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4）/第二场文革的开始（84）
　　
　　【接前】上面邱会作回忆中提到的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等事情，情况是这样的。1969年5月，已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再次外巡，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住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到了梅岭一号，毛泽东看到从走廊到客厅、书房、卧室，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最先提出“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成了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毛泽东在东湖宾馆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毛泽东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了。”
　　还有，据参加修宪工作的杨福云回忆说：【1970年7月17日，修宪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看来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
　　第一个发言的是辽宁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说：“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四个副词，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主席一进北大厅，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我请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布置工作人员将大会堂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画，少数主席手写体的诗词，作为艺术品保留。”【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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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5）/第二场文革的开始（85）
　　
　　【接前】周总理又说：“刘剑同志布置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干，说：‘刘剑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摘下来，就把他倒吊起来。’
　　刘剑同志为难了，他又不好说这是主席叫摘的，怎么办？最后只好说是我布置的。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进行了处理，只留少数几处毛主席手写体的诗词。”
　　周总理最后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
　　总理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大家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所有参会者听了总理的话，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当时最具政治性、最尖锐、最敏感、最不能议论的问题。而今天，总理以如此明确的态度，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几年里风靡全国的说法、做法，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正确的态度，自然震惊不小。】
　　
　　根据杨福云的回忆，周恩来亲口说，毛泽东是当着林彪的面，亲口说“四个伟大”讨厌，当着林彪的面，让周恩来把毛主席语录摘下来，这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这件事是在庐山会议之前发生的，可见此时，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到了当众不给林彪面子的地步。
　　林彪是旧思想较重的人，也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认为“士可杀不可辱”。毛泽东这样当众不给林彪面子，虽不能说是当众羞辱他，但至少是当众让他难堪，这或许是导致林彪走上不归路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九大”之后的事。
　　关于“九大”之后，还有一个人应该提到，他就是陈伯达。尽管毛泽东不喜欢他，陈伯达最后还是进入了九届政治局常委，但已经是坐冷板凳的人了。据陈伯达本人回忆说：“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江青放言，黄永胜如果当常委，她也要当。许世友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许世友的这个观点。”
　　“九大”后，陈伯达就基本上没有见过毛泽东了。陈伯达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也就不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跟毛泽东疏远了，跟林彪就走得近了。陈伯达渐渐成为林彪住所毛家湾的常客，经常去毛家湾“看电影”，逐渐成为林彪的笔杆子。据说陈伯达的轿车总要先在市区东游西逛，直至断定后边没有跟踪，这才悄然拐进毛家湾。看来陈伯达还是不想让毛泽东知道他去林彪家。【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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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6）/第二场文革的开始（86）
　　
　　【接前】“九大”后，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第二场文革计划，这个计划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整党建党；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第一个干扰是“备战”。
　　“九大”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多次发展到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备战”上，不能像1966年到1968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文革。第二个干扰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进行下一场文革的部署。
　　尽管有各种干扰，毛泽东还是开展了他的“整党建党”部署。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社论，提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次整党建党的目标是“吐故纳新”，即“吸收新鲜血液”和“排除废料”。毛泽东试图通过这次“整党建党”，把那些暮气沉沉、没有革命精神的党员排除出去，把充满革命热情的新党员吸纳进来。
　　这次整党建党，在“纳新”的吸收新鲜血液方面，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当时发展新党员的标准是“首先吸收产业工人中优秀的造反派入党”，降低了过去苛刻的党员入党标准，简化入党程序，使一些以前不够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大约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使过去以革命干部为主体的党组织，在成分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然而这次整党建党，在“吐故”的“排除废料”方面，则进行得并不顺利。这次整党中，要对过去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而且整党的方式与以往不同，称“开门整党”。在评审党员是否合格时，不搞秘密主义，要吸收非党员的群众代表参与评审。通过审查的党员重新登记，未通过审查的党员，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开除，劝退等不同方式，把这些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
　　在进行“反右”、“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倾向往往是扩大化；可是这次整党的倾向正好相反，是缩小化，因为整党是整到自己头上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到林彪事件发生前，在整党中有约0.6%的党员被开除，约0.4%的党员被劝退，约0.5%的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合计有1.5%的党员被“吐故”。
　　毛泽东指望在这次整党中，至少把20%以上的党员清除出去，这样整党才有意义。可是结果只有1.5%的党员被清除出去，这样的比例，显示出这次整党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到林彪事件之后，整党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毛泽东在这次整党中遇到的阻力极大，官官相护，使“吐故”难以搞下去。虽说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但各级党委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老党员手里，新党员起不到改变局势的作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整党建党，又算是白搞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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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6）/第二场文革的开始（86）
　　
　　【接前】“九大”后，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第二场文革计划，这个计划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整党建党；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第一个干扰是“备战”。
　　“九大”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多次发展到战争的边缘，所以毛泽东不得不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备战”上，不能像1966年到1968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文革。第二个干扰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这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进行下一场文革的部署。
　　尽管有各种干扰，毛泽东还是开展了他的“整党建党”部署。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社论，提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次整党建党的目标是“吐故纳新”，即“吸收新鲜血液”和“排除废料”。毛泽东试图通过这次“整党建党”，把那些暮气沉沉、没有革命精神的党员排除出去，把充满革命热情的新党员吸纳进来。
　　这次整党建党，在“纳新”的吸收新鲜血液方面，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当时发展新党员的标准是“首先吸收产业工人中优秀的造反派入党”，降低了过去苛刻的党员入党标准，简化入党程序，使一些以前不够条件的人，也可以入党。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大约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使过去以革命干部为主体的党组织，在成分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然而这次整党建党，在“吐故”的“排除废料”方面，则进行得并不顺利。这次整党中，要对过去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而且整党的方式与以往不同，称“开门整党”。在评审党员是否合格时，不搞秘密主义，要吸收非党员的群众代表参与评审。通过审查的党员重新登记，未通过审查的党员，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开除，劝退等不同方式，把这些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党。
　　在进行“反右”、“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倾向往往是扩大化；可是这次整党的倾向正好相反，是缩小化，因为整党是整到自己头上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到林彪事件发生前，在整党中有约0.6%的党员被开除，约0.4%的党员被劝退，约0.5%的党员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合计有1.5%的党员被“吐故”。
　　毛泽东指望在这次整党中，至少把20%以上的党员清除出去，这样整党才有意义。可是结果只有1.5%的党员被清除出去，这样的比例，显示出这次整党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到林彪事件之后，整党也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毛泽东在这次整党中遇到的阻力极大，官官相护，使“吐故”难以搞下去。虽说发展了18%的新党员进来，但各级党委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老党员手里，新党员起不到改变局势的作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整党建党，又算是白搞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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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7）/第二场文革的开始（87）
　　
　　【接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毛泽东进行了几项非常大胆的改革。第一项中央委员的改革。以前的中央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一旦成为中央委员，就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而“九大”新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不但没有住房、专车等物质待遇，工资待遇也不变。毛泽东认为：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热情。
　　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王洪文，成为中央副主席，工资仍是每月68元；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工资仍是每月67元2角；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并没有变成城市户口，依旧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在大寨大队挣工分。大寨大队每天劳动工值1.5元，按一个月出满勤算，陈永贵一个月也就是45元。
　　据说当时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知道这个规矩后，就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了。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时从他办公室里搜出不少瓶茅台酒，这些茅台酒是从哪里来的？据揭发材料说：【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卖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按照当时的标准，王洪文这样做算是“走后门”，以权谋私；然而按照现在的标准，用自己的钱买宴会上的剩酒，就算不了什么以权谋私。
　　“九大”上当选的“工农兵”中央委员是不脱产的，平时在自己以前的单位工作，召开会议时才到北京来开会，开会之后又回当地去工作。这样的中央委员，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毛泽东说：【新选上的中央委员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工农代表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长期脱产，到我们中央来坐机关，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
　　毛泽东本来想把中央的专职领导干部，换成工农兵的兼职领导干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干部不脱离群众，不会出现干部的腐败。可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陈永贵等工农干部担任中央领导，由于水平有限，工作搞得并不好，所以也没有能够推广起来。
　　
　　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二项改革，是拉平干部与群众的物质待遇。给群众提高工资的代价太大，国家负担不起，所以就给干部降低工资，这是成本最低的。毛泽东说：【干部要减薪，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不过给干部减薪的阻力太大，终究没有实施起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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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8）/第二场文革的开始（88）
　　
　　【接前】毛泽东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第三项改革，是精简国家机构。毛泽东认为现在国家机关的干部太多，人浮于事，要把一大批干部下放下去，精简政府机构。
　　1970年6月，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各部门设立报告》，把国务院的各部委，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只保留原来18%的干部。除了中央机关之外，各省、市、自治区机关以及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等，也进行了干部人员的机构精简。
　　为了安置精简出来的大批干部，就开始了一场“干部下放”运动。第一种是把干部直接下放到农村落户，第二种是把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让城市机关干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五七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干部，无论官阶高低，年龄大小，一律称“五七学员”。“五七学员”按照军队编制，过军事化的生活，集体整队出工、收工；“五七学员”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打井、修渠等。前后大约有数十万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后，干部下放工作就停顿下来。1972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提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此后一大批下放干部返回城市，基本上还是回到原单位工作。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精简国家机构，又算是白搞了。
　　此后“五七干校”并没有立即撤销，大多数地方把“五七干校”变成干部去轮流劳动锻炼一下的地方，已经失去精简国家机构的意义。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停办“五七干校”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正式撤销
　　
　　毛泽东搞“整党建党”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收到他想得到的效果。究其原因，第一个是阻力很大，第二个是遇到干扰。第一个干扰就是上面提到的，中苏关系全面紧张。
　　1969年8月13日，也就是“九大”结束后的三个月，位于新疆的中苏边界铁列克提争议地区，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对中方一支38人只携带轻武器的边防巡逻队发动袭击，造成中方边防队全部阵亡。这既是苏联对珍宝岛事件的报复，也是新的挑衅。如果说珍宝岛冲突是中方取胜的话，铁列克提冲突则是中方失利，此后中方停止了在铁列克提争议地区的巡逻。
　　铁列克提冲突之后，中苏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毛泽东不得不把工作的第一重心放在备战上。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以军事为中心，国家预算的50%以上用于军事或与军事相关的项目，使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短短的时间内，中国生产战斗机4千多架，坦克1万多辆。现在中国军队保有的战斗机数量为1500架，坦克7400辆，都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数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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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799）/第二场文革的开始（89）
　　
　　【接前】战斗机和坦克都是极为昂贵的兵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几年之中，倾国家之力，建造了那么多的战机和坦克，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我们在提到文革对人民生活影响的时候，不应当忽视因为“备战”的军事生产，造成民用商品的物质短缺。如果没有倾国家之力搞备战，文革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应该会小一些。
　　
　　1969年9月3日，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国由周恩来赴越吊唁，苏联由总理柯西金前往吊唁，中苏双方的总理，本来可以在越南进行一次总理级会谈，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可是周恩来害怕在越南与苏联人谈，弄不好会被栽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说也说不清。所以周恩来有意避开柯西金，匆匆回国，由李先念副总理留下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
　　当时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说。柯西金也知道中方因为政治原因，不便在公开场合与他讲话，所以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转告中国，柯西金希望在返国的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周恩来得知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见面时，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握手，以同志相称。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会谈，会谈进行了3小时40分。在机场会谈，中方就避免了欢迎仪式和招待活动的外交礼仪麻烦。
　　周恩来说：【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们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
　　周恩来又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
　　周恩来最后说：【吵架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周恩来提议：双方达成谅解，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协议。柯西金同意了周恩来意见，双方达成临时协议，使中苏关系暂时得到缓解。
　　从周恩来的发言来看，他的态度不卑不亢，他的讲话即表示了中方希望和平的诚意，也没有降低中国的身份。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可以成为后代外交官的学习教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0）/第二场文革的开始（90）
　　
　　【接前】有人说毛泽东反苏联仅仅是“意气用事”，不过只要从毛泽东在“九大”后进行的大刀阔斧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反修”是出自真心的，动真格的。建国时，中共照搬了苏联一套政治体制，毛泽东对苏联式的政治体制是不满的，认为它是“修正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所以“九大”后，毛泽东有了可以“独裁”的权力之后，毛泽东就自创了一套毛氏体制。毛氏体制，除了我们前面介绍过政治体制，还有教育体制（工农兵大学生），医疗体制（赤脚医生）等，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一个被称为“毛主义（英文Maoist）”的新分支。
　　毛主义在1970年前期，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世界各国出现过一些信奉“毛主义”的左派政党和组织，比如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毛主义共产党”，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美国的“革命共产党”等，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因为“红色高棉”大家都比较了解，这里就不提起，只稍微提一下目前上台执政的尼泊尔“毛主义共产党”。
　　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模仿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于1994年开始进行游击战形式的武装斗争，尼共的力量迅速扩大后，在2008年宣布停止武装斗争，通过大选的上台执政，成为尼泊尔的执政党，并于2011年再次当选。尼泊尔的“毛主义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外援，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点与毛泽东当年的夺权政权十分类似。
　　毛泽东生前曾大力支持过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的武器、经济援助，并在中国境内设置“东南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帮助他们开展宣传战。毛泽东死后，中国政府宣布停止输出革命，断绝一切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相继放下武器向当地政府投降。但印度的“毛主义共产党”、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共产党新人民军”，至今仍然坚持武装斗争和进行游击战。
　　毛泽东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世界上也不会出现“毛主义”这个词。在文革之前，世界各国认为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认为中国只是在模仿苏联那一套，不认为中国有什么新东西。毛泽东的文革，不仅在思想上，也在体制上，搞出自己一套新东西，让世界上一部分左派感到眼睛一亮。因为他们与毛泽东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苏联那一套已经偏离了马列主义，而毛泽东搞的这一套焕然一新的东西，使他们看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毛主义”就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分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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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1）/第二场文革的开始（91）
　　
　　【接前】尽管毛泽东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有一个地方却复古了，这就是撤销“中央文革小组”，恢复“中央政治局”。毛泽东的这个“复古”是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造反夺权的机构，现在造反夺权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保留这个组织了；第二个考虑是：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整党建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整党建党”工作至上而下地推行下去。“政治局”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就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当然，新的政治局和以前还是不同的，这点我们后面继续说明。
　　毛泽东并没有宣布撤销“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不再提起它了，让它不了了之。早在“九大”之前的1969年3月3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份中央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署名不要加文革小组了，文革小组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署名用常委。”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央文革小组”只是管文化革命的，现在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中央文革小组也就不需要保留了。在“九大”的《新党章》中，原来明确规定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说“设立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这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机构”，这就在《党章》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最不高兴的当然是江青，江青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康生也不太满意，因为在政府和军队中，毛泽东都没有给他实职，也成了一个闲人。关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邱会作回忆说：
　　【江青从“九大”选举到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心里都很不痛快，整天吊着一张脸，好像别人挖了她的祖坟一样。为什么？主要有三件伤心事：一是毛泽东没有委托她参加中央的“组阁”工作；二是没有当上政治局常委；三是没有明确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存在。
　　1969年4月30日晚，江青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照常开，新选的政治局委员也通知参加，我们也如往常一样，规规矩矩都去开会了。今天的碰头会，比以前略有不同，江青到会最早，并且坐在总理常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
　　江青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一个重要问题。你们以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子里，有种的，我们就来较量一下吧！”
　　江青放了两段狂言之后，就走了。江青出去不久，汪东兴就得到报告：“来人了！”这是江青进中南海毛主席那里的代号，汪东兴立即回到主席那里去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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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2）/第二场文革的开始（92）
　　
　　【接前】5月4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林总的指示说：“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毛主席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就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
　　前面提到，九届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候补政治局委员4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而毛泽东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只有13人，其他10人被排除出决策圈子。这10人是：张春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董必武、谢富治、李雪峰、汪东兴。
　　朱德、刘伯承、董必武这三个人是早就坐冷板凳的，被排除出去毫不奇怪；叶剑英、李雪峰是新坐冷板凳的，排除出去也不奇怪；许世友、陈锡联是纯粹的军人，排除出去也可以理解；可是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被排除出去，就有些让人意外。这三个人在文革中都为毛泽东立了很大功劳，为什么毛泽东不让他们进入决策圈子？这些我们后面再分析。
　　
　　“九大”之后，江青、康生等人成了“闲人”，林彪和林彪亲信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虽说依然掌握军队的实权，但权力并没有扩大到党和政府。不过这时，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林彪集团使用“掺沙子”的计策，这次毛泽东掺的沙子就是李德生。本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五个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林彪的亲信，而毛泽东又让李德生进入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
　　李德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少将军衔，历史上与林彪没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是毛泽东可以信任的人。据李德生回忆说：【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
　　毛泽东不仅让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而且给李德生实权，让他当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回忆说：【任命我为总政治部主任，听说在我到北京来之前，政治局就讨论过。当时谢富治曾表示不同意，说：“李德生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主席当面批评了他。】【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3）/第二场文革的开始（93）
　　
　　【接前】谢富治不明白毛泽东对林彪集团“掺沙子”的意图，因为当时的高官们，大部分都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无间的，没想到毛泽东在暗中要提防林彪。谢富治提出李德生不适合当总政治部主任，本来是有道理的，因为李德生文化程度低。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呢？
　　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最主要三个部门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号称“三总部”。当时，总参谋长是黄永胜，总后勤部部长是邱会作，这两个人都是林彪的亲信，这两个人毛泽东暂时还不能动，所以毛泽东可以“掺沙子”的职位，只剩下总政治部主任了。因此，尽管李德生的文化水平低，毛泽东还是要让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重用李德生，后面还要说到。
　　
　　“九大”后具体主管党和政府事务的是周恩来，这样周恩来的实权反而比以前更大了。文革前周恩来只管政府，党是刘少奇管的，现在周恩来把党也兼管起来。然而，周恩来的实权虽然扩大了，但他的“地位”反而降低了，而毛泽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邱会作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一班人的‘班长’。虽然政治局常委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在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
　　但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从那时起，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有些事还当面请示。
　　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
　　后来有人批评周恩来对毛泽东太过“纵容”，促成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其实不然。我们看一下“九大”后主持日常工作的13名政治局委员，其中5人康生、江青、姚文元、李德生、纪登奎是毛泽东的人，另外5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的人，陈伯达的派别不明朗，真正属于周恩来的只有李先念1人，加上周恩来自己也才2个人。周恩来在这种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只能把毛泽东放在政治局之上，因为周恩来根本控制不了这个政治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5）/林彪事件（2）
　　
　　【接前】我们要理解林彪事件，在分析它的细节之前，要先考虑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或者说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二）“九一三”事件是林彪与毛泽东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偶发事件？
　　我们先分析第一个基本问题：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还是“不可调和”的。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与林彪的矛盾，有“可以调和”的部分，也有“不可调和”的部分。这个“不可调和”的部分，就是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能够接续他的“革命路线”，而不是仅仅接替他的国家领导人职位。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只能接替他的职位，而不能接续他的路线。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已经反映出林彪的思想与毛泽东相距甚远，他并不赞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如果毛泽东让林彪接班，那么林彪肯定不会继续革命的，而肯定会停止文革，一切回到老路上。
　　所以，毛泽东让林彪接班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文革就算是白搞了，毛泽东为“继续革命”付出的一切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因此，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出发，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林彪接班的，这是毛泽东与林彪不可调和的部分。1966年为了打倒刘少奇，不得已让林彪暂居党内第二把手的位子，那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毛泽东真的想让林彪接班。
　　既然毛泽东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现在又已经是名义上的“接班人”了，因此毛泽东必须考虑怎样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第一种选择是让林彪体面地下来，保留林彪的荣誉和地位；第二种是让林彪不体面地下来，那就是要打倒林彪了。这就是毛泽东与林彪“可以调和”的部分，是选择让林彪体面地下来，还是选择打倒林彪。
　　毛泽东让林彪体面地下台，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林彪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并且积极辅佐毛泽东的新接班人，那么毛泽东可以考虑让林彪体面地从接班人的位子上下来。关于这点，毛泽东曾经当面对林彪提起过让张春桥接班的问题。
　　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之事，一些严肃的文章和回忆录，都提到过这件事，但都没有讲具体的细节。有人根据这件事，编造了一段细节，说毛泽东亲自带领张春桥去林彪在苏州休养的别墅，对林彪说：“你看小张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都是编造出来的细节，不能当作历史真相来相信。但毛泽东对林彪提起让张春桥接班一事，应该是有的。毛泽东和林彪对话的大概内容是：毛泽东提出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没有说话。
　　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呢？这就是要试探一下林彪的态度。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主动提出把接班人让给张春桥，并表示要尽力扶持张春桥接班，那么毛泽东就可以采用第一种方法，让林彪体面地下来；如果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不做任何表态，那就是林彪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毛泽东就只能让林彪不体面地下台了。
　　因此，这次林彪对毛泽东的表态，其实也就决定了林彪的命运。林彪选择不表态，也就是表示不肯主动让出接班人的位子。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只能选择打倒林彪了。那么为什么林彪对毛泽东的话做出这样的反应呢？这些我们在后面继续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6）/第二场文革的开始（3）
　　
　　【接前】林彪是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人，毛泽东提到张春桥接班，林彪应该马上明白，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应该也清楚，毛泽东已经给他安排了两种下场：第一种下场是林彪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可以让他体面地下来；第二种下场是林彪不答应让位，那么毛泽东就要打倒他了。但林彪最后选择了不表态，也就是“不让位”。
　　林彪此举，是因为他看到还有第三种下场，这就是违反毛泽东的意愿，“强行”接班。当然第三种下场不是毛泽东安排的，也不是毛泽东愿意看到的，而是要林彪通过自己去争取的。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进行一场斗争了。
　　前面分析了从毛泽东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林彪的关系；这里再分析一下从林彪的角度出发，来看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与毛泽东的矛盾，也有“可以调和”的部分和“不可调和”的部分。
　　林彪本来并没有想要上党的第二把手，是1966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在林彪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林彪“推”上了党的第二把手。如果说刘少奇上党的第二把手，是自己主动想上来的，而林彪上党的第二把手，则是被动上来的，不是林彪争取的结果。
　　林彪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英雄主义者，非常注重名誉，从不检讨。据说当时的中共高官当中，从未检讨过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因此，如果毛泽东向林彪“要回”接班人的位子，林彪的自尊心会难于接受。从林彪看来，这样他就像一个被人任意拨弄的傀儡一样，需要他的时候，把他拉上台表演，不需要他的时候，又要把他推下去。林彪这样自尊心强的人，怎么会甘心给别人当傀儡呢。所以，林彪一旦上了接班人的地位，再让他退下去，他就不干了。况且这个接班人也不是林彪抢来的，是别人请的。
　　还有，林彪如果从接班人的位子上退下去，受影响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首先是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因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跟着鸡犬升天，他们当然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了。还有林彪的一批老部下，靠着林彪的提拔有了今天的高官地位。如果林彪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接班人，肯定不会再用林彪的旧党，林彪的旧党们就要靠边站了。所以林彪的一批亲信高官，也不希望林彪退下去。他们都用各种手段，劝说林彪不能退下去。
　　再有，如果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周恩来，林彪或许还有可能答应。因为林彪认为今天共产党的天下，周恩来是立了大功的人，他“服气”周恩来当接班人。可是让林彪把接班人的位子让给张春桥，林彪就不服气了。新中国是林彪这些人拼着流血牺牲，花了伤残的代价，才换来的。林彪自己也在战争中受重伤，成了半残废。张春桥不过摇笔杆子写了几篇文章，就要来“摘桃子”接班，林彪肯定是忿忿不平的。
　　让林彪接受毛泽东的领导可以，要林彪去接受张春桥的领导，林彪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不仅是林彪一个人，就是军内一大批老将军，也很难服气张春桥的领导。在林彪看来，与其让张春桥接班，还不如我来接班，这应该是林彪争当接班人的心情。把这种心情说成是“野心”，当然也可以，但毕竟还有一些不同。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林彪的底线就是接班人的位子不能让，特别是不能让给张春桥等文人，这是他与毛泽东“不可调和”的部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7）/林彪事件（4）
　　
　　【接前】当然从林彪的角度来看，他也有和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如果毛泽东尽管不情愿，最后还是让步，保留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让林彪和平地接班，那么林彪将依旧把毛泽东看成是大恩公，依旧忠于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坚持不让步，非让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那么林彪也就不再忠于毛泽东了，就要“强行”接班。既然是“强行”，也就不排除使用暴力手段，包括暗杀手段。因此，林彪与毛泽东“可以调和”的部分，就是选择和平接班，还是选择强行接班。
　　
　　毛泽东的底线，是不能让林彪接班；而林彪的底线，是一定要接班。两个人的底线相差太大，最后导致出现“九一三”事件，也就不奇怪了。林彪看清了毛泽东的底线，而毛泽东却没有看清林彪的底线，而且大大低估了林彪坚守底线的决心。毛泽东以为只要给林彪足够的压力，林彪就会让步，交出接班人的位子。因此后来毛泽东一再提高对林彪的压力，没想到最后压出一个“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的内心中，并不想与林彪摊牌，更不想打倒林彪，因为这样对他本人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毛泽东一直在设法和平地解决与林彪的矛盾，毛泽东在对林彪“施压”的同时，又一直给林彪留有退路。毛泽东对林彪施压的目的，只是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而不是要打倒林彪，这点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只要林彪交出接班人的位子，毛泽东就不会为难林彪，会让他体面地下来。
　　林彪的内心中，更不想与毛泽东摊牌，毕竟他是弱者，毛泽东是强者，他与毛泽东摊牌的风险太大了。因此，林彪为了避免最后与毛泽东摊牌，他也要向毛泽东“施压”。林彪试图让毛泽东知道：林彪和林彪集团不是任人宰割的，在军队里是有威信和有力量的。如果毛泽东一定要拿掉林彪接班人的位子，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林彪希望毛泽东看到这件事的严重后果，主动知难而退，最终让他接班，从而和平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林彪向毛泽东施压，小的事情不说，大的事情就有“林副主席一号令”和“设立国家主席”等。当然林彪的施压也不是恶意的，他希望这样可以让毛泽东知难而退，避免最后的摊牌。这些事将在后面详述。
　　
　　林彪的另一种防卫之策，就是打击和削弱江青集团，特别是不能让江青集团把威信树起来。只要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威信树立不起来，毛泽东即使想让他们接班也很难，这样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稳固了。所以，“九大”以后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就发生了激烈的内讧。
　　林彪集团要打压江青集团，江青集团也要打压林彪集团。因为江青集团也想接班，特别是江青想接班。江青接班的障碍，首当其冲就是林彪，不搞倒林彪，江青是不可能接班的。而且，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已经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如果毛泽东去世，林彪接班，江青集团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因此江青集团为了今后自身的生存，也要跟林彪集团斗争。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王子们，为了争夺接班人而发生内讧，可是这样的内讧又必然地爆发，让皇帝头痛不已。毛泽东虽不是皇帝，但他也不希望看到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内讧。可是这两个集团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夺接班人，不可避免地爆发起内讧，也让毛泽东头痛不已。【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8）/林彪事件（5）
　　
　　【接前】林彪和毛泽东斗争的性质，与刘少奇完全不同。刘少奇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刘少奇想用自己的威信，压过毛泽东的威信。刘少奇跟毛泽东当面争吵，当众说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过时了”，这当然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而林彪当众对毛泽东毕恭毕敬，手中挥动小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从来没敢挑战过毛泽东的权威。可是“九大”之后，林彪开始变了，他悄悄地开始挑战毛泽东的权威了，这就让毛泽东感到：第二个刘少奇又来了。
　　确切的说，林彪不是要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是要对毛泽东“施压”。林彪想迫使毛泽东让步，想让毛泽东放弃换接班人的想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林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威信，林彪要让毛泽东知道，他也是可以单独指挥军队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著名的《林副主席一号令》。
　　这里先简介一下《一号令》出笼的背景。前面说过，中苏关系由于1969年发生的几次边境流血冲突，极度紧张起来，大战有一触即发的局势。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达成临时协议，暂时缓和了一下关系，但双方仍处于紧张对峙的局面。
　　196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20周年的大庆日子，可是因为当时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中国，人们无心搞重大的庆祝活动，只搞了简单的庆祝节目。国庆口号的最后一条就是：“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做好准备。”
　　虽然有人建议毛泽东出于安全的考虑，取消例行的国庆节登天安门，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还是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门。林彪在天安门讲话，重点也是战争，林彪说：“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策划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公然对我国进行核讹诈。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你们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就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辽阔的土地到处都将是你们的坟墓。”
　　据说在196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得到一份情报，声称苏军将于10月20日大举入侵中国。中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也从侧面“证实”了苏军发动核突袭的具体日期。因此，中国马上开始了紧急战争准备，首先是领导人的紧急疏散。吴法宪回忆说：
　　【过了1969年国庆节以后，从各方面看来，情况也确实比较复杂。10月15日，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根据一部分情报，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力量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情报还认为苏联很可能会以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做幌子，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做出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另外，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09）/林彪事件（6）
　　
　　【接前】会后，林彪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当场表示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根据这个指示，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对一些老同志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不过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疏散决定之后发出的。
　　10月1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毛泽东这次是真的认为苏联有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对战争准备进行了认真的部署。毛泽东和林彪疏散到外地，成为“二线”，周恩来带领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一线”，周恩来成为临时军队总指挥。按照常理，林彪是军队的负责人，又是国防部长，应该由林彪留守北京“一线”，担任临时军队总指挥。可是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夺了林彪的军权，交给了周恩来，这肯定让林彪十分不悦。作为军人，在打仗的关键时刻，却离开了军事指挥部，被夺了指挥权，林彪怎能高兴呢？
　　毛泽东的这个安排，显然是不信任林彪。毛泽东对林彪的不信任，除了以前提到的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从历史来看，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总会出现“吴三桂”式的人物。因此毛泽东不仅要防范苏联的入侵，更要防范“吴三桂”式的人物，借着苏联入侵的机会，投靠苏联一起向毛泽东进攻。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放心的，因为不论从周恩来的历史，还是从他的表现，都说明周恩来是坚决反苏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不会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可是毛泽东对林彪就不放心了，他担心林彪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投靠苏联。后来“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外逃苏联，也验证了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心中郁闷；10月17日，林彪让秘书起草了一份“防备苏联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也就是所谓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10月18日，《一号令》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出。《一号令》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号令：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林副主席指示：（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突然袭击，尤其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1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10）/林彪事件（7）
　　
　　【接前】《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新中国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向全军发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它还是新中国第一次发出随时准备发射核导弹的命令。《一号令》发出后，全军近百万人马上行动起来，把数千架战机、数千辆坦克、数万门重炮疏散到野外，核导弹随时准备发射。因为武器疏散到野外，操纵武器士兵也必须跟随武器一起疏散，近百万士兵从军营疏散到野外，宿露了近两个月之后才重新回到军营。
　　从原则上讲，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号令，是极其重大的指示，这样的指示应该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至少应该由中央军委集体发出。以“林副主席”个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指示，显然是不正常的。林彪为什么要发出《一号令》呢？目前存在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第一种观点是：林彪误判了战争形势，是无意中造成的误会，这不是林彪的阴谋；第二种观点是：这是林彪的阴谋，他要以此来试探他调动军队的能力。
　　探究林彪发出《一号令》的动机十分重要，因为这牵扯到整个林彪事件的性质。有人因此推论说林彪是无辜的，是冤案的，所以这里我们多花一些笔墨，探究一下《一号令》的细节。先看支持第二种观点的《汪东兴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保卫工作的汪东兴回忆说：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0月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
　　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
　　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副主席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发布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11）》*****　　

雪峰顶上

终于跟上楼主的进度了。等更新。谢谢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11）/林彪事件（8）
　　
　　【接前】另外在《聂荣臻回忆》中，聂荣臻也说：【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
　　毛泽东同志听了报告，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
　　聂荣臻提到的林彪和黄永胜“造谣”，指的是叶群解释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是为了“保密”。叶群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呢，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后，说：‘烧掉。’”
　　
　　汪东兴和聂荣臻等人指控林彪搞“阴谋”，有四项罪名：
　　罪名之一：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
　　罪名之二：总参谋长黄永胜在没有上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情况下，直接把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
　　罪名之三： 10月18日林彪的《一号令》下发至全军，10月19日林彪才向毛泽东汇报，造成“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
　　罪名之四：谎称毛泽东把《一号令》传阅件当场烧掉，是为了“保密”。
　　不过这里说林彪搞“阴谋”也不确切，因为林彪都是明着干的，不应算阴谋。
　　
　　从各种情况来分析，汪东兴和聂荣臻所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指控的“四项罪名”是成立的。
　　第一，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发布《一号令》这种极其重要的命令，显然是错误的，“罪名之一”成立。
　　第二，中央军委从来没有以个人的名义发布过指示。以前林彪起草的《军委八条》、《军委十条》等重要文件，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的，而不是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的。黄永胜主持的总参谋部以林彪个人的名义发出《一号令》，显然也是错误的，“罪名之二”成立。
　　第三，如果说《一号令》在发送之前，上报远在武汉的毛泽东，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有“先斩后奏”的理由。而周恩来就在黄永胜身边，两人同时住在北京西山，黄永胜去请示周恩来，不过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周恩来呢？所以“先斩后奏”的“罪名之三”是成立的。
　　第四，毛泽东烧掉《一号令》传阅件，显然不是为了“保密”，因为《一号令》都已经发出去了，还有什么保密的？所以“罪名之四”也是成立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1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12）/林彪事件（9）
　　
　　【接前】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烧掉《一号令》的传阅件呢？这是因为毛泽东考虑到他与林彪的关系。《一号令》传阅件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必须在传阅件上批示“同意”，或者批示“不同意”。
　　毛泽东当然不会批示“同意”。虽说毛泽东可以不做批示，但那就意味着默认，就是默认林彪在军队中的权威，毛泽东当然不愿这么做。因此毛泽东既不能批“同意”，也不能不做批示。
　　那么毛泽东批示“不同意”行不行呢？也不行。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很客气的，从来没有对林彪送来的材料直接批示“不同意”。如果这次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不同意”，不仅是非常不给林彪面子的事，同时也就是公开了他与林彪的矛盾，那就要与林彪发生公开冲突了。
　　这时毛泽东还不想与林彪公开冲突。因此，毛泽东在《一号令》传阅件上批示“同意”不行，批示“不同意”也不妥。这里毛泽东就来一个高招：烧掉传阅件。毛泽东烧掉了传阅件，不能再批示了，也就省去了批示的麻烦。这样一来，毛泽东既表示了对林彪的强烈不满，又给林彪留下退路，不至于造成两人的公开冲突。毛泽东烧《一号令》，看似鲁莽，其实是高招。
　　
　　前面提到的为林彪辩护的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要想成立，必须要推翻上述第二种观点指控林彪的四项罪名。那么，第一种观点提供的材料，能推翻这四项罪名吗？这里先看佐证第一种观点的重要材料，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张云生说：
　　【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去江苏省的苏州市，住在一个以前曾是宋美龄私人别墅的院子里。因为林彪是以“紧急战备”为由疏散到这里，我奉命随林彪、叶群到苏州值班。林彪住在这所院子中央的一幢西式建筑里，叶群住在宋美龄住过的一所旧式小楼上。
　　林彪到苏州后第二天的下午，林彪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
　　林彪示意我作一下记录，我坐在沙发上记录，而林彪像平时常见的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句地口述着：“一、……；二、……；三、……”
　　林彪一共讲了六条，差不多一句就是一条。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一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
　　林彪问我：“都记下了吗？再念一遍。”
　　我说：“都记下来了。”我又照念了一遍。
　　林彪说：“好，就这样。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这几条传给他。”
　　我问林彪：“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外传的东西宁可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还要压一下再打出去呢？”
　　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说：“噢，当然要压一下。宁慢勿错，可以压几个小时。把这个电话记录稿，送给叶群看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