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1）/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6）

　　
　　【接前】在安抚大家一番之后，彭真又讲今后的对策，说：“现在我们要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把各种问题都“放”出来，扯得越宽越好。”
　　彭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不再用“捂”的方法，而是改用“放”的方法，这显然是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计。彭真又说：“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和赞成姚文元的意见都要登，这样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争论的题目要多，这样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完全教会人民，只教会一半，至少那一半要反面教员才能把他们教好。”
　　最后彭真又傲气地说：“我们党从来反对盲从性，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在党内，真理在谁手里就得听谁的。”
　　
　　经过彭真的“定心打气”之后，彭真的部下们立即投入战斗，代表北京的刘少奇司令部，与上海的毛泽东司令部展开一场大论战。这次彭真组织班子写文章，不是写“保”吴晗的文章，不是反对姚文元批吴晗，而是支持姚文元批吴晗。但是他们批吴晗的调子，却与姚文元完全不一样。
　　姚文元是从政治上批吴晗，而彭真是从学术上批吴晗，他们试图把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转化为学术批判，然后把学术批判转化为学术讨论，再把学术讨论转化为思想问题的讨论，来一个“逐步降级”，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65年12月12日，邓拓亲自出马，化名“向阳生”，在《北京日报》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邓拓从“道德”的角度，对吴晗进行批判，指责吴晗继承了封建主义的旧道德，为封建主义唱赞歌。邓拓的批判文章，完全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这是把大事化小。
　　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周扬又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代表了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思潮，应该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周扬的批判文章，也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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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2）/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7）

　　
　　【接前】1966年1月8日，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李琪再次从“历史观”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的历史观没有改造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李琪的批判文章，同样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
　　这样一场批判吴晗的“学术讨论”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些与内幕全无关系的群众，一些爱发表议论的人，爱凑热闹的人，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当时这些人并不知道，这场讨论的后台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巨人，如果知道了他们也就不敢来讨论了。一些人出于正义感，认为姚文元给吴晗扣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过于牵强，于是写文章替吴晗辩护。比如后来写《出身论》而著名的文革青年遇罗克，就在这个时候，在报纸上发表过支持吴晗的文章。
　　这些支持吴晗的文章，当然是彭真求之不得的，马上让报纸刊登。结果报纸上发表的支持吴晗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来自“不明真相”的群众，而真正吴晗的“自己人”，反而都在批吴晗，所谓“小骂大帮忙”。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本人的检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在文中承认自己的错误，说：“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承认的错误，只是“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上的学术观点错误和思想认识错误，丝毫没有承认姚文元提出来的“退田”和“罢官”的政治动机。
　　
　　刘少奇这次使出“浑水摸鱼”，又让毛泽东一筹莫展，眼看斗争的大方向，就要被刘少奇偏移到“学术讨论”上去了，让毛泽东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的计划落空。于是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马，亲口挑明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毛泽东否定那些从“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来批吴晗的“小骂大帮忙”，明确指出要批吴晗的政治动机，而不是批吴晗的学术观点错误或者思想认识错误。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搅混的水，重新弄清起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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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3）/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8）

　　
　　【接前】前面说过，1965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周恩来私下交谈之后，就离开上海去杭州了。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策划了打倒罗瑞卿的具体步骤。12月5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正式批判罗瑞卿。12月16日，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毛泽东又离开上海，再次前往杭州。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五位“秀才”谈话，讨论哲学问题。
　　与刘少奇和周恩来相比，毛泽东不是一个“务实型”的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找人谈话，从来都是谈具体的“工作”，绝不会谈什么虚无缥缈的“哲学问题”。可是毛泽东不一样，他谈工作时，经常会冒出一大段哲学问题，常常让那些不懂哲学的务实干部，像听天书一样不知所措。这些干部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常常要悄悄向毛泽东的秘书请教：“刚才主席说的是什么意思？”
　　尽管毛泽东没能成为著名哲学家，但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不亚于任何哲学家。试想，一个人到了毛泽东的地位，什么都有了，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玩怎么玩，可是毛泽东偏偏要去谈那个最枯燥无味的“哲学”，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毛泽东这是装模作样，故意“附庸风雅”。
　　毛泽东找人谈哲学，真的是装模作样和附庸风雅吗？艾思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艾思奇是中共最早期的哲学家，写了颇有影响的《大众哲学》等书。艾思奇1935年入党，1937年到延安。艾思奇到延安后，毛泽东经常找他谈哲学问题。当时毛泽东还不是中共第一把手，在党内的地位也还不是那么高，可是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是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的。
　　艾思奇保留着1937年底，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艾思奇比毛泽东小17岁，算是毛泽东的小字辈，可是毛泽东屈尊亲自去看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跟他探讨哲学问题，可见毛泽东喜欢哲学，喜欢跟人谈哲学问题，不是装出来的“附庸风雅”，而是在艰苦紧张的战争岁月就是如此。【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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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4）/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9）

　　
　　【接前】这天毛泽东招来的五位“秀才”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和田家英，都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陈伯达我们以前已经介绍过，艾思奇上面介绍过，胡绳也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8年入党，圈子里的人称他为“胡大师”。
　　关锋同样也算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3 年，14 岁的关锋就加了中国共产党。虽说关锋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但关峰写文章的理论水平，却不亚于大学教授。关锋的飞黄腾达，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被毛泽东一眼看中，经常招他来谈哲学问题。后来关锋在文革中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田家英从1948年就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身边任职最久的秘书之一，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之一。田家英的古诗词功底非常好，经常跟毛泽东讨论诗词问题，成为毛泽东身边的“诗友”。
　　
　　毛泽东这天招五个秀才来，本来是准备谈写《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序言。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亲自要为《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毛泽东召集这五个秀才来，就是为了集中大家的智慧，把这个序言写好。
　　这天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这天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毛泽东不只是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的问题，还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在谈哲学问题的时候，谈到邵友勋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毛泽东批评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无产阶级也没有充足的理由。”
　　谈到历史问题时，毛泽东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太艰苦，实在没东西可拿，只好采取‘轻徭薄赋’让步一下。”
　　之后又谈到教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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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5）/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10）

　　
　　【接前】毛泽东继续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文科的哲学、文学、历史，难道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非要在大洋楼里教吗？文科不改造不行，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
　　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说了很多之后，把话题转回到关键的事情上，说：“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对《海瑞罢官》的问题表态，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而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历史观问题或思想认识问题，这是毛泽东间接地向刘少奇的“浑水摸鱼”宣战。
　　毛泽东知道，他今天的谈话，也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中央的《内参》，马上会刊登他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样全体高层干部马上就会知道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大家就会明白刘少奇是要想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这场运动的水搅浑。
　　此时批《海瑞罢官》的水，已经被刘少奇搅得很浑了。有人提出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应该批判，因为郭沫若在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赞美海瑞的诗。这让郭沫若十分紧张，甚至向上级党委写了辞职信，生怕这场批判波及到他的头上。
　　向全党高层公开这次谈话记录，本来是毛泽东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让毛泽东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1966年1月9日，内参上发表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却没有了毛泽东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 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震怒了，马上调查：“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删掉毛泽东这段话的，居然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秘书田家英，后来田家英背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自杀而死。田家英为什么要删掉毛泽东最重要的几句话，“篡改毛主席指示”呢？这是文革期间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我们将在下面进行一下分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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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6）/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11）

　　
　　【接前】田家英1922年生，比毛泽东小29岁，比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也小18岁。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文章，被称为“神童”。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去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6岁的田家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人真是成熟太早了，有一批“红小鬼”，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当然还有年龄更小的，8、9岁参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被官方认定参加革命最早的，居然在7岁时就参加革命了。
　　田家英入党后到中宣部工作，屡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当毛泽东知道这位文史功底深厚、笔锋老辣的作者，居然只有21岁的时候，更对田家英刮目相看了。1948年，26岁的田家英正式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对自己身边人的忠诚度，是很在意的。一旦让毛泽东感到有一点怀疑，就会换人，所以毛泽东的秘书前后换了不少人。而田家英从1948年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可见毛泽东对田家英的信任程度。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这么长时间，除了毛泽东的信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与毛泽东有相同的爱好。毛泽东喜欢书法，田家英也喜欢书法，闲暇时常跟毛泽东评论古人书法；毛泽东喜欢诗词，田家英也喜欢诗词，两人常常一起谈论诗词，成为忘年交的诗友。著名诗人柳亚子也称赞田家英说：“田家英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与“五秀才”谈话后，关锋等人整理出文稿，最后由田家英审定，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那段话。有人提醒田家英说：“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却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疑问：田家英是出于什么一种动机，要自作主张地删掉毛泽东关键的一句话呢？
　　
　　关于田家英删毛泽东讲话的动机，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田家英为了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与吴晗和彭德怀都没有太多的私人交情，不可能冒着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去保护这两个人。
　　第二种说法是“田家英讨厌姚文元的文章”，这种说法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也许真的讨厌姚文元的文章，但他与姚文元也没有深仇大恨，犯不着因为自己的一点“讨厌”，就去冒巨大风险删掉毛泽东的讲话。【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7）/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12）

【接前】第三种说法是“田家英不满毛泽东的做法”，这种说法同样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如果不满毛泽东的做法，完全可以给毛泽东当面提意见或书面提意见。给毛泽东提意见，当然会得罪毛泽东，然而私自删掉毛泽东的讲话，岂不是更得罪毛泽东？田家英既然有删毛泽东讲话的胆量，怎么会没有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勇气？而且当面提意见的罪过，明显要小于背后删讲话的罪过。
以上这些说法，都不能让人信服。我们认为，田家英删掉毛泽东讲话的动机，正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更能看清毛泽东周围的形势，他很清楚时局对毛泽东相当不利，他担心毛泽东发起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弄不好会反过来打倒毛泽东自己。事实上，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开始，毛泽东就被刘少奇逼得步步后退，虽然毛泽东也发起过一些反击，都被刘少奇的“浑水摸鱼”化为乌有。到了1964年底，刘少奇更是发展到在中央会议上当面顶撞毛泽东，让毛泽东在面子上都下不了台。
因此田家英担心，这次毛泽东用《海瑞罢官》向刘少奇发起的攻击，又会败下来，所以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关键讲话，是想对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挽救。
在此之前的批《海瑞罢官》，毛泽东都处在幕后，在前面出头的是江青。在这个阶段，毛泽东还有一个退路，就是万一形势不妙，可以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江青也说过：“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
如果在内部公开发行的《谈话纪要》上，登载了毛泽东亲口批《海瑞罢官》的消息，那就是向全体中央高层公开宣布，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那么那时候毛泽东再想“体面地”退下来，就不可能了。所以田家英删掉《谈话纪要》中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这段话，就等于给毛泽东留下一条“体面地退下来”的路。
田家英认为，毛泽东讲《海瑞罢官》的那些话，可能是在气头上脱口而出的“气话”，等毛泽东平静下来，他自己也可能后悔。既然田家英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是“气话”，那么为了保护毛泽东，就应该删掉这些“气话”。所以田家英删掉毛泽东这段话，是用心良苦的，他也希望毛泽东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领田家英的情，而是大怒。毛泽东或许也想到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却捅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看来，田家英太小看自己了，认为自己斗不过刘少奇，所以才要来“保护”自己。这就像有些自尊心强的老人，你在公交车上给他让座，他反而生气，因为他觉得你把他看得太老弱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8）/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13）

　　
　　【接前】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种会议田家英都被叫去列席的，可是这次毛泽东没有叫田家英，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毛泽东不再信任他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批评了《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也捎带批评了田家英，他说：“我看你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但对没有希望的人，如田家英，我连批评都不批评。”
　　毛泽东批评田家英的话，传到田家英的耳朵之后，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田家英一片苦心想要保护毛泽东，却被毛泽东说成是“没有希望的人”，这让田家英感到全身心的崩溃。一个人最难过的，不是来自敌人的迫害，而是来自自己人的误解。自己的一片好心，一片苦心，却被亲人误解成坏心，那是最最难过的。
　　毛泽东是田家英爱戴和仰慕的领袖，又跟毛泽东长达18年近距离生活在一起，田家英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田家英自幼丧父，毛泽东几乎成了他心目中的父亲。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误解自己，这是很多人选择自杀的原因。田家英的自杀，也应该是这个原因。
　　
　　1966年5月22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代表中央找田家英谈话，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
　　安子文是宣布对田家英的撤职，这让田家英完全绝望了。当晚，田家英悬梁自尽。一些港台刊物说，田家英死于他杀，甚至在死前还与卫士发生枪战，都是无稽之谈的传闻。
　　
　　据说，毛泽东在去世前一年，想起田家英这位跟随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说：“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此时毛泽东终于理解了田家英的一片苦心，但一切已经太晚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田家英是被“四人帮”迫害死的，这种说法没有道理。田家英并没有受到谁的迫害，也没有人冤枉田家英，他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违反纪律的事。秘书的职责是为领导人服务，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秘书删改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巨大错误，对于当了18年秘书的田家英来说，他怎么能不明白秘书的职业道德呢。
　　也许是田家英太“爱”毛泽东了，拼着自己犯错误，也要保护毛泽东，最后却被毛泽东误解，所以他选择了死。田家英的悲剧，或许可以算作“另类爱的故事”吧。
　　田家英自杀时还不到知天命之年，仅44岁。如果田家英没有自杀的话，他活到今天也才91岁，他可以写一些《回忆录》，给我们提供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手资料，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和认识毛泽东。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田家英的故事就是悲剧中的悲剧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9）/ 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14）

　　
　　【接前】1965年12月22日，就是毛泽东在杭州与“五秀才”谈话之后的第二天，彭真到杭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是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的炸弹后，第一次与彭真面对面地谈话。
　　在这次毛彭会面14天前的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资格，彭真应该来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可毛泽东却说“让彭真在北京看家”，没让彭真来开会。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彭真参加这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呢？
　　原因是明显的。因为毛泽东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不是彭真的问题。当时，毛泽东与彭真在《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已经搞得很僵了。如果毛泽东见到彭真，不提起《评/海瑞罢官》，那就成为毛泽东“怯弱”的表现，反而让彭真占了上风；如果毛泽东跟彭真提起《评/海瑞罢官》，双方引发起争论，那么这次会议的主题，就会从批罗瑞卿，转移到《评/海瑞罢官》的问题上，这就会打乱毛泽东的部署。
　　毛泽东不让彭真来参加批罗瑞卿的会议，是为了保证这次会议不会偏离方向“走题”。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因为彭德怀上山来开会，打乱了毛泽东的计划，使那次会议偏离原来准备“纠左”的主题。这次毛泽东不让彭真来开会，也是吸取了上次庐山会议的教训。
　　刘少奇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毛泽东也没跟刘少奇提起《评/海瑞罢官》。因为当时刘少奇还是在幕后的，毛泽东也是在幕后，幕前是彭真和江青两个人。这两个幕后老板，现在还没有必要直接出场对决。
　　我们前面说过，本来彭真应该在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可是彭真却拖到一个多月后的12月22日，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可见彭真这个人的确胆子够大，敢顶毛泽东。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彭真就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
　　有人事后劝彭真：“你最好不要公开那么讲。”
　　彭真却回答说：“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共产党人尤爱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个人性格耿直坦率，倒是真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彭真复出。很多人认为，彭真被毛泽东整得那么惨，一定要大批毛泽东，出一口怨气。可出人意料的是，彭真这时却没有随大流批毛泽东，反而替毛泽东说话。【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40）》*****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时间:2013-06-01 19:05来源:中华网论坛 作者:中华史林 点击: 3057 次

这是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William Hinton）1971 年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原文发表在美国《 New China 》杂志（美中友好协会会刊）第3期上。

韩丁：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导致运动形势的最初标志，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出现了。八届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九月）的报告就是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接着，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当刘少奇用自己的东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点意见时，毛主席又在一九六五年制定了一个《二十三条》的批示。然后，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五*十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

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部份。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始终是长期的和严肃的。激烈的斗争是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并动员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时开始的。这场斗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韩丁：一九六二年（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周：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后来，陈伯达（一九六九年前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组长）等人和刘少奇一起在农村反对毛主席的前十条。你肯定是看过这十条指示了。

韩丁：不，我不熟悉。

周：如我刚才所说过的那样，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这个后十条既混乱又充满毫无意义的细节，是繁琐哲学的体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罢官。

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里（篮子、麻包或一截绳子），一个干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个贪污者呢？如果这都叫做严重贪污的话，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不得了！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偷小摸一类。工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区分公私。甚至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韩丁：怎样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

周：为了比较，你在去长弓村前，应该到别处走走。你不想去桃园大队吗？我自己没到过那儿。但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去看看
。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儿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他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他：“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我没听过录音带，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关于报告的一些情况。那个桃园大队经验现在正在受批判。整个方法是主观的，不靠事实来检验，也没有调查。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他打击一大片。当他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扎根串连，秘密调查”——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作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落实。他把它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还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毛主席曾强调说，走资派在党内），或好人坏人之间的斗争？由此看来，他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和阶级斗争、两条路践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可把社教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这就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开了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在刘的路线下工作，干样样事情都得根据一个人是否喜欢别人。一个人掌了权，别人就送礼给他，请他吃饭。

周：当毛主席开始发起社教运动时，就是为了深入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文化革命作准备。但刘少奇插手进来，改变了运动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道。

你如果去桃园调查，你应当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问，把情况摸清楚。大寨、长弓和桃园这三个村子是三个集中点。大寨走的是毛主席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干扰之下，桃园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今天长弓的情况怎样。长弓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在你写的《翻身》一书中，你反映了那儿的一些挫折。据我所知，长弓还有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韩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吗？

周：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了。她加入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回家保她那掌权的父亲。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指着韩倞和弗莱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见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韩丁：人们是否需要在实践中获得考验呢？

周：是的。人人都必须受到考验。

就拿河北南部丁陆谷大队吕玉兰的事来说吧。她十五岁就当上了大队青年团书记。十八岁入党并当上她所属大队的党支书。二十岁被选为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组织不相信劳动模范，并认为他们大都是假的。由于当时学校暂时停课，许多红卫兵就到她大队去煽动。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打倒吕玉兰”。

当时我们让他们（红卫兵）自由活动。他们想管什么，就管什么，这有它好的一面，因为它暴露了别有用心的人，它暴露了“五·一六”份子。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死硬的“五·一六”核心份子人数不多，但这些人确实当了“五·一六”的头头。坏份子变成坏头头。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跟着谁，所以当时城里的学生和当地的青年召集了许多批判会反对吕玉兰。她通过了道道关口。但她站得稳，后来被选为党支书。她参加了九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河北省委代表大会选了她当副书记。她现在只有二十八岁。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候补委员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实际是保守派）反对他的斗争有一百多次。他们打他，还叫他“坐飞机”。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

在座的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到冲击。

韩丁：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我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据说那天有人打算把我抓起来。不过，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传闻。

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一六”份子。我坐在他的右边。他左边坐着谢富治副总理。离我稍远一点是“六一六”（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刘令凯，他曾号召打倒陈毅。我同意出席这个会（这样可使这个会合法化），但这个会只限于批评陈毅，而不是打倒他。因为刘令凯曾公开宣称要打倒陈毅，刘应当是没有发言甚至到会的机会的。

所以当我一见到刘令凯也在，我就问宋远利，是谁让他进来的，他为什么在台上。“他在台上呆着会好些”，宋说：“那样他就不敢捣乱了。”

但这些学生们自食其言。会议刚开始，就从二楼前座放下一块大标语布，上面写道：“打倒陈毅”。如果要在这一大群人面前表示抗议，就应当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所以我决定不出声。

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他答应不让刘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

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他。

韩丁：陈毅的事件已解决了吗？

周：今年（一九七一年）五一劳动节时，当陈毅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部门感到十分惊讶。陈毅病了。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天安门的。他被新选为中央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不但中央情报局未及时得知，而且蒋介石的情报局也未及时得知。他们的运气都不好。当蒋介石得知陈毅在天安门上时，他大骂他的情报局笨蛋。

韩丁：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项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这可能是过分夸张的胡说八道而已。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不敢动手的。天黑后，周围没人时，这才是他们选择干他们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在外文出版社内出现过。几个好同志被谋杀了。所有这一切，直到去年才被发现和揭发。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一九二四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但他们要我书面骂他。当时我们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一九四五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二十六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有关政策的斗争去教育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被毛主席接见的赤脚医生  
［ 作者：王振庄    转贴自：资料提供 红山石    点击数：499    更新时间：2010/2/3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我是河北省深泽县城关公社东关大队人，1942年生，1965年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学的医，“六·二六”指示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石’家庄省三院的医疗队来农村培训，那时叫半农半医，实际是全天学习，不过每个星期抽出两个半天勤工俭学，筹集了资金，老师用来买资料。

　　当时让谁去学医是大队党支部定的。条件是在村里威望比较高的，有点文化的，年轻的，出身好的。我家是贫下中农，我初中毕业，当时在上水库机关的业余夜校，大队领导觉得我比较符合条件，就让我去了。

　　

　　半农半医

　　

　　我们是边学边实践，比如村里有了特殊病人，比较重的病人，就跟老师说了'老师就带着学生来，确切检查，确定这叫什么病，学生们在旁边看着。比如我们村的一个心脏病人，我们原先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从书本上看到这个“心脏瓣膜病”，“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但是没听过，一听我们村这个病人的心跳，老师说，这就是二尖瓣狭窄，就记得特别清楚。

　　我记得1966年，正是学习紧张的时候，有时候晚上也上课，因为城关离县医院近，我去得比较多，晚上如果不上课的话，我就跑到县医院去，跟着值班的医生学习，为的是能多学点东西。我自己入了门以后，也爱好这个，千方百计的多学点东西，不能白耽误时间，我们是记工分的，不能白学，全村人看着你学习，你要是不好好学，说不过去，所以，从自己的业务方面，就提高的比别人快点。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在班里边，我是副班长。那时候家里也比较支持我。家里什么事也不让我管，包括自留地，完全由家里人做。我是一心扑在这上头。在这方面也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大病小病都找我。我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嘴勤、腿勤、手勤，直到现在还是。

　　那时对业务虽然认识一点了，但是有时确定不了，还得叫上老师。使我特别感动的是石家庄医疗队队长遇俊清老师，他对病人的那种关心，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遇老师在业务上给深泽医务界起了个好的带头作用。我记得那时流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深泽大流行，城关公社当时还没发现，附近的大直要(村名)发生一例。流脑传染速度很快，发生一例也不得了，就得赶紧看。那天下了半尺深的大雪，我记得是晚上6点，遇老师叫上我一起去。雪太大，不能骑自行车，我们就走着去，他在前边趟着道，让我在后边跟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到了病人家，人家给我们倒了点水，我们也顾不上喝，先得看病人。我对遇老师敬佩得不行，心里想一定要把老师的精神学到手，所以我在行医过程中，完全按着我们老师那个思想去做。

　　我们培训期间，各村都通气，哪个村有病人，赶紧报，老师就带着学生去了，那年的流行病，一个是流脑，一个是麻疹，比较起来麻疹更厉害，特别厉害，光我们东关村就有38例。我们就自己结合成小组，东关、小杜庄、大杜庄三个村的医生合作，每个病人一天要打4次针，我们就骑着车子转，走着忙不过来。我们三个村的3个医生互相帮助，又能互相学习，因为治疗及时，那年我们这三个村没有一例死亡。

　　在医风医德方面，当时都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时可不是唱高调，我们实际就是这么做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讲金钱啊，那时不讲这个，那时讲怎样把病人作为自己的亲人。我们除了抢救本村的病人外，还有外村来赶集的，突然得病了，也要抢救。有一次，大集上，在我们这个十字路口再往西100米左右，突然有一个人发病，我被叫去以后，那人已经没呼吸了，也来不及往医院送，就先做人工呼吸，这样先抢救过来。当时是大集上，有人认出病人，就通知家属，家属后来给我送了个匾。

　　我还有个特点，不论冬夏，把门一关，没事了，就把今天看过的所有病人，哪怕就是个感冒病人，我得在脑子里“过电影”，查处方，思考病人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轻或重，应该怎么处理。每天都得总结。为什么东关那时比较出名呢?主要是药品准备得比较齐全，我夏季就准备秋季的药，到了秋季准备冬季的药，到了冬季准备春季的药，到了春季准备夏季的药，总是走在前头。有时外村的病人也来我这里找药。

　　文革期间，几个外地的老医生被下放到深泽改造，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处方权了，我们给了他们东关卫生室的处方，都不敢用，只能用白纸开方，或用烟盒纸的反面写，比较典型的是下放到冶庄头的那个老“反革命”，人们叫他“老反”，他在村里看了几个病人，他开的药有些是特殊药，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后来找到东关，我把药给他配齐了c病人吃了好了。那时我在东关卫生室是主管，还兼职民兵指导员。我就建议冶庄头民兵连长，让他给人们看病，后来民兵连长采纳了这个建议，就连县级干部都来找那个“老反”看病。

　　

　　合作医疗

　　

　　我们村是深泽县第二家举办合作医疗的。1969年正月县里组织现场会，要求三级--筹款，大队、小队、个人各出一块钱，共三块钱。回来后经过大队党支部讨论，支部书记特别支持，虽然我们大队离县医院近，但半农半医更方便一些，因此跟支部一商量，就成了。接着召开社员大会，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99％参加。只有一户，家里只有娘俩，觉得自己没病，没有加入，但是第二年她家也加入了。

　　合作医疗基金是到户里收钱，到人家家里，先问；“你加入吗?”加入就掏钱，一人一块钱，一户有几个人就掏几块。我们大队是报销80％，个人拿20％。比如看一次病，花—块钱，就报销8毛，自己掏2毛，到县医院看病报90％。那时是花得多就报得多，确实能减轻人们的负担。我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我父亲得了胃病，胃穿孔，需要做手术，那时花了560多块钱，回来马上就报了。当时报销还得经村卫生室批，那时出去看病，不管是谁，干部也好，社员也好，只要到外边看病，就得经过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如果急症来不及批准，住了院，家里就得来报批。

　　当时我们卫生室三个人，一个司药，两个医生。我是卫生室负责人，另外那个医生是我培养起来的。那时东关人们的思想比较好，参加合作医疗后也是有病就吃药，没病就不吃药。我们卫生室开药，最多是三顿的药，到现在我也是这样。我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有时有人问我，“你怕把药卖了?”我说不是，如果病好了把药扔了，浪费了钱。如果吃了一天没好，再来看，该调整就调整，不需要调整就再拿一顿的。到现在，拿两顿以下的药，我一般不收钱。因为突然肚子痛，或脑袋疼，看看没什么大毛病，临对的神经疼，也是给两顿的药，不收钱。

　　就我们村来说，那时的合作医疗比起现在的合作医疗，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好。那时东关有点副业，经济条件比较好。有时一年下来，有得大病的，钱不够，就大队里出。一般一年下来都够，因为有时一年没大病，就有结余，积攒下来。当时东关大队里的出纳管账，账目原来是大队里统一管理，后来分开，单独设了个会计，一个月弄回账，我们卫生室有时一个月，有时一季度盘点一次，整个都得盘点，包括中药西药。司药员负责记录每天看多少病人，收多少钱，免多少钱。从处方上说，比如这个药品应该是10块钱，实收2块钱，司药每天报一次，钱也每天交一次，交到大队。卫生室有20块钱的流动资金，放在药房的抽屉里，药房里亏不亏，就是药房的钱刨去20块钱等于实际收入。如果钱账不对就要查药方，就是差几分钱，也要把所有药方账目查一遍。药房是一天一算，会计是一个月一算。我们去进药，在出纳那支钱，回来账目落在卫生室，比方说青霉素多少，氯霉素多少，安痛定多少，花了多少钱，钱和药碰了，把进货单交给大队。

　　东关卫生室在当时是比较正规的，有单独的房子，是大队给的。后来实行合作医疗后卫生室二次改建，都是上边支持的，那时是计划经济，凡是物资供应都得经计委批。砖、木料，都是深泽县计委批的，然后大队自己再掏一部分钱。

　　那时看病中药和西药用得差不多。中药也是从医药公司里进。自己也采制一些，比如大戟小蓟，马齿苋，都是自己采，有时也自己种，那几年我们自己种，就利用村里的闲庄基地种药材，当时东关种药材也多，种点红花、薏米等，除了自用以外，就卖给城关公社医院和县医院，按国家医药公司的价格卖给他们，有时也可以换药。

　　自采自种自制的药在整个用药量中基本上占20％左右。主要还是靠从医药公司进药，那时就是独家经营，药材的质量也好，价格全国统一，你到上海、到南京也都是这个价格。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今天这个价，明天那个价。同样的药，这个厂子出的就贵，那个厂子出的就贱。过去药品质量好，我总觉得现在医疗方面不太理想，这个价格掌握不了，失控。

　　新型合作医疗跟过去的合作医疗确实有差别。可能深泽从报销比例的封顶数额上有些问题，现在封顶数是1.5万，应该是越花钱多报销比例越大，这才对。平时花十块八块或百几十块钱，自己能拿出来，按深泽讲能拿出来，问题不大，所以应该是得病大，花钱多，报得多才对。也可能今年是头一年的原因，属于试验阶段。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合作医疗比较好。根据东关的情况，那时报80％，越病大去县医院，越报销多，现在，去县医院才报30％，在城关医院报60％，在本村就是花完8块钱，超过了再掏钱。这8块钱全家可以调剂共用。

　　

　　和毛主席合影

　　

　　我是半农半医的典型，要到各公社开会汇报思想。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从开始学医后，为了学习方便，我身上没离过听诊器，出门也带着。在走亲戚的时候，我还救过一个病人。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我是深泽县唯一一个出席地区、省—直到华北地区的代表，到北京军区参加过第五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出席证，笔记本。

　　我们这一片属于华北军区，每县都有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各行各业都有，也包括部队上的，共1700多人。我们首先到了石家庄，在省军区待了三天，然后统一出发去北京。去北京前，军区司令员就传达了：咱们河北人，尤其石家庄人，不能当“采购员”。那时候什么东西都紧张，都是凭票购买，但在会议期间，凡是买东西不凭票，可以随便买，但是我们不能当采购员。

　　到北京后，北京军区接待，分散居住，有在西山的，有在八大处的，我们石家庄去的住在总参招待处。那时候会议进行得比较神秘，有的是在总参礼堂开，有的是在军区礼堂开，去的地方很多，可能出于战备考虑，不提前通知，开完会后才对外公布。只是有些遗憾，那次会议的照片还没发下来就收回去了。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原计划给每个人配发的枪支没给发下来，本来北京军区要每人发半自动枪—支，连枪号都是自己的。

　　会议期间出了点事，原会议议程中安排的毛主席接见临时取消了，毛主席飞到了庐山。周总理接见后，人们不干，各代表团在底下都说好了，我们完全听部队的指挥，要求毛主席接见，本来就安排接见的。

　　各代表团给参会代表分发稿纸，有写一份的，有写两份的，要求毛主席接见。那时候谁不想见毛主席呀。北京军区组织的，部队的头头让这样做的，下边有人打着手势，早先部队上不是有拉拉歌吗?我们就听他指挥，哒哒哒、哒哒哒，踩着点，一起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总理没办法了，下不了主席台了’黄永胜发火了，第二天，毛主席又飞回来。本来第二天这个时间是个会议时间，却要求在住地待命，也不说要干什么去，就是谁也不许出去，半个小时后，接到通知，凡是有铁器东西的，如剪指甲刀等，还有火柴完全上交。如果穿的是皮鞋，就给双便鞋，你穿多大号的，报了接着就发，凡是穿着有钉子的鞋的、皮鞋的，挂鞋掌的，都要换。大家一寻思，这就是主席要接见了，但谁也不能说，谁也不能问，接见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但是怎么到达人民大会堂的，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讲备战嘛，我们坐的车，布帘整个都是拉上的，看不见外边，下了车，就已经到大会堂里面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上去的。

　　到了大会堂后，按座位号坐下。我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主席台上也没有会标，那时候人们思想比这会集中，说不让说话就谁也不说话，我们等了27分钟，当时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陈毅、黄永胜、吴法宪、林彪都出来了'我们甚至都没有看见人家怎么上的主席台。毛主席就只说了三句话，“同志们好!”“祝大家健康!”“我还有任务，谢谢大家!”就完了，就这么三句话。我们就在部队的指挥下(有军人站在主席台下一角，打手势，要不然达不成一个音，得有指挥)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接见时间就这么短。拍照是在接见的头一天，我们排列以后，被要求不能动，眼睛平视，就不知道领导人是怎么站到那的，因此尽管照了合影，但根本没见到主席，甚至都不知道有谁参加拍照了。整个过程十分神秘。因为当时讲备战，首长出去，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出去的。照完合影后，才公布，跟主席合影了，全体领导人都有。本来闭会时领导人应该都在，但是都没有。我们此前就在那开过一次会，开幕式在那开的，以后会议地址就转移了，老是转移，一天一个地方。我们一共去了15天，其中包括几天的参观时间，参观战备，包括地下工程等。

　　回来后，在石家庄又待了一天，然后回县给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民兵连长等汇报会议实况。说实在的啊，现在我还是说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单纯，好!

　　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对我没什么大的影响。我现在也不收注射费，一次性注射器收钱，5分钱的利润，1毛5进的，收两毛。我还是服务于群众，让群众少花钱。能花一块钱的不花一块一，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比方说两年多前，北冶庄头有一个胃病病人，花了好多钱都治不了，花了三块多钱在我这就治好了，他敲锣打鼓给我送了匾来。我今年66岁了，只要谁家有病人，电话一响，不管是半夜里还是什么时候，都起来接，问清是谁怎么回事，就赶紧去。现在有新型合作医疗定点，但人们还是找我，因为人们信任我。

迷惘的人

江海客 发表于 2013-9-22 10:30
作者文章把毛主席的心理描写成了一个封建帝王和黑社会老大的心理，把刘在会上的讲话说成是对毛个人权威的 ...

这个要支持一下，序中自诩要做第三者，结果居然把文中第一者的心理活动都能描写叙述出来。作者有没有立场性可见一斑。

小哈馒头

文革大起底
——周恩来谈文化大革命、文艺革命、私心、清官及彭是高山倒马桶等

　　1文化大革命是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党的领导的大操练，大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是促进社会生产的大革命。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1966。09。15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还有结社，刚才你们不是说有战斗组吗，这就是结社啊！还有集会的自由，还有游行的自由，这都是宪法规定的。还有请愿的自由，不是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吗？五七年也有很多人到北京来告状，但下面就有人怕了。还有罢工，因为某些领导人有错误，工人不做工了；还有罢税，因为有的农业税不合理，农民不交税了。不合理的就得改嘛！还有罢课，学生给他们放半年假，给他们闹革命。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民主。只有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能做到。我所说的前提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若不是公民，那就没有这种民主，自由的权利了。

　　政治是统帅。政治落实在人的思想革命化。过去说政治落实在业务上，后被《解放军报》推翻了，因此，政治落实在业务上是错误的，

　　1966。09。19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的讲话

　　关于结社有三条，要接受党的领导，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例如四个不忘（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突出政治，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总之，是领导、方向、纲领。

　　你们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实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迁徙），你们比宪法还超过很多呀！我向你们说话是坦率陈词的，别的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自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哪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自由！

　　在学校搞四大，搞到社会上，我们是支持的，六大自由也给了你们。现在没有罢课，罢工和请愿的。要搞，我们也是允许的。当然，我们不要罢课，而是放假搞革命，只有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才能这样搞，此外哪一个国家能这样做？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能不能集中呢？（有人说：我们学校还没有享受到这些自由！）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晚上才来为你们服务！毛主席就是有意放的，提倡大民主，只有高度的民主，才有高度的集中。集中什么？就是四个不忘（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突出政治，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专剥削阶级的政。

　　我家在绍兴，生在淮阴，两地都承认我的父亲是职员，每月薪金不超过卅元，可是我的祖父、祖伯父和外祖父都当过知县，都是当官的。过去当官的，只有大贪污、小贪污，没有什么清官。我父亲一个月卅元，还穿件皮袍子，他怎么买得起？戚本禹同志劝我改，我革命了四十五年了，改它做什么？我是封建主义家庭出身，如果形式主义就是职员。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从这场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来，旧社会的四旧，旧家庭的旧思想，旧习惯影响很深，主要是影响思想。旧社会影响是很深的，一个人要过五关，政治关、思想关、家庭关、生活关、社会关，主要是思想关。因此旧社会出身的人，更要注意学习毛主席思想，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出身好是一好，还要表现好，两好才能保证。有人说，我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这不行。还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出身不好更要注意改造。我离家五十六年，从来没有回过家，主席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回去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支持一下他们就会到处吹嘘，就会给地方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我不就有一个房子问题和一个坟的问题吗？我的房子已经交给政府了，可我的婶母说什么要把我生的地方留一间作纪念。可是我婶母是我出生后才来的，她怎么知道我生在哪儿呢？我和江渭清同志打了好几年官司才同意取消了。这不是很好吗？这不减少麻烦嘛！一堆坟，我这没儿没女的人，只好找两个侄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侄儿还不通。还有一解放军侄子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解放军，是他说服了地方，说服了婶母。别看我是总理，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容易

小哈馒头

接上
　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了，今年又印发了，但未能行通。我们习惯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别人指鼻子骂，就坐不住了。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主席说：“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要敢于造反。”

　　我们这几年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嘛！因此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

　　主席说，五四运动当时不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可怕！我和他们说，给你们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大民主呀！

　　1966。10。28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

小哈馒头

接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阶级斗争，我们在六二年、六三年就重视了。这次斗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引向更高的阶段，这次革命更高更深，贯彻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更高级，还认识不到，为什么？这同我们党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我党历来就有路线斗争，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末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挤伤了几十人，我们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都感到很高兴。这些青年人都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来闹革命，见主席什么都不想了，就是要回去闹革命。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还不好好闹革命呢？

　　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

　　1966。12。06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

小哈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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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涨潮，你也知道，但来势多猛，涨多高并不知道，只有你到现场看一看才晓得，鲁迅说你已等潮，还要观潮（只有面对着潮才能跟着潮走）如果怕就被潮卷去，观潮就得到岸上去，到山上去，鲁迅在写《早春二月》的序中写到，那时他还是一个观潮派，说我是等潮的，《早春二月》的主人公，在海边趟来趟去，最后被潮水吞掉了，这些是一些作家们，有的牺牲了， 40 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演这个电影就坠落了，只要有革命的雄心壮志，就能跟着革命形势，经过四个月我们规定了这十条，就进了一步，当然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了，就要束缚群众。这比两篇社论更具体了，在同学们争论很多的六个字，抓革命促生产，主导应该抓革命方面，只有抓了革命，才能大促生产，如果以生产压革命那就错了，如果有人故意来搞，拿生产压革命，革命也没搞好，生产也没搞好，那是不允许的，《十六条》强调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还是要狠抓革命来促生产，这是第一条。

　　在劳动时间内要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劳动效率，提高质量，有的地方所以没搞好，我们应该拿革命来推动业务，我们在九月份抓了一下业务，主要是两弹上天，革命搞好了什么都解决了，十月份导弹核武器上天，参加这两个试验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家被抄了，把服务人员也解雇了，但他们夫妇两人上街买菜，革命精神很旺盛，没有影响生产，导弹头上天丝毫不能差的，弹头上天，不能垂直下来，但他们没有影响情绪，这说明抓革命不影响生产的，当然我们不会提倡抄家的，但红卫兵不知道情况，看到他们生活比其他人高，差别太悬殊，有的红卫兵有点不满情绪，也是合理的。

　　1966。12。12周恩来与科学院几个革命造反组织代表交谈纪录.

向日葵9848

槐花香满城快乐 发表于 2013-10-3 22:48
因为你没长脑髓，分不清黑白与是非！！！

那你的脑髓就是长太多了。

向日葵9848

清淡飘渺 发表于 2013-10-4 09:41
楼主如果仅仅是无知那还没什么，通过学习可以弥补。如果是故意为之，小哈馒头说的就一点都不过分 ...

小馒头说楼主黑毛，我怎么没看出他黑毛什么来？
能明示一下吗

向日葵9848

清淡飘渺 发表于 2013-10-4 09:56
楼主说：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先哲圣人的思想束缚。你不觉得是个笑话吗？ ...

嗯 这句是不合适，但瑕不掩瑜吧？
我本来就是毛的粉，怎么看了楼主的大作，感觉毛是神了？毛的性格太逆天了。

dashizi

向日葵9848 发表于 2013-10-4 20:38
嗯 这句是不合适，但瑕不掩瑜吧？
我本来就是毛的粉，怎么看了楼主的大作，感觉毛是神了？毛的性格太逆天 ...

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很真实，毛确实是伟人。现在人都不傻，都知道人性的复杂，看人的角度比以前更加客观。有人老想把毛神化，又说不出啥道理来，就大段大段贴没人看的废话，简直是自娱自乐，没任何意义，简直是高级黑。