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95）/文革打响了（14）
　　
　　【接前】彭真算是胆子大的，还是刘少奇的人，但他也不敢公然为刘少奇辩护。陈毅为什么这么胆大包天呢？他自己来了个说明，说：“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陈毅坦然说出他胆大包天的理由：“我不怕死，我敢豁出老命造反。”
　　周恩来的另一个干将谭震林，也公然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一万个不行。我也要造反，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
　　陈毅和谭震林公然讲“造反”，是为了保周恩来，他们暗示说：如果毛泽东要整周恩来，他们就要造反，不怕牺牲。1967年是周恩来最困难的时候，但他有这样忠实的部下拼死保护他，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与周恩来暂时和解了。
　　周恩来能够有忠实的队伍，也跟他的自己品格有关。1967年8月，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挺身而出，无畏地说：“谁要揪陈毅，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恩来挺身保陈毅，陈毅也挺身保周恩来，结果他们没有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反而都保住了自己。
　　周恩来有忠实的部下，陈毅也有忠实的部下。在红卫兵打倒陈毅的高潮中，外交部91名高官，公开联名贴出《外交部91人大字报》，态度鲜明地支持陈毅。这样忠实的部下，刘少奇的队伍里是看不到的。
　　很多人把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理解为刘少奇没有“枪杆子”的支持，这种概念是非常片面的。
　　枪杆子是掌握在“人”的手上的，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枪杆子，而是“人”。有多少人愿意为你拼命，有多少人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护你，这是决定斗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有多少人愿意给你当炮灰”。
　　刘少奇被轻易打倒的关键，不是没有“枪杆子”，而是刘少奇的队伍不行。刘少奇的队伍，有点乌合之众的味道，在得势的时候气势汹汹，一旦失利，就各自逃命去了，一打就垮。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纸老虎”。如果刘少奇也有一支愿意为他当炮灰，有一支愿意为他流血牺牲的队伍，毛泽东就不可能那么轻易打倒刘少奇。【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9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96）/文革打响了（15）
　　
　　【接前】这次杭州会议，林彪没来参会，而是派总参谋长杨成武替他开会。不过毛泽东这次因为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所以林彪不来也没关系。毛泽东不希望把林彪拖得太累了，他要林彪养好身体，关键的时候再出马。
　　当时有句术语叫做“揭开了盖子”，一旦一个人的“盖子”被揭开，那就可以上纲上线地批判了。这次会上，彭真的“盖子”被揭开，于是众高官群情激愤地批彭真，经过众人揭发，彭真的帽子越来越多，什么“搞政变”、“里通外国”等等。彭真辩解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犯错误是因为自己的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众高官并不接受彭真的辩解，说他的检讨不深刻，没抓住要害，是对抗的态度。
　　刘少奇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他没有保彭真，任凭大家去批彭真。刘少奇放弃彭真，“丢卒保车”，而毛泽东则是乘胜追击，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问题，他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吴晗朝里有人。中宣部、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毛泽东所谓的“朝里有人”，大家都知道不仅仅是指彭真，更是指刘少奇。毛泽东继续说：“我多次说过两头蛇的问题。顾名思义，两头蛇是一条蛇有两个头，一头向东，一头向西，总是走不到一个方向，这样能好受吗？现在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分两个中央。”
　　毛泽东这里用寓言的方式，说明一个党不能有两个领袖。毛泽东又说：“我离开北京到外地时，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这里所谓的“文化革命”，是指《二月提纲》。因为刘少奇搞“浑水摸鱼”，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扩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文化批判，号称“文化革命”。在这里，毛泽东几乎是在点名批评刘少奇了，但批评刘少奇的程度还是很轻的，没有给刘少奇上纲上线，只是说他“不打招呼”，这个错误并不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既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作自我批评。如果是周恩来听见毛泽东这样说，肯定会出来自我批评一下，给毛泽东“消消气”，而刘少奇却不是这样。
　　也许是不满刘少奇的沉默，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得好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那是在用暗语跟刘少奇说“你休想那么容易就成修正主义”。这次刘少奇的确栽了一个大跟头，一下子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据王光美回忆说，她和刘少奇出国访问之前，中央丝毫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如果刘少奇事前知道要处理彭真的话，他可以托病住院，推迟或放弃这次访问，那么形势就大不一样。现在，刘少奇除了为自己的“大意失荆州”遗憾外，别无他法。【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97）》*****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1967年夏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江西　　

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现在已经回到北京。　　

不久前的一个清晨，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来到了南昌。当天上午，毛主席接见了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同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随主席一起参加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余立金等同志。　　

当程世清等同志走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的时候，毛主席满面笑容站了起来，他老人家和程世清等同志一一握手，并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　　

毛主席身着便服，穿一双我们解放军战士穿的布鞋。他老人家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记忆力非常好，对江西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非常熟悉，非常关心。在谈话中，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亲自指出了抚州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在谈话中主席会三次谈到大联筹、大中红司办的《火线战报》。对江西过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6•29”事件、赣州事件、抚州叛乱事件，以及当前的情况，都很清楚。　　

毛主席对当前江西文化大革命是满意的。我们向主席汇报当中，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主席向我们问了很多问题，都是江西省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问题，给我们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下边分五个问题向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人民群众传达。　　

（一）毛主席对形势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的作用时，毛主席教导我们：“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毛主席还说：“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　　

当我们汇报到抚州问题时，主席听了汇报后说：“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是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我看是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　　

“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叛乱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我们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的，张春桥同志插话说：“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接着主席教导我们：“那有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就垮了。其实，天下是不会乱的，天也不会塌下来。”　　

（二）毛主席对干部问题的指示　　

汇报中间，毛主席指示：“干部垮掉这样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当我们汇报到造反派里有的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我们：“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总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立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主席询问了过去省委的一些人的情况，然后指示我们：“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主席问了过去省委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时说：“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了好嘛！”　　

当我们汇报到正在集训军队一些干部时，主席教导我们：“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同志还要到外边抓什么人时，主席教导我们：“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来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主席还教导我们：“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三）毛主席对造反派教育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大联筹准备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时，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练。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　　

主席教导我们：“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人反对右倾时，主席教导我们：“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巴、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　　

（四）毛主席对参加保守群众政策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因为前一阶段造反派受迫害，受压制，现在有些同志有报复思想时，主席教导说：“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下跪子、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　　

当我们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写了检讨，现在还在造反派那里检讨时，主席指示：“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五）毛主席对军队问题的指示　　

当我们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的情况时，主席很关心地听了汇报后，教导我们说：“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　　

“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　　

主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人挑唆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唆不起来的。”　　

对江西军区搞四大，主席教导我们：“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啦！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淅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　　

当我们汇报到6011部队四排的事迹时，主席听了很满意，主席说：“李文忠排的事迹，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

　　

江西省大联筹的按语：　　

毛主席最近到江西视察时，对我省人民所作的最新指示，我们井冈山儿女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全省各级领导小组、造反派组织和人民解放军部队，都要坚决把毛主席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我们要坚决遵照主席的教导，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加强革命造反派内部的思想建设，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大胆解放一批干部，满腔热情的帮助受蒙蔽的群众，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进一步搞好拥军爱民工作。广泛深入地学习宣传6011部队四排英雄事迹，抓革命，促生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井冈山英雄儿女的亲切关怀和期望，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视察江西是对江西人民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鞭策！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坚决以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的亲切关怀！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迅速联合起来！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掀起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

掀起拥军爱民的新高潮！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翻印  

1967.9.27

兴中剑

吕国宾 发表于 2013-9-25 22:01
着段话有分量

这个写的确实欠妥，博古这个洋太上皇是博古请回来的，根据金一南将军《苦难辉煌》中记载，苏联也不曾承认他是苏共派来的军事专家。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的重要谈话、批语.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泽东
1967.00.00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毛泽东
1967.00.00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打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
1967.00.00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关于陶铸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
1967.01.08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小哈馒头

接上
周恩来传达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毛泽东
1967.01.27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到现在多数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的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这是毛主席引用了《战国策》上的“触碧说赵太君”），要坚定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合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摘自《新北内红色造反联络总部》稿
关于广播系统夺权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1.23

听说中央电台的革命派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和反对自己的人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内部有分裂，应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小哈馒头

接上

在《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写的一段话

毛泽东
1967.01.30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关于斗争方式方法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2.00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高风格。北京街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象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让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八月初也没有这么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将来他们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的斗臭。


关于实行大联合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2.00

目前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以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要注意保守势力把革命派吃掉。不要用解散组织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文化大革命是发动广大群众揭发黑暗面的一种方式

毛泽东
1967.02.00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小哈馒头

接上

张春桥二月二十四日传达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

1967.02.12－18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好的。

你上次去的时候（安亭事件时），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万工人了，工人组织将近一百万了，这就说明上海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都到码头吗？那现在这些学生是不是还在码头啊？（张、姚：当我们陪卡博同志到码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在那里。）很好！

这一场革命，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发动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

（张、姚谈到：我们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有的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全校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有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罗，周谷城再教书恐怕不行了吧！看哪些人还行呀？

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只要我们善于引导，他们（指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我们走的。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子，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酉，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小哈馒头

接上
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3.00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指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毛泽东
1967.03.00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小哈馒头

接上
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4.00

一、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那怕是黎元洪式的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二、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文道

江海客 发表于 2013-9-22 10:30
作者文章把毛主席的心理描写成了一个封建帝王和黑社会老大的心理，把刘在会上的讲话说成是对毛个人权威的 ...

严重同意

xsqpincha

所谓的耳目一新就是脱离实际瞎编乱造。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98）/文革打响了（17）
　　
　　【接前】这次会上批陆定一，比较有戏剧性。在会前，先向参会者发了一份林彪的手书影印件，上面林彪亲笔证明说：“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这种“处女证明书”，有点搞笑的味道，但搞政治斗争，是什么手段都要用的，林彪这封证明书激起了众高官的义愤。
　　这次会上，林彪和陆定一正面交锋，林彪先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彪气愤地质问说：“那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
　　林彪的气愤倒是真的，这件事对林彪的伤害颇大，据说林豆豆看了严慰冰的匿名信后，寻死觅活，吓得叶群不得不四处找证人，老警卫员、马夫等等，证明林豆豆是亲生的，搞得林彪一家不得安宁。
　　对林彪的质问，陆定一只是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
　　林彪气得拍着桌子，口出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
　　周恩来也气愤地说：“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周恩来说着，还激动地把喝水杯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周恩来的气愤应该是真的，因为周恩来最生气的事情，就是有人破坏党的团结。严慰冰写匿名信，挑拨离间党内高级干部之间的关系，这是周恩来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参谋长杨成武，更是气愤地跳起来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告诉你陆定一，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说着杨成武走到陆定一面前，一挥手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皮下，厉声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刘少奇主持的会议，等于自己反对自己，心里有气，表情也不自然。周恩来很慎重，除了批判严慰冰以外，基本不讲话。批完陆定一之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权力。
　　据李雪峰回忆说：“邓小平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只有几步路，我俩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陆定一的门口，李富春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进门后，应由李富春先说，李富春又推我先说，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我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陆定一听后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9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99）/文革打响了（18）
　　
　　【接前】说到陆定一，我们应该提一下1962年陆定一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场争论。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10人小组，专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做了《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新观点。因为1956年正是周恩来的势力强盛的时候，所以周恩来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被会议通过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周恩来本人也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距离右派只差50米”，差点丢了总理的职位。
　　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政治形势比较宽松，周恩来于1962年3月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和戏剧座谈会上，重新提出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周恩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新社会的锻炼，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还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提前离开广州，临行前周恩来嘱托陈毅，代表他在这次会上继续谈知识分子问题。陈毅在3月6日的会议上，非常直率地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让我跟大家说：‘你们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们要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今天，我就跟你们行这个‘脱帽礼’。”
　　据说当时到会的知识分子们，听了陈毅的讲话，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临了。但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春天并没有来，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倡议，在党内受到很大的阻力，最大的反对者是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
　　1962年11月2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跟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陆定一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忽左忽右。‘左’发生在1957年，表现为‘拔白旗’；‘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陆定一虽然没有点名，但参会的高官们都知道“脱帽加冕”是周恩来提出来的，陆定一公然批评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右倾”。陆定一还说：“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没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0）/文革打响了（19）
　　
　　【接前】周恩来则明确反驳说：“有人说我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的提法是代表党中共作报告，是党中央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同志在宪法报告上也提过‘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两种意见僵持起来，周恩来只好去找毛泽东裁决。据胡乔木回忆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当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
　　陆定一在党内的地位和身份，与周恩来相差甚远，在周恩来看来，陆定一也不过是一个“渺小人物”。可是这个小人物，居然敢在中央会议上与周恩来大唱反调，背后肯定是有什么大人物的支持。敢向周恩来叫板的大人物，不是毛泽东，就是刘少奇。
　　在周恩来与陆定一的争论中，刘少奇的态度是支持谁，尚没有资料披露出来。而毛泽东的态度，胡乔木则明确说“毛泽东没有说话。”所谓没有说话，就是不表态，表示中立的意思。
　　
　　从毛泽东采取的中立态度来看，这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争论，应该是刘少奇向周恩来“发难”。那么，为什么刘少奇要向周恩来“发难”呢？目前这方面透露出来的材料还很少。不过从动机来看，刘少奇大概是觉得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那是对知识分子“收买人心”。如果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下去，把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周恩来那边去了，会大大影响刘少奇的势力。因此刘少奇让陆定一出马，给周恩来“搅局”，让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下去。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周恩来和刘少奇相互“斗”，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也来个“中立”，任凭他们两人去“斗”。不过周恩来还是很清醒的，他一看毛泽东不表态，也就不再提起这个问题，避免了一场与刘少奇的冲突。但一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春天”，也悄悄地消失了。
　　
　　陆定一与周恩来的恩怨，并没有到此结束。1966年陆定一被打倒后，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用了比较大的篇幅“批”陆定一，这里摘录一部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1）/文革打响了（20）
　　
　　【接前】周恩来说：“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不能像陆定一所讲的那样，把学生一律都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把学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起来是‘左’，实际上是‘右’。陆定一对自己的历史从来不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历史，把别人的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陆定一家是大地主，但他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解放后陆定一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其实自己留了一部分。陆定一老婆从彭德怀罢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而且有一个规律，就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她写信也最多的，是发宣言式的，公开用明信片写。”
　　在讲话中，周恩来把他与陆定一的旧账重提，重新批判陆定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观点，而且还把陆定一过去是地主出身的旧账，也翻了出来，不免有一些恩怨报复的“记仇”味道。前些时候揭发陆定一夫人写匿名信的会上，周恩来气得把自己的杯子，砸向了陆定一那边。周恩来的这个动作里面，有没有包含对陆定一的旧怨？大概只有周恩来本人知道了。
　　世界上没有完人，周恩来也不例外，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能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周恩来。然而，近年来有一种倾向，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提倡用几分成绩，几分错误的“三七开”的方法论，而在评价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时候，就不用“三七开”的方法论了，而说他们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近似于完人。还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过：刘少奇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周恩来又是几分成绩和几分错误。
　　到1978年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威望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那时，只要以前反对过周恩来的人，都不得不进行自我批评，尽管这种自我批评是“和风细雨”式的。
　　党内的高官都知道，陆定一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公开地反对过周恩来。因此，1978年陆定一平反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自己曾经“反周恩来”的事情，进行自我批评。陆定一说：“我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但陆定一的自我批评，又充满很多为自己的开脱辩解，他说：“当时党内对是否团结知识分子，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等同志，是重视和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敌人，要打倒。此外还有的一种人，是在两种主张之间，比如我自己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但同时我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2）/文革打响了（21）
　　
　　【接前】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政治局同意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但毛泽东不会仅仅停留在撤销《二月提纲》，他还要进一步批判《二月提纲》。因此，会上成立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一份批判《二月提纲》的东西，这篇东西就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五一六通知》。
　　毛泽东对陈伯达特别交代说：“这篇文章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要从理论的高度来批判《二月提纲》。毛泽东是很会用人的，他要写《评/海瑞罢官》这种“口诛笔伐”的文章时，就找姚文元，因为姚文元是戴帽子、打棍子的批判高手；而他要写《五一六通知》这种理论文章时，就找陈伯达，因此陈伯达是理论文章的高手。
　　陈伯达是《五一六通知》的主写，康生则是顾问。据说毛泽东对《五一六通知》逐字逐句进行斟酌，前后修改八次，可以说是毛泽东尽全力的一篇重头文章。
　　《五一六通知》有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批评彭真违反党纪党规。《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实际上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彭真同志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平心而论，毛泽东虽说没有对《二月提纲》表示反对，但也没有赞同。现在一些人撰文说，彭真发《二月提纲》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这是不正确的。
　　《五一六通知》的第二个要点，是批判彭真试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五一六通知》写道：“《二月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掩盖了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我们从《二月提纲》前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彭真的确有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企图。
　　《五一六通知》的第三个要点，是反击《二月提纲》中用暗语批评毛泽东为“以势压人的学阀”。《五一六通知》写道：“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这里毛泽东用暗语，给刘少奇反扣一个帽子，并且把“学阀”升级为“党阀”，说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五一六通知》的第四个要点，是指出为什么要发起这次斗争的原因。《五一六通知》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3）/文革打响了（22）
　　
　　【接前】这里毛泽东说明自己发起这场斗争的原因，是一刘少奇为代表的“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要“伺机夺权”，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击，防止他们“伺机夺权”。毛泽东特别用“接班人”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用词，把矛头直指是指刘少奇。
　　《五一六通知》的第五个要点，是点明了这次斗争的范围和方式。《五一六通知》写道：“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他搞这次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夺取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同时，毛泽东也明确地指出夺权的方式，是“清洗”和“调动职务”，也就是利用党内机器进行斗争，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想把“群众”也卷入这场斗争里面去。
　　1966年5月16日，北京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然后作为党内的“机密文件”发下去，发放的范围是“县团级”以上。当时一般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个《通知》的存在，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才正式刊登了《五一六通知》的全文。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起点，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的这一天，就是文革开始的日子。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五一六通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夺权”，它是一个夺权的宣言，标志着一场夺权运动的开始。同时，毛泽东也非常精明地声明，他要夺权的范围，只限刘少奇掌控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并不准备夺经济界和军队的权，这也是告诉周恩来和林彪，这场夺权运动不会波及到周恩来和林彪的实权领域，让他们放心。
　　
　　关于《五一六通知》，有一个流传十分广泛的不真实“传闻”，公开出版的书籍中也多有引用，在这里有必要澄清。这个《传闻》是这么说的。
　　【1966年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回答说：“没有意见。”【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4）/文革打响了（23）
　　
　　【接前】刘少奇再彭真问：“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大家举起了右手。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已有人特别撰文对这个《传闻》进行了“辟谣”，陈伯达本人后来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解，我们这里不再赘述。真正的事实是：5月16日的会议上，并没有人对《五一六通知》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也没有说什么“这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之类的抱怨之词。
　　大概编造这个《传闻》的人，是想塑造一个刘少奇最后仍“敢于坚持真理”的亮点。不管是出于什么意图，都不应该通过编造历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刘少奇同意了《五一六通知》，因为他最好的对策就是同意，把彭真和陆定一作为“丢卒保车”抛出去，稳定住局势，以后再伺机行动。另外，《五一六通知》也让刘少奇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安心，因为毛泽东提出的“价码”，并不是太高，毛泽东只是要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对此，刘少奇也想好了对策，他准备放弃文化宣传领域的权，以退为进，以保住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权力。
　　刘少奇几十年在党内经营起来的势力，盘根错节，许多领域都有刘少奇的人。特别是刘少奇还有两员大将：组织部长安子文和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都是实权在握的大员。组织部类似于古代的“吏部”，是专门对官员进行“审核”的。如果得罪了组织部，他给你在评语中写一两条“穿小鞋”的话，那么你就别想升职了，所以组织部长是一个党内得罪不起的实权人物。而薄一波的国家经委主任，也是主管经济领域的一个实权单位。
　　正因为刘少奇在党内的党羽极多，所以此时刘少奇还是很镇定的。刘少奇认为，他即使是放弃了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也不至于就会被打倒。毛泽东要想夺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刘少奇干脆就把这些权让出来。刘少奇认为，毛泽东夺到了权，心满意足了，这场斗争也就结束了。
　　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不仅“忽悠”了刘少奇，也“忽悠”了周恩来和林彪。周恩来和林彪也以为毛泽东想要夺权的领域，仅局限于文化宣传领域，以为毛泽东夺到了这些领域的权，目的达到了，这场党内斗争就会结束。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和林彪也积极帮助毛泽东“夺权”，想让毛泽东夺到权以后，尽快结束这场党内斗争。等周恩来和林彪发觉，毛泽东的夺权范围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之后，已经有些为时已晚了。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后，就轮到党内高官对此进行“表态”了，林彪和周恩来都做了长篇发言，他们两人的态度，左右着这场斗争的发展方向。
　　
　　说到党内高官对《五一六通知》的表态，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闻》，影响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这里也有必要澄清一下。这个传闻是摘要如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6）/文革打响了（25）
　　
　　【接前】毛泽东发出《五一六通知》的时候，众高官都误解了这个《通知》的意图。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急速恶化，越来越僵，不摊牌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众高官都是通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可谓来之不易。因此他们并不希望党内出现大的斗争，如果这样，在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人会丢官丢职，所以众高官都是反对斗争，渴望和平的。
　　从众高官的内心来看，他们当然支持稳健的刘少奇，不喜欢爱冒险的毛泽东。毛泽东曾经评价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将来日子可能不好过。”
　　从众高官来看，毛泽东的性格倒是很像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大跃进时，毛泽东捅了一个大娄子，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党中央好不容易安定了几年，现在毛泽东又捅出一个“娄子”来，抛出一个《五一六通知》，宣布要在文化宣传领域夺刘少奇的权。
　　现在，党的第一把手毛泽东和第二把手刘少奇的斗争公开化了，他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支持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此时周恩来的态度就成了风向标。众高官看来，既然周恩来公开支持毛泽东了，掌握军队的林彪更是毛泽东的铁杆，这次斗争肯定是刘少奇败，毛泽东胜，所以众高官都纷纷表态，坚决批判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示好。
　　但众高官都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为毛泽东只是要夺取刘少奇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因为《五一六通知》里白纸黑字这么说的。这个“夺权”反而也让众高官送了一口气，大家都害怕毛泽东返回到“一线”来指挥，不知道又要捅出什么篓子来。但如果毛泽东只是掌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宣传领域的“一线”权力，不掌握经济基础的“一线”权力，大家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大家认为在“上层建筑”捅的篓子再大，也不至于搞到饿死人的地步。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众高官纷纷支持毛泽东的夺权，甚至希望毛泽东早点夺权，快点夺权，大家认为毛泽东把夺到手了，这场斗争就结束了。不仅是众高官，就是周恩来和林彪这样政治敏锐度极高的人，也被《五一六通知》迷惑了，产生同样的想法，甚至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的想法。
　　刘少奇知道自己这次是“大意失荆州”，一下失去彭真和陆定一两员大将，他在文化宣传领域的权力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暂时不可能恢复。刘少奇很明白，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养晦韬光”，不能再跟毛泽东顶撞了。刘少奇很清楚众高官都想尽快平息这场斗争，如果刘少奇跟毛泽东顶撞，把这场斗争扩大化，众高官就会埋怨甚至讨厌刘少奇。
　　刘少奇也很清楚，众高官支持毛泽东，并不是出自内心，而是不得已为之。刘少奇尽管得不到众高官的支持分，但还是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分。只要有众高官的同情分，刘少奇就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刘少奇采用一个新的对策，他对毛泽东发起的这场斗争毫不还手，摆出无奈、无辜、甚至可怜的样子，一方面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分，另一方面也可以麻痹毛泽东。刘少奇的这个对策，在《三十六计》中被称为“假痴不癫”。【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