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6）/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7）

　　
　　【接上】按照常理，负责文宣的彭真和陆定一，必须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出来以后，必须解决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处分上海《文汇报》的违纪行为，如果不对这种违纪行为进行处分，中宣部的威信就没有了；第二个大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怎么给吴晗“定性”。既然姚文元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那么中央就必须公开给吴晗一个结论：《海瑞罢官》到底是不是毒草，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怎样处分《文汇报》的违纪行为？怎样给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虽说彭真和陆定一是这两个问题的负责人，但要处理这两个问题，已经超过了彭真和陆定一的权限，他们必须要征求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见，更应该与毛泽东商议处理这两件事的对策，否则就是明显地架空毛泽东，视毛泽东的权威而不顾。
　　毛泽东在11月10日等了一整天，彭真和陆定一都没有来汇报，难道是他们两人因为工作忙，没有注意到《文汇报》的这篇文章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有一份专供高层干部的“内部参考”，每天发行“上午版”和“下午版”两份，专门报道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这是每个高干必看的。
　　《文汇报》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一定会登上11月10日的“内参”。如果说彭真和陆定一上午没注意到，那么他们一定应该看到下午版的“内参”，不可能在11月10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两人真的在11月10日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那么11月11日总该知道这个消息了吧。可是毛泽东11月11日又等了一天，彭真还是没有来，陆定一也没有来，甚至两人连派秘书送来一份书面的汇报材料都没有。
　　彭真和陆定一为什么不来汇报呢？这里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敢来”，第二种可能性是“不屑来”，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必来”。
　　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是不应该的，一来他们两人都不是胆小的人，二来在这件事上，他们两人完全没有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毛泽东这里告上海方面的状，除非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才会“不敢来”。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屑来”，那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把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认为只向“一线”的刘少奇汇报就可以了，不屑再来向毛泽东汇报了。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必来”，那就说明他们两人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敌人了，因为向敌人汇报是没有必要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7）/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8）

　　
　　【接上】不管是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不屑来”还是“不必来”，无论哪个理由，都无法让毛泽东原谅他们两人。此时毛泽东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被羞辱感的怨愤。常言道“人走茶凉”，现在毛泽东人还没走，茶就凉了。如果说刘少奇骑到毛泽东头上来，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地方。现在连彭真和陆定一这样的小角色，也骑到毛泽东头上来了，居然连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最起码的“礼节”，都被省略了。毛泽东怎么忍得下这口气，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打倒，所以后来彭真和陆定一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人物。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彭真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刘少奇后来也埋怨彭真。尽管这件事的主谋是毛泽东，如果彭真装作不知道，去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话，双方还能在面子上过得去。这次彭真却鲁莽地干脆不理毛泽东了，这不仅是不给毛泽东面子，同时也是公然表示他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视毛泽东的指示了。这等于撕破了双方最后一层虚伪的面纱，从此彻底撕破脸进行斗争了。
　　毛泽东没料到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敢不向他汇报，无视他的存在，看来这场斗争，比毛泽东设想的还要严峻。11月10日姚文元的重磅炸弹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本以为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地震，没想到这篇他费了九个月精心打造的文章出笼后，居然像泥牛入海一样，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既没有人表示赞成，也没有人出来反驳，甚至连提到的人都没有。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人们就会把这篇文章忘却了。
　　毛泽东看出来，彭真这次要用“默杀”的计策来对付他，要把姚文元这篇重磅炸弹的文章，捂起来沉到水底，让人们忘掉它曾经存在过。毛泽东准备用这篇批判文章挑起一场论战，而彭真则干脆不与毛泽东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让毛泽东试图要发起的论战自然熄火。
　　既然彭真要让人们忘掉这篇文章，毛泽东就要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要把这篇沉下去的文章重新“顶”起来。毛泽东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的办法，就是让其他报刊“转载”。毛泽东马上给上海那边下令，要上海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重新把人们的眼球吸引过来。
　　到11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突然叫来汪东兴，说他马上要离开北京，让汪东兴即刻去通知他的专列。毛泽东的专列是24小时待机的，当毛泽东的大吉斯轿车到达车站的时候，列车人员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
　　毛泽东立即离开北京，是他意识到彭真既然已经“敢”跟他撕破脸，那么他继续住在北京就危险了，因为北京是彭真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这次毛泽东离开北京时间很长，直到1966年5月彭真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才回到北京。【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8）/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9）

　　
　　【接上】1965年11月11日夜，毛泽东的专列悄悄驶离北京。这次毛泽东抛出一颗精心准备了九个月的重磅炸弹《评/海瑞罢官》，居然被一个彭真轻而易举地捂下去了，没有炸响，这是毛泽东反击刘少奇的又一次挫折。当然毛泽东是不会服输的，要是输给彭真这么一个小人物，那可是太没面子了。毛泽东在思考扳回败局的法子。
　　毛泽东知道，他搞的《评/海瑞罢官》被彭真捂下去的这件事传出去，肯定会影响他“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股又要下跌，而刘少奇股又要上涨，这让毛泽东心中郁闷。为了挽回“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采用他的惯用手法，出去外巡，接见地方大员，听他们的汇报，对他们做指示。毛泽东做这些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毛泽东依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依旧过问国家大事，他要用事实澄清那些传言。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毛泽东已经不过问国家大事了，去专心搞哲学研究和诗词创作了。
　　11月12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天津，毛泽东立即派人通知河北省委，让省委的主要负责干部过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明白，越是在股票跌的时候，越要摆出一点威风，一点霸气，这样才能让别人对他的“毛泽东股”有信心嘛。
　　河北省的主要干部不敢怠慢，马上赶来，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地方大员们都比较头痛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毛泽东经常会讲一些摸不着边，搞不清楚含义，甚至根本听不懂的话。这就把他们搞得很累，不得不使劲猜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让他们大伤脑筋了。
　　果然，这次毛泽东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开口就说出一句让大员们搞不清含义的话：“你们最近听到我有什么指示吗？”
　　那时的政治大局是“刘少奇股”的行情看好，大部分人都买刘少奇股，对毛泽东的话只是应付而已。他们对刘少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生怕搞不好会得罪刘少奇，而对毛泽东的话就是应付差事，当成耳边风。最近这段时候，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也讲了不少话，可是大员们都没有当成一回事，听完就忘了。这时毛泽东问起来，大家当然想不起来，面面相觑，有人总算想起一句毛泽东的指示，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用不太满意的语气说：“我这句‘为人民’，早就在多少年前讲了。”
　　众大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的话。其实毛泽东说这句看似开玩笑的话，实际上是在测试自己在地方大员们心中的威信度。如果大家能够牢记毛泽东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如果大家根本记不起毛泽东讲过的话，那就说明他们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威信已经是笈笈可危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9）/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0）

　　
　　【接上】毛泽东心中沉重，表面上还是谈笑风生地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这句话又把大员们问得面面相觑，“搞四清”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他们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有人心中认为“不搞四清好”，但也不敢说出口呀。于是大家一致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
　　毛泽东这句话，是想测试一下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胆大的，有胆量跟中央对抗的。从他们的回答，毛泽东看出来，这些人都是些胆小鬼，应声虫，一切看中央的指示行事，没有自己的任何主见，简直就是一台忠实执行政策的机器人。毛泽东知道，在他反击刘少奇的时候，不能指望这些胆小鬼会站出来斗争。
　　11月12日，只有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上海的其他报纸，都没有转载。尊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下令“转载”，而响应转载的居然只有一家报纸，这让毛泽东自己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毛泽东感到情况比他预计的还要糟糕，但毛泽东也明白，现在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就全线崩溃了。此时毛泽东必须“硬着头皮顶住”，他常说：“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天津后，沿着京沪线徐徐前进。11月13日到济南，14日到徐州，15日到蚌埠，16日到南京，17日到上海。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叫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专程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列车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当天的报纸和各种内部资料给毛泽东送来。这几天毛泽东每天翻看报纸，在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别的报纸一点儿动静也看不到，毛泽东的心情也愈发沉重了。
　　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看到《光明日报》内部发行的《情况简编》，提到了《评/海瑞罢官》的情况，这是一则内部消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在该消息中，吴晗很轻松地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最后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
　　看了这篇材料后，毛泽东在旁边批语：“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为什么毛泽东会“一夜无眠”，这是因为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毛泽东本来的战略部署，是准备让吴晗出来与姚文元公开论战的。现在吴晗明确表示“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那就打乱了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全盘战略部署，所以让毛泽东“一夜无眠”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他最初的想法是什么？最初的战略部署又是什么呢？我们将在下面分析。【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0）》*****

小哈馒头

古代设言官制度本意是不错的,到明朝其积极正面意义大打折扣.一些言官即所谓清流为反而反沽名卖直沽名钓誉.以骂皇上为荣,梗着脖子让皇上杀头,英勇就义成为清官忠臣青史留名.
皇上就以挺仗对付只打不杀,有被打死的那就怨自己不经打我又没杀你.
汉朝举孝廉以孝子取官.结果导致虚伪.
清朝搞风闻言事,不重证据检举揭发效果可想而之.
中国人设计了某种制度实行起来就容易走极端.老毛病了何时能改.
此乃闲话.与此贴无关.

小哈馒头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从毛泽东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备战也好，备荒也好，一切都是为了人民。1967年4月，“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小哈馒头

65年8月周总理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不能作为毛主席指示的,11月份干部们就如此说能成立吗?
广为流传随口而出是1967年的事.
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这话很重了说谁呢.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有人又要刮共产风了吗?

dmqydmqy

huyang1999 发表于 2013-9-29 19:18
粟裕参加了南昌起义，是随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也算是老井冈了吧。

我反对楼主著文所持的 ...

我也觉得作者像个精神分裂者。 如前面说：毛不为名不为利是为了全国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而反对刘，如重上井冈山与张的讲话等。这些内容现已为大家熟知，他没法黑了，便在特征/心理等方面加入私货，主要还是要黑毛。

dmqydmqy

小哈馒头 发表于 2013-9-30 20:34
彭那架势是不怕事情搞大的,是要倒些人的.倒谁也不会倒老毛.写信给毛却批毛倒毛有这么傻的吗.
彭气毛护短,别 ...

多说头发长见识短，看你这长头发的馒头见识也不短。

dmqydmqy

竖琴螺 发表于 2013-9-30 21:51
就你聪明是伐？你这个五百

竖琴螺，算是老同志了（看你点评参考消息很久了），劝你别一急就发怒。

小哈馒头

央视一台晚7时新闻联播分秒必争尽量简短多报信息,十.一晚新联居然完整播出少先队队歌.
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嘿嘿.

独孤求胜

中国现在和资本主义有什么不一样

小哈馒头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
（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和电报，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讋，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说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讋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支持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是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上面所说的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大家都知道，福建话和北京话差别是很大的。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有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的工作，不是份内的事，不管；要知道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于）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音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份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象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们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0）/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1）

　　
　　【接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这篇《评/海瑞罢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毛泽东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毛泽东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据说，彭真在生前曾透露说：“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不能讲。”
　　尽管胡乔木和彭真的说法有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毛泽东最初花费九个月时间，九牛二虎的力气搞出来的《评/海瑞罢官》，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直接关系。而现在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历史简单化和戏剧化了。
　　胡乔木和彭真鉴于他们的身份和利害关系，不便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但通过历史事件的推理考证，我们还是能分析出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最初想法和最初的战略部署。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结论，之后再慢慢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这个结论是：毛泽东最初打倒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原计划于1966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内斗争的形式，撤销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重要人物的职权，毛泽东重新回到党中央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彭真和刘少奇的抵制，使毛泽东无法再使用党内斗争的形式。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计划，把原计划的党内斗争，扩大化为一场全民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6年召开“八大”之后，原先预订在五年后的1961年召开“九大”，但是因为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九大”就延迟到十年后的1966年召开。从历史的过去到现在的今天，中共每次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所以这次本应该在1966年召开“九大”上，中共“三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要面临权力的再分配。
　　假如毛泽东没有发动文革，中共1966年在“稳定团结”的氛围下召开“九大”，会有什么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呢？当时一般的预测都是：最大的输家肯定是毛泽东，最大的赢家肯定是刘少奇，周恩来大概能保持不赢不输。毛泽东将不得不让出“党主席”的宝座给刘少奇，在“名誉主席”的光荣名誉之下，退出政界，安享天年。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列宁之所以比斯大林名声好，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列宁去世早。如果列宁再多活二十年，就要多犯二十年的错误，到那时列宁的名声，说不定还不如斯大林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1）/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2）

　　
　　【接前】如果1966年毛泽东真的退出政界，不再干事情了，当然也就不再会犯错误了，更不用担心会有人骂他。那样的话，毛泽东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成为名垂青史的“功成身退”伟人，成为只有功绩，没有错误的完人，被后人供在庙里，永世享受人间烟火。
　　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既然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就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出击了。他把这一炮打向刘少奇的时候，也同时做好了思想准备：要不然打倒刘少奇，要不然被刘少奇打倒，已经没有退休当名誉主席，“安享天年”的第三个选择了。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兼有的人，他不会鲁莽行事，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和部署。从大的全局战略来考虑，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可以分上、中、下三个方案。
　　上案是用党内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是最理想的；
　　中案是发动一般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个方案要把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不是很理想；
　　下案是用军队的力量打倒刘少奇，就像后来粉碎“四人帮”那样，毛泽东可以派一支亲信部队去把刘少奇抓起来，关起来，一夜之间武力夺取。但这么做不但会毁了毛泽东一生的名声，而且危险也极大，稍微弄不好，稍微走漏风声，就会引发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使用下案的。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中案”，这是毛泽东使用“上案”不成功的结果。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本来是毛泽东“上案”中的第一步棋。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激怒吴晗，挑逗吴晗跳出来与姚文元争论。一旦两人论战起来，就会把群众的眼球吸引住。因为人们都是喜欢看吵架的，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与吴晗的一场论战，把他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公开到下层党员，公开到人民群众。在此之前，下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完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他们看着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接见外国客人，两人的照片并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还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毫无矛盾的亲兄弟般的同志呢，完全想象不到他们两人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按照惯例，党内的矛盾都是要“捂住”的，是不能让一般群众知道的，因为担心一般群众知道了党内的矛盾，就会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心”，会影响“党的威信”。
　　可是这次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捂住”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反而要把他们两人的矛盾向一般群众公开。这是又为什么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2）/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3）

　　
　　【接上】为了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国家机构做一点简单的说明。理解了中国的国家机构，对后来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国家机构，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层，执行层，实施层。
　　决策层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法令政策都由决策层来策划和决定。决策层的人数一般不超过十人。在古代中国，决策层的名称叫“内阁”，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决策层的名称叫“政治局常委”。
　　执行层是把决策层制定下来的法令政策，变成具体可执行的细致条文，交给下面的实施层去实施。执行层的人数一般在百人前后，古代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朝廷”，新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中央”。
　　实施层是政府直接面对“人民”末端机构，古代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衙门”，新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基层干部”。基层干部的人数众多，数不胜数。
　　决策层制定的法令政策，具有“自然的正确性”，执行层对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可以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只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却没有表决权。基层干部只有忠实地实施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连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的资格也没有。
　　中国体制的特点是：不到十人组成的“内阁”决定一切，百余人组成的“朝廷”只有质疑的权力，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千万人组成的“衙门”，连提质疑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衙门”的小人物对“内阁”的决议表示质疑的话，那就等同于“造反”了。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他在“决策层”已经成为绝对少数。当时具有表决权的政治局常委有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其中朱德、邓小平和陈云都支持刘少奇，周恩来中立，毛泽东的支持者只有林彪一个人。
　　毛泽东在下面的“执行层”中，有比较多的支持者，但要想过半数也很难。真正支持毛泽东的，是广大的基层干部，但这些人连对中央决议表示“质疑”的资格也没有，想支持毛泽东也没有资格。
　　因此，中国的体制特点就是：一旦你在决策层成为少数，那一切就完了。不管你再有广大的基层干部支持，不管你再有广大的人民基础，这些都是没用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3）》*****

小哈馒头

不是文革大起底吗?这是中共上海市委1964年的调查报告.不能断定毛泽东是否见过此报告,也不能断定文革因此报告而起.但总比说因学雷锋收效不大而文革,毛要炸三座大山联合谁倒谁而文革靠谱得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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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的资料：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  
［ 作者：文革资料    转贴自：东方百姓网    点击数：1328    更新时间：2011/5/3    文章录入：红山石 ］

高薪阶层的情况



资本家：1964年底，我们对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个城市的资本家进行了调查，拿高工资的约两万四千多人（其中三百元以上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人）。他们有当中央各部部长、付部长、付省长、付市长的，有当收发、营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科长、工程师和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远远高过所任同等职务的职工的工资。请看：



江苏省付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1,000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200元。



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1,676元，这个厂的一个财务科长月工资825元。



上海万里造漆厂作一般职员工作的张志坚，月工资538元。



上海九华袜厂当收发的邱显章，月工资374元。



常州市大成工厂当看门的朱尔杰，月工资320元。



不合理的保留工资：1964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160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10－20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500元－3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元以上。请看：



  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49元，可是他却拿400元，保留工资351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 　　



   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94元，实领工资655元，保留工资561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333.5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600多元。



     文艺人员：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一些大演“名”、“洋”、“古”，“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500－600元，甚至高达1,000元以上。请看：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请看：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高稿酬，高报酬：文艺人员中的一部分人，除领取高工资外，还拿着高稿酬、高报酬等高额收入。如作家写文章、写书有稿费，出版后，有“版税”；把他写的书编成剧本，演出时，还要再提取演出费；演员拍电影、电台录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报酬。请着下面几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三十分钟，得酬金60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剥削“合法化”；文艺人员的高薪、高稿酬、高报酬是在人民公敌刘少奇指使下，由其死党陆定一、周扬等长期盘踞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搞起来的，使这些人剥削“合法化”，如1964年12月旧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300－700元（短故事片）。



  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上述高薪阶层人员中，经济上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政治上也享受着各种特权，有的是各级人民代表，有的是各级政协委员、青年联合会委员等等。窃取这些名誉，在其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子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干了不少坏事。



  人数虽少，毒害极大：高薪阶层人数很少，在全国范围内为数有限，在职工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但这个阶层对劳动人民的腐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之不理。请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散布资产阶段毒素：据我们1964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着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30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着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



买房、盖房、当房产主，十几年来他们买房子、盖房子的很多。常州市140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买房、盖房的占47％。如市纺织局一工程师（工资485元，其中保留工资224元）1964年花一万元造楼房一幢。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人（工资179元，其中保留工资70元）用7,000元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出租，当房产主。



三口之家顾两个保姆：上海、天津有的高级医师、工程师家里只有两三口人，却用着两三个褓姆。



一声“爸爸”，送礼千元：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402元，其中保留工资276元）暂时困难时期，他却三天两头吃一只鸡，他不惜花100元买两只鸡吃。1962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1,000元。



结婚送礼一万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



七、八十元一瓶香水：上海京剧院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他的老婆用的是七、八十元一瓶的香水。



与猴同居：天津市京剧团女演员丁至云（月资650元），吃、穿一贯奢华。1960年，六口之家吃一顿肉就花100多元，8元一斤的花生一次就买200元的。四元一斤的螃蟹，一买就是二十斤。夏天他怕长痱子，花700元买了两个海绵床垫，夜里替换着睡。1962年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她花了200元买了一只小猴，给猴缝了衣服、枕头，每天喂猴吃香蕉、饼干、枣、肉等，还亲自给猴洗澡、理毛，晚上还跟猴睡在一起，并教猴说话、表演等。至于她生活上的淫乱，更是丑不堪言了。



喂狗养猫：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发馆去剪毛。



流氓成性，反共老手：天津市京剧团付团长厉慧良，月工资950元，是一个随意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极端反动的坏家伙。他平时散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他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毒攻击我们党，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学习反修问题时叫嚷：“我看高薪、住洋房、坐汽车、养哈叭狗没什么”。



　　　　高薪阶层对工人阶级队伍的腐蚀



小恩小惠拉拢腐蚀：上海有一个厂的资本家用五千元外币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上下班坐汽车，仍然威风挺大。他工资600多元，还在群众中公然说：“这点线不够我太太的交际费。”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借钱给工人用，送糖给工人吃。还有些私方人员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如给职工调换公债、借钱、送粮票，甚至通过请客送礼等卑鄙手段以达到腐蚀职工，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目的。　　



  和平共处，同流合污：天津永利久大沽厂科长以上干部143人，有保留工资的130人中，党员占87％。党委、厂长、工会主席十人中，八名有保留工资。这几名额导干部都是解放初期派到这个厂担负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的。由于资本家玩弄花招、耍手段，对他们拉拢腐蚀，提高他们的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时，他们都生成了保留工资。可是这些领导干部拿着保留工资却满不在乎，还说什么“公私合营初期，厂里定了高工资标准，我们这些人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不拿白不拿。”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拿着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实际上在进行剥削，不以为耻，却感到心安理得。1964年厂里开展“五反”运动，广大群众贴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这些领导人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有些人长期与资本家和平共处，划不清阶级界限。解放前这个厂的一个封建把头兼资本家叫沉华人的，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分子；解放后职务逐步上升，当了工程师。1956年工资改革时，工资定为144元，他有保留工资，实得228元。他年过60岁，厂里又给他外加3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住处离厂没一公里，上下班要汽车接送。1962年该厂党政领导还为他庆祝七十大寿，还在天津日报头版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个厂的付厂长薛献之是资方代理人，1960年也把他拉入工会。有的干部甚至被拉下水，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这是屡见不鲜的。



　　　　　　　高薪阶层对青年的毒害



  走白专道路，向资本家看齐：天津永利久大沽厂一工程师，魏ＸＸ，三口之家住一套洋房，顾用两个褓姆，室内陈设讲究，全是“电气化”的，有电吸尘器，电缝纫机，落地式收音机、答录机、电视机等等，应有尽有。有了高级收音机还不过瘾，为了听立体声，在房子的不同角落另安上十几台收音机。为了在家开“菊展”，特意到北京买了一百多种菊花。暂时困难时期，嫌褓姆做的菜不合味，全家三口经常到高级饭馆吃饭，一顿三、四十元。工作时间，他口含高级糖，口袋里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政治报告不爱听了，就把“半导体”的耳塞子插在耳朵里听戏。这个魏??，生活糜烂，政治上十分反动。平时对党不满，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勾引青年走白专道路。他对青年技术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不如我们那时候了，我进厂时一人一间楼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技术是从个人喜好提高起来的。””“知识就是力量。”



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一些青年受他的腐蚀很大。



一位1954年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到厂头几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58年入了团。后与魏ＸＸ接触，在他的长期潜移默化下，这位青年人迷信他的技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同其他青年说：“魏工程师技术高，生活幸辐，人家己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了，多好啊！”



一位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看不惯魏的作风，以后这个魏ＸＸ经常约他到他家里去玩，这位青年逐渐变坏了。他对别人说：“魏工程师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位青年准备了一大笔款，打算结婚，他要向姓魏的看齐，他说什么“应该象魏工程师那样生活，否则太不象样了！”



另一个共青团员羡慕魏ＸＸ的技术，向往魏ＸＸ的生活，他竟然这样说：“魏工程师，技术好、生活舒适，我要象他那样，入不了党，当个统战人物也舒服。”



忘本负恩，向往资本主义：高薪阶层象蛀虫一样，腐蚀着每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一些家庭出身很好，从小受苦的青年人，逐渐蜕化变质。



  天津市一位青年女演员，家庭出身艰苦。1950年开始学戏，1957年参加剧团，头几年表现很好，1960年入了党。以后逐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资产阶级看齐，步资产阶级的后尘。1962年开始闹待遇，嫌1957年给她定的240元工资少了，她公开说：“共产党员是不是就该死，只能挣240元。”她看到“名演员”家里摆设富丽堂皇，十分羡慕 ，觉得自己大寒酸了。她向领导说：“人家都下高级饭馆，我就没钱去，就是去了也只能买贱菜吃，我自己都嫌难看。”当领导上和她说，共产党员应该艰苦朴素时，她很不满的说：“我入党就该死，难道非叫我和工人一样吗？”



天津市某青年演员，共青团员，从小讨过饭，干过小工。天津解放前夕，他才18岁，饿昏在城外的水坑里，快要死了被解放军发现救活的。后送他到戏曲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1958年参加京剧团。头几年练功很艰苦，以后逐步变了，讲吃讲穿。1962年要离团单干，拿大钱。他向剧团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高级知识份子的烟、肉、蛋的待遇； 二要工资从100元长到135元。在生活作风上极力仿效某些名演员的资产阶级那一套“风度”、“派头”，二十多岁的青年，叼着一个大烟斗，手里托着一把小茶壶，旁边摆着点心，两条腿往椅子上一搭，象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到黑市买高价烟400－500盒，买十几元一斤的高价酒喝。在他这样挥霍下，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几年存下的一千多元花掉了。



另一位青年演员（1964年调查时才23岁）父亲解放前当工人，因受旧社会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惨死在臭水坑里，以后，父子二人过着半乞讨的生活。解放后，1958年被送到剧团学习，1962年毕业，头几年政治上要求进步，练功也很刻苦，后来在旧演员影响下，追求名利，贪图享受。每月发工资后，大吃大喝，吃中餐腻了就去吃西餐，钱不够花就跟他父亲要。他父亲到剧团去看他，他嫌父亲衣着不好，就不让他进去坐。他还公开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赶上厉慧良（演武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月工资要增加到950元。



　　　　高薪阶层的子女好逸恶劳



  高薪阶层分子的子女，长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生活，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恶习。有的不愿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企图继承高薪阶层老子的衣钵，步剥削阶级的后尘。请看：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个资本家吴ＸＸ，每年四万七千多元的定息，七千六百多元的工资，他规定每天的菜钱50元，褓姆发愁没法花。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就不想去。他的三儿媳原是厂里的工人，嫁到他家里就不工作了。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程师的儿子，留苏回国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他怕苦，装病在家玩了一年多。



  天津永利久大沽职工医院院长，三口之家，顾用两个褓姆。他儿子分配到山西榆次县某厂当技术员，月工资56元，一个人花还不够用，每月还从家里要50元。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4）/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5）

　　
　　【接前】果然，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马林科夫忽然发难，提出解除赫鲁晓夫“党主席”职务的决议案。尽管赫鲁晓夫强烈抗议，但政治局仍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时候赫鲁晓夫似乎已经完了，但他还要做最后的抗争，他提出：“党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政治局选举的，因此政治局无权解除党主席的职务，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于是赫鲁晓夫建议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赫鲁晓夫的建议被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拒绝。
　　此时苏联军队也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出飞机，马上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接到莫斯科。中央委员们纷纷向政治局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党主席问题，但仍遭到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的拒绝。
　　于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堵在政治局会议室的门前，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仍然遭到政治局的拒绝。最后中央委员们采用了半暴力的手段，众人强行闯入政治局的会议室，与政治局委员争吵和对骂起来。闯入政治局会议室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当百余人的中央委员闯进来后，马林科夫等人看到事态不好，再不让步就要闹出流血事件了，于是他们被迫让步，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苏共召开临时中央全会。因为绝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一旦召开中央全会，马林科夫派肯定就完蛋了。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共进行8天，马林科夫派的人全部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被逐出决策层。最后，赫鲁晓夫靠着大多数低层党员的支持，居然反败为胜，彻底击败了马林科夫派，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分子。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被撤职后，赫鲁晓夫自己兼任国务院总理，形成赫鲁晓夫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局面。
　　赫鲁晓夫这次依靠“党代会”夺权的实例，成为了毛泽东在“党代会”夺刘少奇权的非常好的榜样。于是，毛泽东制定了一个在“第九次党代会”上合法夺权的计划，而《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合法夺权计划的第一步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5）/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6）

　　
　　【接前】1957年赫鲁晓夫通过“党代会”合法夺权的情况，与毛泽东现在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个相似之处是：在决策层不占多数。在苏共11位政治局委员中，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4位；在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中，支持毛泽东的只有2位。
　　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主席是反对派，第三位的国务院总理是中间派。当时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反对赫鲁晓夫，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持中间态度，只是在最后一刻倒向反赫鲁晓夫；现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立态度，在最后一刻也有可能倒向反毛泽东。
　　第三个相似之处是：在一般党员干部和人民中，有压倒性的支持率。赫鲁晓夫在关键时刻得到一般中央委员和广大基层党员的强烈支持，而毛泽东在基层干部和一般人民中的威信和支持率，又比赫鲁晓夫更高。
　　第四个相似之处是：有军队的支持。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出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反攻；现在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也完全支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林彪也会动用军队，坚决支持毛泽东反攻的。
　　从综合情况来看，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有优势，既然赫鲁晓夫能成功，毛泽东就更应该成功了。所以毛泽东制定了通过“九大”合法夺权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发动基层党员起来支持毛泽东。要发动基层党员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舆论。而制造舆论的核心，就是营造自己的“正当性”，以及给对手涂上“非正当”的色彩。
　　现在毛泽东要向基层干部和一般民众宣传这样一个概念：你们为什么要拥护我？因为我毛泽东是代表你们这些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是因为他刘少奇是代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阶层利益的。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昂首挺胸”做国家的主人翁；而刘少奇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要复辟旧社会，让你们重新去给别人“当牛做马”。
　　当然单有这么一个概念还不够，还得有证据证明，刘少奇的确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证据就是刘少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的时候，也是打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旗号，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层的事，大家以为“三自一包”是中央下来的文件，那应该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了，根本想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反对“三自一包”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撇清自己与“三自一包”的关系。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中，非常牵强附会地把戏剧中海瑞“退田”与“三自一包”联系到一起，有人批评姚文元这么做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痞行为。其实姚文元这么写的目的，是为了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反“三自一包”的形象。如果姚文元不给吴晗扣上这个帽子，这场戏是开不了场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6）》*****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6）/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7）

　　
　　【接前】现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党中央高层会议上，多次批评过“单干风”和“三自一包”。但在当时，通过刘少奇掌管的宣传机构过滤器后，毛泽东的声音完全被过滤掉了，当时的一般人民大众看到的都是“党中央一致同意”的消息，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曾经反对过“三自一包”，更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居然有矛盾。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捅破“党中央”的神秘面纱，把他与刘少奇本来只局限于中央高层的争论，公开告诉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但是，党的宣传机器已经被刘少奇控制，毛泽东要想通过党的机构，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另辟蹊径，搞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这次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
　　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这样说：“1961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在这以前的中国报刊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牛鬼蛇神刮过‘单干风’和‘翻案风’”，一般民众是第一次从姚文元的文章中得知这个事实。人们看了之后自然会猜想：文章中说的“牛鬼蛇神”，具体是指谁呢？但不管这个“牛鬼蛇神”是谁，他肯定是一个中央级的大人物，因为只有大人物才有可能刮起什么“风”来。姚文元的文章这样间接地把党中央的矛盾分歧，巧妙地暴露给了一般民众。
　　毛泽东抛出这篇《评/海瑞罢官》，本想挑起一场姚文元与吴晗的公开大辩论，在这场公开辩论中，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出来。毛泽东相信，一旦大辩论展开，吴晗肯定辩不过姚文元。因为毛泽东一贯认为，小人物最终总会战胜大人物，毛泽东本人就是小人物战胜大人物的典范。这次吴晗代表刘少奇，姚文元代表毛泽东，姚文元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的胜利。
　　毛泽东本来想，吴晗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人物，他这种人在遭到姚文元这样的小人物，指名道姓骂上门的情况下，应该是忍不住这口窝囊气，要跳出与姚文元辩论一番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吴晗偏偏忍住了窝囊气，闭门不出来与姚文元辩论。毛泽东猜不出是吴晗自己主动不辩论，还是得到高人指点之后不辩论，但不管怎么说，吴晗不辩论就让毛泽东精心制定的计划，全部泡汤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