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7）/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8）

　　
　　【接前】11月17日，毛泽东来到上海，不过他并没有召见在上海的张春桥与姚文元。毛泽东知道，此时他还不能直接出面参与这件事，他还要等事态的发展。当然毛泽东还是要安抚张春桥与姚文元，他对江青说：“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害怕。”
　　其实这时候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还真有一些害怕了，毛泽东传来让他们“不要害怕”的安抚，如同雪中送炭，让两个人吃了一粒定心丸。
　　到11月17日，仍然不见任何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再这样下去的话，毛泽东这篇文章就要被彭真的“黑手”捂下去，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毛泽东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让彭真得逞，毛泽东想了一个新办法，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
　　可是彭真控制的北京，单行本也不订，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计策又泡汤了。此刻毛泽东终于明白，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斗不过刘少奇了，他必须请同盟军来帮忙，这个同盟军就是周恩来。
　　
　　这次毛泽东来上海，明显感到上海气氛与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因为1965年4月9日，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逝世了。柯庆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他的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中央为柯庆施组成了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中共第三次组成这么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柯庆施逝世后，陈丕显接任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对毛泽东的忠诚度，就比柯庆施差多了。本来江青安排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写《评/海瑞罢官》，有柯庆施帮助“掩护”。柯庆施死后，这件事就比较麻烦了。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这时批《海瑞罢官》的事情，也不能再瞒着陈丕显了，江青向陈丕显亮出了底牌。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青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人知道。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8）/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9）

　　
　　【接前】陈丕显听到江青这么说，马上明白自己陷入两位领导人斗争的漩涡之中了。陈丕显回忆说：“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陈丕显出于他的地位和党的纪律，很多事情不能讲得太明白。陈丕显所说的“我感到这不正常”，显然是毛泽东要瞒着北京刘少奇的“党中央”，陈丕显婉言地批评毛泽东这么做“不符合组织原则”，可见他心里已经不想跟毛泽东了。
　　和大多数高官一样，这时候陈丕显也看好刘少奇股，不想要毛泽东股了。但是江青跟他交了毛泽东的底，等于是“逼”陈丕显买毛泽东的股，这就让陈丕显就伤脑筋了。如果他帮毛泽东瞒着刘少奇，那就要得罪刘少奇了，对于想买刘少奇股的陈丕显来说，这是他非常不愿意做的事。
　　1965年9月，陈丕显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评/海瑞罢官》稿子的交给陈丕显，请他到北京转交给江青。张春桥是陈丕显的部下，他并没有资格让陈丕显替自己办事，显然是北京的江青发话，让陈丕显“顺便”把稿子带给她的。
　　江青这一手颇为厉害，有点逼陈丕显“入伙”的味道。因为一旦陈丕显与这件事有牵连的消息传出去，刘少奇就不会信任陈丕显了，陈丕显再想投靠刘少奇也不行了。
　　这时候陈丕显感到，这件事不能在“拖”下去了，再拖下去的话，他就要被拖上毛泽东的战车了。陈丕显到北京，把稿子交给江青后，与魏文伯悄悄商议。陈丕显回忆说：“我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江青明确对陈丕显说过，要求他在这件事上“对何人都保密”，可是陈丕显此时却要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汇报，显然是“背叛”江青，更是“背叛”毛泽东的行为。不过陈丕显准备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报告，还是很“艺术”的。如果陈丕显直接向刘少奇“密报”，就要彻底激怒毛泽东，这也是陈丕显所不愿看到的。而向第三者的周恩来报告，再由周恩来去转告刘少奇，就不会那么激怒毛泽东了。
　　前面我们说过，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问彭真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9）/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0）

　　
　　【接前】听到这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丕显和魏文伯对视一下，心照不宣。陈丕显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陈丕显本来是准备向周恩来汇报的，可是毛泽东和彭真的对话，让陈丕显误以为彭真已经同意批吴晗了。既然刘少奇的铁杆彭真同意批吴晗，那么刘少奇肯定也同意了，这样陈丕显就没有必要再去汇报毛泽东准备悄悄批吴晗的事情了。
　　历史有时候往往被一个偶然事件所改变。毛泽东也没想到他跟彭真说批吴晗的话，意外地阻止了陈丕显去“告密”。如果毛泽东没有对彭真说批吴晗，陈丕显就要去周恩来那里汇报了。而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完全瞒着刘少奇，也应该向刘少奇透露一些消息。这样的话，刘少奇在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两个月前就知道这件事，就会提前有所准备，这样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5年11月8日，也就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登报的两天前，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文元的文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作者姚文元等人。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不太希望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并说如果发表，也要先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但张春桥坚持说，不跟北京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最后陈丕显和曹荻秋勉强同意发表。曹荻秋后来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不打招呼，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委并不站在毛泽东一边。上海市长曹荻秋的话，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在明明知道毛泽东不同意跟北京招呼的情况下，还要反反复复讨论几次“要不要跟北京打招呼”的问题，明显表现出他们已经不重视毛泽东的权威了。
　　
　　上海市委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当然察觉得出来，让毛泽东心中不快。11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住了两天就离开，到杭州去了。到了杭州，毛泽东虽说心情好些，但这种“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11月22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直接找陈丕显谈话，跟陈丕显挑明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授意写的，现在北京拒不转载这篇文章，他非常不满。毛泽东让陈丕显管辖下的华东局的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

小哈馒头

说明,因此报告在文革期间公开故以文革语意诠释.

cyxxhy

和实际情况偏差太厉害，不看也罢

小哈馒头

和实际情况偏差太厉害,不看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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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看合实际情况的.

在武汉市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 周恩来（1967.10.19）



亲爱的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拉米兹·阿利雅同志，

亲爱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同志们，

武汉市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红卫兵的战友们，同志们：

　　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满载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深厚的革命情谊，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这几天，代表团分路访问了济南、青岛和大寨、太原、延安，现在汇合到了武汉，我们向他们再一次表示衷心、最热烈的欢迎。

　　同志们，战友们！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大的喜讯。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这次是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专门邀请来到武汉的。毛主席请他们亲自来看看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他们也很想来看看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对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

　　武汉，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在这里乘风破浪，畅游长江。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是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又经受了新的考验。今天，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里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来自反帝反修斗争前线的阿尔巴尼亚战友，我们感到分外亲切，无比兴奋.

小哈馒头

接上
同志们、战友们！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亿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普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重新回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武汉地区也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两个多月以前，曾经乌云翻腾，阶级敌人猖狂一时。现在，敌人已经土崩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乱子有二重性”、“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的论断的英明正确。

　　现在看得很清楚：凡是出乱子的地方，有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的，有的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敌特分子暗中捣鬼的。同时，社会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和影响，也为阶级敌人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提供了土壤。我们并不赞成出乱子，但是，阶级敌人硬要制造乱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这样做，正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经过这么一乱，阶级敌人彻底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真面目。这就从反面更加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愤怒和觉悟，擦亮了受蒙蔽群众的眼睛，把广大群众进一步动员起来了。

　　乱得厉害的地方，实际是更加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问题反而可以解决得更彻底。武汉地区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被击败了。暗藏在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在这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更加坚强和壮大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变成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自觉要求和行动。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当然，坏事变成好事，要有一定的条件。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崇高威望。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广大群众，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干部大多数。而解放军是具有长期革命战斗传统，并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人民子弟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可靠支柱。正是由于我们有了这些最根本的条件，即使阶级敌人想乱得厉害一些，时间长一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摆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方面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特别是各单位的斗批改，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而要胜利地完成这些任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很重要的关键。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武汉地区经过前一段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大是大非分清了，坏人孤立了，保守组织瓦解了。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组织就具备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条件。这次，你们联合起来欢度国庆，又联合起来欢迎和接待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是走向革命大联合的一个良好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好、更快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为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高指示，开门整风，多作自我批评，多看别人的优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如有人破坏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大联合，要靠那个组织的革命群众自己揭发处理，别的组织不要去揪斗。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驻军和领导机关，应该多做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和促进各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就更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到，今年农业又将是一个丰收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又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包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和一次氢弹试验。在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中，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在生产上付出一定代价，这是早在预计之内的。特别是在有乱子的地方，生产当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一旦乱化为治，生产很快就能恢复上升。人的思想的革命化，势必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高潮。

　　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多快好省完成国家计划创造新成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的雄心壮志和光荣任务。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生产中经受考验。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职工和公社社员一定会这样做的，而且也一定能够做到的。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各级干部来说，是一场全面的审查和严峻的考验。经过一年多来的运动，揪出了一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干部，也暴露了我们干部队伍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有些干部官作大了，自以为了不起，好摆架子，喜欢训人，因而严重地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是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现在，我们应该特别加强对干部的教育，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改善干部同群众的关系。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即使犯有错误，甚至犯有严重错误，多数也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我们都要容许他们将功补过，带罪立功，都应该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使他们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相信，经过群众的批评和帮助，是应该而且也可以解放一大批干部的。

　　各级干部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评。对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我们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抵触的乃至对立的态度。我们应该上请教于毛主席，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所谆谆教导我们的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应该下请教于群众，到群众中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为人民立新功。

略了与文革无关部分.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江青两保周总理  
［ 作者：网文    转贴自：转    点击数：3270    更新时间：2012/1/4    文章录入：仁者不忧 ］

第一件，1966年10月，社科院吴传启等人把当时的党中央分为三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左派是第一司令部，第二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是第二司令部，周恩来是第三司令部，他们狂妄地要成立第四司令部。事情反映到江青那里，她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商量，认为这是混淆革命阵线，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总理，是决不能允许的。所以马上对吴传启等人采取了果断措施，避免了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悲剧发生。

    第二件，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到南方串联得到一份材料，说周恩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有叛变行为，并有当时的国民党报纸为证。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开始怀疑周恩来，国务院还有人酝酿夺周恩来的权。江青知道后，受毛主席的委托，谨慎、细致、不声不响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全部情况。她代表党中央宣布：“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五一六’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一场不大不小的反周恩来的风暴，在江青等人的亲自指挥和直接领导下被镇压下去。

竺琳

真没想到还有为江青叫好的人……看来是没经历过文革。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1）

　　
　　【接前】毛泽东等于是给陈丕显下命令了，这是来自党中央主席的命令，陈丕显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执行。11月24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转载了《评/海瑞罢官》，11月25日《安徽日报》，11月26日《江西日报》也分别转载了《评/海瑞罢官》，这些报纸都是华东局领导下的。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陈丕显这些人转载文章，不过是应付差事，并不是真心拥护他。关键的北京那边，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毛泽东不能给彭真直接下命令，因为如果彭真敢于抗命不尊的话，那他毛泽东的威信就要扫地了。这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求助周恩来的帮助。
　　
　　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江青出席作陪。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毛泽东与江青接见斯特朗的照片，这是毛泽东满足江青“出风头”的愿望，成为江青在文革前登上《人民日报》的极少数几次。
　　11月2５日罗瑞卿到达上海。那时罗瑞卿还没有被打倒，罗瑞卿被打倒是12月8日的事情了。陈丕显马上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告诉了罗瑞卿，并神秘地说：“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
　　陈丕显告诉罗瑞卿这件事，是想撇清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想让高官们明白，不是他主动为毛泽东转载文章，而是毛泽东“逼”他这么做的。
　　罗瑞卿听陈丕显这么说，并没有意识到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毕竟这与他主管的军队没有直接关系。但罗瑞卿也知道，这件事不会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就问陈丕显要来一本《评/海瑞罢官》的单行本，准备有时间仔细看看。
　　同一天，周恩来也来到上海，他是来主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的八十寿辰宴会。陈丕显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陈丕显马上又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这样陈丕显就间接向周恩来表示，他不是毛泽东的死党，他不想替毛泽东隐瞒什么。
　　11月25日晚，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次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但毫无疑问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次谈话。【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2）

　　
　　【接前】11月25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至今没有看到披露出来的任何消息。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谈话都具有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在这以前，周恩来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总是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可是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周恩来终于倾向到毛泽东这一边。11月2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马上对彭真表明态度，希望彭真立即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毛泽东用什么方法使周恩来倒向自己这一边呢？从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一贯手法来看，不外乎“一手软”和“一手硬”的两套办法。
　　所谓“一手软”的办法，就是放下身段，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动“请”周恩来帮他的忙。毛泽东是非常自傲的人，极少请别人帮忙，这次他屈尊亲自出面，放下身段“请”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这件事。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不免让周恩来感到盛情难却，不好意思“薄”毛泽东的面子，只好替毛泽东说话了。
　　当然毛泽东还有“一手硬”的办法，那就是摆出摊牌的架势，说：“如果你们都不支持我，我就重上井冈山，重建红军干革命。”周恩来最怕毛泽东这一手，他知道毛泽东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人。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如果事情关系到党的分裂，国家的内战，周恩来就会妥协让步。而毛泽东可不管什么大局不大局，党分裂也好，国家内战也好，毛泽东都不会让步的。
　　所以一旦当毛泽东拿出这手“硬的”，摆出不惜党的分裂，不惜国家的内战，也要斗争到底的姿态，就能把周恩来“吓住”，周恩来就妥协了。
　　但毛泽东也绝不会总用“一手硬”的办法，因为这个法子用多了，就会像“狼来了”的童话那样，不再灵验了。所以毛泽东非到最关键的时刻，是不会用这个“一手硬”的办法的。从这次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只是对周恩来用了“一手软”的办法，还没有用“一手硬”的办法。
　　
　　毛泽东得到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的许诺，底气就足了，他知道只要周恩来出面过问这件事，刘少奇就一定会让步了。11月26日，毛泽东放心地离开上海，又到杭州去了。就在毛泽东离开上海的这一天下午，他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军事代表团，而总参谋罗瑞卿作陪。罗瑞卿万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他将在12天后的12月8日被打倒，从此就再没有见过毛泽东了。
　　昨天陈丕显向罗瑞卿卖关子说：“主席对《评/海瑞罢官》的不满，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罗瑞卿当时还是不以为然，心想：“我跟主席是什么关系，你陈丕显比得了吗？主席对我从来都是不保密的。”当然罗瑞卿这么想是有根据的，因为过去毛泽东有什么大事，总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罗瑞卿，所以罗瑞卿以为这次《评/海瑞罢官》内幕，毛泽东也会详细告诉他。【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3）

　　
　　【接前】可是这天毛泽东并没有召见罗瑞卿，而且在接见完外宾之后，也没有与罗瑞卿谈话的意思。这时罗瑞卿急了，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笑着向毛泽东提起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有看。”
　　听了罗瑞卿的话，毛泽东只是笑了一笑，什么也话没说。毛泽东的表示，立即让罗瑞卿心中“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好。因为《评/海瑞罢官》虽不是与军事直接有关的事，但也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居然不愿意跟罗瑞卿谈及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已经不信任罗瑞卿了。
　　回到住处，罗瑞卿赶紧找出那本《评/海瑞罢官》的小册子来看，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罗瑞卿想赶紧弥补一下跟毛泽东的关系，赶紧让他主管下的《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讨好一下毛泽东。但罗瑞卿这时已是官场老手，他在讨好毛泽东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不要得罪刘少奇。所以他要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之前，跟彭真“打个招呼”，不要让彭真认为他是有意作对。
　　于是罗瑞卿马上给彭真打电话，对彭真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跟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罗瑞卿并不跟彭真商量，就直接宣布“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但之后又“好意地”安抚彭真，让彭真的报纸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可见罗瑞卿的官场学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既讨好了毛泽东这边，还不得罪刘少奇那边。可惜罗瑞卿的这一套，早被毛泽东看穿，他不该在毛泽东面前玩这套小把戏。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返回北京后，立即给彭真打电话。不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周恩来不会多说，更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告诉彭真：“在上海的时候，主席跟我谈了，说姚文元的文章很重要，希望北京转载这篇文章。”
　　其实这些天来，彭真早就等着周恩来的这句话呢，他马上向周恩来表示说：“我明天就召集中宣部和有关报刊负责人，专门开会讨论这件事，尽快转载。如果明天总理不忙，请总理到会讲话。”
　　周恩来立即推脱说自己很忙，让彭真主持会议，把会议结果向他汇报一下就行。其实周恩来第二天并没有什么大事，这天他与贺龙等人去看了一场中日排球赛，是颇为轻松的一天。周恩来之所以不参加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是因为他不愿意多陷入这件事，尽可能保持中立的立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4）

　　
　　【接前】现在很多人把彭真和毛泽东的矛盾，集中到“转载文章”这件事上，这是丢掉了主要矛盾。本来上海发表什么文章，北京并没有转载的义务，也没有必要转载。毛泽东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本意，也不是要北京的报纸转载，而是要北京的报纸进行争论和回应。因为《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中，点名指出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文章是“毒草”，那么按理说北京应该对此有个回应，声明吴晗的文章到底是不是“毒草”。
　　如果北京方面回应吴晗的文章不是毒草，那么就需要跟姚文元论战一番，这样正好上了毛泽东把事情搞大的“圈套”。于是彭真想出一个计策，干脆来个不回应，不争论，试图用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抛出的这颗炸弹“捂下去”。彭真不出来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也不能硬拉彭真出来争论，所以只好舍弃“争论”，转而把“转载”变成了目的。
　　彭真的计策，表面上看似高明，对付一般人还可以，但用来对付毛泽东，就很不高明了。因为彭真这个做法，只是把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炸弹暂时捂下去，并没有化解这个炸弹，它今后还随时可能爆炸。如果是刘少奇处理这件事，他是不会捂毛泽东的炸弹，而是把毛泽东的炸弹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也就是所谓的“浑水摸鱼”。如果说毛泽东的拿手政治戏法是“挖墙角、掺沙子”，那么刘少奇的拿手政治戏法就是“浑水摸鱼”，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
　　刘少奇这次大意了，轻易把这件大事交给彭真去处理，却没想到彭真会这么蛮干。等刘少奇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彭真已经和毛泽东搞“僵”了。这个时候能化解僵局的，只有周恩来了，所以刘少奇让彭真等待周恩来的指示。
　　刘少奇知道，此时绝不能得罪周恩来，只要周恩来一说话，他们马上转载，给周恩来一个大大的面子。毛泽东说“转载”说了十几天，北京一点儿没动静；周恩来只说一句，北京就马上转载，这就让周恩来感到自己说话算数，比毛泽东还顶用。这就是刘少奇要送给周恩来的一个大面子，制造一种周恩来的威信高于毛泽东的气氛，让周恩来高兴。当然周恩来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大面子，他宁可去看排球赛，也不参与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
　　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会议，参会的人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书记处书记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人。彭真到会后，先问邓拓说：“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到会的人都知道，邓拓所说的“有来头”，这个来头就是指毛泽东。吴晗已经知道是毛泽东要批他，所以很紧张。
　　彭真听完邓拓的话，对着众人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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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4）/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5）

　　
　　【接前】彭真这句话“不管来头不来头”，明显指的是毛泽东，他公开向众人挑明：“我们不看毛泽东的来头，只看真理。”彭真说话是很胆大的，不久前他在另一个会上，更是公开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大家在会上发了一通牢骚，有人甚至说：姚文元是肆意诬陷著名民主人士，是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但发牢骚归发牢骚，转载还是要转载的。最后会上以中宣部的名义决定，通知北京各报都转载姚文元文章，并给出一个转载的先后次序：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然后其它报纸转载。这个通知同时说：《评/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当时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都归中宣部管，《解放军报》则由中宣部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不过当中宣部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相左时，《解放军报》首先要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而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就是罗瑞卿。
　　罗瑞卿看到中宣部的通知很不高兴，因为中宣部的通知把《解放军报》的转载日期，排到11月30日，比彭真直辖的《北京日报》晚转载两天。这么晚转载，岂不是让罗瑞卿讨好毛泽东的企图落空了吗？上面我们说过，罗瑞卿试图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来讨好一下毛泽东，缓解一下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
　　罗瑞卿本来可以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8日转载的，可是他当时还想跟彭真搞好关系，特地打电话给彭真，说《解放军报》与彭真的报纸同一天转载，所以没有急着在11月28日转载。罗瑞卿没想到自己的好心没好报，彭真居然对他玩这么一手。
　　罗瑞卿一气之下，也不管得罪不得罪彭真了，马上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不管中宣部的通知，自己写一个“编者按”。《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完全背离中宣部通知的精神，而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大毒草”，这也算是罗瑞卿对彭真的报复吧。
　　11月29日，《北京日报》按照中宣部的通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而《解放军报》则违反中宣部的通知，于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加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编者按，说：“本报今天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1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的调子完全不同，《北京日报》没有给《海瑞罢官》定性，只是说“展开讨论”，而《解放军报》直接给《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把吴晗一棍子打死。彭真看了《解放军报》按语，当然很生气，说：“《解放军报》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但彭真在这件事上也不应该太责怪罗瑞卿，或许可以说是他自作自受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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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6）

　　
　　【接前】11月30日，重头戏的《人民日报》转载出来了。《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扯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表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民日报》是党的风向标，《人民日报》的论调，就代表党中央的论调。可是这次，《人民日报》的论调与《文汇报》和《解放军报》的论调完全不同，这就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混乱，他们一时间不知道这次“党的风向”，是往左刮，还是向右刮，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这个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混乱，正是毛泽东想要的。
　　《人民日报》把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学术问题，放在《学术研究》版转载，又特别说明：“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做法，显然是要转移毛泽东进行政治讨论的初衷，把姚文元的政治文章，引上《学术研究》的“斜路”。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在发表前曾送交周恩来审看。周恩来因为要保持中立，对刘少奇送过来的东西，同意不好，不同意也不好，不看不睬更不好，于是他给《编者按》加上一条毛主席语录。周恩来加了这么一段：“毛泽东同志说：‘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周恩来加的这么一段，可谓政治高手的杰作。前面一句“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似乎是支持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辩论；而后面一句“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似乎又是支持毛泽东的，暗示《海瑞罢官》是“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符合毛泽东的“毒草”论。
　　周恩来加的这句话，可谓巧妙至极，刘少奇看了也能满意，毛泽东看了也能满意。周恩来这种平衡政治的高超手腕，果然是无人可比。
　　11月30日，去四川三线工作的彭德怀抵达成都，住在永兴巷7号。这天彭德怀从《人民日报》上，首次看到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高官们因为有《内参》，早就知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可是彭德怀被罢官后，《内参》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来源跟一般老百姓一样，都是《人民日报》，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1月30日才看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彭德怀看了《评/海瑞罢官》，气得把报纸摔在桌上，气愤地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含沙射影，打了我彭德怀一个耳光。”这时彭德怀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让他到四川来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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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1）

　　
　　【接前】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意味着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这时刘少奇又使出他擅长的“浑水摸鱼”来对付毛泽东，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几次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大亏。
　　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刘少奇的“吹鼓手”。一个人到了刘少奇这样“国家主席”的地位，不用你刻意去找，自然有人会主动上门来给你当吹鼓手，为你歌功颂德，帮你攻击你的政敌。在刘少奇众多“吹鼓手”中，最著名的有三个人：邓拓、吴晗、廖沫沙。
　　1961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结成一个“写作班子”，笔名为“吴南星”。其中“吴”出自吴晗，“南”出自邓拓（笔名“马南邨”），“星”字出自廖沫沙（笔名“繁星”）。这三个人用笔名“吴南星”，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辟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短小的杂文，每期刊登一篇。“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方式，评喻时政，谈论社会风气，这个就是后来在文革中被痛批的“三家村”。
　　“三家村”之一的吴晗，是《海瑞罢官》的作者，我们前面已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三家村”之二的邓拓，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文人，1944年主编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一时成为毛泽东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可谓中国报刊界的第一大人物。同时，邓拓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宣传部门统统归刘少奇管辖，邓拓自然也就投身到刘少奇门下，由毛泽东的爱将变为刘少奇的爱将。1957年，毛泽东对邓拓主办的《人民日报》，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不满，曾当面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1958年邓拓调离《人民日报》，左迁到彭真手下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任北京市委刊物《前线》的总编辑。“三家村”之三的廖沫沙，早年是左翼文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现在有人说他们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是一些与政治无关的随笔，后来在文革中被冤批。这种看法不够正确，《三家村札记》都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政治小品文，当时人们对《三家村札记》的评价是：“紧密联系现实，敏锐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由当时人们的这个评价，也可见《三家村札记》是紧密联系政治的。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副省级的高官，试想，这样的高官所写的时评文章，能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吗？而且，他们这样百忙中的高官，又怎么可以有闲情逸致，每周去写一篇无政治含义的消遣性随笔呢？另外，《三家村札记》发表的刊物《前线》，本身就是北京市委的“谈政治”刊物，根本不是学术性刊物，更不是娱乐性刊物，这个也决定《三家村札记》是政治性的杂文。【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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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7）/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2）

　　
　　【接前】在和平时代，不是用枪杆子，而是用笔杆子打先锋的，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就是刘少奇的先锋大将，他们写的《三家村札记》的主旨，就是为刘少奇摇旗呐喊。
　　比如其中一篇《伟大的空话》中说：“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神吧！”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伟大的空话”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退居二线“去休息”，不要到一线来说“伟大的空话”了。
　　再比如《专治健忘症》中说：“得了健忘症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一个人如果发现有健忘症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得了健忘症”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还有一篇《王道和霸道》，文中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是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这里所说的“霸道”，也是暗指毛泽东。
　　再有一篇《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在说到于谦的兵部尚书职务时，特别用现代语解释说“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又说于谦“生性朴素，性格刚直”，在于谦被罢官之后，又“恢复名誉了”。这篇文章中，用“国防部长”和“恢复名誉”这种现代的词汇来解释古代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是现代的于谦，应该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这些《三家村札记》，当然不会瞒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对这些暗批他的文章无疑是耿耿于怀的，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找借口“整”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家村”了。这时正好有一个机会来了，一位名叫盂超的作家，根据传统鬼戏《红梅记》，改编了一出新编历史剧《李慧娘》。廖沫沙看后，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杂文。
　　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鬼戏”是宣传封建迷信，而宣传封建迷信就是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就犯了这样的“硬伤”，所以这次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刀，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于是毛泽东指示当时还在世的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组织一个班子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柯庆施立刻组织了一个笔名“梁璧辉”的写作班子，发起一个批《有鬼无害论》的运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8）/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3）

　　
　　【接前】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不点名地批判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之后，柯庆施在讲话中进一步把“有鬼无害”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毛泽东搞这次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廖沫沙，试图掀起一个批判“有鬼无害论”的高潮，把廖沫沙搞“臭”，这样他不能再出来写文章为刘少奇摇旗呐喊了。
　　刘少奇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并没有“捂”毛泽东的这颗炸弹，而是把它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毛泽东要批“有鬼无害论”，刘少奇不仅不阻止，而是帮忙批，但刘少奇把批判的焦点，从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转移到孟超写的《李慧娘》上。
　　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齐向群”的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文章对孟超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说：“孟超具有同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他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自己的现有地位不满，感到‘沉沦、受压抑’，所以他要写作这个剧本发泄这种不满，表示他的反抗，并且鼓励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充满仇恨的人起来反抗。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人民日报》还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明确指出：“《李慧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是一株反动的毒草”。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其份量绝不亚于后来姚文元给吴晗扣的帽子。
　　《李慧娘》的作者孟超不过是一个县级小干部，刘少奇动用宣传机器，把毛泽东批廖沫沙的火力，转移到孟超身上，一时间批判《李慧娘》和孟超的文章铺天盖地，完全淹没了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批判。这就是“浑水摸鱼”的战术，先把“水搅浑”，让人们搞不清，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到底是针对谁的，然后再在浑水中摸鱼，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刘少奇“浑水摸鱼”的战术下，毛泽东发起这场大批判的结果，只是批臭了孟超这个小小芝麻官，毛泽东真正想批臭的廖沫沙，反而在浑水中混了过去，并没被批臭。毛泽东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毛泽东才把批判的火力，重新转回到廖沫沙和“三家村”，《李慧娘》和孟超在文革爆发后，反而没事了。
　　
　　不久，毛泽东又再次吃了刘少奇“浑水摸鱼”的亏。1964年2月，中国剧协举行一场大型迎春晚会，参加这次迎春晚会，名叫顾工的《解放军报》编辑，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党中央上书揭发“文艺界的糜烂风气”。顾工揭发说：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舞，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经典《兄妹开荒》，更有几个大男人穿戴“短裙”和“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舞跳“小天鹅四人舞”……【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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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9）/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4）

　　
　　【接前】毛泽东看到顾工的揭发材料，当然是大怒，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轰下去。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毛泽东要求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到1964年6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这个报告，在报告上写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这里说“这些协会15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其实是在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因为15年以来，刘少奇是主管文化宣传的，文化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首先要负责任。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中央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领导一场彻底的文艺界整风。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削弱刘少奇在文艺界的威信和势力。
　　1964年7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持领导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副组长是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当中，只有康生是毛泽东派的，其余四人都是刘少奇派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没有这场整风运动的主导权。
　　整风开始后，刘少奇又用“浑水摸鱼”的手法，一下子把400多部电影戏剧都打成“有问题”，一齐进行批判，搞得文艺界人人自危，不知所措，不知这场斗争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文化部长沈雁冰，即著名作家矛盾，因为不太听刘少奇的话，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攻对象之一。这次整风运动中重点批判的一个主题，是批“中间人物论”，而沈雁冰曾提倡写中间人物，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
　　批“中间人物论”的结果，沈雁冰被迫辞职，由刘少奇的铁杆，中宣部长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这样一来，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反而比以前更强了。毛泽东发起这场整风的目的，是想要削弱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和影响。毛泽东这一记重拳出去，刘少奇用“浑水摸鱼”抵挡，毛泽东什么也没打到，反而让刘少奇在浑水中摸到了大鱼。
　　刘少奇用“浑水摸鱼”对付毛泽东，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又把水搅浑，把“四清”运动的重点，变成一大片有经济问题的“四不清”小干部，使毛泽东发起的“四清”运动又白费劲了。
　　
　　这次，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批《海瑞罢官》，刘少奇依旧使出“浑水摸鱼”的手法与毛泽东周旋。刘少奇不像彭真那么蛮干，他不会抵制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而是帮毛泽东批《海瑞罢官》。但刘少奇会在批判中“浑水摸鱼”，改变斗争的大方向，把毛泽东的“政治批判”，转变成“学术批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0）》*****

槐花香满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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