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3）/倒刘第三炮（3）
　　
　　【接前】事实证明，毛泽东创建的文革小组的新体制，工作效率很高，做法也很有效。很快，那些被工作组压下去的造反者们，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马上重新起来造反，工作组越来越压不住了。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很快就战胜了刘少奇的工作组。
　　当然，刘少奇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他也要反击。7月19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更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但有的却在整学生。”
　　刘少奇反驳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
　　邓小平也反驳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但夺了权的机关和学校，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用，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
　　陈伯达撤出工作组的建议，遭到刘少奇等多数常委的反对，只得作罢。
　　7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众高官的工作汇报，这是毛泽东久违的在北京召开会议。众高官们对毛泽东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都非常的不满，他们不情愿地前来参加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气氛是沉闷的，大家除了汇报工作，就闷头不说话，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讲话。
　　毛泽东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大字报写得好！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先赞扬了一番“大字报”，然后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共产党怕学生运动，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却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并上升到“北洋军阀”的高度。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刘少奇搞的工作组《八条规定》，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要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说：“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4）/倒刘第三炮（4）
　　
　　【接前】尽管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参会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说的是刘少奇，毛泽东批刘少奇“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服务”。
　　刘少奇没有跟毛泽东争辩，他从会场的气氛看得出来，高官们没有人说话，没有人附和毛泽东批刘少奇，这些高官的内心都是赞成刘少奇的。所以刘少奇心中有底，他不说话，不反驳，高官们更同情他，毛泽东更不得人心。
　　毛泽东也看出高官们的态度，看出高官们心里是支持刘少奇的，这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念，这批老干部已经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统统打倒。
　　这次会上，毛泽东没有提“撤工作组”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众高官是不会同意的。他只有发动群众，用实际行动来打倒工作组。于是毛泽东在最后，放出了一句“狠话”，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次会上，毛泽东虽然在声势上强大，但实际上却没有赢得高官们的心，反而是刘少奇赢了。三天后的7月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例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照例是不参加的。这次会上，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撤工作组，这次刘少奇不客气了，他拍着桌上一大堆信件说，“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有大批群众来信为证，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否则真的要天下大乱，损失不可估量！”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也不示弱地拍桌子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刘少奇反驳说：“现在的工作队要进行教育，他们不懂政策，不好的工作队要进行整顿清理。但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
　　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队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遇到这样的场面，周恩来是不说话的，但周恩来内心也支持工作组的，周恩来并不赞成造反。很多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不方便说的话，让他的铁杆陈毅去说。陈毅在会上说：“要肯定工作组的作用，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应该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应该尽量帮助他们，而不能嫌弃他们。”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还有几分畏惧，可是对陈毅他就不怕了。陈伯达对陈毅不客气地说：“你们外事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里面没一个好人。”
　　看到陈伯达的态度，邓小平也拍着桌子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撤工作组我不赞成。”
　　由于参会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不撤工作组，陈伯达和康生的意见被否决了。
　　毛泽东得知会议的结果，他并不意外。毛泽东知道，刘少奇仗着有大多数高官的支持，是绝不会主动撤工作组的。现在，毛泽东只有依靠学生的力量，发动群众起来把工作组打倒，那时候刘少奇的工作组，不撤也得撤了。于是毛泽东在水面下展开了他的主攻，派文革小组四处出动，发动群众，煽风点火，打倒工作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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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6）/倒刘第三炮（6）
　　
　　【接前】康生在北师大的讲话：【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你们师大来，向你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跟你们学习，并且向你们问好！我们听到师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辩论进行得很热烈。因此，我们想跟同志们学习，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我们是你们的学生，你们是我们的先生，因此先听听同学们的意见，希望同学们把意见告诉我们。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陈伯达在北大的讲话：【同志们，我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向你们学习，研究一下你们怎样进行辩论。我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热情非常好，这种革命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同志们，有许多党员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众之上，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这样的党员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进行自我批评，这种党员是坏党员，终究要被党开除出去。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北大同学要从毛主席的学习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
　　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等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非常相似，自然这都是毛泽东教授他们这么讲的。在这个阶段，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有四个特点，引起和得到群众们的好感。
　　第一个特点是制造一种“谦逊感”。
　　文革小组的成员，不管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非常谦虚地在学生面前称“我们是你们的学生”、“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这种谦逊的态度，一下子就获得了学生们的好感。不管什么人，在别人面前摆官架子，以势压人，总是让人反感的。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在学生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姿态来教训人，一开口就是“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官架子大得很，自然引起学生们的反感。
　　第二个特点是制造一种“公仆感”。
　　江青说：“我们是一起的，不会脱离你们的。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要我们来听，我们就立刻来。”
　　康生说：“革命的师生对我们文革小组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
　　陈伯达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江青和康生强调“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我们召之即来”，这就让学生们感到自己被尊重，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陈伯达更是说“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让学生们感到文革小组是他们的公仆。这种“公仆感”大大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都是居高临下地发出通知，召集开会，布置任务，这样肯定不可能让学生们感到有被尊重的感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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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7）/ 倒刘第三炮（7）
　　
　　【接前】第三个特点是制造一种“亲近感”。
　　江青说：“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我希望你们今晚好好睡，吃好，睡好。”
　　康生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所有同志们，你们身体好！”
　　江青讲话中关心学生们吃好没有，睡好没有，这一下子就让学生们产生出一种亲近感。康生提到毛泽东的时候，也是说毛泽东问候众人“身体好”，这一下又让众人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亲近感。毛泽东那么高的身份，并没有居高临下地向大家做什么指示，而是问大家的身体好，这当然会让产生一种“领袖关心我们，领袖重视我们”的感激之情。
　　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就没有这种亲近感。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对学生们说：“少奇同志派我来看大字报。”王光美的话外音，强调刘少奇是伟大人物，他没有必要亲自来看大字报，只要派人来看大字报就行。王光美话中的刘少奇，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难以让人亲近。
　　江青在北京大学对学生们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听你们的意见，看你们的大字报。”江青的话外音，是毛泽东因为自己不方便来，所以让江青代表他来看大字报，听意见。江青话中的毛泽东，就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是让人感到亲近。
　　第四个特点是制造一种“公平感”。
　　江青说：“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
　　康生说：“我们来倾听同学们的意见，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要听，我们都要学习。”
　　江青和康生都没有表示出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而是说“不管哪方面的意见都是好的，我们都要听，都要学习”，这样就让不管什么观点的人，都能感到被公平对待，这就更加深了学生们对文革小组的好感。文革小组的人，没有说谁是右派，没有扣帽子，打棍子。而刘少奇的工作组，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右派，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很让人反感。
　　
　　我们这里为了比较，摘要一段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王光美说：【文化革命要搞彻底，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组配合。现在有一股歪风，要赶工作组，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是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问题。把目标指向工作组，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
　　王光美的讲话，上纲上线，什么“被坏人利用”、“阴谋”、“假左派”等教训人的话，让学生们听了一点不会产生亲切感，相反会产生反感。
　　我们再摘要一段刘少奇的干将薄一波，在清华大学与蒯大富的辩论。
　　【薄一波问：这张大字报是谁写的？】
　　【有人指蒯大富说：就是他。】
　　【薄一波问蒯大富：你叫什么名字？】
　　【蒯大富说：我叫蒯大富。】
　　【薄一波说：这个名字不好。】
　　【蒯大富问：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薄一波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
　　【蒯大富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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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8）/倒刘第三炮（8）
　　
　　【接前】【蒯大富的回答让薄一波答不上来，于是薄一波转个话题问蒯大富：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
　　【蒯大富说：这我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呢。】
　　【薄一波说：别谦虚嘛，你认为你是哪一派？】
　　【蒯大富说：我认为自己是左派。】
　　【薄一波用手比划着说：你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右边去了。】
　　【众人听了薄一波的话，都笑了。】
　　【薄一波又说：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一、希望你能站到左派群众中来，站到工作组一边去；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希望你今天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澄清一下自己的错误。你如果不写，会受到大家的围攻。】
　　【蒯大富说：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蒯大富被薄一波上纲上线地教训了一番，心中不满，于是反问薄一波说：你叫什么名字？】
　　【薄一波说：这个我懒得说。】
　　【蒯大富说：那你告诉我你的姓吧？】
　　【薄一波说：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回答。】
　　【蒯大富说：这就不平等了。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也应该告诉我。】
　　【薄一波说：那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薄一波对待蒯大富，完全是一种“大官对群众”的盛气凌人的态度，随便就给蒯大富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并要蒯大富承认错误，甚至还威胁。从王光美和薄一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人，对待学生的态度，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姿态，以势压人，戴帽子，打棍子。文革小成员讲话中的四个特点“谦逊感”、“公仆感”、“亲近感”和“公平感”，刘少奇的工作组这边一概找不到。
　　对比一下刘少奇的工作组的作派，与毛泽东的文革小组的作派，谁都轻易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受群众欢迎，得人心。而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受群众欢迎，不得人心。
　　自古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刘少奇的工作组不得人心，而毛泽东的文革小组得人心，这就确定了文革小组必然战胜工作组，这就是毛泽东利用来战胜刘少奇的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就得到群众的支持，谁就取得胜利。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搞不清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他们只有一个纯朴的观念：“谁对我好，我就支持谁。”老百姓只要对比一下文革小组和工作组的作派，肯定会觉得文革小组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就不加思索地支持文革小组，支持毛泽东。
　　
　　我们花这么多篇幅来介绍文革小组和工作组的一些具体讲话，就是要说明，在文革初期，文革小组的成员口碑是非常好的，非常得人心的。可是到了后来，文革小组成员骄傲自满了，翘尾巴了，也盛气凌人起来了，所以就不再得人心了。如果文革小组的成员，始终能保持初期那种谦虚谨慎的态度，文革的结果将大不一样。【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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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9）/倒刘第三炮（9）
　　
　　【接前】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对群众的态度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那么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又是怎么形成的？事实上，它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密切相关的。
　　中共建国以后，认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群众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共产党。可是1956年6月的波兰“波兹南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却打破了中共的这种幻觉。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的一些大学生在一个广场举行集会，进行了一些反政府和反苏联的演讲。这个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成大规模的市民抗议，抗议活动后来又发展为武装暴乱，最后苏军出动才镇压了这场暴乱。
　　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市民暴动的事件，对中共的震动是很大的。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14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波匈事件。11月10日至11月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心议题之一也是波匈事件。中共如此重视波匈事件，是因为他们感到这绝不是隔岸观火，而是自己也正在遇到的事情。在1956年，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群众闹事的事件。
　　据薄一波回忆说：“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们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每起罢工少的数十人，多的近千人，参加罢工的总人数约一万多人。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罢课、请愿事件，总人数也有一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事风潮。”
　　我们分析一下这些“闹事”的特征，就可以发现，大多数“闹事”的原因，都是来自一种完全新型的矛盾，一种过去私有制的旧中国不可能出现的矛盾。
　　例如某县要盖一个麻风病院，当地的农民不同意，但县政府硬要盖，结果引发与村民的激烈冲突，警察当场开枪打死5人，打伤9人；还例如一个工厂，说是给工人盖宿舍，但房子盖好后，却全部分给干部住，工人很不满意，于是闹事；再例如一个学校，学生毕业后没有给他们分配工作，也引起了学生的闹事。
　　上面盖麻风病院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土地是属于地主的，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想盖什么就盖什么，农民根本无权过问。而在新中国，土地是属于大家的，每人都有过问土地用途的权力，所以农民才会闹事。
　　上面工厂给工人盖宿舍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工厂是老板的，所以不管老板住什么样的豪宅，工人都不会有意见，也不可能抗议工厂的高管住的房子比自己的房子好。可是在新中国，工厂是大家的，厂长和干部比工人的住房条件好，工人就不满了，就要闹事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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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0）/倒刘第三炮（10）
　　
　　【接前】同样上面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例子，如果在旧中国，学校只管教书，不管找工作。所以学生毕业了没有工作，不会责怪到学校头上，更不会找学校闹事。可是在新中国，学校给学生找工作成为“义务”，这就产生了学生不满和闹事的新的契机。
　　平心而论，社会主义提倡的“公平”，使工人成为“主人翁”，虽然解决了旧社会的旧的矛盾，但同时又产生出旧社会所没有的“新型矛盾”。
　　在旧社会，老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工人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新社会，厂长住豪宅，工人住窝棚，那工人就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赚大钱，工人拿小钱，工人也没意见，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在新社会，厂长的工资比工人高很多，那工人也要闹事了；在旧社会，老板认为工人不听话，要解雇工人，工人只有自认倒霉；可是在新社会，厂长要解雇工人，工人又要闹事了。
　　公有制的新中国，出现了旧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新矛盾，这就让毛泽东等新中国的领导人大伤脑筋。毛泽东把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出现的新型矛盾，起了一个新名词叫：“人民内部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指的是管理国家的干部，与被管理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用当时的术语，就是“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文，提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我矛盾，而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出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呢？毛泽东认为，发生“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干部与群众发生的矛盾冲突，问题主要是出自“干部”，而不是出自“群众”。毛泽东说：“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会无故闹事的。”
　　据1957年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中说：“罢工请愿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企业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群众闹事，是被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逼出来的。干部对群众的作风霸道，靠命令行事，不许群众有意见，有意见就压，结果“压”出群众的闹事。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对干部的官僚主义感到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也会出现波兰、匈牙利那样的流血暴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官僚主义，说：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员在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方面，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非党员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越快越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1）/ 倒刘第三炮（11）
　　
　　【接前】【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被阻止，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
　　【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动不动就想用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由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引发出来的。然而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在党内却引起很大的争论。他们认为，毛泽东既然是共产党的领袖，那么当党员干部与群众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应该无条件地站在党员干部一边，而不是站在群众一边责备党员。
　　而且，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一旦地方出现群众“闹事”，就归因于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地方官员就要受到处分，这样就涉及到地方官员的利益。所以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引起空前的争辩，不少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毛泽东的观点，认为闹事是“刁民”所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有人说：“不承认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人说：“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甚至有人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太右倾了，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尽管遭到党内很大的反对，毛泽东还是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从克服“官僚主义”入手。那么怎样克服官僚主义呢？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整风”。毛泽东说：
　　【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出现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不要摆老爷架子，不要摆官僚架子，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把官架子收起来。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搞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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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2）/倒刘第三炮（12）
　　
　　【接前】【我们主张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不整风党就会毁了。整风的总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要怕揭露矛盾，矛盾揭露出来才能解决。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搞这次整风，其实也有一番苦心，他是想让党员干部们学会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说：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竖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拉科西是前匈牙利领导人的名字，他被认为是引发匈牙利事件的责任者）。】
　　在毛泽东的极力主持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说：
　　【我们党已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的地位，但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主要是要求党员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搞的整风运动，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在是过于理想主义了，根本做不到。同时，这样的整风运动也肯定要遭到干部们的各种消极抵制。
　　果然，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他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整风”，根本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只好自嘲地说：“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如果不整风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干部的官僚主义导致民众的暴动，就有可能亡党亡国。在“党内整风”不见效果的情况下，毛泽东想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方法：“开门整风”。这就是请党外人士给党员干部提意见，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本来毛泽东搞整风运动，本意是想帮助党员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他说：“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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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4）/倒刘第三炮（14）
　　
　　【接前】反右运动的后果，不仅是很多人无辜被打成右派，而且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这就是：人们不敢说话了。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想要整的“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说：“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说话了。”
　　反右运动造成一种风气，谁给干部提意见就是反党，于是造成谁也不敢提意见，不敢说话了。人们不敢说话，看上去似乎是天下太平，其实反而酝酿着巨大的天下不太平。人们不敢说话，间接地造成了两个大灾难。第一个灾难是“浮夸风”，大家明明知道“亩产10万斤”是假的，但谁也不敢说，怕被打成右派；第二个灾难是大饥荒，大家明明知道没有粮食了，但谁也不敢说，直到最后实在隐瞒不住，问题才爆发出来。
　　反右运动之后，各地的“闹事”没有了，天下太平了，没人敢闹事了。于是党员干部们就形成一种“经验”，认为对待群众的闹事，就要用反右那样的高压手段，压下去。9年后的1966年，刘少奇派的工作组仍然沿用反右的经验，想用高压手段把造反学生压下去。没想到此一时，彼一时，这次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压手段，却完全失败了。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没有的矛盾，是一种马克思也没有预想到的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矛盾。正因为是全新的矛盾，所以也没有解决的经验，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试图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但都没有解决成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解体。
　　毛泽东在50多年前看出“人民内部矛盾”会导致亡党亡国，可谓慧眼。毛泽东本来想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没想到“整风运动”演变成“反右运动”。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整风运动”，不但没有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反而因后来的“反右运动”，加剧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悲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5）/点评：毛泽东的思想历程（1）
　　
　　【接前】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思想有八次历史性的转变，而且每次都有一个历史契机造成他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的第一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19年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知识界是向英美法一边倒的，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主义”是万国通用的“普世价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法战胜德奥，中国非常兴奋，欢呼“公理战胜强权”，把北京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纪念碑”。所谓“公理”就是英美法一方，而“强权”就是德奥一方。
　　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中写道：“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就是‘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
　　可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美法这些“公理”国，不顾中国是战胜国的事实，强行把战败国德国侵占中国的青岛，转交给日本，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于是中国以学生带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让中国人对英美法的“公理”大大失望了，认为“公理”是骗人的东西，中国不能走英美法的道路。那么中国走什么道路呢？
　　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当时中国人还是普遍看好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并不看好苏联的社会主义。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人们对英美法的民主主义失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时兴起来，很多人开始考虑走“走俄国人的路”。
　　五四运动之前，毛泽东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五四运动也改变了毛泽东，使他开始信仰马克思的学说，开始考虑“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相信“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1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人之一，是最早的中共党员。
　　
　　毛泽东的第二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7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之前，毛泽东还是主张进行合法的、非暴力的抗争。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毛泽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会”，进行合法的抗争。农会的性质与工会一样，是合法的组织。毛泽东提出搞农会的目的，是进行类似于“罢工”的非暴力合法抗争，并不是号召农民拿起枪来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激愤了一大批热血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要拿起枪反抗蒋介石的屠刀。在此之前，毛泽东还相信非暴力合法抗争的道路，可是蒋介石的屠杀，破灭了毛泽东的非暴力抗争之梦，他成为那批热血年轻共产党人中的一员，喊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一个暴力革命论者。【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6）/点评：毛泽东的思想历程（2）
　　
　　【接前】毛泽东的第三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28年的“农村包围城市”，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南昌起义的失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等热血的年青共产党人，在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的第一枪。后来，8月1日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是遵循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很快就失败了。毛泽东总结周恩来的失败教训，认为苏联的“大城市暴动”经验，在中国并不适用，他转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思路，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毛泽东特色的武装斗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的第四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
　　中共从1927年开始反抗蒋介石政府的武装斗争，尽管打得非常艰苦，但总有一个坚强的支持后盾，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就感到心中有底。可是1939年，斯大林明言不再支持中共，转而支持中共的敌人蒋介石，放任中共自生自灭，这就让中共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1930年代末期，欧洲局势非常紧张，欧战有一触即发的形势。斯大林深深感到，苏联卷入欧洲大战是早晚的事。但苏联与日本在历史上是“世仇”，如果苏联爆发与日本的战争，那么苏联就要面临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所以斯大林要设法避免与日本开战。而避免与日本开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而要让日本深深陷入中国战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蒋介石抗日，即所谓“援蒋制日”。
　　因此，1937年抗战爆发后，苏联支持蒋介石对日军作战。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联再次向蒋介石政府提供5千万美元借款。1938年7月，苏军和日军在满洲国的张鼓峰发生军事冲突，1939年5月，苏军和日军又在外蒙古的诺门罕发生数十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死亡6万余人。
　　苏军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后，蒋介石感到斯大林更加需要他了，于是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援助。蒋介石在1938年8月26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说：
　　【史大林先生阁下：捧读6月19日手书，高情厚谊，无任铭感，而对于抗战苦斗之孤军，竟能有如此诚挚热烈之期望，始终如一者，惟解放被压迫民族之苏联，与领导世界为和平奋斗之阁下而已，将来中国民族解放战斗胜利，全中国人民将永久不忘贵国援助之盛意，与阁下仗义主持之隆义。中苏两大民族在扶持世界和平与正义，负有同等责任，深信两国合作关系，必日益增进。即侵略主义根本没落之时，惟愿与阁下共同努力，以促其成也。顺颂康健。蒋中正手启】
　　1939年6月，斯大林再次向蒋介石提供1亿5千万美元借款，并承诺不再支持中共的反蒋斗争。此后蒋介石发起了“皖南事变”等打压中共的事件，斯大林也不闻不问，任凭中共自生自灭。【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8）/点评：毛泽东的思想历程（4）
　　
　　【接前】1949年，中共以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份，团结八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建国之初，中共仍是一个保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政党，新中国也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并没有搞社会主义的计划，毛泽东也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我们花了三十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但是盖起房子，这个任务还要几十年工夫。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的第五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3年的“总路线”，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稳定地掌握了政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在中共建国之初，中国经济因战乱而面临瘫痪，加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政权还没有稳固，还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协助。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经济也恢复到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形势非常好。这时，毛泽东重提他1940年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认为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应该进入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了。
　　1953年，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新的“总路线”，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是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把中共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重新“变回”成无产阶级政党；要把中国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遭到两部分人的反对。第一部分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害的中农，手工业者和民族资本家，但这些人反抗的力量有限，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条路；另一部分反对者来自中共党内和民族党派，这些人的利益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损害，他们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只是一种建国路线之争，并非个人利益之争。
　　当初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被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后来，很多中共党员就认为干脆“将错就错”，中共干脆就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变回”到无产阶级政党了。同样，新中国既然已经建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干脆就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没有必要再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更重要的是，当时不少人觉得新中国从1949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搞资本主义，搞得非常成功。既然这么成功，就应该继续搞下去，何必冒险去搞新的社会主义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69）/点评：毛泽东的思想历程（5）

　　

　　【接前】中共从1921年到1940年的19年间，真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从1940年到1953年的23年间，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在1940年到1953年的这23年间入党的。这些年份入党的中共党员，多半只是不满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他们入党的动机是搞新民主主义，而不是搞共产主义。这样就造成中共党内，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纯正”共产主义者，反而是少数派。

　　不过这次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次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革别人的命，没有触及党员们的直接利益。反对毛泽东“总路线”的最著名的事件，是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梁漱溟提出“总路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毛泽东批评梁漱溟“反对总路线”，于是梁漱溟在台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

　　毛泽东立刻厉声回答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这时台下的群情激愤了，大呼“梁漱溟滚下台来！”，有人直接上讲台扯梁漱溟下台，辩论到此结束。

　　

　　毛泽东的第六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6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中共顺利地完成了公有制改造，并排除了周恩来等的稳健派。

　　在中国顺利完成公有制改造，成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毛泽东提出“大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计划，但这个计划遭到周恩来等稳健派的反对。周恩来认为现在的经济已出现过热，必须刹车，必须“反冒进”。不久，毛泽东发起“反/反冒进”，否定了周恩来的稳健经济计划，开始搞激进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试图“大干几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很快就失败了，这是毛泽东在连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之后，遇到的第一次大败仗。从此，毛泽东放弃了在他有生之年，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转向现实的问题，就是保住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毛泽东的第七次思想转变，是产生于1957年的“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这个思想转变的历史契机，是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流血事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工人是不会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和工人之间是没有矛盾。可是在波匈事件中，反对共产党闹事的人，并不是地主和资本家，偏偏就是工人。波匈事件显示，共产党和工人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相当大的矛盾，是可以引发流血冲突的矛盾。【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70）》*****　　

小哈馒头

三十七年后的回眸  
［ 作者：向望明    转贴自：原创    点击数：595    更新时间：2010/1/28   

1969年3月13日，清晨5点，我从汉口王家巷13码头乘汉九班[汉口至九江]离开武汉，于下午一点到浠水县兰溪镇下船，步行15华里，到达我下放的地方—马垅公社红星大队八小队。[村庄名字叫“景家楼”] 于1971年12月26日招工到黄石市。在这里我呆了近三年的时间。 在这三年里，我认识了真正的农村，农民。懂得了生活艰辛。为我以后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12月6号上午九时许，我在鄂州办完事，一时兴起，驱车八十公里，经黄石过长江，到浠水县，寻找我当年下放的地方。 车到马垅地界，却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公社痕迹。问路“景家楼”，终于七绕八弯，看到一条直通“景家楼”的土路，路宽仅可走一辆小车加一辆三轮车。行车大约不到两公里，终于抵达目的地。在稻场上停车，我即看到一老年妇女，并一眼认出她，曾经小队唯一的党员。当我说出我的名字时，她惊讶万分。我在她的指引下，找到我投亲靠友的表哥家，他父母早年已去世，曾经的玩伴现在已成孙儿绕膝的老人。表哥叫来了当年的小队长，民兵排长等，他们向我询问了当年的另五个知青的情况，并表示很想再见到他们。惭愧得很，我告诉他们，除了与那些学生中的一个男生王明庚[庚子]一直保持联系到现在外，其他人自回城后，再无往来。我与他[她]们毕竟不是一个学校的。 我在村子里整个转了一遍，完全没有了记忆中的祥和，静谧，朝气，井然。看到的却是建筑杂乱无章的住宅，大片的农田已分割成支离破碎的各户包产田地，（不带政治色彩，纯自我感受）曾经碧波荡漾的池塘如今荒草丛生，日益干枯缩小。再没人组织挑塘里的淤泥了。透明的排涝灌溉的水港，曾经是那样地清澈透底，鱼跃鸟翔。口渴时，掬一捧水，喝在口里，甜丝丝地，沁人心脾。如今，水港早已废弃，只有石砌的港壁还能唤起人们对她昔日美丽的隐隐记忆。 唯一改进的,是土砖屋改建成烧制红砖屋或预制结构的楼房. 我因忙，没时间久呆，匆忙中与老队长等合个影，即作告别。 三十七年，留在心中的梦，却就这样被自己的车轮碾碎了。 再见了，我的青春徘徊地.  

小哈馒头

起程——一个农村孩子对七十年代的记忆  
作者：高默波    转贴自：网络转载     

本文载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



一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什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什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单身者，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什么，为什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1973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小哈馒头

接上
二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1973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什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艳。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艳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艳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艳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



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1969～1972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京剧专业者，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出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分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分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得到很多年轻人的羡慕。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里，这种公共交流给年轻人带来了无比的欢乐。

小哈馒头

接上
三



1968年9月14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1968年10月5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光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但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



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什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和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和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是那么的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了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如此就心满意足了好一阵子。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经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个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什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小哈馒头

接上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上学，一天要来回六趟：早上去早读然后回家吃早饭，然后去上上午的课，中饭回家吃完午饭后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再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种折磨，再加上其他的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读，失学现象十分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任为本村小学的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我这样的老师没有工资，而是用上课来挣工分，而且农忙的时候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所以就称为“赤脚老师”。



在我任教的两年里，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人数也直线上升，于是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也因此被“提拔”到中心小学去教初一和初二的数学。实际上，那些内容我自己也没学过，只能边学边教。虽然只是个“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比他们更高年级的课，但我却乐在其中，更不会考虑什么公平不公平。



所以，虽然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了。这固然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但同时也说明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是简单的害人和被害。我自己可以说是文革的受害者，也可以说是受益者。这些事，当时想想挺孤独和失落的，现在却只觉得惆怅。



有时想起高家村来，竟会莫名奇妙地满眶泪水。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农村孩子有些格格不入，很多时候，我都用读书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一直到后来我开始教书，还硬着头皮啃能找到的哲学书，大多时候半懂不懂，有时看得都犯困了，但还是那样坚持下去，仿佛是种排斥环境、保护自己的本能。这样的生活，一直到后来被推荐去读大学。



上大学，我是先搭车去县城，然后坐班车去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这样辗转了几天。我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一只旧木箱，一头挑着一床有补丁的被单，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本来就是座漂亮的花园城市，座落在海滩上，宽敞的校园大道和幽静的小径都是柏油或是花岗岩石铺就的，干净而美丽。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了天堂。



虽然是乡巴佬，倒也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那年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的时候，感觉出这重身份的被轻鄙。瞧不起我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所谓的同胞，百货商店里那些穿着时髦、皮肤净白的上海姑娘，她们的眼神和姿态都在告诉我：不会说上海话，一看就是个乡巴佬，还敢进来逛，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虽然当时的伙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差得不能再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有时会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几乎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会买，就给大学生吃，因为是免费的。但对我来说，这样的伙食已经够好了，每个月的免费定量常不够吃，女同学总是把她们的饭票让给我。



虽说是工农兵学员，但从我们1973年那一届来看，真正的农村人就我一个。大部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其中上海人最多，大多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大学的。他们很多是工人家庭出身，去了农村后，既工又农，说他们是工农学员也有道理。至于兵学员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学外语的很多学生是从部队来的，大多是高级军官的孩子。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就入伍，大学吸收工农兵学员时他们就上大学，不少人养尊处优，缺乏学习的动机。比如从福州军区来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这些人来往，人倒很和气，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咪咪地笑，胖胖的，厦门夏天热，他穿着一件很花哨的游泳短裤在宿舍凉台上冲澡，还用仅会的几句英语和我们打招呼。真是我想象中的花花公子啊！



不过那时革命意识强，公子哥儿们还不敢公然玩弄女性。我们那一届有个家住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就休了在插队时结婚的妻子，妻子一告，负心汉就被大学开除了。



我们班有个叫张东华的，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官，母亲是厦门市外事局的高级干部。他很会享受，我第一次听到《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他拿来的，当时觉得美极了。1976年毕业后，张东华留在了厦门，后来听说因为玩弄女性太多太放肆，民愤极大，在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监狱里去了。



当时有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学校管理大学，后来军宣队撤了，工宣队还留着一直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就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里。毕业前，风闻有关分配去向的幕后活动、人情关系行走及讨价还价。我对此类事向来反应迟钝，没有介入，也就没有经历过任何不眠之夜。后来，工宣队既把了政治关，也考虑到专业水平，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是真正的工农子弟。虽然不是所有留校的人成绩都是最好的，但都是愿意认真教学的。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很少愿意留校，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



有件事我到现在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一个女孩姚晶静，分配工作前她贴出了一纸声明，说是志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可结果她却高高兴兴地留校了。有人说姚晶静很有一手。如真是那样的话，那个工宣队的老蔡要么是利用了她，封住讨价还价人的口，要么就是被她利用了。



我也留校厦大。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比我高一届留校的上海人林美文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在转道北京去英国的途中，我顺路造访了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姚晶静的父亲送我去北京，并给我买了几十块香皂带到英国去用。我在英国跟姚晶静稀里糊涂地通了一年的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回杭州，就再没有了她的消息。



三年后，等我回国的时候，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琪弗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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