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6）/倒刘第三炮（38）
　　
　　【接前】周恩来8月2日的讲话，尽管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支持，但周恩来只是不点名地婉言批评了刘少奇几句，不痛不痒的，所以周恩来发言之后，会场上仍然十分沉闷，应者寥寥。这让毛泽东既不满，又无奈。看来毛泽东只有再次亲自出马“批”刘少奇，才能打开这个局面。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单独召开只有政治局常委和少数高官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样的小会上，可以不必顾忌地“发脾气”，更加大胆地批评刘少奇。
　　毛泽东一开始先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工作组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实际上不是方向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毛泽东把工作组的错误，上升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按照中共的惯例，如果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经过深刻检讨之后可以过关；而一旦犯了路线性的错误，就必须下台了。所以，毛泽东指出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就应该为这个路线错误负责，就应该下台。
　　毛泽东在这里还特别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也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触及刘少奇的问题，这时才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参会的高官们凭自己的政治经验，明白毛泽东要“整”刘少奇了，但并没有人站出来，向刘少奇发难和开炮。这些高官在思想上与刘少奇有共鸣，认为工作组即使有错，也不应成为路线错误。
　　毛泽东看出众高官思想上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为了“打通”众高官的思想，毛泽东继续讲话，具体说明刘少奇的错误。毛泽东说：“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别人提意见，就是听不进，还说‘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北京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那就看你站在哪个阶级的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了。”
　　毛泽东这里批评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批评刘少奇不听别人的意见，也就是不听陈伯达撤工作组的意见；第二，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毛泽东指出：北京新市委已经站在了资产阶级的方面，因此反对北京新市委是应该的，是正确的。
　　众高官对毛泽东的“打通”思想，反应并不强烈。毛泽东只得继续“打通”众高官的思想，说：“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李雪峰的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7）/倒刘第三炮（39）
　　
　　【接前】这里，毛泽东又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刘少奇不走群众路线，不相信群众；第二，刘少奇不允许群众贴大字报，用党纪、国法“压”群众。
　　但毛泽东“打通”思想的讲话，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仍没有人出来发言向刘少奇开炮，大家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对刘少奇持同情态度。
　　这不免让毛泽东心里焦急起来，因为如果大家一直闷不作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孤零零地讲话，会场上出现冷场，那么毛泽东就太尴尬了。
　　这时毛泽东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把对众高官“打通思想”的方针，改变为对刘少奇个人的攻击，试图激怒刘少奇，用“激将法”激刘少奇出来争辩。因为有刘少奇出来辩论，总比没人说话的“冷场”好得多。
　　于是毛泽东话锋一转，用挑逗的语气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这里用“有人越蹲点越……”来挑逗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两年前说过“没有蹲点的人，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毛泽东把两年前的话掀出来，试图激怒刘少奇。
　　进一步，毛泽东又给刘少奇扣一顶大帽子，说“对学生进行恐怖和镇压，是来自中央”，这个中央明显就是指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毛泽东又给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扣上一顶大帽子“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一下刘少奇终于被毛泽东激怒了，坐不住出来争辩了。
　　刘少奇本来是不准备跟毛泽东进行争辩或争论的，因为刘少奇越不说话，形势越对刘少奇有利。可是刘少奇的“修养”还是不够深厚，尽管他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但他还是赶不上周恩来的忍耐功夫。在毛泽东挑逗性的发言下，刘少奇终于忍不住了，发话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
　　毛泽东继续挑逗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忿忿不平地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
　　毛泽东越发用挑逗的语气说：“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为什么怕群众？”
　　在毛泽东的挑逗下，刘少奇有点失控了，忿然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毛泽东见刘少奇发怒了，继续挑逗他说：“不怕群众，为什么不让人家贴大字报？说什么‘真正赞成民主’，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说过：让人家贴大家报，无非是我们这些人下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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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8）/倒刘第三炮（40）
　　
　　【接前】刘少奇愈发失控了，当众顶撞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刘少奇这里说的“五条不怕”，就是毛泽东本人常说的“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刘少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回敬毛泽东，挑明说：“我是五不怕的人，看你拿我怎么样？”
　　如果刘少奇十分“低调”地接受毛泽东的批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还不太好办，众高官也会同情刘少奇。可是现在，刘少奇十分“高调”地跟毛泽东对抗，用“五不怕”来要挟毛泽东，这不免让很多人觉得刘少奇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刘少奇这样对待毛泽东，就是要跟毛泽东翻脸了。
　　后来刘少奇冷静下来，也很后悔自己的冲动。他在后来的检讨中特别说：“上次主席召开的福建厅会议，我的讲话不好，特别是讲的所谓‘五条不怕’，很不好。”
　　刘少奇说了过分的话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插话说：“有些人对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叶剑英的话，是婉言批评和提醒刘少奇：“你这种有恃无恐的姿态不好，不要以为毛泽东不敢处分你，几百万军队是支持毛泽东的。”
　　毛泽东很满意叶剑英在这个时候出来表态支持他，后来叶剑英一直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与叶剑英在这次会上的表态支持，有重大的关系。
　　毛泽东接过叶剑英的话，放出狠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虽说刘少奇的失态，帮毛泽东解了围，让毛泽东避免了冷场的尴尬。但这次会议，毛泽东基本上还是“输”了。他苦口婆心地试图“打通”众高官的思想，但众高官的思想不仅没有通，甚至还有不小的抵触情绪。
　　毛泽东想：高官们之所以想不通，或许是他们没有到群众斗争的现场去亲自看看，没有亲身的体会。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周恩来带领众高官，去参加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亲身体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8月4日晚，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个中央委员，来清华大学参加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约两万人参加，大会从4日晚8点多一直开到5日凌晨2点，开了五个多小时。据蒯大富回忆那时的情况说：
　　【当时那个小轿车，从东大操场一直排到二校门，至少有两公里那么长，那时小轿车是非常少见的，不够级别的根本没有可能坐小轿车啊。刘少奇没来，主席台上是周总理、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反正是非常有重量级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连谢富治都搬个小凳子坐在下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9）/倒刘第三炮（41）
　　
　　【接前】谢富治，当时我也不认识他啊，我们两人的两个小凳子坐得特别近。有人给我递纸条，谢富治就凑过来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条子啊？”
　　我说：“能啊，你看吧！”后来我问他：“你贵姓啊？”
　　他说：“我姓谢，我叫谢富治。”
　　我说：“噢，你是谢副总理。”我们俩就是那一天认识的。谢富治特别和蔼，所以我对谢富治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说：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分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
　　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对蒯大富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那些反对给蒯大富平反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办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官僚主义的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
　　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周恩来的讲话，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调子很高，可是在重要的具体问题上，调子就低下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却把工作组的错误，降级成为“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这其实是为刘少奇派工作组“开脱”错误。
　　之后，周恩来又宣布，为蒯大富等人平反。蒯大富回忆说：“就在这个会上周总理宣布：‘我主张对蒯大富同学、刘泉同学、刘才堂同学平反解放。’当场有好多人反对，他们喊：‘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就这样叫，你就知道批判我批判得深入到了什么程度。”【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0）/倒刘第三炮（42）
　　
　　【接前】毛泽东除了公开让众高官去大学参加辩论大会，帮助他们“打通”思想之外，也让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暗地里“拉人”、“拉支持”，但这些都没有起到大的效果。据聂元梓回忆说，在八届十一中会议期间，江青请她去家里吃饭。聂元梓说：
　　【江青在一次小组会上，说她要请我到她家里去吃饭，那时候她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成员当时都住在那里。吃饭的时候，江青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刘少奇把阶级斗争都搞到我家里来了。刘少奇派人安窃听器，派服务员监视我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我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我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发表不了，我要写东西，要改编剧本，搞样板戏，也处处受到限制。过去，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
　　江青又说：“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二人生活非常奢侈浪费，房子要住最好的，而且要比我和毛主席都多。王光美出国访问的时候，那么铺张，穿得那么漂亮，衣服换了又换。而我自己呢，生活俭朴，衣服也很少。”】
　　江青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话，让聂元梓大吃一惊，因为那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没有拿出来。江青还对聂元梓说：“你很快就会知道关于刘少奇的一些问题。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见你。”】
　　
　　由聂元梓的回忆可见，江青试图拉拢聂元梓，透露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消息，希望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时，向刘少奇开炮。可是聂元梓并没有如江青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开炮，毕竟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党的第二把手，谁敢轻易向他开炮呢。
　　在中共党内，一时被批斗的人，之后又东山再起的事例很多。比如1943年彭德怀在延安被狠狠批了一番，但后来又东山再起了；周恩来在1958年被狠狠批了一番，后来也东山再起了。那么这次刘少奇被狠狠批一番之后，会不会又东山再起呢？
　　因此，高官们不肯轻易站出来批刘少奇，除了思想上同情刘少奇外，也有这方面的顾虑，他们还搞不清，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究竟有多大的决心。
　　在1953年的时候，毛泽东也说过不少尖锐批评刘少奇的话，高岗以为毛泽东要拿掉刘少奇了，于是公开跳出来反对刘少奇。可是没想到最后刘少奇没事，高岗却倒成了反党分子。众高官心想：几十年来，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说不定他们两人吵一次架之后，将来又会和好的。现在，众高官接受了高岗的教训，在看不清毛泽东是不是真的下了决心打倒刘少奇之前，不表态是最安全的。
　　毛泽东也清楚，众高官不肯表态的原因，其中有高岗事件的后遗症。此时，毛泽东明白了，必须用一个什么方式，让高官们相信，他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要打倒刘少奇。
　　于是在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世界明明白白地宣布，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1）/倒刘第三炮（43）
　　
　　【接前】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毛泽东宣布在战友关系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更重要的是宣布在思想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刘少奇早年与毛泽东思想是比较一致的，甚至比毛泽东更“左”一些，是党内左派的代表人物。1947年刘少奇在解放区搞土改，搞得很“左”，毛泽东还批评刘少奇太“左”了一点。可是后来，刘少奇的思想右倾了，毛泽东的思想反而左倾起来，两个人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达到决裂的地步。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开始思想右倾的呢？从现在透露出来的各种资料来看，这与他跟王光美结婚，有密切的关系。刘少奇是从事工人运动起家的，发动工人跟资本家进行斗争，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都没有什么好感。可是1948年8月，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王光美结婚之后，使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前刘少奇喊“打倒资本家”，但并没有亲身接触过资本家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可是刘少奇跟王光美这个资本家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后，他很喜欢和欣赏王光美，进而爱屋及乌，对王光美的资本家岳父岳母很有好感，进而对王光美家族的资本家家庭很有好感，再进一步，又对整个资本家阶层有了好感，最后就开始对资本主义本身好感起来了。
　　夫妇双方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感染对方的气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夫人，都是出身贫寒家庭，身上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气息，所以也不会对她们的丈夫造成“感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江青：“江青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共产党女人。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从前不来中国？”，典型地表现出她那种令人不悦的、好战的态度。”
　　而王光美有些像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一位有教养的，注重外表修饰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资产阶级女性的特征吧。王光美这样出身大资本家的人，常年生活在资本家的环境里，身上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气息，她的资产阶级气息就感染到刘少奇身上。刘少奇与王光美非常恩爱，这样一来，刘少奇就感染得更多了。
　　人的思想转变，受到身边最亲近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共产党员是要消灭资本家的，可是自己一旦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不免就会对资本家同情起来，会影响到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在中国轰动一时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主人公保尔与资本家女儿冬妮娅从恋爱到决裂的故事。
　　因此，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中共党内不少人对此是有看法的。当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曾在会上不点名地骂刘少奇说：“向资产阶级投降，认资本家做岳父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2）/倒刘第三炮（44）
　　
　　【接前】大家都知道，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是非常恩爱的，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对于掌管国家命运的大人物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历史上不少皇帝因为“爱美人”，而毁了自己的江山。因此，旧中国有一种“迷信”， 认为有权势的大人物，对女人的喜欢应该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宠爱”。一旦出现了“宠爱”，就会给大人物本身，甚至给国家带来灾祸。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这种迷信，但这里面也有一些科学的道理。男人一旦宠爱女人，为了让女人高兴，往往会一时冲动，不惜一切代价地作出一些事情。这种不惜代价的事情，最终往往会让男人付出高昂的代价，不仅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也会损害到自己心爱女人的利益。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宠爱”自己的妻子，如果说毛泽东对江青还有一些放任，那么周恩来对邓颖超是很严格的。邓颖超在党内的资格非常老，是仅有的几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党员，按照资格和贡献，邓颖超完全可以在党政机关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毛泽东也多次提议让邓颖超出来工作，但周恩来都坚决反对。因此，邓颖超在建国后一直没有职务，几乎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了。
　　像邓颖超这样的女革命家，自然是不甘寂寞的，绝对不会喜欢家庭主妇式的寂寞生活，邓颖超本人也希望出去工作，但总是遭到周恩来的反对。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样做是“过于自私”，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周恩来的做法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
　　当时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非常微妙，自己也是在走钢丝，非常小心谨慎不能犯错误。如果邓颖超出去工作，说不定在哪里一个不小心，就会犯错误。而一旦邓颖超犯了错误，这个错误就会牵连到周恩来身上，弄不好就会让周恩来栽跟头，邓颖超就也要跟着栽跟头了。所以邓颖超不出去工作，自然也就不会犯错误，这样不仅保护了周恩来，也保护了邓颖超自己。
　　毛泽东夫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丈夫在世时，都曾在政坛上大出风头，可是一旦丈夫去世， 就大难临头了。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丈夫生前默默无闻，而丈夫死后却大出风头，一路高官高位，成为全国政协主席。从级别来讲，全国政协主席与国务院总理是平级的，也就是邓颖超坐到与周恩来平级的职位。纵观中共高官的红色娘子军妻子们，能够做到与自己丈夫平级的职位，大概只有邓颖超一位。周恩来不仅生前保护了妻子，死后还给妻子留下一笔肉眼看不见的政治遗产，使邓颖超成为中共高官的妻子中最美满的一位。
　　王光美是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当时的硕士顶得上现在的博士后，而且王光美的英文很好，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刘少奇看来，让王光美这样的人才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太寂寞冷落，有点太委屈她了，于是就想方设法带王光美出去，让王光美开心。【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3）》*****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周总理的教诲永生难忘时间:2013-08-17 19:54来源:来稿选登 作者:李显通 点击: 568 次          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为了寻找浙江旧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浙大旧党委书记陈伟达而到了省军区司令部大院。省军区政委龙潜不仅没有做好对学生的接待工作，相反擅自调动两个连进入司令部“待命”，此事发生于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龙潜带领数十人到司令部大院拒不承认窝藏陈伟达，同时还伪造“上级指示”来压制红卫兵小将并对他们进行围攻，妄图迫使革命小将承认错误。对此，浙江大学派出张根生等革命小将赴北京向中央军委反映最近发生的情况。

    十二月二十六日，龙潜又将江华（旧省委书记）的老婆吴仲廉（旧省高院院长）穿上军大衣、戴上大口罩，转移到军区的117医院作为“特殊病人”给予特别“照顾”。二十七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同志电话向林副主席报告了浙江军区同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

    当天下午，林副主席作了重要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而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

    第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对不能粗暴发脾气。”

    可是龙潜却采取欺上瞒下，继续压制群众的态度，使事态继续扩大。

    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关于浙江问题作了重要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应转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毛泽东12月29日”

    六七年一月二日，杜平政委电告龙潜：“浙大张根生等六人，三十号到北京向军委控告浙江省军区：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窝藏旧省委负责人和黑材料，围攻殴打浙大学生。军委答复了他们三条：1、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发浙江军区的问题我们欢迎；2、浙江军区有错误就要认真严肃检查；3、责成南京军区派人到浙江军区共同商量解决这个问题。”龙潜对这些指示抵触情绪很大。

    一月七日，杭州街头贴出龙潜、张秀龙窝藏杀人凶手张进沪、杨春生的大字报，揭露他们于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以破四旧为名大搞打砸抢，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打死杭州四中一教师的妻子和岳母一事。十三日，省市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数百人再次到军区政治部大院，强烈要求张秀龙交出杀人犯法的儿子张进沪；十四日，杭州市八名红卫兵小将在军区117医院绝食，要求见阮贤榜副司令员；晚上，“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数十个造反组织，到省军区司令部大院，要求交出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和副参谋长杨信的儿子；十五日下午五时，浙江省八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采取了联合行动，封闭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同日，另一部分造反派又以要省军区文工团26名演员回省歌舞团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理由，进入省军区政治部大院。十七日凌晨四时，周总理与杭州市的红卫兵小将、工人革命派通话，详细了解了关于传讯杀人犯张进沪及杨春生事件的经过。与红卫兵通话后，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决定派飞机要张秀龙、阮贤榜、龙潜与红卫兵代表一起去北京解决浙江问题。

    十九日，龙潜、张秀龙等人指使由复员、转业军人跨行业的非法组织“红卫军”在三天内对杭州市公安局采取行动，抢劫挡案、枪支，妄图搞垮市公安局的造反派组织“先锋总队”。

    在此期间，根据广大革命群众要求，周总理指示：将杀人犯张进沪、杨春生押送中央公安部归案法办，市公安局“先锋总队”战士去省军区执行任务，龙潜、张秀龙拒不交出。造反派要求龙潜把窝藏的陈伟达交出来，龙潜、张秀龙等人将陈伟达秘密转移，造反派要求龙潜交出他于六六年十月十七日亲自下令窝藏的省委五十箱黑材料和有关文件档案，龙潜拒不答应。由于龙潜等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中央指示、无视革命群众的要求。因此，发生了省军区事件，事后造反派代表赴京控告。

    二十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信中指示：“应派解放军支持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二十六日，龙潜、张秀龙等人借拥护中央决定之名，举行全副武装游行，并专门调来骑兵进行示威。游行前大放厥词说，“要扬眉吐气”、“我们要反击了”，“今天要出口气，给他们（指造反派）点颜色看看”。游行队伍回到军区门口时，与造反派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造反派许多人受伤。对于省军区龙潜等人上述愈演愈烈的问题，周总理一方面来电严厉批评了龙潜、张秀龙；另一方面要在京的造反派代表打电话给省联总，让我们立即带领工、农、学、干各方代表都有的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团赴京。

    二十六日下午，一个包括工、农、学、干各方代表具全的浙江省革命造反代表团由我带队（因当时张永生同志在金华回杭时出车祸住院），从杭州城站乘火车前往北京。代表团成员中有贫下中农造反组织的代表，工人造反组织的代表，省机总、浙江省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们到了北京后稍加休息，吃过晚饭不久就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这次周总理是在首都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我们的，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的姚文元、南京军区的政委杜平、八三四一部队的丁钧等领导同志。接受周总理接见的除我们一行外，还有先期已在北京的旧省委常务书记李丰平、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以及首都驻杭联络站的林岗、浙大的刘英、石芸等同志。

    一开始，周总理一一向我们问及了浙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些情况，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向我问及了杭州大学目前有多少师生员工及其在文革中的表现等基本情况。当省委办公厅的李菊麟同志汇报省级机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时向周总理提了一个问题，“周总理，我是办公厅机关党支部书记，每个月收党费时，总是多收了一位同志的党费，而且数量极大，这位同志究竟是谁，至今还不知道？”这时，周总理立即从坐位上站了起来，并严肃而又郑重地对我们说：“这是一位十分可敬的革命老人，他就是我们的周建老！长期以来，他一直以民主党派的身份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党做统战工作。这在全国解放以前是很普遍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难能可贵的是，解放以后我们党取得了掌权地位以后仍一直不公开自己的身份继续以民主党派身份为党做统战工作，太令人敬佩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叫我去做周建老的工作，而周建老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现在是应该公开他的身份的时候了，没有必要再隐瞒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了。他是一九二二年入党的老党员。”当时我正坐在周总理的正对面，真切地感受到周总理对周建人老人的崇敬之情，甚至在称呼上一直称其为“周建老”。周总理当时这种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

    然后，周总理才又坐下非常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今天看到你们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从内心深处为你们感到幸福，感到自豪呀！想当初“八·一”南昌起义，没有毛主席领导，起义失败了，后来到了井岗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节节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排挤毛主席，结果失败了！迫使红军不得不撤离井冈山，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截下，红军从八万人到了遵义锐减到不到两万，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很快甩掉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堵截胜利地到达了陕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毛主席指挥打仗，真是出神入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们党有不少老元帅、将军，不少人出过国，留过洋，也有不少人在国内的军事院校毕业，他们都带过兵，打过仗，但打起大仗来谁都不好跟毛主席相比较！今天，你们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参加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真的是太幸福啦！不过，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一旦没有毛主席，你们都得要作好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

    当时，我听了周总理的这番话，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震憾，曾给周总理递了一张条子，求他再单独接见我一次。

    接着，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干革命的有力思想武器。我的卧室里墙上贴的都是毛主席的语录，我时时看，天天读。

    当周总理听取了我们汇报到有关浙江省军区发生的事件后，周总理说：“你们到军区的斗争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一条。最近的军区事件，由浙江省委负完全的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负一部分责任。这些事都是省委引起来的么。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大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了五人受伤，这说明了军区部份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军区这边，没有很好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左派这一边的命令，特别严重的是最后一次，没有坚决站在革命左派这一边，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同志去浙江，会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接着，周总理叫他的秘书周家鼎同志拿来《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给我们看，并询问我们今后大家都按这八条办能否行？我们当时看了后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周总理很高兴地表示满意。然后又拿出事先打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逐条与我们一起边读边修改，非常平易近人地征求我们大家的意见。记得当时浙大的一位同学坚持要求周总理把浙江省军区定性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周总理十分耐心地说服浙江大学的这位同学说：你把它定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么军区下面的战士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战士们都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背这样沉重的包袱，少数领导人犯路线错误总不能泱及无辜。再说，犯路线错误的人，我们也只能教育，希望他们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然后，周总理对当时在场的阮贤榜副司令员当面交代，要他接受教训，转变立场，支持省联总。阮副司令当场表态，回去以后一定要坚决按中央的要求转而支持以省联总为代表的浙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周总理说，“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当我们汇报到龙潜等人曾指使“红卫军”在三天内对市公安局采取行动一事，周总理很明确地对我们：红卫军是由退伍复员军人以及转业军人组成、被少数坏人利用的一个跨行业的非法组织，中央早就规定复员、转业军人不能单独成立群众组织。你们回去以后，由省联总出面发布一个通告宣布它是一个非法组织，应予解散，对窃取“红卫军”领导权的一小撮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而又为非作歹的人，应依法处理，参加这个组织的群众，欢迎他们脱离该组织，参加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同时要决不允许走资派对受蒙弊参加过“红卫军”的基层组织头头和广大战士进行打击报复。

    周总理在接见中一再强调说，浙江问题为什么我必须过问，亲自处理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又是蒋介石的老窠，是我们与美蒋作斗争的前哨阵地，阶级斗争特别复杂，形式也多种多样；第二，浙江不管怎么说也是我的故乡，周建老按辈份排起来，应该是我的叔叔辈。如果，我故乡的文化大革命都搞不好，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周总理接着对我们说，“下面我想同你们谈谈夺权问题。夺权，本来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但是夺权引起了连锁反映，成了一个普遍的呼声。”“从省到下面，夺权如何夺，主要还是十六条上写的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矛头对准这里。”“至于浙江目前的形势，省里的夺权问题想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江西的形式，先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等，另一种是先成立军管会，然后过渡到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当时我们大家一致赞同以军管会的形式过渡为好。周总理说，“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第一，夺权要发动群众，从下而上，一定要发动群众，如果条件不成熟，就宁可暂时不夺，要一个一个单位来夺。造反派要联合起来，造反派要占优势，如果不团结起来，怎么夺？”“现在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旗帜要打出去，首先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要抓小事，不要陷入宗派主义旋涡里去。浙江是国防前线，夺权不宜太晚。”“第二条，以造反派为核心来夺权，争取团结大多数，造反派不能光看人数多少，而是看是不是占优势。”“第三条，夺权应该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面造反派为辅，革命总是靠自己嘛！”“第四条，夺权，一般是夺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夺监督权，有些单位可以全部夺过来。”“第五条，一个部、一个省的夺权，总是从上而下地夺，先把一个部或一个省夺过来，省里不夺，地县委一起来更被动，省里夺，省里可以派人到下面去煽风点火。”

    周总理最后说：“我非常赞成你们夺权，国家大事大家来处理，我们花了几十年才取得一些经验，你们比我们幸福，有毛主席领导，不用那么多时间。

    接见结束前，浙报的同志把带去的浙报夺权后出的新华电讯版报纸递呈给周总理，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浙江日报”四个字的亲笔题字。周总理当时对我们说，主席的确很忙，别因这样的事去麻烦主席，请你们能理解，报纸我收下，一定会好好拜读的。

    最后，我把其他两份材料同时呈给周总理：一是南京军区下放浙江支左干部们的申诉材料，另一份是浙江歌舞团26个演员文革开始时被省军区突然收编为省军区文工团成员，现省歌舞团造反派要求他们回团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报告。记得当时周总理对我们说，26位演员的事不能怪省军区，这是中央决定的。因情况特殊，中央领导同志和毛主席经常在杭州休息，需要他们进行文艺演出。请你们回去后做做工作，要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同志们别再提这件事了。

    第二天下午，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休息室单独接见了我。一开始我向周总理提出：“总理，我可不可以提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今天的谈话就是解决你的疑难问题的。”总理笑着对我说。我说：“昨天您在接见我们时曾给我们打招呼，一旦主席不在了，要我们作好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我听后怎么也想不通。所以要求您单独接见一次。因为我想，我们党有这么多领导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打下了今天的红色江山。他们走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长，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粮食还多，他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我想肯定比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高，思想品德也一定高尚，又加上他们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来的。我很难相信，一旦主席不在了，难道他们一个晚上就来个复辟资本主义！难道他们要把自己浴血奋战的胜利成果拱手奉送给阶级敌人！”

小哈馒头

接上
周总理听后，笑笑对我说，年轻人，听了你提的这个问题，说明你很单纯，也很坦率。我们是过来人，应该把我们一些真实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告诉你。从你所提的问题中，我觉得起码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你必须记住，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总理拿起一份材料）这是浙江支左部队对你的调查材料，就拿你来说吧，你从小学到大学是全靠党和人民用助学金把你培养起来的，你懂事也早，学习很用功，个人表现也好，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又担任学生干部，应该是一帆风顺过来的吧！但这不能保证你今后的一生都能一帆风顺，没有坎坎坷坷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哪怕是生老病死也是不可避免的。有句古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社会上阶级斗争这么复杂，眼光要放远些，后还有很大的一段路要走。

    第二，你脑子里要消除一个观念：不要认为一个人的地位高、职位高，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就高，人品就高。这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尤其是处在那个年代，大革命的风暴一来，很多人跟着历史的潮流，纷纷参加革命，更何况有些人是抱着各自的目的来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用你们现在的话讲，叫做“鱼沙具下”。在战争的年代里，一场大的战役打下来，说多人英勇牺牲了，活下来的人自然一步步地上来了。有些人地位越来越高，职务越升越大，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但不少人脑子里想的却是过去农民起义的那一套，总认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革命成功了，老子就要坐天下，就应该享享福了。不仅自己要高高在上享福，而且连自己的子女也得高人一等呀！不是有人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口号吗！还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等等反动的血统论嘛！所以，我们在进北京城之前，毛主席就向全党打了招呼，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走过去农民起义的老路，要牢记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以来，我们党发动过多次运动都是教育干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反修防修，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毛主席还健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就是主张搞单干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那么，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对于干部的教育，光靠过去的这些教育，包括四清运动那样的社会主义教育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毛主席党中央就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也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胸怀，，敢于放手发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党内的阴暗面，把我们干部队伍中那些肮脏、龌龊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见见阳光。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不让它见见阳光能行吗！也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能使我们的下一代人得到锻炼，增长些才干，一旦有人要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就有识别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旦没有毛主席，你们就要有坐牢、杀头这个思想准备。今天，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毛主席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会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党内走资派的反。他们一旦掌权，就会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谁要是揭露他们，就一定会抓你，杀你。

    第三，要充分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是一场涤荡一切帝修反污泥浊水的大革命，是革我们曾经革过命的命，而且还要在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要触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因此，国内外一切反动派都对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竭尽一切造谣诬蔑之能事，千方百计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丑化和攻击，时时刻刻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的否定。道理很简单，是文化大革命触动了他们的命根子，断了他们发财致富的门路，断了他们做官当老爷的美梦。我看啊，今后一旦复辟起来，也一定会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入手的。年轻人，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今天跟你谈的这些内容，希能记在心里，请不要轻易公开。

    最后，周总理对浙江省委常委内部的一些情况向我作了分析，并要我们在斗争中注意策略，牢牢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也就是在这次接见时，周总理把他的办公室电话告诉了我。要我记在脑子里，不要记在笔记本上，有什么情况可随时直接向他老人家汇报，并再三交代我，一旦他忙接不到电话，可打电话找他的联络员郭长安同志。回杭后，我曾经将这个电话告诉过省联总办公室的王则信同志。

    周总理的这次谈话，距今已整整四十三年多了，但历史的发展则正如周总理所料的那样。一九七六年这一年是全国人民或者说全世界人民都难以忘怀的。那一年，我们党的三位最伟大的领袖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在同一年里先后逝世。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深深地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们几十位省直机关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结合的新老干部正被省委铁瑛等人集中在舟山地委党校交代问题，我们要求给周总理设灵堂哀悼，却遭到商景才（原旧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所谓莫干山屋背头夺权会议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拒绝。那年清明节前夕，铁瑛等人却以追悼周总理的名义组织一部份人在杭城大搞悼念活动，同时又组织另一部份人在省军区后勤部集中用军车直送南京，然后从南京北上参加北京天安门的“悼念”活动，接应人叶剑英的秘书；在此期间他们在群众中到处散布所谓的周总理遗嘱。主席逝世不久，我即于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被隔离审查，是浙江省首先被抓的对象。一九七七年一、二月间，杭州的天气特别寒冷，当时我被关押在灵隐后面的朱庄里，有一个排的解放军看管着，听战士们说，西湖都结冰了，湖面上可以骑自行车能行。有一天，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份的高文泉（后因整人有功被任命为省高院院长）突然到朱庄，要我老实交代：“一、周恩来与周建人（原浙江省省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鲁迅先生的胞弟）是什么关系；二、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三、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进行过什么谈话？”这三个问题。从而在浙江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反攻倒算的巨浪，自1976年11月到1980年2月从省到地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有的被直接执行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份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这次揭批查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当时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挨整人数达四百万以上。完全应验了周总理在接见我时的预言，但他们目的之卑鄙、手段之残忍，那是谁也难以想象的。至于他们在浙江所制造的冤假错案涉及之广，影响之深，为害之大，后果之严重都是其前辈们所望尘莫及，史无前例的；在浙江蒙冤面积之大，受害人数之多，定性之草率，判刑证据之谬，司法程序之乱，实为历史所罕见！


（责任编辑：流水）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王洪文胞弟忆往事  
作者：网载    转贴自：网载    点击数：1426    更新时间：2011/5/3   

“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已经死去多年，同那段历史一样，“王洪文”3个字也变成了历史。同70年代在中国政坛上红极一时、横行一时的王洪文不同的是，他那祖祖辈辈以土地、耕牛为生的亲人们，始终在东北的一个山村里，过着清贫而本分的乡间生活。王洪文权力鼎盛时，他们没有随之“鸡犬升天”；王洪文从政坛上跌落下来，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让王洪文老母亲至死遗憾的是，从王洪文17岁离家出走到离开人世，老母亲只见过他一面。



   王洪文在政治上的勃勃野心，让他的亲人们付出了骨肉分离的代价。



   1932年，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他的父亲叫王国胜，耳朵有点聋，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王杨氏，生性胆小，为人谨慎善良。王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小时候，王洪文同那个年代大多数贫苦农民家的孩子一样，没读过书，只念了3个月的《百家姓》。10多岁时，他就给地主家放猪了。小时候的他长得白晢、文静、会说话，是村里公认的好孩子，很得乡邻们的喜爱。17岁那年，他参军离开家，除转业那年(1958)回过家乡一趟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他参军的第三年，父亲王国胜因肺病去世。他被押进秦城监狱的第五年，母亲王杨氏因脑血管破裂去世。

   王洪文是长子，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叫王洪武。三弟叫王洪双，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现已退休了。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当农民，1996年因肺结核去世。妹妹叫王桂兰，在吉林市做家务。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及其后代，都是普通工人、农民。

   开源村是西新乡较大也较富裕的村子，站在村前，我想象不出王洪文童年时村子的原貌。现在的开源村风景很美。村口于两年前建起仿古村门，村门一侧是水塘，水塘外是小河；另一侧是泛着鹅黄色的稻田，村门内就是绿树红瓦的村庄了。



   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王洪文的二弟王洪武的家。王洪武与大儿子住在一起。王家正在吃中午饭，饭桌上是一盆白米饭和两盘炒土豆片、几个咸鸭蛋，几个孩子争抢着咸鸭蛋吃。听说我是来采访的，王洪武和他的妻子放下手中的碗筷，让我坐在炕上。为了不影响他们一家人吃饭，我从屋里走了出来。

   王家住在村子的西头，除了他家是土房外，前后左右是一幢幢村民或新或旧的红砖大瓦房，房子整齐、漂亮。看着他家破旧的、几乎要倒塌的土房和一眼就能看得出的贫困家境，想着当年王洪文在北京做党中央副主席时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心里竟涌起了一种历史感，仿佛听到了岁月的风声从耳边“嗖嗖”刮过。



“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



   王洪武比王洪文小两岁，已经60多岁了。从脸形看，王洪武和王洪文很相像。王洪武的头发凌乱花白，脸上皱纹纵横，眼神有点发呆，说话有些木讷。王洪武的妻子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大岭乡黄花屯人，瘦高，脸挺小，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王洪武卷了一支叶子烟，吸了一口后，对我说：大哥“出事”后，家里很少来外人；前年有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安徽人来我家里看看就走了，你是第二个来我家的外乡人。说过这些后，王洪武就简单地、面无表情地讲述王洪文的经历：王洪文入伍一个月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卫国战争；回国后转业到上海棉纺织17厂当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王洪文造反，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1976年10月，身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被逮捕了，关在北京秦城监狱；1992年11月，王洪文因肝病死在秦城监狱。

   说过这些，王洪武抬起昏花的老眼，接着说：“其实，我对大哥的了解很少，从大哥当兵离开家到死，我只见过他两面。自大哥离家后，父亲一面也没见到他，母亲在他转业那年回来时见过他一面。当时正是大跃进，大哥回来没呆几天就走了。”



   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4人马上打点行装上路了。许多年来，王洪文很少和家里联系，也很少给家里写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况，王洪武和弟弟妹妹们基本上不知道。“四人帮”垮台时，听人传说，逮捕“四人帮”时开枪了，王洪文的胳膊被打断了，家人心里很害怕。因此，一路上，王洪武兄妹4人的心空悬着，谁也不说话。到北京后，他们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见了面，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那次，他们和王洪文在一起呆了一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总共4个小时。那天，他们早早就等在秦城监狱的接见室里。王洪文被叫出来，坐在他们对面。王洪武初见王洪文时曾有一阵感到陌生，但觉得眼前的大哥和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没什么两样，只是瘦了些，脸色苍白，有些浮肿。后来，王洪武看见大嫂流泪了，心里也涌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说：“大哥，听说抓你时开枪了，你的胳膊给打断了，是真的吗?”王洪文举了举胳膊，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并没受伤，然后告诉他们，抓他时并没开枪，只是说开秘密会，不让带警卫员，去到会场就给抓起来了。王洪文叮嘱弟弟妹妹们要好好劳动，不要背包袱；叮嘱他们好好过日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母亲的身体。他说过这些后，话就很少了。

   1974年9月，王洪武到大寨去参观，回来时路过北京，在北京住了一宿，想见见大哥。那天晚上，他在招待所里给大哥打电话，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通了，是大哥的秘书接的。秘书说，王洪文没在，要想见王洪文得半夜以后。王洪武虽然十分想见大哥，但想到大哥那么忙，不忍再劳累他，于是打消了见他的想法，第二天就回长春去了。

   在秦城监狱同大哥说话时，王洪武说起那年到北京想看他的事，王洪文眼里闪出了亮光，问了王洪武在北京给他打电话的具体日期，细算了算时间，然后对王洪武说，那天他在北京，可是秘书没告诉他说他弟弟来了。说完，王洪文眼神里流露出遗憾。

   王洪武兄妹4人从秦城监狱看了大哥回来的第二年，即1981年，王洪文的母亲就因脑血管破裂去世了。



“我们没沾王洪文的光”



   同王洪文的父亲一样，王洪武也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早些年在村里当过队长，后来又当了村里的治保主任。王洪文进了北京后，王家在当地成了旺族，王洪武也成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常常有村里乡里的人来请他出去帮着办事。他到哪里，只要一说是王洪文的弟弟，想办的事立刻就办成了。那些年，他帮着村里乡里办了许多事，给乡里买过一台汽车，还买过其他便宜的农用、建筑用的生产资料等等。王洪文的母亲也受到了村里乡里人的尊敬，乡里有许多次开会，都把王洪文的母亲请去，让老太太坐在主席台的正中，上台下台、上厕所都让红卫兵搀扶着，一口一个“王奶奶”地叫着。

   1974年，王家扒了旧房想盖新房，王洪武托人买来砖瓦、木料。房架子、门窗都做好了，村里说要帮着盖房子。王洪武的母亲做事小心谨慎，不同意村里帮着盖，怕有什么影响。可村里却非要帮着盖不可。为此，盖房的事就这么僵持着，一拖就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村里帮着给盖上了。



   王洪文在北京被捕后，王家压力很大。王洪文刚被抓起来，村里就来人撵王家的人搬出家门，并拿着铁镐、二齿子把王家4间房子给扒了，扒下来的砖瓦木料全拉走了。

   王洪文的母亲和弟弟王洪武平时为人挺好，房子被扒了后，没了住的地方，村民们见状主动帮王洪武盖房子。王洪武已没钱再盖砖挂面的房子了，只好盖了3间土房。王家就在这3间土房里住了20多年，一直没有能力再盖新房。

   因受王洪文的影响，王洪武的村治保主任的职务很快就给撤了下来。

   曾听人传说：王洪文在北京当党中央副主席时，国家曾给过王洪文母亲一些钱。从市内到西新乡再到开源村的这条路也是因为王洪文的缘故而专门修的。采访时，我把两件事提出来问王洪武和他的妻子。关于修路，王洪武想也没想就回答说：“路是修了，当年不是柏油路，是用山皮土修的。但不是因为王洪文出生在开源村才修的，就算王洪文不在这个村出生，路也要修。”至于国家给王洪文母亲钱一事，王洪武的妻子说：当时听人传说国家给钱了，但我们没花着，没人把钱给到我们手里。



“大嫂回来过许多次”



   王洪文的妻子叫崔根娣，是上海棉纺织17厂的工人。她家在上海，父亲、母亲都是工人。她同王洪文结婚后生有两男一女，大的是女儿，如今，3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

   崔根娣跟王洪文老家的弟妹们格外亲。王洪文被押秦城监狱后，她多次给王洪文的弟弟、妹妹写信，还多次从上海回开源村。每次回开源村，她都从上海坐车到长春，再从长春到吉林市，先在王洪文的妹妹家住些日子，然后再回到长春市西新乡。那时，从西新乡到开源村的路不好走，没通车，三四公里的路程崔根娣要走一个多小时。

   崔根娣最近一次回开源村是1995年夏天。她在吉林市、百家屯、开源村共住了3个月，在王洪武家时，崔根娣就住在西屋，她自己把凌乱的屋子打扫打扫就住下了。她不怕蚊子咬，不怕苍蝇多，与王洪武的妻子很谈得来。吃饭时，王洪武家吃什么她就跟着吃什么，只是不吃没做熟的菜。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和王洪武的妻子一起做菜做饭。

   王洪武的妻子说：“大嫂在上海家里也不宽裕，她总想着到农村来住，还想在农村养猪、养鸡，或养些值钱的东西。”停了停，王洪武的妻子又说：“大嫂说她今年还回来，可是，现在快到9月份了还没回来，怕是不能回来了。”

   王洪武瞅着窗外的远方，那样子好像是在看大嫂回来了没有。

   采访结束了，我问王洪武，家里有没有王洪文小时候的照片和他们母亲的照片，王洪武说没有。王洪武说：母亲去世时，本想给母亲照张相，但后来没照。王洪武送我出来时，我同他唠了几句家常话，知道他家种着10亩地，够吃用的了。王洪武还对我说，他大儿媳妇在乡里的绒布厂上班，一月下来可挣510多元。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5）/倒刘第三炮（47）
　　
　　【接前】毛泽东与高岗的单独谈话中，说过一些尖锐批评刘少奇的话。比如，高岗夫人李力群回忆说，毛泽东曾对高岗说：“刘少奇的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必要时，要推他、拉他走社会主义，实在不行，就得让他挪挪位子。”
　　另外，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对高岗说了一些批评刘少奇的话，并不等于毛泽东要撤换刘少奇。毛泽东只是觉得刘少奇的思想与他不合拍，批评刘少奇一下，“推”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毛泽东就准备削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让高岗接收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试图培养高岗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五个“巨头”。
　　毛泽东提拔高岗，只是想让他进入中共最高层，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并没有想让高岗取代刘少奇。可是高岗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想要“换马”了，想用他来取代刘少奇，于是四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
　　高岗自以为已经得到毛泽东的最高信任，不免有点得意忘，在众人面前得意洋洋起来。高岗又私下拉帮结派，封官许愿等，违反了中共的组织纪律。这样一来，他就在党内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毛泽东也觉得高岗这样的做法不行，辜负了自己的信任，于是从“保”高岗的立场，转到“批”高岗的立场。
　　而从高岗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而现在居然毛泽东也要批自己了，一时间想不开，就自杀了。
　　高岗这样的悲剧，在官场上是经常发生的，它的核心其实是这么一个问题：领导为什么要突然提拔我？
　　领导突然提拔一个部下，并不一定真的是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或者真的想要重用他。提拔的目的，有时候只是为了权力的平衡，为了“掺沙子”，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已。可是被提拔的部下，往往没有想到这一点，以为领导真的要重用自己了，于是就翘尾巴，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起来，结果得罪了很多人，很快造成自己的垮台，文革当中，不少人昙花一现地突然官升得很高，而没几天就被打倒在地，这里面很多都是因为高岗式的错误。
　　
　　刘少奇在高岗事件之后，检讨了自己的右倾错误，积极跟上了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步伐，所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但是1960年大跃进失败之后，刘少奇又回到他以前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又开始向资本主义倾斜，这就引发了他与毛泽东的第二次矛盾，继而诱发了文化大革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6）/倒刘第三炮（48）
　　
　　【接前】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他一生中最具战斗性的檄文之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本来是一篇短文，毛泽东却给它加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要理解毛泽东这篇大字报的意义，首先要理解《大字报》这种形式的特点。
　　人类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上级对下级有了不满，他可以进行批评。如果下级不听批评，上级可以用权力对下级进行降职，解雇，甚至监禁等处罚；相反，下级对上级有了不满，那他就只能提意见。但如果上级不听意见怎么办？这时候下级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忍气吞声，要不然就奋起造反。
　　造反有两种形式：非暴力和暴力。暴力造反就是武装暴动，而非暴力造反则是用游行、示威、大字报等手段，迫使上级接受下级的意见。因此，大字报成为下级对上级，或者群众对干部发泄不满，非暴力造反的一种形式。所以，从来都是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而没有领导给群众贴大字报的，因为上级完全没有必要给下级贴《大字报》来表达他的不满。
　　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是镇压，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是造反，这是人类社会的法则。毛泽东是刘少奇的上级，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不满，是可以使用批评、降级等镇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不仅是刘少奇的上级，还是刘少奇的兄长。从年龄上来看，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里，除了朱德比毛泽东年长之外，其他人都比毛泽东年龄小，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不仅是领导，也是他们的兄长。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小弟应该尊敬兄长，是基本的礼节。因此，毛泽东可以摆出兄长的资格，在小弟们面前大咧咧的说话，不客气地批评小弟弟们，在态度上并无什么失礼的问题。
　　刘少奇年龄比毛泽东小5岁，又是毛泽东的下级，按理说，毛泽东对付刘少奇，应该使用上级对付下级的“镇压”手段，而不应该使用下级对付上级的“造反”手段。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用的是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就像是一位学校领导，给一个学生贴大字报来表示他的不满，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毛泽东这么做，是有他的用意的，这就是为了“争取人心”。毛泽东争取人心的策略之一，就是“谦虚”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中，处处表现出谦虚的态度。比如在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其中特别指出毛泽东的谦虚态度。该文写道：
　　【毛泽东同志说：“我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
　　毛泽东并没有摆出自己是“天才导师”的大架子，对下级或群众指手画脚地下命令、做指示，而是谦虚地说：“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当群众的小学生。”作为国家领导人，能有这样谦虚的态度，不仅会引起人们的好感，更会引起人们对毛泽东人品的佩服。【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7）/ 倒刘第三炮（49）
　　
　　【接前】这次，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也是表示一种谦虚的态度。本来，毛泽东完全可以用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下发一个批判刘少奇的中央文件。可是这种方法，会让人们对毛泽东产生“以势压人”的印象，影响毛泽东形象和威信。而毛泽东用《大字报》这种下级对上级的形式来批判刘少奇，就会让人们感到毛泽东有谦虚的感觉，感到毛泽东不是以势压人，给人一种无形的好感。
　　同样，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文章措辞的口气也很谦虚，而且很短，只有两百多个字，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里面有“爱憎分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针对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憎”的态度，使用了“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等非常激愤的词句；而第二种态度，是针对这篇《大字报》的读者，毛泽东又表示出“爱”的态度，很客气地用了“请同志们重读……，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等建议和商量的谦逊词句。这样一来，使第三者的读者，不会感到毛泽东有以势压人的傲慢。
　　同时，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也是写给两种不同的人看的。第一种人是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高官们，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公开表示出他与刘少奇的彻底决裂，试图以此来打消那些高官们批判刘少奇的后顾之忧。
　　第二种人是一般党员和一般群众，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一方面是表示自己的谦虚态度，给人以好感；另一方面，毛泽东采用了群众发明的《大字报》的形式，表明自己和群众一样：我也写《大字报》，我也要造反，我也是你们造反队伍中间的一员。这样一来，群众对毛泽东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觉得毛泽东是自己的“贴心人”。
　　很多人的印象，毛泽东在文革中，似乎是凭着高高在上的伟大领袖身份，利用群众的“个人崇拜”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其实不然。人们往往只看到毛泽东强悍的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谦虚的一面。如果说毛泽东有“个人崇拜”，那么这个“个人崇拜”，也是毛泽东自己“经营”出来的，绝不是靠报纸上空洞地喊几句“天才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就能吹捧出来的。如果认为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吹捧毛泽东的口号，就能把人民群众欺骗了，那是太小看人民群众的智力。【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8）/倒刘第三炮（50）
　　
　　【接前】毛泽东从来没有小看人民群众，他经常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非常重视发动群众，用政治术语说就是“收买人心”。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也是一样，要想得到较多的选票，就要收买人心，而收买人心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有“亲民”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在“亲民”方面是很下工夫的。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从中学生的角度来看，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平易近人地亲自写信给他们，大大增加了他们对毛泽东的亲近感。同样，毛泽东在文革中，亲自戴上红卫兵袖标接见红卫兵，表示他也是红卫兵的一员，使红卫兵感到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一下子得到了红卫兵的人心，得到了红卫兵的真心拥戴。
　　
　　另外，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也使用了一些谋略，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各次中央会议上，只是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问题，从来没有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与1962年和1964年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在《大字报》中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主要目的并不是出于对刘少奇的报复，而是另有考虑。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试图“打通”高官们的思想，希望他们认识到刘少奇犯了大错，应该罢官。可是高官们的思想并没有被打通，这是为什么呢？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太小”，不足以成为罢官的充分理由。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大字报》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刘少奇的错误，不仅仅是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从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来，刘少奇的错误就是一贯的，历史性的，就有更多的理由罢刘少奇的官。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虚构传闻，说毛泽东曾在某次会议上，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从这个虚构传闻来看，毛泽东似乎说话很霸道，根本不给别人面子。事实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是很注意语气和风度形象的，尽管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刘少奇多有讽刺，但绝不会像小孩吵架那样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明白，当众对刘少奇说这样没水平的话，并不能杀伤刘少奇，反而损伤了自己的形象，所以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在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记录中，记载了他于1966年4月29日，在杭州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但毛泽东并不是当面对彭真说的，而是在彭真不在场的时候，跟第三者说的。毛泽东不会当面对彭真说这种霸道的话，因为这样做，与其说是羞辱彭真，更不如说是羞辱毛泽东自己。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当着刘少奇或彭真的面，说这么没有风度的话。【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09）/ 倒刘第三炮（51）
　　       
　　【接前】那么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呢？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饭厅里贴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有人撰文写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还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宣读《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旁边就坐着刘少奇和周恩来。”
　　这些说法都是传闻，实际上毛泽东出笼《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宣读，也没有张贴。
　　8月5日，毛泽东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用铅笔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草稿，由秘书徐业夫誊写在信纸上，然后送印刷厂铅印。铅印出来的草稿，毛泽东再次进行修改，然后正式铅印出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于8月7日在会议上发给每一位参会者。
　　8月7日，毛泽东突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原先的会议日程所没有的东西，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引起了参会者的震惊。
　　不过毛泽东在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还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事先“打招呼”。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手法之一是“打招呼”，他在宣布重大事件或人事变动之前，先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打个“招呼”，对他们解释一下这件事的原因，让他们不至于到时候过于惊讶，以及对以后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说出“不该说的话”。凡是被打招呼的人，都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这也是表示一种信任。
　　毛泽东的“打招呼”，并不一定自己亲自出面，往往交给别人来办这件事，这次毛泽东让周恩来负责这次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的“打招呼”。
　　1966年8月6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只有少数重要高官参加的打招呼会。据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吴法宪回忆说：
　　【周恩来突然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20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什么会议。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8月5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0）/倒刘第三炮（52）
　　
　　【接前】另外，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廖汉生也回忆说：
　　【（8月6日）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晚上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这张大字报，让我向大会传达，但后来主席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主席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廖汉生的回忆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周恩来后，又收了回去。这可能是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决裂”的问题上，曾经动摇过，等了一天。这一天，刘少奇如果登门向毛泽东检讨，或者向毛泽东送上一份检讨书，或许毛泽东会改变彻底打倒刘少奇的主意。可是刘少奇在这一天，并没有任何表示“反悔”的行动，于是毛泽东在第二天晚上最后下定决心，发表这篇《大字报》，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8月7日《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自然在参会人员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明白，它所要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抛出这张《大字报》，登高一呼，参会者就会积极响应，出现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攻之的场面。
　　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群情激愤炮轰刘少奇的场面。尽管毛泽东已经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决裂，而且事先还让江青、康生等人作了一些动员，但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开炮。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江青曾私下找到陶铸谈话。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
　　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发言中向刘少奇开炮，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多数人的态度还是“很不理解”，但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只是闭口不言。陈伯达作为理论家，在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迅速写出一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从“理论上”支持毛泽东，但所起的效果也不大。
　　8月6日，毛泽东招在大连修养的林彪来参会，毛泽东希望林彪再现当年庐山会议的风姿。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本来是请病假的，毛泽东急招林彪来开会。林彪一到会，就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彭德怀，为支持毛泽东立了大功。可是这次林彪到会以后，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刘少奇，而是含含糊糊地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
　　林彪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和空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是一个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我们熟悉，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新问题，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彻底废除私有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非一朝一夕之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1）/倒刘第三炮（53）
　　
　　【接前】【要把我国变成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一方面从物质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不能像修正主义国家只搞物质建设，那样必然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在灵魂上大震动，像这次就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权威。】
　　林彪这些大话，都是理论性的，是与批刘少奇无关的。在批刘少奇方面，林彪的嘴很“紧”，他说：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彻底批判。】
　　【这次运动开始时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还有很大的阻力，很多斗争，这是阶级阻力，阶级斗争。反动阶级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进就要战斗，每一步的前进，就要经过一场战斗，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由林彪的发言可见，他对刘少奇批判，是含含糊糊的，不痛不痒的，这当然让毛泽东不满意，但此时的毛泽东也无可奈何。至于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林彪来参会时，再三推辞让他当第二把手的接班人，但毛泽东不准，于是林彪心里也不快。
　　这次批判刘少奇，连最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也没有立场坚定地，火力全开地批判。林彪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其他人，这样一来，批判刘少奇的大火，愈发煽动不起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批判刘少奇的应者寥寥，冷冷清清，不少人明显带有抵触情绪。因此，毛泽东写《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倒刘少奇的计划，又失败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2）/倒刘第三炮（54）
　　
　　【接前】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从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这个目标毛泽东是完全失败了。第二个目标是从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然而罢免刘少奇，就等于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毛泽东还必须改组政治局常委。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必须经过一个“组织程序”，才能具有合法性。那么改组政治局常委的组织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中共政治局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章》所说的产生程序很模糊，实际的操作过程是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提名。在党内推举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确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党主席对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有最后决定权。
　　第二步：预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提交目前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现任政治局常委进行“等额选举”。所谓“等额选举”，就是候选人是事先指定的，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的候选人。
　　第三步：决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预选之后，就提交党代表大会。在党代表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方式的决选。决选也是“等额选举”，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赞成”或“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候选人。
　　第四步：移权。新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之后，那么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就自行解散，把权力移交给新的政治局常委。
　　这样看来，产生政治局常委的关键是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提名，第二个是预选。因为只要预选通过之后，决选一般都能通过的。
　　在“提名”的问题上，根据党规，现任政治局常委都有提名新常委候选人的权利，但是决定新常委候选人名单和排名次序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党主席的，这也是党主席的最大特权之一。
　　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因为有“最后决定权”，在理论上，毛泽东是想提名谁都可以的，排名次序也是由他决定。但是，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还要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上进行表决和预选，因此，每次表决都是对毛泽东的一次考验。
　　1971年林彪外逃之后，对他的住处毛家湾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从许多书籍或文件的空白处，发现不少林彪亲笔写的“心得”。在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发现了林彪写的一句评价毛泽东的话：“他（指毛泽东）的最大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十分中肯。毛泽东并非人们想象的皇帝，他虽有非常大的提名权，但如果他提出的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不能得到多数赞成票通过的话，他这个党主席的权威和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毛泽东对表决这件事，自然是非常忧虑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3）/　倒刘第三炮（55）
　　
　　【接前】毛泽东很清楚，他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如果损害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利益，那就不容易通过。现在毛泽东在高官中的支持率并不高，所以毛泽东要非常慎重，不能过分得罪现任政治局常委。也是因为慎重，毛泽东这次不敢一下子拿掉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因为这样产生的冲击太大，弄不好会崩盘。
　　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分步罢官”的计划，一次搬动刘少奇一些，但又不能搬动太多。这次，毛泽东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只是把他的排名，从第二位，向后挪动到第八位。对刘少奇这样的处分，并不算太重，与1959年对彭德怀的处分相比，那是相当轻了。
　　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毛泽东提出的新常委候选人名单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毛泽东提名的新政治局常委中，7名现任常委全部保留，只是增加了4名新人，这样可以降低现任常委的反对情绪。新增加的4名新人中，陈伯达、康生和陶铸是毛泽东派的人，而李富春是周恩来派的人，毛泽东还需要照顾一下周恩来的“利益”。
　　关于新常委的名单，还有一个插曲。最初的名单中，陶铸排名最末（亦说排名第七），在最后审定时，毛泽东把陶铸调到陈伯达之前。据陈伯达回忆说：“十一中全会调整领导班子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找到毛主席，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最后面的陶铸同志的名字，钩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
　　陈伯达这么做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为陈伯达一直从事秘书这种“秀才”工作，没有担任过具体的行政领导。而陶铸长期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行政领导经验比较丰富。另外，陶铸曾经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也算是林彪的老部下。
　　陈伯达这里还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也就是说，这个常委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那么这个常委名单又是什么时候拟定的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8月6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商议决定了新中央领导班子的名单。《周恩来年谱》这样记载：
　　【8月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周恩来）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周恩来年谱》中所谓的“到毛泽东处开会”，是指周恩来与毛泽东两个人开会。《年谱》同样证实了陈伯达的话，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14）》*****　　

小哈馒头

当初，时刻准备着时间:2011-11-23 17:55来源:未知 作者:安建达 点击: 310 次当初，时刻准备着 安建达 我加入过一些组织或团体，之后的都没有那么激动，唯一的一次，是8岁，入红小兵，就是少先队。宣誓的时候说，时刻准备着，心怦怦跳，热血沸腾的。我一当初，时刻准备着



安建达


我加入过一些组织或团体，之后的都没有那么激动，唯一的一次，是8岁，入红小兵，就是少先队。宣誓的时候说，时刻准备着，心怦怦跳，热血沸腾的。我一直以为自己会投入到某种洪流里面去，也许会在战场上负伤或者牺牲，没有啥害怕的，自己哼着背景音乐，都是激昂的，慢慢倒下，留下一句：“同志们，永别了。”微睁双眼也要看看祖国河山。

     我喜欢当初的那种状态。

     前天爹妈来电话，我问他们身体咋样了，他们说刚刚体检没有大毛病，我很欣慰。又聊起来，我爸说他们现在可能确实老了，有点儿老小孩儿的趋势了，总希望孩子们在身边热闹热闹，害怕家里没有人。我妈想起过去的日子，那时候总是出差，我很不愿意她走，快走了，我偷偷藏起来她的牙具，以为她没有了牙具就不会出差了。------ 当初是孩子不愿意父母离开，如今反过来，父母不希望孩子离开了。

     他们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就投入到大庆油田的会战中。据他们回忆，住着“干打垒”，天寒地冻，饿着肚子可是心潮澎湃，一心就要拿下大油田，有个很响亮的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妈怀我姐的时候，挺着大肚子加班画图纸，无法坐着，都是站着在绘图板前完成的工作。我爹更是拼命的人，后来他们调入到北京生了我之后，我很长时间都没和我爹一起过节，他永远忙，如果我妈出差了，他就带我去办公室，他办公室里的烟味很浓，不是他抽的，是他们那办公室总是那样的烟味，我闻着闻着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沙发上面，是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他总是慈祥地看着我，我偷偷睁眼看，毛主席依旧微笑。

     后来，我爹身居要职，大权在握，我突出的印象是两个：一个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去他办公室找他，正看到他发火，浑身颤抖，后来知道，是因为一个职工家里冬天暖气坏了，可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在训斥下面的负责人；另外一个，我上班后，骑着车，遇到几个人，其中一个介绍我是谁谁谁的儿子，另外的吃惊得厉害，说不像不像，因为我面目寒酸。在我下海之后，我最渴望的是得到他的帮助，拿到几个工程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求他的时候，他根本不理我。我当时著名的一句话是：“我看我是跟你这里拿不到啥活儿了，我就一辈子受穷了是不是？”他平静地说：“是的。”我推门就出走了，回身把门关得震天响。

     这些印象根深蒂固在我脑子里，在我的血液里，在我的所有神经里。

     那时候，像他们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周围变化真大，真大，真大，大得让人恍惚。

     我喜欢过去，爱那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