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5）/红卫兵登场（38）
　　
　　【接前】后来有人说，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红卫兵大会上，讲话中提出要“破四旧”，于是红卫兵就响应林彪的号召，到处搞砸文物的“破四旧”，这有点“冤枉”林彪了。其实在林彪讲话之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不少中央领导人，都讲过文革要大搞“破四旧”。因为很多高官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是要搞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是“破四旧”和“立四新”。他们当时大多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四旧”，等“破四旧”搞完了，文革也就结束了。
　　不过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破四旧”，也就是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些都是精神上的东西，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破四旧”的本意是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可是思想上的革命，谁也看不见，于是红卫兵就要把这场思想革命，进行“可视化”，变成人们看得见的革命。
　　能够看得见的“四旧”，第一就是街道商店的名字，这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于是王府井改成“东风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瑞福祥绸布庄改为“立新绸布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等等。甚至连生活用品也改名，洋火改为火柴，洋白菜改为圆白菜，西红柿改为鲜红柿，黄瓜改为青瓜（“黄”有黄色下流的嫌疑）。
　　第二种看得见的“四旧”，是人们穿的服装，发型等。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统统被认为是“旧风俗”，烫发，大背头也是“旧风俗”，于是红卫兵拿剪子上大街，看到细腿裤就剪开裤口，尖皮鞋剁掉尖头，烫发的当街改发型。还有口红、香水等，也都是资产阶级的四旧，不许卖了。
　　红卫兵这么搞了几天下来，大街上的“四旧”都破完了，什么细腿裤、尖皮鞋也都藏到家里不敢穿出来了。于是红卫兵想到抄家，掏“四旧”老窝。红卫兵一抄家，还真的抄出来很多“四旧”。有些“四旧”，甚至可以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比如抄出来的旧房契、旧地契，不就是当时宣传中的“变天账”吗？抄出来的国民党发的委任状、国民党时代的钞票，不就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吗？红卫兵看来，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阶级敌人”。
　　本来红卫兵抄家，是为了“破四旧”，到家里去抄封资修的“四旧”，没想到抄家还发现了很多“阶级敌人”，这就更鼓励红卫兵们去抄家了。一时间全国抄家成风，成为后来红卫兵最被人诟病的事情之一。
　　第三种看得见的“四旧”，是庙宇等旧建筑、旧文物。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家财产，有专人看护，红卫兵刚开始还不敢动手。不过很快红卫兵就对抄家这样的小打小闹感到不过瘾了，他们要干大的，于是大规模地打砸古建筑、古雕塑等事情发生了。
　　周恩来特别关注破坏文物和古建筑的事情，特别下令军队出面，保护了故宫等著名古建筑。但一些不太著名的古建筑，就损毁非常大了。周恩来在保护古文物的同时，又怕有人给他扣上一个保护“四旧”帽子，于是周恩来把自己在中南海居住的西花厅，改名为“向阳厅”，以此来表示他也是支持“破四旧”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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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6）/红卫兵登场（39）
　　
　　【接前】毛泽东要发动平民红卫兵，更需要一种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因为毛泽东知道，平民最反感那种高高在上的官架子，要赢得平民的心，就不能摆官架子。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本来预定上午7点30分召开，可是毛泽东事先谁也没告诉，早晨五点钟就来到天安门上了观礼台，独自接见红卫兵。按照官场的惯例，毛泽东的地位最高，应该最后出场的，可是毛泽东却打破了这个显示官场地位和身份的惯例，大大早于其他领导人，第一个来到现场接见红卫兵，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而且这天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而不是象征性地向大家招招手就走了，这样更加赢得了平民们对他的亲近感。
　　在八次接见红卫兵中，毛泽东都没有讲话。有些人误以为毛泽东对红卫兵讲过这么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这段话，其实是在1957年11月17日，他访问苏联的时候，对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讲的，文革中只是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再次拿出来而已。
　　毛泽东不对红卫兵讲话，也是一种策略。因为那时毛泽东的话，已经被林彪捧为“一句顶一万句”，如果毛泽东对红卫兵讲了话，万一其中有一句不太恰当的话，也会马上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想修改都无法修改了。所以毛泽东不讲话，就可以避免万一讲出不恰当的话，给自己留下大麻烦。
　　据参加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大会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天安门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刘少奇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少奇从毛主席的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打招呼，未点头示意。】
　　不少人会感到意外，刘少奇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的对象吗？他怎么也跟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呢？其实刘少奇上天安门，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周恩来安排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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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7）/红卫兵登场（40）
　　
　　【接前】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本意是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林彪仅主持了几次会议之后，就借口身体原因，不再管事了。这样一来，中央日常工作就落到了周恩来身上。此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召集“中央碰头会”，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是主动放权给周恩来的，毛泽东虽说不满意，但也拿林彪没办法。这样一来，中共的体制，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情况，毛泽东是第一把手，周恩来是实际上的第二把手。但不同的是，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两人可以团结合作。而这次，他们两个人的奋斗目标不一致了，自然也就无法团结合作，必然发生矛盾冲突。以前有刘少奇夹在中间，周恩来还可以避免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而现在，周恩来就必须直接面对毛泽东了。
　　
　　前面说过，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到7月，这个阶段是刘少奇的工作组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8月到10月，这个阶段是高干子弟的老红卫兵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到12月，这个阶段平民红卫兵和群众团体开始主导了局势；到1967年1月以后，文革才真正进入夺权阶段。
　　在文革的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直到进入1967年1月的夺权阶段以后，两人的关系才开始恶化。但即使是在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要对文革“升温点火”，而周恩来要“降温灭火”，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就是围绕着“点火”与“灭火”展开的。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是总指挥。毛泽东要在利用接见红卫兵大会来点火，而周恩来却要给毛泽东点的这把火上，泼上一些冷水。周恩来的泼冷水方式之一，就是让刘少奇这个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向红卫兵显示刘少奇仍旧是党的领导人，以增加打倒刘少奇的难度。
　　毛泽东亲自向周恩来明明白白地交过底，要拿掉刘少奇，可是周恩来装糊涂，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安排刘少奇出席所有公开的重大活动。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周恩来每次都安排刘少奇出席接见，报纸上也刊登刘少奇参加接见的照片。当刘少奇一个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下面的红卫兵不明真相，曾经高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泽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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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8）/红卫兵登场（41）
　　
　　【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马上开始给毛泽东泼冷水。8月24日，周恩来组织人制定出一个国务院搞文革的《十条意见》。周恩来在《十条意见》中，提出“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注意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等等，这些都是给运动泼冷水的东西。周恩来把《十条意见》转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亲笔批示说：“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马上否决了周恩来的《十条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已经有《十六条》嘛！”《十六条》是不久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出的文革实施办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战略是“以柔克刚”，毛泽东否决了他的意见，他并不生气，也不气馁，而是在妥协中继续坚持。8月28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谈困难，说外地学生来北京已有十几万人，住房很紧张，建议暂缓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
　　毛泽东又把周恩来的建议驳回去，说：“让他们统统来。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的脾气就是这样，你越说不行，他偏要这么干。周恩来只得使用战争动员的紧急手段，动员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门，以及北京的工厂都来搞接待，安排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的吃住问题。连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一度接待了1万多名红卫兵入住中南海。
　　8月31日，周恩来又起草一份中央通知，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周恩来在《通知》上亲笔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
　　《通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做出了相反的批示：“此件不发。”因为毛泽东明白周恩来是在借着“要害部门”的借口，来给这场运动泼冷水。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很多单位都可以借口是“要害部门”，来躲过文化大革命。
　　9月2日，周恩来再次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主要精神是：“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周恩来的《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仍然被否决了。因为毛泽东知道，如果把红卫兵建成解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和命令，那么红卫兵就不可能造反了。
　　尽管屡屡遭到毛泽东否决，周恩来却以顽强的韧劲，屡败屡战，继续坚持提出意见。9月4日，周恩来又根据新疆的告急情况，提出建议：“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新疆边界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离开。”这次毛泽东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批示：“照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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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59）/红卫兵登场（42）
　　
　　【接前】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与毛泽东是老对手了，他们两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边合作，一边斗争”。从1966年8月拿掉刘少奇之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合作”的成分越来越少，而“斗争”的成分越来越多。周恩来是很精明的政治家，他与毛泽东的斗争，不是采用“硬顶”，而是采用“软挡”。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斗争，基本上是“硬顶”，毛泽东要发动红卫兵，刘少奇就要压制红卫兵，所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的冲突。而周恩来的策略不同，他为了避免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周恩来并没有“硬顶”，而是采取两个“软”策略来对抗毛泽东。一方面，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给红卫兵运动泼冷水，试图使红卫兵运动降温；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与毛泽东“争”红卫兵，争取人心，试图把红卫兵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成为支持自己的力量。
　　在争取人心方面，周恩来是高手，一点不比毛泽东逊色。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参加万人大会，在周恩来讲话的时候，天开始下大雨，但周恩来仍在雨中坚持讲话。在场的群众高呼“给总理打伞！”
　　周恩来推开给他打伞的学生，继续淋着雨说：“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
　　周恩来的这句话，马上引起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这里的“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喊“万岁”的。
　　周恩来继续说：“我很想早一点来到你们这里，但工作不能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这不是我不愿意来。因为我来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
　　周恩来的话，马上又引起一阵热烈鼓掌，众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万岁”也都是向周恩来喊的。
　　周恩来很清楚，一个政治家演讲的好坏，不仅要看演讲的内容，同时也要看演讲时的表演。在这方面，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共高官中最出色的演讲家。在清华大学的这次演讲后，大家对周恩来讲了些什么话，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可是周恩来在大雨中的“表演”，说“我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却让每个人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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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0）/红卫兵登场（43）
　　
　　【接前】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生红卫兵，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主要成员都是高干子弟。周恩来很快表示对这个跨校的红卫兵组织“西纠”予以支持，并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西纠”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等，试图使“西纠”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周恩来的指示，成为周恩来的力量。
　　据“西纠”成员刘辉宣回忆说：【当我们西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区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区红卫兵，那么在西城区红卫兵，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周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保护老干部和维护秩序的事情。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头头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
　　
　　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生红卫兵，也发起成立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因为它是第一个跨校的大学生红卫兵联合组织，也称“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一司”的主要成员也都是高干子弟，总指挥汪延群是汪东兴的女儿。
　　8月27日，“一司”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3000多人参会。谁都明白，这个跨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将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因此，江青亲自出席了“一司”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她说：
　　【红卫兵同学们，你们好！我们今天几个人正在开会，听说你们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就停止会议，前来庆祝你们！】
　　会场马上响起一片热烈鼓掌，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万岁”也是喊给江青的，可见文革初期，江青还是很会“收买人心”的，当然后面离不开毛泽东的指导。
　　江青接着说：【我是个人参加你们这个大会的，我没有来得及征求文革小组的意见，但我相信我们文革小组是支持你们的。最近，你们干了许多好事，干得好！对不对？】【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1）》*****　　

路人乙或甲

有个同学说：“我们见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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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1）/红卫兵登场（44）
　　
　　【接前】会场上众人高喊：“对！”，然后又是一阵热烈鼓掌。江青继续说：【目前你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还要把中学的红卫兵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斗的部队。我们一块来的都是军队的同志，这是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谢富治同志，都是军队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做你们的辅导员。作为一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好不好？】
　　江青讲话的关键，是试图给“一司”塞进两个辅导员，以使“一司”可以能够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
　　
　　江青拉拢“一司”的红卫兵，周恩来当然也不能放过。当晚，周恩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1000多名“一司”的红卫兵代表，周恩来讲话说：
　　【红卫兵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红卫兵联络站，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不光成立总站，还要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和吃住。】
　　周恩来说到“党中央”、“林彪”、“毛主席”关心你们，但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因为这时他与文革小组是在“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周恩来利用自己掌握财物的权力，拨给红卫兵组织办公场所，提供电话，吃住等物质支持。这个物质上的支持，比江青的口头支持，显得更有吸引力。
　　周恩来又说：【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了，还得听我的。】
　　周恩来讲话的关键，是说“我也是老红卫兵，你们还得听我的”，这样就试图使“一司”这个红卫兵组织，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的情况，一直在文革期间持续。
　　
　　1966年9月5日，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中共中央发出《大串联的通知》，特别指出：“免费乘坐火车”、“在北京期间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免费提供”。这样的“优惠条件”，势必引起全国的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大串联，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大骚乱。为此，周恩来是非常反对大串联的，可是周恩来也无法阻止毛泽东发出大串联的通知，他能够做的，只是给大串联“泼冷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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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2）/红卫兵登场（45）
　　
　　【接前】1966年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100万红卫兵的面，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泼冷水”发言。周恩来说：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大家亲切会见，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周恩来先吹捧一下毛泽东，然后转入他的正题，说：【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我国工农业生产正在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毛泽东号召学生们“大串联”，而周恩来却以抓生产为借口，公然号召学生们不要“串联”。因此，马上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次讲话是“大毒草”。为此，周恩来反驳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
　　周恩来说他的讲话是“中央研究的”，这时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他就代表中央了。周恩来又说“毛主席看过”，这是典型的打马虎。毛泽东看过，但毛泽东是不是同意呢？周恩来并没有说。估计毛泽东看了，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因为这是周恩来的个人讲话，不是中央文件，毛泽东不好公开不同意。因为党章规定，党主席是不能干涉党员发表个人意见的。
　　毛泽东的内心里，当然是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泼冷水”讲话。自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两个月以来，毛泽东的文革意图，屡屡受到周恩来的各种巧妙的阻挠，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悦。但此时毛泽东的平民红卫兵还没有发动起来，他还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只能对周恩来的泼冷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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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3）/红卫兵登场（46）
　　
　　【接前】自从1966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中国高层出现了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套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十一个人中，朱德和陈云早就成为没有实权的“花瓶”，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站”了，他们四个人尽管暂时失去了实权，但是在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有随时“复出”的本钱。这四个人因为被毛泽东“罢官”，对毛泽东有所不满，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另外常委中李富春是周恩来拉进政治局的，所以他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这样计算下来，在政治局常委的11票中，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再加上周恩来自己，周恩来可以拿到6票，基本保证可以得到多数票。
　　还有，林彪是同情周恩来的，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争执中，持中立态度；康生在党内高层多年，深知周恩来不易撼动，所以也是中立态度。因此，毛泽东在政治局中可用于“反周”的人物，其实只有陈伯达和陶铸两个人。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依靠传统的中央政治局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另辟蹊径，他准备逐步扩大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逐步缩小政治局的权力，最后用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这样周恩来也就自然而然地“出局”了。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主要有两派：第一派是毛泽东的人马，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以陈伯达为首，下面是王力、关峰和戚本禹，也称北京派；另一派是江青的人马，下面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称上海派。康生的派别不明显，但基本上是支持江青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派人都是“笔杆子”，没有掌握行政权力的经验，让这些笔杆子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来取代中央政治局，管理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毛泽东自己也不太放心。于是毛泽东就把目光放在一个人身上：陶铸。
　　陶铸长期担任地方高官，行政领导的经验丰富，所以毛泽东就想让陶铸成为文革小组的重要支柱，将来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的时候，陶铸就可以取代周恩来，来主管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因此，毛泽东对陶铸是寄予厚望的，他把陶铸安排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周恩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当然，毛泽东的这个考虑，并不能对陶铸直接讲，这要陶铸靠自己的政治嗅觉去“体会”。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达到他的人生顶峰，不仅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四，而且兼任许多重要的职务，比如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权倾一时。但毛泽东真正给陶铸安排的最重要角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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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4）/红卫兵登场（47）
　　
　　【接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在中央文革小组兼职的，只有三个人：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陶铸和康生是顾问。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允许陶铸把他的亲信王任重带来文革小组，出任重职。王任重是陶铸的老部下，毛泽东安排王任重出任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仅次于江青的第一副组长，大大增加了陶铸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可见毛泽东对陶铸的期待之大。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有两套班子，总理一套，文革小组一套。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不经过总理。如陶铸可以，陈伯达、康生也可以。”
　　陶铸有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权力，这是毛泽东期望陶铸成为制约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棋子。当时的一些大字报，甚至出现“在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的提法。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又排在陈伯达和康生之前，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当然就是以陶铸为首的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让陶铸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可是陶铸也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误以为毛泽东真让他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了，于是陶铸就在文革小组中真的“指挥”起来，这一下就惹出问题来了。
　　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有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陶铸进来后，并没有谦虚地加入陈伯达派或江青派，而是傲慢地试图成为这两派的领导人，试图来领导文革小组，这就引起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的不满。
　　陶铸在党内的资格还是很老的，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但在八大以前，陶铸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康生是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一个七大代表。这此之前，康生和陈伯达在党内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因此康生和陈伯达对陶铸趾高气昂地来领导自己，感到有些气不平。
　　如果说陶铸对康生和陈伯达趾高气昂，还不算问题太大，可是陶铸对江青趾高气昂，这个问题就大了。文革开始后，政治嗅觉敏锐的人，都看出江青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毛泽东，所以对江青的态度都非常尊重。周恩来对江青的“尊重”是众所周知的，康生也变得尊重江青了。康生和江青是同乡，都是山东诸城人，所以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文革前康生对江青还摆点架子，见面说话时，对江青总是直呼其名。文革开始后，康生对江青也变得客气和尊重了，见面时对江青开始用尊称“江青同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5）/红卫兵登场（48）
　　
　　【接前】陶铸的政治生涯也不算短，但他长期在做地方官，不熟悉中央复杂的人事关系，政治嗅觉不敏锐，居然没有察觉出江青的特殊地位，误以为毛泽东让他去领导江青。因此陶铸就不买江青的帐，与江青当面争吵起来。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1966年9月的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吴传启？”
　　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吴传启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吴传启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对陶铸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
　　陶铸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用命令的口气，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另据王力回忆此事说：【陶铸和江青争吵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原本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彪不敢接近陶铸了。】
　　
　　跟主席夫人争吵，连林彪夫人叶群都能看出来，这是犯大忌的事，陶铸居然看不出来。他这样缺乏政治敏锐性的人，“倒台”是自然的事。毛泽东让陶铸加入文革小组的本意，只是要他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不是让他领导文革小组，因为文革小组必须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
　　毛泽东需要江青这样的代言人，就像江青曾坦言的那样：“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因此江青不仅是毛泽东的代言人，也是毛泽东的“代过人”，出了错让江青挡着，这样毛泽东本人就灵活多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6）/红卫兵登场（49）
　　
　　【接前】陶铸并没有理解江青在文革小组的角色，误以为他自己是文革小组的大老板，俨然用一个大老板的口吻训斥江青：“你干涉的太多了！你管得太宽了！”
　　陶铸这种大老板的口吻和姿态，自然引起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强烈不满。可是陶铸自己却浑然不觉，以为他有毛泽东这个大后台的支持。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主席也批评陶铸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知道陶铸没有在中央工作过，所以特别提醒陶铸说：“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毛泽东要陶铸尊重别人，特别是暗示要尊重江青。毛泽东前面说了几句批评江青的话，其实是“反话”，实际上提醒陶铸要尊重江青。但陶铸并没有理解毛泽东这番话的真意，反而误以为毛泽东真的支持他，误以为毛泽东真要让他领导文革小组，结果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
　　更让毛泽东不快的是，陶铸加入文革小组，还破坏了文革小组的团结。陶铸试图要领导文革小组，这就惹翻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这些人一致反陶铸，声称不能与陶铸共事，要把陶铸排斥出文革小组。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得不拿掉陶铸了。
　　
　　当然，毛泽东要拿掉陶铸，并不等于要打倒陶铸。毛泽东之所以产生打倒陶铸的念头，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最初毛泽东的安排，是要让陶铸来掣肘和牵制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意图，陶铸也是明白的。在陶铸刚上任的一段时间，他曾发表过一些不利于周恩来的言论，其中最著名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1966年8月23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发表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谁都可以怀疑。”
　　陶铸这句话，明显有针对周恩来的倾向，意味着周恩来也是可以被怀疑的，这当然引起周恩来的不快。据陈伯达回忆，周恩来听到陶铸的讲话后，不快地说：“这样讲，我就不好开展工作了。”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反驳陶铸的观点，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了。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那就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8）/红卫兵登场（51）
　　
　　【接前】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逐步削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便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可是陶铸却相反地提出“健全”书记处。陶铸当时以为，中央政治局是“正统”，看不起“文革小组”，所以想方设法加强政治局的地位和作用。陶铸以为政治局的地位加强了，他本人的地位也就随之提高了。陶铸试图加强政治局的做法，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完全背道而驰，反而在客观上帮了周恩来的忙，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这次国庆节活动的报道，周恩来给陶铸的指示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办。当然陶铸要抵制周恩来，也是可能的，不过周恩来的想法，与陶铸的想法是一致的，陶铸也试图加强和突出中央政治局。要突出中央政治局，就要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有照片，所以陶铸不仅登了刘少奇的照片，还用“换头术”来突出邓小平。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陶铸为什么没有请示毛泽东呢？可能是因为陶铸误以为，既然毛泽东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登上天安门了，那么登他们的照片，毛泽东也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所以陶铸就按照惯例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陶铸没有想到刘少奇和邓小平上天安门，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不得已对周恩来的让步。
　　毛泽东对陶铸的做法感到愤怒，因为他认为陶铸这么做是在帮助周恩来。毛泽东认为自己对陶铸很好，而陶铸不但辜负了他的期望，反过来还站到别人一边去了，于是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陶铸。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开会，在谈到陶铸的问题时，还是对陶铸的“换头术”耿耿于怀。
　　毛泽东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
　　陶铸事后也知道自己没有请示毛泽东，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惹祸了。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
　　
　　平心而论，陶铸这样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人，根本不是一个当政治局常委的料。毛泽东看错了陶铸，陶铸也看错了自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9）/拉开倒周序幕（1）
　　
　　【接前】毛泽东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决定打倒刘少奇，是1965年初开始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与刘少奇“斗”了一年多，到1966年夏天，刘少奇就被罢了官，基本上被打倒了。可是刘少奇倒台之后，毛泽东的斗争还在继续，前前后后一直“斗”了10年，这说明毛泽东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高手。这个高手是谁呢？他就是与毛泽东风雨同舟40年，共同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周恩来。
　　1966年秋，毛泽东正式拉开了与周恩来斗争的序幕，中间除了林彪事件的插曲之外，毛泽东在十年文革中，主要对手就是周恩来。
　　周秉德是周恩来亲弟弟周恩寿的女儿，她在1949年12岁住进中南海，到她结婚为止，一直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几乎像周恩来的亲生女儿一样。周秉德回忆说：【陈毅在文革初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心腹，陈毅能看出来毛泽东搞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本人就更能看出来了。当然，在文革的最初阶段，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要打倒他，以为毛泽东的目标只是刘少奇。然而到了1966年9月底，周恩来猛然醒悟：原来自己也是毛泽东要打倒的目标。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1966年9月底，江青已经开始要“整”总理，突出的例子就是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召开大专学校红卫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张春桥主持，参会的有蒯大富等七、八个学生。座谈会上先是学生发言，他们除了骂刘、邓之外，矛头对着总理，说总理“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学生发言后，张春桥表示回去报告。】
　　王力由于各种原因，在这里只能说江青要“整”周恩来。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示意，江青是不敢整到周恩来头上的。张春桥把这份《会议记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人传一份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会议记录》，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给他看这份批评他的《会议记录》，是要给他一个警告。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两个月，一直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搞文革，一有机会就对文革浇冷水降温，这让毛泽东对他非常不满。因此，这次毛泽东用这份《会议记录》来警告周恩来：如果你再抵制我的文革，我就要批判你了。
　　这时，周恩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向毛泽东妥协，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取消对周恩来进行批判；第二个选择是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这样就要冒着被毛泽东批判的风险，甚至有被打倒的可能。
　　周恩来做出了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呢？很可能是他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意图。这时周恩来恍然大悟地发现，毛泽东搞这场文革，绝不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自己也将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因为看破了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意识到，如果他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虽然暂时可以躲过被批判的危机，可是将来必然躲不过被打倒的危机，停止抵制就等于是给自己挖坟墓。【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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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0）/拉开倒周序幕（2）
　　
　　【接前】周恩来看清楚了，他现在唯一的生存之道，唯一避免被打倒的出路，就是继续抵制下去，只有顶住毛泽东的文革，才能保住自己。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也是为了保住他们这些老革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党”。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此举是高明的，他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了。
　　
　　毛泽东传给周恩来这份《会议记录》后，就等着周恩来向他来检讨。按照以往的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这份批评他的材料后，马上就会找毛泽东做自我检讨，以换取毛泽东的和解。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装傻，装得好像看不懂毛泽东的意思，没有对这份《会议记录》进行任何表态。
　　毛泽东本来不想现在就批判周恩来，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但毛泽东的计策被周恩来看破了，所以毛泽东只好提前实施批判周恩来的计划。毛泽东搞批判的惯例，是先制造舆论，扣一个帽子，再来批判。上次，毛泽东抛出一个针对刘少奇的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次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又抛出一个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的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国庆讲话中，首先亮相的。毛泽东让林彪首先说出这个提法，是想向周恩来暗示，林彪是支持自己的。不过毛泽东也知道，如果直接跟林彪说批判周恩来，林彪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要“忽悠”一下林彪，让他无意中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
　　林彪虽然尊为党内第二位，但他与刘少奇不一样，不主动管事，极少参加会议，送交他批阅的中央文件，林彪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当然也不是林彪自己画圈，是秘书代为画圈。林彪只有在小范围的中央会议中，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像国庆讲话等公众会议上的“例行讲话”，林彪懒得自己起草讲话稿，都是请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给他起草讲话稿，到时候林彪照着稿子念就是了。所以1966年国庆节的林彪讲话，是陈伯达和张春桥起草的。
　　林彪的这个讲话稿，事先没给周恩来看，也没给林彪本人看，倒是给陶铸看了。因为在国庆节前，毛泽东还是信任陶铸的，只是在国庆节后，陶铸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换头”照片之后，毛泽东才不信任陶铸了。陶铸看到林彪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陶铸固然政治嗅觉不够敏锐，当时这么明显的政治问题，陶铸当然还是看得出来，因为以前党内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个名词。既然有一条“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必然要有一批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那就意味着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又要兴起一场大的斗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1）/拉开倒周序幕（3）
　　
　　【接前】一个人对革命和斗争的态度，往往随着自己的地位而变化。一个人在没有掌权的时候，往往是欢迎斗争的，因为越斗自己越有机会；而一旦自己掌了权，态度马上就变了，就不欢迎斗争了，喜欢稳定了。因为有了斗争，自己的权力就会变得不稳。
　　陶铸是打倒刘少奇的得益者，一下子升到党内第四位的高位。这时，陶铸从保住自己地位的愿望出发，希望党内越稳定越好，特别不希望党内高层出现大的斗争。因此，陶铸不希望看到毛泽东再发起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党内斗争，但陶铸也无力阻止毛泽东，他只能设法降低这场斗争的温度。
　　在1966年国庆节林彪快要讲话时，陶铸找毛泽东说：“‘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太重了，中国人最怕‘反革命’三个字。”
　　毛泽东听了说：“那就加个‘对’字，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林彪对这个例行公事的讲话稿并不在意，于是就按照稿子念，在讲话时照本宣科地讲了“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这句话。
　　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春桥又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概念不清，容易误解，文字也不通，表达不清楚。”
　　毛泽东说：“那就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恩来听了林彪的国庆讲话，马上意识到其中提出一个新的说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讲话中说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句是冲着自己来的。如果是一般人，就会简单地认为，既然是林彪第一个讲出这句话，那就意味着这是林彪主动要向周恩来发难。
　　但周恩来还是很精明的，他并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他还要核实这件事，到底是林彪主动提出来的主意，还是毛泽东的主意。于是周恩来去找文革小组的王力和关锋等人，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含义和来历。王力和关锋解释了半天，他们没有说这是林彪提出来的，这让周恩来感到放心。因为如果林彪真的要与毛泽东联手起来对付自己的话，周恩来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周恩来还是非常谨慎的，他还要去找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核实。因为这关系到周恩来采用什么斗争方式，把林彪当成一个团结的对象，还是当成一个敌人的基本战略问题。因此周恩来必须特别慎重，完全不能出差错，他要当面向毛泽东把这件事问清楚。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
　　【周总理找了我，他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说他要去问毛主席。事后他告诉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毛主席用英文做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总理以后就照着毛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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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2）/拉开倒周序幕（4）
　　
　　【接前】有人误以为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其实毛泽东也学英文好些年，与斯诺等美国人交谈时，也会蹦出几个英文词汇来。像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这样简单的英文词汇，像毛泽东这样聪明的人，当然应该能够掌握的。
　　周恩来核实了这个提法的确是出自毛泽东之后，说“我懂了”。周恩来这句话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懂了”这句话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懂了”毛泽东对他的批判，已经拉开序幕了；第三个意思是“懂了”林彪没有主动提出和参与这件事。
　　毛泽东这里用了一个小计策，他自己不首先说批判周恩来的话，而是让林彪第一个公开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这可以造成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让周恩来误以为林彪已经与毛泽东联手起来批判他了，造成周恩来自信的崩溃，投降认输；第二个效果是挑起周恩来对林彪的误解和不满，进一步发展成他们两人的内斗，毛泽东就可以来一个“渔翁得利”。
　　毛泽东的计策固然高明，但遇到周恩来这样的高手，这个计策还是失败了，两个效果一个也没有达到。
　　
　　1966年10月3日，也就是林彪讲话后的第三天，第十三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一篇社论，其中专门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高层都清楚，这里提到的所谓“折中主义”，明显指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最喜欢搞折中。
　　《红旗》杂志刊登这篇事关文革全局的重要社论，按理说，应该事先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审阅，可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却没有通知周恩来。而且在这一期《红旗》社论发表之后，还搞了一个敲锣打鼓的“庆祝”，以提醒人们这期社论的重要性。
　　据周恩来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而陈伯达却绕开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当天我见到周总理时，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台。”】
　　谁都知道，尽管陈伯达是《红旗》杂志的主编，但没有毛泽东的意思，陈伯达是不敢登这种文章的。周恩来表面上抱怨陈伯达，实际上是抱怨毛泽东。
　　周恩来对这篇《红旗》社论是耿耿于怀的，到1967年2月发生“二月逆流”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件旧事，当面责备陈伯达说：“1966年10月发表第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陈伯达不敢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敢顶撞周恩来，只好胡乱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3）/拉开倒周序幕（5）
　　
　　【接前】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因为这些人总是把“斗争”理解为权力之争。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这些人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做了一些僭越的事情，引起毛泽东的疑心，以为刘少奇有野心要篡位，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打倒掉刘少奇。
　　对于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这些人也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林彪的军队势力在文革中大大膨胀，威胁到毛泽东，特别是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引起毛泽东怀疑林彪有篡位的野心，所以毛泽东又搞掉了林彪。
　　可是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这些人就难以用权力斗争来解释了。第一，找不出周恩来有什么僭越的事情，相反，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基本上是臣子对待皇帝的态度，找不出周恩来有篡位野心的证据和迹象。
　　第二，找不出周恩来与毛泽东争夺党权或军权的事情。周恩来从来没有当过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是排名第三，先是排在刘少奇之后，后来又排在林彪之后。只是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短暂地排名第二，毛泽东很快就提拔了王洪文做接班人。不管是毛泽东提拔刘少奇、林彪或王洪文，周恩来都没有跟他们争当过接班人。
　　因为无法用“权力之争”来解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于是这些人干脆就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没有斗争，说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彻底奴化，根本不敢有篡权的念头。甚至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助毛泽东整人，帮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帮凶”。又说周恩来挑拨离间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造成林彪的出逃，等等。
　　以上这些人的说法都缺乏合理性，经不起基本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毛泽东整人，那么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事实就无法解释；如果说周恩来彻底奴化，不敢有篡权的念头，那么就无法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要挑拨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事实上，周恩来在文革中，一直在调和或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找不出周恩来挑拨两人关系的证据。
　　据被划为“林彪死党”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九大之后，我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跟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我们听后都笑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最初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被打倒了，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瞭恰到好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4）/拉开倒周序幕（6）
　　
　　【接前】邱会作的话，说明周恩来不是在挑拨，而是在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作为“林彪死党”的邱会作在被打倒之后，才会感谢周恩来。
　　
　　我们要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其实只要把思路转变一下，用路线斗争来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很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并不是他们两人为了争夺第一把手的权力之争，也不是他们两人因为个人私事的恩怨报复，而是一场典型的“路线斗争”。
　　如果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还有一些个人恩怨的因素在里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因素，纯粹是出于路线的考虑。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他面前，极尽臣子的本分，并无篡权的野心，是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毛泽东在“私”的方面，对周恩来是满意的。除了早年的江西时代，周恩来在毛泽东成为一把手之后，从没有在“私”的问题上，做过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情。然而在“公”的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很不满了。
　　同样，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也不是因为“私利”的因素来反对。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不是抱怨毛泽东没有让他当接班人，而是反对毛泽东搞的那一套路线。
　　因此，毛周之间的斗争，并非起因于个人私利的恩怨之争，纯粹是起因于他们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就是说，两人的斗争，都是为了实施自己心目中的“正确路线”，是一场站在“公”的立场上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思想分歧，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些。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我们在前面也做过不少评述，这里再介绍一下外国人的看法。我们认为，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写的《邓小平传》中，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写得比较深入，所以这里用较多篇幅引用几段。下面是《邓小平传》中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几段文字。
　　【毛泽东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在外貌上、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这也是毛泽东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