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24）/文革点火期（1）
　　
　　【接前】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一场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就是点火期。因为那时候大家还不理解革命，也不敢起来革命，更有一些人不愿意革命，甚至要阻止革命。因此要点燃一场革命之火，是非常不容易的。
　　革命的火种要想燃烧起来，首先要找一堆易燃的干柴，先把这堆易燃的干柴点燃，把火烧大之后，才能把那些不易燃的，难燃的，甚至阻燃的东西统统烧起来。易燃的干柴在哪里呢？毛泽东很清楚，年轻人就是易燃的干柴。当年加入共产党干革命的毛泽东他们一批人，不正是年轻人吗？
　　毛泽东28岁入党，刘少奇24岁入党，周恩来23岁入党，林彪18岁入党。中国共产党主要就是靠这些年轻人组成的，年轻得可怕。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这么年轻，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拒绝中老年人加入进来，而是中老年人对这种革命东西，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个客观事实，造就了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组成的队伍。
　　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知识也比我们多。”
　　毛泽东他们上井冈山的时候，真是几乎什么都没有。不仅没有物质的财富，没有枪，没有钱，就是精神的财富，比如“经验”和“知识”这类的东西，他们也没有，他们只有一颗火热的心。也就是靠这颗火热的心，这批没有经验、没有知识的年轻人，硬是打倒了一批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老年人。
　　可是如今，当年的革命家也已经老了，革命的热情早已从他们身上消失。这些人已经变得跟当年他们要打倒的老年当权者一样，他们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让年轻人造反。这些当年的年轻革命家，现在已经变成反对革命，阻止革命的“老年反革命”了，这是一条历史的必然规律。
　　不过即使在“必然规律”之中，也往往会有例外。在这批老革命家当中，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心还没有老，依然保持着当年那颗火热的年轻人的心，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当毛泽东提出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老革命战友们纷纷摇头说：“很不理解。”他们的“不理解”是真的，他们也无法理解，只好认为毛泽东是“老夫乱发少年狂”，70多岁的人，要干20岁的人做的事情，这不是胡来嘛。老革命战友中，没有人支持毛泽东，林彪也只能算是半个支持者。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老战友中间，已经找不到革命的知音了，他把目光放在年轻人身上。毛泽东清楚，不管哪个朝代，年轻人都是被老年人压迫的，他们想革命，想造反，他们就是革命的干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主角只能是年轻人，也只有靠年轻人，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毛泽东希望在这场革命中，年纪小的打倒年纪老的，知识少的打倒知识多的，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出来，就像当年井冈山的革命一样。】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2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25）/文革点火期（2）
　　
　　【接前】毛泽东知道，现行的体制都被老年人把持住了，年轻人根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所以也不可能在现行的体制中发现具有领袖才能的年轻人。只有发动一场革命，让年轻人在革命中锻炼成长，在斗争中自发地涌现出像毛泽东本人那样杰出的领袖人才。因此，毛泽东更期望在这场革命中，诞生出一个杰出的年轻领袖人才，毛泽东就把权力交给这个年轻领袖人才，让他把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道路继承下去。
　　
　　毛泽东已经找到了革命的干柴，但要点燃这些干柴，还需要一些火种。现在毛泽东年岁已高，不可能像井冈山时期那样，亲自去充当革命的火种，他需要一些人代替自己去点火。于是，毛泽东有了一个设想，他准备组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来承担这场革命的“点火”任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过》中，其中有一条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不起眼条文，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条文就是毛泽东悄悄植入的，准备借机组织一个搞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因为毛泽东大张旗鼓地组织一个班子，必然会引起刘少奇等人的紧张，会让他们提前有所防备和采取对策，所以毛泽东一切要悄悄地进行，不引人注目地悄悄组织起一个“文革小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
　　当时人们对这个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几乎没有关注，以为它只是过去那个“文革五人小组”的改头换面。旧“文革小组”是一个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同样也不过是一个无实权、无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没有人想到仅仅在半年多之后，“文革小组”居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1966年5月28日“文革小组”成立。毛泽东有意把初期的“文革小组”，搞成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机构，进入这个小组的门槛非常低。正因为最初“文革小组”的门槛非常低，所以毛泽东的“秀才”陈伯达、王力、关峰、戚本禹，江青的“秀才”张春桥和姚文元，林彪的“秀才”刘志坚等人，都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这个小组，没有人跟他们争抢这个位置，更没人嫉妒他们。
　　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文革小组”的组长，但陈伯达并不想干这个没有什么实权，又是很得罪人的职务。因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陈伯达就向周恩来提出说：“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康生同志是原来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有经验，应该让他当。”
　　周恩来却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吗？”
　　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提出说：“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
　　毛泽东更加痛快地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2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26）/文革点火期（3）
　　
　　【接前】毛泽东说到这个份上，陈伯达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文革小组”的组长。直到半年后，陈伯达才明白他是瞎子捡到一个金元宝。这个文革小组组长，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远远超过他过去的一切职务。这个“文革小组”组长，实际上等于是中央副主席。
　　1966 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在1966 年6月也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却没有自己专用的办公大楼和办公地点，只得借用“钓鱼台国宾馆”作为临时办公场地。钓鱼台国宾馆位于北京西郊，是中国政府于1959年建成的，专门接待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最高级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由17栋楼组成，编号“1号楼”至“18号楼”，其中为尊重外国习惯，不设“13号楼”。
　　钓鱼台国宾馆是属于外交部管辖的，彭真任“文革五人小组”组长的时候，曾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组织人在这里写《二月提纲》。陈伯达组成“新文革小组”后，提出继续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办公，外交部当然也没什么意见，于是文革小组就把钓鱼台国宾馆当成自己的办公场所，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在钓鱼台16 号楼召开。后来干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陈伯达住15号楼，康生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张春桥和姚文元住9号楼。文革时，“钓鱼台”的名声大噪，成为中央文革的代名词，其名声甚至一度超过了中南海。
　　
　　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点火班子”，帮毛泽东四处煽风点火，终于点燃起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火。点燃一场革命的大火，既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场燃烧起来的革命大火，弄不好很可能把自己也一起烧掉。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之夜，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当时的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对我们说了很多话，毛主席说：‘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
　　让王力最忘不了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公然对他们说出，这场革命中他们可能面临的最坏结局。王力回忆说：“我最忘不掉而且很吃惊的，是毛主席接着说的话，他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当时王力还是很乐观的，没想过如果革命失败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只有毛泽东本人想到了，他准备在最坏的结局下，跟这些革命的点火者一起被枪毙。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这群“革命点火人”，尽管没有一个人被枪毙，但下场都是很糟糕的。尹达1966年8月被打倒，王任重和刘志坚1966年12月被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1967年8月被打倒，穆欣1967年9月被打倒，陈伯达1970年10月被打倒，最后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6年10月被打倒，江青、张春桥几乎被枪毙。
　　尽管这些革命的点火人，都被自己点燃起来的大火，烧得粉身碎骨了，但历史终究会记录下这些点火人的名字。【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2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28）/文革点火期（5）
　　
　　【接前】聂元梓的上书，没有任何下落。这时聂元梓也被“整”得越来越厉害，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被取消，陆平派还要派聂元梓下乡，到怀柔县去搞“四清”。据说陆平派准备把聂元梓等人派下乡之后，就不收回来了，北大就不要他们了。
　　就在这时，《五一六通知》传达下来了。聂元梓看了《五一六通知》，忽然感到救星来了。《五一六通知》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揭露和批判了彭真，并说彭真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需要进一步清洗彭真式的人物。
　　聂元梓知道北大校长陆平是彭真的人，现在彭真倒了，他们这些被陆平“整”的人，就有希望了。于是聂元梓找到哲学系里同样被陆平“整”的七名教师，联名公开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平和彭真的北京市委。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开始说：“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聂元梓大字报》在指出一些陆平等人“搞鬼”的事情之后，最后写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聂元梓大字报》贴出了以后，马上引起中央高层的“振动”，这毕竟是第一个直接批判“当权派”的大字报。一方面，陆平马上组织人写反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时间几百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贴了出来，聂元梓等人反而成了劣势的少数派。另一方面，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马上来到北京大学，他指出：公开张贴批评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李雪峰说：可以将聂元梓的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不过李雪峰只是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形式”，并没有批评《聂元梓大字报》的内容，也没有提出要对聂元梓等人采取处分。
　　这时周恩来也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彦到来北大，传达周恩来的意思说：“贴大字报可以，但不要贴在外边，应该开辟一个室内的场地，用来贴大字报。因为北大有一些外宾，让他们看到大字报，影响不好。”周恩来的态度更是非常微妙，也可以理解成支持聂元梓，也可以理解成反对聂元梓。【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2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29）/文革点火期（6）
　　
　　【接前】不过北大校长陆平就要“自保”了，他第二天就组织开会，说：谁表示赞同了聂元梓的大字报，都要检讨。同时陆平派人找聂元梓谈话，要求聂元梓公开检讨，并且要求她亲自去把那张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拒绝了陆平的要求。就在聂元梓等人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忽然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聂元梓事先并不知道广播大字报的事，她回忆说：“我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听到街头的大喇叭响了，一个宏亮的男声响了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不由地驻足倾听，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大字报，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了！党中央对我们的大字报，评价是那样高，毫不含糊地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对陆平等人的批判，我听了自然是非常兴奋。但是，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我还没有十分理解。”
　　
　　原来康生夫人曹轶欧正在北大搞“调研”，她把这张大字报向康生进行了汇报，康生又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看到《聂元梓大字报》，非常振奋，立即在大字报上做出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还对康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要求《人民日报》尽快刊登《聂元梓大字报》。此时陈伯达已经掌管了《人民日报》，他马上派人连夜赶写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6月2日与《聂元梓大字报》一起刊出。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聂元梓大字报》呢？因为毛泽东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一直开展得不顺利。用整风的办法不行，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传达《五一六通知》，收效也不大，用《人民日报》刊登批判文章，门槛太高，只有极少部分人的文章能刊登出来，绝大部分人无法参与进来。
　　现在聂元梓等人发明了《大字报》形式，门槛非常低，只要会写字的人就可以参与进来，正好符合毛泽东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让所有群众都参与进来的想法。毛泽东希望群众放开胆子，解放思想，敢于揭发批判各机关的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人物，把现行的旧机构、旧纪律、旧秩序统统打倒。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特别亲笔加了一句话：“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0）/文革点火期（7）
　　
　　【接前】以前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而现在毛泽东却说：不能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首先要辨别上级领导是不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这样就等于是在鼓励下层干部起来造反，只要打出“保卫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的旗号，就可以公然不服从上级领导的指示。这样一来，一场“天下大乱”的大戏就开幕了。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北大校园内马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几天内就贴出了几万字张向陆平“开火”的大字报。还有上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到北大，各地报纸也大量刊登声援文章。
　　6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同时宣布撤销宋硕、陆平、彭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一张大字报打倒一个大学的党委，这在新中国的历史，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以往，人民群众对政治运动并不太关心，认为那只是大人物的事，与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而《聂元梓大字报》是一个“小人物打倒大人物”的具体事例，它让广大群众意识到，原来小人物也是可以打倒大人物的。《聂元梓大字报》大大地鼓舞了各行各地的小人物和老百姓，起来对本单位领导人进行造反。《聂元梓大字报》宣扬的是“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的思想，这为以后的夺权运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从今天来看，《聂元梓大字报》的理论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什么马列主义。聂元梓等人最初写大字报的动机，不过是因为受到北大校长陆平的“迫害”，他们试图用大字报来“反迫害”，用大字报来为自己抗争。《聂元梓大字报》中喊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口号，这只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并非出于真心地要誓死保卫毛泽东。聂元梓本人也奇怪：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
　　其实，《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是它“歪打正着”地给了毛泽东一个很大的启发，给毛泽东提示了一条让全体群众参与进来的政治运动方式。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总是主角，群众不过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而这一次，共产党不再是主角了，小人物和群众也可以自发地加入到政治运动中来了。小人物和群众自发地参与政治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正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开启了“小人物参政”的先例，从此“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1）》*****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的重要谈话,批语.
张春桥二月十九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1967.02.12─16


一、三结合问题

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问题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有长的，要看内容。

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要改变”，这是反动口号。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它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是改成市委和市人委。

小哈馒头

接上
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67.04.23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

毛泽东
1967.05.00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小哈馒头

接上
关于大批判的谈话

毛泽东
1967.05.02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批判文章文字要短。一、二千字，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有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加写的二段话

毛泽东
1967.05.07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小哈馒头

接上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毛泽东1967.07─09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在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时，毛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在谈到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时，毛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了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A一支烟

蒋介石培养了那么多学生，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毕业啊。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宋侃夫文革三事  


文革开始时，宋侃夫是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1966年8月，秉承王任重的旨意，宋侃夫亲自指示各区、各战线、各部门大搞“红海洋”，大搞“报喜活动”，以冲淡刚兴起的文革运动，抵制学生的“四大”。为了制造“红海洋”，全市街头巷尾到处用红油漆涂墙，刷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当时市委大院搭起大字报棚，群众可直接将大字报贴在棚上，市委接待人员也可收下大字报代贴。市委动员各工厂带着新产品，发动郊区农民在抗旱秋播大忙季节抬着大冬瓜、大肥猪，都举着大红喜报，来市委报喜。用大红喜报覆盖大字报栏上白纸黑字的大字报，谓之“以红盖白”。人勤（市委机关造反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人民勤务员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宣传组负责人郑博文（原是3506厂宣传干部，四清开始调市社教总团工作）此时在市委参与宣传工作，具体操办“红海洋”、“以红盖白”事宜，内情非常清楚。

武汉市文革初期最大的工人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为宋侃夫一手策划，这是崔秉亮告诉我的。崔秉亮文革开始时为市总工会副主席，1968年成立市斗批改大队时任副政委，我们四个大队干部同住一间房，每天晚上在房内闲聊，发牢骚。他曾告诉我（当时另两个大队干部、政委李星和副大队长赵新民也在场，李是市监委专职委员，十三级干部，赵是武昌区人武部长）：市总工会出面组织保守派职工联合会，是宋侃夫亲自向市总工会副主席陈玉玺布置的，陈玉玺当即派市总工会大部分中层干部分别到各系统工会去具体协助。这事当时市总工会造反派头头张玉林、邓捷等也多次讲过。

        1967年1月，官方扶植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两千来人，胁迫宋侃夫等人带领他们去北京“向中央请愿”，想要中央表态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因为当时铁路运输紧张，他们出动人员又多，所以就用汽车运送。天气不好，过了广水、鸡公山开始下雪，到了信阳，大雪封路，不能前进。呆在信阳也不方便。宋侃夫打算联系上北京的陶铸（当时是中央四号人物，与宋侃夫关系不错），请陶铸设法帮助他们。无奈与陶铸无法通话，只得再打通李先念的电话。李先念在电话中清楚地告诉宋侃夫，“陶铸也出了事，他是泥巴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叫宋侃夫赶快打道回府。宋侃夫就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许澍文、董正青秘密回汉，让职工联合会各单位的头头去信阳做上访人员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回汉。许澍文当时是宋侃夫的秘书，与董正青（原市建材系统干部，后调任市社教总团工作人员，文革开始后暂时安排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都在宋侃夫身边工作。许、董后来都参加了人勤，且都与我们人勤的杨精业关系非常好，多次对杨和人勤勤务组讲过上述情况。

（摘自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

小哈馒头

接上
有所悔改的宋侃夫

　　                             魏绳武





我认识宋侃夫，早在1951年冬。那时，湖北省召开首届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宋侃夫当时是湖北省总工会主席，我是大冶专区的工人代表，大会秘书处（秘书长是韩宁夫）安排我在大会发言。在审查发言稿前，宋侃夫曾找我询问过有关情况（此发言稿全文刊登在当时的《湖北日报》上）。事过几十年，我都将此事忘记了，还是文革中宋侃夫的秘书刘家穆给我讲的。刘家穆告诉我，他在帮宋侃夫清理文件时，发现我的那篇发言稿，他与宋侃夫交谈时，谈到首届省人民代表大会，宋侃夫说，他那时就对我有较好的印象。

　　四清后期，身为武汉社教总团团长的宋侃夫，处处遵照王任重的孝感卧龙“金星模式”（金星模式来自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说王任重要树夏菊花的典型，宋侃夫马上组织撰写《一朵红花》（李涌泉是拟稿和编辑之一），先在武汉市委内刊《支部生活》上发表，后来被王任重认可，即用王任重的名义在《湖北日报》发表。李涌泉不知是否因撰写、编辑、发表《一朵红花》有功而由一般干部逐步提升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宋侃夫不仅是武汉市当时的一把手，就在全省来说，他资格最老（1926年入党）、学历最高（大学毕业）、出身最富（官僚资本家）、工资级别也最高（行政六级）。长征时，他就是红四方面军的机要局长。解放后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再以后来武汉任市委第一书记。这位老干部，在文革中也与许多老干部一样真正遇到了新问题。由于不理解，紧跟刘、邓、陶、王在资反路线上越跑越远，越陷越深。湖北省在文革中创造许多“全国第一”，幷且都是在武汉上演的，虽是以王任重、张体学他们为主搞的，但宋侃夫也尽了自己的全身之力。例如文革开始以最快的速度（全过程仅十五天）、最严厉的手段，枪打出头鸟，宣判武钢工人庞玉来死刑，幷立即执行。又如“大抓南下一小撮”、“活捉赵桂林”等等，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当时身为武汉的一把手，难辞其咎。何况多年来，宋侃夫对王任重总是亦步亦趋。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在畅游长江后，将亲笔写给江青的信第一个给王任重看了，毛主席当场表扬王任重过目不忘，能背出该信许多段落，实际向王任重交了文革的底，还当面向王任重交代两件事：第一，对李达要高抬贵手，不要揪斗；第二，不要向学校派工作组。王任重当面应允。可是当天晚上，王任重却与北京的陶铸通了电话，告知毛主席在汉的情况。陶铸说：“少奇同志还是主张派工作组。”紧跟王任重的宋侃夫，不可能不知道以上情况，可是，宋侃夫还是让余英、李春鉴等人，把四清文教分团的各个工作队（组）改头换面，迅速派往学校。后来，进驻市二十中的工作组创造了“大字报不上街”、“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的经验，宋侃夫亲笔批示推广，以致一时全市出现了乱斗学生、乱斗教师的恶劣现象，1966年8、9月份就关押了100多名中学生。王任重把北京高干子弟宋要武等人奉为上宾，宋侃夫马上让李春鉴将安静街中学改为“要武中学”。王任重端出李达、曾淳、陈一新“三家村”，宋侃夫也马上端出程云、巴南岗、石于“三家村”。他还向高干子弟为主的“三字兵”授旗，鼓励“三字兵”在社会上以“扫四旧”为名，大搞打砸抢，反过来在秋后算帐时，把“三字兵”的一切暴行转嫁到造反派头上。为了秉承王任重的旨意，宋侃夫亲自指示各区、各战线、各部门大搞“红海洋”，大搞“报喜活动”，以冲淡刚兴起的文革运动，抵制、压制学生的“四大”。为了制造“红海洋”，全市街头巷尾到处用红油漆涂墙，刷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当时市委大院搭起大字报棚，群众可直接将大字报贴在棚上，市委接待人员也可收下大字报代贴。市委动员各工厂带着新产品，发动郊区农民在抗旱秋播大忙季节抬着大冬瓜、大肥猪，都举着大红喜报，来市委报喜。用大红喜报覆盖大字报栏上白纸黑字的大字报，谓之“以红盖白”。人勤宣传组负责人郑博文（原是3506厂宣传干部，四清开始调市社教总团工作）此时在市委参与宣传工作，具体操办“红海洋”、“以红盖白”事宜，内情非常清楚。王任重在省里组织“三字兵”，抵制北京来鄂串连的学生，大抓“南下一小撮”，“活捉赵桂林”。宋侃夫在武汉如法炮制，宁让数千名南下和本地学生在市委大院静坐绝食三天，也不出面见学生。听说武汉一师学生要来市委造反，马上派王克文亲自带队前往一师“灭火”。

武汉市文革初期最大的工人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为宋侃夫一手策划，这是崔秉亮告诉我的。崔秉亮文革开始时为市总工会副主席，1968年成立市斗批改大队时任副政委，我们四个大队干部同住一间房，每天晚上在房内闲聊，发牢骚。他曾告诉我（当时另两个大队干部、政委李星和副大队长赵新民也在场，李是市监委专职委员，十三级干部，赵是武昌区人武部长）：市总工会出面组织保守派职工联合会，是宋侃夫亲自向市总工会副主席陈玉玺布置的，陈玉玺当即派市总工会大部分中层干部分别到各系统工会去具体协助。这事当时市总工会造反派头头张玉林、邓捷等也多次讲过。职工联合会成立后，，连续搞了两次大行动，1966年冬“抬棺游行”，在市委大院示威；1967年初组织1000多人让宋侃夫亲自带队，去北京告状。

文革初期，以宋侃夫为首的中共武汉市委还导演了一场“空城计”，市委的核心领导全部转入地下，每个主要领导各带一个精干班子，潜居各高级饭店和宾馆，都是一些涉外单位，备受保护。对付群众运动则由“保卫市委大楼指挥部”负责。

　　毛主席在北京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两报一刊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个接一个，南下来汉的学生一批接一批。群众要求市委领导出面回答问题，他们一概置之不理，直至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市委大院静坐绝食。“保卫市委大楼指挥部”支撑不下去了，被迫鸣金收兵，“空城计”不再演了，工作人员全部撤回各部委，搞官办的文革运动。在此之前，曾号召工作人员在休班时写小字报，向市委提意见。

　　上海的一月风暴传到武汉后，武汉的工人、学生、干部纷纷发动起来。宋侃夫等人抵挡不住了，改变了手法，一条是加强内控，通过各部委的头头把自己的部下控制好，分左中右管理。各部委对自己的下属进行摸底排队，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严控右派。1966年冬，宋侃夫曾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说：“魏绳武的投机性，很危险，很反动。”此断语辛甫在常委会后多次在市委组织部向李泊、田吉品等人转述过。宋侃夫为什么对我作如此论断，我想，可能与我曾救过他的驾有关。那是1966年8、9月间，我在保卫市委大楼指挥部接待班，一天下午，一群中学生把宋侃夫捉到了，揪上汽车，押到武汉体育馆，准备批斗。市委保卫科长蔡龙涛当时组织一批工作人员乘车前往体育馆“护驾”，我是其中的一个。到体育馆的后台，看护宋侃夫的是武汉一师的学生，他们都认识我，因为他们曾跟我一起在黎明公社胡家墩搞四清。见面后就攀谈起来，蔡科长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他让我陪宋侃夫如厕，在学生面前“打马虎眼”，一下子躲过看管宋侃夫的学生，把宋侃夫和我塞进早已准备好的小汽车内，藏到市委党校。后来我又在市委大院造反，而且当了头头，所以他认为我有投机性。1967年春节，我主持开他的批斗会（在中原机械厂）。特别是在1968年春，我在他原来的住处（书记院中的一处小院）举办“宋侃夫罪行展览”。这次展览大部分是实物，什么养鱼池、养鶏室、鸽子亭、室内摆设，都是原貌。还有一幅精致的“宋侃夫黑线图”，标出与宋有联系的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陶铸、王任重和武汉市各区、部、办的走资派，其历史渊源、时间、地点、关系深浅程度，加上有关图片和文字说明，非常醒目，是人勤总部工作人员郑博文组织人员费时一周绘制出来的。这个展览办了近一个月，不仅各区、局，连孝感、咸宁等地都组织人来参观。市人委办公厅的刘善群等人，仿效这个展览，在市人委举办刘惠农的展览，还发展了一步，让刘惠农夫人张林苏穿着旗袍打着洋伞在展厅出现，被人们称之为“活人展览”。与此同时，市委办公厅的倪戬临、汽车队的王显林也步我后尘，举办黎智的实物展览。这些展览，对当时市直机关的“三反一粉碎”（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运动所起的正负作用都很大。现在回忆起来，一些低俗、庸俗的东西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也搬上了展台，作法有许多不妥，伤害了一些人。这也说明，当群众运动起来，有些事情是无法控制的。做领导的，事先必须有预案，以防偏差，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总之，宋侃夫当时一切表现，是个不折不扣的党内走资派。

1967年3月以后，武汉军区、湖北军区重用刘惠农、辛甫等人，扶植他们上台，主持市抓办的实际工作，辛甫等由假反宋侃夫到真反宋侃夫，他们怕宋侃夫东山再起后，自己就失势了。宋侃夫真正的失权是从辛甫等人掌权开始。宋侃夫无形中靠边站了，他自己也落得暂时的清闲。这个走资派这时也感到腰软腿软走不动，思路开始左转。陈再道“大镇反”时，江城不见宋侃夫的踪影。

就在这时，人勤在二司反复辟联络站的支持下，重新在市委大楼树旗，我重新当一号头头。市委机关有些人陆续上门找我，有一天晚上，一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家，他就是曾担任宋侃夫秘书的刘家穆，我们素无来往。刘家穆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而且是有备而来。几句家常寒暄之后，立马切入主题：“前些时我帮宋书记清理文件，无意中发现有你的一份发言稿，引起了一番议论。宋书记说，那时他对你的印象不错，文革开始后，各方面对你有不少的反映，他就产生了一些误解，想找个机会跟你交换一下意见。”刘家穆造访的目的，已是司马昭之心，不用细说。我即随便应付：“那就等机会吧！”此后，我离开了市委大楼，在新湖大、新华工、武大、水院等校园打游击，躲避百万雄师和市委机关革联的缉拿，也不知宋侃夫的下落。七二○后，军区两个军人持军区证明，向我讲道：“宋侃夫已交中央文革，你们再不要过问他的事了。”后来，我们也组织人马写过揭发批判宋侃夫的材料，但一直没有面对面。

　　1974年夏秋之交，机关中许多人到我家，谈到宋侃夫，几乎是一片赞许声。特别是王业志、袁文宗、徐近民等人讲了宋侃夫在蒲圻赵李桥市五七干校与大家“三同”的许多故事，让我逐渐改变了对宋侃夫的印象。后来，梁家发、曾繁斌、刘先华等人几次邀我去看宋侃夫，我都借故谢绝了。最后一次是梁家发对我说：“老头子（宋侃夫）讲了，你再不去他家，他准备到火官庙来看你。”这一“军”将得我无言以对，当时六七个人一同到市内去看宋侃夫，他仍然住在书记院原住的一幢小别墅。我一看那栋小洋楼，就想到1968年春夏之交我主持在这里办宋侃夫的罪行展览，心里就有一丝的内疚之感，展览内容有些失实，而且有侮辱人格之嫌。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他的客厅，厅里已有三位客人。未等我们开口，宋侃夫很愉快地向在座的另三位客人（都是市七医院的医生）介绍：“他就是在文革开始要打倒我的魏绳武，被关了好几年，最近才放出来，是我特意请他来玩的。我没有被打倒，但他们造反派却帮我治好三样病：一是脱离群众的病。解放后，进了城，一切条件好了，就没有到最基本的工农群众中去，老是浮在上面；靠边站以后，我有机会到菜场去买菜，到粮店去买米买面，到煤店去买煤，到商店买副食百货，直接与普通农民、工人、营业员接触，看到了、听到了过去在会议上听汇报时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感到与群众亲近了、自然了。二是治好霸气的病。过去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官僚主义、霸气严重，下级敢怒不敢言。文革中，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提出自己的错误，对照毛主席的教导，确实是官做大了，架子也大了，霸气也大了。三是治好了高血压。过去吃住在宾馆，劳动少，血压高，总是头昏脑胀；在干校劳动锻炼，生活正常，血压不吃药也降下来了。你们三位都是医生，过去也给我看过病，开过处方，这三样你们都没有治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最高明的医术，最灵验的药方。”他这一席话，也解开了我来时的一个心结。宋侃夫变了，在我心中他确实是个有所悔改的党内走资派。

这以后，我们接触多了。一天，我陪我爱人秦桃芝去市一医院看病，又碰到宋侃夫，他听了我说秦桃芝的病情，就说：“跟我家的苏靖（宋侃夫的夫人）得的是一样的病——美尔尼氏综合症。不用看，我那里有个药方，全是中药，吃它十副就好了。”他叫我和秦桃芝上了他的车，到他家取了那个药方。我想：“这要在文革前，宋侃夫是绝对做不到的。要是他思想没有转变，他也不会这样做。”还有一次，我们人勤的几个头头在他家里闲聊，这时他已是湖北省革委会的副主任。他见我们抽烟没有火柴，就说，现在我们省里火柴厂缺木材，用稻草代替，根本不行，我想回江西老家帮省里搞点木材。这在文革前他是难以想到的。可惜，他在湖北跟当时的当权者不合拍，不久被挤走了。到了北京，当了全国总工会不管事的副主席，不久与世长辞了。

　　我现在个人认定：宋侃夫是有所悔改的党内走资派。毛主席说：犯走资派错误，“改了就好”。所以我认为宋侃夫还是为革命、为人民、为共产党做过很多好事的好人。写此文，表示对他的怀念。　

（摘自魏绳武著《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1）/文革点火期（8）
　　
　　【接前】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广播之后，北京大学党委立即倒台，这个示范效应是巨大的。顷刻间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特别是北京市的大专院校，甚至中学，都出现大量攻击现任领导班子的大字报，不少学校领导机构已经“瘫痪”。还有一些造反者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就跑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到北京大学去学习造反经验。仅仅1966年6月到7月的两个月间，全国就有70多万人到北大去“取经”，以至于引发了后来的“大串联”。这样的情况，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他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最重要的并不是毛泽东的号召，它还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
　　在文革前中国的体制，基层干部对于老百姓“管人”的权力非常大，不仅仅是管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也管。特别突出的是住房，一个人住房的大小、好坏，全由单位领导一句话决定。在文革之前，反对单位领导就是“反党”，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所以尽管不少人对单位领导有所不满，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聂元梓本人就是对单位领导不满的典型。她本来响应工作队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留下他们那些得罪了领导的人，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除了“挨整”之外，绝无出头之日。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起来造反，并不是为了响应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号召。聂元梓等人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
　　同样，全国各地像聂元梓那样对单位领导非常不满的人，也大有人在。在不管哪个单位，都有大把对领导不满的人，不满的动机也是各种各样，有人是被领导“整”了，有人是被领导批评了，甚至有人只是对领导的住房分配不满。这些各种各样对单位领导不满的人，看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打倒领导的示范，于是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起来造反。
　　毛泽东号召人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所谓“走资派”，而老百姓并理解什么是“走资派”，也搞不清谁是“走资派”，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要打倒的是欺压他们的当权派，不管这个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派”。但老百姓为了借助毛泽东这个“钟馗”来打鬼，大家都说自己是捍卫毛泽东的，而把他们要打倒的人，统统扣上“走资派”和“黑帮”的帽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3）/文革打响了（10）
　　
　　【接前】毛泽东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毛泽东有自己一套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早在1939年的延安时代，毛泽东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说：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什么是“造反”呢？小人物打倒大人物叫做“造反”，而大人物打倒小人物则叫做“镇压”。毛泽东根据他自己独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小人物起来反对大人物进行“造反”，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应该支持的。
　　毛泽东认为，底层人民总是对的，小人物总是对的，因此小人物起来造反，自然也就是对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小人物起来“反党”，并不是小人物的错，而是我们的“党”有错，应该允许他们造反，帮助我们党改正错误。而刘少奇则认为，不论什么人，“反党”就是错的，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来“反党”。
　　就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1966年6月9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先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群众至上”，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
　　而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则是“领导至上”，刘少奇说：“要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要在运动中锻炼党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的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
　　当然刘少奇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没有正面与刘少奇争论“群众至上”还是“领导至上”的问题，而是从侧面间接地反驳刘少奇的观点，说：“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
　　刘少奇的观点是：必须由资深的共产党员来掌握这场斗争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则泛泛地说：只要是左派掌握领导权就行，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显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差甚大。
　　刘少奇提出：中央应该派出工作组，到那些瘫痪了的机关学校，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没有明确反对，只是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情况清楚了再派。”当然毛泽东在本质上是反对派工作组的，只是当时苦于没有反对派工作组的合适理由。【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4）/文革打响了（11）
　　
　　【接前】刘少奇还提出两个尖锐的问题：“这场运动的重点，是夺权？还是批判学术权威？文革的范围是限定于大中学校？还是工厂和农村都要搞？”
　　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成熟的看法，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最后刘少奇提出：“请主席回北京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则说：“我暂时还不回去，请少奇同志继续主持北京的中央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这次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占上风，相反刘少奇略占上风。首先，刘少奇提出的核心问题“派工作组”，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认，因为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要派工作组，刘少奇就占上风了，因为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组派什么人去，都是刘少奇说了算。现在大专院校的党委基本上是刘少奇的人，而这些党委被打倒，由工作组取代，工作组还是刘少奇的人，所以刘少奇在这样的斗争中，并不会丧失权力。
　　第二，刘少奇提出的关于文革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能够回答，这让参会的高官看来，毛泽东并不是高瞻远瞩的。
　　刘少奇其实并不怕夺权，因为刘少奇很清楚，毛泽东只能“破”，却不能“立”。
　　毛泽东身边都是一些“搞破坏”的人才，是一些只会搞大批判的笔杆子，当让这些人干实事就不行了，所以毛泽东身边非常缺少“搞建设”的人才。也正因为没有“搞建设”的人才，毛泽东的文革只是打倒了旧体制，却无法建立起来一套自己的新体制，只是“破”，没有“立”，这是毛泽东的致命伤。
　　刘少奇身边“搞建设”的人才济济，所以他要等毛泽东的“破坏”搞完之后，必须重新“建设”的时候，那时毛泽东还得靠刘少奇这边的搞建设人才。因此，当时刘少奇也不害怕毛泽东的夺权，只是他没想到毛泽东最后不惜拼了搞军管，也要打倒刘少奇。
　　另外，因为毛泽东没有回答“工厂和农村”要不要搞文革的问题，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和邓小平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毛泽东在此信上批示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意见。很显然，在所有的领域一齐搞文化大革命，是很危险的，这方面大跃进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5）/文革打响了（12）
　　
　　【接前】关于毛泽东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调动军队的事情，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军事体制，与旧中国大为不同，采用了“大军区”体制。中国有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却没有陆军司令，因为陆军被分成13个军区，每个军区司令的级别都与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的级别相同，都是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
　　中国这样的军事体制，显然是防御型的，而不是攻击型的。因为陆军被分割成13个军区，军区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较差，在执行统一的对外作战任务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解放军的13个军区，以及空军和海军，都是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就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是两个平行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并不是中央军委的上级领导，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单纯的党中央主席，是领导不了中央军委的，他非要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才能指挥得动军队。
　　中国的党、政、军三个部门的领导人，分别是：党中央主席（现在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是平级的，不存在上下级的从属关系，所以谁也指挥不了谁。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兼任“三大天位”：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才能完全控制住整个国家的政局。
　　毛泽东曾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刘少奇，自己只剩“两大天位”，结果就出了大问题，以至于后来林彪再想要国家主席的位子，毛泽东就再不肯给了。
　　在1966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是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
　　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14人。
　　由此可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人员差异是很大的，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毛泽东、朱德、林彪、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有兼职，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都没有军队的兼职，也就是说，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无权过问军队的事情。同时，毛泽东行使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调动和部署军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13个军区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军区，因为它承担着保卫首都的重任。在1966年5月以前，北京军区的辖区主要是河北和山西两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北京军区下辖６个军14个师，分别是21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山西；24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北京近郊；63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石家庄；65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张家口；66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天津；69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保定。
　　北京军区又下辖北京卫戍区，作为专门保卫北京的部队，号称御林军。当时北京卫戍区有两个师，一个首都警卫师，另一个是北京公安总队，都属于公安部队体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8）/文革打响了（15）
　　
　　【接前】1966年6月的杭州会议之后，刘少奇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派工作组。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一、内外有别；二、大字报不要上街；三、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四、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五、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六、不要串连；七、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八、防止坏人破坏。《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的。
　　毛泽东要“点火”，刘少奇却要“灭火”，还要像消防队员那样快。刘少奇的做法，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此时刘少奇已经察觉到，上次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烧掉了彭真和陆定一；这次毛泽东点起《聂元梓大字报》的这把火，就是对着刘少奇烧过来的，刘少奇一定要把这把火灭掉。如果刘少奇不能灭掉这把火，他自己就要被这把大火烧掉，因此派工作组“灭火”，是刘少奇的底线。
　　这次中央会议之后，刘少奇的“灭火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这些工作组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代理各学校党委的大权，化身为新的党组织。但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并不是都能浇灭那些“起火”学校的大火，有些工作组起了反作用，愈发激化了一些学校的大火。
　　工作组带着“中央八条指示”开进学校，给学校的造反夺权行动“灭火”。一方面，工作组试图把学校的斗争重点转移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上，另一方面对原来的校党委则采取保护和包庇的态度，这自然引起那些企图造反的学生与教师的不满。
　　学校的造反者们仗着《人民日报》支持造反的社论，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反击，声称：“《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有的学校甚至出现驱赶工作组的行动。
　　怎么对付那些对工作组造反的人呢？问题汇报到了刘少奇，他马上做出指示。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中南局和西北局的报告上批示写道：“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也可以进行批斗和戴帽。”【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39）/文革打响了（16）
　　
　　【接前】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么谁是“牛鬼蛇神”呢？毛泽东的解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给出不同的解释。刘少奇说：“什么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条》中讲的第四类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敌我矛盾。”
　　刘少奇认为反对工作组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就是“牛鬼蛇神”。因此刘少奇准备用1957年“反右”的手法，对付那些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工作组有了刘少奇的“尚方宝剑”之后，依照过去反右的方法，把带头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等，并且扬言以后还要进行“秋后算帐”。工作组相信，只要把带头闹事的“牛鬼蛇神”打成右派，就会让学生们联想到1957年的“反右”而不寒而栗，这样他们就会老实本份起来。
　　据说在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其中反响最大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和清华大学“蒯大富事件”。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而西安交通大学的广播台却没有转播，很多学生认为这是校党委是有意不转播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大字报，于是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此后，陕西省委紧急派工作组进驻西交大，但学生们感到工作组是包庇校党委的，于是大字报的矛头又指向了工作组。
　　6月6日，以李世英为首的一群激进学生，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贴大字报，提出要赶走工作组。之后这群学生又到陕西省委反映情况，强烈要求撤走该校的工作组。陕西省委立即把这些学生定性为“牛鬼蛇神闹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指示工作组进行反击和镇压。
　　6月7日，工作组在西安交通大学开展批斗大会，批判参与“六六事件”的闹事学生。6月8日，工作组把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进行游校批斗。当晚一名被批斗的学生跳楼身亡，李世英也服安眠药自杀，但被抢救了过来。后来，毛泽东把李世英为称“学生领袖”。
　　与西安“六六事件”相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事件”就更为轰动了。6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派江青去北大“总结经验”。刘少奇则针锋相对，在6月19日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工作组顾问，实际上是王光美领导清华的工作组。刘少奇希望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再搞出一个类似于“桃园经验”的东西来。可是没想到，王光美在清华大学遇到“蒯大富”这么一个钉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0）/文革打响了（17）
　　
　　【接前】当时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6月13日工作组入驻清华大学之后，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安定秩序，这让许多热心于造反的学生很不满工作组，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蒯大富给工作组贴出大字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蒯大富的大字报传到王光美那里，王光美生气地说：“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太猖狂了，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定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6月24号晚，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召开辩论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把蒯大富的气焰打下去。
　　可是辩论大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工作组采用以势压人的官僚作派，让前来旁听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感到不满。工作组的副组长亲自上台跟蒯大富辩论，说：“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蒯大富反问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工作组副组长答不上了，学生们一片给蒯大富喝彩叫好。
　　之后工作组组长亲自出马，给蒯大富扣一个大帽子，说：“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这样参加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都觉得工作组太霸道了。蒯大富给工作组提的意见即使不对，也谈不上“反革命行为”。于是台下的学生一片哗然，给工作组喝倒彩。
　　这次辩论大会工作组全盘输了，于是他们不再给蒯大富发言权了。6月26日，工作组在清华校园里组织一场“拥护工作组”的游行，参加游行的学生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随后，工作组把蒯大富关押起来，开除团藉，并在全校掀起“反蒯斗争”，批斗蒯大富。
　　本来在清华大学中没几个人知道蒯大富是谁，批斗大会一开，蒯大富反而成为名人了。之后，工作组又在清华清理“蒯派”，凡是支持和同意蒯大富意见的，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都打成“蒯派”，一共打了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蒯派”根本不认识蒯大富。在“反蒯斗争”中，有一名挨批的学生自杀。
　　工作组与学生对立的问题，很快传到了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反对把学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建议说：“工作组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应该先撤工作组。让群众自觉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但陈伯达的意见是少数派，都被参会的多数人拒绝。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这样会形成自流的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