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7）/拉开倒周序幕（29）
　　
　　【接前】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是相当被动的，他煽动起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火，不仅没有烧向周恩来，反而反过来烧向毛泽东自己这一方。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及时停止这次会议。据叶剑英透露，毛泽东在一次小范围的讲话中说：【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一些人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周恩来在10月26日和28日发表大会讲话，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表态”。周恩来在讲话中，先对文革的意义大肆吹捧一番，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我们生在这个伟大光荣的时代，能够亲自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是光荣的，幸福的，这个年代比斯大林的年代更伟大。大家要下定决心，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
　　当然周恩来也知道，单单泛泛地吹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行。对于毛泽东的两个会议主题，周恩来必须表态。对第一个批刘少奇的主题，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调子，对刘少奇进行了点名批评，他说：
　　【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刘、邓两同志的检讨，也较以前进了一步。但是，少奇同志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自搞一套，与主席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还没有从思想作风和历史社会根源上挖深挖透。因为对这些根本问题，我们高级干部不能简单地以保证今后遵守纪律来回答。】
　　周恩来批刘少奇的调子，比林彪批刘少奇的调子高了许多。林彪在这次会上批刘少奇的时候，只是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而周恩来的话，就严厉了许多，这反映出周恩来对刘少奇的不满。因为在关键时候，刘少奇并没有帮周恩来，而是去帮了毛泽东，因此，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比过去严厉了许多。
　　不过周恩来给刘少奇扣的政治帽子，并不是他发明的。前些天谢富治在会上批判刘少奇时，就说过：“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取而代之。”
　　虽然周恩来也批评和批判刘少奇，但周恩来在整个文革中，总体上还是“保”刘少奇的。这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恩怨，而是因为保住刘少奇，就可以间接地保住周恩来自己。甚至到一年后的1967年五一节，周恩来还婉言地提出刘少奇上天安门的问题。据王力回忆说：
　　【1967年五一节，总理请示毛主席，说朱老总和陈云同志要上天安门，主席说：“当然要上。”总理又接着请示说：“刘、邓、陶是不是就不上了？”主席说：“就不上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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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8）/拉开倒周序幕（30）
　　
　　【接前】后来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责问说：“总理，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要让刘、邓、陶上天安门？”当时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会上总理遭到围攻。】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1966年10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要对这次会议的两个主题表态。在批判刘少奇的主题上，周恩来点名批评了刘少奇，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对于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题，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讲，又要进行抵制，因此，周恩来使出了他的政治智慧，说：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这次会议，对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反对和阻碍以毛主席为代表占全党主要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做了比较深刻的揭发和批判。】
　　因为周恩来想要抵制毛泽东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他在讲话中，避免直接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而是改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错误路线”这个拗口而冗长词句，来代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把“反动路线”转弯抹角地减轻为“错误路线”，这就是周恩来委婉抵制毛泽东的一种常用做法。
　　周恩来又说：【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群众斗争你，批判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说得很严重，要顶得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
　　周恩来试图在这里声明，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对象，不是高官们的“政治生命”，而是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就把文革的打击力度大大降低了，深得高官们的支持。周恩来又说：
　　【我和红卫兵们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地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是历史上少有的；给你们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但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不能对各级领导宣布罢官，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
　　周恩来这些话，名义上是对红卫兵说的，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说的，提出不要罢官，不要抄家，不要打人和体罚。这对于正处于被罢官和挨斗的危机中的高官们来说，真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更使他们打心眼里支持周恩来。
　　周恩来的这些话，深得高官们的人心，他们觉得周恩来是替自己说话的。因此，毛泽东要批周恩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也就批不下去了。在这次会上，周恩来站了上风，赢得了大多数高官的支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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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99）/拉开倒周序幕（31）
　　
　　【接前】最后，周恩来还不忘团结毛泽东那边的人。周恩来最擅长搞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把不同政见的人也团结过来。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周恩来就把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甚至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团结了过来，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大功，这方面周恩来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次，周恩来又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要把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团结过来。
　　毛泽东那边的人，一个是林彪为首的军队集团，另一个是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过陈伯达只是一个挂名的组长，江青才是真正的组长。尽管这样，陈伯达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周恩来与陈伯达的私交较好，同时周恩来也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有不少矛盾，这就成为他把陈伯达团结过来的基础。
　　周恩来要团结林彪和陈伯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众人面前说他们的好话，吃了别人的饭嘴软，听了别人的好话耳朵软，因此周恩来要在这次大会上，在众高官面前吹捧一番这两个人。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林彪同志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1960年写了《农村工作六十条》，1962年写了《财贸决定》，1963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1964年写了《工业问题》，1965年写了《二十三条》，1966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
　　周恩来的吹捧，不是空洞地说什么“英明”、“伟大”之类，而是很具体地说出对方值得吹捧的事迹，让对方感到周恩来真正研究过自己的东西，感到周恩来的诚意。以周恩来的身份，说林彪“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说陈伯达是“我党最杰出的理论家”，是非常有份量的赞誉。
　　周恩来看人还是比较准的，重点团结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个人，后来两人都被周恩来团结过去，因而毛泽东又要打倒这两个人。
　　最后，周恩来对自己的心境进行了一番自我表白，周恩来说：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每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红卫兵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但我下定决心，如果掉了队，犯了错，有人提醒我或自己觉察到，一定知过必改，努力赶上。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在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的“自我表白”是成功的，一方面他说自己总是落后的，有“掉队之虞”，这是委婉地表示出他对文革的消极和抵制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表明他不会消极地退出这场战斗，而是将努力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名言，也成为人们评价周恩来的名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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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0）/拉开倒周序幕（32）
　　
　　【接前】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毛泽东来说，又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做出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工厂企业”。
　　作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一旦生产受到影响，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毛泽东发起文革的初衷，本想把这场革命限制在机关学校等“文化部门”，不要影响到工厂企业的生产。是什么原因迫使毛泽东改变这个初衷，把文革延伸到了工厂企业呢？
　　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说要把文革“搞到底”，比如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那么，毛泽东所谓的“搞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关系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
　　中共建国之后，从夺权者变成了掌权者，与所有的掌权者一样，中共也想把自己的政权长久地维持下去，这样就必须考虑中共政权面临哪些威胁。一般来讲，一个政权的威胁有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外部的威胁是外国的入侵，来自内部的威胁是国内的反叛。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大部分高官的意见有所不同。刘少奇为首的高官们，认为中共的外部威胁来自美国，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周边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么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了。所以刘少奇提出的战略思想是：联苏抗美，跟苏联搞好关系，共同对抗美国。
　　“联苏抗美”的思想比较容易理解，在党内也有相当的势力，林彪也是赞成“联苏抗美”战略的，他反对中国与美国接近，反对尼克松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毛泽东说“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的人，就是林彪。
　　相反，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联美抗苏”，这在当时是不好理解的。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跟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一起，那样还能搞社会主义吗？
　　对于“联美抗苏”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是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出发点来考虑的。
　　第一，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修”了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第二，中国如果跟着苏联走，那必然像苏联那样，也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与苏联分道扬镳。当时并不只是毛泽东，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北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也反对苏联的模式。还有日本共产党等非执政的共产党，也反对苏联模式。
　　第三，如果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加上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中国就要面临苏联军事干涉的危险。事实上，苏联曾出兵匈牙利、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军事干涉“不听话国家”的先例。进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所以当时毛泽东感到苏联军事干涉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中国在军事上单独对抗苏联是很困难的，因此中国有必要借助另外一极的力量来对抗苏联，这就是美国。
　　第四，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是和平演变，而不是军事入侵。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美国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抗衡苏联，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入侵。
　　第五，虽说中国与美国接近，可以避免来自苏联军事上的威胁，却又要面临另一种威胁，那就是来自美国的和平演变，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为了抗衡美国的和平演变，中国有必要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清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美国和平演变的企图。
　　综合上述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的基本战略构想是：在军事和外交上搞“联美抗苏”，消除苏联的军事威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内政和思想上，搞文化大革命，消除内部“和平演变”的因素，保证中国的红色政权长久地持续下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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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2）/拉开倒周序幕（34）
　　
　　【接前】1966年8月到9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大接见，大串联，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红卫兵都在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可是毛泽东的敌人在哪里呢？红卫兵们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敌人，理解为黑五类这些人，因为他们最容易识别的阶级敌人，于是就向黑五类大打出手。可是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就偏离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纠偏”努力下，到了1966年10月以后，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终于扭转到对准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上。可是这时又出现了第二个难题，就是红卫兵只能打倒走资派，却不能夺权。这个道理也是简单的，因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学生，既没有社会经验，更没有工作经验，让他们去打倒一个省长可以，可是让他们去行使省长的职责，代替省长指挥全省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红卫兵对老干部们的冲击，就停留在“打而不倒”。经常是一个高官白天被红卫兵拉去戴上高帽子批斗，晚上高官回来，摘掉高帽子，继续指挥工作，发号施令。这样的“打倒”，就成为一场闹剧，并无实际意义。因此，毛泽东就想到，让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工人出来造反，实现真正的夺权。
　　
　　毛泽东最初的文革设想，并没有想到启用工人。毛泽东本以为在文革中，党内会涌现出一批支持他的“革命干部”和“红色干部”，等到红卫兵打倒了走资派的老干部之后，就用这些“红色干部”来夺权。可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和10月，召开了两次全党高层大会，进行了各种思想工作，但始终没有出现一批支持他的“红色干部”，这就让毛泽东的战略计划落空了。
　　这时毛泽东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安稳的选择，就是让文革继续限定在文化领域，但这样文革就无法“搞到底”，成为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另一个是冒险的选择，不惜代价把文革搞到工厂企业，这样才有可能把文革搞到底。显然，毛泽东选择了后者。
　　在10月份的中央会议之后，毛泽东修正自己的战略计划，决定启用工人出来造反和夺权，把工人作为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毛泽东曾经依靠农民，打倒了蒋介石，这次他要依靠工人，打倒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就对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发出指示，要他们起草一个工厂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最早都是从学生开始的，学生起来后，还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
　　根据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个《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讨论《十二条》，结果了引发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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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3）/拉开倒周序幕（35）
　　
　　【接前】就在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厂矿企业的时候，11月10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工人造反，拦截火车，致使被称为“大动脉”京沪线中断30多小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中，有两个人崭露头角，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张春桥，另一个是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长春一个贫苦家庭，1951年报名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王洪文从军队复员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科副科长。1965年上海国棉十七厂开始搞四清运动，王洪文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批判该厂领导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漠视工农群众。不久，王洪文遭到工厂领导的“报复”，说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有反党的言论，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时，一个人救了王洪文，他就是张春桥。
　　恰好张春桥是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春桥认为王洪文的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是难得的年轻人才。而且王洪文出身贫农，16岁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苗子。因此张春桥找该厂党委书记，力保王洪文，使王洪文无事过了关。同时，张春桥也与王洪文建立了相识关系。
　　前面说过，“四人帮”中的姚文元，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王洪文也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可见张春桥在发掘人才方面，还是较有眼力的。
　　文革开始之后，王洪文这样的活跃分子，当然不会错过机会，立即带头造反，他先造工厂党委领导的反，后来又造反上海纺织局派来的工作队的反，并组织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领导组织成立了上海17家工厂造反派的联合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向上海市委提出三项条件：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市长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成立大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三、上海市为“工总司”提供宣传工具。
　　可是上海市长曹荻秋根本不予理睬，并做出了“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答复，这使“工总司”的造反工人感到愤怒，有人提议：“上海市委不承认我们，我们就到北京向毛主席去告状！”
　　这一建议马上得到众人的响应，几千名造反工人立即向火车站进发，这些人高举红旗，高唱着“造反有理”战歌，冲进上海车站。这时候，正好有一列准备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停靠在站台旁，造反工人一拥而上。但车上本来已经人满为患，只有一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了火车，其他人挤不上去了。
　　这时他们发现旁边一列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是王洪文等两千多名造反工人挤上该车，把该车也挤得满满的，再也挤不上去了。
　　很快，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发车驶离上海站，可是602次列车要等到晚上才发车。这些造反工人马上找到调度室，说他们要到北京去告状，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比火烧眉毛更加紧急，要求立即提前发车。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最后得到通知：602列车改为69次特别快车，上午7点发车。【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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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4）/拉开倒周序幕（36）
　　
　　【接前】这趟列车在造反派的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上海站，8时17分到达安亭，安亭是上海嘉定县处于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列车到安亭站后，没有继续往北开，而是开进了一条岔道，前面是铁路的尽头，四周一片荒野，无法再前进了。这时造反工人才知道受骗了，原来上海市委指示铁路局，把列车开到这个荒郊岔道上，把这些造反工人全部截留在安亭。
　　造反工人们当然是群情激愤，这时有人打听到上海到北京14次特快列车马上就要从这里经过，于是造反工人们就去拦14次特快，他们高呼：“把14次特快拦下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状！”
　　造反工人跑到京沪线铁轨两侧，他们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命令经过的火车停下来，有人干脆横躺在铁轨上，用身体阻止火车通行。火车司机见前面铁路上全是人，只好来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下来。造反工人嚷着要挤上车去北京告状，列车长却说，必须请示上级。列车长向上海铁路局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王洪文也在电话里喊叫，但上海铁路局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京沪线就被完全挡住中断了。
　　再说先前那趟满载造反工人的红卫兵列车，在驶离上海到达南京站后，也停了下来，不再前进了。这样，前往北京告状的上海工人，就全部被拦截了下来。
　　
　　京沪线被阻断的紧急事件，很快就上报到中央。周恩来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决定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名义，致电上海市委，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劝工人们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陈伯达又起草一份急电，发给拦截在安亭的造反工人。陈伯达给工人的急电说：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绝对不能因为一部份人的利益，因为一部份人的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在当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在陈伯达发出急电的同时，文革小组决定派副组长张春桥亲自去上海处理这件事。据陈伯达回忆说：派张春桥去，是因为张春桥既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对上海比较熟悉。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因为事情紧急，陈伯达还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要求派军用飞机把张春桥紧急送去上海。
　　张春桥到了上海之后，擅自推翻了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代表政治局常委做出的决定，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张春桥的这一大胆行动，成为他政治上起飞的起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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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5）/拉开倒周序幕（37）
　　
　　【接前】1966年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空军飞机抵达上海，然后立即直奔安亭。张春桥先与９名工人代表进行谈判，他拿出陈伯达的电报，向工人代表们宣读以后，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完全代表了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你们必须按照伯达同志电报指示的精神，带领‘工总司’的所有的造反队员，立即从安亭撤回到上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上海去解决。”
　　王洪文是这些工人代表中的一个，他因为跟张春桥有过去的关系，所以坚决站在张春桥一边，说：“我们一切听中央首长的，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绝对拥护！”
　　但其他工人代表们并不信任张春桥，因为他们已经被上海市委“骗”了一次。张春桥费尽口舌，但９名代表中有，只有３人同意回上海，６人不同意，未达成协议。12日早７时，张春桥亲自到安亭车站现场，与截留在那里的两千多名造反工人对话。当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们，都淋在雨中，等待张春桥前来。
　　王洪文要给张春桥打伞，张春桥却推开王洪文的伞，表示与工人们平等。张春桥先说：“造反派的工人同志们，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
　　张春桥这句话，马上激起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张春桥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已经起来造反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春桥先把工人们吹捧一下，然后说：“安亭事件造成了京沪铁路交通线中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同志们，我们工人阶级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的这些话，又激起工人们的一片骚动和反对，一些人高喊：“张春桥是跟上海市委勾结好的，他要把我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甚至还有人高喊：“张春桥靠边站！张春桥滚回去！”
　　张春桥面不改色，继续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我不回北京。”
　　张春桥百般劝说，但工人们还是情绪激昂，纷纷讨论，最后形成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王洪文为代表，他们主张应该听中央首长的话，立即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多数。
　　 第二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潘国平为代表，他们提出五个条件，提出如果张春桥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回上海。这五个条件是：一、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二、承认他们去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造成铁路中断的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任；四、上海市长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今后对“工总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第三个派别是以工人领袖耿金章为代表，坚决主张到北京去告状，并声称没有火车他们就步行去北京。【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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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6）/拉开倒周序幕（38）
　　
　　【接前】以潘国平为代表的第二个派别是多数派，张春桥为了争取多数，就口头上答应了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然而，潘国平认为张春桥口头上的答应是“空口无凭”，要张春桥在书面文件上签字。这时，张春桥也提出他的条件，说：“只要工人同志们先撤回上海，我明天在上海签字。”
　　经过一场辩论，多数工人同意回上海，条件是张春桥给他们的五项要求签字，于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带着这部分工人回到上海。但以耿金章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张春桥开的是空头支票，不能上他的当，于是他们开始步行北上，坚决到北京去请愿。
　　这样一来，一部分工人回上海了，一部分工人步行去北京了，安亭车站的工人全部撤走了，铁路交通也就恢复了。张春桥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劝说工人们停止拦截火车。现在工人们撤走了，火车也通车了，张春桥的任务应该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至于张春桥许诺的书面签字，他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本来就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中央高层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张春桥。
　　至于还有一部分工人继续要去北京告状，张春桥也可以不管这件事，这是上海市委捅出来的篓子，张春桥不为此事负责。他只要让铁路通车，就圆满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回北京了。
　　可是张春桥并没有回北京，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还要兑现他的承诺：给“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书面签字。张春桥此举是非常冒险的，因为他在出发之前，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根据中央不在工厂搞文革的精神，对王洪文等人组织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制定了“三不”方针，既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上海市长曹荻秋不理会“工总司”，也是遵照这个方针。
　　周恩来召开的这次会议，张春桥本人也参加了，江青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对“三不”方针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都是同意的。因为拦截铁路会对国家经济造成极大的混乱，上海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旦中断运输，连吃饭生活都成问题，所以没有人敢支持拦截铁路的工人组织。
　　因此，如果张春桥按照承诺，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那么就违反了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议。一个党员如果违反了党中央做出的决议，那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这个道理张春桥自然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张春桥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跟“工总司”签字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分析。
　　11月12日，在张春桥的说服动员下，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撤走了，铁路通车了。第二天的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会议，与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人，商议今后怎样处理“工总司”的问题。会议中，他们还打电话给中央的陶铸请示，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坚持两个底线：第一、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第二、不承认“工总司”到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的意思。因为张春桥知道，如果他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上海市委就不会允许他再去跟“工总司”接触了，所以张春桥必须“先斩后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7）/拉开倒周序幕（39）
　　
　　【接前】13日下午，张春桥来到上海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的造反工人进行对话，他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希望的。我的个人意见是：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就可以存在下去。】
　　张春桥先阐明他的“个人意见”：工厂有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工人造反组织是合法的。张春桥的思想与毛泽东是比较一致的，他也赞同毛泽东搞文革的主张，认为上海市委对“工总司”的处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压制”，认为文革就是要阻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现在，张春桥在公众面前用“个人意见”来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表示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这应该会引起毛泽东的好感。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毛泽东得知张春桥的讲话后，对他的好感度大大增加。
　　张春桥继续说：【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有人到北京去控诉，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现在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我同意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你们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也同意。】
　　张春桥以个人的名义，一下子全部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并且签了字。造反工人们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向张春桥同志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后来在讲话中，承认自己这次行动是未经上级批准的，他说：“我的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
　　张春桥这次完全是“先斩后奏”，在签了字之后，才给陈伯达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对陈伯达说：“我不能不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要求，不然他们就不肯回上海，火车就不能通车。我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当时我被包围了。”
　　张春桥显然是撒谎，因为他的签字，是在工人从安亭撤走，火车通车之后签的，不存在“不签字火车就不能通”的问题。张春桥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让陈伯达十分为难。马上，上海方面打电话来抗议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得知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达成协议，非常气愤，陈丕显马上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
　　陈伯达的电话一般都是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替他接，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要王力替他做翻译。陈丕显急着要跟陈伯达本人说话，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
　　陈伯达接电话后，陈丕显质问说：“中央不是说不承认‘工总司’这样的工人造反组织，怎么现在突然又承认了？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
　　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只好安慰陈丕显说：“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既然已经签了字，就再研究怎么处理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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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8）/拉开倒周序幕（40）
　　
　　【接前】陈丕显告诉陈伯达，他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说：“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要采取补救措施。”
　　这下陈伯达更为难了，他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于是赶紧先找江青商议。江青态度鲜明地支持张春桥，一来，张春桥是江青的人，江青自然要“保”张春桥；二来，江青也感觉到，毛泽东是希望工人组织起来造反的，张春桥这么做，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向的。于是江青说：“我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
　　
　　张春桥已经知道毛泽东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了支持毛泽东搞文革，这次张春桥也“造反”了，他公然违抗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做出的决定，这就是造反，造周恩来的反。张春桥揣摩，毛泽东应该赞成和高兴他的造反，理由有如下三个：
　　第一，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前，就不停对地方高官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就造反。”可是至今为止，也还没有一个地方高官对上级造反的先例。大家都知道，对上级造反，就是拿自己政治生命的赌博。这些人好不容易爬到高官的职位，谁都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不肯冒险去造反。张春桥是第一个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来实践毛泽东的号召的，“对中央的修正主义造反”。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喜欢冒险，敢于造反的人，所以他从内心喜欢那种敢于造反的人。张春桥当时是副省级的高官，敢豁出去拿这么高的政治地位去造反，特别是敢造周恩来这棵大树的反，一般人没有这个勇气。所以张春桥的造反行为，深得毛泽东的“欢心”，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多次考虑培养张春桥做自己的接班人。
　　第二，毛泽东想要把文革推向工厂企业，也就是要号召工人起来造反。上海的“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造反组织，如果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把文革推向工厂的设想，就无法实现。因此，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准备把文革推向工厂的意向后，就判断毛泽东一定会支持“工总司”这样的造反组织。张春桥抢先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是为毛泽东立了头功。
　　第三，张春桥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把“工总司”的人心收买过来，“工总司”就成为张春桥可以指挥得动的工人造反组织，这可以成为今后毛泽东利用工人夺权的强有力工人造反组织。
　　第四，张春桥认为周恩来有意不向毛泽东请示。本来，闹出工人阻拦火车这么大的事情，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是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自己召开会议，代表中央做出“三不”决议，并让张春桥去执行。张春桥认为周恩来开会做出的这个决议，并不代表毛泽东的意思，所以他就“造反”了。
　　其实周恩来这么做也是自然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本来就想煽动工人起来造反，安亭事件是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如果他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肯定是要支持造反派的。所以周恩来要背着毛泽东，先把造反派压下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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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09）/拉开倒周序幕（41）
　　
　　【接前】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之后，第二天11月14日，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联席会议。毛泽东这次又带来一本《宪法》，他首先念了一段《宪法》关于公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力，批评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是违反宪法。会上陶铸指出张春桥违反组织纪律是“先斩后奏”，毛泽东为张春桥辩解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张春桥这次为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突破了过去中央不允许工厂成立造反组织的概念，而且还造就了全国第一支工人造反力量。张春桥也因为这次立功而飞黄腾达，成为毛泽东最为信任的人之一。
　　张春桥为了这件事，得宠了毛泽东，却得罪了周恩来，也得罪了党内一大批老干部。可以说张春桥赢得到了毛泽东一人，失去了广大的高官，成为众矢之的。自古以来，得宠于皇帝一人，而得罪朝廷大臣的“宠臣”，结局都是非常危险的，张春桥的结局也是一样。
　　
　　最后我们在交代一下“工总司”造反工人北上告状的另外两只队伍，一支队伍是从安亭出发，步行去北京告状的一千多人，另一支队伍是乘红卫兵火车，被截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11月12日从安亭出发的步行北上队伍，11月16日到达苏州。这时毛泽东赞成张春桥的事情已经传了出来，张春桥要求市长曹荻秋和他一起去苏州，把告状工人劝说回来。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意思，曹荻秋不好再反对张春桥，只好和他一起乘车去苏州。
　　他们16日晚赶到苏州后，马上与工人进行谈判，劝他们回上海闹革命。张春桥说，他已经在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了，可是这批工人的领袖耿金章却说：“张春桥是为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海。”
　　于是耿金章拿出类似于上海“五项要求”的协议，张春桥签字后，耿金章要求曹荻秋也签字，但曹荻秋拒绝签字。耿金章对张春桥说：“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张春桥转向曹荻秋施加压力，最后曹荻秋终于签了字，不过他说：“我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和曹荻秋签字后，苏州的一千多工人返回上海，最后剩下那支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队伍。那些乘上红卫兵列车的一千多“工总司”造反工人，在南京后被截留下来后，他们干脆向南京市政府进发，到南京去造反。南京市政府早已接到华东局的电话通知，所以当造反工人到达市政府的时候，马上给他们安排吃住，好好招待。这些造反工人要求南京方面给他们派车，要北上告状，南京方面当然不会答应。
　　这些造反工人在南京住了几天，上海方面传来消息，“工总司”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于是南京的这批人也就不再坚持到北京去告状，于11月17日乘火车返回上海，安亭事件至此结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1）/拉开倒周序幕（43）
　　
　　【接前】这里他们说的“反击战”，就是武官对文官的反击。可是军队干部们没有高兴多久，就发现这场文革，绝对不是他们想象的武官对文官的反击战，不仅是文官，武官们也成为革命的对象。
　　林彪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是军队的掌门人。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刚开始也是误解的，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就是为了拿掉刘少奇。可是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之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文革；这时林彪又以为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思想革命，也就是“破四旧”，当林彪帮毛泽东宣传“破四旧”之后，毛泽东还没有停止文革的迹象，反而是越搞越大。
　　这时林彪开始有想法了，毛泽东的文革，究竟是针对谁的呢？当然林彪想到了周恩来，难道毛泽东搞文革，还是为了打倒周恩来？不过已经有了刘少奇的前车之鉴，使林彪不得不想得更深入一层：如果自己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毛泽东还不肯结束文革的话，那么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原政治局常委的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其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倒台了，朱德和陈云已经靠边站了，剩下有实权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三个人了。如果再打倒周恩来，那么剩下有实权的就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了。这样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如果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还有下一个目标的话，这个目标毫无疑问就是林彪了。
　　如果毛泽东打倒了周恩来，他真的会就此停手吗？林彪无法肯定。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毫无停手的迹象，林彪这时开始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这样一来，为了保住自己，林彪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给文革泼冷水降温，让毛泽东停止这场打倒人的运动；第二件事是保住周恩来。只要周恩来在，林彪和周恩来联手起来，还可以与毛泽东抗衡一下。如果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那就是“唇亡齿寒”，等于自毁长城。因此，林彪决不能干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傻事”。
　　另外，从现实利益上来讲，打倒周恩来，对林彪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已经超过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林彪打倒周恩来这个第三手，自己也还是第二把手，不会再升级了。因此，当毛泽东向林彪发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打倒周恩来时，林彪对毛泽东的信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就是不向周恩来开炮。
　　
　　以前，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针对思想文艺界的事情，与军队无关。所以，林彪一直给军队下命令，希望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让地方自己去搞，军队作为旁观者就可以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2）/拉开倒周序幕（44）
　　
　　【接前】林彪对文革的这种态度，毛泽东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毛泽东认为，军队干部也是走资派的大本营，如果文革只在地方上搞，不触及军队，那么走资派就无法铲除。因此，毛泽东搞文革，是一定要延伸到军队系统的。
　　毛泽东把文革引入军队的方式，是从军队下属的军事院校开始。解放军下属的各种军事院校有100多所，学员10万余人。在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5、6月份，全国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而军队院校在林彪的“不介入”方针下，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是不允许学员离开学校出去串联。
　　然而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在全国掀起一股狂热的造反大潮，军队院校的学员们蠢蠢欲动起来，他们也要造反了。于是，一些军队院校的“积极分子”就涌到北京，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去告状，他们要求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也应该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在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军队院校学员的意见，提到了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那里，说：“军队院校的学员想念毛主席。地方院校的学生能串联，军队院校的学员为什么不能串联？也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下令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在会上，大多数军官提出反对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开始时也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指出：“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
　　这样上纲上线之后，叶剑英感到压力很大，只好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可以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不过在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留在北京，不能与地方的学生搞串联，更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把这次会议的结果上报给林彪，林彪同意了这个结果，于是在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到北京来串联，接受毛泽东的接见。《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马上就“动”了起来，军队学员的造反派诞生了。
　　这些造反派学员，根本不满足于串联与接见，他们与地方学校一样，搞起“四大”来。因为《紧急指示》有一句话：“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军队造反派的骤然崛起，不到一个月内，军队所属100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地全部垮台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3）/拉开倒周序幕（45）
　　
　　【接前】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冲垮了本单位的领导班子后，余兴未尽，进一步冲出学校，到上级的军队机关去造反，这样一来，军队机关里也开始“乱”了。
　　不过野战部队没有乱，军委不允许野战部队搞“四大”。曾经发生内蒙古军区警卫营300余人，不经领导批准，集体跑到北京，要求搞“四大”，结果被中央军委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北京卫戍区动用了相当的兵力，把跑到北京的蒙古军区警卫营全部捉拿，制止了野战部队搞“四大”。
　　
　　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大批军事院校学员涌入北京，他们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第一个受到军队院校学员冲击的军事机关，就是国防部。林彪是国防部长，冲击国防部那就是不给林彪面子，可是造反的军队学员，似乎并不把国防部看在眼里。11月8日，一千多造反军队学员，要冲进国防部大楼，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警卫国防部的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地组起了人墙，但还是挡不住学生往里冲。
　　面对这种局面，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向林彪提出建议：命令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头头，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要求警卫战士对造反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在这个“四不”的前提下，对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几个军队高官去现场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他们都是讲不了几句话，就被学员们高呼的口号声压了下去。最后，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造反学员们击碎了大门旁边警卫室的门窗玻璃，找来几条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然后造反派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警卫战士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的“四不”规定的约束下，对造反派闯入国防部大院是无可奈何。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没有向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万人大会，给造反的军队学员施加压力，“劝”他们停止在北京造反，听从上级的指挥，尽快回到本单位去。这是军队高官第一次对毛泽东的文革进行公然的抵制。【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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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4）/拉开倒周序幕（46）
　　
　　【接前】1966年11月13日下午4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解放军所属各军事院校师生和文艺单位10万人的大型集会。体育场的会场内，张贴着数十条大幅标语，主要有：“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向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等等。
　　大会一开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走进体育场，绕场一周，与大家见面。周恩来等每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面走着，一面向参会者招手致意，会场爆发出暴风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接见以后，周恩来和陶铸声称要去参加另外一个重要会议，提前离开会场。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主持，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讲话。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肖劲光大将、许光达大将，杨成武上将、杨勇上将，邱会作中将，吴法宪中将等，几乎在京的军队高级领导人都到场了，以表示这是一个极为隆重的大会。
　　周恩来出来与大家见面，是表示他对这次会议的支持；周恩来借故先走，不发表讲话，又是因为他不便在这种场合讲话。周恩来知道，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参加，更没有请示毛泽东。这么做也是必须的，因为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对文革泼冷水，劝那些到北京来造反的军队院校学员服从命令，离开北京，停止造反。如果请示了毛泽东，那就得邀请文革小组也来参加，一旦文革小组的成员来了，他们必然要进行火上浇油的煽动性讲话，使这次泼冷水的大会，反而变成一个浇汽油的大会。
　　因此，这次大会是不能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来，自然也就不能事先请示毛泽东了。这次大会是周恩来与林彪两个人策划的，他们两人是有权召开这种大会的，可以不请示毛泽东，这并不违反党规。不过，为了防止以后毛泽东怪罪下来，所以周恩来不能亲自讲话，这样在毛泽东那边回旋余地就比较大了。
　　周恩来常用的战略，是他要说的话，自己不亲自说，而是让别人来说。这样一来，即使别人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触犯了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出来打圆场，不至于跟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还可以用他的职权来“保”替他说话的人。
　　
　　周恩来走后，肖华宣布大会开始，乐队奏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全场人员同声高唱。然后，全体人员齐声念四段《毛主席语录》，其中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体人员念完《毛主席语录》之后，肖华首先说：“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5）/拉开倒周序幕（47）
　　
　　【接前】林彪与周恩来一样，他也不便在这种情况讲话。林彪也用这样的战略，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让别人来说，这在毛泽东那边就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林彪让肖华转达他的问候，也是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肖华简单讲了几句话之后，请陈毅讲话。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同时，他也经常扮演周恩来的代言人，周恩来自己不方便讲的话，常常让陈毅来讲。陈毅讲错了话，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而周恩来是不能轻易检讨的。这并不表示周恩来的态度傲慢，而是他这样身份的人，一旦检讨了，就很可能意味着要下台。
　　陈毅在众人的掌声中，第一个豪气飒爽地走上讲台。陈毅的讲话一向以大胆著称，这次讲话也非常大胆，成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讲话之一，也是他诸多黑话中的一篇。陈毅虽有讲话稿，但他基本上不看讲稿，而是脱稿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你们，我借此机会讲几句话，今天我讲话没有准备，可能讲得不对。】
　　陈毅讲话的惯用手法，就是声称“没有准备”，这样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借口一时不注意说错了话，把问题搪塞过去。陈毅接着说：
　　【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破私立公”，破“私”字，破“我”字。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而是“公”字当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讲错了话，弄不好就要出麻烦，人家就要到外交部去揪我，大字报也会贴出来嘛！如果是出于“我”字当头，我今天就不来讲了。】
　　陈毅这个表明心态的开场白是高明的，先说自己是出于“公”心，这样即使是说错了，大家也可以原谅他。陈毅继续说：
　　【我的话讲起来不太好听，但我还是要讲。文化大革命千条万条，主要一条就是要搞路线斗争。你们搞路线斗争，我们完全赞同，要真正学会搞路线斗争，如果没学会，损失很大。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不是空口说白话，我过去犯过大错误，栽过大跟斗。】
　　【我今天向亲爱的同学们讲几句心里话，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两句话是讲不清楚的。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损害了党的利益，直至今天思想上还有负担，一讲到这里就十分沉痛。】
　　陈毅这些话是非常“语重心长”的，他说：“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这是不经过自己亲身的经历，体会不到的经验教训。一旦开展路线斗争，那就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场斗争的胜负，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的。在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一个人很难认对方向，紧跟毛泽东，也不一定不犯错误，所以陈毅以他的亲身经验说：“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6）/ 拉开倒周序幕（48）
　　
　　【接前】陈毅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提醒造反的年轻人，不要轻易涉足“路线斗争”，这是一个高危的事业，一旦站错了队，认错了方向，那是要栽大跟头的。陈毅接着说：
　　【你们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对的，但你们会不会有百分之一错了呢？我当年犯错误，就是不懂得“百分之一”的道理，认为自己做得都对，结果犯了大错误。如果虚心一点，倾听别人的意见，就不会犯大错误了。】
　　陈毅在这里对年轻人说了一个人类社会的潜规则：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一件罪过。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活了九十九个人，可是只要你一时失手误杀死一个人，那么你救活九十九个的功劳就一笔勾销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也是一样，立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犯一件错误，但谁又可以保证自己永不犯错呢？所以陈毅告诫年轻人，路线斗争是风险极大的，千万要慎重。
　　陈毅又说：【搞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只想提个头，可能讲得对，也可能讲得不对。我讲这话，你们不要说陈老总又吓唬人，你们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你们吗？在青年人面前，我别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我有资格讲话，你们没有犯错误，听听我的话有好处。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正是对自己充满自信，天不怕地不怕的热血沸腾年代，很难理解陈毅这样过来人的“心里话”。
　　陈毅最后说：【今天我没有资格批评任何同志，但我有四十多年犯过错误的资格来讲话。讲到路线斗争，第一种是右，不斗争；第二种是左，斗争过火了；第三种是折衷，不左不右，和稀泥；第四种才是正确的斗争。这四种路线斗争我都有体会，我犯过许多错误，犯过右的错误，犯过左的错误，犯过折衷主义的错误，我也在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开展过正确的斗争。所以请同志们在作路线斗争时，好好读一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伟大指示，这样在你们搞路线斗争时，就会搞得更好。请同志们对我的讲话加以考虑，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陈毅泼冷水的方式，是现身说法，希望用自己犯过的错误，自己走过的弯路来提醒年轻人，希望他们搞斗争时，尽可能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要轻易把斗争上升到路线斗争。一旦斗争过火了，就很可能犯“左”的错误，一旦犯了错误，你过去立的所有功劳就一笔勾销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7）/拉开倒周序幕（49）
　　
　　【接前】陈毅讲话时，坐在台上的几十名老干部，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陈毅讲出了他们心里想讲而不敢讲出来的话。可是台下的年轻人们，却很不以为然的，大家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当场喊口号反对。只是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这才把他们压下去。
　　然而后来无情的事实，证明了陈毅的话，当年那些带头造反的年轻人，后来多半都栽了大跟头。到那时他们再回味陈毅的这个讲话，才体会到其中的真意。
　　
　　陈毅讲完话，贺龙讲话。贺龙比陈毅慎重得多，他只是照着讲话稿读，基本上都是套话空话，没有特别大胆的话。贺龙的慎重，是因为他从罗瑞卿事件之后，基本上就在军委中“靠边站”了，所以说话不得不慎重。贺龙的讲话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推荐的几点倡议：“不介入和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的炮打司令部，不上街游行，不抄家。”
　　贺龙讲话之后，徐向前讲话。徐向前的讲话也比较慎重，也基本上是套话空话，只是强调军队有保卫国家的重任，所以军队不能乱，他说：【解放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周围有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它们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企图破坏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切切不可忘记我们周围还有强大的敌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敌人的突然袭击。如果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就可能有巨大的损失。】
　　
　　最后叶剑英讲话，叶剑英的讲话虽然赶不上陈毅，但也比较大胆，他时而读讲话稿，时而脱稿演讲。叶剑英说：【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最大的幸福和光荣！今天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军委首长给大家讲了话，这是对大家的关怀。刚才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给你们讲了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上面的讲话。我和同志们简短的讲几句。】
　　叶剑英先肯定上面三位元帅的讲话，他也泼冷水，说：【同志们的反抗精神，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我们不但同情，而且支持。但也要注意，任何真理都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有些机关的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这就是错误。错误带来的后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论”。】
　　叶剑英批评一些人的做法“过火”，希望他们降温。叶剑英接着说：【以前有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但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阿Q正传》里有一个人就是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哪有不准人家革命的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8）/拉开倒周序幕（50）
　　
　　【接前】叶剑英特别强调，要允许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他继续说：【开会前集体朗诵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这是文化大革命创造的一种好风气，是革命的创举。你们这样做，对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是一个教育，弄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要带一本《语录》。但我要奉劝同志们一句：读毛主席的书很好，但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能像读《圣经》那样光是背诵，毫无用处。过去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不要重犯。要活学活用，这一点同学们要注意。】
　　叶剑英这里婉言批评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一种教条主义。当时叶剑英敢这么说，也是够大胆的。最后叶剑英说：【“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他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
　　大部分人高喊说：“不相信！”
　　叶剑英继续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向除去李继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
　　叶剑英又说：“李继才的第二个问题，‘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我告诉你们，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
　　这时台下响起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叶剑英接着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
　　这时台下又响起高呼声：“把他揪出来！”
　　叶剑英说：“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继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台下学员们，大部分是支持四位老帅讲话的，但少数人不支持。他们敏感地嗅出，这次大会与毛泽东的文革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有李继才提出疑问。这时，一部分学员在会场上起哄起来，他们乱喊乱叫，企图上台与老帅们辩论。主持这次会议的萧华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宣布散会，随后护送老帅们离开现场。
　　四位元帅的讲话传单，很快传播到全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文革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集体的、公开的对文革泼冷水。之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马上批判四位元帅的讲话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他们马上接见了李继才等造反派，批判陈毅和叶剑英讲话的大标语，马上出现在北京街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