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2）/红卫兵登场（15）
　　
　　【接前】在文革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阶级斗争就是“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特别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阶级敌人搞破坏。但在现实生活中，报刊上宣传的黑五类搞破坏的情况，其实基本上没有出现，黑五类早就投降了，哪里还敢搞破坏。
　　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黑五类投降了，放弃斗争了，所以“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并没有出现。相反，在“红五类”的中间，反而出现了斗争。
　　红五类是指五类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尽管都是“红”的，但红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工人比贫农“红”一些，贫农又比下中农“红”一些，最红的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两类人。既然把人分成“类别”，那么不同类别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特别是未成年的中学生，对自己“出身”的优越感更是超过了成年人。
　　在中学里，“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到自己比“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又感到自己比“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最有优越感的，当然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感到自己无比的光荣和优越，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傲慢心态，这又反过来造成其他类别的人对他们产生出不满和反感。
　　所谓“革命军人”是指现役军人，“革命干部”是指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低于十三级的干部不算“革命干部”。在小地方，十三级以上的高干是稀少的，可是到了首都北京，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多得数不过来了。因此，在北京的中学里，有一大批“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高干子弟学生，他们的优越感和傲慢心态，造成了平民学生的反感，以至于冲突。
　　
　　最早诞生红卫兵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华附中有一大群高干子弟，但又不像城里的北京四中、师大附中那些学校，有刘少奇、陈云等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弟。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父母主要是厅局级的干部，部长级干部就算较高级别的了。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些厅局部级干部家庭的学生，在一般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面前，优越感是很强烈的。
　　同时，清华附中还搞了一些优待干部子弟的政策，比如学校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单独给干部子女传达一些比较机密的文件，这种“知情权”的区别对待，自然让平民子弟感到忿忿不平。还有，学校组织只招收干部子弟“军训队”，这些都加深了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对立，以至于在1964年爆发出一次“熊娄事件”。
　　平民出身的学生娄琦与高干出身的学生熊刚（熊刚的父亲熊向晖当时是古巴大使），发生了打架，校长万邦儒却明显偏袒熊刚，把娄琦的打架错误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斗争高度。这样一下子引起平民学生的愤怒，学校食堂里贴满了大字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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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3）/红卫兵登场（16）
　　
　　【接前】后来学校虽然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让一般工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受到一种“血统”的无形歧视，“家庭出身”成为一道鸿沟，在学生中悄然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派别：干部派和平民派。阶级路线的调子越高，干部派学生就越感到自己的尊荣，平民派学生对他们的不服和反感也越大，后来这些情绪上的不满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
　　在“熊娄事件”同一年，公安部副部长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因为平时纪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遇到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这时，王铭就扬言他要向团中央写信告状，控诉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把学校领导吓得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团支部立即发展王铭入团，而且入团後立即就让王铭担任团委的干部。
　　学校方面偏袒干部派的学生，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教训”。1963年北京四中、八中等干部子弟很多的学校，在“四清”的时候学校领导挨整，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因此清华附中的领导也很怕得罪干部子弟，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袒护。
　　不过清华附中的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却是偏袒平民子弟的。第一个原因，清华附中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本人的出身，绝大多数都不好，校长万邦儒就是地主出身，所以他们自然同情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个原因，当时对家庭出身的原则是：“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于那些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红五类”的学生来说，“重在表现”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些人都特别注重自己的“表现”，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让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喜欢。
　　因为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不喜欢那些自傲不听话的干部子弟，尽管表面上不敢得罪他们，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尽可能地照顾那些“表现好”而出身不太好的学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他们挡不住“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于是就注重发展“出身不够好”但“表现好”的平民子弟入团。
　　1966年5月，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加入共青团，而这个学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高级知识分子多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虽说该学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类，但也不是红五类。
　　清华附中校方这么做，马上引起了一批高干子女的不满。他们认为，共青团应该是纯粹红色的团体。要保证这个团体的纯粹红色，必须保证共青团员来自于红五类的红色家庭出身，如果让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团，这个组织就会变颜色。
　　这些高干子女对学校的不满，一方面是来自思想上，他们认为老师对那些非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过于“好”，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高干子女的不满还有来自现实的利益。学校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他们在高考时分数较高，挤掉了许多高干子女进大学的机会。【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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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4）/红卫兵登场（17）
　　
　　【接前】在这种情况下，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那位高知家庭出身的学生入团时，卜大华、王铭等七个高干出身的学生，找学校团委提意见，而校团委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你们知道5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
　　用“右派”来吓唬一般的平民学生，当然是有效果的，可是这些革命老干部家庭出来的高干子弟，哪里怕什么“右派”的帽子。而且，这些学生的父母，也支持他们这样的“革命要求”。据卜大华回忆说：【5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吴裕良副校长去我们家，也就是到我家里去告状。我爸爸对吴副校长说：“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用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学校越是压卜大华这些人，他们越要反抗，他们继续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这样一来，学校方面就召开全校大会，宣布说：“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本来清华附中的领导是不敢当众批评高干子弟的，但当时刘少奇领导的一线中央给各学校下了命令，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制止学生闹事。因此，学校领导才敢于开大会批评这些高干子弟。
　　大会之后，卜大华等人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们并未屈服，而是试图成立一个组织，用组织来与学校领导对抗。各个班级的干部子弟秘密进行串联，悄悄去清华附中旁边的圆明园遗址去开会，准备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红卫兵。
　　据当时清华附中的学生仲维光回忆说：“我们（平民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他们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的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学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
　　
　　一般认为，红卫兵组织是1966年5月29日在圆明园成立的，有一个流行说法是：
　　【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红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就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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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5）/红卫兵登场（18）
　　
　　【接前】但卜大华等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却说红卫兵的创立，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据卜大华回忆说：
　　【5月29日，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建议，我们几个班的人要采取统一的行动，采用统一的名称，以显示我们的力量。当时我看到同学张承志写小字报时用“红卫兵”这个名字，觉得还不错，于是我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这一天就是红卫兵成立的日子，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我们这个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人，这天大概有十来个人吧，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弟。】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使清华附中刚刚成立组织的红卫兵们，感到异常兴奋和鼓舞。第二天的6月2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用激昂口号向学校领导挑战说：“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１００多人，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
　　这张大字报让学校领导晕懵了，当时的校党委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觉得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事，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署名“红卫兵”的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贴出之后，一些受到过校领导关照的学生，也自发地贴出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太狂了，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因为拥护校领导的学生人数更多，这样一来，学校领导依然占据上风。
　　
　　不过，干部子弟们利用他们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快叫来了外援。6月8日，几百人外校学生前来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在大门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北京四中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但清华附中反对红卫兵的一派也不甘示弱，工人出身的高三女生宣夏芳，贴出她的大字报《致四中、十三中的干部子弟们》，说：【据你们说：清华附中在压制、排挤、专政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后代’，向你们的‘红卫兵’猖狂进攻，使你们‘义愤填膺’、‘无比慎怒’。感谢你们“自豪的”革命干部子弟们，否则怎能充分体现你们这些‘革命干部子弟’的造反精种呢！什么是红卫兵，你们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熔化。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两派学生冲突起来，清华附中的校领导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于是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马上宣布向清华附中派驻出工作组，接替学校的领导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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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6）/红卫兵登场（19）
　　
　　【接前】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在中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红卫兵是一个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群众组织，它违背了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原则：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文革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都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这是红卫兵的最大特点。而且在文革中，红卫兵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独立性，直到红卫兵组织的消亡。
　　前面说过，刘少奇公开要求中共党员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按照刘少奇的这个政治理念，人民群众也应该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刘少奇对“不驯服”的人，特别是那种试图摆脱共产党领导的人，是毫不客气的。把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和关押，就是典型例子。
　　2009年香港出版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和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该书说：【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很大的差别。】
　　清华附中出现的红卫兵，“反党”的性质应该比蒯大富的大字报更为严重。因为蒯大富毕竟是个人行为，而红卫兵却是一个组织，它对“党”的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不过刘少奇处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并没有采用对付蒯大富那样的高压手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种“融化、融合”的怀柔手法。
　　1966年6月8日，中央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接管学校的领导权。工作组立即召开全校大会，组长刘晋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红卫兵，宣布他们是坚定的左派，而压制红卫兵的原校长万邦儒等校领导则成为“黑帮”，成为批斗的对象。同时，工作组宣布在清华附中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委员，从主任到委员，都是红卫兵成员。
　　工作组之所以支持红卫兵，主要原因是红卫兵成员的家长，都是中共的高干。刘少奇的支持层主要是政府高官，如果把这些红卫兵的高干子弟打成反革命，刘少奇在高官阶层中就会得罪很多人，这是刘少奇不希望看到的。而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刘少奇在对待蒯大富的问题上，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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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8）/红卫兵登场（21）
　　
　　【接前】清华附中署名“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马上被传抄到各个学校，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时清华附中工作组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只好放弃怀柔政策，改用高压政策对付红卫兵。7月18日，工作组与红卫兵正式摊牌，据卜大华回忆说：
　　【这次谈话是在7月18号的晚上，在二楼大办公室，我们坐在一边，工作组坐在另一边。工作组是有备而来的，一上来就很凶，说：“红卫兵背着工作组去搞活动，和外校搞串连，红卫兵有些人不听工作组的，另搞一套，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卜大华等红卫兵没有被工作组的高压态度吓住，一来他们自恃有高干父母的后台，二来这些中学生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卜大华针锋相对地反过来批评工作组，说：【据我所知，工作组对红卫兵的态度，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在学校支持我们，不错。但是你们向团中央的报告讲的是另外一套，你们还提出要分化、瓦解红卫兵。】
　　工作组的高压政策没有吓住红卫兵，只好改用其他办法，他们一方面组织新的团委，取代了红卫兵的革委会；另一方面把两百多名红卫兵骨干分子派到校外去军训，试图强行瓦解红卫兵。可是红卫兵却表现出来意外的团结，他们不但没有被工作组瓦解，反而更加激进。7月27日，红卫兵又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进一步提出要对工作组造反。
　　这样一来，工作组完全失去了控制红卫兵的能力。他们的最后手段，就是去家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试图通过这些学生的家长，去管教这些不听话的学生。据工作组长刘晋回忆说：【我们去家访，想通过家长作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晚，我们去宋柏林家，宋柏林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我对宋柏林父亲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告辞后，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怕是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到总团副团长惠书昌同志，向他汇报了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说的话，并说出我的看法。惠书昌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拨通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同志家里的电话，让我汇报情况并说出我的忧虑。胡克实同志回答说：“不会有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是少奇、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还飞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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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39）/红卫兵登场（22）
　　
　　【接前】不过在第二天的7月28日，刘少奇就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中央政治局做出立即撤工作组的决定，因为此时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基本上都瘫痪了。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的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然后将这两篇大字报稿交给主席台上的江青，同时还交给江青一封短信，这封短信是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
　　骆小海请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和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江青当场答应一定带到，并说：“我支持你们！”
　　果然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转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后，很快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毛泽东的信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改正错误和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毛泽东这封信的口气是非常谦虚的，不仅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就是对红卫兵提出的要求，也很客气地说：“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以毛泽东这么高的身份，给未成年的中学生红卫兵写信，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毛泽东还在信中使用这么谦虚的口气，完全没有说教的口吻，这让红卫兵们对毛泽东的好感度进一步倍增。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示了三个意思：
　　第一、表示清华附中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并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二、表示他不仅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造反，而且对全国的造反者，也“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三、指出要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重新做人的出路，并要求红卫兵“予以考虑”。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主要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红卫兵打人暴力。【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0）/红卫兵登场（23）
　　
　　【接前】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作为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给参会人员进行讨论。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要通过层层的党组织，才能传达到群众中间，毛泽东等不急这么长的时间。于是毛泽东就有意把这封信“泄露”出去，通过“泄密”的形式传到社会上。
　　8月2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儿子杨冀平，是北京矿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他首先在矿院附中，公开贴出了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引起很大震动。在同一天，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打电话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等人，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钓鱼台，当面向卜大华等公开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从此，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胫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为最光荣的称号。各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放弃自己原来五花八门的名称，一律改称“红卫兵”。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红卫兵战报》这么说：
　　【这个特大喜讯像春风一样，在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把“造反有理”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毛泽东的这封信，让红卫兵们沉浸在一种秩序被打破的狂欢兴奋中，沉浸在解放和自由的亢奋中，激烈的红卫兵运动马上蔓延全国，就像列宁说的那样：革命是大众的狂欢节。
　　
　　然而，最初的红卫兵是靠血统论催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早期的红卫兵组织是高干子女的一统天下。因此，在红卫兵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血统论也喧嚣而上。就在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之前的7月29日，北航附属中学里贴出了一幅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很快从北航附中传遍了北京各个学校，引起极大的震动。凡是对联出现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即使这样，学生们的辩论热情丝毫不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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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2）/红卫兵登场（25）
　　
　　【接前】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1966年5月16月到1966年7月28日，是文革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占据上风。7月28日中央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结束了工作组控制局面的文革第一阶段。
　　文革的第二阶段，1966年7月28日到10月2日。在这个阶段，各学校的工作组撤出了，原来的校领导也被打倒了，因此在各学校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而红卫兵组织作为新兴组织，填补了这个权力的真空，成为主导文革的最大势力。
　　这个阶段的早期红卫兵，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也称“老红卫兵”。老红卫兵搞“文革”目的，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完全不同。他们搞“文革”的目的，是要搞一场“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他们要建立一套贯彻“阶级路线”的新教育体制，把家庭出身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剥夺非“红五类”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从而让他们这些高干子弟，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自然成为高干父辈的权力接班人。这个“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血统论”。
　　在文革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也没有能够控制局面，而是老红卫兵搞的“教育体制”文化革命，主导着运动的形势。直到平民家庭出身的新红卫兵组织兴起，压倒了老红卫兵，开始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才把文革的方向从老红卫兵要搞的“教育体制革命”，转移到毛泽东要搞的“打倒走资派”的轨道上来。
　　当年的老红卫兵刘辉宣，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
　　【刨根问底，“血统论”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五星国旗上，五颗星中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的五星国旗上，有一颗大五角星，大五角星周围环绕着四颗小五角星。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中国人民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3）/红卫兵登场（26）
　　
　　【接前】刘辉宣说的两颗星星，就是国旗上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对中共干部子弟构成的威胁不大；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大大高于干部子弟，对他们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干部子弟们提出“血统论”，试图用家庭出身来剥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保证自己的顺利接班。
　　
　　关于“血统论”问题，《陈伯达的最后口述回忆》中，这样写道：【这股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一部分干部子弟严重脱离工农群众，头脑中的优越感思想恶性膨胀的产物，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思想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形式。这股思潮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一时迷惑了许多人。
　　毛泽东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以后，当时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中的一些人，错误地以为毛泽东对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支持的，于是使劲地鼓吹起这股思潮。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识别能力，他们对这股思潮或表示支持，或欣赏附和，以为这股思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子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利于他们的子女将来接掌权力。】
　　在反对干部特权方面，陈伯达本人还是做的不错的。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1965年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同时，中央党校新成立一个青年训练班，有关领导推荐陈小农进中央党校学习。可是陈伯达既反对陈小农上大学，也反对陈小农去中央党校学习，而是让陈小农响应党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于是陈小农在1965年8月，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插队务农。
　　
　　不少人误以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是起始于自文革，其实知青插队从1950年代就开始被倡导了。1955年河南省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务农，毛泽东为此写道：【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广泛用于动员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不过在文革以前，真正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很少，所以陈小农于1965年去农村插队务农，还是很不容易的。1966年7月，陈小农回北京探亲，没有见到父亲陈伯达，于是陈伯达给陈小农写了一封信。后来这封信在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由陈小农上交给中央。陈伯达的信如下：
　　【小农：听说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时来看你，不遇，甚憾。
　　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6）/红卫兵登场（29）
　　
　　【接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8月20 日，善于言词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谭力夫的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谭力夫讲话”很好，有的単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
　　谭力夫的讲话之所以有巨大的煽动性，是因为他讲话的风格粗暴大胆，很有“革命家”的味道。由于谭力夫讲话原文很长，这里只引用几段。谭力夫说：
　　【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在这十七年里，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反动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
　　谭力夫这段话是讲话的核心，对家庭出身血统论为标准的教育制度的正当性作出了解释。谭力夫又说：
　　【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干革命的。吃着人民给的饭，穿着人民给的衣，住着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
　　谭力夫8月20日的讲话，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因为在两天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红卫兵，这次报纸登出的中央领导人排名上，刘少奇从第二位落到了第八位，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少人为刘少奇地位下落忿忿不平。这些人出于封建功利思想，认为如果只是林彪和周恩来这样有很大功劳的人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还可以接受，而陶铸、陈伯达这些没有什么功劳的无名小辈，居然也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就感到不公平了，所以要替刘少奇“讨个公平”。【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7）/红卫兵登场（30）
　　
　　【接前】谭力夫说“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其实正是他们这些人，要把毛泽东的文革引向歧途。谭力夫接着说：
　　【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有人对黑帮不恨，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他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这里谭力夫是公开为刘少奇的工作组喊冤叫屈，为老革命同志“犯错误”鸣不平。他所谓的“老革命同志犯错误”，主要指的是刘少奇。谭力夫继续说：
　　【我看少奇同志讲的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谭力夫这段话更是公然支持下了台的刘少奇。谭力夫最后说：“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要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谭力夫把血统论，上升到“党的阶级路线”，更上升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使他的反对派难于驳倒他，所以谭力夫讲话得到很多人的狂热吹捧。关于谭力夫讲话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
　　【在一部分人狂热吹捧谭力夫讲话之后，以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潮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那些既不会戴上红卫兵袖标去唬人，又不会说假话去骗人的人，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贯彻谭力夫讲话的实验场。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自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红卫兵还高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不仅剥夺了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而且将他们的毛主席语录本也没收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8）》*****　　

crazyman

狗咬狗骨

东木一进

楼上这位真会以已度人,想象力高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8）/红卫兵登场（31）
　　
　　【接前】血统论在全国的喧嚣，毛泽东当然知道。毛泽东也清楚，对于这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搞“血统论”主要目的，是希望用家庭出身把非红色干部出身的人，挤出大学之外，以保证他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有比较好的前途。可是这些以中学生为主的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血统论”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吹捧，是因为它触及到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软肋，一些人正好在利用“血统论”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保护伞。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阶级是按照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与人的品德好坏无关。比如一个贫农出身的人，他干了杀人放火贩毒的坏事，但他的出身依然是贫农，贫农干了坏事，家庭出身不可能就变成富农或地主。同样，一个老革命红色家庭出身的人，他即使腐化堕落干了坏事，他的出身依然是革命干部，不可能变成地主或资本家。
　　中国传统的观念，好人和坏人，是按照人的品德来区分的。不管是贫农也好，地主也好，品德好的就是好人，品德坏的就是坏人。可是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就是好人，资产阶级就是坏人，这样一来，贫农中间的人品坏的贫农也成了好人，而地主中间的人品好的地主也成了坏人。阶级斗争理论，不管人品的好坏，认为偷鸡摸狗的流氓无产者，也比遵纪守法的资本家更“好”，这就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传统。
　　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难题，是出在干部官员的问题上。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论，把“官”分成清官和贪官两类，认为政治斗争就是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中国的历史书也是按照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模式来写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场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戏。可是阶级斗争理论把清官和贪官都否定了，认为只要是“官”，都是坏的，甚至清官比贪官更坏。
　　马克思生活在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代，所有的“官”说成是坏人，倒也问题不大。可是一旦当共产党自己掌权了，那么共产党的官，又怎么来定位呢？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官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那么共产党的官，理所当然都是好人。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共产党官员，腐败堕落，变成了贪官。那么又怎么处分这些贪官呢？根据阶级理论，曾经革命立过功劳的老干部，不管是否堕落腐败，都是“自来红”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老干部即使成了腐败贪官了，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依然属于无产阶级。
　　所谓“血统论”，就是强调堕落腐败的共产党干部，依然属于无产阶级，那么与堕落腐败干部的斗争，就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那就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去对付这些堕落腐败的干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49）/红卫兵登场（32）
　　
　　【接前】而且，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人品坏的堕落腐败的无产阶级干部，也比人品好的地主资本家更好，所以阶级斗争的重点和焦点，不应该是人品坏的堕落腐败干部，而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干部们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可以得到一把“无产阶级”的保护伞，都可以要求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腐败堕落干部。因此这样宣扬“血统论”，也就是间接地保护了共产党的干部。
　　刘少奇的“阶级敌人”概念，指的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符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而毛泽东发动时的“阶级敌人”概念，主要是指的共产党内的堕落腐败分子，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派”。显然，走资派不属于是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把与“走资派”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遇到了理论上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报纸上是把“走资派”与“阶级敌人”并列，当时报纸的提法是：“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到了1975年，82岁的毛泽东，终于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其内涵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清官贪官”理论，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好人集团，是“党内无产阶级”，他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集团是坏人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党内资产阶级”，是一种新的阶级理论，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阶级理论。但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当时中国的报纸，这样解释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说：【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我们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再把话题转到1966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明他的新阶级理论，对于谭力夫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解释血统论，毛泽东很为难，只好采用“不争论”的策略。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代言人，说了很多毛泽东想说，但又不好直接说的意见。1966年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时，有人给她递条子，说北大准备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贫协”，江青说：“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干子弟，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0）/红卫兵登场（33）
　　
　　【接前】据当时的红卫兵头头卜大华回忆，在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的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大会之后，江青把他们几个学生叫到舞台后面的演员化妆室谈话。卜大华说：
　　【有4个学生，我一个，彭小蒙一个，还有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我进去时，江青正在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 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好像被说哭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后来彭小蒙告诉我，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江青批评完刘平平之后，对我们说：“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对联的事情，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对联的事情了，这样你们会给我们找麻烦，现在我们是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可是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江青这些话，也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希望红卫兵们不要讲血统论对联的事情了，可是这些红卫兵根本不听。江青说“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指的是有人利用血统论来向毛泽东的文革发难。毛泽东也知道，他发动起来的红卫兵已经被别人利用了，这些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要把毛泽东准备打倒走资派的文革，引入“阶级斗争”的歧途。
　　但是毛泽东也不能镇压这些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因为这样就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第二把手的理由，就是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如毛泽东也镇压红卫兵，那就等于是自打嘴巴了。可是不镇压这些红卫兵，任凭他们把血统论宣扬下去，那么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前功尽弃了。
　　这时，毛泽东想出一个红卫兵运动两步走的计策，也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计策。他不但不镇压这些老红卫兵，而且相反，鼓励他们把运动搞大。毛泽东指望的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只有依靠这些人才能打倒老干部们。可是一般的平民学生，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整”怕了，他们不敢轻易起来造反，还在观望。
　　因此毛泽东要把红卫兵运动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借助这些胆子大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带头起来造反，把运动搞大，这样才能带动和鼓励平民子弟红卫兵也起来造反。一旦平民子弟红卫兵起来造反了，他们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完全能压倒高干子弟红卫兵。那时，毛泽东就进入第二步，利用平民子弟红卫兵，来打倒高干子弟红卫兵，进而打倒党内的走资派。
　　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大造声势，把平民子弟的红卫兵鼓动起来。而大造声势的最好办法，就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来造声势。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向前来上访的群众挥手致意，并讲话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这里说的“你们”，指的是一般的平民，因为高干子弟们早就关心国家大事了，而很多平民们还没有，或者不敢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毛泽东号召平民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1）/红卫兵登场（34）
　　
　　【接前】第二天，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刻被新闻报纸作为“特大喜讯”向全国宣传，用来消除平民起来造反的顾虑。但是被“整”怕的平民子弟，并没有被毛泽东这么简单的一次就鼓动起来。于是毛泽东想出进一步大造声势的办法，就是亲自接见红卫兵，他要用真正的实际行动，把平民大众们鼓动起来造反。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前后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终于把平民大众的造反精神鼓动起来了。此后的红卫兵运动才进入毛泽东想要搞的正轨：打倒走资派。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回忆中说：
　　【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机会，我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呀。”
　　我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亲自出席这次大会。据参加这次大会的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
　　【毛主席这天没睡觉。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3）/红卫兵登场（36）
　　
　　【接前】参加这次会见的红卫兵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也回忆说：【8月18日那天，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谢富治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
　　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
　　毛主席问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主席又说：“要武嘛。”】
　　后来有人把毛泽东说“要武嘛”，解释为毛泽东要挑起武斗，这是断章取义的说法。因为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另外，毛泽东又给女民兵题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因此宋彬彬的名字，让毛泽东觉得她这样的红卫兵小将，名字太缺乏革命的气魄，所以说“要武嘛”。这与毛泽东提倡武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实毛泽东多次明确作出过反对武斗的指示，1966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信说：
　　【恩来同志：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后来还说：【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的水平太低。
　　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4）/红卫兵登场（37）
　　
　　【接前】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由第二位跌落到了第八位，中共第二把手换上了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当时很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要拿掉刘少奇，换上林彪。这些高官想：现在刘少奇拿掉了，林彪上来了，毛泽东应该心满意足了，文革也就应该结束了。
　　可是事情与众高官的想法相反，刘少奇拿下来之后，毛泽东仍没有结束文革的意思。那么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究竟想干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呢？众高官都搞不清楚毛泽东的意图，只得纷纷猜测。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
　　周恩来当初也是这么想，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这场运动就算是结束了，中共又重新团结起来了。这也是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最大原因。可是在刘少奇拿掉之后，毛泽东对文革的热情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高涨了。那么毛泽东究竟想要干什么呢？周恩来只好费尽心思去猜测。当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目的，可能是想搞一次思想教育性质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以为文革的重点是“思想教育”，完全没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夺权”。
　　1966年8月14日，周恩来会见波兰大使，对方问起中国搞文革的目的，周恩来解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
　　周恩来这里说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的是1964年开始在农村搞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这次搞的文革，就是把农村的四清运动延伸到城市，就是“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因此，周恩来把这次文革的目的，理解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也就是所谓的“破四旧”和“立四新”。在稍后的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林彪当初也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就可以结束了。林彪在刘少奇自我批评后，还主动跟他握了手。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后，还继续大搞文革。这时，林彪也把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意图，理解为“破四旧”和“立四新”。在8月18日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时也说：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