商后发出的。当时解放军已经做好准备，印度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就立即发起进攻。后来印度接受了最后通牒，此次是中国赢了一次外交胜利。
　　姚登山等人在外交部夺权后的第二天，居然就发出了新中国第二个“最后通牒”，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据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周敏，回忆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说：
　　【总理问：“英国代办处烧了？”
　　周敏说：“基本上都烧了。”
　　总理问：“姚登山来了没有？”
　　周敏说：“没有。”
　　总理说：“马上叫他来。”
　　总理开始讲话，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他说：“外事行动，不能步步升级，要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你们怎么这么干呢？我没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汇报，这样大的事情也不请示。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总理气得手发抖。
　　陈伯达也很生气，说：“外事行动以后都由外交部掌管，别的组织不要插手。”
　　姚登山家住东单二条，离人民大会堂不远，此时也已到了。总理问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的人：“火烧英国代办处，你们参加了没有？”
　　大家回答：“没有。”
　　总理又问：“你们知道不知道？”
　　大家回答：“不知道。”
　　总理说：“没参加，不知道就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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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7）/重点突破夺权（113）
　　
　　【接前】虽然目前还没有透露毛泽东得知“火烧英国代办处”后的反应，但毛泽东肯定也是非常生气的。对英国发“最后通牒”这么重大的事情，居然也没有人向毛泽东汇报，这就是“失控”。造反派已经自作主张，自行其是，根本没有想到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造反派失去控制了。
　　更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等造反派在“闯祸”之后，居然表现出“敢做不敢当”的软骨头，缩起头来，不敢出来了。
　　“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直接导火索，是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在“最后通牒”时限到达之前，已经有上万人的红卫兵和群众围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如果到时限之后，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的话，中国反而受辱，因此英国代办处门前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闹事，这是很容易想到的。
　　姚登山要是有敢于负责的态度，他应该早早赶到英国代办处门前，阻止和劝说红卫兵和群众不要采取过激行动，这才是“敢做敢当”。可是姚登山在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的时候，居然躲在家里，周恩来问：“你们参加没有？知道不知道？”姚登山等人说“没有参加。不知道。”
　　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闹事，这么大的事情，而且是与姚登山等人搞的“最后通牒”直接相关的事情，姚登山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姚登山肯定是知道的，但他不敢到现场去。如果姚登山去了现场，愤怒的红卫兵和群众肯定会向他提出问题：“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怎么办？”
　　姚登山就是害怕回答“英国不接受最后通牒，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软了，群众就会指责他是投降主义，卖国贼，甚至有可能被愤怒的群众痛打一顿；如果姚登山的回答太硬了，就会向群众火上浇油，群众就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干出更离谱的事。所以，姚登山不敢回答群众的问题，也就不敢到群众中去了。
　　同样，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也不敢到现场去，因为他们也害怕回答群众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回答的太软，要被群众骂成卖国贼，挨打不说，还要毁掉他们“响当当”造反派的硬汉形象；回答的太硬，又怕给群众火上浇油，惹出更大的祸来。所以他们三人也采取缩头乌龟，不敢去现场，任凭现场的群众闹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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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8）/重点突破夺权（114）
　　
　　【接前】8月23日晚9时，一万多红卫兵和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面举行抗议大会；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了，英国不予理睬。这时该怎么办呢？据一位参加这次事件的红卫兵回忆说：【晚上10点，通牒限期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晚10时半，群众冲进英国代办处；晚11时，英国代办处起火。可见这次火烧事件，不是突发的，而是在这之前有两个小时的“潜伏期”。最糟糕的是，在晚10时最后通牒限期到的时候，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于是愤怒的群众就自发地采取“显示力量”的革命行动，这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有一种传言，说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康生紧急起草了一份广播讲话稿，在英国代办处现场反复播出。这个传言是不真实的。据当时在现场的人回忆，他们没有听到过这个广播，而且周恩来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在后来谈到“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时，都没有提到过他们曾经紧急起草过一份广播讲话稿。
　　
　　群众在英国代办处前闹事的时候，如果有一位有威信的中央首长到现场，就有可能控制和制止群众的过火行动。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一位中央首长到现场去，任凭群众胡闹，闯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大祸，这能不让毛泽东生气吗？
　　当然，对周恩来不去现场，毛泽东倒也不生气，因为周恩来被夺权了，撒手不管也情有可原。最让毛泽东生气的是姚登山、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他们是最应该出现在现场的，因为这件事就是他们挑起来的。如果他们有一点责任心的话，就应该挺身而出，哪怕是挨打挨骂，毁掉自己“响当当”造反派的名声，也要阻止群众的胡闹。可是在关键的时刻，这些人成了“缩头乌龟”，没有一个人去现场。他们为什么不去呢？答案只有一个：出于私心，为了自保。
　　毛泽东最不喜欢那种私心重，处处想着自保的人。因此毛泽东后来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与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有很大关系，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经得起考验，私心暴露无疑。陈再道这样的军人，在“七二零”事件中闯祸之后，依然敢做敢当，没有当缩头乌龟。与陈再道相比，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文人实在是差了一截，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失望太大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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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59）/重点突破夺权（115）
　　
　　【接前】毛泽东费了很多心思，做了很多准备，发起“重点突破夺权”，好不容易夺下了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可是周恩来借着“火烧英国代办处”东风，成功地进行“反夺权”，又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那么毛泽东是不是要再发起一次“重点突破进攻”，再来夺周恩来的外交大权呢？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定位，权衡利弊，认真地再三思考，是否应该再次发起一场夺周恩来外交大权的战役。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了一天，第二天才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告诉杨成武，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让周恩来掌握外交大权，反而更好。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是因为他对“左派”失望了。
　　在一个月前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还对“左派”抱有很大信心，甚至提出“给左派发枪”。可是“火烧英国代办处”，无情地粉碎了毛泽东对“左派”的幻想，他开始对左派失望，不仅不再提“给左派发枪”，甚至连支持“左派”夺权的问题，也不得不慎重考虑。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说话“一句顶一万句”，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就是所谓的“左派”，都会绝对听他的话，所以才积极扶持造反派，但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造反派夺权之后，自我膨胀，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自作主张，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世界上没有权威了，就是毛泽东的权威他们也不尊重。
　　向外国发出“最后通牒”是极其慎重之事，一定要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同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惯例，没有听说哪国的外交部，不请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自作主张发出“最后通牒”的。毛泽东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夺权后的外交部造反派，居然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就擅自对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这简直是完全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法无天了。外交部造反派无视毛泽东的权威，就使毛泽东对外交部失去控制。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在“火烧英国代办处”后，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外交大权，反而让毛泽东感到安心了。至少周恩来掌管外交部，还是尊重毛泽东权威的，凡是重大的外交事情都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对外交部还能控制。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与苏联发生外交纠纷，进而引发中苏战争，这可是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绝不可大意。在红卫兵包围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只要有洞察力的人都会发现其危险性，这样下去弄不好就是第二个“火烧”，弄不好就会引发战争。可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王力、姚登山这些人又不见踪影了，他们不敢管，也没有能力管这件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0）/重点突破夺权（116）
　　
　　【接前】中苏关系比中英关系更难处理，那时中国人把苏联认为是头号敌人之一。在制止红卫兵冲击苏联大使馆的时候，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软，会被说成是违背毛泽东的“反修”思想；如果对苏联的态度太硬，又可能煽动起严重的中苏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王力、姚登山根本不敢插手中苏关系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处理苏联外交纠纷的高超艺术。在本文后面附文一篇《周恩来处理国际列车事件》，它反映出周恩来处理这种问题的高超技巧。
　　处理天下大乱中的外交问题，特别是中苏关系，只有周恩来出面才能稳住局面，这时不能没有周恩来。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决定，承认周恩来的反夺权，外交部暂时还是继续让周恩来掌控比较好，等待以后有时机的时候，再考虑夺周恩来的权。这样一来，毛泽东精心准备的一场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就嘎然而止了。
　　
　　这次，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暂时停战，毛泽东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打倒中央文革的三员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做出的重大让步之一。不过，毛泽东在对周恩来让步的同时，又悄悄给周恩来埋了一个陷阱，他要离间一下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然后让杨成武转告周恩来，说：“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要总理一个人单独处理，把他们抓起来。”
　　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转交给毛泽东，就是希望毛泽东对王力的讲话表态。毛泽东对王力讲话批示“大毒草”，让周恩来感到满意。毛泽东又说让周恩来“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让周恩来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如果周恩来是一般人，就会中毛泽东的“计”，马上一个人单独处理这件事，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但周恩来却没有中毛泽东的“计”。
　　周恩来想到，如果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自己单独下令把王力等人抓起来，就会让林彪产生一种看法。这样，林彪会认为周恩来背着他林彪做事，抓人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林彪打个招呼就抓，无视他林彪的存在。这样一来，林彪就会对周恩来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大打折扣。
　　周恩来不愧是高手，马上来一个“将计就计”，他立刻让杨成武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这时，杨成武却搞不清这里面的玄机，向周恩来解释说：“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让我只单独向您一人汇报，并让我转告您，这件事让您一个人单独处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1）/重点突破夺权（117）
　　
　　【接前】周恩来说：“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
　　杨成武也觉得周恩来的话有理。特别是周恩来说“你回去对主席讲时，就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这等于是向杨成武下命令，同时又说“你就说是我让去的”，这是鼓励杨成武不要害怕违背毛泽东的指示，你把承担推到我身上就行。
　　毛泽东特别交代杨成武说“你只单独向总理一人报告”，毛泽东并没有让杨成武向林彪报告。可是杨成武在关键时刻，居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反而遵照周恩来的话，去向林彪报告了。杨成武没有想到，他这么做是给毛泽东“惹麻烦”了。因为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离间周恩来与林彪关系的计策失败，却反过来离间了毛泽东自己与林彪的关系。
　　因为杨成武说是周恩来派他来向林彪汇报，林彪就会对毛泽东产生看法。这么大的高层人事变动，按照常理，毛泽东应该先通知林彪这个党内第二把手，这才是尊重林彪的地位。可是毛泽东居然不告诉林彪，还是周恩来派人来告诉林彪，那么林彪就会觉得毛泽东把他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不尊重他的地位，反而还是周恩来尊重林彪。这样一来，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反而产生裂痕了。
　　毛泽东的这个计策本来是不坏的，只是没想到他非常信任的杨成武，居然在关键时刻会违背自己的指示，反而听周恩来的话。杨成武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杨成武怕得罪周恩来，杨成武想谁都不得罪，想八面玲珑做好人。而毛泽东非常不喜欢八面玲珑的人，杨成武在关键时刻辜负了毛泽东，给毛泽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使毛泽东感到杨成武“不能信任”，这就为后来毛泽东“打倒杨成武”埋下了伏笔。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毛泽东对文革思考的第二个转折点。到此时毛泽东才吃惊地发现，造反派已经完全失控了，天下真的大乱了。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刻，连毛泽东自己都控制不住局势，只有周恩来还可以稳住局势，如果周恩来撒手不管，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正应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的一句名言：“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革命之火就可能会把一切烧成灰烬。”
　　毛泽东后来也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明白，在天下大乱的局面下，不能再降低周恩来的威望，相反要提升周恩来的威望，这样才能稳住局势，尽快走出天下大乱的混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