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7）/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12）

　　
　　【接前】2月8日，彭真带领“五人小组”以及许立群、吴冷西等人，去武汉沙面见毛泽东汇报。许立群先向毛泽东汇报附件材料中的《关锋的杂文》，毛泽东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挡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毛泽东这里选择了“保”关锋。当然毛泽东也知道，“保”关锋肯定会影响他在高官们中的形象，不过此时毛泽东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彭真借这个话题，进一步说：“我们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和学阀的道路，应该进行必要的整风。”
　　毛泽东又把彭真的话挡回去，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彭真拿出这次他带来的“杀手锏”材料：有关郭沫若的材料。郭沫若曾于1960年看川剧《大红袍（即海瑞传）》时，作七律一首：
　　“刚峰当日一人豪，克已爱民藐锯刀。堪笑壅君如土偶，竟教道士作天骄。”
　　“直言敢谏疏犹在，平产均田见可高。公道在人成不朽，于今犹演大红袍。”
　　郭沫若在1961年2月到海口参观海瑞墓，又作一首赞海瑞的诗：
　　“我知公道在人心，不违民者民所悦。史存直言敢谏疏，传有平产均田说。”
　　
　　我们知道，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要点是三个：第一、为海瑞的罢官鸣不平；第二、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发表的时间是在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的庐山会议之后。
　　我们再看郭沫若的这两首诗，第一、其中有“公道在人成不朽”和“我知公道在人心”，明显是为海瑞鸣不平；第二、其中有“平产均田见可高”和“传有平产均田说”，明显是称赞海瑞搞“分田”；第三、郭沫若这两首诗分别发表在1960年和1961年，与吴晗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间上也是一致。
　　这样看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中的三个要点问题，郭沫若的诗中全部都有，所以如果只批吴晗，不批郭沫若，从道理上说不过去。也正因为如此，郭沫若非常紧张，赶紧提出辞职。
　　彭真拿出来的郭沫若材料，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不批郭沫若，显然会让人感到批吴晗有不公平的地方；如果批郭沫若，毛泽东又于心不忍，毕竟他与郭沫若不是一般的交情。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身份和地位都是文人中第一把交椅，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不仅如此，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私交甚好，两人是诗友，不时有诗词唱和。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有两首是和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1年11月，诗中写道：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第二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写于1963年1月，诗中写道：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当然毛泽东也批评过郭沫若，那是起因于1965年郭沫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大胆地说：《兰亭序》文和《兰亭序》帖都是后人伪托的。很多人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投稿给报刊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但都被郭沫若“压住”，不能发表。于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也是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朋友，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告郭沫若的状。【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8）/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13）

　　
　　【接前】毛泽东看到章士钊的信，也不满郭沫若的霸道做法，赞成发表文章与郭沫若进行“争鸣”。于是毛泽东亲自写信给郭沫若，客气地事先通知郭沫若，将会有人要批判他。毛泽东在信中说：“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当然那次对郭沫若的“批评”，只是纯学术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可这次对郭沫若的批判，那就是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了，毛泽东万没想到郭沫若居然会陷入《海瑞罢官》的泥潭中。
　　从毛泽东个人的利益来看，抛出郭沫若，是对他有利的，至少可以在高官们中间树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可是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拉老朋友一把，牺牲自己的形象，挽救郭沫若。
　　毛泽东表态说：“郭老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他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好。”当然，毛泽东保护了郭沫若，就不好处分吴晗了，于是毛泽东不得不让步说：“吴晗也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
　　最后毛泽东谈到核心问题，用严肃的语气，逼问彭真说：“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彭真也够得上硬汉，面不改色地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说：“经过调查，不是。”
　　彭真居然一点而不怕自己，毛泽东心中的愤怒升起，继续逼问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居然还是面不改色，再次把毛泽东的话硬顶了回去，说：“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彭真把毛泽东的话顶回去，还把刘少奇抬出来，给毛泽东一个无形的示威。
　　彭真如此不给毛泽东面子，毛泽东心中的怒火是可想而知的，他几乎就要发怒了，就要骂人了。但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又冷静下来，毛泽东明白，现在骂人对他是不利的，因为彭真带来的是政治局常委通过的文件，他骂彭真，就是与政治局常委过不去。于是毛泽东冷静下来，不再说话了。
　　彭真早就做好了被毛泽东大骂一通的思想准备。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把毛泽东的话硬顶回去，毛泽东居然沉默不语了。这让彭真大喜，认为毛泽东是“认输”了，不得不同意这份《二月提纲》，非常高兴。彭真还想最后得到毛泽东明确首肯，于是说：“以前很多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次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政治结论。”
　　毛泽东不会上彭真的钩，说：“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向毛泽东的汇报就这么结束了，毛泽东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反对。当然彭真就把这个理解为毛泽东同意了，马上下令下发这个文件。2月12日，中央办公厅正式下发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处理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方针。
　　到此为止，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泽东又输了一次。但毛泽东的再次反击，很快就要来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59）/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14）
　　
　　【接前】彭真走后，毛泽东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毛泽东从1964年底跟刘少奇翻脸之后，最大的一次败退。毛泽东批《海瑞罢官》，是要批它的两个要害：第一个要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第二个要害是“为彭德怀翻案”。可是《二月提纲》把毛泽东的两个要害完全否决，把批《海瑞罢官》转变成一场学术批判。为了搞这个《评/海瑞罢官》，毛泽东可是前后花费了一年时间的，现在看来是白辛苦一场了。
　　更让毛泽东郁闷的是，现在连彭真这样的人，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他，不给他面子了。毛泽东态度严厉地向彭真逼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如果是过去的彭真，尽管想否定毛泽东的意见，但碍于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不好意思直接否定毛泽东的话，会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可是现在的彭真，已经不管毛泽东领袖的面子了，他干脆地当面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说：“经过调查，不是。”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内威信的山河日下程度，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快。
　　刘少奇在《二月提纲》中，用暗语向毛泽东发出“和解”的信息。但刘少奇的和解态度，不是卑谦的求饶态度，而是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讲和态度。这样的和解，毛泽东还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次，毛泽东也不准备接受这个带有屈辱性的讲和。在毛泽东心中，从来就没有认为刘少奇有资格跟他平起平坐。
　　但是这次，毛泽东还是理智地退却下来。这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他要等待时机成熟了之后，再来给刘少奇致命的一击。
　　
　　可是刘少奇和彭真却误解了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没有反对《二月提纲》，是毛泽东示弱了，同意跟他们和解了。于是这两个人高兴地过早，同时也疏忽大意起来。
　　刘少奇于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放心大胆地出国访问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等国，时间长达二十余天，等刘少奇回国的时候，才发现彭真已经被批倒了。毛泽东批倒彭真，正是利用了刘少奇出国访问的这段时间。
　　彭真更是有点翘尾巴了。2月12日，彭真向上海市委传达《二月提纲》时，得意地说：“《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
　　2月13日，彭真派胡绳跟张春桥谈话，说：“吴晗的问题不能说要害，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这里所谓的“两边”，就是指被批的吴晗这一边，与批判吴晗的姚文元那一边。彭真把吴晗的问题进一步降温，连“要害”也没有了。
　　2月18日，彭真派许立群和胡绳召集文艺界和报刊界召开《二月提纲》讨论会，许立群传达彭真的意思说：“不能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毛主席说的。今后报刊组织文章，要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要删改或不发。”彭真的胆子够大，把“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说成是毛泽东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6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60）/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15）
　　
　　【接前】在中国，凡是在官场上得势的人，总会有很多人来吹捧你。这次讨论会上，很多人看到彭真得势了，于是吹鼓声大作，吹捧《二月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解放后历次文化革命的总结”、“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
　　
　　就在文艺界和报刊界吹捧《二月提纲》的时候，彭真却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满不在乎地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不久，彭真让吴晗化名“李明夫”，到昌平县去搞“四清”，事实上取消了对他的批判。这样，眼看着毛泽东发起的批《海瑞罢官》，就要虎头蛇尾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不过毛泽东的运气还是不坏的，正在他找机会反击的时候，一个好时会就来了。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致信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正好利用讨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从侧面对刘少奇发起一轮新的反击。
　　
　　这里有必要引申说明一下，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与苏联的关系，是导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因素之一。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反修防修和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时期。中共最初是苏联扶持起来的一个“中国支部”，早期完全在苏联的掌控之下。但1927年毛泽东开始搞“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势力以后，对苏联的指示就不那么听话了。
　　那时中共分成亲苏联的“国际派”与土生土长的“山沟派”，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在延安整风时基本上被铲除掉了，之后当权的中共“三巨头”，都是不是亲苏联的。刘少奇早期在苏联留学过，但只是一个小小的留学生，与苏联上层人物并没有建立起任何关系或联系。周恩来也只是短期在苏联治病住了几个月，与苏联上层也没有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在中共建国之前，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并非十分友好，矛盾不少。1949年中共建国时，中共为了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不得不宣布“对苏一边倒”。因为在当时，世界是泾渭分明的美、苏两大阵营，新中国不得不投靠其中一个阵营。想自立成为“第三极”，对于1949年刚建国的中共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不得不“对苏一边倒”。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与苏联关系搞僵，是因为毛泽东想与赫鲁晓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这种说法乍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并不符合事实。
　　苏联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并不是因为赫鲁晓夫个人的魅力，而是因为苏联的国家实力，当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军事实体，有威胁到美国存亡的实力。而中国的国家实力，不管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与苏联相差甚远，绝没有实力去争夺苏联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
　　既然中国的实力不可能超过苏联，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既然中国不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那么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凭什么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毛泽东本人更不至于那么“蠢”，他根本不会想到去跟苏联争夺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
　　毛泽东的做法更高明，他不去跟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袖，这样他反而成为了“第三世界的领袖。”【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6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61）/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倒（16）
　　
　　【接前】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第一个特点就是“反苏”。一些人批评毛泽东的反苏政策，说中国应该与苏联搞好关系，“反苏”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反苏”呢？毛泽东“反苏”的原因，既有被迫的成分，也有他主动的成分。
　　毛泽东“反苏”的第一个原因是“被迫”。苏联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严重，不允许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自己的方式“单干”搞社会主义，强调搞社会主义要在苏联的领导下，要求同盟国围着苏联的指挥棒转，一切听从苏联的指挥。毛泽东形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名义上说是“兄弟党”，实际上视为“儿子党”，用“老子管儿子”的方式，粗暴地干涉其他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样势必影响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团结。
　　苏共不仅与中共关系不好，与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关系也不好，大家都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多有反感。1968年苏联对不听话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动军队武力干涉，连罗马尼亚等卫星国都进行了反对。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苏联的枪杆子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对苏联敢怒而不敢言。
　　因为苏联是一个霸王作派国家，中国要想与苏联搞好关系，只能当一个马首是瞻的小伙计，要想以平等的地位，与苏联搞好关系是不太可能的。这对于毛泽东以及当年那些自尊心很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古巴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反过苏联。因此，毛泽东的“反苏”，有很大分成是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尊，并非单纯的个人“意气之争”。
　　
　　毛泽东“反苏”的第二个原因是“主动”。要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从宗教的角度来谈论。
　　绝大部分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宗教，没有任何信仰，所以总会不自觉地用世俗的观点或想法，去谈论宗教信仰，这就很有问题了。因为宗教信仰是无法用世俗的观点去理解的，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不是为了获得什么物质利益，只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如果认为一个和尚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是因为想出名，想夺权之类的世俗利益，那就完全误解宗教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6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62）/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倒（17）
　　
　　【接前】共产党是一个宗教意识很重的组织，参加共产党，要举手宣誓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信仰”和“献身”，都是宗教的东西，每一种宗教的教义，都是要信仰的，都是不能提出怀疑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要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更是要改变人的思想，这就非常类似于宗教了。宗教都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及所谓“洗脑”。共产主义也同样，是需要“信仰”的，是需要有“信徒”的。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说：“中国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生小孩子的时候信，等生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本人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毛泽东多次说过：“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
　　现在有一个颇为流行的名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就是不允许“修正”伊斯兰的原教旨，并且不惜流血牺牲，也要保卫伊斯兰的“原教旨”。这种做法，对于中国人这样不信教的人看来，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中国人看来，把一种“主义”修正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为其大动干戈，流血牺牲更是荒唐至极了。因此理解毛泽东的“反苏”，就要抱着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那种态度，去思考和理解。
　　
　　毛泽东“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毛泽东信奉“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原教旨，因此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自然就要跳出来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了马克思的什么“原教旨”呢？
　　马克思的第一条原教旨是“暴力革命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宣布他的新外交政策“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制度先进，未来将属于哪一个制度，这将由历史来裁决。两种制度国家的这方面分歧，并不妨碍两者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6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64）/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倒（19）
　　
　　【接前】赫鲁晓夫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在今天的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在这里，赫鲁晓夫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也否定掉了，这点与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相通的。1957年4月，刘少奇在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所以，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
　　刘少奇和赫鲁晓夫都持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观点，这也是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一个原因。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信徒，当然不能接受和容忍“阶级斗争熄灭论” 的观点。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不就熄灭了嘛。”
　　当然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信奉马克思的原教旨，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等人，都是虔诚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信徒”。
　　
　　当时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作为社会主义领头人的苏联，出现了违背“马克思原教旨”的修正主义，那么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应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在他主导写的反苏纲领性文献“九评”中，是这样说的：
　　“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也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但是我们认为，苏共的一系列原则性错误，危害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这里表明，毛泽东也很清楚，“反苏”会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利益损害，那么为什么还要“反苏”呢？这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共产党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这就是因为“信仰”是不能用利益做交换的，为了信仰，任何物质利益都是可以抛弃的。所以毛泽东“反苏”动机的一部分，就是出于这种“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责任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65）》*****

小哈馒头

dashizi 发表于 2013-10-6 17:12
楼主更新太慢了！！赶紧更新啊。写的很好。

17;12分鸣锣开道,17;15分发贴.配合很好嘛.

小哈馒头

他们为什么非要周恩来与毛泽东翻脸？  


——评《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之险恶　　
                       杨连旭　　
　2011/12/28　　　
　 　
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　　
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　　
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　　
                                         ———周恩来　　
　 　
今日上午打开电脑凤凰网就见赫然标题：《人民网：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　2011年12月28日　 07:39来源：人民网 作者：梁衡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12/28/11617229_0.shtml　　
凤凰网一向以危言耸听地标题炒作攻击毛泽东和中共的内容。对此，本来早已习以为常。然对其来源于人民网一说，不免好奇。于是，网上一搜。好家伙，可是不得了！原来这篇黑文在网上早就铺天盖地、转载了许多，其源头果然就是人民网。原标题是《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何不翻脸》，而且是2011年5月25日09:01。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730765.html　　
不仅如此，新华网也在2011年5月26日10:21:15 来源：人民网 即予以转载。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5/26/c_121460618_3.htm　　
尤其，早在2011年5月9日18:18 人民网还以《周恩来为什么不和毛泽东翻脸》，http://gx.people.com.cn/GB/179485/14589728.html为题进行了造势。　　
奇怪的是：尽管该文极尽抹黑毛主席、周总理之能，可却只见一篇批驳的文章。本以为：这作者肯定是个无名鼠辈，想出名发财想疯了，才憋出了这样个黑文自我炒作，所以那些平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自称是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的人们，才不愿意搭理他的。既然如此，俺老人家更是不愿同碌碌之辈一般见识。　　
可毕竟还是忍不住好奇，在网上一搜作者，但就见：梁衡，当代作家，山西霍州人。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他历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乖乖，原来虽说资历相差许多，但毕竟还同胡绩伟、李锐等人一样，竟然是个部级名人哟！　　
由此，这不能不引起俺老人家的重视。因为以部级名人的身份和地位编造这样的黑文，即便不是煞费苦心、居心叵测、用心险恶，也是轻浮无知、无知无畏、妖言惑众。总之是：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害国不浅！实有必要揭批一番。　　
然而，这篇黑文虽然篇幅不长、字数不多，可却是以自相矛盾的逻辑和历史谎言为主体编造出的假冒伪劣产品，涉及从1956年始至1976年间的众多史实。所以，正本清源、清除流毒的工作十分繁杂，不免文字冗长，列位看官，须有耐心。　

小哈馒头

接上
（一） 　　
以“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和“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为依据，作者梁衡力图论证的就是《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何不翻脸》。　　
此标题，一眼看去，无疑，给人以强烈地感觉，让人浮想联翩：　　
其一、面对错误指责，周恩来有着同人翻脸的爱好和实例；　　
其二、毛泽东的指责总是错误的，周恩来理应与毛泽东翻脸，必须与毛泽东翻脸不可！　　
其三、凤凰网的《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则突出了个“敢”，更为歹毒！给人的感觉是，周恩来敢跟陈独秀翻脸、敢跟瞿秋白、李立三翻脸、敢跟王明翻脸、敢跟博古翻脸、敢跟李德翻脸、敢跟张国焘翻脸，敢跟……，总之是敢跟古今中外所有其他的人翻脸，却唯独不敢跟毛泽东翻脸！说明，其人也，欺软怕硬，而毛泽东则无理取闹、横行霸道胜过了古今中外所有其他的人。　　
由此，给人以中共早就是“洪桐县里无好人”的深刻印象。　　
然而，这却是个十足的伪命题！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这是作者梁衡的解释。　　
举世皆知：周总理是著名的谦谦君子，自“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起，就同毛主席一样，舍生忘死、救国救民、强国富民奋斗终生，创立了不朽之丰功伟绩，以卓越才干和翩翩风度赢得了世人的敬仰。这翩翩风度，就包括了“宰相肚子能撑船的”的雅量、“五湖四海”的包容，他们与同志和战友从未主动翻脸！　　
虽然相处中，毛泽东、周恩来与同志和战友也曾发生过争执，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发生的家常便饭，可他们却从未主动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除非是在对方如向忠发、顾顺章、张国焘之流叛变投敌之后！否则，即便事实证明，对方确实错误了却又死不认错，他们也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总是耐心细致地等待；即使是政治上斗争，也绝不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在生活上还是关心爱护。　　
由此，他们没跟陈独秀翻脸，更没跟瞿秋白、李立三翻脸，没跟博古、李德翻脸，也没跟王明、彭德怀、刘少奇翻脸。　　
博古、凯丰等人曾把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甚至想在长征时将其遗弃，可毛泽东却量才使用。同样，为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彭德怀曾当众对周总理暴跳如雷、大发雷霆；刘少奇也曾对毛主席、周总理不敬，尽管有人告发彭德怀里通外国、有证据证明刘少奇早年被捕时涉嫌服软、乃至自首，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他们依旧获得了了很好的生活和最好地医疗，都没有翻脸。　　
至于说到文化大革命挨批斗，那没办法！批斗是近代政党政治的传统，概莫能外。长征之前的毛泽东，延安整风的周恩来、柯庆施等都曾如此，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不过是比他们挨批斗迟了些年罢了。　　
而且“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确实，作者梁衡在后文中也提到了“伍豪事件”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是一视同仁的，连周总理都要经历审查冲击，别人何冤之有呢？　　
更何况，即便是被毛泽东成为老朋友，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走红的纪登奎，“当时反对他的斗争有一百多次。他们打他，还叫他“坐飞机。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即便是受到了些皮肉之苦，可同西方大革命动辄送上断头台和王明路线时的期肃反相比，毛主席、周总理主导下的路线斗争所采取的“一个不杀”政策，也已经是历史性的进步了！　　
正因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获得了包括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爱戴和拥护，成为永远的楷模。　　
既然毛主席、周总理跟其他屡犯错误的领导都没翻脸，那么他们两位老人家之间又怎么可能翻脸呢！所以，仅此而论，《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就是个十足的伪命题！

小哈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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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的论点是个伪命题，论据是造假，开门见山就造假造谣！　　
那么论证呢？当然也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谣言连篇、谎话累牍啦。　　
在“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的论证中，作者梁衡开宗明义地介绍：“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这样的话，如果说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还有些市场，那么在30年后的今天，　　
第一、人们早已知道：在“大跃进”中，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袖，趁着毛泽东率领彭德怀、林彪等将帅，为争取我国领海主权、支援中东人民革命，集中精力炮击金门之际，头脑发热、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促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且在毛泽东察觉后，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却仍固执己见、屡教不改，最终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杨连旭：曝光揭秘“大跃进”档案！》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5/83225.html）的真相了；　　
第二、在完全改革了毛泽东的经济方针、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如今的我国，不仅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且社会形成了严重两极分化、贪官污吏横向、地痞流氓霸道，人民怨声载道、列强走狗蚕食不断。由此，多数人普遍认识到：历史再一次以雄辩的事实和如山的铁证证明，毛泽东的经济方针和 “文化大革命”，不仅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迄今为止，无人可及！　　
在这种情况下，再老生常谈、重复“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之类的谎言，看来，这个作者梁衡，不是轻浮无知，就是对“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真理”深信不疑，以为：当下的我国人民还如30年前一样，除了红头文件、领导讲话、电台报纸之外，别无信息来源，任由他们编造谎言就信以为真呢。　　
没文化的大老粗尚知，圣人云：有理走遍天下。可偏偏部级名人梁衡却不知，在妖言的基础上，又胡诌出了个“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的奇谈怪论，真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周总理德高望重，身为总理、执掌行政，却被说成无实权，那谁有实权呢？难道是村长不成。那什么是实权呢？南昌起义时，上有陈独秀、张国焘，且主力是贺龙和叶挺的队伍，那时周总理是否有实权呢。　　
退一步讲，难道没有实权就可以不争真理了吗？实际上，造反者、革命者多是没有实权的。从陈胜吴广到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从斯巴达克到列宁，革命之前都没有实权，依梁衡的逻辑，也就没有力争的条件和资格了，难道他们就不能跟统治者翻脸力争了吗？所以，翻脸不翻脸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有无实权的问题，更主要是有无真理的问题。　　
那么，当是之时，中共内部真理握在何人之手呢？　　
正如作者随后所云：“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　　
梁衡仅是现在的一个部级干部，他都能认识到“一时很难看清、说清”，那么以周总理的谦逊，在身处其中的当时，绝不可能就武断地认为自己已经手握真理了。更何况，正如梁衡在文中所再三强调的，历史的经验证明，真理往往就掌握在毛泽东之手呢。　　
如今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经济方针和“文化大革命”之正确，是迄今为止，无人可及的，那么，梁衡凭什么危言耸听“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呢？　　
无非就是企图给读者以“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其实就是权力的印象。由此，也就把毛泽东同其他领袖之间的路线之争、方法之争歪曲成权力之争、人格之争。

小哈馒头

操作失误颠倒顺序先发了[三],要检讨.

小哈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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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那么，作者梁衡所谓的翻脸要有的条件和资格都是什么呢？　　
关于翻脸的资格，他没明说，但却提出了“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　　
既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全民把毛泽东当作了神，那么谁还能有跟神翻脸的资格呀！　　
显然，梁衡这样的说法，　　
第一、自相矛盾。　　
一是、此前他关于“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这段文辞了，还笔墨未干呢。　　
二是、随后，他竟然又写出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　　
第二、根本就是无视历史的信口开河！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抗美援朝、高饶事件、庐山会议、“四清”争论、林彪事件，直至改革开放，等等，同毛泽东对着干的人和事，无不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和中国人民探索强国富民的思维和争论从来就没有、以后也不会停止不前！　　
至于翻脸要的条件，这梁衡倒是点出来了。可还真就不知道他的大脑是怎么回事，非要先宣扬“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这样的妖言后，再说翻脸条件之一、二、三。　　
要说这也不能全怪梁衡。也不知是哪个有人养活没人教育的野种，竟然在　　
毛主席驾鹤西游之后，不顾起码的史实，造谣说毛主席不懂经济。　　
就是这么一个幼儿园水平的谣言，居然还就真被一些弱智糊涂蛋们信以为真、奉为圭臬。这梁衡也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其实，如果说周总理和中共其他领袖不懂经济尚且有情可原，而毛主席早在瑞金时期就主持了苏区的经济工作，成为了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仅在《毛泽东选集》中就收录了他老人家三篇不朽著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我们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　　
那时节，后来被别有用心人吹捧成党内经济大家的人，他们都在哪里，又在干什么呢？。　　
至于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成功组织和领导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更是举世皆知。此时，周总理才从重庆归来，刚刚学会纺线线的。　　
所以，那些造谣毛泽东不懂经济的野种，倒不如宣扬说他们自己的母亲不　　
会生小孩，那样更搞笑，更引人注目！　　

dashizi

小哈馒头 发表于 2013-10-6 17:55
17;12分鸣锣开道,17;15分发贴.配合很好嘛.

别那么阴暗。因为楼主更新慢，我在天涯已经找到全版的了。把毛神化，圈子只会越来越小。楼主的文章让人感到毛确实是伟人，你们企图神化，反而适得其反，起反效果。

小哈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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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 这是梁衡所言的“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之一。　　
他所谓的之“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   　　
毫无疑问，这自然也是信口雌黄的谎言！ 　　
因为他随后就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  　　
“主要有两次”，自然次要还有不少，那么，舆论将其压灭了吗？由于文中所说的第二次反对意见语焉不详，不知所云，就以“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为例吧。　　
梁衡文中强调：“　1956年2月8日　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　　
而作为当年的主要参与者，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的事实却是：　　
第一、周总理在1955年第四季度，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是欢欣鼓舞的。在　12月5日　的座谈会上，当少奇同志传达完毛主席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用来表达对毛主席批评的体会。对联的上联：客观的可能超了过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12月21日　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把《农业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动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产粮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但是，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6.html　　
第二、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总理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几乎与此同时，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要求对薄一波替他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这样，从2月14日开始，到　4月24日　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极为紧张，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只要抽得出时间也参加。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逐渐清晰，他最后将各种矛盾问题归纳为十种关系。　　
　4月25日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14938117.html　　
　5月11日　，周总理在第2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6月1日　，周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那么，对此舆论是什么反应、毛泽东“绝不会听他的”了吗？对此，薄老说得清楚：　　
第一、毛主席对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满意的。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　　
第二、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　9月13日　，毛主席在第三次审定周总理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稿时，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史实说明：　　
第一、周总理的反对意见，不仅没有被舆论将其压灭，而且还为为毛主席所采纳了；　　
第二、所谓“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云云，根本就是编造的谎言！　　

小哈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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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评说1950年代的历史，一般的反动分子把主要精力放在非难“大跃进”之上，而这个梁衡却独辟蹊径，把发生“大跃进”之前、且紧密相连的“反冒进”问题作为重点，实施突破。　　
这个切入点，他选得好，很高明，有着承上启下、四两拨千斤之功效。这样，通过谣言，妖言毛泽东错误指责周恩来“反冒进”，就给人以毛泽东头脑发热、将冷静劝阻的周总理等人视为仇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蛮干冒进的问题由来已久的强烈印象。而后，顺水行舟，只寥寥几语就顺势全面彻底地否定了“大跃进”中的毛泽东。　　
这也正是《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一文最险恶之处。　　
那么，周总理等跟毛主席“反冒进”之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幸亏作为主要亲历者，薄一波老前辈早就公开仗义坦言在先，使我们能在当下就了解了真相。　　
当年跟毛主席一样，周总理也是主张我国发展是必须跃进的，甚至连“跃进”这个词，都是周总理发明和首用的，大跃进也是由周总理提出和部署的（罗四夕：《探索真实的大跃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5/148830.html）。　　
只不过，周总理是在主张跃进过程中反对冒进，对以为冒进的指标进行压缩，而毛主席是在反对冒进过程中主张跃进，对以为压低的指标要求增加。这体现的就是八大所指出的：“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正因如此，才有可能出现“毛主席对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满意的。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正如薄老所指出：“总之，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　　
说到“反冒进”之争，就必然也必须涉及到中共在1950年代的政治生态状况。否则，就难以说明真相。　　
那么，1950年代的中共政治生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就如这个梁衡所说“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呢？　　
不是的，绝不是的！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陈述的史实一清二楚：　　
第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周总理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原则。　　
第二、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回顾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倡议制止歌功颂德和反对在文艺作品中夸大领导者作用等一系列正确指示之后，明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5页)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1.html　　
薄老的陈述是经过历史检验过的事实！　　
正是有了这种“反对突出个人”的政治生态。所以，不仅根本就不存在着 “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和“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的问题，有的却是：尤其在退居二线之后，即便“毛亲自来说什么”也不是很灵的了事件。　　
第一、反右斗争就突破了毛泽东所规定的5000人限制，形成了扩大化到50多万人的错误。　　
第二、毛泽东不仅在“反冒进”中被说成是“冒进的罪魁祸首”，而且“大跃进”中又因为反“左”倾错误而被指责为“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 　　

小哈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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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1958年10月25日　金门炮战刚告一段落，毛泽东在调查中察觉到了刘少奇等一线领袖，大搞“穷过渡”、大刮“共产风”的左倾错误已经严重泛滥后，随即就从11月2日开始至10日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　　
紧接着，又于11月21至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即于11月28日到12月10日，就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开始纠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左”倾错误。（《毛泽东传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698.html　　
1959年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泽东于郑州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8日的会议上，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对此，不少人想不通。于是，3月1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毛泽东传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699.html　　
3月2日晚，继续开会。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跳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3月5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在长篇的讲话中，他强烈地表达纠正“共产风”的决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传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700.html　　
1959年4月29日，他干脆直接写了封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党内通信》，强调要实话实说，要求把农业的几个指标降下来。并自我解嘲道：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http://www.wyzxsx.com/User/User_Article.asp?ChannelID=1&Action=Show&ArticleID=7366　　
1959年7月，毛泽东又召开了的“庐山会议”专门反“左”，至8月后结束后，刘少奇等一线领袖却趁着会议后期批彭德怀的东风，把反彭德怀右倾错误扩大化到了基层，隐藏起了反“左”倾错误，这个会议的本来主题。　　
正因如此，尽管毛泽东此后十数次的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彻底纠正“五风”》、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可直到1961年上半年，“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的“左”倾错误也还在继续着。　　
为此，　1961年6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发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讲话，说出了“撤职、查办”，“穷过渡”、“共产风”才真正停止。　　
正如薄一波强调指出：“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也正是由于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毛泽东说话不被重视，才出现了此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由此可见，那时毛泽东在中共领导集体中已被“民主”到了什么程度。　　
而这个梁衡所讲的：“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则纯粹就是无耻谰言！　　
而其所谓“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则更是自相矛盾的无耻谰言！　　
一是、世人皆知，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作自我批评；　　
二是、连作者自己都说了，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小哈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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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　　
这是作者梁衡在“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的论证中，煞有介事的开场白。着实令人莫名其妙，不知他的话从何说起、由何而来。　　
第一、举世皆知，“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决定的，周总理何曾抵制过？即便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官方也从未有此一说。　　
第二、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和毛拍桌子翻脸了，而是在1953年9月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后，顶撞了毛泽东。1980年代，梁漱溟感伤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088909.html　　
第三、毛泽东早年就主张节育，他从未批评马寅初。相反，最早提出“计划生育”这四个字的，恰恰就是毛泽东。　　
http://www.wenming.cn/ll_pd/mgc/201111/t20111124_398898.shtml　　
第四、彭德怀确实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可结果呢，反倒是给了刘少奇等以可乘之机，将毛泽东的反“左”主题扭转成了反右倾，乘势推广全国，遏制了毛泽东反“左”运动的势头，最终促成了“三年困难时期”。　　
第五、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和糊涂蛋之外，至今我国广大人民从没议论说过周总理什么不是，更没让他老人家背一个逆来顺受或“虚伪”的骂名。　　
更为荒谬绝伦的还是梁衡所给出的“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的答案：“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且不说此前他所谓“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的这么个“一国总理”，转眼间就“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了，而其余包括执掌军队、手握实权的彭德怀在内，都是无关的普通人，这样的说辞是多么得荒唐，单就梁衡所谓“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来看，就是自相矛盾、前后矛盾：　　
其一、既然能有“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那么怎么可能有“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之说呢。　　
其二、既然他梁衡在前已经说 “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那么怎么可能还有“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之谈呢！　　
为了强词夺理证明“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这么一个荒诞无稽的结论，梁衡不惜妖言惑众：“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这里的问题：　　
一是、“有人曾问过总理”，究竟何人，倒是哪一位？　　
二是、“据说刘少奇也说过”，据谁说，哪证明？　　
三是、空口无凭怎么就能“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梁衡如此所为，就如同逃上威虎山的滦平一般，吞吞吐吐，必定不是个“绺子”，是个“空子”！　　
他一定是忘记此前自己所言：“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　　
确实如此！历史不是没有给其他领袖机会。不要忘记，　　
第一、当年的革命领袖，多曾如《水浒传》中的好汉一样，各占山头、割据一方，只因为被蒋介石打得无路可逃，才不得不辗转投靠毛泽东、投奔陕北的！　　
第二、当年在毛泽东麾下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林彪，最后倒是跟毛泽东翻脸了，也如梁衡所愿果然“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了，结果不是折戟沉沙了嘛。　　
所以，让蒋介石的手下败将，拉起队伍同毛泽东争天下，还形成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这只能是存在于精神病和弱智者头脑中的异想天开。　

小哈馒头

接上
（十二）　　
梁衡如此不厌其烦地编造“这些周都忍了”的谎言，无疑会给人以周总理只不过是一个很能忍的名利之徒罢了的印象！　　
谁能说得清，他这是在爱、还是在害周总理吧。　　
又岂止如此，接下来，这个梁衡更是不顾常识地篡改历史、谣言惑众，不仅自己近乎到了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癫狂程度，而且也将周总理置于了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之地步！请看：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 。　　
如此大言不惭，周总理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在怒斥梁衡：“不须放屁！”　　
一、因为即便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说：“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　　
二、因为举世皆知：大庆油田开发于1959年，而我国原子弹成功爆炸是在1964年10月16日，是毛泽东主导的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关系、中日建交。　　
三、因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强调指出，周总理“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置这些妇孺皆知的起码常识于不顾，无限夸大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把所有的好事都说成是周总理一人所为，这个梁衡意欲何为呢？　　
其目的，就是为了结尾：“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　　
梁衡此言无异于痴人说梦呢！且不说，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根本就是毛主席带领人民排除干扰战胜的困难，单就说即便是设想1958年翻脸，那主角也该是刘主席，也轮不上周总理。　　
而从此以后，周总理就义无反顾地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搞建设，奋斗到底！所以，梁衡关于“文化大革命”总理翻脸的设想，也只能是存在于精神病和弱智者头脑中的天方夜谭。　

小哈馒头

接上
（十三）　　
令人奇怪的却是，狐朋狗友们为什么非要喋喋不休周恩来与毛泽东翻脸这么一个伪命题，引得梁衡编造出了《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 周恩来为何不翻脸》这么一篇黑文，惹来了俺老人家这么一通臭批呢？　　
通过梁衡文中的交代，我们得知：他的狐朋狗友是以文痞为主。如季羡林老先生，自己明知住的是比农民住家不知好多少倍的干校新房、每月拿着比农民两年的收入还高、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的工资，尽管当时表现得比谁都忠于毛主席，可一旦时过境迁却怨恨起毛泽东让他蹲牛棚了。　　
就是这么一群自命清高、患得患失、忽左忽右追赶时髦的文人墨客，同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走资派同流合污，他们泄私愤、图报复，在毛泽东去后要不断抹黑着毛泽东。可是因为他们心知肚明：当代中国，毛泽东在人民中的威望如日中天，凭着他们企图抹黑，无异于蚍蜉撼树！只有利用仅次于毛泽东威望的周恩来或许还能蒙蔽一批人。　　
无奈，周总理早就防着他们这一招呢！病重期间，正因为担心身后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反对毛泽东，败坏自己的名誉，周总理不仅再三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以后不要在他的相片上打叉，而且为防止有人利用他的话反对毛主席，始终忍着剧痛、一声不吭、不留只言片语、甚至连骨灰都不留。这就使得老谋深算的叶剑英元帅空等一场，佩服得五体投地。　　
尽管如此，毕竟周总理已去，也并不能完全阻挡住那些不逞之徒利用他老人家抹黑毛主席的狼子野心。于是，1950年代的“反冒进”和“大跃进”、1960年代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 和1970年代毛主席批评周总理指导外交工作出现的错误、“批林批孔”、“评水浒”和周总理治病住院等等，总之，一切周总理经历的事情，都被他们绞尽脑汁、歪曲事实、做足文章。　　
即便如此，毕竟周总理没有留下任何可资他们直接用于抹黑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这就使他们不能不产生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遗憾！　　
个中缘由，曾身临其境的叶帅等人心知肚明，可如季羡林老先生之流不入品的帮闲文人哪能知晓。自然而然就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这样的伪命题，百思不得其解啦！　　
其实，这个问题的求解比一元一次方程还简单呢，只不过是文痞们不懂数学罢了。　　
领袖多是在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奋斗中，是在失误失败的教训中成长进步获得成功的。周总理也是如此，包括南昌起义在内，周总理的几次重大失误给事业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尤其是跟着博古的左倾路线和指挥五次反围剿失败、追随王明鼓吹“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刘少奇大搞“穷过渡”、大刮“共产风”，在给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毛主席个人。然而，周总理他老人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知错即改、有错必纠！　　
正是通过“皖南事变”，周总理彻底认识到了在战争年代，任何情况下，唯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所在，从此全心全意地跟定了毛泽东、坚定不移，直到胜利！　　
正是通过“三年困难时期”， 周总理真正觉悟到了在建设时期，任何情况下，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强国富民的根本所在，从此一心一意地跟定了毛泽东、义无反顾，直到永远！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正是由于周总理有着知错即改、有错必纠的伟大，所以也就赢得了毛主席的惺惺相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弃不离、始终如一。　　
由此，从公从私，周总理都不应该、也不可能跟毛主席翻脸。　　
真正热爱我们周总理，且被有关周总理跟毛主席离心离德之类谎言所迷惑的同志，请你务必牢记周总理的一句话：　　
“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636177　　
记住了周总理的话，也就知道了：编造周总理反对毛主席的人，正是企图打倒周总理的人。　　
　 　
山野之人、孤陋寡闻、不知梁衡，岁末年初、村务繁忙，无暇细寻，然以“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这段文字研判，梁衡此人似无恶意，只不过是基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调，在同帮闲文痞厮混时听了些歪理邪说，便以文人的臆想形成了《面对毛泽东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何不翻脸》这篇破绽百出的黑文。所以，他自然也就不同于为老不尊的胡贼绩伟、卖身求荣的茅贼于轼、不知好歹的小贼腾飞之流。可毕竟其黑文影响之恶毒并不逊于那些反毛分子的桀犬吠尧。故，凡我同志，应口诛笔伐共讨之！　　
而中共对华国锋的重新评价则表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被打开了缺口。　　
同志们，大家加油，努力、再努力吧！须知：将强加在毛泽东身上的不实之词彻底清除之日，才是我中华民族浴火重生、一飞冲天，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