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1）/文革打响了（18）
　　
　　【接前】现在不少人撰文说，陈伯达在中央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提出“撤工作组”，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但陈伯达本人却坚称，他提出“撤工作组”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来自毛泽东是授意。
　　陈伯达在晚年回顾这段事情，说：“主张撤销工作组，也被算作我的罪过之一。但在那时，如果不撤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成‘右派、反革命’，不撤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不改变这种状况，仍然照过去的做法处理群众批评领导问题。终归是行不通的。”
　　
　　尽管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他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始终是对立的。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出现学生揪斗四十多名原校领导和教授的事件，当时有人向被揪斗的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等。北大工作组立即制止了这些过火行动，并给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上，说：“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刘少奇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马上批示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而毛泽东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却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此时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如果按照刘少奇派工作组这么搞下去，他发起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变成“第二次反右”而草草收场。但同时毛泽东也知道，绝大多数高官都是赞成派工作组的。因为不派工作组的话，共产党就会失去领导权。
　　这些高官都是几十年的老革命，通过枪林弹雨的奋斗，才好不容易从国民党手中夺到了权。如果让他们任凭群众把自己的权夺走，那么他们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了吗？因此高官们无论如何不会赞成让群众把共产党的权夺走。
　　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群众夺权，与高官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话，他要面对的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了，而是整个高官群体。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稳妥的，就是默认刘少奇派工作组把学生压下去，这样毛泽东可以不得罪“百官”，以后再寻机向刘少奇进攻；第二条路是冒险的，就是豁出去得罪“百官”，豁出去大搞一场，把刘少奇连同这些高官们一起打倒。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毛泽东不得不犹豫，应该走哪条路呢？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悄悄回到故乡韶山，“隐居”在滴水洞。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见任何人，除了读书、看文件之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整整沉思了11天。【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2）/滴水洞的沉思（1）
　　
　　【接前】毛泽东的故居位于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上屋场，在距毛泽东故居3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滴水洞”的山洞，洞内一年四季都有滴水，故称“滴水洞”。滴水洞前有一座山名叫“龙头山”，毛氏祖坟就在龙头山上。按照古人的风水之说，毛泽东的祖坟还真是在“龙脉”之上。193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发展壮大，当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认为毛泽东的红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毛氏祖坟的风水之功，于是派人去掘了毛泽东的祖坟，但也没收到什么效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是毛泽东小时候常来玩耍的地方，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挖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毛泽东仍然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毛泽东对当时陪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我老了回来住一住。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地方官员都巴不得有一个机会讨好一下毛泽东，既然毛泽东开口说“修个茅草房”，他们就大兴土木，把毛泽东说的茅草房修成一个大别墅。滴水洞别墅在1960年开工，称为203工程，对外绝对保密，1962年底竣工，1964年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那时滴水洞附近成为禁区，一般人不得进入，一直到1986年对外开放。滴水洞别墅共有3栋房子，1号楼是毛泽东住的，2号楼是客人住的，3号楼是警卫部队住的。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带着少量随从，神秘地回到韶山，住进了滴水洞别墅。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二次回故乡韶山，也是第一次住进专门为他修建的滴水洞别墅。毛泽东沿着l号楼仔细看了一圈，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1959年，毛泽东是大张旗鼓地回韶山故乡的，接见了很多故老乡亲。而毛泽东1966年这次回韶山，却是非常保密的，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毛泽东到了韶山，只有周恩来知道，每天派人从北京给毛泽东送文件。
　　这次毛泽东住进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既不见韶山的故老乡亲，也不见任何高官。他除了躺在床上看书，就是思考问题。
　　毛泽东一向是喜好游泳的，6月下旬也正是游泳的大好季节，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游泳，整天呆在屋子里想心事。唯一的一次出门，也不过只走了300米就回来了。陪同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问题。毛主席选了家乡的滴水洞，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1946年，毛泽东思考了三天，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决裂开战，1950年，毛泽东思考了一星期，最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而这次在滴水洞，毛泽东思考了11天，可见毛泽东要思考一件比以往更加难于决断的事情，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苦思苦想。【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4）/滴水洞的沉思（3）
　　
　　【接前】但在不久，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新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那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认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因为毛泽东急于跟私有制“决裂”，急于消灭一切私有制。刘少奇认为中国应该恢复一部分“合理的”私有制，于是“三自一包”等恢复私有制的政策就出笼了。
　　这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凸显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好不容易才实现了与私有制的决裂，现在又要恢复私有制，那不是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毛泽东认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应该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困难，他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
　　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他的思想与刘少奇格格不入，认为刘少奇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头人。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刘少奇在农村搞恢复私有制的“三自一包”，也反对在工厂用奖金等方法来提高生产，反对把刺激人的“私心”作为发展生产的原动力。毛泽东在文革中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据我观察，相当大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们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是搞什么物质刺激，搞什么奖金等等，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毛泽东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无多，如果再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给予反击，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要半途而废了。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明确地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马克思提出的“第二个决裂”，是与过去的传统思想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人民公社只完成了与传统私有制的“第一个决裂”，却没有完成与传统思想观念的“第二个决裂”。人民公社是公有制，而运行这个公有制的人的思想，却充满了“自私心”的私有制思想。用传统的私有制思想来运行崭新的公有制人民公社，其失败是必然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后，毛泽东意识到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他搞了学雷锋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效果都不大。现在，毛泽东准备借这次文化大革命，搞一次彻底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破四旧，立四新，同传统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谓的“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是指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文革中最被诟病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毛泽东提倡的“破四旧”的旗帜下，红卫兵焚烧古书字画，砸毁寺庙佛像，文物古迹等。在他们看来，那些古书、佛像等等，都是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为了与旧思想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有必要焚毁那些代表旧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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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5）/滴水洞的沉思（4）
　　
　　【接前】对于毛泽东来说，要把中国带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仅要做到马克思说的“两个决裂”，还要做到“第三个决裂”，就是与他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
　　毛泽东深知当年与他一起干革命的老战友、老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可是这些人，大多数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与毛泽东有共同奋斗目标的老战友们，现在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同了。老干部们成为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而毛泽东这样坚持把共产主义革命搞到底的人，反而成为少数派。绝大部分老干部都不赞成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革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
　　此时的毛泽东面临艰难的选择。如果他把文革搞下去，他将不是与刘少奇一个人为敌，而是与党内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毛泽东能够避免与绝大部分的老干部为敌吗？当让是可以的。
　　毛泽东可以迎合党内老干部的利益，可以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可以带领他们走半私有制的修正主义道路，或者干脆走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可以亲自带领大家搞包产到户，也可以亲自带头搞对外开放，不管怎么说，走资本主义，总比走社会主义容易得多。至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需要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走共产主义道路，就必须花大量的力气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只要毛泽东迎合大多数老干部的利益，就可以避免与他们为敌，这样，毛泽东将一如既往地受到老干部们的拥戴和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会得到巩固。可是这样，毛泽东将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成为马克思的叛徒”。
　　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要继续搞共产主义革命，就必须跟他的老战友们“决裂”，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毛泽东在滴水洞苦苦思索了11天，就是为了这“第三个决裂”，这是毛泽东至今为止遇到的最大难题。以前，不管毛泽东遇到什么困难，他身边都有一大批老战友支持他；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为了自己的理想，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了，这是多么难于取舍的选择呀。
　　毛泽东在沉思了11天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早在1965年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怎么跟马克思交代？你们给我留个修正主义的尾巴，我不干！”
　　现在，毛泽东更坚定了决心，为了继续把共产主义革命搞下去，不惜跟过去的老战友们“彻底决裂”，因为这些老干部已经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
　　最后毛泽东下定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中途而废，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与他所有的老战友决裂，也在所不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6）/滴水洞的沉思（5）
　　
　　【接前】毛泽东是仔细读过马克思著作的，是马克思的信徒。可是现在很多人评论毛泽东，根本不读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理念一无所知。这些评论毛泽东的文章，完全把毛泽东与马克思，把毛泽东与共产主义割裂开来，单纯从世俗的角度去分析毛泽东的行为。脱离开马克思的学说去评论毛泽东，是非常不恰当的
　　很多人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认为毛泽东也没有任何信仰，毛泽东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假的。大部分人只是用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去评论毛泽东，极少有人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去评论毛泽东的。
　　用这种世俗的眼光和价值观，或者将马克思与毛泽东分割开来，是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也是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要想真正地理解毛泽东，至少要粗通马克思的学说。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做的许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在20世纪，曾有过很多马克思的信徒。比如南美著名的革命家格瓦拉，他领导古巴革命成功后，却放弃了古巴政府的要职和安逸的生活，转入南美其他国家继续打游击，结果死于游击战。另一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掌权后，掀起红色高棉运动，消灭一切私有制，试图把柬埔寨建成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波尔布特进行极端的社会改造，废除货币，没收所有人的私有财产，取消城市，所有人一律去农村人民公社劳动，一律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波尔布特为什么要搞红色高棉运动呢？难道波尔布特是为了与刘少奇之类的人物争取夺力，才把全体柬埔寨人民卷入一场大革命吗？现在人们都承认波尔布特发起红色高棉运动，并不是出自个人争权夺利的私心，而是出自共产主义的信仰。尽管很多人说波尔布特是疯子，是狂人，但没有人说波尔布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权术家。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运动是相似的。毛泽东和波尔布特都是共产党人，波尔布特可以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发起红色高棉运动，难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偏偏就没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成分吗？
　　尽管不敢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是百分之百出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也绝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从后来各种各样的事实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出于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7）/滴水洞的沉思（6）
　　
　　【接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消灭一切私有制。毛泽东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在中国消灭了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私有制的任务就此完成了。因为私有制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所以共产党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还必须防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看到，他的战友们在新中国建立后，纷纷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了。所谓搞经济建设，其实首先建设的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安乐窝。就在大家忙于建设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毛泽东却感到一种危机，那就是私有制的阴魂正在经济建设的背景下悄悄地卷土重来。因此以毛泽东提出警惕阶级斗争，注意“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刘少奇这位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不但不阻止私有制的卷土重来，反而用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私有制的卷土重来，这就跟毛泽东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毛泽东出于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在他的有生之年，发起一场运动，打倒刘少奇这样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阻止私有制在中国的卷土重来。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搞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现在看来，中国似乎更适合搞资本主义，而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但对于毛泽东这样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来说，是绝对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因为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难理解什么叫“使命感”，所以这里用比较世俗一些的观点，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发动文革，未必是出于什么“一心为人民”的高尚情操，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对社会的“不满”。
　　我们大部分人，对现实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不满，对现实社会完全满意的人极少。那么我们怎么处置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呢？胆子小的人，把这些不满忍在心里，或者只是在嘴上发发牢骚；而胆子大的人，有了不满就要付诸行动，写文章抨击社会，甚至搞出更激烈的行动。著名革命家格瓦拉有一句名言：“应当永远对非正义的事情感到强烈的愤怒，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毛泽东对现实社会也是不满的，他本想把中国领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可是刘少奇却要把中国领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不满了，甚至是愤怒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8）/滴水洞的沉思（7）
　　
　　【接前】除了对刘少奇的路线不满之外，毛泽东对刘少奇个人的作风也很不满，第一个不满是刘少奇越来越“翘尾巴”，越来越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公然在高官面前蔑视毛泽东的权威；第二个不满是刘少奇的机会主义。刘少奇本来是积极参与和领导大跃进的，大跃进的失败，刘少奇至少应该负第二位的责任，可是当大跃进失败后，刘少奇却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身上，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言人，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饿死人的罪名。
　　毛泽东这种胆大包天的人，一旦有了不满，肯定不会忍在心里，更不会发发牢骚完事，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不满，变成一种行动，这就是文革了。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打倒刘少奇，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仅仅是对刘少奇的作风不满，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之后，就应该心满意足地结束文革了。可是事实上，在1967年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泽东不仅没有结束文革，反而把文革搞得更加激烈了。而且，如果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就没有必要把整个一批老干部都牵连进去一起打倒。正是因为路线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才有必要把自己的老战友们统统打倒。
　　
　　前面提到，毛泽东清楚地明白，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将意味着要跟他过去的老战友们决裂。因为他的老战友将成为这场革命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因此，毛泽东一方面要对这场斗争抱有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特别注意这场斗争的艺术，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本来的计划，是先夺取刘少奇掌握的宣传大权，然后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打掉刘少奇在人民中的威信，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臭”。之后，再召开第九次党代会，在“九大”上罢黜已经被搞臭的刘少奇。
　　可是现在毛泽东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可能的计划。当《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后，全国掀起了来势凶猛的群众夺权运动，这是毛泽东自己也始料未及的。这时毛泽东突然想到，可以干脆利用群众的力量，直接夺取刘少奇等人的权力，这比召开党代会的方法，更加直截了当。而且，还可以在打倒刘少奇的同时，利用群众的力量把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也一举全部打倒，彻底摧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
　　但利用群众来夺权的计划，风险也是极大的，因为群众不一定那么听话。因此，毛泽东做出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计划：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搞臭”刘少奇，另一方面尝试利用群众来夺权的可能性。如果利用群众夺权成功，那当然最好；如果利用群众夺权不成功，再利用召开党代会的办法罢黜刘少奇。【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9）/滴水洞的沉思（8）
　　
　　【接前】毛泽东也清楚，他这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打击面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点一把大火，把所有的人都烧起来，否则阻力将会太大，很难搞下去。因此毛泽东要分期分批地烧，各个击破，先集中火力烧刘少奇一个人，让别人以为这把火只是烧刘少奇的，不会烧到自己身上，这样才能把阻力降为最低。
　　因此毛泽东要放出烟幕弹，掩盖自己的意图，让老干部们误以为文革只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毛泽东的烟幕弹是十分成功的，甚至连周恩来和林彪这样的高手都被迷惑了。因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战术部署，就是搞定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林彪。
　　对付周恩来，毛泽东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办法。“一手软”是给周恩来一些好处，让周恩来感到打倒刘少奇对他也是有利的。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好处，就是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以前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现在让周恩来主持，等于是给周恩来升格了，给周恩来更大的实权。
　　毛泽东“一手硬”办法，就是威胁周恩来：你如果不同意打倒刘少奇，那我们的党就要彻底分裂，甚至来一场内战。毛泽东知道，一旦遇到分裂党的危险，周恩来就会妥协了。
　　然而毛泽东对付林彪，就只有“一手软”的办法，而没有“一手硬”的办法。因为林彪不怕党的分裂，更不怕打内战，毛泽东的威胁不起作用。所以毛泽东只能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林彪，让林彪当唯一的副主席，给林彪“亲密战友”、“接班人”的封号，这些都是为了让林彪在文革中一心一意为毛泽东效力。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想了11天，终于想好了搞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文革的战略，是打倒整个老干部集团，不仅是刘少奇，也包括周恩来和林彪。文革的目的，是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接班，保证中国在毛泽东死后，继续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文革的战术，是利用群众夺权的方式，第一步先打倒刘少奇，第二步再打倒周恩来，最后打倒林彪，彻底消除阻碍年轻人接班的党内“大佬”。文革的时间，毛泽东最初准备两年到三年。据一直在滴水洞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说：“我认为毛主席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任务、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方法、规模和时间等，大概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曾对张耀祠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文革还是很乐观的。
　　6月26日，直到离开滴水洞的前两天，毛泽东才接见了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新的长征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在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0）/滴水洞的沉思（9）
　　
　　【接前】据华国锋回忆说，他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文艺界的事情，在湖南省委成立“文革”小组时，华国锋还以自己主管财贸为理由，表示不参加。他们直到后来，才领会到毛泽东当时说的“新的长征”，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毛泽东于6月28日离开韶山滴水洞，湖南省委的华国锋等人前来送行。汽车已安排好了，大家站在道路两侧为毛泽东送行。警卫员为毛泽东打开车门，毛泽东就要上车的时候，忽然又说：“你们走，我还要进去坐一下。”
　　于是毛泽东又走进滴水洞一号楼，在客厅的沙发上默默坐下，一句话也不说。张耀祠等人十分着急，因为保密电话已经拆掉，毛泽东的行装也收拾好了，而毛泽东却又不走了。服务员给毛泽东递上一杯茶，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毛泽东说：“我不想吃。”
　　服务员说：“主席，这是从您房子东头的桃树上摘的，您尝尝鲜吧，下次就难得吃到啊！”
　　毛泽东听说是自己房前桃树上的桃子，立即欣然吃了几个，还吩咐服务员摘了两脸盆带去长沙。这时候，工作人员又劝毛泽东说：“主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还是要走，真是身不由己！”
　　最后毛泽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步伐沉重地走出1号楼，上了汽车。毛泽东临行时与大家握手道别，当与滴水洞管理员廖时雨握手时，他说：“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还要回来的。”
　　1976年8月，毛泽东已经病重，他用不太清晰的虚弱声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他想回韶山，想到滴水洞安度晚年。但中央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不同意他回韶山滴水洞休养。可是毛泽东却再三坚持，最后中央政治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于9月15日回韶山滴水洞。1976年9月8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滴水洞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将于9月9日到滴水洞检查接待工作，中央已安排毛主席9月15日回滴水洞颐养天年。”
　　滴水洞的工作人员兴奋不已，就在他们积极准备接待毛泽东归来的时候，9月9日，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眼看毛泽东回滴水洞的行程就差六天了，可他却走上另一条不归之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1）》*****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联动”走向反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联动给清华井岗山的一封恐吓信。
可“尊敬”的蒯“司令”：
自总理给您平反以后，您“青云直上”沾沾自喜、不可一世、真可谓“老子天下第三”也！
殴打解放军、冲击天安门……诸如此事举不胜举、您----“司令”脸上好不光彩！即日登门“拜访”，奉送“清凉剂”一付、望“司令”接受。
最后予祝第三司令部“岿然不动”！！！
　　北京女八中《忍无可忍》战斗小组  于1966年11月15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联动给三十一中《东方红》的恐吓信：
7434代号  发1008号
致北京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
狗崽子、臭流氓、王八蛋们，听你们爷爷发话：
你们八月份躲在家里，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等我们犯错误时，你们却大打出手，抓住错误猛攻猛打，妄想整垮你们的祖师爷（老红卫兵）你们口称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却妄想翻天，还想当造反派，夺红五类的大权，放***的个屁吧！
凭着你们这些狗王八蛋掌权，中国好不了。总有一天你红卫兵爷爷要掌权的！混蛋们，老实听着，你们口说造反派心想翻天，想为你地主老子翻案！真是臭不要脸，你们对老红卫兵你的爷爷你的祖宗如此无理放肆，还是回家造你老子的反去吧！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以你们老子的下场为戒，你们炮轰李钟奇转移斗争大方向，否认红卫兵大方向，真是混帐之极！
如果你们胆敢继续与红大爷作对，小心狗头！
坚决镇压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的狗崽子！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万岁！
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岿然不动！
砸碎狗崽子的狗头！
狗崽子休狂！
红五类万岁！
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
老子革命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老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后，联动根本不理睬，进行打、砸、抢。
钢院附中联动分子把贴在校内的《通告》全部撕毁，并在上面加指示。
北大联动分子指着《通告》说：“这***没用，对三司就得砸！”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大附中联动分子砸了新北大校刊编辑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 × ×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正式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实于党，忠实于毛主席，为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
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剥夺群众自己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的革命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联动闯进了民族饭店，乱抄乱砸，并殴打了坚持斗争的北航红旗战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北航红旗”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正在公安部接待室与公安人员接洽时，一伙“联动”分子冲进了接待室，劫走凶手并打伤红旗战士。公安部的同志出面制止，这些人非但不听，反而破口大骂，冲撞公安部的工作人员，甚至动手打了一个前来解决问题的副部长。接着对其他工作人员围攻、殴打。公安人员将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拘留起来，继续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拘留期间，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学毛主席著作，没带语录本的还发了语录。这样，他们“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释放出来后，他们说公安部乱抓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以“破私立公”为名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会。
由李单绸、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小军（石油附中）等人筹备召开。
彭小蒙临场指挥，。她对清华附中的张新月说：“你们反不反？你们不反我反”。
宫小吉也高叫“反了！反了！”
在彭，宫扇动下，首都《红后代》七个人（其中一个是北大附中的李铁兵）跳上台声撕力竭地狂叫：“坚决批判以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某些领导人不要太狂了”……
彭小蒙奔上台对刚刚念完口号的马ＸＸ说：“念的好！我支援你，你们在学校干，我在家里给你们搜集材料。”还鼓励大会主席周春英说：“你一定要顶住。大家情绪起来了，你要不支持就是右倾。”
12.26大会上，联动干将李蜀龙抛出了大毒草《年终话三司》污蔑三司是“捕打”、“随意抓人”，是“压迫有理，抓人有理。”狂叫：“三司，三司，于若惹得天怒，人怒，兔子尾巴，秋后蚂蚱。”
这次大会上狂呼的口号是：
　　1．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2．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4．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5．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6．活着干，死了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联动”调来了二、三百人、强占了公安部接待站的八个办公室，无理殴打在里面办公的工作人员，迫使这些人离开办公室。
他们还大肆破坏、砸烂玻璃、电话机、把痰盂、茶杯、墨水瓶等向公安部院里扔。工作人员在院内向他们喊话，请他们派代表来谈，却被这些暴徒用弹弓打伤一个人的眼睛，用石头打伤另一个人的头部。
中午，又有十几个暴徒从窗户跳进院内动手打人，当即被公安人员扣下，让他们吃了饭，又对他们作了说服，他们都先后承认了错误。
到下午四、五点钟，在接待室的人，又都从视窗跳到院里，将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连骂带打。另一部分人围攻一位患心脏病的女士，该女士当场昏倒，而他们不让抢救，经过两小时的努力才把病人营救出来。
这帮人又撞入大礼堂，把里面的设备砸个乱七八糟。他们在礼堂里尖吼：“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第三司令部”！“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中央文革支持三司乱抓人”“公安部权力下放”等口号，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把一些反动口号涂在墙上。
这天半夜，一个副部长要找他们谈，他们拒不理会，反而大骂什么“兔崽子”、“混蛋”等，把副部长赶出礼堂。
第二天，即29日早上，他们把被扣留的二个打人凶手抢走，并将三个公安人员用绳子绑架到礼堂。进行围攻、谩骂。有一个人被他们用绳子勒住脖子，差点儿咽气。他们还把装大便纸的箱子扣在工作人员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革命的工人、学生要求支援公安部，他们才撤走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联动”又纠集了近一百人，再次冲进公安部接待站，强占了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请他们派代表来解决问题，他们置之不理，并动手打人，当场推倒一个女士，踢伤一个男士，经公安部工作人员耐心说服，他们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 003；1967.01.01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 康生 江青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座谈纪要
江青说：
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镇压。不要怕，不管他是谁的孩子，什么主席、副主席，将军、部长就甭提了，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气。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更何况老子也不一定革命。他们不叫红卫兵，叫纠察队！我们还要解散他们哩！打人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这是流寇！法西斯罗！希特勒！（同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影响极坏。）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还是四旧呢！提出对联的人，父亲职位高一点，是个大官，应该搞掉。那天（八月六日）很对立罗！（那对联）我一开始就反对。你们不要把形势估计得那么高，他们只是一小撮，有幕后人，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怕，其实他们那么几个人，从东城跑到西城，从西城跑到东城，就那么几辆车。
红卫兵是青年学生的一种革命组织，你不能说修正主义组织，作为一个组织不是这样。有分子是修正主义分子，说修正主义红卫兵不好，这个组织在国际影响很大。
阶级社会要讲成份，这是本质，但要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背叛其本阶级的人，这就是不要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
同学：最近，成立那个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校的王昌明说中央文革犯了错误，毛主席不在北京，就象上次派工作组一样。
江青：谣言。王昌明是谁的孩子？
同学：全总王稼祥的孩子。
江青：是个造谣专家吗？
江青：谭力夫决不要提，算小人物嘛！谭、方都是小人物。你们要批判王任重，他拖着我们犯错误，王任重给你们搞了，王这个人糟得要死，背着毛主席、背着中央、背着我们小组另搞一套，他得停职反省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晚上十一时左右，“联动”又纠集了百余人第四次冲公安部。这次他们公然从公安部的大门冲了进去。在里面大撒反动传单，写着什么“活着干，死了算”、“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等口号。以后又冲入礼堂，再次捣毁礼堂的设备，包括电话机、配电室等，并在礼堂内点放鞭炮，涂写标语。
第二天早上，公安部广播室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广播出去，他们着慌了，企图捣毁广播室，但没找着，便到处割电线，砸喇叭，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抢吞一空。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公安部的猪肉真好吃”。
革命群众闻讯赶来，这伙人谎称总部来电话要他们回去，一溜烟夹着尾巴仓徨而逃。其实电话早让他们砸坏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数百名联动分子打着“联合行动委员会”旗帜闯入北京市委接待站。狂呼“打倒中央文革”，“刘ＸＸ万岁！”等口号。革命群众当场把他们抓住。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晚，又一批联动分子飞车过西单狂呼“打倒★★★，保卫刘ＸＸ”口号。并散发同一内容传单。

一月六日，联动砸了农大附中“八?一八”井岗山红卫兵。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北大附中联动分子ＸＸ的一封家信。全文是：
　　爸爸、妈妈，你们好！
　　北京市内白色恐怖，三司乱抓人，许多无辜同学因和三司观点不一致而入狱，公安局也拘留人，我们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八?一八前老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群众认为是反革命组织，在马路上凡戴联合行动委员会袖章的，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28号若不去天津，可能也只得被公安局拘留。
　　联合行动委员会明起来是跟三司干，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跟中央文革干。我很怀疑江青，她干了些令人不理解的事。现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人点了名，北京开始炮轰陶铸，要知陶是4号人物，而现在一点陶的事都指不出来。
　　……
　　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点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在信上不便于一一细说。
　　……
　　现在大街上炮轰陈老总又轰叶剑英，文革现又把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周荣鑫抛了出来，我怀疑文革把责任错误都摊在一个人身上，保住自己。北京现文化大革命方向不对，文革很不胜任。
　　……
　　我是个有抱负的人，愿干出点东西来，不过现在形势所迫，走为上策。
女儿1.7晚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联动”又一次纠集五、六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企图冲入公安部，他们疯狂大喊“打倒三司”、“打倒江Ｘ”。
他们将“二踢脚”装上铁钉向负责守卫公安部的解放军战士脸上扔去，使好几个战士受伤。
革命群众闻讯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联动砸了北大附中井岗山。

小哈馒头

接上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康生、江青、周总理等中央首长谈联动会议
康生同志：联动会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借此，欺骗群众，“三条”（按：“三条”是指联委会等造谣说毛主席有“三条指示”）也没有。中央文革怎样？我们支持他们，谁反对中央文革，就逮捕他们。
江青同志：现在有个几百人的联动会，他们炮轰谢富治，包围公安部，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小头头应该抓起来，实行专政。他们号称三千人，里头有西纠、海纠、东纠。冒名周总理的指示。他们也是可以分化瓦解的，要把他们的头目抓起来，专政。他们说抓了一百多，其实才抓了九个，对他们专政，是法律制裁。
周总理：他们联合行动委员会造些谣言，首先造谣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又说江青同志怎么怎么样，都是胡说八道。
（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载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联动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强烈的抗议”，扬言要“严惩三司、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
联动狂呼：“三司是江Ｘ的干儿子”、“中央文革就是三司的后台”、“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口号。
他们到处张贴“打倒三司”、“油煎蒯大富！”“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定把三司挖掉！”“谁说公鸡下蛋，谁说三司好汉，三司决非好汉，全是混蛋王八蛋”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联动”于二十八中再次纠集五、六百名人，企图第6次冲公安部。
这次自动前来保卫公安部的革命群众更多了，“联动”一到，立即就陷入了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广大革命群众的严词驳斥下，他们向公安部提出所谓“最后通谍”，临走时还喊出“油煎江Ｘ”，“打倒周ＸＸ”，“打倒陈ＸＸ”、“刘ＸＸ万岁”等口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八一”学校联动分子的一封恐吓信，全文如下：
八一纵队的儿子们：
你们小心点！三天之内爷爷们抄你们，你们小心点，尤其是康小会，兰州小流氓李东京，北京小回子颜小光、北京大胖子邓国庆、天津小病包裴小红、新疆小四眼以及你们的狐群狗党们，等着挨刀吧！下面将“八。一”纵队小子们形容如下：
颜小光：大肥猪；康小会：小狐狸；
韩北宁：大狗熊  李旦生：白面蛋白质
李乃民：日本人  丘志全：日本良人。
哈！哈！哈！哈！
山本太郎特务队（手印）
爷爷队（手印）
爸爸队（手印）
杀康小会战斗队（手印）
杀李旦生战斗队（手印）
杀李乃民战斗队（手印）
　　17／1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谢富治指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当日开始，公安局在"造反派"群众的配合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群众还摧毁了设在北京一○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联动据点。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与联动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联动等组织是"走资派"反夺权斗争的工具，"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某日，江青谢富治与北京中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谢富治说：（念四期社论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的一段话）这个革命小将是指所有的年轻的革命造反派。现在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否认一切是一种错误思潮。这从来不是毛主席的思想，不是中央文革的思想。这里讲革命小将犯了些错误，不是讲的“联动”犯的那个错误，和那个相差九万八千里。这里讲的错误是指的小的毛病。比如戴高帽子呀！这根本连不上呀！不是那个意思（指一小撮顽固分子利令智昏的判断：他们要翻身了），完全错了！我们都可以犯错误嘛，你们怎么不能犯错误？但是不是指的“联动”，根本不是那回事。你们可以写一篇文章，不是那回事嘛！把“联动”挖掉。提高警惕。他们是一小撮。他们为什么顽抗？有新的情况它就反扑，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后台老板。它代表了一个反动思潮。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造反派必须坚决和它斗争。必须跟他们大干。要警惕他们，把他们击败。但要记住江青同志的指示，对少数头头儿专政，作艰苦斗争，从政治、组织、思想把他们彻底批透批倒。在斗争中要执行毛主席政策，分化、瓦解、争取，批判这个思潮，对多数采取瓦解争取政策。对四期社论他们歪曲，他们反对革命组织，尤其是反中央文革，要进行坚决斗争。谁反对中央文革就坚决同谁斗争。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反毛主席！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江青说：对于“联动”这个反动组织要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对大多数进行工作。你们要提高警惕。他们组织严密，是有后台的。他们是对你们的，也是对我们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总理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离开八一学校之前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说：“感谢你们使我受到教育，使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谢富治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的谈话
谢副总理说：“总理昨天约我来，我因为忙没有来，总理回去和我说你管“联动”，你不去看看”。 “你们要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他们，把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死顽固的要孤立起来，孤立最少数的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谢富治接见部分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以后不要（笼统）提老红卫兵，不然就会上敌人的当，对“老”红卫兵要做阶级分析，也不要笼统地称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坏的应该叫做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以示区别。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不要把老红卫兵搞起来，不要再搞那一套（指过去的组织形式）有联动思想的人，他们用老红卫兵的名誉搞起来统统是反动的，要解散它的组织，他们丢开造反派，丢开革命派，拣老红卫兵是一种错误的行动。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这样做是违犯毛主席的，违犯中央文革，统一开个会，统统不能恢复，只能解散，解放军帮助一家伙。
真正承认错误的就争取，让他们参加造反派，所有斗争方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孤立他们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要孤立先要瓦解，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
解放军要把联动统统搞垮。要区别对待，不要把中间派赶到那一小撮一边去。所有的解放军要支持造反派，要帮助造反派掌握斗争的策略教育造反派孤立一小撮。
不能成立和造反派对立的组织。老红卫兵要改正错误，造反派应批评他们，老红卫兵拉起来再另搞一摊是错误的，不要上敌人的当。
陈士渠是个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他自己的四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
陈人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逮捕。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打倒三司”“王八蛋”“联动万岁”等，被陈士渠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查了儿子的抽屉，有几个“文件”，他们搞了个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又有一支最强的太平路纵队。还有什么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目前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狡猾。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的才能抓，所以四个人三个人都是十二、三岁、还是小学生。我们才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要逮捕，坐班房。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倒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江青、康生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当时，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所谓“人民的敌人”而忧心如焚。
　　因为贴标语，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他们得知父亲仍然是一个兵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可以放了我。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他们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
　　我被送回公安部，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后回家的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这是到哪里去了？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的事做了批示。”
1977年他受过审查，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却也毕竟不同于自始至终身受“文革”残酷迫害的老革命。其实，按照当时党内老干部的思想状况，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
　　父亲离开职务后的日子是很寂寞的，他经常一个人看电视直到最后一个节目结束。我看到那时的父亲心里总有些辛酸，这个经历和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军人变得像一座百无聊赖的雕像。
父亲上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一直不好，父亲到弥留之际，她问父亲：“你一辈子最爱的人是谁？”父亲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说：“毛泽东。” ）
　　（摘自陈人康著《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小哈馒头

接上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农大附中联动分子贴出了“拥护刘ＸＸ当国家主席”的标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清明节，联动分子成群结伙去八宝山，在墓前大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散发反动传单：“红卫兵，革命汉，活着干，死了算，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老子英雄儿好汉；不破不立，反！反！反！”高喊“打倒党内最大的当权派”的口号。
十点左右他们来到颐和园，三百多人买十几张票往里冲，挤坏服务员、游人、票箱、并动手打前来劝阻的解放军。
在园里，他们以打流氓为名，大打出手，共打十七人，重伤六人，一人脑震荡。
凡是穿白球鞋没系带的，头发长的，穿翻领大衣的都被称为“流氓”残遭毒打。
有四个职工在大民餐厅吃饭，无缘无故被他们拖出，剥去鞋子扔进湖里，一顿毒打，当他们知道这几位工人抄过联动后，他们便打得更凶，可见他们打流氓是名，行阶级报复是实。
联动分子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
钢院钢铁公社当场抓住了正在行凶的两个人。红代会作战部、体院、新北大、钢院、矿院、农大等战士纷纷闻讯赶来。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歼战，经过二小时战斗，抓住首恶分子一百二十名，搜出匕首十把，带勾钢鞭一把，打人的宽皮带数十根，步枪子弹二发、大批传单。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戚本禹谢富治治等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谢富治讲话：
中学运动的关键，同联动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打胜，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把联动思潮批深批透，从组织上把联动打击瓦解，联动的头头儿还没有完全打败，他们还在活动；同时要把联动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刘格平陈永贵参观“联动罪行展览”谈话纪要
陈永贵说：“我们那儿也有‘联动’，逮捕了四个，我们送到了太原。你们（指展览会工作人员）还没有了解农村基层干部被‘联动’迫害得啥样！他们下去的名义也叫红卫兵，反正红袖章很多，可是不干正事。他们（指联动）说四、五月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包围北京，砸北京。我们贫下中农哪里让？他们和坏分子结合，和地富反坏右勾勾搭搭，借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搞武斗。把权夺在他们手里怎么成！”

（三）毛泽东下令把抓的联动分子全部释放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你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是把后台揪出来就解决问题了。联动代表一种反动思潮，要解决思潮问题，不是揪出后台就解决了。
江青说：对联动我提个建议让他们公开吧，给他们一个房子，承认他们。他们没有多少，不要去冲他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气魄吗？（众：有！）他们不敢公开活动，夜里活动白天不敢出来，喝酒，吃猫肉，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戴上个大口罩进行活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造反派要不要拉他们一把呀！（要！）
清华的老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我们还想接见他们，我们还想接见联动，他们是青年人吗？还是给他们出路的吗！我建议你们把他们（指被抓的联动小头目）放出来，现在他们很可怜，上坟去了，学封建主义一套，在天安门前集合到八宝山上坟，然后到颐和院去打人，八宝山那里不一定全是烈士，有的是叛徒。我建议你们让他们公开化，把那些小头目放出来，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电话，让他们把牌子挂出来，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
陈伯达：这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个措施，这是补台的第一个措施。
第一对于联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接见联动，你们不要大吃一惊。
（江青：他们反对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接见他们，我们有责任嘛，尤其我有责任）。
你们不要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对于联动的头头要放出来，不要怕联动，联动是个软弱组织，是一个要死亡的组织，长不了，让他们公开出来不是活得更长了，而是活得更短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获释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
被关押（扣留）的140多名“联动”分子出席。
江青：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见你们，我有责任。委曲了你们。主席说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主席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搞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的责任大。我不知道我把主席的意思传达的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希望你们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陈伯达说：你们“联动”是有思想基础的，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血统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你们说有三万人，有的说有十万人要我辩论，我去了又没有辩论，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未答）你们当时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社会思潮，这就是反动的思潮，是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有联系的，是从那里发出的？党内有部分干部长期在机关脱离群众，没有看到群众，有相当的人不了解群众。传说你们看见别人衣服破了，扣子未扣好就当流氓打，因为你们也未扣好。老百姓的扣子未扣的多得很。你们的父母在游击战争中，经常穿破衣服，没有鞋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特权阶层，薪水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是马列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思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了。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随便地把人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毛主席回来很快就纠正了。不能包办代替嘛！毛主席从来提倡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提倡包办代替，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他们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了。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教训群众，结果使中国快亡了，这就是结果。中国共产党救了中国，其中有你们的父母做了一些工作，这主要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能记在你的，他的父母帐上，要看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看到阶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武装起来了，打下了江山。江山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江山，不是个人的。老子革命儿子不一定革命，这点要充分警惕。刘少奇就是压制群众，把国民党的训政搬出来，把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你们提倡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也说要高干子弟掌权。你们抄了刘邓的口号。江青说过这是封建的世袭制度。掌不掌权是看老百姓是否授给你权，看你能不能做工作，不能自己封的，所以这是一种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害了你们。我们见面少，对你们帮助少。听说你们搞了颓废的生活，养了毛驴，养了狗，八一学校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破坏的厉害，破坏得多的是干部子弟学校。你们不知道老百姓怎么劳动的，你们不知道桌椅板凳，穿的衣服，吃的窝窝头是那里来的。你们接近群众太少，只在干部子弟中来来往往，要吃亏的。说了你们服气不服气（答：服气）不服气可以辩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给你们带来损害。现在有剥削阶级，同时有高薪阶层。很多特殊的生活，特别是“八一”，“十一”等学校给你们很大害处，使你们脱离了群众，现在回过头来好，中国有句古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你们并不是浪子，将来可能成为宝贵的财富。现在回过头来很宝贵的，能不能成为宝贵的财富，要看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将来没犯错误的人不一定如你们，看你们的态度，但不是你们就对了。
对劳动人民的子弟不能用那样残暴的手段，你们是从旧的最坏的小说里学来的吧？我们过去没用过什么揪砸，你们不是走一条正路。毛主席讲科学，讲实事求是。你们靠打砸抢怎样能搞好我们的事业，搞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在座的有些是上当的，有些同学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成了“联动”。
要好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这样是不是妥当，有没有污辱你们，（答：没有）你们的愿望是好的，但客观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联动”的名词不反动，但纲领是反动的，代表反动的思潮。
周总理讲话：
江青、伯达、康生同志讲得很好。的确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很幸福的。毛主席很宽大，犯了错误，给你改正的机会。错误的原因有家庭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学校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责任，你们又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清华附中是红卫兵发原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毛主席都说是好文章，可是三个同学后来都有联动思想。可以说，你们落伍了。除了家庭、社会的原因以外，我们见你们少了，对你们帮助不够。
我是没有儿女的，我到八一学校参观后，才知道你们这样特殊。我有个侄女在八一学校，虽然不是“联动”，但有“联动”思想，在中南海北门骂解放军说：“就是你们把我们同学抓起来的”。解放军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全家批评了她，让她学习了一个星期毛主席著作，后来让她回八一学校，她参加了反“联动”，成了造反派。你们一定要改，我们已经是老头子了，有了错误还要改！
我到广州去了一趟，广州有个上万人的“主义兵”有“联动”思想，我不主张抓、捕，主要是教育，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就行了。回来以后和主席谈了谈，主席说：“根本不用抓”。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的思想。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首都红卫兵统一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
7434  密字3452
最紧急通告
下发各校纵队，校支队：
最近狗崽子活动很猖狂，我们行动很不便，红五类的威风起不来，望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坚持战斗，打击造反派，准备于4月24日联合行动，各校革干、革军子弟加强团结、准备“五一”前夕大干一场，大打出手，杀下造反派的威风，打下臭流氓，臊阿飞的威风，竖立起我们革干、革军子弟的绝对权威、砸烂一切有关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罪行展览，这一行动成功后，会大长革干、革军子弟的威风、大灭狗崽子，臭流氓，臊阿飞的志气。
打倒狗崽子！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老红卫兵万岁！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卫兵镇流纵1967．4月Ｘ日
三十一中东方红公社狗崽子们休想翻天，你们“五一”之前有好瞧的，只不定哪天将要砸烂你们的老窝。哈哈………
　　　　　　　　　　　　　　　　　　　　你的爷爷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紧急联合通告
中发7431　　密字3452（注意此为暗号！）
（下发各纵队各校支队）
继本联合行动委员会十日发出密件后，各纵队、校支队立即行动起来，战斗成果辉煌，大长红五类威风，但近日狗崽子活动更为猖狂尤其是四中王八蛋的“红四月”运动流传全市，企图煽动全市的狗崽子对我们革干革军子弟进行专政。
希各纵队、校支队配合当前形势立即行动起来，再次打击狗崽子的进攻，显一显我们红五类的威风，每个战士召集革干革军子弟借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和四月十四日戚本禹讲话之名把狗崽子给压下去！搞坏这些“左派”和解放军的关系，狠打狗崽子的威风，把他们整下去。
各纵队、校支队、每个战士见此通告后，立刻照此精神紧急行动起来，给“左派”们加上“反解放军”、“反军训”的罪名，直至搞臭，搞到红五类上台。
打倒狗崽子！镇压流氓！
革干革军子弟就是要掌权！
特急火速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首都红八月革命造反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联动分子在打给“八·一”学校革命造反派的电话中狂叫：“中央文革有什么了起！”“打倒江Ｘ”“刘ＸＸ你们拉下得下马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个过路工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被联动分子殴打，借口是该工人衣领翻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在天安门前将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打得鲜血淋淋。
同晚安定门外又有三个学生被联动打伤后投入“青年湖”。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深夜，联动十六纵数十人围住了在天安门前贴标语的钢院附中同学，发生争吵，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数人赶来解围，也被分割包围。他们用皮带、剌刀、匕首、垒球棒、长剑朝被围的同学猛抽乱砍。有的头被打破，有的脸被打肿，有的肚子被剌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说：“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全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2013年9月12日修改



                （责任编辑：红霞）

天人合一2013

小哈馒头 发表于 2013-9-30 10:53
王光美看望毛家后人毛刘两家和好一时传为佳话.有好事者评析,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刘邓等观相同路线理念.改开军 ...

赞成此分析。

小哈馒头

接上
我们忙忙活活一天，到了晚上，党言川余兴未尽，独自又跑了出去。刘松盛觉得累，早早躺下休息。我是既不想出去，也不想马上睡觉，就坐在桌边翻报纸。一会儿，听见外边乱糟糟的，就跳下来，走了出去，看见人们都在往招待所的会议室涌去。我站在走廊里，看见一大群学生拥着两个年纪大的人，顺便问：“干什么的？”一个人答道：“省委领导接见我们。”“你们是哪个大学的？”“西北大学！”边问边答，我也随着他们到了会议室。经过主持会议者介绍，我才知道，那个四十多岁的人是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同志，哪个五十上下的人是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同志——原来他就是《王若飞在狱中》的作者！霍士廉比较瘦气，个子较高，有点文质彬彬；杨植霖的个头也不低，白胡茬子，比较土气平常。两位省委书记是来听取西北地区大学生们的意见的。大家提出许多问题，有些进行了答复，而有些问题却答复不成。这时，西北地区的大学生们提出要见江青，霍士廉解释说：“江青同志是中央重要领导人，我怎么答复能见不能见呢？”有的同学提出打电话联系一下，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于是，霍、杨两位省委第一书记就走到走廊尽头的桌边打电话，我也跟了过去。霍士廉拨了几次电话，说联系不上，有的大学生说等一等再说。趁这个机会，我挤到跟前，说：“霍书记，我是河南的，陶铸同志原来是我们中南局第一书记，能不能联系一下，就说河南有人想见他。”霍士廉说：“陶铸同志现在也是中央重要领导人，他和江青同志一样，恐怕不容易见到。”我说：“见不到陶铸同志，能不能见一见我们河南省委书记？”霍士廉答复说：”这个可以，我可以转告刘建勋同志。你是哪个大学的？叫什么名字？给我写一下。”当场我写了郑州大学赴京反映情况的三个人的名字。霍士廉接了我的条子以后，在西北学生的催促下，又给江青拨了电话，还是联系不上。借此机会，两位省委书记给大家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鼓励大家要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并且表示省委支持他们起来闹革命。有些问题请示中央后，回到西安、西宁后再予答复。大学生们围着两委书记，七嘴八舌，说这道那，无拘无束，直到夜里十二点才散。我回到宿舍躺下，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　　
　　8月13日　，我们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中午吃饭时，广西桂林师范学院一位大学生问：“你们是河南的吧？”“是，什么事情呀？”那位大学生说：“你们河南省委书记派人来找你们，没有见到你们，他就走了，下午可能还会来。”果真不错，下午四点钟左右，真的有人来找我们。他自报门庭说：“我叫黄松高，刘建勋书记派我来接你们的。”我们不约而同的说：“好呀！”黄松高问：“你们是哪所大学的？”我们回答是郑州大学的。他说：“外边有车，咱们走吧！”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插了过来，他说：“我是新乡师范学院的教师，能不能一块去见一见刘书记？”黄松高说：“可以，走吧！”小车开到北京前门饭店门口停下来。进到里边，碰见一个白发老头走了过来，黄松高低声说：“那就是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同志。”到了刘建勋住的地方，这是个两间大的屋子，用屏风隔着。刚进门，党言川突然冒出一句：“刘建勋，你在郑州大学问题上有没有错误？”来客的突然发问，令人防不胜防。对于一般人来说，会感到尴尬难堪，出现僵局。刘建勋不愧为富有经验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部队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这时，只见刘建勋招招手说：“同学们，不要急嘛！有什么话，先坐下来再说。”可能就是这一次，党言川给刘建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宣读支持我们的大字报，提法是“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如何如何。待我们坐下以后，刘建勋问：“你们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呀？”我们一个个报了姓名，黄松高认真地记着。刘建勋说：“刚才小党提出，我在郑州大学有没有错误的问题。有！什么错误呢？右倾错误。原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啦，“十六条”也发表了，我也明确了方向，有了依据，坚决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办。回去以后，准备在郑州开十几万人大会，或者更多人也可以，号召广大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你们看怎么样？”“好！”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刘建勋接着说：“关于郑州大学问题，抽时间我向郑大广大师生作检讨。”刘松盛问∶“刘政委，你号召炮轰省委司令部，省委内到底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建勋笑了笑说：“小刘呀，你提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什么事情都不能先入为主，我能随便说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通过充分发动群众，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经过组织上核实，谁有重大问题，够上条件，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刘建勋同志的答复，我们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我接着问：“刘书记，同学们在大字报中质问党若平是什么人，工作组在郑大到底干了些什么？他们的做法，你认为怎么样？”刘建勋风趣地回答：”党若平是什么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嘛！他还能是什么人？驻你们郑州大学工作组是省委派去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你们不要纠缠党若平同志，我是省委第一书记，责任在我身上。当时，郑大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照上级的指示，就派工作组进去。现在不是已经撤离了吗？”对于刘建勋同志的答复，我们觉得满意，气氛就活跃起来，双方说话也就比较随便。作为高级干部，刘建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打心眼里喜欢他，敬重他，更佩服他。         晚上，我们和刘建勋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体育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见到了朱德委员长。回到前门饭店，刘建勋问：“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闭幕，我明天要回河南去，你们回不回？”我们简单商量了一下，认为咱们的省委书记态度很明确，没有必要再找其他领导人，回去就回去吧！刘建勋说：“好！咱们一路，明天也准备你们的车票，到时候我派车到地质部招待所接你们。”　　
　　

小哈馒头

接上
　8月14日　，吃罢晚饭，刘建勋派小车来接我们，在北京车站稍微休息一下，便登上了南下列车。刘建勋给我们安排的是卧铺。火车到新乡时，天将黎明，师范学院那位老师下了车。黄松高也把我们喊醒，领到刘建勋在火车上的包厢里。刘建勋同志语重心长的给我们谈他年轻时代的情况，他问：“你们看过梁斌同志写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吗？”党言川直言快语地回答：“我们三个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哪会不看？”刘建勋接着说;“我是河北沧州人，梁斌同志在《红旗谱》中写的保定二师闹学潮，我是二师的学生，也参加了学潮，就是今天的学生运动形式。那时我才十九岁，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不甘心当亡国奴，打鬼子去！哪如你们现在的大学生，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比我强得多呐！ ”刘建勋同志还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一直给我们谈到郑州。比如他说：“要想学会游泳，首先敢于下水，不敢下水，就不可谈游泳。只有大胆的跳下水去，才能学会游泳。在游泳中掌握技巧，提高本领，成为游泳能手。这就是‘敢’字与‘善’字之间的辨证关系，首先是‘敢’字当头。做人要做有志气、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只要认准是真理，就要坚持，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许多革命先烈，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但是有了错误，也不要羞羞答答，不要掩饰，不要弄虚作假，要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刘建勋的话像春风吹拂着我们的心，他的句句指点，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8月15日　晨，我们披着朝阳回到了郑州大学。下午，我们串联了三十八名同学，在学校南门外的机械厂开会。到会的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认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体现我们的意志，与我们的理想背道而驰，应该另立个组织，自己干自己的。大家说，我们是串联到一起的，就叫联络委员会吧！从此，河南省第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就光荣诞生了！他像一棵茁壮的幼苗，在中原大地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冲破各种干扰和阻力，显示出她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另外，大家决定晚上召开个大会，把北京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在社会上广为宣传，名字定为“赴京同学汇报情况大会”，会场设在郑州大学操场，并以我们自己的组织名义贴出告示。没有料到，前来参加大会的竟有四、五万人。郑州大学第一次与社会挂上了钩，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红火起来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文敏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等领导同志也来到大会场旁听。大会由我主讲，向大家介绍在北京见到的情况，如红卫兵运动、文化大革命串联、北京高等院校的运动情况等等。党言川、刘松盛作了补充发言，谈了“炮打司令部”要敢字当头又要善于革命，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问题。总之，我们把在首都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传达给大家。整个会场气氛热烈，群情激昂，揭开了河南文化大革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但是，我们要召开汇报大会的告示刚一贴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攻击说我们的组织是非法的。汇报大会开始前，校文革主席彭学敏、副主席郑毅涛等人以“正统”身份，强行要主持会议，而我们当然不同意，双方发生了争执，互相推推拉拉，最后把校文革的人轰下台去。这就是当时他们造舆论说我们打他们的事实真相。会场距离物理系教学楼比较近，该系几名教师以“革命教工”名义，广播声讨“党言川一伙”，还用扫帚写出一张白纸一个黑子的巨幅标语：“我们绝不承认非法的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校文革主持不成汇报大会，又在文科楼前聚众演讲，说什么“汇报大会没有校文革主持就是非法的，就是一个不光明正大的黑会”几万人参加的大会，而且省委几位主要领导人也在下边听着，怎么成了黑会？校文革又造谣我们打了他们，于是，“打倒党言川！”、“打倒方复山！”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十六条》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校党委到工作组都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学生，现在校文革也把矛头指向学生，怪不得当时人们挖苦讽刺地说“校文革是省委工作组的私生子”，看来一点也没说错，整学生、整群众是他们的“传家宝”。当时还有一个笑话，校文革一位委员在发言中说：“他们打的不是一个工人，打的是全校师生，打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打的是中国共产党”。且不说校文革说我们打人是造谣，单就无限上纲就令人啼笑皆非。　　
　　赴京情况汇报大会在校文革干扰破坏下还是开得比较成功。郑大联委由38人发展到100多人。大家在文科楼中文系阶梯教室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制定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章程，组建领导班子。经过民主讨论，大家举手表决，我被选为一号服务员。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提倡为人民服务，于是我们的领导班子称为“服务组”。服务组主要负责人还有党言川、唐伯绪（后改名唐一兵，青年教师），大家戏称我们为三驾马车。服务组其他成员有任延庆（历史系学生）、席占修（中文系学生）、殷树山（政治系学生）杜秀萍（女，外语系学生）梁国喜（数学系学生）、李清云（女，数学系学生）、李玉芳(女，政治系学生)、张松黎（物理系学生）、孟福海（化学系学生）、袁宝珠（校办工厂工人），共十三人。当时的严峻形势并不容乐观，我们经常受到围攻和质问。有一次，我到学生第一食堂吃饭，还曾被炊事员夺下饭碗，要与我进行辩论，我就耐心的向工人师傅解释。当然，后来他们也参加了郑大联委，成了名副其实的造反派战士。

小哈馒头

接上
我只好用眼睛瞟了一下参谋长，没料到这时候的石长福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接过话筒嘴唇动了一下连话也说不清楚。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我急中生智抢过话筒说：“我们的作战方案主要有3点：①目前敌人还没有动作，双方正在对峙着，我方正在严密监视，及时掌握敌情动态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不主动挑起事端，不打第一枪，部队多带些机关枪在阵地前沿隐蔽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②若敌人首先发起进攻，我军不要急于堵回去，要放进来打，诱敌深入后，则命令部队从北面的伯公坳向西南方向直插敌境内的沙头角与联和圩交界处的石冲坳，切断敌人退路和阻击敌增援部队，要多捉俘虏；③我方群众越界惹事引起敌人开枪射击，并有向我发起进攻的迹象，对此我们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军换上便衣越界出击，二是将部队的武器发放给民兵，让民兵越界战斗。”听完了我的这番话后，军委首长说：“很好！你们团指挥部想得很周到。但是，部队绝对不能换上便衣化装越界出击。”通话完毕，站在一旁的参谋长听了我的这番话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高兴地将我抱起来。把我放下后，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还不知道你小子有这两下子，快把你刚才说的写在作战日志上。”当我认真地写完后，炊事班长端来了一大盆饺子，我刚吃了两个，1号电话铃响起。对方说：“军委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但要定具体实施办法。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也同意你们的方案，他要求你们注意掌握分寸，掌握民兵的情绪，不要随便越境闹事，授人以柄。”然后我记录好电话内容。这时参谋长对我说：“我在这里守电话，你抓紧时间吃晚饭。”不料我刚端起碗，3号电话又响了，是梧桐山观察哨报告英军炮兵调动情况，我只好放下饭碗将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在作战地图上做好标记。然后，立即向上级汇报。为此，又忙碌了一个小时。这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也许是饿的时间过长加上没有歇息――哪怕是短暂的歇息都没有，我这时候连饺子也不想吃了，只想喝水。参谋长见此情景，细声地对我说：“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尽量吃点东西，看情况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结束，别把身体搞垮了！”他又吩咐炊事班长把凉饺子煎了再端上来，我只好胡乱吃了几个，便和他一道研究作战方案的细则并及时向上级汇报。上级经过仔细研究后批准了我们的方案。于是我们连夜召集营、连、排干部开会部署作战方案细则。部署完毕后天已经亮了。极度紧张的第一天就这样度过了。这时我刚想躺下合一下眼，又有连队干部进来报告：“沙头角镇内有几十个青年人在追赶中英街的英警，把他们撵回炮楼后，还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听完报告后，我急忙与连队的干部前往现场。在现场，我耐心地规劝民兵们：“不要主动挑起事端，令自己有理变成无理，对方的暴行和挑衅行为，我们部队会处理的。”民兵们听了我的话之后便很快散去。其实，“文革”期间，军人说话特别管用。可是，我们离开之后，一些民兵和群众还是照样向对方扔石头和玻璃瓶，不分白天黑夜地扔。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他们采取分散流动的打击方法，使对方的炮楼底下、街道和公路变成了垃圾堆，对方没有人敢出来清扫。

　　沙头角虽说是弹丸之地，但是其为名扬四海的世界上4个分裂地区（点）之一：朝鲜三八线将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越南北纬17度一线也曾将南北方分成两个政权――南越和北越；德国的柏林墙又曾将德国分成两个国家――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再就是我国的深圳沙头角中英街了。前3个分裂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以后形成的；而沙头角中英街则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定。昔日朝廷所立的高1米宽0.4米的石碑立于中英街的分界线上，将一条长约300米、宽5米的街道分成两个世界。我方当时的行政区划上属于沙头角公社，是惠阳地区所属的宝安县境内地域范围最小、人口最少（约1000人左右）、地理位置偏僻的一个公社。沙头角公社只有7个自然村：径口、田心、沙井头、沙拦下、庵上、官路下和沙头角镇村，沙头角镇村内只有10多间商店和200个居民。从内地进入沙头角镇从东向西经过一座长??着那块分?面为英方辖区。来往的人们按照国际惯例，港英居民和军警*北面走，中方居民和解放军值勤人员*南走，两方来往人员几乎可以并肩行走。自东向西走到中英街的尽头转向南，为海旁路（双方同名），路中间有一条宽5米深6米的水泥结构水渠，长400多米，直通到海边。以渠道为界，西面为英方辖区，街两边全是店铺；东面为中方辖区，沿着水沟有一条行人道，人行道的下面分布着全都背向西面的住房。南面就是大鹏湾，在大鹏海岸上，我部1营6连1排的营房就坐落在那里。按规定，凡是海水所到之处均属于英方。大鹏湾时常有英军舰和水上警察的巡逻舰艇四处游弋，我方仅限于渔船能在大鹏湾海面活动。英界香港范围内的沙头角仅有乡的建制。在香港境内有一条水泥公路从上水向东直达沙头角地区。公路两旁有很多商店，除了中英街有30余家商店外，从海旁街出沙头角往上水方向1000米处店铺林立，沙头角联乡办事处、警署和一些大商店就设在这里。在双方的商店里，除了吃用的日常消费品应有尽有外，还有金铺、钟表店等高档商品。在当时我方老百姓看来，黄金和钟表均属于奢侈用品。英界沙头角乡附近的村庄分布大致是：北部有山嘴、担水坑、盐寮下；南部有榕树坳、凤坑、鸡骨树下等。南北部的村庄皆与英界沙头角陆地相连，而与中方沙头角则由小海峡相隔。南北部的所有村庄与我方阵地相距很近，均在机枪和六零炮的射程之内。香港居民历史上从未屈服和认同过英军的占领，祖先曾因反抗英军暴行而遭到大屠杀。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占领香港后在此肆意残杀老百姓。于是，这里的青年男女纷纷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所属的武装力量），到内地参加抗日救国或在当地打击日寇。他们和自己的祖先一样，历来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英军、英警镇压香港左派工人和在边界制造事端的行径使他们怒不可竭，男女老少天天成群结队到防暴队驻地――联乡会大楼抗议，并到中英街附近地区游行示威，只要英军英警有什么新的动向，就及时派人过来向我方报告。为了阻止双方老百姓的汇合示威，英警将处于中英街街口的一座高30多米的大炮楼，在楼下用铁丝网封锁起来，企图阻挡管界两方的群众汇合聚集。可是，双方的群众经常派人去扒开，对此，英警就施放催泪弹或从炮楼下来用警棍追打群众，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7月5日。

小哈馒头

接上
我们临时指挥部的工作就是及时了解并掌握敌情，向上级机关报告。在紧张局势最严重的10天里，团部增派了3个参谋，不然的话，纵然我是三头六臂亦难以应付严峻的局面。7月5日下午，英军大量增兵，附近的村庄都住满了英军。英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是轻、重机枪和炮。这时候，英警的防暴队又增加了100多人进驻联乡会，加上原有人马共有200多人，而且配备了几十挺机枪。我把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与此同时，我军也采取了相应措施：驻扎在横岗、盐田等地的野战部队视情况变化，随时待命出发增援。处在第一线的仍然是我团的2、3营和机炮连。我们在战地和阵地上进行了周密部署：在沙头角镇所有高建筑物上都堆上沙包，架起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此时此刻，火药味愈来愈浓，战事一触即发。为了与民兵配合作战，我找来沙头角镇民兵连长罗九，要求他作好全体民兵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一要做好战斗准备，二要严守纪律，千万不可先打第一枪和主动挑衅。7月6日傍晚，我方有一家群众的小孩子得了急病，沙头角公社卫生院的医疗设备简陋而无法医治。按当地人的习惯，要到英界内的香港医院医治。但是由于进出口处被英警严密封锁，根本无法通行。我方派出联络人员恳求炮楼上的英警放行，他们对此无动于衷、不屑一顾。我方群众忍无可忍，于是派了10多个青年人用镐头去扒障碍物，英警见状随即施放催泪弹。民兵张天生从商店里取出一桶火水（即柴油）浇湿棉被扔到炮楼底下，正准备点火时，炮楼英警用机枪向他射击，张天生立即倒在血泊里。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我方军民极为愤慨。但当时又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我军不能擅自开枪。这天晚上，团长李廷阁来到前线，省军区某师白政委等人也来了。7月7日，沙头角群众举行了集会抗议，甚至连沙头角镇以外的村庄和盐田公社的群众都来参加集会游行，整个篮球场挤得满满的，群情激奋地声讨港英当局的罪行。当天，英界那边各村庄群众也自发地集合起来，数百人到联乡会前强烈抗议，他们不顾英警施放催泪弹，振臂高呼：“打倒港英当局！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一直坚持到下午才散去。

　　7月8日凌晨2时，我刚躺下床，突然电话铃声响，我立即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我讲话的声音清不清晰？”我回答：“很清晰。”之后对方什么也没说了。我心里明白这是话务员在试机，同时也深知这个时候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沙头角。因为长时期处在紧张状态，我感到十分疲劳，但又无法入睡，我躺下来强迫自己睡觉，哪怕是合一下眼也好，以防疲劳过度造成精神恍惚出差错，可不管怎样就是无法入眠。于是，干脆下床起来把行军水壶灌满茶水，军用挎包里装上一些压缩饼干。此时，司务长走进来送来两只熟鸡。我这时候根本就没有食欲，就对司务长说：“你去把鸡切开7、8块，整只鸡太难吃了。”司务长下楼去不久就加工好了，还送来几十个馒头。自从进入沙头角以来，我们已经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了，反正感觉饿了就吃，不分白天黑夜。最难受的就是睡眠不足，实际上是睡不着觉，经常觉得口干舌燥，只是一味地想喝水。

　　这时候的沙头角，各路人马汇集。除了部队各级的军事指挥员外，还有地区、县、公社的一些地方干部（他们负责后勤供应工作），同时还有人民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一切迹象表明，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7月8日早晨，我方群众又集会游行。游行示威的队伍从中心球场出发，经中英街到海旁路，之后转到海边，然后再回到中英街。大家摇旗呐喊直到中午。在群众游行示威期间，有几个民兵经过悄悄商议，决定从英界中英街后面大菜园角（地名）插到距联乡会大楼400至500米处的稻田里观察动静。不料很快被联乡会里面的英警防暴队发现，敌人见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立即用机枪扫射。民兵就是民兵，他们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前进或后退，只好死死地卧在稻田里不敢动弹。幸好稻田里有稻草作隐蔽，不然的话就会有去无回。敌军机枪的枪声大作时，我们指挥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来我方没有弹着点，二来又不见敌人运动。用望远镜一看，联乡会大楼里人头攒动，我们知道那里是出事地点，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我命令距离联乡会大楼比较近的十多挺机枪分别各就各位、一挺机枪瞄准一个窗户，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不一会，民兵连长罗九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有几十个民兵越过边界，躲藏在稻田里现在撤不回来。罗九问，怎么办？团长李经阁听了很生气，问是谁叫他们过界去的？民兵连长罗九结巴了。遇到这种事情，真是棘手难办。进军肯定不行，100多人的民兵出击也不行。我当时提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民兵们潜伏不动，待天黑后再偷偷地潜回来！”团长同意我的办法，就问：“谁去通知？”我听这么一说，又哑口无言了。是啊，到达民兵的潜伏地点要经过一片开阔地，它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派谁去通知都不合适，都有危险。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为此事伤透了脑筋。

　　对方打了一阵子枪后，见民兵没有动静，也就不再打枪了。几十个民兵在稻田里泡了几个小时，心里非常着急。到了下午4点，对方可能认为天黑后事情不好办，一来担心民兵会借助夜色偷袭；二来他们又想捉俘虏做证人，抓住我方入侵的把柄。于是，从联乡会大楼里出来了几十人，分两路包抄民兵。与此同时，大楼窗户前站满了英军在观看。从大楼出来的英军向稻田里猛烈开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指挥部接到开火的命令。于是，我向作战部队正式下达“开火”命令。说时迟，那时快，几十挺机枪同时射击，子弹投向大楼的所有窗户和正在向民兵隐蔽地点进发的两路敌人，由于事先研究定下了战斗方案――每挺机枪对准一个窗口射击，命中率相当高。我方的机枪足足打了15分钟，把对方打得鸦雀无声。对方的公路上遗留下10多具尸体。稻田里的民兵也撤回来了，没有任何损伤，只是有一个民兵摔得像泥猴似的，连枪杆里也塞满了泥巴。当天晚上，我们获悉，共打死防暴警察和英军42人，绝大部分是胸部中弹。估计联乡会大楼窗户前的敌人一个不剩。后来，香港同胞逢人就说：“解放军真是神枪手，个个都是打中胸部。”

　　第二天一大早，英方下半旗致哀。军警仪仗队站在中英街口的炮楼下，面向我方，打鼓吹喇叭和奏风笛，表示哀悼。英国伦敦的报纸发表文章：《中国老虎真地吃人》，港澳同胞为此扬眉吐气。

　　其实，在我方的机枪响后，深圳梧桐山我军观察哨来电报告：“英界沙头角几个村庄的炮兵阵地上大炮纷纷将炮口对准我方。”在我身边的通讯员和司机两人得知这个情况后，惊恐地问：“叶参谋，仗打起来后我们往哪退？”我对他们说：“不能退，也没有路可退。我们全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的射程之内，唯一的退路就是去见马克思。”他们听了我的话都低下头，深沉地咽了几下口水。我知道他们害怕，就安慰说：“你们放心，仗不会打起来的。英国人真要发动战争，就不会在这个弹丸之地开战。只要敌人的大炮一响，深圳正面就没有边界了。我军只需用一个军的兵力就能彻底地占领香港，到那时，你们说英军往哪里退？”他们听了这番话后，高兴地笑了。

　　当天晚上，野战军机关领导不断来电话询问：“要不要什么支援？如果需要支援可随时来电。”我们说暂时不需支援，如果情况恶化，会马上请求支援。这时，地方政府机关和群众送来了大量饼干和罐头，这在当时对我们军人来说，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因为当时的市场上是买饼干凭粮票、买罐头凭领导的批条。

　　7月8号以后，双方都不愿将事态扩大，再也没有打枪了。英警也不敢上中英街巡逻。我们只是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动静。直到8月9日，临时指挥部撤消，我才离开沙头角回到团部与家人团聚。

小哈馒头

1967年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当时就被中央定性为极左行为.中国政府向英方赔偿了损失.至于被消灭的英军那是武装冲突讲不清楚的不了了之.
看了此文才知火烧英办是有原因背景的,不是无缘无故就烧了.咋不烧别的国家的.帝国主义烧了圆明园红卫兵烧回来吗.
那个年代讲的是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港英镇压左派革命群众这还得了红卫兵的脾气你懂的.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1）/倒刘第三炮（1）
　　
　　【接前】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开始他“新的长征”。毛泽东要在这场“新的长征”中，把过去跟着他一起长征过来的老干部统统打倒。
　　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而现在，毛泽东却要亲手毁掉这个曾经被他挽救过来的党。中国现在是这个共产党的天下，而毛泽东却提出来“造反”，造这个共产党的反，毁掉这个共产党。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党已经变修了，只有毁掉这个党，才能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
　　毛泽东离开韶山滴水洞后，来到武汉，住进东湖宾馆。7月8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写了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滴水洞家信》，先给周恩来看过，然后再让周恩来带给林彪看。毛泽东这一手是很高明的，不仅达到跟林彪“交心”的目的，还表示出对周恩来的无比信任，连家信都让他看。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又干出一件令世人惊讶之事：畅游长江。其实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前后16次畅游过长江。但那些次畅游长江，毛泽东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悄悄地游，不惊动群众，报纸上也从未报道过。
　　可是这次不同了，7月16日这天武汉举行第十一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有5000多人参赛。毛泽东有意在众人游长江的时候，加入他们的游泳队伍，当群众们突然惊喜地发现毛泽东来了，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向群众们高呼：“同志们万岁！”
　　毛泽东这次大张旗鼓带着摄影师，在群众中游泳，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大篇幅地报道，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他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健康。
　　毛泽东要领导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此时的毛泽东已73岁了，人们自然会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所怀疑：这么高龄的人，有没有领导这场大革命所需要的体力和精力呢？毛泽东的这次宣传，就是要消除大家对他身体状况的疑惑，让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足以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在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之后，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这是毛泽东离开10个月之后，回到久违的首都北京。在1965年11月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市长彭真还敢顶住毛泽东的指示，还敢不转载毛泽东的文章，而10个月后的今天，彭真已经被完全打倒在地，毛泽东是作为胜利者凯旋归来的。
　　然而毛泽东这次回北京，并不是为了享受凯旋的喜悦，而是为了发起一场更大的打倒刘少奇的斗争。1965年11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一炮”《评/海瑞罢官》，但这一炮没有打响；1966年2月，毛泽东抛出“倒刘第二炮”《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但还是没有打响；1966年4月，毛泽东改变战术，把打击目标先转到刘少奇的干将彭真身上，终于在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到1966年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他要抛出“倒刘第三炮”，一定要把这一炮打响。【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2）/倒刘第三炮（2）
　　
　　【接前】就在毛泽东回到中南海的当天晚上，刘少奇前来汇报工作，这是以往的惯例。过去毛泽东外巡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刘少奇，因此这次刘少奇还是依惯例前往毛泽东住处。刘少奇来到毛泽东住的丰泽园大门口，却被毛泽东的卫士挡住，说：“主席休息了。”
　　刘少奇转眼一看，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小汽车，其中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车，估计毛泽东正在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分明是故意不见他刘少奇。当然，刘少奇也早有思想准备，这次毛泽东回北京，刘少奇就预感到：他们两人决战的时刻到了。为此，刘少奇也做好了准备。
　　果然，毛泽东正在里面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毛泽东向文革小组成员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我们要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才能把文化大革命闹到底。要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要把革命闹到底。”
　　毛泽东提醒文革小组成员们，“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当时对这个提醒还不以为然，他们没想到文革这场革命，最后真的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革到了他们“文革小组成员”的头上，这些人全部进了监狱。
　　毛泽东要靠文革小组成员来点起文革这把火，他再次提醒他们说：“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要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
　　毛泽东把这个话说的很重，“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意味着这场斗争是一场生死的考验。而文革小组的成员们，那时还个个乐观得很，大家跃跃欲试，都说不怕。
　　毛泽东知道，此时刘少奇的工作组已经占了上风，而且党内的高官们都赞成刘少奇做法。高官们都害怕毛泽东提倡的“造反”，害怕这样会把共产党本身搞垮。因为高官们不赞成“造反”，毛泽东只有靠文革小组，靠他们到群众中去煽风点火，把被刘少奇压下去的造反之火，重新烧起来。
　　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筹措中共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很快，江青在钓鱼台十六楼开设了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又筹办一份文革小组自己的刊物《快报》。毛泽东指示说：“办公室不要大，不要配专车，但联络人员要多，人不够可以临时借调。办公室除主任和副主任外，只要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的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由主任、副主任自己去办。”
　　毛泽东要把文革小组，办成一个新的机构，搞一套新的做法。毛泽东这个新机构的特点是：坐办公室的人少，而大批的联络员直接到第一线了解第一手的情况。同时，文革小组还建立了“碰头会”制度，每天下午三点碰头，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文革小组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员马上到下面去，到各个大、中学去讲话，谈话，给那里的造反派点火、打气。【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