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清淡飘渺

龙飞2012 发表于 2013-10-4 18:27
此文作者就是一个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三流文人，来黑毛黑共的。

你那么了解他？我说怎么像港台的描写手法

A一支烟

看的太累了，有没有完整版一次看完的那种版本。

月下渔樵

毛，无论你是左是右，如何评价他是非。有一点，是永远不能否定，也不能假设的：

那就是毛身上承载着的历代先贤不变的理念：儒家济世、大乘普渡，这个情怀，是完全抛开自己私利才有的，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骨头，人物你怎么立体化，事件怎么解读，都不能错误地从此开刀。

913后，为什么政治虚无主义盛行？就是认定了，政治家全体丧失了这种情怀，一切自然解构成肮脏的权势斗争。

竺琳

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顶楼主！

向日葵9848

竺琳 发表于 2013-10-5 09:20
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顶楼主！

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了，真希望经历过的，能看清当时形式的人写一些东西留给我们，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太吸引人了，谁都想知道，很难捂住。
再过若干年，那些当事人都去世了，我们就更难知道真相了。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让我们面对现实， 让我们忠于理想
            —— 《悲欣交集话文革》 序

    曹承义的这本书， 真实地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时隔三四十年， 原始资料抄查殆尽， 记忆又不可能十分详尽准确，但书中基本事实没有多大出入。
    我的朋友曹承义， 人如其名， 是一个能承担重任和极讲道义的人， 为此我曾手书 “承道担义” 相赠。他在文革中能广泛团结一冶的干部和工人， 率先组成大联合的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享有较高的威望，并自始至终参加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造反派头头， 率领一支上万人的产业工人造反军团， 当年武汉三镇妇孺皆知， 他的文革回忆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曹承义的文革经历很有代表性，其造反初衷和我颇有相似之处， 文革前都是当权派信任的积极分子， 甚至在文革初期充当了当权派整群众的工具。 只是由于正义感， 在毛主席 《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中央十六条感召下毅然带头造反， 很大程度上是被刘少奇整群众的资反路线逼上梁山的。随着运动深入， 曹承义和许多造反派头头一样， 怀着对背叛革命理想的官僚阶层 （走资派）的义愤， 抱着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决心， 把投身文革当作反修防修的神圣使命， 为确保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而赴汤蹈火，相信跟毛主席干革命是不会有错的， 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我初识曹承义是1967年元旦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批斗王任重的大会上。当天大会的总指挥是工人总部的彭国华， 我和曹承义分别是大会的副总指挥和主席团成员。 那天我和一位温文尔雅的青年人坐在一起，交谈甚欢，此人就是曹承义。从此，曹承义就一直是和我们并肩战斗、 永远冲锋在第一线的战友。
    江城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认识曹承义， 首先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抗暴斗争中。 他义无反顾地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 被“武老谭” 操纵的屠杀造反派的刽子手们视为必须斩尽杀绝“一扫光”的对象。新一冶的战士余望生惨死在长矛之下， 谢观德、张重阳、 马三六等血洒江城。
    批林批孔运动中，新一冶一鸣惊人， 由曹承义促成的一冶党委造反第一个在武汉亮相， 迅速引起连锁反应。一时间党委造反、 跑步亮相遍布武汉三镇，成了江城乃至全国一大奇观， 迫使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 书记赵修、 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 （人称两赵一王） 亮相支持造反派。
    在毛主席发动的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 曹承义更身先士卒。他率领的队伍一夜之间可以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广播车跑遍大街小巷， 而且有能力将造反派头头全部集中到一冶开会， 管吃、 管住。
    曹承义在斗争中和造反派各组织人员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人缘关系好，重承诺，讲义气， 对反对派的干部和群众也很讲政策。所以，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没人把他当反革命看待，相反给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帮助。 打不死的曹承义凭借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 从一文不名的无产者成为成功的服装生产、 批发业主。他的儿女们也十分争气， 在逆境中奋发成才， 儿子在美国微软总部有优越的工作， 女儿成为富裕的香港市民， 这是一个人皆艳羡的幸福家庭。更难能可贵的是， 曹承义始终 “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 洁身自好， 乐于助人， 与发妻相濡以沫。
    如果说存在决定意识， 按照曹承义的现状，可以乐度晚年，不再过问政治了。即使要关心政治的话， 应该对西方民主更感兴趣。女儿对他说： “大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招牌， 封建主义的制度， 资本主义的道路。 你一心安享晚年， 不要想不通。 ”这话太经典了。然而曹承义不改初衷， 执著地为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而努力。 先是自费出版了一本自己收集的文革群众组织纪念章的图册， 然后又写出这本书， 给自己和历史一个交待， 是非功过留待历史和后人评判。
    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是有幸的也是不幸的。有幸的是拥有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宝贵财富， 不幸的是太多的人在这场斗争中备受折磨， 蒙冤受屈， 惨遭杀害， 迫害至死， 家破人亡，至今得不到妥善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各个阶层、 各个派别的人民群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毛泽东主席本人更是心力交瘁而逝， 亲人子女备受歧视和打击。如果说这是失败者应付出的代价， 也只好留待历史评说。
    有趣的是， 四十年后， 当年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幸存负责人聚会在一起， “相逢一笑泯恩仇” ， 开全国之先河， 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为什么？是现实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当年充当镇压、 屠杀造反派工具的那一派组织的群众， 如今同样下岗的下岗， 失业的失业， 甚至劳动模范为生计所迫上吊自杀。工人阶级被打入社会底层， 党的阶级属性起了根本变化。其中最悲惨的是造反派， 被整的程度最重， 时间最长， 人数最多，至今仍得不到公正对待。
    曹承义的书把我们带到激情燃烧的年代。无数的群众支持、 掩护造反派， 踊跃为造反派捐款送饭的场景历历在目， 让人热泪盈眶；千万群众自发夹道欢迎造反派的盛况激动人心。造反派始终是站在受压迫的底层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 历史绝不会把无辜的群众宣判为罪人， 这就是我的信念。
    读过书稿， 我觉得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曹承义被判刑的罪行中有一项是组织 “六·一七” 武斗， 这一罪名真是荒唐至极。 1967年汉口六渡桥的“六·一七” 武斗， 是武汉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武汉地区的党政军走资派操纵御用武斗集团 “百万雄师” 血腥屠杀造反派犯下的一桩极其残忍、 严重的罪行。 在这一天， 有大约三十多名工人、学生惨死在百万雄师的屠刀下。 文革失败后， 那些杀人凶手无一受到追究， 有些还被媒体捧为反 “四人帮”的英雄， 有的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 。而胡双全等工人、学生惨死的罪责， 却怪在一直制止胡双全等人去找百万雄师拼命， 而且根本没到杀人现场的曹承义身上。而被杀的人是和曹承义立场观点相同的造反派群众。 百万雄师杀人的罪责就这样被移花接木地栽赃到造反派头头曹承义的身上。
    青山区人民法院 1980年 9 月 24 日[80]青山刑字第 95 号刑事判决书说： “现查明， 被告人曹承义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组
织带领一汽车人参与武汉财贸大楼武斗。途中其同伙胡接替曹指挥， 冲进武斗现场时， 当场被打死。 ” 曹承义不服判决， 提起上诉。事隔 14 个月， 1981年 11月 3 日，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市法(80)刑二字第 308号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说： “现查明上诉人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组织带领一汽车人参与武汉财贸大楼武斗， 致使其同伙胡 在武斗现场被打死。 ”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非但认定青山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强加在曹承义身上的“组织带领” 参加武斗的事实， 还加上了“致使”二字证明胡双全被打死的罪责在曹承义的推断性结论，真是中外法制史上的奇闻。
    曹承义判决书中的该罪状事实不清， 是非颠倒，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此前的1980年8 月18日，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80） 青检二字第74号］是以“打砸抢”的罪名对曹承义提起公诉的， 公诉书只字未提“六·一七” 武斗这一事实。青山区人民法院认定曹承义一案罪名为 “打砸抢” ， 却添加了连青山区人民检察院都未指控的、 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犯罪事实”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青山区人民法院以 “打砸抢” 罪名判处曹承义五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书，改用 “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判处曹承义五年有期徒刑，但仍然沿用青山区人民法院认定的“六·一七” 武斗曹承义负有 “组织带领”的罪行， 在判决书中说：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 明眼人可以看看， 那有 “半点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影子？无耻到这种程度， 夫复何言！?
    我的这篇序， 只能算是读后感。 这篇序的标题， 是与中国文革同时发生的法国五月风暴中造反学生的著名口号。 当年他们把这个口号写在胸前， 今天却时时在我心中回响。 “让我们面对现实” ， 因为我们无法不面对， 因为现实真真切切地面对着我们：当年我们誓死反对的走资派， 作为一个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今天如愿以偿， 人民的血汗终于化成他们日日狂饮的美酒。所以， “我们忠于理想” ，忠于我们曾经奋不顾身追求过的人类平等、 社会公正， 忠于革命——革命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权利。
    我们不可能去相信那些历史终结、 革命有罪、 作为理念（理想）的历史已经消失之类的喧嚣，没有理想， 社会会得病， 人会无助无
望， 让我们怎么活？文化革命的模式或许不可重复， 文化革命的行为方式或许应该讨论，但文化革命的原则和精神不会磨灭。正如一位美国
60年代学生激进分子所说： “60年代似乎远去了， 一个生活时代远去了。 ……但我知道， 这个时代仍与我们在一起， ——它不仅在我们的记忆中， 也在我们的政治中。 ”
    感谢老曹， 感谢钟逸， 感谢所有为这本书付出过努力的人，也要感谢愿意读这本书的人， 更要感谢将来阐述这本书多方面意义的各色人等。

                                吴焱金
                                   2008 年5 月16日于武汉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文革中上海市委常委的一些情况  
［ 作者：王绍玺    转贴自：网文转载    点击数：1089    更新时间：2013/1/22    文章录入：红山石 ］

　王绍玺，文革中上海市委写作组领导成员、《自然辩证法》杂志负责人，在徐景贤去世后所写的《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一文中，介绍了当时上海市委常委的一些情况。现节录如下：



　　70年秋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上海市委常委跟得很紧，建立了集体读马列的学习制度。常委中的王少庸、马天水文化水平较高，但长期担负领导工作，认真读马列的时间不多。新干部如造反起家的王秀珍，以及少数劳动模范，文化水平有限，连马列著作中的一些文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领会精神了。徐景贤文化水平颇高，似乎也不曾仔细阅读过六本专著。常委们对自己制定了个集体阅读六本马列著作的制度，每星期一至六的上午10时至12时，集体阅读，星期四分头下基层。为了阅读顺利，常委们指定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几个撰写大批判文章的权威，做他们的辅导员轮流伴读。73年夏天，朱永嘉、王知常在为《红旗》、《人民日报》组织撰写重头文章的同时，又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月刊，还办了一批学习班，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太忙，便鼓动我代替他们伴读。由此，从73年9月，到76年10月初，我伴读了三年多，和徐景贤几乎每天都有二小时的接触。这个期间，徐景贤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廉洁自律。有一次学习开始前，王秀珍见经常参加学习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冯国柱和张敬标都到了，拿出一条很漂亮的腈纶毯展示说：“这是某工厂试制成的新产品，陈阿大送来的，请领导试用，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进。”她显然担心我外传，又说：也给王老师一条试用。马天水摆摆手：“我们懂什么，不要试用。”徐景贤趁机说：“试用，还不就是无偿占有，化公为私！我们试用了，下面就会有很多人伸手。我看，是有些人自己想试用，让我们带头，做他们到处伸手的借口。听说，陈阿大他们试用、试吃的小动作不少。革命不是为了谋私，这个风一定要刹住。马老的意见对。新干部更要廉洁奉公。”徐景贤这么一说，王秀珍立即转弯，表示把毯子退回去，好好训一训陈阿大，但陈阿大等只是多吃多占，后来也未查出经济上有什么大问题。  

　　据我观察，包括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所说（我陪读休息时，经常与他们闲聊），徐景贤及马天水、王少庸等人，都很注意清廉自律，生活俭朴。徐去世时，有副挽联说他“有权不谋私”，是很贴切的。

　　这也是时代风气。当时的官场，虽然派性严重，一些造反派起家的干部干了不少坏事，但公开大肆贪污纳贿者还没有。广大干部，特别是掌有一定权利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都还是廉洁自律的。拿写作组来说，从朱永嘉、王知常起，到经学习班进入的小青年，日夜忙于写作，除了0.2元的一顿夜餐外，全都没有一分钱的经济补助，全心全意工作，靠的是信仰、精神和党的传统作风的熏陶。四人帮粉碎后，写作组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查政治，所写的大量文章，有不少是毛主席的亲自批示，有的也有上面讲话为据，不是自己的发明，查不下去。上面又指示，查他们的经济问题；大张旗鼓地查了一通，没有任何收获。又查所谓生活问题，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上面又发话了：经济上不贪，生活上不烂，说明他们一心搞反革命政治，更要从严处理。上面还气急败坏地威胁说：他们没有问题，岂不是我们有问题了！这种语言背后，恰恰表明，以清廉自守，是当时在位者的风气。  

　　2.为事谨慎，不主张自我张扬。65年秋天，张敬标对我说，像上海市委常委这样集体学习马列的，全国还没有第二家，他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报道，争取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心里想，你们天天学，成效并不显著，写这种东西，更涉及到对上海市全面工作及常委个人的评价，没有把握，不想写，却推脱不掉。无奈之中，我问徐景贤怎么办。他先承认，各地像上海这样坚持学习马列的确实不多，上海的形势也比较好，但这很难和天天读挂上钩，因为全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又说，写这样的报道，有自我表扬之嫌，不好，春桥同志肯定也不同意，不写为好。我要他向张敬标打个招呼，免去这苦差使，我还告诉他，我曾建议请新华分社记者来写，我写有自我表扬之嫌，可张敬标不肯。徐景贤说：那你就去找他，说写报道需要素材，请他提供（张敬标兼市委办公室主任），将他一军。后来我请张敬标提供素材，他再也不提写报道了。

　　又有一次，马天水说，他陪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参观江南造船厂，齐奥塞斯库看着途径的河南路一带说，上海这10几年似乎没有变化。王秀珍在学习室大叫，他算和我们很友好了，竟这样污蔑我们！马天水说：“河南路一带确实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建设的新项目都在四郊，他没有看见。市区的一些地段早应该改造，但我们现在还力不从心。”徐景贤感叹说：“我们这些年虽然成就很大，但马老经常说，我们的生产，是在拼老底，发展上海，任重道远。我们不能总是自己唱颂歌，看不到困难和问题。”看得出，他当时对他们在上海的工作，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3.读马列，能够注意联系实际。75年秋，常委们阅读《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张春桥的大文章《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发表了，两者都提到打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便合在一起讨论。马天水说，张春桥要他组织人调查匡算，有没有可能实现解放初的供给制，打碎包括等级工资的资产阶级法权。经过几个单位测算，即使实行解放初那水平很低的供给制，财政支出也要比现在的工资制多四至五倍，根本做不到。王秀珍对王少庸、冯国柱说：恢复供给制，你们老同志的工资要降低了。冯说：那时也有等级，吃饭分大中小灶，结婚要“二五八团”（满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王少庸说：那时日子比现在好过，生孩子就配保姆，三个孩子两个保姆，我在青岛（当市委书记），吃饭有特供，专职炊事员，抽烟喝茶、穿衣都有特供。徐景贤感叹说，一月革命，搞上海人民公社，以为夺了权，一切都容易解决，根本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头脑发热，想问题很简单。口口声声说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为自己旗帜举得很高，现在想想，对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要好好学习。遇到问题，不能只抄几条语录……  

　　4.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陪读时，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都搬进康平路大院，王洪文已去北京，家属也留在大院里。初进大院，这四家的孩子都是上小学的年龄。常委们学习时，从不谈论自己的子女，也不讲大院里的孩子们。但有一次，王秀珍带着几分气愤地说：洪文的儿子太不像话，因为肝炎，特地安排住在华东医院，他不肯吃药，医生好心开导，他就骂人。领导亲自劝说，他竟说，我有了权，先撤你的职。医院里没有办法，根娣（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叫我想办法，我去做工作，他也不理睬。我打电话问王洪文怎么办，洪文说叫小廖回上海收他的骨头。小廖去抽了他两个耳光，安静了几天，又闹起来。王秀珍问徐景贤：你和文元同志的孩子怎么那么文静，懂礼貌？徐景贤笑笑说：“女孩子嘛，总会文静点。”王秀珍说：我那个丫头，总是跟着洪文的儿子疯，洪文的儿子住院了，也安静不下来。王少庸忽然问我：“老师，马克思对子女教育有什么重要论述？”我知道他是要转移话题，就说：“有本《马恩列斯论教育》，可惜没有大字本（当时供领导干部阅读的马列文本书，都是正文用四号字的大字本）”马天水说：“教育子女，我们都是不合格的家长。景贤、金瑛（姚文元妻子）管得比较好。反正不能老子英雄儿子好汉。”  

　　徐景贤和姚文元的孩子在大院里有口皆碑，康办的工作人员多次对我说，这两家的孩子很懂道理，有礼貌，从不惹是生非。王洪文的儿子，则从刚搬进大院的小呆瓜，很快变成小霸王，人人摇头。父亲显赫的地位，对子女的成长不一定有利，王洪文跌倒了，对他儿女成长反而有利，因为可以在艰难中奋起。后来王洪文的儿子反到比较争气。徐景贤地位变了，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在文静中成长，缺少霸气，反而不利于他在逆境中奋起，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这大概也是辩证法罢。

　5.徐景贤对我很关心体贴。我刚刚陪读时，非常担心出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马列著作也不熟悉，这个问题只要认真备课，遇到难题，写作组的文史哲经各组都有能人，随时帮我解决，容易对付。我最担心的是，常委们学习时如果议论了他们认为不宜外传的事情，偏偏他们自己（如王秀珍）泄露给了小兄弟，或者恰巧被外面猜中，造成被动，他们中有的人为了推卸责任，很可能拿我当替罪羊，下场很惨。为了防备这种情况发生，我发现常委们开“无轨电车”（离题）时，就装着上卫生间。徐景贤很细心，几次以后，他就问我，是身体不适，还是有稿件急需处理？我讲了自己的担心。他叫我放心，说学习时不谈重大工作机密。常委们了解你的为人，不会这样做。即使遇到问题，他也会帮我做工作。一次，马天水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大字本《自然辩证法》杂志说：“内容很好。”徐景贤趁机说：杂志的主编就是我们这位王老师，还说我是儿童团出身的“老革命”，做事谨慎。经他这么一说，本来对我了解不多的王秀珍、张敬标和冯国柱，也开始和我热络起来。徐景贤还对我说，以后如果遇到我应当回避的情况，他会提醒。后来，有一次学习中，赛福鼎夫人突然到学习室拜访，他是带领新疆歌舞团到上海演出的。我起身要走，徐景贤说：“你也听一听，新疆客人来上海演出，还需要你们写文章宣传呢！”不过，赛夫人只是礼节性拜访，后来只发了消息，并没有要写作组写文章。又有一次，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未通报就来到学习室，我看他那严肃神情，似有话要说，立即起身要回避，徐景贤向我点点头，意思是我做的对，我就离开了学习室。  

　　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大清查，有人曾说我是最重要的材料袋，三年间天天和马、徐、王等见面，比他们的秘书的接触都多得多。我奉命写了陪读的见闻，没有多少他们想象的重要材料，被斥责态度坏。后来审查者从马徐王等常委及他们的秘书那里反复核对，证明马徐王等的所谓阴谋活动，确实都没有在读马列著作时进行，我所受这方面的重压，才得到解脱。能够如此，和徐景贤的细心关照有极大关系。

小哈馒头

秦始皇和文革，为何被骂得那么惨？　　

　 　

秦始皇与文革的共同之处，就是被骂得都非常惨！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就是由于“他们俩”都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　　

（一）　　

秦始皇被骂了两千多年。什么“　暴　君”啦，“天下苦秦久矣”啦，“焚书坑儒”啦，等等。秦朝和秦始皇真的像被骂的那样吗？　　

拨开历史的迷雾，细看历史的真相，好象不是那么一回事。　　

首先，在秦始皇统一华夏前，秦国是发展最好、老百姓日子最好过的。正因如此，秦国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国力，也包括民心。所以，才有秦始皇的“横扫六合”。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就算是国力了得，但如果没有民心，岂能干成那么大的事情？！　　

其次，秦始皇吞并六国，无非是军队对军队的战争。凡是放弃抵抗的，秦始皇不予加刃。在灭了六国后，秦始皇并没有像以前的战胜者那样，族杀各国的皇室及贵族，而是给了他们生存的天地。这在当时，是多么难得的宽厚和仁慈，何来“残暴”？！　　

其三，秦始皇统一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收缴和焚烧了原来各国的国史书籍，没有涉及别的书籍，仅此而已。后来，约有四百方士、术士欺骗秦始皇，诋毁朝庭，兴风作浪，被秦始皇诛灭。这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这个，比起清朝的康熙、乾隆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其四，秦始皇统一后，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了度量衡，将分封制改革为郡县制，将官员的世袭改为论功行赏，等等。将华夏统一起来，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统一后的各项改革，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秦始皇，奠定了后来两千多年的社会政治体制基础。正如毛主席所说：百代都在行秦制。所以，秦始皇时期，对于古代中国来说，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从上述情况来看，秦国、秦朝、秦始皇，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为什么秦朝那么快就亡了，秦始皇为何被骂得狗血淋头呢？　　

我以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必然性之一，就像物体的反作用力一样，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会有反作用力，都会有阻力，都会有企图复辟的力量。而且，社会的反作用力比物体的反作用力要持久、复杂并且要大得多。秦始皇一下子灭了六国，而且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别说六国的皇室和贵族们决不会善罢甘休，就是六国的百姓也心理上接受不了。所以，反抗的心理、复仇的心理、不满的心理等等，充满了原来六国的角角落落，就如同到处都是干柴，只要一遇火星，就会熊熊燃烧起来。加之，秦二世又不争气，朝庭矛盾重重，下边百姓疾苦，何有不灭之理！　　

必然性之二，孔儒们的反进步性使然。其一，当时有文化的人，基本都是孔儒的信徒。孔子的主要主张，就是“法先王”、“‘克已复礼”之类。其二，孔儒们歪曲了的“焚书坑儒”事件，使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不可能不激愤。其三，读书人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或者阶级，但是，由于出身或者向往高贵，读书人是反动统治者、贵族、上等人等天然的盟友或者跟班。所以，在六国被灭后，他们对于秦始皇的变革当然是竭力反对的。于是，他们利用自己拥有话语文字权的优越条件，尽一切能事，攻击污蔑秦始皇，怎么能解气就怎么骂，怎么能将秦始皇搞臭就怎么骂。而且，代代相传，至今不止。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遭遇了与秦始皇类似的命运，甚至更甚。三十多年来，文革一直被骂个不停，什么“错误地发动”、“被四人帮利用”啦，什么“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啦，什么“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啦，等等。 　　

文革之所以被骂得更厉害，就是因为，这场运动比秦始皇的变革来说，更带有深刻性和革命性，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的客观物质形态，都会伴随着一定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在物质生产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进行相应的社会主义文化改造。所以，过去几千年来私有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极其顽固地占领着人们的头脑。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党还没有来得急培养自己的工农兵知识分子，掌握文化教育权力的人都是从资产阶级那里接收过来的，这些人传授传播的基本上都是旧的那一套知识和观念。这样，就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就使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基本制度严重对立，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继续向前推进。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一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以摒弃旧的文化意识形态，建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客观逻辑性。正如毛主席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央和文革小组进行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文革的主要矛头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破旧立新，主要形式是造反和批判，实行文斗。那些对这场运动认识明确的人，不仅跟上了形势，而且得到了煅炼和提高。但是，由于这场运动的任务是向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意识形态宣战，是史无前例的，带有根本性和彻底的革命性，走资派和知识精英不能理解、不愿理解，不想革掉自己身上那些旧的东西，他们站在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对抗运动，破坏运动，混淆阶级阵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派别斗争，搞打击报复、“打倒一切”，使运动中出现了一定的混乱。这种混乱被毛主席发现后，很快就得到了制止。文革虽然号称“十年”，实际上动作较大的也就两三年时间，后边就进入到比较稳定的“抓革命、促生产”阶段。所以，他们骂文革“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完全是胡说八道、造谣污蔑，且无耻地把他们自己制造的混乱这盆脏水泼给了毛主席，泼给了文革本身。　　

文革的头一两年，由于集中精力搞运动，教育和工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些影响。后来，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各种生产工作进入常态。文革中，全国的农业连年丰收，工业生产除了一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都保持增长，有些年份增长在10%以上。所谓的“文革十年”中，用现在的GDP来说，年均增长在6.9%。尤其是，高端技术飞速猛进，“两弹一星”上天，大飞机“运十”研制成功，核潜艇下水；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电子产品等快速发展起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热火朝天，成绩斐然，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农村的医疗卫生得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中小学教育得到普及。这些，过来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何来“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走资派和知识精英们之所以无耻的污蔑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彻底地翻了文化大革命的案，与反秦骂秦在历史上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也是历史的必然。不过，他们的性质更加恶劣和反动。因为，他们的矛头是直接对着工农大众的，是对着绝大多数人的，是要维护最后的私有制，要维护最后的剥削和压迫。正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这是最后的“维护”，所以，他们的反抗就百倍的强烈和疯狂，而且比较持久。　　

但是，通过对秦始皇和文革遭遇的对比研究，我们应该坚定信心，相信文革是成功的，是骂不倒的，并且，也会以历史认可的形式，继续向前推进。让我们保存好文革的伟大成果，高举起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勇敢前进，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正像《国际歌》所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冬暖夏凉　　

2011．5．23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
（有待改正稿）
老石
目     录
　　前言
　　   
　　一、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当时的司法体制改革
　　    （一）砍监放犯
　　    1、一些省、市、区的档案、资料。
　　　　2、其中的区别，以相邻的皖、浙两省为例。
（二）背景与当时的司法体制改革
　　　　1、现有档案的开放有限
　　　　公安部撤消的一个文件；
　　　　毛泽东“八•四”指示；
　　　　毛泽东“九大”前后讲话，“不抓人”的一贯性。
　　　　2、文革爆发后，整个司法体制立即发生的变化。
　　　　（1）群众组织接管公安机关。
　　　　（2）“江青支持的”四院（部）联合报告。
　　　　（3）司法体制的重大变化和谢富治的有关讲话。
（4）劳教、少管等工作撤消。
　　（三）是毛泽东，还是谢富治、江青提出的“砸烂公检法”
　　　　1、江青、张春桥与“砸”。
　　　　2、谢富治其人。
　　　　（1）山头与邓；
　　　　（2）和“酷史”罗瑞卿的不同形象；
　　　　（3）谢所理解的毛泽东的专政思想。
　　　　3、应该是毛泽东提出的“砸”。
　　　　4、毛泽东对公安工作的态度。
　　（四）林彪事件的前后，司法机关的调整
　1、毛林的路线分歧已成为主要矛盾。
　　　　2、第15次公安会议，第7次劳改会议，毛、周指示中有区别吗？
　　　　3、一系列调整、部分转“正”。
　　　　4、李震“奇案”。
　　二、今日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法治实践，问题与前景
　　（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走向“法治”的实践及其提出的问题
　　　　1、全面恢复文革前乃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司法体制。
　　　　 “依法治国”、入宪，扩编、扩监。
　　　　2、彭真，文革之前、之后，政法战线的主帅。
　　　　“玻璃板”与“十无”
3、“五次高峰”与持续20多年至今未下的“第五次高峰”。
　　　　犯罪统计
　　　　“下不了手”与死刑、酷刑
　　　　治本，靠的是“把经济搞上去”吗？
　　　　4、应该终结的“严打”模式，云南厅长的总结，北京局长的新模式取代。
　　　　5、深化司法改革的前景。
　　　　（1）定位“警察国家”？
　　　　（2）司法独立、政法委、律师、劳教。
　　　　（3）有回归中国传统的路吗？
　　　　（4）百年的西望、再西望。
　（二）西方的法治问题
　　　　1、发达国家的发达犯罪。
　　　　美国：高投入、高犯罪、低破案率。
　　　　英国：其保守性也被逼得“朝令夕改”。
　　　　日本和欧洲等。
　　　　2、也有的进步和回潮。
　　　　（1）相对的司法独立。
　　　　（2）高效权威、反应敏捷的警务指挥系统。
　　　　（3）对酷刑的重视。
　　　　（4）开放处遇制与阶级、种族的倾斜。
（5）一定程度的民主性——即群众性。
　　　　（6）米兰达警告：“正当程序革命”与西方文化大革命。
　　　　（7）保守回潮。
　　　　3、对西方法治的批判。
　　　　（1）以恶治恶。
　　　　（2）哈贝马斯：“西方的法治传统也面临着危机”。
　　　　（3）左翼批判。
　　　　《新犯罪学》、福柯
　　　　越轨会议，伯克利学派
　　　　（4）批判法学运动的兴起。
三、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一）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对改造罪犯和群众专政的探索
　　　　1、毛泽东的“把犯人当人看”、“人是可以改造的”，从本质上区别了古今中外的其它理论和实践。
　　　　（1）从革命根据地开创的革命人道主义传统。
　　　　37次批示、谈话和毛泽东的博大胸怀
　　　　（2）对国民党、日本战犯等的成功改造。
　　　　2、毛泽东的“横竖不杀”与整个官僚阶级的血腥对抗。
　　　　3、“道县事件”及其文革的秩序观。
　　　　4、也谈文革中的专制。
反毛与反林、反周的不同，“一打三反运动”与“打开监狱找左派”
　　　　学习班、“5.16”
　　　　“公安六条”与45号文件
　　　　5、监所内的“把犯人当人看”的运动
　　　　（1）1972年的大幅度提高犯人伙食供应标准。
　　　　（2）“三杯水”与废除“法西斯审讯方式”。
　　　　（3）各地的贯彻。影响
　　　　6、“小册子”、“三位一体”和枫桥道路。
　　　　（1）“小册子”与司法民主。
　　　　（2）“三位一体”的可行性。
（3）枫桥道路。
　　（二）群众专政，大民主和人类的前途
　　　　1、“要重视文革中‘斗、批、改’阶段的研究，从这里可以认识主席对未来的探索”。
　　　　还应该重视毛泽东晚年所关心的国家理论问题，其中可以包括“评《水浒》”、“官僚主义者阶级”批语的公布，都涉及到体制问题。
　　　　2、十月革命和1949年革命后提出的问题。
　　　　3、“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毛泽东最本质的说明。
　　　　即使在毛泽东领导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在群众运动的动态中才能体现出来。
4、毛泽东：“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
　　　　中国式的大民主，是对人类民主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削弱国家机器，靠的是武装人民和群众专政。
　　　　“三结合”的革命政权，也需要强调“精简机构”和干部的“半供洽制”。
　　　　“七、八年来一次”、“社团革命”、“颜色革命”。
　　　　所谓“大民主”，说到底就是群众路线。
　　　　群众化，首先是语言文化的。
　　　　要不要群众化是要命的问题
5、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也给历史带来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
　　　　和毛泽东主义，人类两种前途的选择。
　　　　写在后面的一点记忆
　　前  言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整建制的撤消监狱、劳改单位，一大批正在服刑的犯人回到原住地、原单位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之后，留在监、所的犯人和其它在押人员，也经历了一场监狱史上仅见的“把犯人当人看”的运动。而在之前，全国各地陆续撤消了劳动教养、少年管教等工作。整个司法体制也曾发生过根本性的改革，其中有一个“砸烂公、检、法”的公案。
——这是称之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次“认真的演习”中至今人们还重视不够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我国现有档案的开放程度还相当有限，笔者还不能据此理清这场司法改革的头绪。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以此为切入口，了解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今日中国法学界的主流批评毛泽东搞的是“人治”，不要法治，同时却大都肯定毛泽东改造罪犯的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方向，司法界过去也常引用美国首席大法官伯格参观我国监狱后的评价：“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庭和监狱我都参观过，中国改造犯人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富人道主义”。那么在这方面，究竟是法治还是人治？所谓现代法治，就是营造各式各样、有形无形的监狱来控制全社会，这可能是福柯对几百年来的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最精辟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走上“全球化”轨道的“欠发达国家”。已经持续20多年的我国“第五次犯罪高峰”仍在越攀越高，被人们誉为法制最健全，国家机器最强大的美国，其社会犯罪也同步强大，说到底，现代社会一刻也离不开犯罪推动其运转。北大一位著名的法学家说：“但是经过了20年的改革，人们却由对法治的希望变成了对法治的失望，如果不是绝望的话”。哈贝马斯也认为，西方的法治传统正面临危机。毛泽东却说：“我们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可以把犯人改造过来”。依造他一贯的思想，要改造好人，必须改造制造犯罪的社会。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例如他所推广的“枫桥经验”，就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不杀人”、“不关人”、“不打人”，靠群众说理教育改造的另一条道路。
　　毛泽东说：“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群众专政，或者是对群众专政，就是在文革中反复较量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本质的体现。也只有从这里才能澄清近30年来垄断了话语霸权的少数权贵有意搅混的文革的真实。究竟是《文革的屠杀》，还是镇压文革的屠杀？所谓“暴虐文革”、“专制文革”应该有更本质的认识。有身价的“100个人”或者其它权威记忆可以一千次一万次地炒作，但终究代替不了掩盖不住千百万造反奴隶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革史。即使如此，和历史上各次大革命比较，这次文化大革命仍然是代价最小的，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人类历史上，亿万人民第一次有机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重要领域里，那么广泛地参与了民主运动，在争取人类另一种前途的斗争中，为今后世世代代的奋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教训和经验。也只有有了这种中国式的“大民主”，民主，才第一次具有了较为完整的意义。人类应该有幸于毛泽东点燃的、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推动全球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德里克说：“文革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挣扎”，不过，这个“挣扎”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正在经历的只不过是它的一次较大的反复。
　　在中国文革爆发40周年的前夕，笔者谨以此文抛砖引玉，以寄希望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内容繁杂，仍只是浅谈，它期待看来自各方面的补充、启发，批评、改正。也借此机会，促进本人能够认真读一点书，再继续这一工作时，会有所提高。
　　一、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当时的司法体制改革
　　（一）砍监放犯
　　1、取自全国六大区域十余省、市、自治区有关“砍监放犯”的档案及其它文史资料，其中：
　　黑龙江：“（文化大革命期间），……开监放犯十余万”，“从1967年至1970年，全省59个单位先后砍掉57个……”。
　　吉林：所砍“占全省劳改单位总数的77.87”，“被放掉57％”。
新疆：“1970年3月1日至1973年3月10日，除第一监狱外，19个在押犯单位整建制地移交”。
　　湖南：“劳改单位只剩下13个”。
　　江西：“到1969年4月，省劳改局和全省各劳改、就业单位，全部或分别被撤消或交出”。
　　安徽：“保留下来的还有9个单位”，“5236名罪犯未能收押改造”，“38200名在押犯，被清理回原籍”。
　　——此外，已查阅到相关资料的还有京、晋、青、川、鄂、鲁、苏、浙、沪等。
　　2、其中的区别，以相邻的皖、浙两省为例：
皖：5年以下徒刑等条件，才可清理回原籍。相同中外较好的惯例。

coldwarj

连载停了？

小哈馒头

接上
　浙：根据浙革（69）215号文件《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只有“重政治犯”和“海归”特务等四种特殊对象（涉及人极少）才有“需送劳改场（所）”的资格，并要报省革委审批，地（市）、县级政权无权。

　　——结合下面要谈的也在浙江的“枫桥经验”，笔者认为，或许，后者才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

　　（二）“砍监放犯”的背景，与当时司法体制的其它改革

　　1、文革后，1979年公安部《关于撤消几个错误文件的通知》，其中第一个就是“1969年1月8日公安部印发的《关于群众专政的几个典型报告》的小册子。”其发文时间正处于各地“砍监放犯”高潮中，只是笔者还没有见到次文件原文。

　　我国现有档案的实际开放对文革时期，尤其是政、法资料是基本上非法封闭的，令人担心的一次又一次的“烧档案”烧的又大都是文革时期的。

　　一位“九大”代表回忆当时传达毛泽东的一个讲话：“我看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这位代表本人亲自去执行解散的劳改单位——郭当口农场，以及人们谈当年“干校”所熟悉的罗山农场等，在河南的档案馆、地方志中看不到一点“砍监放犯”的蛛丝马迹，许多省都是如此。

　　1968年秋，在“反多中心”运动中，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的身份被关进了郑州市看守所，至1969年底释放，在这期间——“九大”前后，正目睹了各地转来的此类人员以及本所的一些家属持大队、街道介绍信来领人的情况。1979年底我以“妄图夺省委领导权”的罪名被判刑去到监狱后，这个话题仍然是老犯人经常议论的，不过他们归功于林彪，我反复和他们辩论说是推广“枫桥经验”（下面要专题谈到）。当时，我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九大”有此讲话。

　　听了那位“九大”代表回忆后，我从有限的资料中没有找到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也包括我们当时十分熟悉的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许多讲话，今天在正式出版物中都看不到。但是，就在《毛泽东传》等书里，也有毛泽东在“九大”前后类似这种内容的讲话，而且不仅一次。例如，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一篇很长讲话中说：“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是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有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的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这段话是谈清理阶级队伍（以下简称“清队”）开始的，也是他的一贯原则。更早一些，他也强调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据《王力反思录》，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专政”。这里，他主要强调的是和走资派的斗争，“如果不实行群众专政的话，就是走资派来专了群众的政”。

　　2、文革爆发后，整个司法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1）文革开始的夺权，“接管政权，从报纸宣传工具开始，接看就接管公关机关”，这是1967年1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被革命群众组织接管的当天谢富治讲的，他还说：“大致上，全国大城市的公安局都被接管了。他们做得对，这件事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支持的”。

　　（2）1968年12月11日，被文革后归罪于“江青支持的”高检、高法、内务部军代表、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向毛泽东、中央、中央文革写了《关于撤消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求报告》，被批准执行。

　　谢富治1967年5月5日说：“检察院完全是学苏联的”；1967年11月25日说：“法院这个名称是旧的东西，沿用国民党时用的名称”，“要通过斗争把原来法院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统统搞掉”。并说，17年来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的，只有靠造反来解决。

　　——对此的认识，也需要联系1960年就曾撤消过检察院（1962年恢复），以及曾有过的司法合署办公问题。

　　在公安部“留下少数人”中，领导干部只留了文革初期刚从部队调来的李震、施义之等人。

　　同时，公安部发下文件，中断了和地方公安厅、局的垂直关系。

　　地方专政机关也是萎缩状，湖北省“1968年将原公、检、法干部精简90％”；浙江省革委1968年的54号文件，要求县级公安机关军管会人员不少于10—15人。

　　（3）全国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遭大幅度砍缩。

　　（4）文革全面展开之始，劳教等制度就成为造反的对象，1966—1970年，全国各省、市、区陆续宣布撤消劳教、少年管教和强制劳动等工作，1969年后一些省“普遍实行”对“无帽就业人员实行民主管理”。

　　（三）是谢富治、江青等人，还是毛泽东提出的“砸烂公、检、法”

　　1、文革后，批判江青、张春桥中，也有这个“砸”的问题；

　　张1967年12月19日在上海大会上历数上海各任公安局长在“十几年里干尽了坏事”。此时的他是刚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后。

　　江青一再公开表示过对“大沿帽”的反感，但这么大的体制问题，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她，恐怕不会是她自己提出来的，就像她1967年7月22日肯定河南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之前，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已讲“你们要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并夸奖武汉造反派“钢工总”修工事很好。

　　2、谢富治其人。

　　（1）谢从历史上看，他是红四面军——二野体系的，算是邓小平的老部下，据说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批邓讲话，事先是得到邓的谅解的。

　　（2）和谢接触的人，明显感到谢完全不同于其前任罗瑞卿给人普遍留下的“酷吏”形象。江青认为：谢的“缺点是弱一些，软一些”。

　　谢认为公安部的权力太大，就此和罗瑞卿在中央会议上的争论。

　　在他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间，1961年4月的第11次全国公安会议要求严格控制劳教对象；1964年12月通知，禁止各地看守所组织在押人员进行劳动生产（1985年公安部又指示恢复）；根据他对监狱的调查研究，报请中央确认毛泽东提倡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方针……

　　（3）谢富治1967年8月7日在斗罗大会上的讲话（后来批他称“谢八、七讲话”中说：“我们不能靠抓人的办法，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专政，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谢说，就是革命派夺了权，只要“还是抓人”，就是“根本没有改造”。他强调公安机关只能由“群众监督”，不允许“监督群众”、“镇压群众”，否则就是“苏联那一套”。

　　3、应该是毛泽东提出的“砸烂公、检、法”。

　　“谢八、七讲话”中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谢传达毛泽东的“公检法问题严重，要彻底革命”，其意也是一致的，后者在文革的一些正式文件上可以被引用。另据资料记载，196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长沙说：“过去好象说，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当时有张春桥、杨成武、汪东兴陪同）。

　　——据此，应该认为，“砸烂公、检、法”是毛泽东提出的，谢富治也绝对不敢伪造。

　　4、解放后，毛泽东对公安工作肯定没有批评和不满意多，直至到文革时的基本否定，就是后来的“要一分为二”也是以此为前提。他“不要一个警察世界”，就是对穿警服的数量也要求限制。公安老干部说过那时在局机关里，几个科室才一套警服，供个别需要用。

小哈馒头

接上
　（4）批判法学的兴起。

　　1977年春，在威斯康星大学召开的批判法律研究会议，标志着“批判法学”这一运动的诞生。至今，已成为法学领域内一个强势的左翼运动。

　　其著名口号：“法律推理是政治的”。它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偶然成物，完全没有必要性。

　　这一运动的两个思想渊源之一的欧洲新马克思主义中，必然有毛泽东及其中国文革的影响（有待了解），中国法学需要“批判法学”的理论，“批判法学”是否也应该有对毛泽东的探索更多的了解和研究。

　　三、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

　　（一）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改造罪犯和群众专政的探索

　　1、司法界主流在批评毛泽东搞的是“人治”，不要“法治”的同时，不少人却肯定：“毛泽东改造的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方向”，他的“把犯人当人看”，“人是可以改造的”，从本质上区别了古今中外的其它理论和实践。
美国首席大法官伯格参观我国监狱后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庭和监狱我都参观过，中国改造犯人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富人道主义”。

　　（1）在对待犯人的人道主义待遇上，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自建国前的革命根据地始，就有一个相当好的传统，建国后，毛泽东更为关注这个问题。例如：

　　1934年，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明确规定：“对于一切就范的犯人，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

　　1944年，边区政府在清理工作中明确：“犯人是人，且多是社会上不幸的人”，“一方面剥夺其自由，一方面要尊重他人格”。

　　“建国以来，就改造犯人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多次重要指示”，如“把犯罪分子当人，要给犯人以人道主义待遇”（见《公安史料》1988年第4期）。

　　1956年毛泽东在同外宾谈到改造罪犯比较困难时，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不取决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

　　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听取谢富治汇报后说：“就是应该把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嘛”。

　　1965年8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要把犯罪的人当做人，对他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肯死”。

　　1975年2月27日在对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说：“不要强迫改造”，“强迫改造也不好”。

　　——据一些在监管工作第一线的作者统计，毛泽东在其著作、批示、谈话中涉及改造罪犯，关心罪犯的人道待遇的达37次之多。这是古今中外的其它任何国家领导人都难有的如此博大的胸怀！邓小平讲：“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彭真谈的最好听的，就是要像医生对待传染病人，老师对待学生，家长对待孩子那样，而且只是对劳教人员讲的。

　　毛泽东认为：“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不少学者则批评毛泽东是要改造人性，尽管他们自己也难以说清什么是人性，其实，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改造，或者反复改造人性的过程。其中应有的区别，仅仅是改善从恶，或者改恶从善罢了。如果说，某些设计师是用十分庸俗的实用理性，故意放纵人们的一些贪婪的兽性欲望，诱使整个社会的短视，从而回到人人都忙着觅食筑窝的“动物世界”，以便于统治者永远稳定的“放牧”，那么，毛泽东则是领导人们决不放弃寄托人类理想的“乌托邦性”来改造理性，升华兽性，并不断争夺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用一个大写的“人”来要求一代又一代的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毛泽东的“人性改造观”，也以此来认识他的群众专政观。

　　（2）上面提到的毛泽东1975年2月27日的指示，是毛泽东对公安部《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对全国人大的说明（周恩来已经批示）所作的长篇指示，其中这段话：
“锦州、大虎山、沈阳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他是指报告中还要继续关押的13名），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这些指示，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很长时间准备好了的材料全部作废”。

　　对共产党收押的日本战犯，毛泽东主张“一个不杀”，当时也是中央大多数领导人想不通的。1956年宽释返回日本的战犯，刚登上日本舞鹤港，就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表示：“低下头来，衷心谢罪”。其归国代表到日本国会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员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战争罪犯。“被判无期徒刑的日本战犯上村喜赖1976年提前释放时，请求离境前去参观毛主席故居”，离境时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感谢毛主席，感谢在监狱里与我朝夕相处帮助我改造自新的所有人员”。

　　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美国间谍李克、李又安夫妇释放回国后撰写出版的《解放后的囚犯》。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获释后，在天安门广场向毛主席挂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小哈馒头

接上
“枫桥”道路。

　　2003年年底，中央政法委、浙江省、法院系统及其它行政部门和官方媒体纪念了毛泽东树立的“枫桥经验”40周年，据说在全国的有关会议上此举遭到了右派的指责，左派的冷淡，前者是指责到今天还要搞毛泽东那一套东西，后者一看当局用来对付上访的就失去了兴趣。

　　枫桥是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的一个镇 ，40年前是一个有七万人口的区。所谓“枫桥经验”就是不抓人，不打人，通过群众性的说理教育改造已经犯法原需要捕判的人（当时有45人，一个没抓）。

　　《人民法院报》2003年11月27日的文章这样介绍：毛泽东在听取原公安部负责人汇报枫桥“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打人，要没有捕人，就地改造四类分子的好经验后，高兴地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大多数宣传重点就是这句“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所谓结合新时代特点，说到底，就是对付越来越麻烦的上访问题。

　　但是，《人民法院报》的这个介绍用了一个“四类分子”也包括了刑事犯罪分子，显然是另有用心的。几乎所有党政和司法部门官员的讲话和所有媒体宣传中，都是这样宣传毛泽东1963年11月22日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那么，前面省略号，省略的是什么呢？省略的是毛泽东要求中央对公安部关于“枫桥经验”的文件《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加一段批示。今日有意回避的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枫桥经验”的指示。要害是这样一句话：“他们的经验充分地说明现在完全有可能和应该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这里中央第一次对毛泽东提倡一辈子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中的“大部”（当然是指已经犯了罪的人）有一个定量的说明（也正是1963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将社会上的团结90％以上改为95％以上），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呢？当然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不符合今天的“严打”模式、法治路线。

　　网上的资料也清楚的记载：1963年11月，枫桥区社教运动基本结束，谢富治来浙江了解试点中没有捕人的情况，即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

　　1963年11月22日，毛泽东对原公安部付部长汪东兴讲：“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40年过去了，至今，枫桥全镇刑事发案率一直控制在万分之十二以内，其大山村村委会主任张新建对记者说：“从解放后到现在，我们村没有一个送到监狱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公安部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1972年12月成立）的所长在向我们谈破案经验时说：“我们的经验，第一是党的路线、政策，第二是群众路线”。

　　破案包括社会治安，可以依靠群众路线（例如“三位一体”），办案、判案，也应该走群众路线（例如“小册子”），刑罚、改造，更需要群众路线（例如，从本文开始谈的“砍监放犯”到“枫桥经验”），也只有走毛泽东的这条“群众专政”的路，才能根本解决犯罪，改造这个社会顽症。

　　我们强调群众路线，并不意味着现在就要废除所有的法规（需要本质性的修改）。在具体执行上，我们还需要一些认真的程序和制约，只是需要时刻警惕着这些技术性手段对“群众专政”可能会造成的破坏，从而名存实亡改变其根本性质。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引用马克思的话：“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也要解放全人类”时，接着指出：“包括犯了罪的人”。毛泽东是把他们改造罪犯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他领导的革命人民改造社会，改造人类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15）

　　
　　【接前】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彭真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我们反对林彪的说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但有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甚至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由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彭真又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不过，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没有毛主席，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彭真还替毛泽东辩护说：“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好多错事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就都推在他身上。现在一些人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
　　据彭真的秘书后来回忆说，他曾对彭真说：“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惨，复出后又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这是何必呢？”
　　彭真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不错，我在文革中失去自由十二年，监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就个人讲，我能没气？但是，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现在的问题是，今后我们举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能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这面旗帜能丢吗？丢不得！如果丢了这面旗帜，必然造成混乱。”
　　
　　上面说了不少彭真1979年的事，让我们再把时间转回到1965年12月22日，彭真到杭州见毛泽东汇报工作。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单独见彭真，而是让彭真与杨成武、康生一起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毫不隐讳地对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果然大胆，当场顶撞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彭真直接顶回了毛泽东的话。如果这时毛泽东再继续跟彭真说下去，两个人就要发生争论，毛泽东说不定又要忍不住“骂娘”了。毛泽东明白，现在还不是跟彭真“骂娘”的时候，他接受了上次跟刘少奇争论，结果反而吃了大亏的教训。所以这次毛泽东忍住气，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毛泽东说：“吴晗问题先不做结论，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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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1）/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16）

　　
　　【接前】毛泽东说完，就跟杨成武和康生谈起话来。彭真原以为毛泽东要大大对他发一次脾气，甚至大骂他一顿，他也准备好了各种应付毛泽东的说辞和讲法。可是没想到毛泽东一下子就把这个话题打住了，不再跟他谈了，这让彭真反而“被动”起来。
　　彭真这次来，同时也带着刘少奇的嘱托，希望把这件事，直接与毛泽东做一个“了断”。刘少奇和彭真认为，他们跟毛泽东一起批吴晗，已经很给毛泽东面子了，希望毛泽东批完吴晗之后，就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地结束掉。
　　可是毛泽东不再谈《海瑞罢官》的事，让彭真无法回去向刘少奇交待。于是彭真在临走的时候，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明天他能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彭真的要求，11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进行了一场单独谈话。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但遗憾的事，至今没有人披露过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是彭真回到北京对别人说：“主席赞成我的‘放’的方针，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的本意，肯定是不会赞成彭真所谓的“放”。因为这个“放”，就是搞刘少奇“浑水摸鱼”那一套，这样就会把毛泽东的斗争大方向转移掉。但彭真为什么说毛泽东“赞成放”呢？第一个可能性是，毛泽东并没有赞成“放”，而是彭真放出的烟雾弹，假传圣旨；第二个可能性是，毛泽东出于计谋的考虑，违心地赞成了彭真的“放”。
　　不过从各种迹象来看，彭真假传圣旨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彭真只是在会议上口头这么说，没有在书面材料中提到毛泽东赞成“放”。如果毛泽东真的说“赞成放”，那么彭真应该赶快弄个书面材料，把毛泽东的“意见”传达下去，这样对刘少奇和彭真都是很有利的。
　　
　　彭真从杭州回到北京后，1966年1月2日，召集文教、报刊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三十多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精神。这次会议上，先由胡绳传达毛泽东12月21日，关于哲学问题和史学问题的谈话，然后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康生说：“毛主席讲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1959年6月写了《海瑞骂皇帝》，1959年9月写了《论海瑞》，1959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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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2）/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17）

　　
　　【接前】康生的话，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到会的这些人，已经料到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说出这些话来，也毫不奇怪。
　　之后彭真发言，说：“主席批评我们懒，我们的同志总要学习些知识才行。这场争论，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彭真因为是跟毛泽东单独谈话，康生也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所以无法质疑彭真传达的毛泽东的话。
　　中宣部长陆定一，马上接过话题说：“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彭真说“要扯多宽就扯多宽”，陆定一就把争论的宽度，扩大到“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彭真说“要扯多久就扯多久”，陆定一就把争论的时间，拖长到“一、二百年”。
　　康生反驳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日前吴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吴晗的要害是‘罢官’”。
　　这次会议上，康生是孤立的，没有人赞成康生的意见，当然也没有人反对康生的意见，他的话等于白说。
　　彭真没有直接反驳康生的话，而是说：“对吴晗的批判，要慢作政治结论。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也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彭真接着说：“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
　　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插话说：“《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
　　彭真接过话来说：“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陆定一也说：“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根本没有跟我这个中宣部长打招呼。”
　　彭真又接过话来说：“上海同志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陆定一说：“当前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这次批判吴晗，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
　　彭真和陆定一两个人一唱一和，定下了这次会议的基调，把批吴晗变成一个马拉松式的无限扩大和无限拖长战役，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变成学术讨论，最后不了了之。
　　到此为止，毛泽东在这场批《海瑞罢官》的战役中，一直是输家。毛泽东不得不从另外一个渠道打开突破口，这就是“军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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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3）/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18）

　　
　　【接前】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正式发起对刘少奇的进攻。到1966年1月，毛泽东发起的这场进攻已经两个多月了，但这场进攻对刘少奇不但没有造成什么打击，反而是毛泽东自己节节失利，颜面尽失。毛泽东发现必须动用自己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了，那就是军队。说到军队，就不得不说说军队的大管家淋彪。
　　林彪，1907年生，比毛泽东小14岁，原名林育蓉，后来他嫌自己的名字太女人气，遂改名林彪。林彪一家，可谓革命的一家，他的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都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林彪的堂兄林育南，1921年加入中共，是最早的党员之一。不幸林育南1931在上海被捕，随后国民党被枪决，时年33岁。
　　林彪的另一位堂兄林育英，1922年入党，也是资格极老的党员，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1937年，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设三个师，115师、120师和129师，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可见林育英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可惜1942年，林育英在延安病逝，毛泽东亲自为他提写墓碑。
　　林彪的亲弟弟林向荣，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任解放军团长，1949年在战斗中牺牲。当时林彪已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所以林向荣所在的部队向林彪写信检讨，为林向荣牺牲一事向林彪道歉。而林彪的回信只是简短的几个字：“为革命而牺牲完全应该！”
　　当时中共高层，像林彪这样的革命一家也很多。毛泽东本人就是典型的革命一家，出了四个革命烈士。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1922年入党，1934年参加长征，1943年在新疆被国民党处死。毛泽东的另一个亲弟弟毛泽覃，1923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5年战死。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1923年入党，1929年被国民党枪杀。还有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1930年被国民党枪决，时年29岁。毛泽东1959年回到故乡韶山，想起自己一家在革命中死去的亲人，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
　　
　　1924年，林彪在堂兄林育南的引导下参加革命，1925年，18岁的林彪经林育南介绍入党。当时正赶上中央选派优秀的青年党员，投考广州黄埔军校，为中共准备军事人才。林彪得到推荐，1926年进入黄埔军第四期，编入步兵科第2团2营3连。林彪是当时少数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担任3连中共党支部书记。1926年底，林彪提前毕业，进入北伐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当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林彪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期间，当时他的一些老师，后来反而成了他的部下。这些人有：周恩来，时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时任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时任政治教官；陈毅：时任武汉分校党委书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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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4）/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19）

　　
　　【接前】1927年，林彪以一个排长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林彪随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当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营长。在井冈山上，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林彪与众不同，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对林彪予以破格的大胆重用。1930年，23岁的林彪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25岁的林彪红一军团总指挥，成为中共最年轻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之后林彪的辉煌是人所共知的，这里不在赘述。
　　
　　毛泽东重用林彪，林彪也没有给毛泽东丢脸，打了很多漂亮仗，成为中共军队中战功最大的将军。现在大家都承认林彪是一位天才的将军，但林彪这匹千里马，如果没有遇到毛泽东这个伯乐，恐怕将默默无名地埋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
　　林彪刚开始在叶挺的手下干，没有得到重用；后来在朱德的手下干，也没有得到重用。只是遇到了毛泽东，才把林彪从一个小小的基层军官，直接提拔为高级将领。如果朱德能慧眼看出林彪这匹千里马，早点提拔重用林彪，那么中共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蒋介石曾经叹息说：“为什么中共总是有那么多人才，而我们这边总是没有人才。”其实中共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才，与毛泽东这个慧眼伯乐是有很大关系的。毛泽东发现了很多千里马，并大胆提拔重用他们，这才造就了中共的“人才济济”。没有毛泽东的慧眼和大胆提拔，林彪等很多优秀人才，不可能脱颖而出。就像后邓小平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共产党现在可能还在上海的租界里争吵呢。”
　　毛泽东对林彪是有知遇之恩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林彪的辉煌，这点林彪是打心眼里感激毛泽东的。所以每当毛泽东遇到困难时，林彪就会跳出来挺身支持毛泽东。有人说林彪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他的“政治野心”，这个并不公正。应该说林彪支持毛泽东，首先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报恩”，因为毛泽东是林彪的大恩公嘛。
　　
　　林彪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可是在1950年，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一次危机，这就是朝鲜战争。当时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挂帅志愿军总司令出兵朝鲜，可是林彪却托病拒绝了，毛泽东只好改派彭德怀出任志愿军总司令。
　　林彪为什么拒绝挂帅出兵朝鲜呢？现在有几种流行的观点：第一种是说林彪真的病了，不能去；第二种是说林彪怕美国人，不敢去；第三种是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不愿去。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之处。
　　这里我们不妨站在林彪的角度思考一下，如果林彪挂帅出兵朝鲜，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第一种情况是打败仗，这不仅毁了林彪本人一生的英名，也让毛泽东难堪。不过林彪对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有自信不会输给美国人；第二种情况是打胜仗，特别是打了大胜仗，这倒是让林彪最为担心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5）/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20）

　　
　　【接前】林彪在解放战争中功劳极大，有人说林彪的队伍打下了中国的半个江山，这也不算过分。这个巨大的军功，让林彪在军队中无形地建立起很高的威信。如果这次林彪挂帅出兵朝鲜，再打一个大胜仗，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功的一大半，都要记在林彪的名下了，林彪的功劳就太大了。林彪在解放军中的威信，就会逼近甚至超过毛泽东了。
　　林彪不是彭德怀那种单纯的军人，他同时也是精明的政治家。林彪完全明白，如果他在军队中的威信逼近或者超过毛泽东，不但他自己非常危险，而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无法正常相处了。这种“功高震主”的情况，自古以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事，所以林彪不能让“功高震主”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
　　毛泽东让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这就让林彪为难了。因为林彪知道自己的功劳已经太大了，不能再立功了，再立功就要“功高震主”了。林彪只有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才能避免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所以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再三邀请，坚持拒绝挂帅出兵朝鲜。
　　后来林彪在1959年批彭德怀时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此言一语双关，暗示林彪为了让毛泽东成为唯一的大英雄，他自己放弃了挂帅出兵朝鲜，这个当“大英雄”的绝好机会。
　　
　　毛泽东请林彪挂帅出兵朝鲜，被林彪拒绝了，这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一度给林彪“发了转业费”，使林彪成为无任何职务的“病号”。但后来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林彪的一番苦心，明白林彪不挂帅出兵朝鲜的原因，是不跟自己争当大英雄。
　　于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1954年让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1955年让林彪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以全票少一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而少的那一票，是毛泽东自己投给林彪的。1958年林彪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共高层排名列第六。1959年打倒彭德怀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全面接管了军权。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林彪只是毛泽东手下的一挂将领，只是帮毛泽东打仗，从没在政治上帮助过毛泽东。那时在政治上帮助毛泽东的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毛泽东的精神领袖地位。在毛泽东政治上得势的年代，林彪从来没有跟着刘少奇大树大捧“毛泽东思想”。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在政治上失势了，这时毛泽东开始需要林彪在政治上帮助他了。林彪也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失势之后，才开始大肆吹捧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政治上力挺毛泽东。
　　林彪在毛泽东最得势的时候，并没有吹捧毛泽东，他反而在毛泽东最失势的时候，大肆吹捧毛泽东。可见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不是出于什么野心，而是出于报恩之心。林彪本来并不想从政，可是为了保卫毛泽东，林彪不得不出来从政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6）/ 第十节 倒刘第二炮（1）

　　
　　【接前】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打出的“倒刘第一炮”的话，那么江青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就是毛泽东打出的“倒刘第二炮”。
　　1966年1月21日，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的春节，江青亲自拜访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江青一方面是代表毛泽东给林彪拜年，另一方面则是请林彪帮忙，帮她在部队里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江青对林彪明确说：“这个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是主席让我来请‘尊神’。”
　　江青不搬出毛泽东不行，因为江青本人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是没有资格在军队召开座谈会的。所以江青这个座谈会，必须要加上一个“林彪托江青召开”的前提，才能说得过去。
　　林彪对江青的“帮忙”要求，是什么态度呢？据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回忆说，林彪对江青很冷淡，江青对林彪也很不客气。林豆豆的回忆摘要如下。
　　江青说：“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
　　林彪答：“我不懂。”
　　江青说：“主席最近有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
　　林彪答：“看过。”
　　江青问：“你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
　　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江青又问：“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
　　林彪答：“我的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谈话不欢而散。
　　
　　林豆豆的回忆是在江青被打倒之后，她的话明显有为林彪辩护的倾向，给人造成一种林彪在反对江青的印象。林豆豆回忆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它与后来林彪的所作所为不符，在逻辑上也说不过去。
　　尽管江青对这次谈话没有披露细节，但她在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时候，明确说：“我没有办法呀，困难呀，春节期间去苏州向林总谈了我的意见，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同意我找你们几位谈一谈。我不敢随便找呀，我是得到林总批准才找你们的。”
　　江青说“林总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与林豆豆回忆的情况大相径庭。不过从后来的各种情况来看，应该说江青的话是可信的，是符合逻辑推理的。因为林彪在这段时间，一直大肆吹捧毛泽东，不可能对江青那么冷淡，因为这个座谈会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的。而且，江青把林彪称为“尊神”，可见江青对林彪的态度应该是十分恭敬的，不会像林豆豆说的那样，态度十分傲慢。
　　
　　第二天，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协助江青开会。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